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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著名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著有《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
兩岸中華經濟的良好表現與新形勢之機遇
亞洲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給這一地區帶來重災與輕災兩極化的影響。其中祖國大陸和台灣的兩岸經濟，幸好屬於少有而難能可貴的輕災區。兩岸在金融風暴的狠打急衝中，在世界經濟廣泛面臨危機之下，尚能維持經濟穩定和高度增長，比起包括日朝韓在內的眾多重災國家與地區之困境，成績特別優異，是一次兩岸中華經濟力量的良好表現。
然而進一步透視，則經濟危機對兩岸的經濟影響卻有所不同。最象徵性的事例就是人民幣維持不貶而台幣則貶值四分之一，兩岸改採取的抗災策略迥異，之後的對外經貿表現也不盡相同。一樣是輕災區域，在這一段期間，祖國大陸提升國際政經地位和形象於屹立不搖之中；而相比之下，台灣經濟侷限於狹隘的迴旋空間，沒有餘地。
這一次經濟危機，不但將兩岸經濟的先天條件和後天構造性特點突出，而且也把兩岸之間經貿力量的消長表露出來。祖國大陸經濟的總體力量與影響力業已遠遠超過台灣一步，是兩岸經貿逆轉形勢的一大轉折點。而這一個轉折，意味著兩岸互補關係新階段的來到，勢必將帶來兩岸經貿協作之新形勢。兩岸實現「三通」，進一步互補協作的需求更加迫切，兩岸中華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腳步必將邁進一大步。
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兩岸經貿交流為防災奠定基礎
經濟危機對祖國大陸和台灣經濟的影響之所以輕微，其近因主要來自兩岸都具有外貿順差大、外匯存底多、外債結構好以及健全的金融管理制度之優越條件。先說祖國大陸，從90年代以來，外貿年年有近百億美元順差，這兩年都超過400億美元，外資又源源流入。結果，目前擁有約146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僅次於日本，居世界第二。外債大約1400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只佔12%，結構健全。金融外匯制度進一步改善，從1996年底取得IMF 第八條國家資格，亦即國際收支的經常賬匯兌完全自由化，而資本賬項目的收支尚保留管制，逐步開放。因此，祖國大陸具有充分能力和條件對付國際短期投機資金在外匯市場抄飆，無隙可擊。考其遠因，無疑是祖國大陸改革開放20年來，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9.9%所帶來的輝煌成果。
再說台灣，80年代，外貿端賴與美日三邊連環，即年年從美國市場獲得上百億美元順差來平衡對日逆差，並積累剩餘外匯。90年代，擴大對祖國大陸輸出，外貿結構轉型為四邊連環，即由祖國大陸市場賺取上百億美元順差來支付對日上百億美元巨額逆差，以維持平衡。結果，台灣經常保有800多億美元外匯存底，次於祖國大陸和香港排名第四，外債僅有1億美元(公共外債)。90年代以來，台灣金融外匯制度逐步自由化，但仍有所管制，特別是金融危機之1997年年底以來，對本地法人之遠期無實物交割採取禁止措施。所以對國際短期投機資金之抄飆有一定的應付能力和有效的管理制度。台灣經濟在其有限的先天條件之下，這20年來年均增長率為7.7%，長期持續高度而穩定地增長，厚植經濟實力，是抵禦經濟危機的基礎，其成就值得讚許。
然而，這裡特別要指出這10年來台灣經濟的成就，有重要一部分與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有關。這一段期間台灣經濟所面臨的主要課題為轉型問題，即謀求產業升級，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和進一步拓展經貿。兩岸經貿交流恰好為台灣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有力槓桿。
以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為契機，兩岸經貿交流逐步化暗為明。雖然是間接而單向交流，台灣對祖國大陸出口年年快速增長擴大，從1993年超過100億美元，順差也超過百億美元。假定1998年的順差為150億美元，則這10年來台灣對祖國大陸貿易的順差積累，概算約有1027億美元之譜。同時，台商赴大陸投資隨貿易之擴大而年年遞增，據台灣當局從1991年以來的統計，共有21505件投資，總額129億美元。這一數目尚屬低估，一般的看法為4萬件以上，超過200億美元的實際投資，比台灣投資其他地區的總額180億美元還要多。
以上的數據，儘管精確度有所保留，然其動態確切在表示著兩點事實。第一，兩岸經貿為90年代台灣獲得外匯的主要來源，若無祖國大陸的這一筆大額出口順差，則台灣外貿早已滑落為逆差結構，也無法保有現在的巨額外匯而來厚植金融實力。這一點與韓國外匯短欠受到金融風暴嚴重打擊的情況比較就可一目瞭然。第二，祖國大陸的投資市場成為台灣產業得以順利升級的槓桿。台灣眾多中小企業赴祖國大陸投資開廠，使台灣勞動密集型夕陽產業在祖國大陸繼續生存營利，減輕颱灣為調整產業應付出的經濟成本和社會痛苦，有利於引進高科技彌補產業空洞化而升級。90年代台灣技術密集的電子OEM(品牌原裝加工)產業之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有力的旁證。這些重要事實台灣學術界卻隻字不提，既不客觀也不公平。不過，一般民眾心知肚明，兩岸民間經貿合作有增無減。
總而言之，祖國大陸和台灣兩岸經貿在亞洲經濟危機中所受影響輕微，正是表明祖國大陸改革開放成果豐碩，兩岸經貿交流互補合作有成，兩岸合則兩利之一次具體表現，也是兩岸中華經濟之榮。
人民幣不貶與台幣貶值策略突顯出兩岸經濟特性之差異
從國際經濟觀點來看，一般地說，每一項經濟政策的利害權衡，大致有國際平衡與國內平衡以及內外平衡之3種策略取捨。祖國大陸在這一次經濟危機中，維持人民幣不貶值顯然是採取內外平衡策略之結果，亦即從考慮本身的利害得失以及顧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危機中的困境來選擇人民幣不貶之策略。相對的，台灣則採取內部平衡優先策略而讓台幣適度貶值，以維護本身經濟利益。以下扼要地歸納兩岸策略之長短利弊的要點。
先說人民幣不貶之經濟方面得失。第一，從對內利弊來看，長處主要是有利於保持返債能力，輕減進口成本，安定物價以及支援香港金融體制的安定等4個方面。短處是不利於促進外銷，引進外資，改革國企與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爭取8%增長等4個方面。其中最大包袱為「保8」，除外銷市場極度蕭條之外，國內在遭遇到未曾有過的特大洪災下，要達到此一國家目標，其難度之大，不言而喻。第二，從對外利弊來看，長處是為緩解亞洲經濟危機做出積極貢獻。再說，假定人民幣貶值，則各國幣值難免再貶，勢必加深整個亞太外匯貨幣市場之混亂而不可收拾，結果中國本身也得不償失。短處是中國要承擔吃苦讓利。除此之外，有很重要的非經濟利益考慮，即用於建立國際信譽和改善國際關係。中國為他國承擔讓利吃苦，不但是再一次表示大國負責的態度，而且透過支援港幣連匯美元制，間接協助美元為基軸的國際貨幣制度之安定，從而改善中美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政經地位。總之，大得大失，權衡長短，取諸於內外政經利害之平衡點。這才是人民幣不貶的基本策略所在。
再說台幣貶值之得失，則完全基於優先內部平衡考慮。第一，維護本身的出口和增長。東南亞以及韓國都是台灣外銷的有力競爭對手，這些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逼得台幣不得不貶。第二，護盤股價股市。金融風暴波及台灣的1997年，當初當局為要安定匯率而抬高利率，致使股價下跌，股戶叫苦。堅持3個月後，10月中旬，影響所及不得不考慮台幣適度貶值。第三，政治因素的考慮。執政黨面臨11月地方首長選舉，為選情之利害而操盤匯率安定股市。除此之外，也意識到江澤民將於10月底訪美，操貶時期在10月17日，一週內香港股市受累遽跌。從其時機來看，難免傳出台灣有政治意圖之意測。不過，基本上就是為本身經濟利益考慮，才是台幣貶值的策略本質。
兩岸的不同外匯策略，來自兩岸經濟特性之差異。先說台灣，因為台灣為出口導向型經濟，出口依存高達43%，2200萬人口的內部市場和擴大內需相當有限，要靠外銷才能帶動增長，惟有隨波逐流，選擇台幣適度貶值之策略，別無他途，是以島嶼的小型經濟為依據。再說祖國大陸，人民幣不貶的策略成為世界熱門話題，議論紛紛而莫衷一是，不易為一般人所瞭解，需要進一步探討其深層依據。
誠然，為大力推動國企改革，產生上千萬的下崗和失業人員，為要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有必要「保8」，維持經濟高度增長。然而人民幣不貶何來「保8」？因為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高達20%，舍拓展外銷難求增長，這是評論人民幣非貶不可的基本論調，其實不然。因為祖國大陸有十分遼闊之國內經濟條件，有廣大的國內需求和潛在市場，據此帶動持續增長。祖國大陸外銷絕大多數偏靠東部沿海地區，其中之48%又是由三資企業承擔，出口依存度20%之數值是以名目GDP計算而得，其實偏高。世界銀行評估中國以購買力平價的人均所得，高於名目所得之4倍-5倍，若用4倍計算，則實質出口依存度只有5%之譜。所以中國靠出口來帶動增長的重要性實際上未必很高。再說，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廣大國土的發展中國家。近20年的經濟發展僅確保人民溫飽乃至小康的生活，離富裕水平尚有一段距離。
過去這一段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還有廣大的中西部低度開發地區，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留待開發，需要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地區性分工協作。所以依靠國內貿易和消費投資市場來帶動持續增長的條件和可行性非常之大。這就是祖國大陸的大型經濟之特性。
總而言之，在亞洲經濟危機下，從人民幣不貶與台幣貶值之策略以及其依據中，可看出兩岸經濟結構之特性。此一特性具體地表現在這一年來兩岸經濟動態的消長中。
金融風暴後一年來的兩岸經濟動態與外貿消長
亞洲金融風暴第二年的1998年，是考驗兩岸經濟的一年，也是實證上述外匯策略與經濟特性效應的一年。這裡主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年來兩岸經濟的動態表現。
首先綜觀兩岸經濟概況。祖國大陸交出來的成績單是增長率7.8%，消費物價降低2.5%(迄9月底)，登錄失業率3.3%，糧食生產4.9億噸，農業連年豐收，外資實際投資400多億美元，比前年減少8.9%，出口增長率負0.5%，順差約436億美元。人民幣不貶顯然不利於出口和外資流入，然而外銷尚可持平，在遭遇到未曾有的大洪災之下農業尚能豐收，最後結果幾乎達到「保8」的目標，屬於高度增長，這一份成就實在難能可貴。這裡應該補充說明失業率不包括3.5%的下崗人員，上千萬的待業人員並非經濟危機的影響而是屬於內部經濟改革所產生的問題。
台灣經濟增長率4.9%，物價上漲1.4%(迄10月底)，失業率3.0%(9月份)，僑外資投資25億美元(迄9月底)，比前年減少22%，出口增長率負9.4%，順差59億美元。台幣貶值四分之一，出口尚難保住現狀水平而大幅度減退，秋季以後突然爆發一陣企業財務危機之風波，阻滯景氣，增長率遂於未達到預設目標的5.5%。然而，總觀亞洲諸多國家與地區的經濟都在零增長或者大幅度負增長的情況下，獨有海峽兩岸經濟達成7.8%的高度增長和4.9%的安定增長，此一表現可以說非常優異，令人不能不感到兩岸中華升龍之勢。
在外銷市場蕭條不堪的形勢下，兩岸持續增長的共同點是主要依靠內需。祖國大陸政府大力投資基建和住宅等公共設施。台灣則民間投資大幅度增加帶動景氣。這一次亞洲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內需的重要性。內需的迴旋空間在左右持續發展的走向。祖國大陸之所以能克服難關「保8」，其主要依據就在此。有人說，中國的統計數字不值得信，這種論調自暴淺見無知，不值一理。無論如何，祖國大陸有必要繼續謀求高度增長是客觀形勢的需求所致。不過內需雖重要，但是長遠來看，外銷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視。以下特地從外貿觀點來看這一年來兩岸動態的消長和趨勢。
1998年兩岸的出口，祖國大陸為1838億美元，比前年微增，是20年來第一次持平增長。台灣的出口1106億美元，是1982年以來的一次大幅度出口減少。觀其內容，兩岸的共同點，都是在對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大幅度減退，而以對歐美外銷的增長，尤其對歐洲的大幅度增長來彌補。然而不同點在於祖國大陸在亞洲地區的減少幅度都比台灣小，而對歐美的增加幅度都比台灣大。祖國大陸的外銷優勢，主要在人民幣不貶之下而工資水平與東南亞國家比較尚具有優勢所致。
其次，概觀兩岸的外銷消長之推移，早在1992年就開始面臨轉折。這一年祖國大陸的外銷849億美元，超過台灣的815億美元。從此兩岸外銷之差距逐年擴大，1998年祖國大陸的出口超過台灣大約700億美元，為數不少，台灣的外銷規模僅佔祖國大陸的六成之譜。再看兩岸外貿順差的推移，祖國大陸的貿易收支從1990年開始進入順差軌道，1997年規模猛增超過400億美元，1998年達到436億美元。台灣的外貿，則從70年代以來，長期維持順差，80年代年年超過百億美元，90年代開始減退，維持在60億-70億美元之間，1998年不到69億美元，有逐步滑落之趨勢。
從以上的觀察可以指出兩岸經貿關係有3方面的消長趨勢。第一，由於台商大舉赴祖國大陸投資，生產據點轉移到對岸，台灣的相當一部分傳統勞動密集型外銷產品已由祖國大陸的外銷替代。第二，這一段期間台灣的外銷，則靠升級產業的高附加價值產品之出口來維持增長。第三，由於近年祖國大陸產業，如電子、機械部門的快速發展，與台灣產品在外銷市場上開始形成競爭關係，部分產品在歐美市場逐步取代台灣。其中，象徵著兩岸經貿力量消長的最典型事例就是對日貿易關係。
眾所周知，台灣對日貿易長期一直是逆差，而此一逆差越來越大，1998年達到170億美元，為數相當龐大，台灣始終不能加以改善和擺脫。幸好以祖國大陸的巨大順差來彌補才能維持平衡。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祖國大陸對日貿易基本是順差結構。從1988年以來，祖國大陸對日貿易一直是順差，1989年為26億美元，1997年擴大到203億美元，1998年大約在150億-160億美元之譜。這裡應該強調，日本是外貿的順差大國，除非資源輸出國家不談，無論是先進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日本的外貿收支對任何國家與地區都是順差，惟有對祖國大陸是逆差關係，而其規模相當大。日本從祖國大陸進口商品中製成品佔81%(1998年迄9月底)，日本市場是世界最難打進的地方，可見祖國大陸外銷競爭力水平之高相當可觀。
祖國大陸對日順差和台灣對日逆差都是結構性的。三者之間的連環關係，兩岸定位不同，則台灣的立場有必要以對祖國大陸的順差來平衡對日本的逆差，而祖國大陸未必以對日順差來平衡對台灣的逆差。這一年來，台灣對日逆差擴大而對祖國大陸順差卻減少，總體順差略減或持平。祖國大陸對日順差雖減少，總體順差則再擴大。台灣依賴祖國大陸市場的必要性越來越大而不可或缺。這是市場力量的自然規律。
兩岸中華經濟勢必趨向一體化
這一年來，在經濟危機中兩岸外貿動態的消長，呈現祖國大陸經貿的優勢遠超過台灣。祖國大陸在人民幣不貶之下外銷尚能持平，留有十分迴旋空間，台灣則台幣貶值仍欲振乏力，保不住現狀水平，毫無餘地。這一個動態走向，基本上受制於兩個方面的基礎因素。在發展階段方面，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軟著陸，經濟全面在加速起飛階段當中，而台灣經濟則走到後起飛成熟階段，正面臨產業再次升級的新階段和轉型課題。在經濟結構方面，祖國大陸是大型經濟，台灣是島嶼的小型經濟，條件與特性迥異。正因為是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不同，所以兩岸經濟互補性非常強，協作化的需求很大，合則兩利。經濟危機就是進一層合作的機遇。包括政治問題在內，台灣若不釜底抽薪，徹底改善兩岸合作關係，則只有滑落一路。試問，台灣沒有繁榮的經濟，怎會有安定的政治和久遠的安全感？
台灣產業再升級的涵義，離不開結合祖國大陸市場為腹地的構想。回到台灣當局本身於1995年1月釐定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之基本點，覓求兩岸各種各樣產業的多方面協作關係，建立互補互惠分工的合作架構，早日付諸實踐，這才是台灣產業再次升級和經濟根本轉型的捷徑。此路已開，首先應撤除本身架設的「戒急用忍」屏障，實現「三通」和雙向交流，就可讓「亞太營運中心」計畫落實一大半，誠是事半功倍。特別是兩岸高科技加工製造、貨幣金融、航空海運3方面的提攜合作，各項條件齊備，弩弓待發。據此，未來台灣必然邁向中華經濟乃至亞太經濟的一個副中心發展，大有可為。
總之，台灣經濟的出路捷徑和光明前途在祖國大陸，兩岸中華經濟勢必趨向一體化。這是亞洲經濟危機給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啟示。
（本文原載《台聲》雜誌，1999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