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台灣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台灣建設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除了少數學者與團體加以紀念之外，社會上普遍靜默。換個角度說，台灣社會是以另類的方式來「紀念」馬關傷痛，諸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殖民越久越進步」、台中市長林佳龍以200萬元重豎台中神社鳥居，又如台灣各地不分藍綠執政縣市都投入資源重修日據時期房舍。

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據史料記載，乙未一役台灣犧牲14,000名志士，而日軍僅戰死164人，是台灣50年抗日史血淚的一頁。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另外按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台灣歷史上真正的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劉進慶教授曾以這樣的的比喻，來形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如今台灣朝野只紀念（美化）殖民者的掠奪，卻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荒謬的史觀令人費解。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卻建省130周年，這些反而都是台灣的光榮歷史。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本文原載《觀察》21期，2015年5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為原題原文）

我的抗戰，他的終戰

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圖為2013年高雄市政府舉辦的「815終戰紀念儀式」。（網路圖片）

歷史是有重量的。這個看似「主體性」高漲的時代，歷史常被舉得高高的，但裡面卻是空洞、虛無的。近來許多人對歷史誇誇其談，例如網上就流傳一些帖子，有的說袁世凱是愛國的，有的則說中國歷史根本沒有元朝和清朝兩個朝代──這些文章的內容多半胡亂嫁接史料，再輔以似是而非的推論，不值一哂，認真就輸了。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島內這股詭異的歷史翻案風吹到了抗戰勝利之上。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台灣官方已經夠不當一回事了，現在又有一股力量在鼓吹顛倒是非的「台灣戰敗論」。其中最不遺餘力的就是《自由時報》，還有所謂的「公民論壇」煞有其事舉辦沙龍來討論台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

形形色色的「台灣戰敗論」邏輯很簡單，作者不論是高中生、研究生或是大學者，他們主張日據時期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戰爭末期台灣還遭到美國聯手盟國中國的空襲，因此台灣是戰敗、受害的一方，不該紀念抗戰勝利。當代某些台灣人自豪於戰敗、自甘於當日本人，往前回溯包括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取消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更早還有一批「本土派」台史學者把抗日烈士定義為「土匪」。

「台灣戰敗論」對於不解歷史事實的人相當有吸引力，因為它「政治正確」。但這個論調卻倒果為因，故意把兇手當恩人，分不清加害與被害。首先，若沒有日本對外侵略、殖民與擴張，怎會引來反抗與報復？錯，當然得算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頭上。其次，正因如此，二戰的同盟國對日據台灣的轟炸，打擊的是日本統治者，而不是台灣人民。

日據下的台灣人民飽受壓迫，從作家賴和的《南國哀歌》可見一斑：「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兇惡的他們忍相虐待，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原住民的處境更是悲慘，如同洪棄生詩作《聞日軍搜山感賦》所描繪：「乾坤長肅殺，海上戰爭多。蕃隊日鳴砲，山民夜枕戈。炎崑糅玉石，覆卵掃巢窠。世界今如此，蒼生且奈何！」日據台人以反抗來掙脫日人鐵蹄，甚至有5萬台胞前仆後繼內渡祖國參加抗戰。當下日本右翼政權正極力扭曲侵略歷史，台灣人非但無感，卻反過頭來指責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如何對得起這片土地上的先賢先烈？

日據時代，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蔑稱台灣人為「清國奴」，實行民族差別待遇，台灣人連日本國民都不是，充其量只是殖民地的二、三等人。就算處於皇民化運動之下，1942年只有1.2％的台灣人改為日本姓氏；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皇民化家庭也不過才佔3.5％，多數家庭冒著風險偷教子女漢文漢詩。所以蔣渭水理直氣壯地正告日本檢察官：「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林獻堂也說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做的一切，「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台灣光復到今年屆滿70年，台島上空的皇民幽靈不減反增，日人口中的「清國奴」如今懷念起那50年充當「國境之南」的年代，要「尋找台灣的美好年代」，還要「重拾城市光榮感」。

日本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曾如此評斷日據台人：「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歷任日本總督若還在世，看了當今島上誓當日人的激情表態，他們肯定跌破眼鏡，頻頻搖頭後悔自己高估了「清國奴」。

「台灣戰敗論」的層出不窮，一方面體現了台灣文史教育的嚴重問題，歷史正義是非不分，與侵略殖民者站上同道，踐踏台灣先民，侮辱台灣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另一方面更說明了，長年以來台灣的統治階級，以及附屬於其下的教育系統，以盲目的「台灣主體性」做為外衣，掩藏其讓台灣永世為奴的政治企圖。

日據台人視日本殖民統治為「恥政」、「死政」，挺直腰桿拒當「清國奴」；而現在台灣卻有一幫人認賊作父，搶當「三腳仔」。孔子曾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啊，一時忘記，孔子對「三腳仔」而言是外國人，看不懂其中的含義。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6期，2015-04-29出刊）

我在台灣看「抗日神劇」（原題：別拿惡搞來紀念抗日）

最近，大陸廣電總局要對「抗日神劇」開鍘，宣示對抗戰劇嚴格把關、寧缺毋濫，過度娛樂化不得發證。上個月底，我在台灣一份標榜「台灣優先，兩岸第一」、強調「認識中國大陸，掌握世界未來」的報紙《旺報》（《旺報》與《中國時報》都屬於台灣的「旺旺集團」），看到一篇台灣大學學生蕭昱遠先生的大作〈抗日神劇何時休？〉，這個標題立馬吸引了我的眼球。

文章說：「近年大陸『抗日劇』有越來越誇張的態勢，不忍卒睹」，「網上流傳的抗日劇橋段，有些對白荒誕不經，令人發噱，如『我爺爺9歲時被日本人殘忍地殺害了！』、『八年抗戰開始了』等，這些可笑的對白，放在抗日劇中，實在過於離譜」。接著，作者替大陸抗日神劇定調：「由於大陸民族主義氾濫，彷彿只要能同仇敵愾，即無需考慮內容的正確與否」，並在文章結論向大陸喊話：「如此一來，『抗日』的莊嚴意義，將有在民間逐漸淪為笑談之虞，而失去對『抗日』受難同胞的追思與紀念。吾人對此理應正視，別讓胡鬧的劇目毀了歷史真實意涵」。

讀完這篇文章，我想起曾在網上看過類似帖子，當時就覺得有些奇怪，那些宣稱從「抗日神劇」截取出來的電視畫面，感覺對白字幕是被人修改加工上去的。在網上一查，果然已經有人做出考證，騰訊歷史就刊出諶旭彬先生的文章〈抗日神劇「雷人台詞」的真假〉。按照諶先生的查證，被人配上「我爺爺9歲時被日本人殘忍地殺害了」字幕的截圖，出自2010年的電視劇《抗日奇俠》，劇中女主角的身世設定是「父母和姐姐慘遭日軍殺害」，那麼對白怎麼會出現「爺爺」呢？而被人配上「八年抗戰開始了」字幕的截圖，則出自2012年的電視劇《中國騎兵》，但比對之後發現該劇並沒有出現這句「神對白」，有可能是2011年劇組所發佈的高清劇照讓人動了手腳。

眾所周知，「抗日」是大陸電視劇萬年主旋律之一，數量一多質量自然參差不齊，更何況許多雷人的抗日神劇，還出自於港台導演之手，成為大陸觀眾與網友惡搞嘲諷的對象。如同台灣八點檔本土劇，一拍動輒上千集，其中也不乏荒誕不經的劇情，像「老奶奶聞了明星花露水就變身為少女」成為一時熱議的話題。而台灣長期以來拍不出像樣的古裝劇，也非什麼新鮮事，不管劇情設定在什麼朝代，人物穿著都是一樣。台灣再拿大陸的抗日神劇（或是被惡搞的內容）來說嘴，實在沒什麼必要。

近年來，大陸電視劇拍攝質量有目共睹，大陸電視劇與綜藝節目對台灣的「逆襲」，也是近來不斷被討論的現象。早在《後宮甄嬛傳》與《武媚娘傳奇》在台熱播之前，《三國演義》、《康熙王朝》等古裝劇便已風靡寶島。大陸觀眾對自己出產的電視劇，有這樣那樣的非議，當然很正常，就像台灣觀眾永遠不滿意台灣拍出來的電視劇。但在愛國主義傳統被踐踏、抗日歷史被遺忘、還要追索日本殖民「美好年代」的台灣，觀看大陸的電視劇格外意義深遠。例如以國共地下鬥爭為背景的《北平無戰事》，以及改編自莫言原著小說的《紅高粱》，都是內戰、抗戰主旋律下拍出的佳作，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其中《紅高粱》片頭即稱「本劇謹獻給抗戰勝利70週年」，結合了文學改編與抗日民族主義，讓觀眾感受到「家」與「國」是如何融為一體來面對外敵入侵。

我無意替抗日神劇背書，更非否認抗日神劇的存在，但有人拿純屬惡搞的圖片來指責大陸，也太說不過去。一直以來，由於台灣社會的反共情結使然，始終以「獵奇」的心態看待崛起中的大陸，愈不正常的事被當成愈正常，不須查證就可以大做文章。有人拿大陸網友惡搞的「抗日神劇」圖片，義正辭嚴地批評大陸侮辱了抗日的莊嚴意義；還有一位在大陸某所大學任教的台灣學者，一本正經地對「抗日神劇」做文化研究式分析，看似嚴謹的評論，其實目的不外乎推導出調侃、戲謔般的結論：「『中國』的對日情感或許是如此：日本侵略一事自然在歷史帳上大記一筆，但，此事又可化為電視劇的印鈔機。」

除了惡搞的抗日神劇被拿來「教訓」一番之外，關於大陸的各種謠言在台灣不曾斷絕，台灣記者坐在電腦前面抄抄微博的「鄉野奇談」就可以放大為「新聞」，台灣看待大陸的心態還停留在「傳說時代」。早先台灣流傳過一則罔顧事實的帖子，大加嘲笑大陸把《螞蟻雄兵》譯為《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螞蟻革命史》（實際譯名與台灣相同）、《海底總動員》譯為《海底都是魚》（實際譯名與台灣相同）、《捍衛戰士》（Top Gun）譯為《好大一把槍》（實際譯為《壯志凌雲》）；還有新聞報導指證歷歷，稱大陸民眾把對日本的氣出在一條秋田犬身上，活活把它打死。這些建立在刻意扭曲事實、誤導閱聽大眾的素材，非但無助兩岸交流，更是增加彼此成見的助力。

台灣其實是不斷在把自己邊緣化，因為不敢對日本政府「保釣」，就乾脆提了一個左右討好、詞藻美麗的「東海和平倡議」；因為失卻了民族氣節與共同史觀，就乾脆大罵對岸扭曲歷史。台灣對大陸的誤解與對立心態，遮蔽了原有的歷史紐帶與現實連結，反倒以旁觀者的立場來看待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彷彿這些重大歷史紀念日與己無關，只在意誰才是「正統」。「抗日」是兩岸人民共有的歷史記憶，說明了兩岸的一致性遠高於差異性，繼續區分你我就是在否定自己。好吧，既然要談真正的史實與歷史正義，那麼請先呼籲台灣政府將台灣光復節恢復為法定假日吧。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27）

穹頂之下的人與政治

（網路圖片）

大陸媒體人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聚焦中國大陸的霧霾空汙，成為一時的話題，台灣也不例外。其實台灣觀眾對《穹頂之下》的內容應不陌生，早在2006年就有美國副總統高爾參與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還有2010年陳文茜製作的《正負2度C》，這三部片無論在主題、手法與宣傳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保護家園是人類最素樸的關懷，但當我們轉身去看這三部片背後所透露出的脈絡時，不只是有「環保」的單一論述，還包括了大陸學者呂新雨所指出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我無意去論爭柴靜其人其片，但我們必須理解環境議題不能只有「加害」與「受害」的二分法，抽離人、資本、政治與歷史之後，環境就成為真空的存在。以台灣的經驗為例，環保運動可以上溯自80年代的黨外時期，當時以左翼力量主導的環保運動正是看到問題背後的核心在於跨國資本的壟斷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地區的公害輸出，因此將抗爭的對象上升到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及至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台灣，政府不斷「去管制化」，「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被長年盤據政經高位的親西方官僚菁英引進島內，致使思考與行動不斷的個人化、零碎化。環保運動抗爭的對象與底線只能隨之退縮，單一的個人被環保道德所綁架、囿限，而真正在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資本家反而全身而退。

台灣運動的經驗恰可說明，環境問題不可能脫離內外政治的影響，缺乏政治思考的環保運動只能淪為宗教式的自我催眠。對內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兩難其實是一個圈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要壓制開發中地區向上爬而設的路障。要破除這個迷思，長年被台灣學界忽略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他的理論就顯得格外有價值。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烏托邦，要確保市場合理的運作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國家的干預其實是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條件。波蘭尼也認為當一個國家往自由市場急速轉型勢必會造成災難與破壞，同時就會激起社會以自我保護為目的的反向運動，並且體現在國家的立法手段，保護人與自然環境不受到傷害。波蘭尼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發展與環保並非相斥的，關鍵在於一個不受資本左右的國家對社會進行保護。

卡爾．波蘭尼（網路圖片）

走不出新自由主義框架的台灣，信仰「小政府」（太陽花之後「無政府」傾向更是甚囂塵上），對於波蘭尼的理論肯定不屑一顧，此時或應理性虛心地看看大陸近年來的對策。大陸2011年出台「十二五」規劃，特別增加了氣候變化指標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大幅降低碳排放、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森林覆蓋率；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今年1月便實施被譽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宣示以最嚴格的法律應對最嚴峻的形勢。不可否認大陸的環境問題還很嚴重，但大陸的環保投資佔GDP比例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台灣對於大陸霧霾空汙或有非議，但大陸以國家公權力在落實綠色轉型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外而言，「碳政治」已是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人類的穹頂只有一個，穹頂遭受破壞絕非一時一地使然。回顧歷史，自1800年至2010年北方國家（美國、歐盟、日本等）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都超過全世界總量的一半，但當前矛頭卻指向發展中的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這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指責。大陸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曾明白揭露，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就是陷阱，他們定了一個大蛋糕，並且自己先切走其中最大的一塊，剩下的一小塊再分配給佔世界人口多數的其他國家。

中科院院士丁仲禮（網路圖片）

丁院士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他說環境問題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環保最終取決於文化與文明的包容性，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面對自然環境，沒有人應該享有特權，與西方帝國主義並肩而行的口水謾罵，失卻歷史與政治的視野，完全無助於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4期，2015年4月1日出刊）

共尋歷史記憶是兩岸當務之急

兩岸歷史命運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光復70周年。這兩個70周年並非偶然，恰恰說明了在中國近代史的視野下，兩岸歷史命運的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的擴張與殖民，兩岸都是重災區，任何一個人都脫離不了歷史帶給兩岸人民的考驗，因此大陸人民不只抵禦著日本人的砲火，同時更致力於台灣光復；而台灣人民不只反抗著日本殖民鐵蹄，同時更曲線救國、參與抗戰。按理說，兩岸人民對於這段歷史應該感同身受。

正值重要歷史紀念日之際，兩岸卻因為「張靈甫」而又掀起誰是抗日「正統」的爭議波瀾，讓人誤以為時間還停留在「漢賊不兩立」的年代。張靈甫到底是不是抗日名將，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相較於當年日本給中國帶來國破家亡的傷害，中國大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曾為保家衛國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兩岸之間的對抗，並非來自人民的仇恨，而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難題，也唯有歷史才能解開這道難題。一旦兩岸之間共同的歷史記憶被尋回，以歷史進行對話，那麼再大的誤解與對抗不過都是滄海一粟。

歷史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要面對現實。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值得大加紀念，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中國人民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一路上在荊棘中從匍伏前行到昂然闊步；另一方面則是當前日本右翼不願記取歷史教訓，再度蠢蠢欲動，挑釁生事。大陸將在今年舉行閱兵，盛大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要耀武揚威，而是要藉此向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喊話，呼籲他們正視歷史事實與正義。大陸即將舉行的大閱兵也非突發奇想，包括去年底舉行的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在內，一系列的舉措都能說明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反省歷史以安定內部、並維護區域穩定的決心。

與此對比，駐防台澎金馬的「國軍」是「中華民國國軍」的簡稱，這支軍隊經歷了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而如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卻淡化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台灣的國防部除了推出猛男美女桌曆之外，不是把大陸當成唯一假想敵，就是在跟大陸爭誰是抗戰的「正統」，發言人甚至親上火線高聲批評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抗戰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是某黨某軍的專利，台灣政府至今避談兩岸歷史連結，以畏首畏尾的態度面對重大歷史紀念日，在美日強權擴張與歷史大是大非之前選擇噤聲不語，在同民族的大陸面前卻又趾高氣揚。台灣官方如此「爭正統」的心態反而親痛仇快，與侵略者殖民者站上同道，淪為令人不齒的「皇協軍」。

伴隨著歷史淡化而來的結果，就是對歷史是非的顛倒，在台灣集中表現在不假思索、毫無批判地謳歌日本殖民統治，因此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與高漲只是表象，其本質則是脫離民族母體的高度「附庸性」。馬英九讚揚八田與一、柯文哲說「華人地區接受殖民愈久愈進步」，或是一位台大法律系的學生投書《旺報》指稱：「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灣的恩人」，其實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所言「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是同樣的脈絡，都是抽離歷史之後的價值判斷產物。藍綠獨與反共反華人士，在缺乏文化根基、失去歷史視野的情況下，只能接受西方價值體系「文明─落後」的二元劃分，「文明」讓他們感到幸福與優越，「落後」則讓他們感到自卑與輕蔑。「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並不符合跟隨西方腳步「現代化」的自我想像，當然被這個社會掃進歷史灰燼之中。

近日一位歷史學者在新書發表會上歸納出她的研究心得：「中國歷史的迷思是始終覺得自己被欺負，等富強時要欺負回來；台灣歷史則是始終悲情，覺得自己被不斷拋棄。」她的總結或許代表了台灣社會的主流認知，但卻是「反歷史」的，無助於兩岸人民和解。兩岸之間現在最需要的，其實是攜手挖掘出共有的歷史記憶，站在共同的文化與歷史基礎上化解歧見，消弭心中對立與衝突的種子。而今年適逢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正是絕佳的時機。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2期，2015年3月4日出刊）

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

《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右）、作曲者聶耳（左）。（網路圖片）

2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載〈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作者何明國先生提及：「這首歌雄壯而豪邁，而且節奏鮮明，很有氣吞山河的革命氣概，抗戰期間傳唱大江南北」，肯定了《義勇軍進行曲》對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鼓舞。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當時也傳唱到台灣，是一代台灣青年重要的歷史記憶。

日據之下的台灣青年體會到「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此前後約有5萬青年「曲線」內渡回大陸延安、重慶，參加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運動。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島內興起「學國語」熱潮，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當時台灣青年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對當時台灣青年來說，《義勇軍進行曲》不只簡單易學，更重要的是這首歌貼切反映了台灣人對於甫脫離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直接感受。

抗戰末期在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其公子蕭開平先生2009年曾撰〈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蹟〉，文章提及：「（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同時也體現在當時人民所自發的運動。根據作家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與訪談，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指出：「（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1940 年代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浪潮傳到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為抗議發生在日本的「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1947年1月，台灣學生組織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回憶，《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迴盪在隊伍之中。

兩岸之間現在需要更多的歷史連結，而非對立。《義勇軍進行曲》見證了兩岸之間共同抗日、追求進步價值的歷史記憶，也象徵了在近代中國歷史視野之下兩岸的分合。《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與禁斷，是刻意被湮沒的另一半台灣史；與台灣問題一樣，也是歷史與霸權外力介入之後的結果。日前兩岸對於抗戰史的認知又起波瀾，而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不只是大陸國歌，它所蘊藏兩岸歷史脈絡，恰可做為兩岸透過歷史進行對話的橋樑。

（本文原載《旺報》，2015年2月10日；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占中終須回到一國兩制

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

10月28日是香港占中的「滿月」，隔日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再隔天，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占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

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似以行動佐證鄧小平當年的話：「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定有《港澳關係條例》，對港事務非由外交部管轄，而由行政院陸委會專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港台兩地學運性質的判斷令人費解。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占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占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占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大陸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占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占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占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占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占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

占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形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1-05；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本文為精簡版；全文將以〈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為題，刊於2014年12月號《海峽評論》。）

黑箱的不只是台大利他獎

10月27日《中國時報》載石之瑜教授大文〈頒獎林飛帆 利他反害他〉，石教授從台大利他獎的頒發與林飛帆出席領獎，論證「黑箱是假議題」，甚至直指林飛帆個人的誠信問題。  

三一八太陽花運動雖已結束，但影響仍在蔓延，各式紀錄、紀念、頌揚太陽花的書籍與紀錄片，正在市面上暢銷，而島內學術單位也以各項名目助太陽花「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一臂之力。  

反黑箱與監督條例是太陽花的兩大訴求，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運動及其領導群，事實上既不反箱，當然更不受監督。從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那一刻開始，包括領導、路線、組織、決策等各方面，都足以說明這場運動本身就是最大的黑箱。待在立法院內的領導核心，與院外被他們號召出來的群眾無疑是兩個世界，帶著滿腔熱血走上街頭的青年們，其一言一行與一舉一動只能被院內寡頭壟斷。參與的群眾沒有對領導核心「公民不服從」的機會與權利，更侈言任何的監督；再加上社會的集體氛圍，相關的議題無法激辯交鋒，最終動員出來的是表面上的熱血與正義感。  

當太陽花領導人對著台下群眾講出：「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我們都不想！」之時，便宣告這是一場高度排他的鳥籠運動。太陽花為認同與支持者的思想設定了框框，只要逾越，就該受到批判與霸凌──十足的白色恐怖邏輯。當這場運動及其領導人在實踐上都否定了他們的信仰，在道德上便無「利他」可言。  

接續太陽花而來的九二八香港佔中，是港台兩地聯合反中的「南方聯盟」的進一步實踐。佔中行動舉著「公民提名」的「真普選」大旗，只有認同佔中的港人才有資格被認為是「公民」，而其他支持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或是超過百萬連署反佔中的港人，不只無法被稱為「公民」，甚至連做為人的基本意義與尊嚴，都有遭受質疑與踐踏的危機。  

因此，港台南方聯盟近半年來分進合擊的街頭行動，都屢屢暴露出自身的虛偽。「反黑箱」的並不反黑箱，主張「公民普選」的在否定與推翻別人的公民身分，他們都不是在衝撞現行體制，反而是鞏固現存矛盾的擁躉者，這是最大的諷刺。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0-31；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一部長之下台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網路圖片）

最近兩岸學術界都起了波瀾。北京大學校方打算設立「燕京學堂」，招收海內外學生修習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全英語授課，還打算將歷史悠久的「靜園」做為外國學生宿舍，從而引發北大師生、校友的高度反彈。相關的爭論已經把層次拉高到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學」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全盤移植，也有兩位英語造詣極高的學者批判北大是對「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一海之隔的台灣，則是教育部長因論文「掛名」風波而下台，矛頭都集中針對蔣偉寧個人的操守，當然其中夾雜更多的是對於國民黨官員的反感與不信任，走不出台灣政治藍綠對立的框架。某位剛升等副教授的學者，他對此事的批評僅止於部長下台的空窗期害他拿不到副教授證書，「無比荒唐」。

老實說，部長下台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目前看來只滿足了反馬與反國民黨人士，而對於「掛名」風波所揭露台灣學術界的積弊陋習毫無撼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學者經過苦心研究結晶而成的論文卻需要掛上別人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看似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回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本質，才能為當代台灣學術界「正本清源」。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除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高度附庸於美國之外，美國也通過美新處、高額獎學金等機制與手段，吸納台灣本地人才，使其視美國為學術研究最高殿堂，遂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的誕生與流傳。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子自美國學成返鄉，喝了可樂再也無法回頭喝白開水，將西方的學術及研究方法全盤複製回來，不只是使台灣淪為學術殖民地，同時也掏空原有的文化根基，將思想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拱手讓人。

這些自美國返台的學術精英，把持了台灣人才的養成系統，為了讓台灣學術研究與美國「接軌」，以商業管理邏輯取代高等教育應有的人文素養，不惜自我殖民，將美國學術文獻資料庫SCI、SSCI奉為圭臬，致使學術人才拚命發表英文論文，就算是中文寫作，內容也充斥著西方思維。同時，為了爭取進入以西方學界為主的高校排行榜，紛紛出台「頂尖」、「卓越」、「百大」等計畫，大量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不分良窳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完全喪失高等教育應有的高度與氣度。

在此導向之下，就算台灣學者能夠熟稔地運用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卻使得學術研究走向過度的專業化、零碎化與刁鑽化，重量不重質，研究成果追求輕、薄、短、小、快，完全與本土社會脫節，學術研究無法回饋於社會，成為象牙塔內學者所壟斷的知識特權。以政治學界為例，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主流跟風於西方，西方熱衷於半總統制的研究，台灣學界就投入半總統制研究，以西方的研究途徑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議題。兩岸關係的研究亦是如此，大量西方理論與數學模型，取代了兩岸之間的歷史、思想、文化與法理，無怪乎台灣問題更加難解。

台灣學術實質上是服務於西方學界，此即陳映真所批判的「台灣美國化改造」，形成對美國的屈服構造。陳映真指出，包括英語使用在內的「屈服機制」，「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被改造為「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最終「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一百餘年來，兩岸的高等教育雖歷經變革卻殊途同歸，大學校園淪為留學補習班：「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繼續留學」。

蔣偉寧下台了又如何，我們的學術與思想仍服膺於「唯美主義」，喪失更高層次的文化與文明戰略──借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終究只是「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

日本軍事擴權，台灣無動於衷

面對中國大陸，「台灣主體性」、「台灣的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喊得震天價響，中國大陸被當成威脅、恐怖、暴力的來源，必須誓死抵抗。但是當真正挾武力擴張自重的霸權正在死恢復燃之際，台灣的媒體與社會卻又一片噤聲，靜默得令人毛骨悚然，原來虛假的「反霸」外衣已然褪去，骨子裡唯一根深柢固的「反中」立場無所遁形。對了，還不能說他們是「反中」，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民主、自由與人權。

7月1日香港泛民、反華派主導的大遊行，讓台灣島內親美獨派興高采烈，拉著香港人一起「反中」，甚至有青年領袖直接飛赴香港，企圖在「南方聯盟」的英雄名單中搶佔一席之地（後來他被港府拒絕入境，遣返回台反而成為他政治資歷的「光榮」紀錄）。

就在同一個時間，日本政府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指出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決議出爐前，一名男子在新宿車站南口天橋鋼架上自焚表達抗議（這則消息被日本媒體「和諧」處理），與此同時超過萬名日本民眾走上街頭，高喊著「打倒安倍內閣」、「反對法西斯主義」等等。此般場景看在爭當「國境之南」的台灣民眾眼裡，毫無感覺，而《自由時報》甚至沾沾自喜地以斗大的標題寫著：「安倍內閣恢復集體自衛權，台灣若遭攻擊，日可出兵相救」。李登輝更是喜形於色，他說：「日本解禁自衛權後，中共就會比較乖」，「日本也應成立『台灣關係法』，讓台灣有安定機會」。

《自由時報》因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得意竊喜（網路圖片）

當年日本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引發戰後日本最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即著名的「安保鬥爭」。時至今日，包括琉球（沖繩）在內的日本民眾，也持續在反對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而早在1945年即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至今卻有人不斷嚷著要美國與日本把台灣劃進安保範圍之內。

自從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之後，形同美國殖民地的日本右翼政府，不斷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布署，從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到決議恢復集體自衛權，無一不是在破壞東亞的和平穩定，挑釁生事，埋下戰爭因子。日本右翼反動政治勢力，正在召喚冷戰幽靈，企圖打造「亞洲北約」，與美國聯手對抗中國、分化兩岸。

解禁集體自衛權，遠非日本內政範疇，不只牽動著美日霸權在東亞的軍事擴張，更深刻影響著台灣的何去何從。此前，日方正處心積慮地學習美國制訂《台灣關係法》；無獨有偶，日本最近推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台灣也被包含在內，表示未來5年日本有可能出售防禦性武器給台灣。另一方面，眾所周知，美國所主導的TPP，不是單純的經濟夥伴協定，伴隨而來的是美國對外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與控管（當然美其名為「軍事合作」）。不懷好意的日本政客以「台灣經濟不能過度倚賴中國」為由，鼓吹台灣加入TPP，說穿了，無疑是拉攏台灣與日本共同打造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前哨基地。在此背景之下，無怪乎美國喜出望外，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Marie Harf）熱情地表示：「我們歡迎日本政府關於集體自衛權和相關安全事務的新政策。」

韓戰以降，由於經濟依附性所帶來的政治軍事附庸性，使得台灣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長年以來，美國靠著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訛詐，日本正在如法炮製，台灣做為美日新殖民地的角色愈趨明顯。再加上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自甘為「霸道鷹犬」的台灣被推向戰爭邊緣而不自知，還沉浸在一片「反中」的情緒動員之中。

台灣社會運動前輩林書揚在解讀戰後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與兩岸問題時，曾提出這樣的看法：「台灣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功利價值觀，現時超過歷史的傳承意識，超過民族的大義和感情。」當前主導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缺乏的就是歷史視野（或者說只有「台灣國」視野），從而對日本軍事霸權無動於衷，甚至張開雙臂熱情擁抱。既然台灣朝野對大陸同仇敵愾：「台灣的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那麼就該回首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警惕，七七抗戰、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今年又是意義重大的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

就算台灣人積極地不想做中國人，但也別忘了台灣抗日50年的傷痛，以及抗日志士的血淚。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7-04）

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

范麗青（網路圖片）

蔚藍的台灣海峽彷彿有種力量，讓大陸的人事物傳播到台灣島之後都會產生質變，從而引發不必要的軒然大波。

針對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在上海所稱「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回應：「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范麗青把前提與結論都說得非常清楚，既符合兩岸的法理定位，亦未逾越馬政府的「九二共識」底線。但這段話傳回台灣卻被濃縮扭曲成：「台灣前途須由全中國人決定」等12個字，不只挑動了台灣民眾敏感的國族神經，也開啟了藍綠政客的表態秀。

民進黨的態度不言可喻，發表聲明稱：「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總統府以書面回應稱：「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由台灣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有意挑戰大位的朱立倫也回應：「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經過「反服貿」運動洗禮，躋身為「英雄」之列的陳為廷與林飛帆當然也耐不住寂寞，一個嗆聲「干你屁事」，另一個則批評國台辦是在「自慰」。

看似歧異頗深的朝野藍綠，全部臣服於「2,300萬」這個至高無上的數字。面對大陸，藍綠難得同仇敵愾，其中國民黨最有問題，一邊喊著憲法，一邊又嚷著「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豈不精神分裂？某些人動不動就抬出「我是台灣人」，做為裁決一切的圭臬。沒有人會否定自己是台灣人，但問題在於把一切問題都化約成「台灣人」就是萬靈解藥嗎？

1981年台灣總人口為1,797萬288人，當時已經開始流行「台灣一千八百萬居民的幸福」、「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願望」等口號。陳映真在1984年3月號《夏潮論壇》發表〈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他觀察到：「不但黨外叫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願望，國民黨也叫『一千八百萬』人的自由與幸福。尤其有趣的是美國也說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和平與幸福云云。」

在這篇文章中，陳映真進一步尖銳地指出：「更極端的一些人反共反到帶著法西斯的味道，反中國反到使用帝國主義的語言。……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國民黨、美國和台灣中產階級黨外常有相疊合的共同利益，從而有著共同的語言。」陳映真揭開了美麗詞藻背後不可告人的祕密：「從來沒有人認真問這『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特別是涉及政治上的主張時，更應該將人口數字擇在台灣具體的社會生產關係裡去評估和思想[考]，才有確實的意義。……否則，不論國民黨、黨外和美國所提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云云，就是一個假話，至少也是一個空話。」

1984年迄今已經過了30年，除了人口從1,800萬增加到2,300萬，以及「黨外」被民進黨收割、取代之外，陳映真當年的質疑與批判至今仍相當有效。台灣問題不僅受到內部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外部的影響，交相作用之下就會造成內部的矛盾與差異。如果內外部因素全部都可以被排除，那麼台灣問題根本不足以成為問題，不動一兵一卒、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擺脫「中國因素」、台獨順利建國。

兩岸關係從來不只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這一點，其實台灣人心知肚明，否則為何「反服貿」運動一爆發，就有熱心網友汲汲營營向美國白宮「請願」；否則美國在1979年以國內法形式通過擺明公然介入台灣內政的《台灣關係法》，何以無人反對，甚至奉為護身符，張開雙臂熱情擁抱美國對台軍售訛詐。所以，其實連台灣人自己都不相信「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這句空言假話，只要能洗除身上的中國人民族身分，台灣前途是可以讓白宮掌控權力核心的那一個人來決定的。

就算暫時撇開法理定位不談，台灣與大陸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命運是休戚與共的，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是兩岸人民歷史命運的一體兩面，從甲午戰爭、馬關割台、抗日50年，再到台灣光復、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一系列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只是近代中國道路的註腳，更說明了台灣在地理上雖處於中國東南一隅，卻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左右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與發展。

就此來說，中國的前途更是夾雜了不可或缺的台灣因素，在整個中國的視野之下，台灣與大陸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主體。一旦無視法理，又拒絕歷史，那麼面對中國大陸之時，與其呢喃「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還不如高喊「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來得更有威力。

從歡迎張志軍訪台談兩岸關係（另題：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

國航CA185航班在6月25日上午11時30分降落台灣桃園機場，做為1949年兩岸分裂之後首位踏上寶島土地的大陸對台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步出機艙的那一刻，中國兩岸足足等了65年。這一步雖無2005年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訪問北京、象徵國共融冰那般意義重大，卻也代表著兩岸之間官方接觸的檯面化、正常化、制度化與常態化，確實是值得歷史記上一筆的里程碑。

「反中」浪頭上訪台

張志軍此刻訪台，正是在台灣社會「反中」的浪頭上。「反服貿」、「李安不是中國導演」（安吉麗娜．朱莉在上海的發言）、「等你們（筆者按：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台灣藝人陳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的發言）、藍綠政客共同表態「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回應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的說法）以及「國立」風波的一連串事件，都反映了兩岸雖然交流更加密切，但台灣對大陸的反感與不信任度卻攀升到歷史新高；其中對於國民黨馬英九的不滿，也被轉移到大陸的身上。

張志軍來台前夕，因「反服貿」而被當成「神」、躋身為「英雄」之列的林飛帆與陳為廷，發起向張志軍「舉紅牌」、拒絕「張王會」的串連行動。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台灣客社」幾個台獨社團也動員群眾準備到機場抗議張志軍來訪。

「反服貿」以來瀰漫在島內的反中排外氛圍，讓許多人選擇沉默噤聲。有鑑於此，嫁來台灣的大陸配偶，以及台灣幾個愛國團體，包括：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甫成立的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24日下午決定緊急動員，隔天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主任。動員消息發佈出去之後，獲得陸配姊妹熱烈迴響，紛紛報名歡迎從娘家遠道而來的訪客張主任。

由大陸配偶組成的「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與「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號召成員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來訪（張方遠攝）

26日上午10時30分，包括陸配姊妹，以及許多本省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勞工、青年學生約100餘人，聚集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接機大廳，拉起三幅大型紅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娘家來的人──張志軍主任」、「兩岸一家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訪台」、「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並且不斷高喊著前一天大家共同設計的口號：「兩岸一家親，歡迎張志軍」、「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與「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等。

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歡迎張志軍的群眾（張方遠攝）

相較於台獨派的抗議群眾，歡迎陣營是較早到達機場並組織好隊伍的，早就守在接機大廳的島內外媒體當然不會錯過歡迎的陣容，現場連線轉播歡迎畫面。最早發稿的應該是台灣《蘋果日報》，大約上午11時就在網站上發出幾個團體在機場歡迎張志軍的消息，但報導底下將近150則的網友留言則是罵聲與質疑聲一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各不隸屬！我不是中國人！」、「去死！」、「誰跟你一家親？喜歡對岸，游回去啊！」、「直接移民去中國不是更親？」、「我誠心疑惑支持張志軍來台的人是哪來的？」、「兩岸一家親！有人很喜歡被飛彈親」、「誰要跟你一家親啊～什麼毛病」、「我真的不懂……這麼愛中共！為何不要搬去那住啊！浪費時間在台灣不是很可惜」、「這些人長的根本不像台灣人阿」等等。

有歡迎當然也有抗議，由陳水扁時期「國史館「館長張炎憲領軍，獨派群眾趕達接機大廳，拉起橫幅「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但人數寥寥無幾。此後，早已變質為反中反共反華的「法輪功」也來到現場，拉起布條寫著「法輪大法好」，散發「六四大屠殺」、「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鼓吹大陸人民「退黨、團、隊」的文宣。（活動過後，法輪功人士見歡迎隊伍中為數不少的大陸配偶，直接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拿著各色照片文宣向陸配姊妹「宣揚」中共「暴政」。）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張方遠攝）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張方遠攝）

現場齊唱《我們是一家人》

上午11時左右，現場各路群眾愈來愈多，警方以封鎖線與人牆的方式將歡迎與抗議兩陣營隔開。不久之後，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獨派政黨「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率眾到達現場，一行人浩浩蕩蕩，舉著各種標語：「張志軍滾回中國」、「反服貿救台灣」、「統戰匪軍，滾回中國」、「台灣前途台灣人決定」、「保護台灣民主」等，以麥克風高喊「驅逐張志軍」。帶隊的人主要是今年底參選市議員的年輕候選人，身上穿著競選背心，他們成功製造與警方「衝突」，把現場所有鎂光燈都吸引過去。

為了反制獨派，歡迎陣容則相應地喊出「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反對台獨暴力」、「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等口號。

11時30分當機場屏幕顯示CA185航班已經抵達，現場氣氛更是高漲。陸配姊妹不斷搖旗、鼓掌、喊口號，洋溢著思鄉而來的歡迎之情，與同在現場接機的許多愛國群眾自然熱情地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你的家鄉在海的那一邊，我的家鄉在海的這一邊，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也唱起郭蘭英原唱的《我的祖國》：「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

現場歡迎群眾愈聚愈多，不同的團體各自拉著歡迎布條，一向被視為鐵桿深綠的南部地方里長也組織前來歡迎，島內各地的宮廟管委會帶領信眾出現在歡迎隊伍之中，甚至有團體請來舞獅在機場迎接張志軍主任。就此來看，2008年之後大陸對台通過各種交流與政策，對於島內各地方基層組織還是發揮了相當的作用，比如張志軍在台訪問期間，時常可見到地方里長帶著里民出面迎接。不過，這股歡迎的熱情，是否能經過時間考驗，最終轉化為支持兩岸統一的動能，尚無法妄下論斷，還須進一步觀察。

「反服貿」學生領袖串聯抗議

除了機場之外，另外一個戰場是機場旁的諾富特酒店──張、王在台首會的地點。警方當然早在酒店外圍拉起一道封鎖線，但仍然聚集了大批法輪功信徒。而林飛帆與陳為廷所領導的「島國前進」也帶領40-50位青年圍坐在酒店之外，他們穿著寫有「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字樣的黑色T-shirt，手上舉著紅牌、「台灣前途自己決定」、「拒絕假交流之形行統戰之實」等標語。林、陳二人企圖號召群眾衝進酒店，與現場警察發生衝突。

由林、陳二人所帶領的抗議青年，是經歷從2008年反陳雲林訪台而起的「野草莓學運」，到2012年以「反媒體壟斷」為名、以「反旺中」為對象的「反中」運動，再到今年「反服貿」所鍛鍊出的青年生力軍，未來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這批青年將無役不與，影響、召喚更多因恐共反中、對前途感到憂慮茫然的青年投入，將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大的隱憂。

「張王會」在諾富特酒店進行之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與「民主斗陣」的成員於24日晚間先行入住酒店，準備近距離抗議「張王會」。但他們因違反酒店管理規定，遭酒店人員破門而入，這段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Facebook等社群網站也不斷被轉貼，成為「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聯手「獨裁」中共打壓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鐵證」。台灣某著名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即「中國研究」）看了這段視頻而發出「感嘆」：「為什麼每次中國官員來，馬政府就要把人權標準自動向中國看齊呢？」台灣網友更是罵聲一片，有的稱現在回到「戒嚴時期」，有的則稱是「暴力治國」、「中國人當道」。

「馬英九＝中國國民黨＝中共＝獨裁＝暴力」的論述邏輯在台灣社會甚為普及，特別是在青年群體，更是認為中國大陸將與馬英九合作，以暴力的方式強行統一，破壞台灣民主、踐踏台灣人權、傷害普世價值。「反服貿」運動以來，「暴力」的標籤已經根深柢固地被貼在馬英九（以及被認為是幕後黑手的中國大陸）的身上。事實上，當「反服貿」運動喊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口號之時，已經說明了接下來一系列的反對運動在根本上價值顛倒。既然把「革命」一詞喊得震天價響，就應該要清楚地認知到以警察、軍隊為代表的國家暴力機器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體制與民族國家的本質之一。台灣人支持美國以「反恐」為名的「國安」與「維安」制度，也支持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以及對當地居民的「破門而入」（當然無視於美國以「無人機」傷害平民），這一切都因「普世價值」的得到合理化。再換個場景，如果今天是美國高級官員訪台，任何程度與一切手段的「維安」，同樣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裡必須説是，兩岸之間的隔絕對立超過一甲子，當前任何人事物的往來不過都是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小步，不該被過度解讀，更不該以雙重標準對待。

馬英九的政策疏忽

在張志軍訪台之前，台灣社會並未特別關注此事，前些日子反而是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外交」風波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最近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包括眾所周知的「翠玉白菜」）到日本展出，由於日方部份文宣品與門票未在「故宮博物院」前面加上「國立」兩字，引發馬政府強烈不滿，取消馬英九夫人周美青訪日行程，也揚言以翠玉白菜「不開箱」的手段來表達抗議，最終迫使日方讓步，全面更新文宣品，台日繼續「一家親」。

馬政府罕見對日本態度強硬，想借此機會洗刷其「親中賣台」的罵名，展現他捍衛「國格」、「主權」與「尊嚴」的魄力。但馬政府此舉並未得到社會的領情，關心此事的青年把錯都歸咎到馬英九的身上，認為馬政府沒事挑事、破壞台日情誼，推論到最後，凡事都因為台灣不是「正常國家」。

馬英九忘了一件事，所謂的「國格」、「主權」與「尊嚴」對台灣社會而言，只有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才會被想起來，從而搖旗吶喊，其餘面對美國日本的時候，這些東西是被棄若敝屣的。當然，這個風波也反映出完全移植當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台灣，已經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在領導人任期屆滿之前就提早「跛鴨」、信任崩盤，陳水扁到馬英九都逃不過這個惡性循環，就算現在台灣「立法院」最大黨還是國民黨，也難以修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猜忌、對立與衝突。問題在於，台灣社會卻又死守積弊叢生的政治體制，一方面認為是在堅守「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認為這個體制是對抗「獨裁中國」的最佳武器。說穿了，台灣社會的這種矛盾，正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國看守之下所發展起來、藍綠領導人都是美國在台代理人所造成的困境。

張志軍接地氣訪台，推動兩岸發展

回過頭來看張志軍一行為何選在台灣社會「反中」情緒高漲的時間點入島？表面上，這趟行程是基於今年2月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訪問大陸後的禮貌性「回訪」。事實上，經過「反服貿」運動的動盪與震撼，做為大陸最重要對台工作機構的負責人，張志軍更有必要直接入台、面對基層、接上地氣，以實際的接觸檢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成效，實際評估「反服貿」運動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程度，實際感受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對大陸的愛恨情仇，這些都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大陸政府不得不直面的尖銳課題。另一方面，在馬政府兩岸政策停滯在「只經不政」、「只易不難」的階段，提高兩岸政治互信、建立兩岸制度性往來（小至互設辦事處，大至兩岸領導人的見面，再大至《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與落實），都是兩岸關係刻不容緩的議程。

張志軍主任在台灣四天三夜的行程，會見各階層代表，一路上也會看到各種歡迎與抗議，世情冷暖張主任必然感受極深，進一步體會到台灣人民對大陸情感的複雜性。他以雙眼、雙耳、雙手與雙腳體會真實的台灣，對兩岸關係絕對是好事一樁。

張志軍訪台，對台灣朝野藍綠各有衝擊，卻也代表著轉機。對執政的國民黨來說，通過這次機會向島內民眾展現他們敢於在大陸面前「捍衛主體性」，例如張志軍與王郁琦會面時互稱「官銜」；馬英九在不同場合說大陸對台的立場「對台灣是無法接受的」，也說「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雖已正式訪問，並都稱對方官銜，但中共對台軍事部署至今沒變，『國軍』建軍備戰工作不能有絲毫懈怠」。面對中國大陸，國民黨擺足架子，仍然放不下無形之中的對立情緒。

對準備攻取2016年大位的民進黨而言，在不放棄「台獨黨綱」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也深刻體會到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已經回到大陸的手上，堅持「台獨」就是窮途末路，因此沒有大規模動員反對張志軍訪台，而27日張志軍與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見面據報導相談甚歡。（在「反服貿」運動期間，陳菊是少數敢冒大不韙而說出：「若符合程序正義，對台灣有利且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我支持服貿！」的綠營政治人物）。民進黨正處於兩岸政策（黨內稱為「中國政策」）轉型之痛，不只有國民黨的威脅，還要顧及黨內深綠台獨支持者，以及美國日本等強權的壓力，蔡英文所謂的「最後一哩路」恐怕還要走很久。

「兩岸關係」可以分為「小兩岸」與「大兩岸」，前者是台灣海峽兩側的大陸與台灣，後者則是太平洋兩端的中國與美國。局勢已經愈來愈明顯，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受制於中美之間的「大兩岸關係」。就在張志軍訪台期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接受雜誌專訪時露骨地表達：「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她「提醒」台灣：「與中國相處時，要小心、精明一點！」 希拉里對台灣的「告白」，讓許多台灣人感到無比溫暖，認為這是來自美國友人的「善意忠告」。兩岸的問題看來複雜難解，島內高昂的「反中」情緒看來怵目驚心，但其實本質上就是中國力量與美國力量在島內的拉扯對決，美國正通過長年精心栽培的親美政界與學界菁英，力保他們在遠東的戰略前哨，而走在復興之路的中國大陸也自信積極地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其宏文〈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開篇即提及：「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思想事件；不僅涉及到統一與分裂的內政問題和中國崛起與世界格局的國際問題，也涉及到中華文明能否在未來復興的人類前途問題。這其實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因此思考台灣問題首先要從思考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入手。」強世功教授精準地闡釋了兩岸問題之於大陸同時也之於台灣的意義。近代中國歷史可以說是兩條道路之爭，根源於過去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兩岸分斷，同樣是兩條道路的競合。現在已經到了兩條道路的決戰階段，台灣社會激烈的「反中」，其實是在保護美國自韓戰之後在台灣所布置的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外頭包裝為「普世價值」），政治力所操弄出來的「台灣主體性」、「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是維護美國戰略利益的一體兩面。

台灣最終走向何方，最終取決於兩條道路的競爭結果，張志軍訪台只是一個開端，這四天三夜的台灣之行，也應該放在這個層次來思考才有意義。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6-27；刊出題目為〈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小標為標輯所加，內文亦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沒有中國的烏托邦

香港網路媒體《熱血時報》奉陳昇為英雄，鼓吹「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網路圖片）

台灣的空氣中一直瀰漫著一股微妙的氣息，特別是在反服貿的動員與激情之後，這股味道嗅起來更為具體、更為細緻，也飄散的更為普遍。

早在反服貿之前，台港某些知名的文人（或說「書腰達人」）倡議兩地結為「南方聯盟」，甚至不惜以移居的方式促成此聯盟的形成，衝鋒陷陣爭當盟主。4月下旬，一個大陸2歲小孩在香港忍不住內急，家長讓孩子在路邊便溺於尿布，卻演變為一場規模不小的香港反陸風波。隔沒多久，5月11日台灣藝人陳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他同樣翻出「內需」來說事：「等你們（筆者按：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陳昇此話一出，和那個稱大陸人「自以為是」、「兜里的錢只夠上個網」的香港演員杜汶澤都成了南方聯盟的英雄，甚至有網路媒體鼓吹學習他們「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

一個藝人說的一句話，其實不算什麼，問題在於，他的這句話被人追捧，成為至理名言，表示他說出了這個社會的精神現狀。最近在PTT出現了一則廣為流傳的「笑話」，問：「為什麼中國人喜歡在廁所談民主？」答：「因為門都沒有啊！」──這則笑話的發想就源於陳昇的那段「玩笑話」。

肉麻當有趣，當然是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但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人與人的關係不斷被以物做為衡量標準的「文明」來模糊與掩飾。《重修國語辭典》稱「歧視」一詞的解釋是「輕視，以不公平的態度相待」，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台灣這個「多元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所謂「落後」地區的人民，用著不只雙重的標準把他們分類為三六九等。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問題就不只是訕笑、嘲諷與歧視這般簡單，還包括了欺善怕惡式的霸凌與排他，不見得需要真槍實彈、攛拳攏袖的身體暴力，單用語言與思想就有趕盡殺絕的效果。

反服貿運動過後，有網友發起了公民不服從緩繳稅運動，活動開宗明義把憤怒的對象鎖定在大陸學生：「你辛苦的血汗錢幹嘛繳稅後要被馬症腐拿去補助中國留學生？馬英九每個月還補助中國留學生每人三萬元！……公民們！學會必要的不服從！」不只是這個文宣，現在社會上為數不少的民眾仍然以為陸生每月享有三萬元以上的補助，但這個說法只是兩年前政論名嘴在電視節目煽動對立情緒所編造出來的謊言。其實只要動動手指谷歌一下，或用常理判斷，都能知道這個說法的不實性，但問題癥結就在這裡，台灣社會連闢謠的力氣都省了，先入為主地認為陸生等於特權，而如此社會意識在反服貿之後愈趨明顯，讓陸生身上的「三限六不」枷鎖縮得更緊，基本的健康權與工作權只能葬送於政治追殺的態勢之下。

台灣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毫無「中國因素」的烏托邦，對內清洗，對外抗拒，欲畢其功於一役，宣稱是要島國前進。成形中的「島國」，繼承、複製了當年「黨國」的政治肅殺，「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時代記憶，正在熱衷於「懷舊」的台灣島上悄悄復活。幾個「公民團體」正在力推具有準國安法性質的民間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無獨有偶，最近移民署人事搬風，由擅長情報業務的莫天虎接任署長，移民署原來自我期許打造「陸配之家」，如今「查緝共諜滲透」成為其首要任務。與此同時，長年義務提供台灣學生赴陸求學諮詢的夏潮聯合會，也遭到檢調單位移送法辦，主管機關教育部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稱他們的態度是不公開鼓勵台生赴陸就讀。

有學者稱反服貿「這一場學運非常不中國」。他說的沒有錯，因為「中國因素」成為所有問題的代罪羔羊，在海峽彼岸的大陸人民，以及生活在島上的陸生與陸配，全部被包裹進排斥的黑名單之中，「不中國」成為台灣維持「文明高度」的唯一手段。

文明的美國在「重返亞洲」，文明的日本則積極地籌組「亞洲北約」，目標當然是要封鎖野蠻落後的中國。台灣處心積慮要躋身文明之列，所以沾沾自喜於空氣中的那股反中恐共氣息，但這是前進的力量，還是倒退的濫觴？霸凌與排他，就是大家引頸翹望的烏托邦嗎？

捷運事件突顯的社會難題

就在馬英九以「傾聽青年、實現世代正義」為題發表五二○就職六周年演說的隔天，台北捷運就發生了令人遺憾的大學青年砍殺事件。這個震驚社會的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思與檢討，媒體正以鋪天蓋地的爆炸資訊來干預獨立思考，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在Facebook等網路新媒體抒發一己之見，而青年以新媒體渠道介入社會的模式自反服貿運動之後愈趨成熟。

有一則新聞報導雖未被廣泛注意，卻是台灣社會見微知著的註腳。捷運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幾位乘客看到地面的血跡而驚慌地詢問記者：「好可怕，會不會是中國人砍的？」「請問發生什麼事？是不是大陸人做的？」這則報導讓我想起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劉廣定2011年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提到，他接觸的很多學生認為全世界的壞事都是中國幹的。

這種中國盡是壞人做壞事的心態，在台灣社會普遍而微妙的不斷發酵著，反服貿運動扮演的是加快過程的催化劑角色。類似的心態在西方世界並不罕見，社會上比較嚴重的治安案件，民眾很容易就把穆斯林擴大聯想為嫌疑犯，將穆斯林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例如5月21日，美國右翼組織「恐怖主義調查規劃」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刊登以「我們還在這裡、還有自由，但能持續多久？」為題的文宣，內文即指責伊斯蘭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他們認為伊斯蘭破壞了美國價值觀中的「神聖言論自由」。

類似的心態長年寄生在台灣的社會結構裡，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把責任推到台灣島之外，也就是內部問題「外部化」，而通常千夫所指的對象就是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最近前行政院長陳冲的一番話成為眾矢之的，他說台灣年輕人對大陸感到不安，是因為年輕人都看童話故事長大，而童話故事裡「大」常與邪惡掛勾，因此台灣「龐大的鄰居」中國大陸自然讓人感到不安。陳冲的解讀其實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或者是他根本沒感知到問題核心。台灣對大陸的不安並非因為它的大（美國國土面積僅次於大陸，世界排名第四，台灣人卻「深愛」著如此幅原廣闊的國家），這種恐懼、不安與排斥也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長年被建構出來的結果。

過去反共國安體制的時代，一切不合理的事只要掛勾上「共匪」就能被合理化，一旦有人清醒地察覺到這種荒謬，起身抵抗，就得面對遭到肅清的危險。到了解嚴之後的「民主化」時代，政治上發動將兩岸塑造為「文明台灣」對決「野蠻中國」的態勢，李登輝簡單一句中共是「土匪」，或是一句「中共再大也沒有我老爸大」，提著一桶髒水往大陸身上潑去，順手關上了兩岸相互理解溝通的大門。

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之後，「請用文明說服我」的龍應台當上文化部長，社會上滿布著街談巷語，有人說台灣的房價高是因為陸客來炒房，有人說台灣的離婚率居於亞洲榜首是因為陸配太多，有人說台灣高等教育環境惡劣是因為陸生排擠了本地學生的資源（甚至還造謠陸生已加入健保，也有人謊稱所有陸生每個月都領有台灣政府三萬元以上的補助），有人說不想統一是因為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總而言之，政治模仿節目的那句台詞「這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雖是惡搞，卻也是最直白的詮釋。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捷運砍殺事件，許多人正急切地在為鄭捷本人或這個事件找尋合情合理的解讀，甚至有人搬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湯英伸事件」加以套用類比。這些五花八門的解釋，在根本上也是拒絕反省，看起來是在介入社會，其實是把社會推得更遠。就像前陣子的反服貿運動，用「國家安全」一頂大帽子就禁斷了理性思考與對話；又像是砍人這個舉動也是不願直面自身的問題，從而將種種的困境轉嫁到其他人身上的逃避。空洞蒼白的喊著「守護台灣」，只不過是在守著一座百病叢生的溫室。

我們需要的不是恐懼，不是相互取暖，更不是把問題外部化的推諉塞責。我們失去了直面問題、反躬自省的勇氣與能力，這是台灣社會不分世代共同的難解之題。

（本文原載《觀察》第10期，2014年6月號；內容見刊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大一中架構是解套還是套更牢？

（圖片轉載自中評網）

5月27日上午施明德與蘇起等藍綠政學界人士召開記者會，宣告他們為兩岸關係「解套」所獻出的新計：「我們的呼籲──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呼籲以「大一中架構」為基礎，由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做為兩岸現階段的過渡方案。

「大一中架構」的新主張，真的能夠跨越藍綠藩籬，突破兩岸論述的僵局嗎？我們不妨複習一下曾經的人與事。

眾所周知，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震撼彈，背後影武者是時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蔡英文。當時蘇起則是擔任陸委會主委，他親上火線為「兩國論」背書，疾呼：「今後將不再使用『一個中國』」、「台灣必須打破北京的『一個中國』迷思」。儘管蘇起2003年出書稱李登輝的「兩國論」把兩岸關係推上「危險邊緣」，但他確也曾與蔡英文分別肩負起「兩國論」宣傳與規劃的重責大任。

陳明通做為「我們的呼籲」發起人之一，曾任扁時代陸委會主委，2007年力推《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草案》。這份草案前言將「第二共和憲法」簡稱「台灣憲法」，主張「原憲法相關章節條文及增修條文停止適用」，並稱「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任何形式政治關係，須經對等、和平協商後，交付公民投票」。簡言之，「第二共和」目的在於奠定中華民國「獨台化」的法理基礎，做為台獨建國之前的過渡階段。

陳明通稱「大一中架構」主要是施明德的看法，而施明德的台獨立場更是昭然若揭。施明德在「我們的呼籲」記者會上，不分本質的差別，將台灣光復等同於日本的殖民統治，遂稱「現在台灣人認清這個事實，台灣人每一個絕對都是台獨份子」。29日他在《蘋果日報》寫了一封致台灣青年的信，提到「台灣現在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幾乎所有解嚴後出生的年輕人，每一個人都是自然天生的台獨頑固份子。我對你們未來繼續守住台灣的主權，充滿信心」。也別忘了，在「反服貿」所掀起的「反中」浪潮中，施明德的女兒施蜜娜爬上立院外牆，以黑漆噴上「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

台獨與獨台的舊酒，共同裝進了「大一中架構」的新瓶裡，醞釀出三百餘字的「五原則」。張五岳教授替「五原則」辯護，稱「不是兩國，但有兩府概念」，但施明德在記者會上以「小國」與「大國」來指稱台灣與大陸，而蘇起則將兩岸等同於國際事務，視台灣為夾在美日中三「大國」之間的「小國」，從而提出所謂「愈模糊愈活」、「模糊是美麗」的說法。

九○年代以來，台灣學界熱衷於兩岸關係理論的建構，「大一中架構」也是這股浪潮中的支流。他們共同的問題在於，把台灣當成兩岸關係之中絕對的主體，兩岸關係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關係，忽略了台灣與大陸的一體性視角，從而汲汲營營提出各色方案，將現狀合理化，最終淪為台獨與獨台的註腳。

兩岸的困境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不談終結敵對狀態，避談台灣史上的反殖民愛國主義傳統，怯談中國認同的重建，甚至憚於主張民族再統一，而僅僅強調「分治」與「中華民國（台灣）」的「現狀」，不過都是「扛著統一反統一」，為偏安一隅與台獨建國修橋造路，當年李登輝一手主導的《國統綱領》不就是個實例嗎？

大一中架構沒有交代的是，兩岸之間和平共存接下來往哪個方向過渡，是往和平統一，還是和平獨立？有些事模糊並不會美麗，反而是醜陋的遮羞布。這個宣稱「解套」的新方案，把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反而真正窄化、僵化了「一中原則」，自己的脖子則被套得更牢。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06-01；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造謠容易闢謠難

2012年以反媒體壟斷為名的反旺中運動，許多參與者為了將《中國時報》貶抑為連腥羶色的《蘋果日報》還不如，喊出了「寧要狗仔，不要旺仔」這句口號，也在網路上發起Facebook封面照片串連活動。2年之後，以反服貿為名的反中運動再起，《蘋果日報》因「響應」反服貿運動的「義舉」，以象徵性的1元廣告費，挪出頭版刊登「太陽花運動給全民的信」，稱「肯定年輕世代難能可貴的公民意識」，此舉贏得許多年輕網友的認同，讚譽《蘋果日報》「一塊護民主」、是「台灣僅存的良心媒體」。經過多年的經營，《蘋果日報》在部分年輕讀者心目中，成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正義」代言人。

討好讀者相互取暖

但如此「正義」所揭露的是事實？還是為了衝高銷售量，扭曲真相，與社會主流價值觀廉價的相互取暖？

5月10日大陸杭州發生居民反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抗議，翌日，《蘋果日報》網站上出現了一篇名為〈杭州反建垃圾場，警血腥清場3死〉的報導。為了證明報導所稱「政府出動數千員警強勢血腥清場」，該報配了一張兩名頭破血流男子躺臥地上的照片，圖下輔以文字說明「不少民眾流血」。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張照片明明是今年4月14日發生在廣西桂林2名偷狗賊遭村民圍毆在地，當時台灣與香港的《蘋果日報》網站也都報導了這則消息，並配上了同一照片。（移花接木照片被發現之後，台灣《蘋果日報》網站已移除這張照片，但其Facebook專頁上還可找到，可資佐證。）

這個事件被渲染為大陸政府「血腥鎮壓」，源頭來自於微博，有的帖子說3人死亡，有的說4人死亡，有的稱一名老師在送醫途中死亡，有的則說「一名3歲小孩在媽媽懷抱中被特警搶走，從高架橋摔死」，莫衷一是。部分造謠者事後自知理虧而自行刪除貼文，可想而知，此舉又會被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解讀成「秋後算帳」、「言論封鎖」。

5月11月台灣《蘋果日報》稱大陸杭州民眾抗議垃圾焚燒發電廠，有3人死亡，並配圖稱「不少民眾流血」。

這張「不少民眾流血」的照片，竟然跟4月14日發生在廣西桂林2名偷狗賊遭村民圍毆的照片一模一樣。

偷狗賊遭圍毆，被媒體移花接木為「血腥鎮壓」。

《蘋果日報》移花接木照片被發現之後，該網站上的原圖在未加任何說明的情況下被移除，但《蘋果日報》臉書粉絲頁還是留下了這張偷狗賊照片。

散布恐懼換取利益

曾有大陸學者稱微博是「謠言機器」，此前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也將微博封為「謠言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今年3月30日大陸廣東茂名發生的反PX抗議，傳出遭到「血腥鎮壓」，包括Facebook在內許多社群網站都流傳幾張據說是此次抗議的「血腥」照片，經查其中一張早在2013年10月就被貼上網，另一張則是2012年2月浙江發生父親砍殺女兒前男友的照片。這些移花接木的「證據」，在微博出現之後，很快地就變成噬血媒體的素材，社會案件的照片搖身一變成為大陸官方獨裁的「鐵證」。

更早之前，2012年日本單方挑釁釣魚台爭議，大陸部分城市民眾自發保釣遊行，微博上出現上海「愛國暴徒」衝入民宅將秋田犬活活打死的消息，這則事後被證實為偽的謠言竟也被香港《蘋果日報》網站「正經八百」的報導一番。

（截圖自：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20918/18018742）

中國大陸被港台民眾先驗地視為獨裁、野蠻、落後與不文明，媒體利用這個普遍心態來訴諸與散布恐懼，以換取利益；而民眾則以這些謠言報導來合理化原來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將對於中國大陸的恐慌、反感與衝突代代傳承。新聞自由當然應該受到尊重，但有媒體以不實的照片來替謠言背書，就該受到批判。與此同時，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關係也該受到檢視與反省。

當代社會各地出現民眾抗爭，也有警察執法，都是很正常的，不需過度放大。無奈的是普通人的理性判斷，一遇到中國大陸似乎就會失效，再加上有心媒體的操作，「合理」與「不合理」的界限開始模糊，甚至顛倒錯置，錯誤的想像被合理化、正當化，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洗腦」與「壟斷」嗎？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05-17；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