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遠離家園

■邱士杰

發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嘯－核外洩」的三合一天災加人禍，直到現在都還是眾所矚目的問題。在這一連串似乎還沒走到盡頭而且未必真有 盡頭的災難中的日本人民，直到災難發生後的17日才爆發首次遊行，並因輻射值飆升而在近日爆發大規模抗議。日本人民不知抵抗的「國民性」，因為這場災難而 得到了各界的再「發現」與再「檢討」；然而這場災難中的大規模逃亡與「撤僑」，卻很少讓人覺得有甚麼不對。

的確，面對這種特大規模的三合一天災與人禍，各國政府當然得先關注自國在日本的僑民的安危，否則對自國人民無法交代。每一個在那個當下面臨災難的 人，能逃當然儘量逃。但如此擺在眼前的畫面，卻是一大群平日在發達國家日本掙錢打拚的外國人與日本人，因為一場災難而自顧保命，鳥獸散。日本人民逃自己 的，外國人也逃自己的。沒有人覺得不對。日本似乎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外國人值得在大災期間留下來與日本人民一同努力重建的家園。人情冷暖，怎會 如此？這只是一時的現象？日本人民為何還能如此接受？

人類之間的互助，並不是本質的種性。但災難總是呼喚著人們超越種種藩籬與界線，把彼此的互助的手聯繫在一起。從2008的四川汶川地震至2009的 台灣88風災，成千成萬在災區以外的人們，捐錢、獻血，甚至不顧個人安危而志願投身災難尚未平息或者得到控制的災區。而台灣對大陸的援助，乃至後來大陸對 台灣的援助，特別是兩岸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互助，都說明了許多藩籬與界線可以跨越。同時也說明了兩岸之間所獨有的、特別容易形成的「連帶感」。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這次的日本災難還包含了核災害，這種災難不是一瞬間的事。對於環境而言，可能是數十年乃至百年的殘留與破壞；對於人體而言，則 可能是一代乃至多代人的損害或畸形。面對這種宛若傳染病的災害，想逃的心理可以理解。只是，對於逃不走或不願逃的人們來說，在此試煉般的當下，或許才會發 現：國家與自己的距離原來這樣遠，而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感，原來如此經不起考驗。

面對大災，即便可能渺無盡頭，重建問題卻已提上議程。此時，能否提出一點帶有烏托邦的期待呢？「所有這些事業都包含有那樣大量自願的、自由組織的勞 動的精神，以致它們完全失去了『慈善』的性質，變成只是鄰里相助——所有這些事實和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新的生活方式的種子，他們將導致新的制度。」（語出克魯泡特金）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28

蠹魚的旅行日記：保衛我們前進的方向！

■邱士杰

3月以來的世界局勢空前動盪。除了北非中東不斷升高的戰火，以及英法等國進而加之的侵略行動，最受人注目的事件恐怕就是日本地震海嘯之後的嚴重核災。我們為此而注意到許多過去未必注意的事，許多新生事物也因此發生。

台灣人對日本往往一廂情願，覺得日本人有秩序，守法，有禮貌，節制。在此次地震－海嘯－核災的三合一災難中，台灣人也首先採取這種一廂情願的理解。 但恰恰因為此次災難乃是進展不明而後果無法確切預期的「核災」，發生地是世界上唯一的核「被爆國」日本，而日本偏偏還剛好在台灣附近，因此台灣內部馬上針 對「有秩序的」日本人民為何無法自力救濟，產生了此前未見的反思。

日本人民的「自律性」與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建立有關。正是這種自律性，才使大多數的日本人民──除了少數社會主義組織之外──被以裕仁為總代表的日本 法西斯軍閥拖入侵略戰爭，毫無抵抗、毫無選擇地贊助這場戰爭；而當日本被迫無條件投降，日本人民又恍若無事、毫無責任一般地接受這個投降事實，然後繼續生 活下去。這種不把集體責任由自己承擔的態度，無疑是20世紀日本的最大精神危機之一。

戰後日本有強大的、左翼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從1960與70年代安保鬥爭和幾十年的反對原（水）爆運動便可見一斑。雖然這些運動的最終失敗也可能是日本精神危機所致，但畢竟是日本史上難得的、自主的民主主義經驗。

作為外國人的我們很難要求日本人民自覺繼承這些寶貴遺產，但做為這些遺產之直接繼承者的日本左翼卻因這次事件而暴露出普遍的失能。主流化的日本共產 黨與社民黨對於事件的反應極快，甚至能夠展開物資支援與資金募集之類的賑災。可是這些主流化的左翼政黨卻完全無法領導災民（或者整個日本人民）在政府救災 不力的當下進行一場最起碼的抗議。

相反，日本的新左翼「革共同（中核派）」不但在災後馬上發表聲明譴責政府意圖藉災復活舉國體制，更在17日發動了災後首次遊行。

台灣街頭也在20日發動了反核遊行，但民眾馬上發現這是一場被主辦單位出賣、被曾經背叛反核之民進黨所綁架的遊行。台灣人民現在也學會「記帳」了！

在巴黎公社成立140周年的本月，本文願以一首曾在日本傳唱的蘇聯歌曲《國際學連之歌》做結：「我們的友情啊，就算是原爆也炸不爛／鬥志如火燄般燃燒，要為和平而戰鬥／堅強地團結起來，保衛我們前進的方向！」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21

蠹魚的旅行日記：調查與發言權

■邱士杰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20世紀很出名的一段話。這段話是中共剛剛轉入農村的時候，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中共黨內的教條主 義以及挾洋自重的勢力而特別提出來的。對他來說，具體的了解他們所據守的農村、了解農民的生活與階級矛盾，才可能為革命的發展求得確切的認識，也才能為人 民生活的改善提供真實的理論前提。而在中國革命空前地把知識分子捲入農村、要求知識分子進入農村的條件下，追求外來「理論」和在地「實際」相結合的「調查 研究」（簡稱「調研」）便從1920年代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新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調研」仍在繼續，但變化也開始出現。在21世紀可以清楚看到兩種新興調研現象：首先是大陸內部的反體制者（某些被稱為「維權」工作 者）開始介入調研領域，以他們的觀察結果論證自己的立場；其次則是台灣這邊的研究者或一般民眾，憑藉著各自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觀察，對大陸的發展進行很具 「親身體驗」的指三道四。

這種新興調研現象的發生是為了爭奪發言權。在大陸，發言權的爭奪是為了對付黨政體制；在台灣，發言權的爭奪則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在1949年以後逐漸 建立起來的兩岸論述（儘管這種論述本來就不太真實）。今天，我們可以發現調研的人越來越多，而每個進行調研的人也都可以說些什麼，而且還都很有道理──只 要與這些「調研」者對話的你沒有做同樣的調研，你就沒有發言權。

雖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仍然是硬道理，但調研者通過「調查」而取得「發言權」的過程本身卻出現極大危機，因為沒有人的調查是全面的。說到 底，多數的調研都在極有限的範圍之內進行，調研者完全有可能放大個人體驗，讓「小故事」獲得「大啟示」，反正沒有調研的你也不會知道箇中虛實。

此外，雖然調研原來的功能是使理論聯繫實際，但現在的危機卻是以A地的實際證明B地的理論，或者在B地起作用。以台灣來說，在大陸的「調研」經驗存在著一種有利於回台灣「說嘴」的心理，不是為了使調研促進大陸的進步，而是為了在台灣起作用。比方深化兩岸的隔閡。

顯然，如果出發點是錯的，調查也不會有發言權。現在大陸的旅客學者同學們也開始有來台灣「調研」的機會了，這種「調研」的結果，多半也是為了回到大陸起作用。但作用將是好的嗎？也許，只有兩岸有志者以共同承擔責任的立場對兩岸進行共同的調研，才是真正有效的出路。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07

蠹魚的旅行日記：帶路黨

■邱士杰

上週日（20日）開始的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行動之後，本周日又出現了一些騷動。雖然這些騷動主要發生在港台地區，但上周日發生在北京王府井的洪博培事件應該更有首先檢討的必要。

洪博培是即將卸任的共和黨籍美國駐華大使。在上周日的「革命」之中，洪博培帶著他的華裔養女與保鑣出現在「革命」規劃的北京示威點，即王府井。然而 洪博培很快就被現場群眾指認出來。現場群眾問他，是不是「希望中國亂」，是不是「揣著明白裝糊塗」；洪博培則在報以否定的回答後，迅速離開現場。但據說後 來又悄悄回來看了一次。

由於會講普通話與閩南語的中國通洪博培已表態參選下屆美國總統，因此洪博培的此項舉動可以做非常複雜的解讀。既可考慮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競合，也 可考慮洪博培本人是否意圖為競選作秀，甚至還可考慮洪博培是否確實基於美國政府的某種指示。但無論洪博培在王府井商圈的「散步」實情究竟要簡單解釋還是複 雜解釋，都顯示出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與美國利益的一致。如果「革命」行動中出現的「自由、民主、人權、反對一黨專制、保護私有財產」之類的抽象主張 （以及這種抽象主張所必然造成的具體後果）是「普世」的，這種「普世」性必然首先意味著與美國利益的一致。

雖然上周與本周的「革命」行動規模不如預期，但若僅僅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官方的強力預防或鎮壓，卻是不充分的。因為美國大使在王府井的出現，已經充分 在人民面前暴露出「革命」背後的帝國主義陰影。而無論以任何動機解釋洪博培的舉動，都不能否認他的舉動必然在客觀上給「帶路黨」助威打氣。

所謂「帶路黨」，乃是針對某些希望帝國主義勢力重新干預中國的人士而提出的蔑稱。然此蔑稱也非名不符實。自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並 引起大規模反美學潮以來，就有學者提出「假如八國聯軍再來，我就為他們帶路」的狂言。對於資本主義從經濟到政治全面復辟的渴望，由此可見一斑。

必使中國走向死路的此次「革命」，實際上只能開出無實之花。然而，僅靠官方的圍堵或鎮壓非但中絕不了這種逆流，還將使大陸「以右為左」的思想狀況繼 續荒謬下去。唯一的出路是工農大眾以階級對階級的勇氣在街頭上粉碎這類「革命」的陰謀，並把變革的目標進一步指向上層建築的重新社會主義化。如此，才能挽 救百年來中國革命的成果，才能真正保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力！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2-28

蠹魚的旅行日記：無實之花

■邱士杰

起自突尼西亞、擴散至埃及的「茉莉花革命」，隨著統治者下台而在形式上顯示出階段性推移。這不但已引發多樣評價，更成為某些 勢力想要複製的模式。數日前出現的「中國茉莉花革命」網路動員就是一例。該活動要求民眾每周日定時定點示威，並提出一系列政治口號。大規模動員似乎沒有在 大陸成形；港台引起民眾的小規模聲援；一些反共網站則指責此次動員為官方「引蛇出洞」之陰謀論。

事態尚不明朗，但事件本身是面鏡子。30年 來，新自由主義使一部分人富起來，卻使更多民眾受難；黨政的書面意識形態始終是社會主義，但改革開放卻又使新自由主義曲折壯大。種種矛盾相交錯下，群眾可 能把新自由主義的惡算到社會主義頭上，新自由主義者也可能順勢打蛇隨棍上，甚至兩種狀況同時出現。

而在此次活動中，我們只能看見帝國主義誘 發各地「顏色革命」時常見的一系列抽象主張（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司法獨立、保障私有產權）。主張是抽象的，後果卻是具體的。在當前大陸，保障私有 產權首先意味著保障資本家的私有產權，所謂司法獨立則將瓦解國有經濟體系及其上層建築。這完全是一套新自由主義綱領。

如何評價一個群眾運 動？哲學家盧卡奇曾指出：由於社會主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使人類能夠緊跟著歷史發展而不斷提出解釋，積累成「連續性的意識」，群眾運動才首次能把「保衛 理性」作為自己的目的、「為理性而造反」。但非理性主義不可能產生自我的積累，因此只能把社會主義當成對手以形成自己的主張──今天，非理性主義就內在於 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抽象主張之中，而這些主張更內在於各種「顏色革命」本身。

雖然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讓各種抽象主張更易佔領話語權，卻不等 於這些主張有任何長進。套用盧卡奇以前的話，那些抽象主張仍然「在世界觀領域裡，在某種關係中，對人們提供『安慰』，提供完全自由的幻想，個人獨立、道德 和理智的崇高價值等等的幻想；這種關係把現實行動中的人們不斷與反動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使人們可以為資產階級無限地效勞」。

今天，帶著各種 抽象主張而展開的「革命」似有遍地開花之勢。但這類提供安慰與幻想的「革命」，只能是鬼開的藥單，必然是無實之花朵。這種「革命」在大陸的出現，恰恰反映 了「社」「資」兩手抓的困局。若大陸不能重返社會主義的「理性」正軌並展現其優越性，這類無實花還將凋而再放。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2-21

蠹魚的旅行日記：台灣想像

█邱士杰

自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交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空前發展。其中，大陸學生到台灣的各類短期交換學習──目前為止多以在一季至半年之間──恐 怕是在集體旅遊的來台陸客外規模最大，且最接近「自由行」的交流。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條件下，大陸學生的台灣想像開始成為值得大家注目的新生現象。

更正確地說，這類台灣想像並不只存在於來台交流的大陸學生之間，而更普遍存在於目前的大陸高校，乃至某種程度上的一般民眾之間。在大陸高校學生所廣 泛使用的社群網站「人人網」（前身為「校內網」）上，到處瀰漫著以右為「左」的自由化言論，而各種各樣的「台灣想像」，比方馬英九、國民黨（當然是他們所 想像的「中國」國民黨）、台灣的「民主」或「文化」、「民國百年」，甚至台北民眾自動在捷運手扶梯上靠右站（儘管政府規訓出來的這種現象容易損傷手扶 梯），都構成了這種氣氛的一部分。在開始有大陸學生親往台灣的條件下，上述氛圍更得到「現地報導」的實況渲染。

台灣當然不錯，但大陸學生對於台灣的過度想像，無疑只是投射自身對於大陸現狀的不滿。而最危險的是：這種投射恐怕只是以台灣為媒介，訴說從來不存在 的中國想像（比方所謂的「文化中國」──這實際上只是當代腐儒的幻想）以及現實存在的西方迷夢（因為台灣似乎成功「現代化」），甚至自我荒廢百年中國革命 的成果！就此而言，我們實需審慎看待當代大陸高校學生的階級來源與社會基礎。

在目前可見的狀態中，台灣的右翼力量同上述氣氛的結合最常見。其結合大有憑藉著大陸同學的台灣想像而追擊之勢──為了台灣的「主體性」及中國的「民 主」而追擊──彷彿台灣可以成為整個中國「顏色革命」的基地，彷彿只要爭取到更多大陸同學同情台灣「主體性」（而此已是可見的事實），兩岸分斷的局面就可 以維持下去。然而這種情況下的兩岸「交流」實際上只是助長新自由主義破壞兩岸社會，根本無助於兩岸的真正交流。

認識台灣不應是認識某種人所宣傳的那種既抽象且孤立的片面台灣，因為離開中國與東亞的歷史便根本不可能理解台灣；對於台灣的尊重也不是把台灣人的話 複述一次，因為這等於是取消認識台灣的能力。關鍵在於大陸同學如何重新把握百年中國革命所鍛造出來的主體性並以此認識台灣，這樣才能批判地看出台灣社會的 真正問題並以此提供有意義的諍言！

（作者為台大史研所博士生）

本文同時為2011年2月1日《台灣立報》社論

蠹魚的旅行日記：戰鬥正未有窮期！

■邱士杰

近日，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同時也是下屆特首熱門人選）對日趨激進的香港社會運動提出「車毀人亡」的警告。在撻伐的輿論中，著重批判代議制民主──比方香港社運中的「雙普選」訴求──之資產階級侷限性的〈超越代議民主．重拾階級語言〉聲明，最值得注意。

香港中文大學「左翼學會」撰寫的此篇聲明，實以批判「代議民主」為主。雖未說明如何「重拾階級語言」，也未說清重拾「誰的」階級語言（也許是該文不 斷出現的「普羅大眾／市民」吧？），但這篇聲明向當代兩岸三地的進步運動強烈提示階級話語之必要，以及代議制民主所必然失去的代表性。在「民主」問題成為 當代中國所直面之首道關卡的當下，上述提示無疑非常重要。

階級話語在近代中國的出現，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按瞿秋白的觀察：由於1925年的「五卅」群眾運動刺激了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分化，「階級話語」才伴隨中國「社會」的此種「破裂」而登上舞台。此時誕生的毛澤東階級分析名文，無疑正是「破裂」的體現之一。

雖然階級話語延續在國共分裂後的農村「土地革命」中，但在城市裡，由於30年代的「社會性質」與「社會史」論戰都以「社會」為分析單位，並以歷史的 階段性進化為共同認識，因此「階級話語」便只能等到以生產關係為焦點的「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時期才重新出現，並伴隨著戰後重新展開的大規模土改和內戰而付 諸實踐。

階級話語的出現，使「國民」不再是基本單位；但階級話語的深化，又使得「各革命階級」得以在革命統一戰線之下重新組合成「人民」，並使「民主」在此 條件下成為人民的權力，而非資產階級以代議制所壟斷的囊中物。而此亦使看似沒有第三條路的、以暴力對暴力的國共鬥爭，成為有意義的對立──因為這在當時確 實呈現為「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抉擇，而非惡鬥。

但在當代，各政黨在代議制民主下的趨同（從而失去其階級代表性）已使這種體制失去活力；大陸學者汪暉以「去政治化」形容這種趨向。台灣的藍綠對立往 往同時伴隨著統獨爭議，但各黨之間其實差異很小。雖然台灣內部的政黨趨同還包含著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構成的背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乃由國民黨波拿巴國 家所豢養），但代議制民主本身的缺陷，也是關鍵。

「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地襲用」，如何使階級話語復興，相信必是兩岸三地進步運動刻不容緩的課題！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原作者按：從「國民」到「人民」，大概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話語之中最突出的變化之一，這個變化的產生與「階級」概念的引入有關。因此我才說「人民」是一個以 「階級」為單位而構成——雖然僅僅是「各革命階級」所構成——的單位。這個變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本文中不可能盡述。也許將來可再另文專論。

《台灣立報》2011-02-07

（博主按：本文為作者修訂版，與《立報》刊出文字略有出入。）

蠹魚的旅行日記：鋼鐵年代

■邱士杰

新曆年伊始，一齣以60年來鞍山鋼鐵工業為主題的電視劇《鋼鐵年代》，開始在大陸主要電視台播映。鞍鋼素有「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 子」之美譽，加上1960年毛澤東親自以「鞍鋼憲法」之名，高度讚賞了鞍鋼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內容的技術及管理革新，因此這齣以鞍鋼為題材的電視劇， 便格外值得檢討。

近年以工人階級為題材的創作不算少見，但在當前大陸社會極端不平等、工人階級地位空前低落的當下，這類創作卻未必都能得到群眾迴響。典型實例就是前 兩年以大慶油田及鐵人王進喜為題材，票房卻慘遭失敗的五一應景電影《鐵人》。這類失敗所反映的未必只是群眾胃口的轉變，而可能是電影不對群眾胃口。由於文 革及相關歷史經驗被視為「極左」而無法正面處理，遂使建國後工人階級的面貌不能得到完整描繪，從而削減了戲劇的共感力。

然而《鋼鐵年代》卻得到熱烈迴響。這可能是因為這部戲很好地將1950年代鞍鋼恢復生產的過程同當時的人情世故相結合，從而勾勒出一幕幕溫馨懷舊又 不失熱情紅火的歷史場景。被認為過時的政治口號非但毫不迴避，即便是中蘇分裂以及日本技術人員撤離鞍鋼，該劇也以異常「國際主義」的角度正面刻畫所有參與 鞍鋼建設的各國工人。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當年的人民共和國，這點還是做不到的。

但又由於改革開放（1979）以來的史觀強調「撥亂反正」，60年來的歷史就被切割為或正或反的碎片。因此《鋼鐵年代》中的鞍鋼史只能講到文革前；「鞍鋼憲法」這一重大創新也因其「反面」形象而悄悄解消在三年災害的劇情之中，從而缺席。

當然，以文藝作品再現鋼鐵工業的細節並不容易。艾蕪的小說《百煉成鋼》（1958）算是描寫得相當詳盡的作品。但當表現形式從文字轉變為有時間限制 的戲劇，就只能取捨，比方電影《火紅的年代》（1973）便只抓了幾條技術線索而展開（何況主線必須是廠場內發生的、文革所強調的「階級鬥爭」與「政治掛 帥」）。描寫大慶工人的《創業》（1974）也同樣如此，卻不失精彩。

始終由同一政黨領導並經歷多次自我否定的社會主義國家，應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許多價值觀因為這一現實條件而未必能連貫繼承，卻還有「火中取栗」的 可能；此間形成一種張力。在「黨－軍－國－族」仍然一體（從而不能把歷史責任簡單歸咎於任何一方）的條件下，這種張力的發展前景，值得觀察。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1-17

蠹魚的旅行日記：「學徒出陣」

■邱士杰

韓國電影《走進炮火中》近日在台灣頻道上公開播映。這部以朝鮮戰爭以及學生兵為主題的電影，提供了我們一個反省20世紀東亞的「冷戰．內戰」遺留問題的視角。

這部電影以1950年6月朝鮮人民軍的大舉南進為背景。在人民軍幾乎取得勝利的條件下，71名臨時訓練而成的學生兵被留在一所女中牽制人民軍。

那些學生以慘烈的犧牲成功牽制了人民軍，並為美、韓軍隊爭取到有利戰機，因此成為電影所歌頌的題材。這部電影找了韓國的青年偶像紅星扮演學生兵，在宏大的戰爭場面中，安排這些青年偶像以一擋百地屠殺進攻的人民軍，然後瀟灑地犧牲在鏡頭之前。

由於今日的朝鮮已經完全被國際輿論妖魔化，朝鮮建國（1948年）以來的歷史遂能毫不費力地妖魔化，特別是朝鮮戰爭。雖然那場戰爭的來回進退存在許 多複雜內容，但有一點需要注意：朝鮮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在開戰之後挺進南方多數區域，並不只是因為軍隊本身有優勢，更包括地方民眾的響應──就像半島各地曾 在1945年朝鮮半島「光復」後迅速成立左翼的「朝鮮人民共和國」「建國準備委員會」一樣。

但這齣戲中的朝鮮戰爭卻僅僅被描繪成北方以軍事力量強取南方。這場戰爭所曾具有的正義性，或南方人民的自發支持情緒，就因朝鮮在1980年代以來的實踐挫折，乃至韓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民主化」，而被輕易解消。

關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的學生兵或少年兵問題，歷來已有許多討論；在老一代當事人凋零殆盡之前，這類討論也必將由於各方的需要，而在不可能達致結 論的狀況中討論下去。但若不先考慮這些問題作為實際存在的史實，而先直面這些史實「被發掘」、「被得到記憶」的原因，我們實不可能迴避這些史實背後所隱藏 的、恰恰服務於當下的意識形態。當螢幕上再現出這些穿著日帝時期風格——同時也是遺存到現在的風格——的高中生制服而走上戰場的少年時，如果我們對李明博 政權當前的軍事挑釁政策有著起碼的認識，難道還不能從中感受到那絲令人戰慄的法西斯宣傳味嗎？

曾在學生時代被迫當兵的日本左翼學者田中正俊指出，日本法西斯為了動員學生打仗，用描述武士打仗的「出陣」一語恭維這些「學徒」，遂有「學徒出陣」 的說法。朝鮮戰爭時期的南方政權動員學生打仗，寫下了慘烈的一頁；但那些自發反對南方政權的、為數可能更多的人民，他們的實踐是不是更值得書寫？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1-1-10

蠹魚的旅行日記：辛亥百年的雜感

■邱士杰

在台北101以及各地的煙花中，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在新年的首日啟動了。在目前的台灣，辛亥革命、民國、兩岸分斷，以及台灣認同的四重疊合，已經構成了極其古怪的融合體。不過這是一種值得稍加討論的融合狀態。

得到紀念的辛亥百年主要是一個以國民黨革命史為敘述主線的歷史，因此，打著五色旗並推翻清廷的北洋政府、與國民黨政權長期並存並最終推翻之的中共，以及1949年以後的大陸歷史發展，完全不在多數人的思考之內。

之所以辛亥百年在當前的狀態下以這種方式而得到敘述，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敗退至台灣、長期執政，並存續至今。這一事實使該種敘述有展開的可能。但更重 要的原因，則是因為台灣主體意識已無法簡單透過「台獨」而展開，在這種條件下，「獨台」化的「中華民國」，成為足以同時掩護「台獨」並保存台灣主體意識的 掩體。當然，這方面的問題已有很多討論，此處不須贅述。

在此情況下，政府當局推出的一系列不標明省籍的革命先烈廣告，顯然是相對具有中國取向的歷史敘述；也恰恰是這種敘述，提供了我們反思中國革命的某種 切入點。這些廣告所宣傳的先烈，幾乎犧牲在或大或小的密謀式革命中。這種革命依賴菁英、密謀、突然的暴動，而不依賴廣大中國民眾。雖然孫文1906年就提 出「國民革命」一語，但直到國共合作，孫文才真正承認「國民」是革命動力。

正因歷次反滿共和革命實非「國民」的「革命」，而群眾參與又常被認為是革命合法性的來源，因此革命中的群眾參與是歷史詮釋中需要經常被突出。娛樂電 影《十月圍城》是近期的一個好例子。該片勾勒出許多群眾因為各自的追求而捲入革命。雖然這些追求可能完全與革命無關，卻構成革命的一部分、匯成總的歷史合 力。

無論電影情節是否存於反滿共和革命，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以及隨之展開的「土地革命」都無疑是一個以革命價值為主線，並使無數群眾依據各自的 追求而投身其中的人民革命。雖然許多人僅僅為了私人追求（如平分土地）而參與，未必理解革命真義，但正因革命能包容許多人的具體追求，才得以完成，也才是 革命。

光復以來也有許多台灣熱血青年投入運動之中。有些懷抱著深刻認識，有些則非。但不能忘記革命是一個整體，偏重前者或後者的歷史詮釋都不全面，但以後者遮蔽前者最危險。對於這種遮蔽，我們必須警惕！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1-1-03

蠹魚的旅行日記：12月25日，你在哪裡？

■邱士杰

最近的北京之旅，我住到了一個可以眺見「北京展覽館」的地方。更正確地說，我是在夜間才能看見的。當夜幕低垂，北京的燈光漸次暗去之後，我可以從遠處看見沿著建體輪廓而顯得明亮的這座建築；同時，當視線向上延伸，就能看到展覽館上一顆明亮的紅點。這是一顆紅星。

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在中蘇友好期間模仿俄國式建築（如克林姆林宮）而建成。著名的俄國餐館「莫斯科餐廳」就設在館內。後來，由於中蘇交惡，才改名北京展覽館。雖然改名，但建築上的紅星始終沒有改變，因為中國也是一個與蘇聯相同的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這顆紅星在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之後依舊不動，它卻見證了一個時代的劇烈變遷。80年代，展覽館從一個事業單位轉型成為了企業單位；當蘇聯在 1991年徹底解體，曾經是中蘇友好象徵的展覽館的那顆紅星卻依然存在。這座留存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蘇聯建築彷彿映射著20世紀國際社會主義實踐的兩種去 向：蘇東在1989年底的柏林圍牆倒塌之後迅速瓦解了，中國卻在事先經歷了同年初的學運震盪之後撐了下來，並加速展開了市場經濟「改革」。

就這樣，紅星乃至紅星之下的社會主義建築在形式保存的條件下發生了實質變化。姑且先不論北京展覽館走向商業化。以展覽館同區域的友誼賓館為例，最近 也擺出一顆紅星，但紅星下的卻是聖誕樹。在以社會主義為社會理想的國家裡，代表社會主義理想的紅星，奇妙地嫁接上基督教信仰的象徵物。即便是不信仰基督教 的人，即便現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許多青年人也不加辨別地稱之為「聖誕節」，而不採取更為中性的稱呼：「耶誕節」。

即將臨近的12月25日其實恰恰是一個蘊含許多20世紀轉折的節日。首先，那是一個曾經以行憲紀念日包裝起來的日子，但還沒等到《中華民國憲法》實 施於全國，便已全國易幟。其次，曾經叱吒世界數十年、把整個地球刷紅一半的蘇維埃聯盟，正是在葉爾欽強力取締共產黨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的形勢 下，在這個基督的節日裡，彈指之間瓦解。

這天辭去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也許並非刻意擇日，但對歡騰慶祝「聖誕」節的今日「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卻該是個重大警惕。12月25日，許多人抱著歡慶的心情迎接它；但我們也可站在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遺下的荒原上，回望這一天，總結其教訓，團結、再前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2-20

蠹魚的旅行日記：山溝裡的薛西弗斯們

■邱士杰

由88風災下的六龜農民與大我文創工作隊共同籌辦的「城鄉牽手，走出88：大我雲端市集」，於上週六（11日）的中正紀念堂 國家劇院廣場舉行。88風災後，由許多知名編導與影像工作者組成的大我文創工作隊，深入原漢共生的災區高雄縣六龜鄉，用影像記錄下六龜農民艱苦重建的點滴 歷程。過去一年中，這些以高清畫質與專業剪接技術製作的短片一支又一支在網路上流傳。透過這些影像，六龜農民提醒著台灣人民不能忘記這些受災同胞；此次的 雲端市集活動，則更以產地直銷的方式，將六龜農民直接帶上台北，與更多關心六龜的朋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雖然近期出現不少批評「文化創意」 產業的輿論，此次的活動卻呼喚我們改變「文創」的定義。我們在此次活動中可以看到文創工作者如何與群眾相結合，以群眾的需要為需要，除將受災農民及其產業 介紹給更廣大的同胞，還組織起包含高中生、陸生在內的許多青年。如果文創僅僅是少數人斂錢生財的營生，我們自當批判；但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促成民眾間的溝 通與團結，形成台灣社會運動的有機組成，我們無疑更應支持。活動中朗誦的一句話誠為有理：「災區重建，不只是災民自己的事，還是非災區的所有民眾，共同的 責任！」

「有一則《薛西弗斯的神話》，當人類面對各種威脅各種挑戰，即使要推著石頭上山，即使再怎麼艱難、再怎麼辛苦，我們，都必須把它進 行到底！」廣場上，農民們艱難地推著一顆巨石而前進。這一作為雲端市集序幕的行動劇，源自於六龜的實際生活。六龜是一狹長溪谷，農民在礫石中爭地，每當天 災泥石流覆蓋農地，農民總得再次清除泥石、重建家園。因此這個行動劇形象地刻劃出六龜農民與環境相搏的實景，他們就像是不斷將巨石推上山巔的薛西弗斯，這 是一群在台灣的山溝裡努力奮鬥的、在你我身邊的薛西弗斯們。

某種意義上，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似乎總是渴求集體記憶。但同樣在台灣， 當一切事變開始變成新聞並僅僅作為新聞而遭到下一則新聞掩蓋時，這些事件卻可能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消失。我們很難說去年造成重大災害的88風災究竟屬於 得到集體記憶或遺忘的事件。但可肯定，「被記憶」與「被遺忘」的兩難式並不屬於勤勞勇敢的六龜農民。因為這些在山溝裡與天地搏鬥的薛西弗斯們，正在超克薛 西弗斯的循環宿命，向著不一樣的未來前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2-13

蠹魚的旅行日記：日記公開以後怎樣？

■邱士杰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出版在近日成為焦點。無論是蔣家內部的日記歸屬權問題、受此問題牽連的公開出版問題，乃至出版以後可能為學界帶來 的「歷史改寫」衝擊，都頗受關注。其中，關於日記可能造成的「歷史改寫」，似乎特別受到期待；但這種特別的「期待」本身，實乃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

雖然此次關於「歷史改寫」的期待包含著對於新史實的渴求，但還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替各種不同盤算下的「褒貶」找尋基礎。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每一代的 歷史研究者都可以依據自己可得的史料來逼近這個真實。但又由於每個歷史研究者都難免受到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因此一切的「逼近」也都會有限制，而且會體現 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歷史的褒貶問題，首先是在這個層次上產生的。

然而，褒貶又終究不是歷史學家（或其群體）內部所能自我完成的事情。歷史學家總是與民眾的歷史認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褒貶」一事尤其如此。

「褒貶」經常來自於歷史學家與普通民眾在知識與常識之間的互動。就此來說，一套日記之所以可以帶給許多人「歷史改寫」的期待，除了反映出蔣介石過去 長期屬於海峽兩岸共通的負面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海峽兩岸某些群體希望透過重評蔣介石來投射／影射某種價值。一方面，某些歷史學家想要藉由新的「知 識」而傳達某些意識形態給普通民眾（比方把蔣介石定調為228元凶的當代台灣）。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對新的「常識」有所渴求（比方 對國民黨與台灣充滿幻想的當代大陸）。

雖然日記、手稿、檔案等原始資料向來是歷史學界研究歷史的優良素材，但若一心想從私人材料之中找尋「歷史改寫」的論據，而重點卻擺在「功」「過」問 題之上，那末歷史仍不可能得到「改寫」，因為這只是將前一種歷史寫法的起承轉合抄襲一遍，然後換個反面答案而已。只有把蔣介石日記這種終究屬於私人的材料 安置於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分析蔣介石的個人意志與歷史大勢間的張力，分析蔣介石受到的歷史限制，才能真正增進我們的歷史認識──當然，相信絕大多數有能力 的歷史學家都已這麼做，而且還必將這麼做下去。

更重要的是，當政治家開始出來藉此宣傳蔣介石有多麼偉大的歷史「功績」時，我們更要提防種種以學術包裝的政治宣傳，因為，這種學術不過是「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0-12-06

蠹魚的旅行日記：從琉球／沖繩問題而來的一些思考

■邱士杰

在釣魚台問題沸沸揚揚之際，一水之隔的沖繩／琉球，卻因一系列學術講演與研討會的舉辦，而成為近期台灣關心東亞民眾「連帶」問題者的焦點。在筆者所能夠參加的場次裡，有些問題激起了我的思考。

主 要是沖繩的獨立問題。在歷史上，沖繩首先是一個以琉球為名的獨立國家，後因日本的併吞「同化」以及戰後美日兩國的操縱，而屢屢無法實現獨立（最多只能做到 以「沖繩返還」日本的方式脫離美國軍事佔領）。從此次活動所邀請的沖繩學者的說法來看，「獨立」本身已經成為當地的前「琉球」人民所無力設想的方案，甚至 是地方競選時的票房毒藥；其次，雖然「獨立」是權力，但若獨立可能造成區域內不穩，則獨立也未必是選項。

如果抽象地看待「獨立」這件事，則該學者對於沖繩獨立的一番見解也許可以──如講演所確實提及的──直接套用在台灣問題之上。但若具體地看待「獨立」在沖繩與台灣的實際狀況，就會發現分離主義在這兩個地方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由 於沖繩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台灣──如作家陳映真所屢屢強調的──並沒有這樣的經歷。因此，沖繩的獨立意味著把實際存在的歷史作為通向未來的基礎。 但對台灣來說，實際存在的歷史卻是兩岸的民族統一，而不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此真正能與沖繩獨立問題相類比的，恰恰只能是兩岸的民族再統一問題（或者：超 克「冷戰／內戰」結構造成的兩岸分斷）。反過來說，能夠與沖繩的「不獨立」相類比的，則正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為兩者在此時此刻都呈現為某種「維持現狀」 論。

無疑，對於目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過往實際存在的民族統一經驗已經完全不能使民族再統一問題納入自己視線之內；過往有無「獨立」經 驗也完全不妨礙當前民眾對於分離主義的認同。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維持現狀」論是否終究只是一種保守論述的變體？若將「沖繩獨立」代換為「社會主義」或 其他進步價值，是否也要以同樣的邏輯說：如果社會主義會造成這樣那樣的不穩，就未必要追求社會主義？

雖然馬克思曾把他所奮鬥的目標歸結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並反對將之視為「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但過去曾經存在的進步價值或歷史事實卻仍可能強烈規範著現實通向未來的進程。面對沖繩獨立問題，或許這是可供參考的思路。

（作者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29

蠹魚的旅行日記：全泰壹

■邱士杰

如果我們到今日韓國首爾東部的「平和市場」走訪，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銀白色半身像，刻畫著一名消瘦而略帶青澀的成衣業工人。他的名 字叫做全泰壹（1948～1970）。1970年11月13日，年僅22歲的全泰壹在平和市場內以汽油引火自焚不治。這名在朴正熙軍事獨裁政權下自焚的青 年工人，普遍被視為名聞世界的韓國現代工運之原點。

全泰壹自焚在韓國勞動條件極端惡劣的時代。1965年，全泰壹進入以成衣製造為主的平和市場工作，勞動條件極差。當地近2萬年輕女工（14至20 歲）工作在通風不良、工時超長（14小時）、工資卻極端低下的環境。為同這種惡劣環境鬥爭，擔負裁縫輔助工作的全泰壹開始自學《勤勞基準法》，並於 1970年9月組織「三棟懇親會」，向資方要求改善勞動條件。

由於抗爭屢遭欺騙與打壓，同年11月13日午後，就在12名工人與警察在平和市場前對峙之時，全泰壹突然引火自焚。烈火中，他不斷高喊「我們不是機 器！」「遵守《勤勞基準法》！」「週日是休息日！」火滅之後，還有意識的他喃喃念著「別讓我的死成為徒勞」。在醫院病危之前，他則向母親李小仙說：「請幫 我把沒能完成的事情做下去。」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全泰壹的訴求僅僅停留在要求資方與政府遵守《勤勞基準法》而已，未必是特別「自為」的階級訴求。然而全泰壹卻以其死喚起韓國工運超越「自在」而奮起。李小仙繼承全泰壹遺志，作為「所有勞動者的母親」而頑強不屈地鬥爭，就是韓國工運崛起的縮影。

由於全泰壹的死，許多脫離工人的知識份子受此激勵而走上「潛伏」於工廠的運動道路，甚至不斷以著同樣的「死」，力求喚醒民眾。作家黃皙暎的小說《故園》曾生動刻畫了一名「潛伏」女知青在抗爭中自焚的場景：

「當時正趕上下班的時間，工人們從工廠裡湧出來，塞滿了整條道路。那個時候，妳看起來像是什麼樣子呢？大概不是像朵花，而是像妳撒下的傳單一樣吧。 像燃燒著的物體似的，伴隨著『啪嗒』的聲響，妳落到了地上。」「雖然我們都是做女兒的，但當時如果我在場，我會像母親那樣，用我的手去撫摸妳，儘管妳燒焦 的頭髮會『簌簌』地碎落、妳的手指會像燒焦的枯樹枝一樣。」

值此十月革命日（11月7日）的季節裡，挑戰全球勞動者的APEC與G20卻在日韓兩國召開。在全泰壹犧牲後40周年的今天，我們要爭取更多勞動者的生存。紀念全泰壹的意義，正在於此。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15

蠹魚的旅行日記：山城霧都：重慶

■邱士杰

走在山城重慶，馬上會有幾項直觀的感受。首先是鎮日難消的漫天大霧，其次是建築物與整體山勢相互交錯的景觀，最後則是電視上不停撥 放的「紅歌」（革命歌曲）與滿街的宣傳標語：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這是2010年的重慶，一個擁有3,300萬居民，卻有 80％為農村人口的重工業直轄市；同時也是一個正在以其「重慶經驗」而吸引全國目光、得到《人民日報》肯定的地方。

「重慶經驗」當然不僅僅是上述5條標語所構成的主張，但這5條卻是重慶市民直觀感受的來源。2008年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嚴厲「打黑」除 暴（迄今已連續11個月搶案為零），推動公務員高薪養廉，解決堵車問題、大量植樹綠化，並開始進行全國最大規模的城鄉戶籍改革與安置農民工的廉價公租房建 設。在筆者走訪重慶的過程中，薄熙來的改革多能得到重慶市民依據各自感性經驗而來的極大認同。

薄熙來過去經營大連的經歷曾使其長期被視為某種西化派代表；然而他在重慶的經營經驗，卻又使其一時間轉化為社會主義「紅色」領導人的代表。這種「紅色」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提倡「唱紅歌」或要求幹部下鄉「結窮親」，而是因為他的政策集中突出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根據學者崔之元的總結，其兼具公平與正義的措施大致可以歸為兩點。第一點是重慶市在民營企業高速發展的條件下，透過重慶直轄以來國有資產的的高速增 長與增值，使市政府不必大量依靠稅收而充實財政，使政府不須透過「地王」增加收入，從而不使房屋價格飆漲，而民眾就更有買房條件。第二點則是成立地票交易 所，使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可因各種土地利用指標的市場交易而統籌發展，這一方面保證耕地面積的數量與品質，另一方面加速城市化的發展，最後一方面則使農民 有可能因此獲得相當的土地增值收益。

無疑，重慶「經驗」還是一個正在發展之中的經驗。但因這個經驗所突顯的公平與正義性質，卻反映了6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曲折歷程。如果同 改革開放前相比，重慶的經驗恐怕說不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然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劇烈社會分化，卻使得今日重慶的經驗相對顯得「紅色」。當然，也恰恰是在今日的 歷史條件下，重慶才可能展開這些大膽嘗試。但無論如何，許多迄今遮蔽前方的迷霧，說不定將因霧都重慶的探索實踐，而逐漸解開。值得觀察！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08

蠹魚的旅行日記：釣魚台所折射的問題

■邱士杰

釣魚台爭議已近40年，此間，它始終如三稜鏡般檢驗著各地社會意識形態的內在分岐與轉變。在1970年代，它折射出海外中國人對兩 岸政權的認同分裂；自90年代以降，它則折射出台灣的統獨分歧（因為某些分離主義論者認為「反保釣」可以換取日美保護）。這個爭議在今年折射出更複雜的色 彩，因為連日本左翼進步運動內部的左右分化也得到折射：左翼中的左派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左翼中的右派則反對中國「侵略尖閣諸島」。

此次爭議中劇烈迸現的右派典型，是日本共產黨與「革共同革馬派」。日共是日本的老牌左翼政黨，曾因長期抵抗天皇制國家而創造出戰後的群眾基礎。但在 戰後短暫的左傾路線之後，卻又為了參與普選而不斷與主流政治妥協。「革馬派」則是戰後為了反對日共而形成的「新左翼」，但當前力量已大幅萎縮。此次事件 中，前者公開宣稱「日本的領有無論在歷史或國際法上都屬正當」、「日本政府可以堂堂正正主張其大義。」後者則竟然派遣學生前往中國大使館抗議中國意圖「領 有」「尖閣諸島」。

力主「釣魚台」──而不是「尖閣諸島」或「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不屬於日本的左派典型，則是新左翼中的「共產同統一委員會」與「革共同中核 派」（日本最大的激進左翼）。他們認為：日共的「日本固有領土」論乃是「帝國主義強盜邏輯」，完全忽略「釣魚台首先就是日本透過日清戰爭而掠奪之物的明白 事實」。為與中國工人階級實現聯合，必須「清算日本侵略歷史」並承認「釣魚台不是日本領土」。

之所以日本「左翼」之左翼要從國際主義的角度把握釣魚台問題，無疑包含了對付該國民族主義的用意，但對兩岸來說，這種把握方式也有意義。因為釣運本來就不僅僅是為了領土主權或民族主義，而是國際主義性質的「反帝．民族主義」的一次爆發。

在百多年的中國革命中，「反帝國主義」規定了「民族主義」的內容，使後者脫離了種族性排外；然而後者也同時規定了前者，使前者成為團結民族內、外的 底線。「反帝‧民族主義」的存在，使保釣不只是目的，而同時是媒介。因此當年的「釣運」才會自我超越為左翼的中國認同運動。而釣運無法在當前媒介更多進步 價值，多少正是規模不如以往的原因。如果釣運的維繫與擴大仍是當前主題，就必須使釣運蘊含著超越釣運本身的可能性。保釣者當齊心努力之！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01

蠹魚的旅行日記：霜降．秋祭

■邱士杰

朋友，你到過馬場町嗎？

馬場町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的刑場。由於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4．6事件」 後展開大規模的島內白色恐怖，大批本省外省籍青年或者刑死，或者入獄，或者因為親友繫於「小牢」而被迫在親美反共的社會中坐「大牢」。對於刑死者來說，新 店溪畔的馬場町是他們結束熱血青春的第一站。他們在法西斯的槍下仆倒馬場町，然後在六張犁亂葬崗中消損自己的屍骨。劊子手會用沙土掩蓋馬場町上的血跡，日 積則成土堆；亂葬崗上則只有造墓工用石板草草留下的小墓碑，月累則湮沒於荒草。隨著時序進入1990年代，馬場町與六張犁分別成為倖存的政治受難人憑弔先 烈的地方。本來一年各在六張犁與馬場町舉行春、秋兩祭，但因人事凋零，不得不改為一年一祭。而馬場町的秋祭，就成為倖存者、遺族，及其同志寄託哀思的莊嚴 儀式。

也許是台灣百年來的特殊歷史經驗所致，「悲情」，成為了某種理解或感知台灣近百年歷史的基本前提。而得到此種理解的歷史，則支撐起各 種台灣前途的設想。一種是反共親美的分離主義；這無疑是台灣多年來無處不在的設想。另一種歷史所支撐的設想則在馬場町，每年在此參與秋祭的人們也有他們的 設想。

現在的人們也許很難想像，白色恐怖受難人大多主張兩岸和解與民族團結，甚至懷抱著社會主義理想。他們將白色恐怖下的悲情，轉化為他們求生並設想兩岸共同未來的動力。雖然他們的設想不斷遭到台灣社會的刪刈與踐踏，卻從未中絕。

而近年來，許多人為了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試圖把歷史「和解」作為解開族群矛盾或政治矛盾的一把鑰匙。這是一把透過白色恐怖官方公開檔案以及受難人口述歷史的擴大而打造成的鑰匙。以本省籍左翼統派為主體的政治受難人，則是這把鑰匙想要解開的一大關卡。

遺憾的是，這把鑰匙的操作者們，只是想要解消多數白色恐怖受難人的政治設想，而且只是想把受難人自主獻身的鬥爭史，解消成迎合社會大眾親美反共心態的「冤假錯案」。

今 年起，馬場町「秋祭」擴大為室內文藝演出。當下雖是蕭瑟的霜降時節，今年的秋祭卻一掃悲情。會場上朗誦的如下詩句，也許正是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畢生信 念的深刻讚頌──「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我與您同在／我雖死而猶生。」（《獻給黨》，聶魯達詩，陳映真譯）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0-26

蠹魚的旅行日記：抵抗與學問

■邱士杰

2005年10月23日，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病逝於東京。轉眼，即將在本周滿5周年。

對於關心台灣戰後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的人們來說，劉進慶是不可迴避的學者，因為他所撰寫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是第一本從政治經濟學分析1950、 60年代國民黨政權與台灣經濟的著作。但更不可迴避的是，劉進慶及他的著作代表了台灣知識分子將「抵抗」與「學問」相結合的一種突出典型。

由於劉進慶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白色恐怖之間，親歷過同代台灣人民的悲慘境遇。因此，劉進慶赴日留學後，試圖結合《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講座派」經典著作）的再生產理論以及產生於中國革命的「社會性質」論，以從理論與經驗研究上揭發蔣介石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

他的研究指出：當時的台灣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新殖民地」，本省、外省、各種資本彼此融合而共同形成支配性的「官商資本」（因此他認為資產階級之間 沒有本省外省的矛盾），而廣大台灣被壓迫人民則遭受國民黨政權的「半封建」剝削。「細細回味此一研究，特別會想起陷於被殖民、支配、壓迫、掠奪苦難中的現 代台灣，以及在此不幸政治經濟過程中遭受痛苦的同胞。在此我謹以此書獻給仍遭掠奪的台灣同胞。」

由於海外社會主義刊物《台灣人民》的譯介（1974～1975年第9～10期），劉進慶的研究首次翻譯成中文。此外，「我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這點可以體現劉進慶研究的「抵抗」性格。而劉進慶本人也對他的研究能夠得到政治受難人的歡迎而感到高興。

可是劉進慶也因他的「抵抗」性格而付出慘痛代價。他在日本長年遭到官憲監視，甚至使其教學工作與家庭受到影響。即便如此，劉進慶仍然積極地投入社會運動。在他的晚年，他把許多心力投注於中國經濟研究以及兩岸和平發展運動：「這可以說是作為我這一代台灣人的歷史性課題。」

10月是充滿紀念日的時節，而今年更有許多紀念性研討活動──如蔣渭水、錢穆、霧社事件、乃至2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在10月舉行。雖然我們可以 輕鬆透過這些活動而追懷這些活動所指涉的對象，卻絕不能忘懷淹沒在主流歷史詮釋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值得繼承的價值。在劉進慶逝世5周年的今天，我們 不能忘懷他結合「抵抗」與「學問」而走完的一生，因為這正是台灣人民曾經走過的一條英雄道路！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