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銷轉出口：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新趨勢

民進黨舉辦「自由台灣系列：與在台中國大陸學生交流研習營」，目的在於讓陸生「體會民主精神與自由人權真諦」。（網路圖片）

「台獨」老鞋走不出兩岸關係新路

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半年之後，首次會議才「千呼萬喚始出來」。此後，又再歷經半年多的時間，開了9次「對中政策擴大會議」（又稱「華山會議」），蘇貞昌領導下的民進黨終於推出《2014對中檢討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相較於民進黨原先打算出台的《對中政策總結報告》，《紀要》無論從名稱或是內容來看，其規格與視野都大為降低，可說是草草了事，充分說明了民進黨內部對大陸的態度與路線仍有很大的爭議，難以取得共識與突破。

外界總拿著放大鏡在檢視民進黨這幾場華山會議，但明眼人都清楚，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召開，只是蘇貞昌想要透過大鳴大放來壓制民進黨內部甚囂塵上的兩岸路線紛爭，藉此重新樹立蔡英文等強敵環視下的黨中央權威。從6千餘字的《紀要》來看，事實證明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不過是政治上的水面漣漪，雷聲大雨點小是其必然結局。《紀要》開宗明義即稱「經歷多年來的民意檢驗，本黨的基本立場已被多數的台灣人民接受」，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沒有改變的必要」──表示民進黨此次「對中政策檢討」其實是舊瓶裝新酒，就如同國台辦新任新聞局長兼發言人馬曉光所批評的：「（民進黨）穿『台獨』的老鞋，走不出兩岸關係的新路」。

從民進黨的內部觀點來看，黨內幾大巨頭本來就對華山會議興趣缺缺，沒打算在這個蘇貞昌的場子突圍，也因此蘇貞昌並未在這個他一手主導的會議中討到任何便宜。最終交出來的《紀要》，只能說是各派人馬角力後的妥協產物。

在1月9日最後一次會議召開之前，去年12月26日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提出：「應考慮正式宣告凍結台獨黨綱，以告別舊時代，為民進黨兩岸政策形塑新時代的世界觀與格局」。此「凍獨」宣示一出震撼台北政壇，但柯即遭到黨內圍剿，不只基本教義派反彈，也有親綠社運青年在媒體刊文質問「凍獨」之後「民進黨還剩什麼」，批評此舉是「鴕鳥式精神勝利法」。此後柯建銘便絕口不提「凍獨」，這個建議就像它的突然出現一樣，驟然消逝在民進黨內的相關討論。

其實華山會議裡的「異議」，並非僅有柯建銘一人，別忘了還有一位曾經號稱要退出政壇的謝長廷，近來不斷在島內宣揚「憲法共識」，而這個主張到了大陸則搖身一變成為「憲法各表」。無論是「共識」還是「各表」，在華山會議裡也起不了作用。除此之外，還有曾任陳水扁執政時期「陸委會」副主委的親綠學者童振源，在華山會議期間投書媒體，鼓吹以「中華民國決議文」取代「台灣前途決議文」。

這些企圖為民進黨既有兩岸政策解套的設想，最終都沒有寫進《紀要》裡。事實上，原來民進黨中央打算以「強調兩岸人民的基本人權、自由權的保障、提倡公民參政權、限制政府的權力等憲政主義的思想，直接面向大陸的人民訴求，也呼應大陸民主人士憲政化的主張」的「憲政共識」做為「與中國大陸互動的基礎」，同樣也未列入《紀要》之中。這個狀況說明了民進黨內部的各股勢力還在相互競逐，沒有人的路線可以輕易成為主流，分離主義還是最高信仰──柯建銘「凍獨」而非「反獨」，童振源的「中華民國決議文」就是以「獨台」取代「台獨」，而「憲政共識」無疑是西方「和平演變」的借殼上市。

新世代佔據民進黨話語主流

最近島內關於民進黨兩岸政策調整的討論眾說紛紜，但最大的共識都認為民進黨幾位政治領袖是以接下來的三場選舉（今年5月黨主席選舉、今年底七合一選舉、2016年「總統」大選）為最高考量，為了爭奪出線的機會，從而制約了他們對於大陸的態度。以政治菁英的個人觀點來考察民進黨兩岸政策，當然有其道理，但很容易忽略了更為核心的結構，也就是民進黨做為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主要執行著牽制兩岸和平發展與和解的任務，因此民進黨不可能輕易放棄分裂（或至少要分化）中國兩岸的本質。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進黨內的世代交替，對於該黨兩岸政策更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兩岸路線相左的蘇謝，都是屬於「美麗島律師世代」，這個世代隨著陳水扁在2008年下台而逐漸凋零。雖然尚未取得黨內主流路線，但不能忽視的則是正在崛起中的「野百合學運世代」，這個世代的中國論述，基本上已經佔據了台灣社會主流話語的置高點。

野百合學運世代中國論述的「旗手」，當屬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他從2012年開始便不斷鼓吹「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威脅。吳介民如此定義「中國因素」：「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放在兩岸政經關係脈絡中，指涉的是：中國政府以其龐大財政，給予某些台商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其改變政黨傾向，或使之成為『中共代言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或其他白手套組織，在台灣進行企業購併、『恩寵交易』，並進而影響台灣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或政治秩序。」更為精簡的理解，用吳介民的話來說，即：「跨海峽政商集團正掌控這個國家（筆者按：台灣）」。

以吳介民為代表的「中國因素」論，持續在台灣社會內部發揮作用，特別是取得了在兩岸政經地位翻轉過程中無比焦慮的台灣青年所支持，將這套脫胎於冷戰思維的論述當做是情感的寄託，也當成是學生運動的指導綱領。這兩年多來，台灣的街頭並不平靜，其中以2012年的「反旺中／反媒體壟斷運動」最為興盛。這個運動的本質就是以反對媒體壟斷為名，以蔡衍明的旺中集團為稻草人，遂行反中反共的政治目的，也是台灣新興的公民運動以「中國因素」論為實踐的起點。

如何破解吳介民等人所形塑「跨海峽政商集團」對台灣的威脅與侵蝕，吳介民給出了很明確的「解藥」──捍衛台灣的「文明」、「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壯大台灣的公民社會，藉此串連大陸與香港的公民社會，以「跨海峽公共領域」來對抗「跨海峽政商集團」。這個有別於傳統的「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威脅論」的「公民社會論」，被吳介民稱之為「第三種中國想像」，他甚至出版專書、召開學術會議，為其理論做好實踐的學術武裝。

民進黨正向大陸輸出「台灣因素」

為了因應兩岸關係的新局勢，台獨理論也正在推陳出新，吳介民的「中國因素」論就是一例。說穿了，「中國因素」論不就是過往冷戰時期「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對抗論的變種，集反共與反中於一身。但是這個新興台獨變種，仍有其新鮮的賣點，也就是強調將台灣移植於西方的「普世價值」往大陸與香港輸出。與吳介民同為野百合學運世代成員、同為獨派學者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曾經露骨地闡述他們的設想：「當『中國因素』正以黑手介入台灣媒體時，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因素』，正透過這一波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影響中國人民」，他興奮地對台灣《自由時報》記者表示：「台灣民主開始輸出了」！

「雙吳」聯手推銷的「中國因素」論正密集地在兩岸三地上演著，其中香港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中介舞台。在香港反對派與反共派媒體、學者與文人的撮合下，台灣新興分離主義的青年、學生、學者與文化界人士，與大陸的自由派、帶路黨、反共反華異議人士在香港大會師，以香港為陣地結為同盟，將原先用來鞏固台灣統治當局執政正當性的「普世價值」與「公民社會」論出口到中國大陸，以此顛覆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統治合法性。因此，近來香港方興未艾的公民運動或社會運動，背後總能看到台灣的影子，這也就不足為奇了。反共文人龍應台所鼓吹的「南方聯盟」正在成形，這是未來兩岸三地和平互動過程中必須嚴肅警惕的。

民進黨被兩岸新局勢壓得喘不過氣來，而從學界發酵出來的「中國因素」論，被民進黨視為洪流中的救命浮木。例如2013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舉辦了「自由台灣系列：與在台中國大陸學生交流研習營」，由黨主席蘇貞昌親自授課，向在台陸生講授台灣社會、歷史、兩岸關係、民主自由、人權、文化等6大課程，目的在於讓陸生「體會民主精神與自由人權真諦」。「中國因素」論也堂堂寫入《紀要》之中，強調「普世價值」的「台灣共識」打倒了律師世代的「憲政（法）共識」。

《紀要》強調要「發揮台灣對促進中國民主化的『燈塔效應』」，「透過對香港及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創造兩岸三地的新格局」──正可說明親綠、親獨新生代學者所提出的「中國因素」論，將會成為民進黨搖擺難定的兩岸政策的明燈。由於無法在兩岸和解局勢中認清自己的定位，也不願正視兩岸逐漸融合的大勢所驅，民進黨與獨派學運世代成員只能不斷號召冷戰幽靈以自保，同時持續稱職扮演美國在台代理人的角色，執行「以台制中」最高任務，做起「普世價值」與「顏色革命」的出口生意。

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會」在1月19日登陸訪問，可以預見未來民進黨與大陸智庫之間的交流將會愈來愈密切。同時，民進黨對於在台陸生與陸配的態度也會有所調整。無論是智庫、陸生或是陸配，都會是民進黨將「台灣因素」內銷轉出口的重要媒介，民進黨打算靠著他們完成自己的「最後一哩路」。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總第280期，2014年2月號；小標為該刊編輯所加，刊出時文題有所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台灣白衫軍運動興起的背後

「洪仲丘案」引發事件

今年夏天台灣的街頭，如同7、8月豔陽般沸騰，反對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聲援苗栗大埔強拆戶；還有連續兩場由「公民1985聯盟」發起，聲援「洪仲丘案」的「白衫軍運動」。

洪仲丘，台灣陸軍義務役下士，在7月退伍前夕，傳出送禁閉遭凌虐致死。按台灣軍隊不成文的慣例，即將退役的士官兵被稱為「老鳥」，一般都能平安度過役期最後的日子而順利退伍。洪仲丘的死亡，有違社會普遍對軍旅生涯的理解。加上事發之後，台灣最大BBS站台PTT的「軍旅板」（Militarylife），有網友不定期的深度爆料與專業分析，還有台灣新聞政論節目與名嘴的推波助瀾，點燃台灣社會對此案的同仇敵愾。

根據台灣「國防部」資料，2000年至2012年間，13年的時間共有2,088名現役軍人死亡，其中只有5人（0.2％）「作戰死亡」，332人（16％）「自殺死亡」，755人（36％）「因公死亡」，「營外意外死亡」則為750人（35.8％），佔全體死亡率第二位。

事實上，台灣士官兵在軍中「離奇」死亡早就不是新鮮事。洪仲丘案喚起了台灣退役男性對這類事件的記憶，以及他們在軍中所受到不平對待的積怨，這是多數人上街聲援洪案、向「國防部」抗議的最大動力。

洪案發生之後，網路上出現由網友自發的「公民1985聯盟」，引領輿論風向。台灣軍方設有「1985」專線，提供現役軍人申訴管道。眾所周知，這個申訴管道並不暢通，就算是匿名申訴也可能在事後遭受長官報復。洪案凸顯軍方「1985」專線的閉塞，「公民1985聯盟」藉此名稱諷刺「國防部」與「國軍」內部機制的荒謬。

由「國軍」訴求轉向「公民運動」

「公民1985聯盟」成立之初，矛頭主要對準「國防部」與「國軍」，目標是追求洪案的真相，並主張軍方進行體制改革。該聯盟首先選定7月20日上午在「國防部」前舉行「公民教召」、「還仲丘公道」，主辦單位稱參加人數超過3萬人。現場參與的群眾，主要是已經退役的義務役士官兵，表達服役期間所受不平待遇的積怨；其次則是尚未服役，或是即將服役的男性，以及他們的家人或女友，當兵的恐懼、深怕步上洪仲丘後塵，促使他們參與聲援。總的來看，參與這場活動的群眾自發性較高，抱持著各自對「國軍」的不同想像而走上街頭。主辦單位對於大型群眾活動較為生疏，現場看來較為混亂，但聲音多元、訴求也紛雜，甚至有「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出現。

隨著洪案繼續發酵，「公民1985聯盟」決定在洪仲丘告別式的前一天（8月3日）舉行更大規模的「萬人送仲丘」活動。此間網路宣傳不斷，許多名人紛紛出面力挺。例如作家九把刀自始至終都支持該聯盟的活動，稱要「讓『鍵盤正義』變成實質的力量」。這場在凱達格蘭大道前舉行，主辦單位宣稱有25萬人參與的集會，舞台、音響、燈光等設備一應俱全，規模氣勢並不輸給政黨造勢場合。主辦單位也一改前場活動的生疏羞澀，熟練地掌控現場的氣氛，高潮迭起。

兩場活動相較，可以明顯察覺到主辦單位的訴求已有所改變。前一場聚焦在洪案本身與軍方的改革，後一場則將層次上綱到「公民」，將活動定性為「公民運動」。簡言之，「公民1985聯盟」所側重的面向，已經從原先的「1985」轉向了「公民」，前後兩場活動應該視為性質不盡相同的兩個階段。

主辦單位沒有使用「人民」或「國民」，而是不斷強調「公民」的概念，訴諸公民的力量。例如8月3日凱道集會的尾聲，主辦單位在演說中稱：「現在，我們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聰明的公民，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勇敢的公民……我們要讓我們的統治者知道，你們很顢頇、你們很無恥，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日後如果還有更多不公不義，絕對會有更多的超級英雄，跟我們一起站出來！」主辦單位屢屢提醒群眾「公民」的責任是要監督政府、對抗統治者，甚至將這場活動與其他運動綁在一起：「大埔拆屋事件，大家覺得那件事情有正義嗎？那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了？……大家看看服貿協議，有正義嗎？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

8月3日晚上在凱道前的25萬人（警方估計為11萬人），是個不容小覷的數字。3月9日的「廢核大遊行」，全台灣參與的群眾加起來大約超過10萬人。25萬人的規模僅次於2006年「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紅衫軍），那年9月15日晚上的「螢光圍城」活動，約有100萬人（警方估計為36萬人）滿布在「總統府」周遭的道路，高喊「阿扁下台」。

紅衫軍運動事後被學者評價為「自主公民進場」，是台灣「公民運動的新頁」。或許紅衫軍運動仍難以撕去藍綠統獨的政治標籤，近年已逐漸受人淡忘，今年的白衫軍運動則躍身成為社會研究者的新寵兒。或因其沒有政黨色彩、或因其動員方式、參與「公民」人數，又或因集會後沒有留下垃圾等各種理由，白衫軍被讚譽為台灣「社會運動2.0」、「台灣之春」、「台版茉莉花革命」，主辦單位則自我肯定為「公民社會的勝利」。

「鄉民」變「公民」耐人尋味

是什麼力量讓「鄉民」搖身一變成為「公民」，放下鍵盤、離開房間而走上街頭集結成25萬人的規模？某些評論者認為，馬英九政府施政成績不佳，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度已達臨界點，洪案就是引爆民怨的關鍵，人民對洪案的關注與聲援，象徵對馬政府的怒吼。但不能否認的是，就算自發程度再高的活動或運動，都必須有一群人出來領導，這點是可以在歷史之中得到驗證的。以白衫軍運動來說，「公民1985聯盟」便是扮演民意輿論引導者、動員者的角色。

「公民1985聯盟」出現之後的發展軌跡，尤其是與台灣媒體的互動，看起來與常態不太相符。首先，台灣媒體一向較為信任資深或是專業度較高的民間團體，但是「公民1985聯盟」在草創階段，便已得到媒體的信任。電視媒體挪出時段、平面媒體騰出版面，供該聯盟表達理念與訴求，媒體反而變成了該聯盟的宣傳動員機器。其次，按台灣媒體的慣例，應該會去大挖已被英雄化的聯盟成員的背景，連洪仲丘的姊姊洪慈庸都有電視台推出個人專題報導，但目前還沒有媒體將該聯盟成員的背景故事拿出來大作文章。平常特別愛掀他人隱私的台灣媒體，這次卻出奇的保護個人隱私。

關於「公民1985聯盟」的資訊，現在只能從媒體報導中的蛛絲馬跡去拼湊面貌。《中國時報》報導：「聯盟成員每個人低調到不行，但一到聲援活動上，成員們彷彿『超人變身』一樣，慷慨激昂站在舞台上，聲嘶力竭。」「聯盟原只有39名成員，大家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老師、律師、平面設計師、咖啡店老闆、服飾店店員。但隨著洪案持續延燒，許多網友自主性加入，團隊不斷壯大，成員60幾人、平均年齡30歲。」「聯盟成員有人曾當過國會助理，立刻發揮過去組織動員的能力，也有人有設計專業，架設臉書網頁，經營得有聲有色。也有人把設計專才，運用在設計活動貼紙上」。《聯合晚報》報導：「他們多在晚上10點後，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開會討論，每次開會進行2到3小時，並區分為媒體組、文宣組、活動組和糾察隊，由各組組長先匯聚組員意見，在開會時提出討論。純然就是以網路方式，發起一場網路社會運動」。

聯盟成員則如此描述他們自己：「所有幹部受訪都不會公開真實姓名，不是因為害怕被秋後算帳，而是要凸顯我們身為一個公民的隱匿性，我們就是公民社會的縮影，公民才是國家的主人！」「能號召25萬人走上街頭，真的是公民力量。」「公民，就是看到這個國家受到危害時，立刻挺身出來捍衛它。做完了，就再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去，這不是很帥嗎！」「公民」成為聯盟成員的代名詞，聯盟一切的運作與細節也都巧妙地被以「公民社會」取而代之。

近代在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公民社會」被解釋為介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空間。「公民」為防止與國家、市場之間出現資訊不對稱，特別強調公開與透明性。「公民1985聯盟」成員表示要凸顯「公民隱匿性」，可還真是顛覆一般對「公民」的認知與理解。

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白衫軍運動原先是針對早已腐敗、扭曲且難以撼動的台灣「國軍」，相關變革性的訴求，稱得上是具有某個程度的進步意義。但何以運動在7月20日之後迅速地往「公民運動」轉向，就是個耐人尋味、值得深究的問題。「公民」講究的是守法、守秩序等價值，追求的只是體制內的修正，而且公民社會的說法抹去了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如同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所批評的：「公民社會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美國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便大力推廣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宣稱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的前提。20世紀末期的顏色革命是一例，21世紀的茉莉花革命又是一例。美國在各地各階層培植親美勢力，朝野雙方都是美國的代理人，兩股力量相互制衡，確保美國的策令得以貫徹。

這次台灣的白衫軍運動雖稱不上革命，但絕對是推動「和中」政策、又即將進入跛腳期的馬政府的警訊。白衫軍的集會型態、「公民1985聯盟」的組織運作，以及透過社群網站的動員模式，都與兩年前北非與中東地區茉莉花革命極為類似。洪案發生之後，7天內2位「國防部長」下台，愈來愈多證據說明洪案背後涉及的是台灣軍方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又發布報告稱「台灣軍隊正在空洞化」。看來視白衫軍運動為自發組織的說法還有待商榷，似乎有股超越藍綠的力量正主導著台灣的公民社會邁向「成熟」。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9月號，原題〈白衫軍運動：公民社會的勝利？〉；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馬英九兩岸政策的策士與智庫

從兩蔣到李扁，兩岸壁壘對峙將近一甲子。2008年之後馬英九的兩岸和解政策，可說是台海60年未有之變局。

高學歷一直是馬英九政府的特色，例如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現任主委王郁琦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博士，兩位副主委張顯耀是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林祖嘉是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由此可見馬英九對學者專家相當倚重。本文以下將著重分析介紹對馬政府兩岸政策產生影響的相關學者與智庫。

馬英九兩岸政策概述

馬英九就任之後，與陳水扁時期最大的差異，就是以「九二共識」為處理兩岸事務的最高原則。基於「九二共識」，馬英九自上任之初便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新「三不」政策，強調兩岸之間「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同時，基於台灣的《中華民憲法》與增修條文，馬政府將台灣與大陸定位為「一個國家，兩的地區」，一個國家是指「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是指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一種特殊的關係。馬英九將兩岸關係重新拉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是兩岸之間重啟對話交流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

馬英九兩岸政策另一個層面，就是主張兩岸協商「先經濟後政治」，由易到難循序漸進。馬英九任期剩下兩年多的時間，現在看來，其兩岸政策卻停留在「只經濟不政治」。台灣特殊的戰略位置，使得美國等霸權國家不斷干預兩岸事務，再加上國民黨退敗台灣後，必須尋求美日等國的支持與援助，從而台灣政府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降，形同美國與日本的附庸。在此歷史背景下，馬英九雖有意與中國大陸和解並開展交流，卻又受到美日等外來勢力的掣肘，遂形成馬英九對外政策「親美、友日、和中」三大主軸。

「九二共識」發明人：蘇起

蘇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被媒體評為馬英九兩岸政策的「首席智囊」。馬英九就任之初，拔擢蘇起擔任國安會祕書長，足見馬英九對蘇起的倚重。

蘇起在2000年4月28日以「九二共識」一詞來概括1992年汪辜會談「一中各表」的原則，可說是「九二共識」的發明人（關於「九二共識」的詳細緣起，可參考蘇起2003年的著作《危險邊緣》）。馬英九2008年當選時召開國際記者會，即以「九二共識」回應一個中國的問題。「九二共識」迄今仍為馬政府兩岸政策的最高原則，說明了蘇起在馬英九兩岸政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蘇起擔任國安會祕書長期間（2008-2010年），同時樹立了「親美、友日、和中」台灣對外政策主軸。蘇起雖已離開政府要職，但他所立下的「九二共識」與「親美、友日、和中」等原則，仍被馬政府所重視，沿用至今。

2010年2月蘇起請辭國安會祕書長，但他在兩岸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此消退。2011年8月蘇起出任「台北論壇」董事長，同年12月被馬政府延攬為海基會董事。台北論壇是一個民間智庫，向政府兩岸政策提供建言。蘇起認為，未來兩岸無法再只談經濟、避談政治，兩者是不能切割的，建議台灣內部要做好政治準備。台北論壇在2012年3月20日公布一份由朱雲漢、林文程、童振源、楊開煌4位學者執筆的《2012政策建言書‧兩岸篇》，倡議馬政府應該推動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利用這個委員會凝聚朝野共識，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台北論壇更在2012年底於台北舉辦大型研討會，探討如何強化認同與互信以深化、鞏固現有的兩岸和平發展成果，包含當時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以及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廈門大學教授劉國深等大陸重要對台學者均與會。台北論壇活動力強，有能力號召兩岸權威學者共商政策議題，或許是未來馬政府與大陸開啟政治接觸的契機，值得密切關注。

台灣駐美代表：金溥聰

馬英九另一位重要的左右手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學博士金溥聰。在馬英九的從政生涯中，金溥聰一直扮演其政策推手的角色。當蘇起黯然請辭國安會祕書長之後，金溥聰便接手馬政府的對外政策。

2011年大選期間，金溥聰擔任馬英九競選辦公室執行長，在一次率團訪美的過程中，金溥聰表示兩岸之間應該和平共榮，不排除未來兩岸任何形式的接觸。馬英九第一個任期內，著重兩岸關係的突破；2012年開始的第二個任期，明顯把重心轉移到對美關係。2012年1月14日勝選之夜，馬英九即宣布要在10年內加入美國主導、排除中國在外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台灣與美國於今年也重啟「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談判。金溥聰在2012年5月接任中國國民黨國際事務中心首席顧問，並在10月接任台灣駐美代表。馬英九將自己最重要的親信派駐美國，可窺見馬政府要調整對外關係的順序，「親美」優於「和中」。

「亞太和平基金會」掌門人：趙春山

馬英九另一位兩岸政策的策士，是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趙春山是政治大學法學博士，專攻中國大陸研究，曾任教於台灣大陸研究重鎮之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目前擔任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雖未擔任政府職務，但他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與看法，是馬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

2009年10月在一場研討會上，趙春山表示據他了解「政府高層目前的想法」，在兩岸啟動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談判前，台灣必須完成的「三項準備」，即「ECFA、MOU完成簽署」，「國內達成共識」，和「國際社會接受」。此話一出，輿論認為兩岸政治對話有譜，而趙春山的談話也被認為是馬兩岸政策的「風向球」。但社會風氣並不支持兩岸政治談話，趙春山後來只能自圓其說。

ECFA簽訂之後，趙春山認為兩岸將面臨經濟以外的問題，儘管政治對話的條件尚未成熟，兩岸應該擴大政治互信，為雙方步入政治協商、高難度的軍事互信機制奠定基礎。趙春山認為必須要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兩岸交流基本前提，以爭取台灣內部的團結；「九二共識」則是兩岸的互信基礎，兩岸關係要朝著「規範化」和「機制化」的方向邁進。趙春山也主張，必須從雙邊或多邊的思維處理兩岸關係問題。馬政府今年積極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這就是趙春山所說兩岸關係的「規範化」與「機制化」。

趙春山所任職的亞太和平基金會，在馬英九2008年就任之後成立，前身是中華歐亞基金會。儘管亞太和平基金會標榜是一個非營利、超黨派的民間研究機構，但仍不脫半官方或官方外圍組織的色彩。該基金會是專為馬英九研究和提供兩岸關係事務建言的智庫，副董事長是台灣大學副校長趙永茂，董事會成員包括「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國安會」諮詢委員邱坤玄、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高輝、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魏艾等人。上述成員都是台灣島內政界、學界兩岸研究的一時之選，透過對於大陸政治經濟發展最新動態的研究，即時反饋給馬政府做為調整兩岸政策的參考。

馬英九的台灣史老師：王曉波

相較於前述在政府任職的學者，或是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庫，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主持的《海峽評論》則是民間刊物。《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是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健將，當時就讀於台大法律系的馬英九參加了這場運動，因而與王曉波成為摯友。王曉波除了中國哲學的學術專長之外，也致力於兩岸關係與台灣史的研究，王曉波被認為是馬英九的台灣史老師。

以「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為宗旨的《海峽評論》，創刊於1991年，社長是台灣行政學權威吳瓊恩，編輯成員不乏島內各領域優秀的學者，諸如台北大學教授毛鑄倫、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張麟徵、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楊開煌、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前所長陳毓鈞、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所長湯紹成、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孫揚明、前「立法委員」邱毅等人。

《海峽評論》20餘年來社論都由總編輯王曉波執筆。據了解，馬英九都會抽空閱讀每期《海峽評論》的社論。王曉波非常重視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兩岸問題，他認為台灣問題的產生，根源於戰後美國「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的遠東戰略，從而將兩岸問題卡進了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的雙重結構中。兩岸的法理定位，王曉波主張兩岸之間是由內戰歷史造成的政府不完全繼承狀態，雖然「兩區」、「兩制」的治權各自獨立，但各自所宣稱的和法理主權卻相互重疊。因此，王曉波將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政策解讀為「主權不獨、治權不統」，符合一國兩區的兩岸現狀，也就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其實只是「就地合法化」。

王曉波深知美國霸權對台灣問題介入甚深，也理解美國對馬政府兩岸政策的限制，但他仍呼籲馬英九把握兩岸難得的歷史機遇。王曉波建議馬英九，在剩下的任期內設法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否則只能徒留「缺憾還諸天地」。

智庫機構近年盛行台灣

源於西方Think Tank的「智庫」機構，近年來才在台灣盛行。民進黨不少政治人物設有智庫，例如蔡英文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小英教育基金會，蘇貞昌的超越基金會，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影子政府。持台獨立場的親民進黨智庫有台灣智庫、新台灣國策智庫等等。李登輝卸任之後，也成立了李登輝學校、台灣綜合研究院等智庫。國民黨雖有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與國家發展研究院兩個智庫，但前者連戰色彩濃厚，後者則缺少活動力。馬英九本人雖有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但運作方向則以公益活動為主。對於兼任黨主席的馬英九來說，未來若想在兩岸關係有更突破的政績，並維持國民黨永續執政的機會，他更應該思索如何與學界有機結合，加強政策論述能力，建立堅實的理論生產團隊。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雖然以九二共識為原則，但只強調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模糊且避免政治的接觸。如此兩岸互動模式，是許多學者為馬英九建構的，雖然為台海對立的局勢帶來和平曙光，但馬政府的兩岸政策終歸屬於防守型，面對台獨與民進黨的抨擊火力，只能不斷退縮。如同王曉波教授所說，未來只能期待馬政府兩岸政策有量的改變，質變的可能性並不高。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還必須通過美國這一關。美國雖反對台獨，卻也不同意台灣與大陸有進一步的交往。馬英九與其策士們，不該在美日關係與兩岸關係上再採取模糊作法。他們處在歷史轉折期，是挑戰更是機遇，只有做對抉擇、選對邊站，帶領台灣人民共同參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馬英九才有可能留下正面的歷史評價。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新形勢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分歧與共識

台灣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運動」，在上個世紀80年代達到顛峰，聲音聽似吵嚷、路線看似分歧，但黨外人士都有共同的奮鬥目標，也就是終結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

統獨爭議並非主要問題

統獨爭議並未在黨外運動之中成為主要問題。例如台灣第一位黨外民選縣長余登發，被稱為「台灣民主先驅」，至今備受民進黨人士尊崇，其後代成為民進黨要角（長孫余政憲還曾擔任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內政部長」）。但余登發晚年致力於中國統一運動，擔任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1988年），還曾經公開發表《主張民進黨統一中國宣言》：「本人堅決主張以民進黨民主、自由、天下為公、犧牲奉獻的精神統一中國」。

將近30年前，民進黨誕生在尚未解除黨禁的戒嚴時期。做為收割黨外運動成果而成立的政黨，民進黨草創之初並非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隨著黨內「福佬沙文主義」愈來愈濃厚，一些非台獨或反台獨的黨員紛紛離開民進黨。民進黨在政治光譜上不斷趨向台獨，民進黨內的「余家班」也從未提起余登發的中國統一立場。「兩岸」對民進黨來說，早已不是自家人的關係，而是「兩國」關係。

如何處理「兩國」關係，民進黨內部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討論，當屬1998年為期三天的「中國政策大辯論」。其中一條路線是以許信良為代表、美麗島系提出的「大膽西進」，另一條路線則是新潮流系所提出的「強本漸進」。兩條路線的激辯與折衷，最終促成民進黨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台，成為2000年民進黨掌權之後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隨著陳水扁執政兩岸路線的逐漸極端化，「一邊一國」遂成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的主流，並影響至今。

兩岸政策再調整是黨內共識

2008年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之後，兩岸關係的局勢出現重大轉變，而且有不可逆的趨勢。為了尋求2016年大選的勝利，新形勢壓使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或曰「中國政策」）不得不有所調整。淪為在野之後，民進黨內部中青年世代要求中國政策再辯論的呼聲也時有耳聞。

這幾年來，民進黨籍政治人物訪問大陸並非少數，2008年雲林縣長蘇治芬到北京推廣農產品、2009年高雄市長陳菊赴陸宣傳高雄世運、2012年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到大陸祭祖的「破冰之旅」、2013年初「立法委員」許添財登陸進行「金融經濟」研究。上述幾趟不同的登陸，雖都是個案，也未成為民進黨內中國政策再調整或大辯論的契機。

但頻繁的登陸，確實為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兩岸思維帶來些許的變化。例如許添財返台後表示對大陸的印象是「百聞不如一見」；蘇治芬則對自己的登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期許：「民進黨為取得台灣民眾信任，應務實與中國大陸保持穩定互動，建立互信，台灣在東亞地理位置具有樞紐優勢，與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可相輔相成」。綠營政治人物對大陸與兩岸互動模式的重新評價，當然會成為黨內領導層的壓力。

總的來說，兩岸政策應該也必須有所調整，已經是目前民進黨內的共識。但是政策調整的幅度、兩岸的定位、互動的模式，以及如何進行調整卻又不失原有立場、如何向深綠台獨支持者交代等等複雜的環節，都是當前民進黨亟欲尋找答案的問題。近來，對於為兩岸政策尋覓新出路有迫切需要的民進黨來說，可說是處於百家爭鳴的階段。

民進黨兩岸路線百家爭鳴

今年6月，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訪問美國，期間他對自己領導的黨中央的兩岸路線有所表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國號是中華民國，這是台海現狀，任何改變此一現狀的行動，必須由台灣人民透過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堅決反對一中架構」。同時他也不忘發言鞏固台灣扈從於美國之下的既有體制：「台灣應該爭取被美國納為再平衡政策的一員」，主張簽訂台美「自由貿易協議」及參與由美國主導、排除中國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他甚至稱：「不要問美國能幫助台灣什麼，而是台灣要自我努力去贏得美國的幫助」。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都是綠營傳統思維的老生常談，顯見他所代表的路線是主張與大陸硬碰硬的拉美（日）制中派。

蘇貞昌為塑造黨內兩岸路線大鳴大放的形象，於7月4日召開首場「華山會議」（中國事務委員會對中政策擴大會議）。除前主席蔡英文未參與之外，黨內包括謝長廷與游錫堃等巨頭均有參加，並邀請已退黨的前「立委」沈富雄與會。「華山會議」成效不如預期，原有40位黨籍現任「立委」報名參加，最終只有7位到場，中青世代與蔡系成員幾乎都未出席，而且發言零星，沒有出現辯論的火花，看不出民進黨兩岸政策轉型的積極態度與決心。

會後沈富雄即稱，這場會議「裡面氣氛好到嚇人！」前「立委」郭正亮也表示：「看到現場實況，只能說真的太扯了！」民進黨中評委黃俊哲則直言：「或許大家都知道華山會議是開假的，自我安慰罷了，所以不如不面對」。華山會議是蘇貞昌主導的場合，由首場會議的舉辦情形來看，黨內人士對於黨中央兩岸政策調整的方向與決心尚處觀望，信心也不足。但華山會議預計舉辦9場，未來規劃的子題包括「如何處理九二共識」、「促進中國民主化」、「如何處理中國因素在台灣」與「兩岸的公民社會如何交流」等等，這些議題都象徵著未來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基本方向，出席與發言的狀況，以及會後的效應，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追蹤，觀察華山會議是否只是蘇貞昌的個人舞台。

除華山會議之外，近期民進黨其他重要人士也都有各自的兩岸表現。例如蔡英文7月12日舉辦「人民幣在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角色」討論會，邀請大陸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以「人民幣國際化的緣起與發展」為題發表演說、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以「中國大陸對外金融政策展望」進行報告，台灣方面則有相關領域的學者胡勝正、鄭貞茂等人與會。此外，目前綠營執政縣市首長之中表現最為亮眼的台南市長賴清德，也在18日率團訪問香港，以城市交流為名，為民進黨兩岸路線探尋新的可能。

黨內兩岸互動動作最大、聚焦最多、爭議最高的，當屬謝長廷6月29日於香港舉辦的「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這場研討會由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基金會」主辦、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協辦，台灣方面有9位學者、官員與民進黨「立法委員」與會，大陸方面則有包括孫亞夫、余克禮在內共26名涉台官員與學者參加。

謝長廷的這場研討會，除了直接與北京對台智庫對話之外，會後也在深圳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公開會面。謝長廷在會上持續推銷他的「憲法各表」主張，還提出兩岸「共源同文」、「兩岸命運共同的感覺」等亮點，甚至公開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可算是近年來民進黨人士對大陸路線最大尺度的說法。

民進黨政治人物在第三地香港，與北京對台學者與官員直接對話，頗有1992年辜振甫代表台北、汪道涵代表北京在香港會談的味道，或許是未來民進黨與大陸進一步接觸可資借鏡的管道與方式。關於這場研討會的評價褒貶不一，大陸學者余克禮肯定會議「突破創新」，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謝長廷的兩岸觀「仍受對岸與民進黨內的質疑」，而親綠學者童振源則盛讚謝長廷路線將要「崛起」：「謝長廷路線有機會成為紅綠藍三方都可能接受的兩岸共識」。民進黨內的批判聲浪未曾停歇，游錫堃對謝的「共源同文」說法極為反彈，獨派大老姚嘉文則是強烈抨擊謝長廷背叛民進黨、呼籲「清黨」。

謝長廷此番與大陸新模式的接觸，是否能算是民進黨兩岸路線的大突破，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目前民進黨內部兩岸政策主張至少可分為三條路線：蘇貞昌的傳統保守派、蔡英文的經濟接觸派（有論者認為是穩健漸進派），以及謝長廷的積極交流派。謝長廷的路線不過是其中之一，必將經過更進一步的競逐與檢視，才能論斷誰是主流、誰能贏得黨內多數人的認可──當然，不要忘了還須經過美國這一關。

有可能走向「偏安獨台」

此處必須一提，無論未來是蘇、蔡、謝哪一條路線的勝利，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都會從光譜的極端台獨這一端，往中間靠攏一些。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之後，台獨的根基受到嚴重動搖，但台灣社會對與大陸來往仍多顧慮，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交相作用，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度上升，而「中國人」認同卻不斷跌降。此狀況說明台灣的輿論逐漸集中到「中華民國等同台灣」，掏空「中華民國」的中國內涵，藉此將「中華民國」做為拒絕中國的擋箭牌。從最近的島內局勢即可見一斑，國民黨提「中華民國」以迴避兩岸政治對話，而民進黨也開始較為頻繁的使用「中華民國」稱呼台灣，做為與大陸交流的最低停損點。

在兩岸新形勢之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再調整是必然的，內部各種的兩岸交流方案勢必會不斷出台。但幻想民進黨會拋棄「兩岸兩國」的基本立場、接受「一中」或任何形式的統一，都是過度天真樂觀；比較有可能的路徑，是從台獨往披著「中華民國」外衣的偏安獨台游移。不過，如同許多大陸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兩岸關係已進入深水區，即從量變到質變的緩慢過渡。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民進黨應該體認到，兩岸關係已經難以再逆轉，尤其是ECFA的簽署，以及未來兩岸互設辦事處之後，兩岸關係將會愈來愈緊密，民進黨想擺脫大陸也只會愈趨困難。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標題改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百家爭鳴」〉，內容亦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民進黨兩岸政策：三條路線角力

在野8年的國民黨，能夠在2008年囊括多數選票重新奪回執政權，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馬英九所提出的兩岸和平交流政策，走出前朝陳水扁政府逢中必反的閉鎖困境，大大推進了對立超過60年的兩岸關係。該如何面對兩岸關係新局，該如何提出別於以往、別於國民黨，又不失原有立場的兩岸政策，成為民進黨最棘手的挑戰。兩岸關係左右台灣政局的發展，牽一髮動全身，若是民進黨拿不出煥然一新的兩岸政策，恐難以吸引台灣選民的青睞，也難與國民黨競逐大位，那麼蔡英文2012年敗選感言中所提民進黨的「最後一哩路」，或許會愈走愈長。

民進黨始終是「台獨」政黨

基於把中國大陸當成「外國」的立場，民進黨始終將「兩岸政策」稱為「中國政策」。長年以來，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有三大基石：明載「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主張「獨立建國，制定新憲」的《台獨黨綱》（1991年）；聲明「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且「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的《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年）；強調應「早日完成台灣正名，制定新憲法」，以「彰顯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正常國家決議文》（2007年）。無論在朝在野，就算承認「中華民國」，但根據上述三份文件，民進黨始終是台獨政黨，尋求台灣永遠與大陸分離。儘管當前北京願意與台灣任何政黨進行交流，但是基於民進黨的台獨本質，國台辦只能設下對話的前提──「希望民進黨認清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勢，找到正確的出路」。

2000年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從「一邊一國論」到「烽火外交」政策，對抗與衝突始終是黨內兩岸政策主流。這條路線說明了受反共教育洗禮的美麗島世代，仍然承襲戰後國民黨政府的「選邊站」政策，以「反共」為號召，與美日攜手形成圍堵紅色中國的堅強防線。去年11月大陸十八大落幕，新領導班子大致抵定，民進黨中常會決議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由黨主席蘇貞昌兼任召集人。此前，民進黨另一位天王謝長廷剛結束中國大陸的訪問，這趟「落淚祭祖」破冰之旅，外界原先預測會衝擊黨內兩岸政策的路線，甚至會激發路線大辯論，最終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

沉寂將近半年的時間，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首次會議在5月9日登場。出席的委員包括蘇貞昌、蔡英文、游錫堃、謝長廷、高雄市長陳菊、台南市長賴清德、新潮流系大老邱義仁、吳乃仁，以及「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等9人；會議並公布「中委會」諮詢委員名單，包括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前「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前「立委」林濁水、前「陸委會副主委」黃偉峰、前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董立文、前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前退輔會主委胡鎮埔等20人。

蘇貞昌在這次會議大談民進黨的「台灣夢」，即「降低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介入、影響」，並「為台灣創造、增加更廣大的自由選擇空間」，與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國夢」打對台意味十足。謝長廷在會上推銷他的「憲法各表」主張，強調民進黨應該從殘缺中追求完美，務實看待憲法。謝的發言引來邱義仁的回應，兩人爆發些微火花，邱則是為蘇貞昌定調不動《台獨黨綱》。事實上，這場千呼萬喚使出來的會議，並沒有做成任何的結論或決議，實際的定位與影響還有待觀察。

蘇、謝、蔡三條大陸政策路線

「中國事務委員會」開議前後，民進黨內部大致形成三股兩岸政策路線相互角力，分別是黨主席蘇貞昌代表的傳統保守派、謝長廷代表的「憲法各表」派，以及前主席蔡英文結合野百合學運世代的青壯派。據了解，中國事務委員會首次會議當天，蔡英文以另有行程為由，未做發言即先行離席，被外界解讀為蘇蔡心結的延燒。

為了爭奪黨內中國政策發言權，其實蔡英文與青壯派早已動作頻頻。2011年大選期間，蔡英文即提出「台灣共識」，以抗衡馬英九陣營的「九二共識」。其內涵就是蔡英文在2010年4月25日「兩岸經濟協議ECFA電視辯論會」上所主張的，台灣應該「從世界走向中國」，並以台灣人自傲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做為與中國大陸談判的基礎，從而「守住台灣主權」。經過一段時間蘊釀，親綠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學者，在2013年開春就丟出「中國因素」論──稱「中國因素」這隻「黑手」正在「侵害」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並企圖聯合大陸自由派，將「台灣因素」出口到中國大陸。這批學者在4月進一步推出《自由人宣言》，宣稱兩岸的政治協商應有兩大前提，即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徹底改善，以及政治體制完全民主化。無獨有偶，民進黨內包括鄭麗君、段宜康、吳秉叡、李俊俋、蔡其昌、蕭美琴、陳其邁等中生代，聯合推出性質與觀點都極為類似《自由人宣言》的《中國人權決議文》，強調台灣政府要與中國進行任何政治協議，應在中國人民以「民主普選」方式產生政府後為之，並且要「支持中國有序地完成民主化工程」。《中國人權決議文》草案將在其後民進黨全代會提出，若獲得通過，其效力將等同黨綱。

蘇、謝、蔡三條路線，在黨內各有支持基礎。蘇貞昌基本上繼承了民進黨過去對抗中國的老路，他在今年2月訪日期間，附和日本右翼政客主張，提出台灣要與美國、日本與韓國共組「民主同盟」。蘇貞昌指示民進黨政策會，即將舉辦「民主同盟論壇」，號稱要「進一步深化亞洲等民主國家彼此分享的共同價值，並強化合作關係」。「民主同盟」的構想，與冷戰期間美國反共盟友組成軍事同盟，藉以圍堵紅色新中國的伎倆如出一轍。謝長廷的「憲法各表」，看來極端性較低、靈活度高，雖在黨內屬於少數派，但他主張透過對憲法的重新詮釋與接納，其實還是在鞏固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或能吸引黨外人士的支持。而蔡英文與親綠中生代學者的論述，異於過去老牌獨派強調台灣人「血緣」與「民族」的說法，反而主張與大陸「公民社會」接觸，與大陸內部的自由派、甚至是反華派裡應外合，一方面顛覆中國現有制度，另一方面讓中國大陸更往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式民主體制靠攏，走上台灣解嚴之後的道路。這條路線以「公民民族主義」包裝「台灣國族」的建構想像，切中當前台灣青年對普世價值的高度信仰，以及對於中國大陸的焦慮與敵意，因此獲得台灣社會眾多中、青世代的好感。

民進黨兩岸政策受美國制約

這三條路線看似各懷鬼胎，其實是同床異夢──在不改變「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基本立場上，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張。進一步言之，這三條路線也可說是殊途同歸，他們都是在召喚冷戰幽靈，為美國在東亞戰略部署背書，忠實扮演美國利益捍衛者與傳聲筒的角色，藉以抗拒中國。謝長廷5月14日在廣播節目上表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必須考慮台灣最大公約數，在最低限度可以有共識的情形下，要讓美國可以接受，否則台灣無法單獨面對中國，台灣沒有這麼有力。」就這一點而言，謝長廷可謂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完全說中民進黨不同兩岸路線都受美國制約的現實。

戰後台灣淪為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棋子，本質上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政府無論藍綠，方方面面的政策都要經過美國點頭。1996年台灣進行首次領導人直選，台灣人認為此後就可「擺脫中國」而當家作主，殊不知一人一票選出的領導人還是得經過美國欽定核可。例如每屆大選期間，各陣營候選人都要爭相「出訪」美國，來趟「輸誠」之旅，爭取美國的支持──美國愈支持的候選人，台灣選民愈看得順眼。

美國掌控台灣的圖謀，可以上溯到19世紀。1853年日本處於鎖國政策，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Perry）挾著西方新興的工業化「文明」，以武力強逼幕府開國，史稱「黑船事件」。培里的眼光不只放在日本，還包括台灣，他曾主張為了控制東南亞海運樞紐與中國沿海港口，美國應該佔領台灣。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五角大廈成立「遠東戰略小組」，該小組建議戰後台灣由美軍「託管」，並依「台灣住民自決」成立一個美國可控管的政權「台灣共和國」。其後美國「遠東戰略」原則逐漸成形，即「以（台）獨制蔣（介石），以蔣制（中）共，以共制蘇」；蘇聯解體之後，則轉變為「以台制中」。為加強對台灣內部的控制，美國又讓藍綠互鬥，成為「以藍制綠，以綠制藍」的雙重制衡，確保台灣越不出美國的手掌心。

以最近的2012年大選為例，美國眼見馬政府與中國大陸愈走愈近，竟有前美國AIT理事會主席白樂崎等42位美國學者發表致馬英九的公開信，指控馬英九干預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為馬英九選情投下震撼彈。未來馬政府在兩岸關係上若有進一步的突破，美國在2016年大選公開支持民進黨進而左右選舉結果，並非不無可能。民進黨黨內兩岸政策路線的針鋒相對，可說是精彩萬分的表演，藉以吸引美國憐愛的目光。謝長廷在4月中旬出訪美國，向美國闡述其「憲法各表」理念；今年初才剛訪問日本的蘇貞昌，也將在6月初到訪美國，預計在華府有公開演說。謝蘇相繼訪美，無非是要向美國交心表態，爭取美國的認可與稱許，以累積在島內的政治能量。

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放之後，北京力量逐步影響台灣，與華盛頓力量形成拉鋸戰。就當前階段而言，美國力量仍略勝一籌，此贏面可能還會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民進黨將會稱職扮演美國因素在台代理人的角色，以制衡中國因素。看來，陳水扁曾說他是「美國軍政府在台行政長官」絕非瘋言瘋語，而是難得的真話。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總第272期，2013年6月號；次標題為編輯所加）

台灣核能政策的「美國因素」：美國的利益不該成為台灣的夢魘

台灣309廢核大遊行，隊伍行經台北市南海路與重慶南路口。（攝影：蔡坤成）

3月9日全台灣超過10萬民眾參加廢核大遊行，訴求「核電歸零」。這是歷年來參與人數最多的反核遊行，也是繼2006年「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紅衫軍）之後，台灣最具規模的民眾運動。

台灣反核運動有30年歷史

台灣第一座核能發電廠（核一）於1978年投入商業運轉，其後的五年間，核二廠與核三廠陸續完成興建並投入商轉，核四計劃也在1980年被提出。隨著核電廠的密集興建，再加上上個世紀70年代末其他國家陸續發生的核災事件（1979年美國三哩島事件、1981年日本敦賀核電廠放射汙染水外洩、1986年蘇聯車諾比事件），核能安全的問題開始受到台灣民眾注意。台灣的反核運動興起於上個世紀80年代，迄今已有30年的歷史。

1980年代同時是台灣黨外運動的興盛期，反核運動遂與反國民黨威權統治運動成為策略伙伴。及至1986年民進黨成立，反核運動與民進黨之間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台灣反核運動的進程，相當程度牽涉到執政黨對核能議題的態度，表現在藍綠雙方的鬥爭。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在大選中獲勝，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宣示要走「新中間路線」、打造不分黨派的「全民政府」，於是邀請國民黨籍前國防部長唐飛出任行政院長，但府院雙方對於核四是否續建不同調，主張續建的唐飛在上任四個半月後就被迫黯然請辭。

2000年10月27日台灣總統府上演藍綠大和解──陳水扁與敗選的國民黨主席連戰會面。連戰在會上提出以訂定「續建核四、不建核五，先將核一、核二、核三除役」的法案，來化解兩黨對核四的歧見，但不為陳水扁接受。就在「扁連會」結束半小時後，時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逕直宣布停建核四。這個決定彷彿打了連戰巴掌，連戰痛批陳水扁誠信破產、尊嚴掃地。受了奇恥大辱的在野陣營，利用在立法院多數優勢，翌年1月31日通過決議案，要求行政院讓核四復工。扁政府為了保護脆弱的政權，只能在2月14日宣布復建。經過這場鬧劇，核四興建與否的問題重新回到原點。

民進黨「反核」也不徹底

藍綠兩陣營看似在核電議題上針鋒相對，但深究之下，可以發現雙方的爭執點只在於核四應否續建，而在更高層次的核能問題歧異不大。透過選舉政治逐漸掌權的民進黨，融入資產階級代議式民主的遊戲規則之後，儘管民進黨仍以標榜「反核（四）」來與國民黨區隔，但長年致力於反核運動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祕書長崔愫欣在去年便坦言：「（民進黨）揚棄街頭路線，專心於議會路線，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致使反核運動受到不小打擊」。

民進黨政府在2002年成立「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但其目標只是「逐步減少核能電源，增加其他替代能源比例」，並沒有實際的廢核時限，也沒有規劃其他能源方案。2008年民進黨下野之後，為了競逐大位，再度祭出「反核」大旗，時為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2011年提出「2025非核家園計劃」。蔡英文的新計劃實際上還是在走老路，目標只鎖定在核四──「續建但不商轉」，且為核一至核三留下至少10年的運轉期。「非核家園」只是包裝，實際則是以不變應萬變的選舉口號。今年309廢核大遊行前夕，民進黨曾一度將之定位為對馬英九的「不信任投票」，其後雖推出「反核無懼」的文宣，但只談停建核四，不敢提出更深入的廢核主張。顯見，「反核」只是民進黨用以政治動員與操作的算計。

主張續建核四的國民黨，在核能議題上長期以來被綠營壓著打。國民黨為求解套，閣揆江宜樺今年2月25日拋出「核四公投」，此舉看似國民黨一記漂亮的回馬槍，但實際上根本無助於解決紛擾已久的核電爭議。台灣公投門檻極高，通過的機率不大，「核四公投」其實還是在為國民黨護航。而且馬英九同樣主張「非核家園」，將之定位為「穩健減核」，與民進黨的主張差異不大。執政的國民黨無能直面核能議題，只能用搖擺的態度與公投的招式，轉移龐大的政治壓力，最終被犧牲的仍是核能安全與能源政策。

兩黨的政治纏鬥，將廢核運動導向核四攻防，傷害了台灣的廢核運動。藍綠為核四是否興建的問題爭執不休，但這無法掩飾兩黨其實不反核能的真面目。卸任之後成為綠營教父的李登輝，3月22日在一場演講中表示「核能是乾淨」，這句話道出台灣許多政治人物真正的立場──只反核四，不反核能。台灣政治人物在廢核議題上的畏手畏腳，顯然背後有難以抗拒的影武者。

美國利益影響台核電政策

3月27日台灣《中國時報》報導，馬政府不敢宣布廢核，主要是擔心廢核會衝擊台美關係，關鍵在於台灣政府每年向美國進口鈾燃料棒等相關費用高達數百億元，國安高層人士形容「這是不能說的秘密」。與此同時，台北美國商會資深主管Don Shapiro向台灣《聯合報》表示，台灣廢核會導致外資裹足不前，指台灣「沒條件降核」。2012年美國商會發表的《台灣白皮書》，更直接建議台灣應考慮將目前運作的3座核電廠共6部核電機組延後除役。另一方面，2011年「維基解密」披露大量美國在台協會（AIT）電文，其中指出2005年陳水扁政府已逐漸放棄反核立場。前民進黨副祕書長鍾佳濱也曾告訴AIT，民進黨早在2004年12月已有決議要和反核人士分道揚鑣。

台灣的政治人物面對選民總是花言巧語，面對美國官員則是坦誠以對。美國做為台灣藍綠核電政策影武者的角色逐漸浮現，台灣廢核運動最大的障礙就是「美國因素」。長年以來，美國以核電政策綁架它在東亞的反共盟友。以日本為例，福島災變過後，美國曾公開以「日本應維持經濟大國的地位和貢獻集體安全保障」為由，反對野田佳彥政府的2030年零核電廠政策；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年2月訪美期間，更表示要重新研議前政府的零核電廠政策，擬建新核電廠。

眾所周知，台灣軍費始終居高不下，原因是要向美國購買軍事武器，用以對抗中國大陸。而美國為了維護其軍工複合體的利益，以保護台灣為名，持續販售昂貴且過時的武器來訛詐台灣。近日前AIT台北辦事處長司徒文在一場演講中表示，華盛頓對於台灣軍費開支下降感到不滿。司徒文的表態，正可說明美國如何介入台灣防衛與兩岸關係事務。與對台軍售類似，美國與台灣的核電政策之間有著斥裸裸的支配關係。

地狹人稠的台灣島，何以在短時間內密集地興建核電廠？要回答這個問題，絕對不能迴避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結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介入中國內戰，鞏固了海峽兩岸分裂的形勢。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之後，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正當性與既得利益，同時為了防止大陸「解放台灣」，因此與美國形成非常緊密的盟友關係。但美蔣同盟並非平等的地位，而是上下從屬與支配的連結，台灣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無疑都淪為美國在太平洋彼岸的附庸與新殖民地。

1970年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相繼退出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以及與美國斷交。對於偏安一隅的國民黨來說，只能尋求與美國更緊密的軍事合作。國民黨政府為了讓美國賣武器給台灣，便攏絡美國財團，以購買美國核電廠做為交換條件。在此階段，美國國內核能工業已呈飽和，只能向外輸出，台灣這個美國盟友便面臨「強迫中獎」的命運。美國利用政治壓力獲得台灣核電廠的合約之後，再將利益分給三大財團：貝泰、奇異與西屋，負責核一至核四廠的設計、汽機間與反應爐等不同的建造項目，這些公司也都是反對台灣廢核的美國商會成員。但台灣本身並不具有核能相關技術，因此從核電廠的設計興建到監管核能設施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都是在美國的主導之下橫空出世。國民黨政府在獲得美國的「恩寵」之後，再將興建工程層層轉包給黨的工程公司與本土資本家，形成「美國政商集團→台灣政府→官僚特權集團」的上下游關係。就算現在國民黨獨裁統治已經瓦解，台灣也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但核電廠始終擺脫不了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宰制。台灣反核運動的發展，也受制於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迷思。

台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夏潮聯合會等團體組成「反核能、反核武、反美帝」大隊，參加台灣309廢核大遊行。（攝影：蔡坤成）

廢核運動的目標在於拒絕美國

台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夏潮聯合會等團體組成「反核能、反核武、反美帝」大隊，走在309廢核大遊行的隊伍裡，形成扞格不入的畫面。這個大隊也提出「反核一二三四武」的口號，卻被許多反核四但不反核的民眾投以異樣的眼光。這次遊行的一大特色，就是有許多名人共襄盛舉。包含鈕承澤、李烈與阮經天在內的幾位藝人，雖表達出對於核四的高度疑慮，但同時也表示核能是有效率、乾淨的發電方法。反核四但不反核的立場，是深化台灣廢核運動難以跨越的鴻溝。

核電被宣傳為乾淨與和平的用途，追根究柢，核電其實是西方霸權核武工業與戰爭的副產品，也是帝國主義國家欺凌弱小民族的工具。作家陳映真曾經如此描述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今天，說美國不是一個霸權國家，恐怕連右翼的美國人都不會以為是一種善意的辯飾了。世界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成為美國單極稱霸的世界。在台灣，1950年以降，美國透過援助、人員交流組訓、留學政策、獎學金、基金會、在文教領域長期採用美國原文教科書……到了今日，從總統府以降，不論朝野、各行各業中，美國出身的碩士、博士精英占取了幾乎一切領導高地。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學術，在台灣成為統治性論述。『無知與孤傲』就具體而微地表現了這個論述系統」。台灣的核能政策是美國利益的展現，而台灣的廢核運動受到了藍綠互相鬥爭的束縛，其中更大壓力來自於美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緊掐。

日本福島災變之後，讓更多台灣民眾了解核電對生活家園的威脅。但是廢核運動的最終目標，應該是拒絕美國將其利益轉化成為台灣人民的夢魘，並拒絕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挾核武對外擴張。台灣廢核運動有句口號：「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台灣若不想成為下一個福島，人民必須自覺地認清美國「跨海洋政商聯盟」在台灣核能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總第271期，2013年5月號；次標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