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洗腦

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網路圖片）

近來全台各地高中校園遍地烽火，高中生以Facebook做為串連平台，紛紛「挺身而出」反對課綱微調，深具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之勢。其中一場說明會，參與學生在現場拉起「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還讓教育部長吃了好大一驚。由於運動的推波助瀾，「反洗腦」一詞喊得震天價響，或可登上今年網路熱搜詞的榜首。港台聯盟不分今日明日，力保腦袋的「一方淨土」，防止「赤禍」入侵。

牙不伶齒不俐的我，當年也曾熱衷辯論，還曾忝為演辯社社長。記得某堂社課，學長姊教我們辯論就是把裁判當成一張白紙，正反雙方利用各種理據與口才技巧來說服裁判的過程。說白了，辯論過程即洗腦的一種。人打從呱呱墜地之時，同樣也是白紙一張，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家庭、學校與社會不斷的學習與認知，此形塑的過程當然也是洗腦。不可否認，國家掌握了洗腦的最高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對人民進行規訓與馴化，而且還是個大黑箱，台北人搭手扶梯不自覺地習慣站右側，就是洗腦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其中的翹楚，因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看似自由發展的大眾傳播，其實被少數黑手所把持，人民活在楚門的世界裡而不自知，甚至還樂在其中。

當前港台青年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及其代理人）利用教科書對他們洗腦，恰恰反映了他們要保護自己原先已被西方價值觀所洗腦之後的成果。或許可以這樣說，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目前誰在這場洗腦與話語權的競逐比賽中遙遙領先，《維基解密》與斯諾登的「稜鏡門」已經將答案揭曉了。

教科書是國家貫徹意志與意識形態必然的工具，國定假日亦是如此，只能黑箱、無法白箱。因此教科書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某些「公民團體」所主張的「柔性課綱」與「多元史觀」就是包裝台獨的幌子。事實上，課綱或是教科書已經是最透明、最低階的洗腦手段，文學與娛樂的洗腦力可謂是沛然莫之能禦。

冷戰期間，美國CIA成立「文化自由大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助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達到反共與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之效果。美國以其力量與資源在全世界推廣利於反共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改編並捧為文學經典，排擠、邊緣化政治不正確的作家，且在各地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與文化買辦，以政治力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版圖。為人知曉的小說家歐威爾、詩人艾略特、思想家漢娜．鄂蘭等人，都是CIA重點資助的對象；而《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齊瓦哥醫生》等作品則是美國傾力推銷的書籍。美國對外的文化洗腦在西方學界已有受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例如Andrew Rubin的《帝國權威的檔案》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等等。美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有另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好萊塢。法國學者Regis Dubois在分析了好萊塢經典電影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推廣一種生活方式之外，好萊塢電影還刻意地強加給觀眾一種思維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隱含在好萊塢電影的形式與結構之中」。

洗腦做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文化宣傳手段，當然有其全面的布局。冷戰在形式上雖已落幕，但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所說的：「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美國要推動延續冷戰的「重返亞洲」戰略，除了有軍事同盟國家的配合之外，冷戰期間便已啟動的文化洗腦，其重要性如今更顯得舉足輕重。對港台的反共、反華陣營而言，他們自我定位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布局的側翼，當前首要任務就是召喚冷戰幽靈，靠著西方帝國主義軟硬炮彈來拒絕、抵抗中國，因此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就至關重要。陳水扁時代所推出的《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報告書》只是「去中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都體現了此策略的斧鑿痕跡。國民黨馬英九不放棄親美，找不到自身的中心思想與價值，只懂得在課綱與教科書的字句上動手腳，最終遭到巨大的反撲是必然的結局。

自太陽花以降到這波反課綱微調，許多人只看到其中的世代衝突，而世代之間的合作關係卻往往被忽略。在反共與反華的最高價值面前，不同的世代透過合作來捍衛原有的價值體系，拒絕被「洗腦」。隨著反對課綱微調而來的，則是要求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修憲訴求，背後的驅使動力是政治而非歷史，否則當日本右翼安倍政權在扭曲歷史之時，他們緣何不吭一聲？若只在課綱或教科書議題上與之周旋，完全踩中他們精心設下的陷阱。配合美國戰略的島內政治布局已然啟動，就此意義而言的「反洗腦」絕非進步，反而是大大的退步。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0期，2015-06-24出刊）

親愛的，我把台北市翻轉成台北州了！

由於台北松菸的經營事件，讓「文創」的概念內涵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無論經營者與居間協調者是誰，最終都落到財團的手上，「文創」不只沾滿了濃濃的銅臭味，更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挾著既自詡為「左翼」又「反黑箱」的太陽花人氣而上台的柯文哲，已經讓人看破手腳。

以「文創」之名所包裝的空間，不只有松菸。近年來，全台各地掀起老房子再生／活化的浪潮，將閒置、傾圮的建物空間重新修復，再招徠「文創團隊」進駐，數量不斷增加，稱得上一點一滴在改變原有的城市地景。讀者諸君平素信步於街頭巷弄之中，若多加留意，其實不難發現當前在積極修復的老房子，以日據時代的建築物為大宗。

以我經常出沒的台北市區域為例，機車一過中正橋在福州街可以先見到「台灣師範教育館」（劉真校長故居），內有咖啡業者經營。往前行到杭州南路上，可見到日據時代中高階官員的宿舍，修復後現有料理與藝術團隊進駐，以「樂埔町」之名經營。沿著杭州南路往濟南路方向，則有龍應台任文化部長時大力規劃的「齊東詩舍」，包括詩舍周圍分布於齊東街的「幸町職務官舍群」，始建於日據時期，都是台灣總督府不同官階職員的宿舍；「齊東詩舍」修復之後做為藝文空間使用，當然，內部也配備了一間咖啡廳。

台北市杭州南路「樂埔町」（張方遠攝）

台北市濟南路「齊東詩舍」（張方遠攝）

台北市福州街「台灣師範教育館」（張方遠攝）

若有餘力往西行，和平東路大安區行政中心旁，有一幢正在修復的日式建築，預計由文創團隊打造為「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豔陽高照想到台北植物園享受綠蔭，在園內會發現一幢嶄新的日式房舍「南門町三二三」，據園方說法修建的原因是「缺乏日式庭園展示」（但園內其他地區的植物怎不見如此待遇？）；園內還有另一幢建於1892年、碩果僅存的清朝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但明顯斑駁、疏於維護，與「南門町三二三」形成強烈對比。離開植物園前往繁華的西門町，中華路上可見到由日據時期西本願寺輪番所改建而成的「八拾捌茶輪番所」，主要販售日式茶點。

修復中的台北市和平東路「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南門町三二三」（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清代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明顯斑駁、疏於維護（張方遠攝）

台灣人赴日旅遊一向趨之若鶩，其實機票錢大可節省下來，因為光是台北市就可填補台人心中對日的憧憬與仰慕。若還不滿足，那麼上台北市文化局網站，查查「老房子文化運動」，便可發現這個宣稱「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的計畫，正悄然把台北市翻轉成為日據時代的台北州。除此之外，文化局還加送美軍懷舊之旅──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樣一來不消步出「天龍國」，就可飽覽台灣舊殖民宗主國（日）與新殖民宗主國（美）的風采。兩個願望一次滿足，無比貼心。

僅用台北的建築「復州」行動，恐怕難以形容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復建日式房舍的規模，儘管日本人已經離開台灣70年，但「國境之南」的認同想像不減反增。日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稱要「重拾城市光榮」，因此要重新豎立起台中公園的日本鳥居，此後又替「台中文學館」剪綵開幕，而該館建築則修復自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更早對外開放的虎尾「雲林故事館」，其實是日據時代虎尾郡守的官舍。嘉義在地的李宗隆教授，2013年即投書媒體指出國民黨執政的嘉義市府整修一片日式木屋，做為新興觀光景點。再往南到台南，建於日據時期的「林百貨」於2013年修復風光開幕，遊客絡繹不絕（近來也有民間團體發起運動搶救位於台北衡陽路與博愛路口的「菊元百貨」，打算再現日據兩大百貨南北輝映的「榮景」）；台南做為漢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區，其他中式古蹟反而門可羅雀。台灣最南端的屏東，近日更是由「李登輝之友會」的成員日本人佐藤健一，出資一千萬日圓修復牡丹鄉高士村的日本神社，他理直氣壯地對記者表示：「台灣的存在，在日本史上是不可缺欠的」。（日本人不只捐助修復神社，也在全島各地大量贈送、種植櫻花樹。）台灣東部也不落人後，花蓮縣鳳林鎮公所日前修復了建於1915年日據時代的林田神社，當地民眾甚至發起自發打掃神社的行動，說是「不要讓（日本）神明笑我們」；台東縣警局鐵花路日式宿舍，經縣府爭取補助修復之後，出租給一間手打烏龍麵店。

這波全台總動員再造「國境之南」的浪潮，幾乎以「重現榮耀」為號召。但是問題在於修復的日式房舍，大多是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官舍，神社裡供奉的是日本神。在台灣，福澤諭吉被捧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導師，但他所主張的：「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最終經由50年殖民的形式「落實」在台灣人民的精神與肉體上。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眼下台灣人汲汲營營所追索的「文明」？而這份「榮耀」到底屬於少數的日本殖民統治者？還是屬於被迫以番薯籤裹腹、廣大被剝削的台灣人民？

更值得細究的是，日式房舍的修復工程，多半由官方出面招租，媒合民間的「文創團體」，從而形成實際經營內容與建築物無關的詭異現象。進駐的經營者為擴大其經濟效益，再替建築物塑造一番新故事，充滿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城市的面貌會經過自然的有機新陳代謝，並非所有陳舊的事物都有保存的價值，因為建築物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也是人民精神寄託的對象，而空洞的歷史敘事到頭來只是加深了台灣人民的自我殖民。這波復建日式房舍之風，不僅無法使得人民獲得精神解放，無法貼近這塊土地真正的歷史，反而讓腳離地更遠，生活在一個被扭曲、重新建構出的想像世界裡，自縛縛人。

公共建築與空間的運用，其背後隱藏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來說，此計畫釋出的標的大部分是公部門的不動產，反映了光復初期國民黨毫無清理直接接受日產，並且接續使用至今。曾經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在失去民心之後敗逃台灣，拉攏美日勢力鞏固其風雨飄搖的政權正當性（別忘了「白團」），使得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共同凝結出統治台灣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藍綠都是此意識形態的繼承者。矗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總統府，因入選為「世界最美十三座總統府」而被台灣人引以為傲，但它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

總統府（總督府）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張方遠攝）

由殖民而起的歷史傷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與撫平，在台灣卻通過官方（藍綠）、民間與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續傷痕，以城市地景、教科書史觀論述等「潤物無聲」的方式改寫歷史。這個幻想而出的「想像共同體」還不斷指責別人在「洗腦」，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所說的：「說人洗腦者，正是洗腦人」，真正站在台灣人民主體的歷史就在不斷追尋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年代」過程中被洗掉了。參與對日抗戰、投身台灣光復，日據底下台灣人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與力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房舍正一幢幢的復現，而台灣至今連一座抗日紀念館都沒有！歷史正從暗處發出訕笑聲……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8期，2015年5月27日出刊；另載《觀察者網》，2015-06-04）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蔡英文，下一個馬英九？

蔡英文，下一個馬英九？（網路圖片）

台灣又到了下一個轉折點，蔡英文時代──或者用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石佳音老師的講法：「民進黨的黃金十年」──即將到來。

4月15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蔡英文為該黨2016年「總統」候選人，這是蔡英文第二度代表民進黨出征。她上一次宣佈「參選」的那一天，日本發生了3‧11大地震；這一次參選，台灣社會才剛經過阿帕奇貴婦團風波，現在議論的焦點都在柯文哲與柯建銘的「三億門」上。以當前島內的政局氛圍來看，明年1月的「大選」蔡英文幾乎篤定「當選」，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機率甚高，因此15日民進黨的提名記者會不過就是個形式，即民進黨打算走完「最後一里路」的一個程序。

歷史總是以極其熟悉的形式重複上演。15日民進黨提名記者會上，蔡英文的意氣風發，以及她身後一字排開的民進黨縣市首長，這個場景與2008年的馬英九如此相似。2008年大選前夕，國民黨縣市首長合拍了一支「我們準備好了」競選CF，再加上馬英九個人的人氣旋風，開啟了接下來的八年馬英九時代。不能否認的是，馬英九能夠成功登上大位，背後大「功臣」當屬陳水扁的貪污腐敗。如今，蔡英文到手在即的勝利，也得「歸功」於馬英九的執政低迷──台灣民主的惡性循環，是台灣做為美國「新殖民地」的必然宿命。

2008年以來的八年時間，蔡英文本人並沒有什麼顯著的突破與建樹，但時勢卻不斷往她身上靠攏的主因，還是在於馬英九親手替蔡英文的「最後一里路」掃除了途中的幾重障礙。握盡優勢的蔡英文，這一里路上剩下來若干的坑坑洞洞，還是得由她自己來填補。

在接下來的競選路上，伴隨在蔡英文身邊的，不只是即將掌權的喜悅，還有與日俱增的壓力與質疑，容不得她含混以對。蔡英文首先要表態的，就是台灣的「宗主國」美國。美國長期以來用兩面手法對待台灣，一方面向北京言明「反對台獨」，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兩岸分裂的局面，才符合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蔡英文的「總統」之路必須先通過美國這一關，問題在於，蔡英文雖是帶領民進黨走出谷底的新興之星，卻也是難以撼動的「台獨」信徒。李登輝卸任前拋出來的「兩國論」，幕後操刀手就是蔡英文；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取巧地將「九二共識」扭曲為「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當年台灣的黨外不分統獨，最高目標就是打倒國民黨威權統治，但黨外的成果最後被民進黨完全收割，成立初期便不斷將統派人士排斥出黨，其本質是逐漸走向大福佬沙文主義的政黨。歷經2000年的執政、2008年的挫敗，「台獨」成為民進黨愈來愈難以承受的包袱。近期以來民進黨內部召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也出現「凍獨」聲浪，目的在於將「台獨」造成的衝擊降到最低。面對華盛頓、北京與民進黨內的內外壓力，「鐵桿台獨」蔡英文勢必為其兩岸論述尋找解套的方案。投機性格的柯文哲已用「一五新觀點」替蔡英文做了示範，蔡英文在日前表態其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是「維持現狀」。但是兩岸局勢瞬息萬變，任何的「維持現狀」說法不過都是在替「台獨」或「獨台」擦脂抹粉，「空心蔡」依然空心，蔡英文想讓大家買單她的「維持現狀說」，看來還得再花更多的心思。

蔡英文執政之路的另一個大危機，就在她的身後。15日民進黨召開的提名記者會，站在蔡英文身後的民進黨諸應該就是她未來的輔選團隊，包括民進黨前秘書長吳乃仁與邱義仁，以及阿扁時期位居高位的林全、蘇嘉全，還有陳水扁的重要文膽林錦昌等人。這些「扁家軍」成員因為阿扁下台而各自飛，如今藉著輔選蔡英文而重新歸隊，說明沉潛八年的民進黨依舊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去年3‧18太陽花學運「出關」之後，部分的力量將訴求上綱到要求釋放陳水扁，甚至提出阿扁無罪、阿扁是坐馬英九政治冤獄的主張，致使馬政府退讓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放扁出籠。陳水扁本人雖已褪色，但以扁為中心所放射出來的各色政治社會力量，最終也都會集中到蔡英文的身上。蔡英文若要執政，她必須交代清楚她本人、她的團隊、她的黨與陳水扁之間的關係，以及她的上台有沒有可能使得先前八年的陳水扁夢魘再度復辟？

明年初馬英九下台，但蔡英文也不能高興過早。馬英九這八年（特別是執政末期）的負債，全部都將轉移到蔡英文身上，由她繼續承擔。首先是台灣的「憲政」問題，台灣在解嚴以後藍綠始終將「憲法」視為玩物，為一黨一己之私任意「修憲」，從無「憲政」可言。如今憲政爭議再起，但蔡英文在此問題上態度搖擺，過去在野期間主張「內閣制」，現在即將攀登大位卻又反對「內閣制」，顯然過高的權力慾望讓她根本無意化解長期以來的藍綠政爭，更無意嚴明權責。其次，近來台灣內部高度關注的廢核、桃園航空城、苗栗大埔徵收等議題，以及撕裂社會的服貿、貨貿、亞投行等兩岸問題，未來都將成為蔡英文的嚴峻考驗。這些曾經是蔡英文「助力」的議題，很有可能成為她競選之路的「阻力」，她同時還得面對過去扮演民進黨側翼角色的「第三勢力」的挑戰與牽制。

大陸某些對台學者視民進黨為左翼政黨，這個結論令人費解。民進黨的崛起，倚靠的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支持，以及將在地的「台灣意識」民粹操弄為脫離中國的「台灣人意識」與「台獨意識」，毫無進步性可言，本質上與偏安一隅的國民黨愈趨一致。與馬英九同樣是親西方的政治精英，蔡英文不可能打破藍綠格局的限制。因此，馬英九號稱要讓台灣「脫胎換骨」，終究只能淪為一句口號；而蔡英文15日記者會上信誓旦旦地說要「點亮台灣」，恐怕也只能點亮她自己而已。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17）

誰決定台灣加入亞投行？美國戰機捎來答案

圖片轉自東森新聞雲 http://ppt.cc/WqVM

這幾天台灣社會普遍在問兩個問題，一個是馬政府為何要在截止前的最後一刻才向亞投行遞交意向書，另一個則是兩架美軍F18戰鬥機為何突然「迫降」台南機場？這兩個看似獨立無關的問題，答案卻呼之慾出，而且環環相扣。

台灣趕在3月31日將參加亞投行的意向書通過陸委會請國台辦轉交，社會上的質疑聲浪立刻被炒作起來。反對者主要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其實是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另一個翻版。這一派的論調形左實右，並不值得特別反駁，事實上他們真正擔心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結構霸權被破壞、被顛覆。而且盧荻教授對於類似的疑慮也曾經有深刻的答覆，他指出中國的資本輸出並非立基在剝削外國人民的勞動，反而是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同時其目的是為了完成生存所需的發展戰略目標，因此並不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參見觀察者網2月4日文章：盧荻，〈希臘左翼能和中國站一條道嗎？〉）

另一派的反對聲音，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大陸。他們認為馬英九出賣台灣，在大陸壓力之下加入亞投行，而且通過國台辦轉交參與意向書，根本是「矮化主權」、「矮化國格」之舉，從而有黑島青等獨派青年團體在3月31日晚間夜襲「總統府」。這一派的說法完全是弄錯問題、給錯解答，實實在在暴露了他們「逢中必反」、親美、掩護民進黨蔡英文的政治目的。

到底是誰決定台灣要加入亞投行？4月1日愚人節那天，兩架美軍F18戰鬥機替這個問題捎來了答案。兩架美軍戰機神秘降落台灣，陰謀論四起，有網友猜測是美國決定賣F18的引擎給台灣，這兩架戰機就是飛來交貨的。無論何種說法，總之美國國防部所說的機械故障原因，其實沒什麼人真的相信。

這兩架從天而降的美國軍機，讓台獨派的精神為之振奮，認為美國終於來保護台灣，向北京宣示台灣是美國的人，北京別想染指。而社會上則莫名地充斥著若隱若現的歡欣鼓舞，迎接美軍蒞台，彷彿失寵已久的臣妾終於盼來美國皇上的臨幸。先不說台灣媒體多半以正面的口吻報導此事，台灣「國防部」也表示對兩架美國F18軍機降落台灣感到「意外」──言下之意反映了社會集體的心態，也就是美國送來「意外的驚喜」，光榮之情溢於言表。

弔詭的是，自去年3•18太陽花學運以來，再到近日的M503新航線以及加入亞投行所引發的種種爭議，台灣社會總是以「黑箱」與「國安」兩大理由來加以抗拒。例如大陸新劃設的M503航線，就被認為是傷害台灣「國家安全」，讓大陸軍機得以更加靠近台灣。台聯黨「立法委員」周倪安就公開說M503是「中國帝國主義意圖併吞台灣的司馬昭之心」，「是一種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她甚至要求台灣「國防部」對於「中共軍機來意不明應來一架打一架」。

而愚人節當天的F18突降事件，恰恰說明了破壞台灣「國家安全」、入侵台灣「領空」的不是大陸，而是美國。美國軍機義正詞嚴、堂而皇之的進入台灣「領空」，並且大剌剌的降落在台灣機場，如此嚴重傷害台灣「主權」的大事非但無人抗議，反而張開雙臂熱情歡迎！試想，今天若是大陸軍機因機械故障迫降台灣，民進黨、激進的獨派青年團體，甚至是整個台灣社會將會做何反應？不會群情激昂地衝進「總統府」或是佔領機場嗎？

而對於台灣有意參加亞投行一事氣憤難耐的蔡英文，她說此事應「與人民充分溝通，尋求社會共識，並接受國會完整的監督，絕不能黑箱決策」，「絕不能忽略民主決策程序，更不能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如今美軍戰鬥機突降台灣，宛如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駛入台灣海峽，這般「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的情節，民進黨蔡英文所堅持的「反黑箱」與「國安」怎麼又縮手噤聲了呢？

兩架美軍F18戰機降落台灣，連美國媒體都不相信是「機械故障」。《華盛頓時報》在4月2日刊出分析報導，指出美軍機降落台灣顯然是五角大廈要向北京當局傳遞政治訊息，是在對中國大陸釋出表達美國決心的重要信號，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費學禮（Rick Fisher）就直白地表態：「有人希望北京不會看不懂象徵意義」。美國的帝國主義心態、扈從其下的台灣新殖民地性質表露無遺，而台灣卻還自傲於這種被美國「準統治」、「準殖民」的狀態，反倒指責起中國大陸對台灣存有「司馬昭之心」。

回過頭來看，與其說這兩架美軍F18的政治意圖是來「臨幸」台灣，不如說它們是來「打臉」的，打了那些口口聲聲指責大陸的人。在背後主導台灣向大陸遞交亞投行意向書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美國因素」。對台灣的當政者來說，凡事未經美國首肯，他們是不可能貿然行事的。亞投行爭議爆發之後，台灣「財政部長」張盛和4月1日在一個網絡節目表示，遲至3月31日才交意向書最大的原因是「美國不反對」，他說：「這就是我們『國家』的處境及政治現實，必須考慮美國的態度」。馬英九為何在最後一刻才遞交意向書，答案已經昭然若揭了，這段時間就是在與美國熱線溝通，等美國點頭同意。台灣長年以來自甘作為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戰略棋子，就算加入亞投行，也不是為了「兩岸一家親」，而是代表美國利益在亞投行裡的關鍵一票，避談這個地緣政治現實的人，不是太天真，就是城府過深。

F18在4月3日下午拍拍屁股走人了，或許有些人心中為此感到無比失落，但也該想想，真正讓台灣「主權矮化」、「侮辱國格」的其實不是在台灣海峽的另一岸，而是在太平洋的那一端。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06）

穹頂之下的人與政治

（網路圖片）

大陸媒體人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聚焦中國大陸的霧霾空汙，成為一時的話題，台灣也不例外。其實台灣觀眾對《穹頂之下》的內容應不陌生，早在2006年就有美國副總統高爾參與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還有2010年陳文茜製作的《正負2度C》，這三部片無論在主題、手法與宣傳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保護家園是人類最素樸的關懷，但當我們轉身去看這三部片背後所透露出的脈絡時，不只是有「環保」的單一論述，還包括了大陸學者呂新雨所指出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我無意去論爭柴靜其人其片，但我們必須理解環境議題不能只有「加害」與「受害」的二分法，抽離人、資本、政治與歷史之後，環境就成為真空的存在。以台灣的經驗為例，環保運動可以上溯自80年代的黨外時期，當時以左翼力量主導的環保運動正是看到問題背後的核心在於跨國資本的壟斷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地區的公害輸出，因此將抗爭的對象上升到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及至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台灣，政府不斷「去管制化」，「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被長年盤據政經高位的親西方官僚菁英引進島內，致使思考與行動不斷的個人化、零碎化。環保運動抗爭的對象與底線只能隨之退縮，單一的個人被環保道德所綁架、囿限，而真正在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資本家反而全身而退。

台灣運動的經驗恰可說明，環境問題不可能脫離內外政治的影響，缺乏政治思考的環保運動只能淪為宗教式的自我催眠。對內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兩難其實是一個圈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要壓制開發中地區向上爬而設的路障。要破除這個迷思，長年被台灣學界忽略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他的理論就顯得格外有價值。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烏托邦，要確保市場合理的運作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國家的干預其實是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條件。波蘭尼也認為當一個國家往自由市場急速轉型勢必會造成災難與破壞，同時就會激起社會以自我保護為目的的反向運動，並且體現在國家的立法手段，保護人與自然環境不受到傷害。波蘭尼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發展與環保並非相斥的，關鍵在於一個不受資本左右的國家對社會進行保護。

卡爾．波蘭尼（網路圖片）

走不出新自由主義框架的台灣，信仰「小政府」（太陽花之後「無政府」傾向更是甚囂塵上），對於波蘭尼的理論肯定不屑一顧，此時或應理性虛心地看看大陸近年來的對策。大陸2011年出台「十二五」規劃，特別增加了氣候變化指標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大幅降低碳排放、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森林覆蓋率；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今年1月便實施被譽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宣示以最嚴格的法律應對最嚴峻的形勢。不可否認大陸的環境問題還很嚴重，但大陸的環保投資佔GDP比例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台灣對於大陸霧霾空汙或有非議，但大陸以國家公權力在落實綠色轉型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外而言，「碳政治」已是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人類的穹頂只有一個，穹頂遭受破壞絕非一時一地使然。回顧歷史，自1800年至2010年北方國家（美國、歐盟、日本等）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都超過全世界總量的一半，但當前矛頭卻指向發展中的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這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指責。大陸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曾明白揭露，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就是陷阱，他們定了一個大蛋糕，並且自己先切走其中最大的一塊，剩下的一小塊再分配給佔世界人口多數的其他國家。

中科院院士丁仲禮（網路圖片）

丁院士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他說環境問題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環保最終取決於文化與文明的包容性，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面對自然環境，沒有人應該享有特權，與西方帝國主義並肩而行的口水謾罵，失卻歷史與政治的視野，完全無助於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4期，2015年4月1日出刊）

太陽花一週年：後太陽花時代，台灣的挫敗與轉機

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至今已滿一年，再加上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這一年島內變動之快，讓人的思考感到偌大壓力。無法否認3‧18對台灣影響甚大，有人認為「太陽花」為台灣的未來帶來陽光，也有人認為「太陽花」的陰影壓得台灣喘不過氣來，不管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這都是這場運動輻射出來的能量。

3‧18週年之際，各路人馬急於總結，也想為「太陽花」樹立不亞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歷史評價。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3‧18學運是台灣近幾年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覺醒運動，要用歷史眼光來看待這場學運」，「一百年後回去看2014年，影響最大的是學運，而不是11月29號投票。」

不如我們就按柯文哲的「指示」，以歷史的眼光來檢視「太陽花」到底為台灣留下了什麼？島內自2008年以來經歷了「野草莓」、「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幾場規模不等的「公民運動」，經過幾波動員洗禮，運動的發展在「太陽花」時終於臻於成熟。一波接著一波的衝撞，特別是「太陽花」標榜著「反體制」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信仰，最終展現出來的動能卻集中在「反中」與「反國民黨」，未曾撼動戰後真正制約台灣的結構──親美反共及由此派生出的「藍綠」格局──甚至加深、鞏固了它。

太陽花前前後後所掀起的波瀾，或許會為島內政局增添動盪，但未曾改變過台灣社會的集體想像，當然也無法轉變台灣舵手（無論藍綠）駛離大陸的航向。

近一年來，被太陽花群眾烙上「親中賣台」的馬英九政府似乎也在焦慮自己與大陸靠得太近，因此先是透過檢調單位起訴義務服務台灣考生赴大陸求學的「夏潮聯合會」，接著又在今年將台大等6所進行兩岸學術交流的大學停權半年。在政治上，馬政府駐美代表處今年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突襲，反而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換來「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之嫌；接著又為M503新航路與大陸針鋒相對；兩會期間，習近平以「地動山搖」形容九二共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台灣新任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卻回應「聽了會不舒服」。

在歷史意識形態上，台灣聞不到絲毫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週年的味道，台灣「國防部」反而先跳出來開記者會指責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馬政府對於高中歷史、公民等課綱的「微調」，在今年2月更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教育部」敗訴。

經歷這場嘈雜喧囂的運動之後，社會內部的撕裂與激辯帶來的不是更多元的態度，對於中國大陸的視角反而更加禁錮、僵化，對於在台灣的陸配、陸生與陸客的歧視及排斥不減反增。與此相較，太陽花背後所象徵的地緣政治意義，經過一年以來的沉澱，其面目則愈加清晰。去年太陽花退場沒多久，我在觀察者網寫了一篇文章〈美國還能繼續滋養台灣的太陽花麼？〉，結論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植在台灣泥土裡的這株太陽花，或許將永遠面向美國綻開著。」現在看來亦是如此。

積極鼓吹台灣民族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的獨派中生代學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在太陽花週年之際接受《自由時報》訪問，他直白且露骨地說：「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美日安保條約正待重新討論、日本要提升軍備時，基於『民主』高正當性的太陽花學運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現，正面呼應美國，學運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吳叡人這番「正面呼應美國」的清楚表態，正好說明了無論中國大陸給台灣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與區域穩定，青年世代所在意的「反黑箱」、「程序民主」終將淪為配角，因為符合台灣「國族」建構工程唯一的「政治正確」，就是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佈署，換取美國的庇蔭，這才是他們心中真正在意的「實質正義」。

2016年「台灣大選」距今剩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後太陽花時代所反應出來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將捲入大選的紛擾之中。台灣移植西式代議民主制度之後，週期性的大選幾乎左右了台灣島的走向，程度不一的變遷最終都會被大選的巨大能量給吸納進去，這也是台灣背後的美國勢力所樂見的循環。「親美」加「藍綠」的格局仍是台灣島上空最大的幽靈，這是太陽花不願觸碰、更無從解決的結構性困局。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角逐大位的人選是現任主席蔡英文，她即將帶著包括兩岸政策在內的所有政見前往美國，說好聽點是「訪問」，其實就是摸頭稱臣──爭取美國的認同與欽點。而風中殘燭的國民黨，目前唯一浮上檯面的「救主」是朱立倫，但2011年《維基解密》的資料早已曝光朱是美國在國民黨內的「暗樁」。3‧18太陽花、同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以及明年初的大選，將共同形成台灣內部政治變動的脈絡，但無論藍綠何人勝出，其實都還是美國在台的代理人，將持續與北京角力、拉鋸與博奕。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上世紀70、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最終被民進黨的成立而收編；1990年那場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野百合」，其結局是與李登輝裡應外合，為初掌政權的李登輝掃除體制內部的政治障礙。如今看似又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的3‧18，卻也無法超越這樣的循環。

3‧18運動的激進派參與者（及其背後的「野百合」世代學者），在運動結束後先是成立「公民組合」，後來因為組織方式與發展路線的歧異，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分別宣佈投入明年初與「大選」一同舉行的「立委選舉」。這兩個政黨與民進黨之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一方面攜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進黨在過去的艱困選區突圍（例如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都分別宣佈在深藍選區台北市大安區提名候選人，其後時代力量對外表示將在5月底前與民進黨整合各區域人選，最近時代力量的大安區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選擇退選禮讓給社會民主黨的提名人范雲）。

因此這些後太陽花成立的小黨，號稱要「打破藍綠壟斷」，其實還是扮演著民進黨側翼的角色，助民進黨開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這幾個小黨同時具有牽制民進黨的功能，防止民進黨在2016登上大位之後與北京發展過從甚密的關係，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需求。

去年3‧18運動後沒多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就曾撰文評斷這是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反服貿」運動以經濟爭議的面貌橫空出世，實則是一場政治的操兵動員。民進黨之所以反服貿，並不是因為「服貿」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是因為它不願經濟利益被國民黨所壟斷。

「九合一選舉」嘗到勝利果實後，民進黨便露出馬腳。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去年底即表示：「綠準備執政，服貨貿都可談。」被激進派所綁架的3‧18，服貿爭議本身也在運動中退位，替換上場的則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中青世代與舊世代分道揚鑣，企圖引領一條新的反中戰線，並且與香港反對勢力隔海呼應，共同在中國東南沿海製造動盪。

3‧18之後的一年，台灣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僅沒有被衝破，反而更加穩固，思想與意識形態也更為緊縮。3‧18曾經為島內許多NGO以及厭惡藍綠兩黨惡鬥的台灣人民閃現夾縫中的曙光，但是台灣根深蒂固的結構本質立刻將希望吞噬了。

話說回來，台灣內部困局的解決出路還是在兩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紛擾就全盤否定經濟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蓋了一座橋，但橋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滿，解決的方式不是把路鋪平鋪順，竟是將整座橋拆掉。台灣的問題也在於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已經到達瓶頸，也該到了兩岸進行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談判的時機。台灣如果持續以各種理由抗拒政治，無疑就是讓兩岸關係陷入泥淖。在兩岸關係之中拒絕經濟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只靠經濟主義已經動能不足，而政治與倫理恰好是深化兩岸關係必要的切入口。重新為載浮載沉的兩岸關係找到新動能，才有可能破解島內原有結構對社會、對人民的束縛。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3-25）

震盪療法不是解藥而是毒藥

馬式震盪療法靠勢美國，又頻拿中國大陸來開刀，是鴕鳥心態的不智之舉。（網路圖片）

馬政府在台灣的民調低迷與執政困境，很多人歸咎到國民黨的本質與馬英九的性格，相關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是眼光很容易迷失在島內的藍綠糾纏，反而忽略了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式民主在全球都遭遇了嚴重的治理失能危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去年3月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提問「民主怎麼了？」（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前英國首相布萊爾去年底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論「民主死了嗎？」（Is Democracy Dead?）；連從上個世紀90年代標舉著「民主」與「市場」而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近年來開始逐漸修正原來的理論，比如他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改口強調強政府、法制和民主問責的重要性。

在面對民主失靈的困境時，每個國家與領導人都會衡量自身的條件做出回應。以美國為例，歐巴馬政府將國內矛盾轉移到伊斯蘭世界，其後又將重心轉移到東亞地區，而有「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去年底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慘敗，歐巴馬徹底跛腳，不久後宣布與古巴建交，顯有以外交破冰沖銷其內政崩盤的味道。台灣也有前車之鑑，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之初，宣稱走「新中間路線」，甚至找來國民黨籍唐飛組閣；但執政成績每況愈下，只得從中間走向危險邊緣，一邊一國、烽火外交、台灣入聯……一系列的「震盪療法」，不只震得兩岸關係幾近失控，也震得美國冷汗直冒。

當前面對柯文哲持著外科手術刀的「柯政猛如虎」，馬英九的「溫良恭儉讓」顯然踢到大大的鐵板。馬英九執政至今內政無所起色，完全覆蓋了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基於「一中原則」建立起兩岸政治互信，從而得以推動的外交休兵、活路外交等政策所帶來的成效。台灣社會在找不到矛盾出路之時，只能將兩岸關係視為出氣的沙包。曾經「英九中興」的國民黨，其實本質從未改變過，近八年來與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經濟交流，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而非開展進步的大局，更稱不上是「脫胎換骨」；因此，當內政步入困局，國民黨馬政府開出的猛藥，看來是要拿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開刀，雖不如阿扁般玩火，卻有可能趨於保守，逐步走回兩岸對立的老路。

馬式「震盪療法」的第一招，就是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駐美官員一字排開，暗示台美默契，「象徵兩國友好關係」，駐美代表沈呂巡說：「我們不但回來了，還以尊嚴、尊敬與榮譽的方式回來」，「馬英九總統深感欣慰」。事後美國雖出面「打臉」稱事先不知情，但外交強調事先協調的藝術，因此雙橡園升旗並非扁朝「迷航外交」再現，更有可能的是美國對兩岸腳踏兩條船「雙軌政策」的體現，一方面幫台北激怒大陸來安定台灣內部，另一方面又在事後否認以安撫北京。

第二招是大陸公布M503新航路，台灣民航局隨即高分貝抗議：「我方無法接受！」民航局稱大陸新航路有「飛安」風險，但潛台詞其實與民進黨蔡英文是一致的：「此事衝擊到台灣的國防安全與主權」。問題在於，台灣藍綠抓著「海峽中線」的議題不斷緊咬，但「海峽中線」是冷戰時期美國與蔣政權逕自宣稱的劃分，北京從未公開承認過。如今台灣仍緊抱這個早該被檢討、揚棄的概念，不過是在為美國介入兩岸事務開路，等著美國主持公道教訓北京，並給台灣溫暖的拍拍，無怪乎美國不久後即出面「關切」，要中國大陸與各方協商。

台灣執政者不惜以破壞兩岸信任基礎的「震盪療法」來挽救民意，帶領台灣重回習以為常的「台美同盟」社會集體想像；而新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面對大陸也是擺出「台灣未來應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強硬態度，了無新意當然不可能開拓新局。台灣朝野無論藍綠當家，就算願意與大陸交流，卻始終以舊思維緊抱美國大腿，一路貨色也；社會上一面對問題，就急著向美國白宮「請願」，對大陸嗆聲我們背後有美國撐腰。但歷史證明，「震盪療法」非但無法解決問題，更是自毀長城的毒藥。面對民主治理危機所造成的種種矛盾，靠勢美國，又頻拿中國大陸來開刀，當然是鴕鳥心態的不智之舉。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0期，2014年2月4日出刊）

推倒「藍綠高牆」之後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全台各地選情冷冷清清，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台北市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對決，彷彿各縣市的候選人都是柯連兩人。選舉結果出爐，柯文哲大勝，社會上籠罩在一片張燈結綵喜洋洋的氣氛裡，認為終於推倒了「藍綠高牆」，台灣民主又取得新一波的成就。

這次選舉的結果，無疑是選民表達對國民黨馬英九高度的不滿，而國民黨原有的鐵票也從「含淚投票」轉為既無淚也不投票，所以造就了民進黨在各縣市的大勝。而台北市柯文哲的85萬高票，說穿了是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沒有提名，柯文哲便收割了所有對國民黨不滿的選票。在這層意義底下，台灣的「藍綠」格局並沒有被打破，只是相互轉移；而柯文哲「白色力量」的策略是極為成功的，模糊了表面上的藍綠界線，實則成功擴大了綠色在台北市（甚至是其他縣市）的版塊。

其實這次的選舉結果並非首例。陳水扁執政末期，弊案頻傳，治理無能，民眾對民進黨的信任幾近崩盤。2005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4席（得票率近51％），民進黨只有6席（得票率約42％），此後民進黨歷次選舉宛如滑坡般的往谷底挫跌。民眾對民進黨的反彈，讓國民黨終在2008年摘取甜蜜的果實，該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81席，民進黨只有27席；同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以超過200萬票的差距大勝對手民進黨謝長廷。

民進黨的滑鐵盧，成就了馬英九的歷史舞台，人民把改變的希望完全寄託到國民黨身上，給他們完全執政的大好良機。至今猶記2008年3月22日的晚上，馬蕭競選總部前聚集的群眾不乏大批年輕人，每個人以歡笑夾雜淚水，揮舞著手搖旗，迎接這場人心思變的勝利。這個畫面，與今年11月29日晚上柯文哲競選總部前的場景無比相似。而2016年極有可能登上大位的蔡英文，在九合一民進黨勝選記者會上的感言：「受鼓勵而不自滿，要感謝而不鬆懈」，也與2008年馬英九當選感言：「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如出一轍。

現在看來，民進黨正在走國民黨的老路，從廢墟中再次攀向顛峰，2016年不無可能完全執政。從新世紀伊始，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建立在藍綠兩黨的大起大落，與其說「改變」與「希望」不斷落空，不如說「政黨輪替」只是個舶來的美麗神話。

台灣的民主體制已經進入了惡性循環，這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大勝，主要來自於原有部分藍營選民的流轉，所謂「689的覺醒」與「超越藍綠」都是假象，藍綠的二元框架仍在，問題只在於誰大誰小。藍綠的大起大落，台灣選民的幻起幻滅，完全揭露了台灣民主體制與社會性質的最大缺陷，就是戰後台灣做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執政者都必須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政黨輪替」的潛台詞是藍綠兩黨分別輪流執政8年，如此方能確保藍綠兩黨永遠安份自甘美國的附庸。台灣穩定的政黨輪替，保障了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無怪乎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要如此高度讚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這次選舉結果號稱推倒了藍綠高牆，但問題在於這道牆何曾築起來過？過去廣泛為人議論的「藍綠惡鬥」，並非因為藍綠太不一樣，而是因為他們實在太一樣，彼此所爭奪的只是各自的政黨利益。當海峽彼岸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對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而便暴露了藍綠兩黨之間更為可觀的同質性──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本質都是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下的產物。「超越藍綠」旋風式的出現，不過也是在印證過去的藍綠對立、政黨輪替都只是一種表象，無法抹滅他們本質上的高度雷同，從而塑造出柯文哲的「白色奇蹟」。

2014年底的這場選戰，基本上延續了三月太陽花以來的社會氛圍，不只是用選票教訓國民黨，同時更是對於兩岸關係改善後的焦慮式反撲，顯見固有的社會性質不變，那麼根植於此的反共反中舊思維只會不斷在發酵。歡欣鼓舞地慶祝推倒「藍綠高牆」之餘，期盼好不容易打開的兩岸關係大門千萬別又被重重的關上。

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

大陸13億人成了「替罪羊」

從今年台灣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到香港九．二八「佔中」運動，很多論者都在追尋其中的關連性，但多半是從運動的領導、動員、宣傳、訴求與參與群眾的結構等表象，便論斷香港佔中是台灣太陽花的延續，認為是台灣太陽花「啟蒙」了香港佔中，台灣人的「文明優越論」再次顯揚在香港人面前。 

如果忽略歷史更為深層的本質，那麼台港之間的內在聯繫性，便只能埋藏在「普世價值」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近代歷史上，中國的香港與台灣先後淪為西方帝國強權的殖民地，台灣被日本殖民者鐵蹄踐踏50年，而香港更久，被英國殖民者統治150年。但無論時間長短，港台都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與人民的苦難，如同著名詩人聞一多1925年所發表的作品《七子之歌》表現出來的那般痛切。 

另一方面，上個世紀40年代，當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香港與台灣都成為反共文人、學術菁英的避難所。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通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歪曲和醜化反帝反殖民運動。相反，……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註1〕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反共」教育，與其後李扁時期開始的「反中」教育，可謂是一脈相承。 

因此，特殊的殖民地經驗（包含至今都尚未清理殖民遺緒），以及共有的反共意識型態，結晶出港台兩地人民特有的歷史情感，無法直面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巨大轉型與變遷，而將自我抽離於中國自身之外，將各自內部的社會矛盾外部化到中國大陸身上，13億中國人民都成為「替罪羊」。 

港台社會聯繫的歷史縱深

無論香港回歸已經快要20年，也無論自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不能否認的是，思想上的「反共」及其派生而出的「反中」，至今仍在兩地社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台灣部分文人不分藍綠力主與香港結為「南方聯盟」，而香港部分文人也樂於充當此聯盟的組成分子，以西方的「普世價值」話語，對抗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共同揉雜出的中國脈絡。 

伴隨著國際權力格局的變遷，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影響到了西方英美霸權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港台兩地做為中國大陸境外「制中」基地的角色更趨明顯。近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反《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經過一波波撕裂陸港關係的洗禮，青年學子的思想進一步被挑動激化，運動、組織與動員的形式逐漸成熟，也造就了一批諸如黃之鋒之流的「青年領袖」，醞釀出的能量最終爆發在今年的罷課與佔中行動。台灣亦同，2008年兩岸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同時暴露了統治階級與社會內部「政治親美、經濟傾中」的嚴重矛盾，從而有陳雲林訪台的「野草莓」、2012年以「旺中」為標靶的「反媒體壟斷」，還有一連串反對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的行動，最後在今年集結為以「反服貿」為名、實則「反中」與「反共」的「太陽花」，其中以陳為廷與林飛帆等人為代表的新生力量，與香港運動相互支援的關係更是曖昧不清。 

儘管台港社會之間具有高度的橫向聯繫，但我們無法忽略兩地之間更為重要的本質差異，這表現在政治與歷史的縱深。台灣問題是1949年兩岸分治、1950年韓戰爆發，由於內戰與冷戰「雙戰結構」遺留至今的問題，因此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必須完成「復歸統一」。兩岸的現狀仍處於分裂分治，再加上戰後台灣從日據的舊殖民地轉變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始終是美日在政治、軍事與文化思想圍堵新中國的最前線，也是各色分離主義勢力及西方各種反華勢力的集散基地。 

兩岸統一與香港回歸

相較台灣的性質與地位，香港問題的發軔，始自英國挾船堅炮利而奪取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必然要「回歸」中國，與兩岸之間的國家民族「再統一」有所不同。1982年英國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問題，柴契爾夫人本打算以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來換取英國繼續掌握香港管治權，但遭到鄧小平斷然批駁：「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鄧小平在這次會談中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從而表明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維護中國主權與統一的堅定立場。〔註2〕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台，其第一條即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此後，再經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香港脫離殖民地地位，重新回歸到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1997年7月1日之後做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其政治與戰略地位上就與港英時期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對於西方反華勢力來說，在香港內部進行活動，無疑就是直接進入中國政府的眼皮底下進行「顛覆」。 

美國對香港出嘴出錢出力

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約600人左右，至今年已膨脹超過一千人，〔註3〕成為美國在世界各地領事館人員數最多的一個，顯見美國利用香港回歸後的地位，進而劍指中國的「用心良苦」。「太陽花」期間，台灣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答覆：「美國支持台灣活力十足的民主，民主容許許多議題能充分對話。《兩岸服貿協議》的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我們希望討論能和平、理性地進行。」香港「佔中」期間，也有香港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則公然表態：「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實施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美國對台灣與香港兩地爭議所表現出一軟一強的回應態度，充分說明了美國透過香港問題介入中國內政的行徑。〔註4〕 

10月28日是香港佔中的「滿月」，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29日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30日，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佔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 

每當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表達看法與意見時，台灣人總是義憤填膺批評「中國黑手」，而當西方勢力企圖介入之時，台灣人反而無感，甚至張開雙臂邀請他們堂而皇之伸手進來，例如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將接任新竹清華大學全球事務副校長即是一例。此次香港佔中亦是如此，當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政、干預香港自治，港台兩地不止不置可否，甚至認為是「遲來的正義」，流露出港台之間成形中的「南方聯盟」濃濃的親美親西方結構性味道。

北京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已將佔中的本質定調為「顏色革命」，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評論文章更直斥：「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更是歡欣鼓舞歡迎香港出現「顏色革命」，例如英國《獨立報》、法新社、美國《時代》雜誌等媒體，均以「雨傘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來稱呼佔中，將佔中運動的地位直比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色革命」、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在西方世界，「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具有正面評價的詞彙，象徵在美國（及其盟友）的介入下，「引領」某國或某地從極權、威權政體轉型為符合「普世價值」標準的民主政體的過程。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吳玉山教授的研究指出，過去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其原有體制「被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所取代，在社會和文化上也全面的西化」。〔註5〕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則進一步指明，顏色革命的目標是要追求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標準的形式民主，當舊政權被推翻之後，將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掌權；「美國支持某特定政權也非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要件，而是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國的帝國利益」。〔註6〕 

由此可知，顏色革命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介入與干預；（二）反對派親美親西方；（三）革命後的新政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傀儡。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美國對於香港「民主化」進程的「關心」可謂是不遺餘力。2005年1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的祁俊文表示：「香港有條件進行普選，但民主步伐及實施普選的模式，要由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決定」；2005年9月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表示：「香港應加快政改步伐，相信香港有能力在2007年實行普選」；2013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表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國際標準，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應該儘早開展政改諮詢」；2013年9月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表示：「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權』，美國會對涉及其『核心價值』的事件繼續表態」。〔註7〕 

美國不只出嘴，同時更是出錢出力。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外圍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多年來不斷撥款給香港的反對派政黨、NGO、社團，專款專用於「政改」的宣傳與落實。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被認為是香港反對運動（包括佔中）的幕後金主，2005年以來黎智英多次金援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陳方安生、陳日君等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7月，媒體指稱黎智英捐款4,000多萬港幣給香港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5月，黎智英被媒體拍到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在遊艇密會，一般認為黎智英捐助給反對派的款項來自美國。 

過去美國在台灣以「美國新聞處」的名義，吸收台灣菁英為其服務，影響至今；如今，美國在香港設有「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扮演吸收、培植香港菁英的角色。NED與NDI在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推出「港人講普選」計畫，號稱讓網民可以設計出自己的普選方案，「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即為該中心受薪研究員。因反「國民教育」一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今年剛滿18歲，也被「起底」其背後有深厚的美國背景。〔註8〕 

顏色革命遇上一國兩制

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註9〕香港的佔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註10〕 

9月28日突發的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視為此前罷課行動的升級版，目的在於升高對立與衝突情勢，擴大動員能量，延長運動戰線。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其封面標題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認為回歸是中共對香港的殖民──都表明這場運動在根本上是否定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香港人）進一步分析指出：「現在的『香港命運自決』運動／抗爭，抗拒落實回歸，客觀上（且不說主觀上）就或是加劇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對立、或是推動『中國崩潰』、或是兩者兼有，正與『普世價值政治』也即『重返亞洲』相配合」，因此顏色革命是「佔中的必然發展」。〔註11〕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佔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佔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佔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佔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佔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佔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佔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佔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佔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佔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APEC期間，11月12日歐巴馬與習近平舉行聯合記者會，歐巴馬在會上亦稱：「美國在煽動香港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上沒有任何參與，因為這些問題最終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決定的」。 

佔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由此回過頭來看台灣問題，台灣在戰後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處處受美國掣肘，致使台灣問題懸而未決。對台灣而言，唯有排除外來勢力的介入干預，民族內部的問題由民族自行解決，兩岸才可能有進步的前景。至於馬英九、江宜樺等人一再強調不接受「一國兩制」，不過只是對美國「交心」之舉罷了，對於兩岸關係並無任何助益。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型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註1〕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2008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1-32。 

〔註2〕中國政府堅持收回香港的立場，卻成為日後香港民主派人士抱怨柴契爾夫人的理由，他們認為柴契爾夫人對北京的「讓步」等同於出賣、背棄香港。由此可見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並不認同香港「回歸」，反而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治權永遠歸屬於英國。參見：〈港民主派怨柴契爾當年背棄香港人〉，《自由時報》，2013年4月10日。 

〔註3〕〈回歸後英美駐港特工與日俱增〉，《中國時報》，2014年9月13日。 

〔註4〕與美國立場一致，9月2日馬英九首度表態：「對於香港人民持續爭取民主普選，台灣各界均展現高度的關心與支持」；10月10日國慶演說，馬英九不只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更進一步對北京喊話：「現在正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最適當的時機」，「如果大陸願意實現承諾，必將化危機為轉機，讓大陸與香港雙贏，而台灣人民也必然樂觀其成」。 

〔註5〕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8。 

〔註6〕趙剛，〈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收錄於：徐進鈺、陳光興（編），《異議：台社思想讀本（下冊）》（2008年，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307-309。 

〔註7〕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的人事安排是別有用心，例如楊甦棣與夏千福都有處理台灣事務的經驗，而夏千福更是從台獨運動的經驗提出「港版寧靜革命」，說明了美國企圖將其對台策略複製到香港身上。參見：李菀，〈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不會停止〉，《紫荊》總第287期（2014年9月），頁18-19。 

〔註8〕〈黃之鋒「美國背景」大起底〉，香港《文匯報》，2014年9月25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9/25/ 

〔註9〕相關分析請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收錄於：勞動人權協會（主編），《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2014年，台北：勞動人權協會），頁33-47 

〔註10〕相關分析請參見：熊玠，〈要普選還是要奪權？香港政爭的反對派究竟何求〉、張麟徵，〈公民提名、普選、民主反思：談香港的困境與出路〉，二文均刊於《海峽評論》第286期（2014年10月），頁31-37。 

〔註11〕盧荻，〈開始了：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盧荻：生活與知識」網站，2014年9月28日：http://kakafuka.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509955。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8期，2014年12月號）

台灣民主：我們是民，他們是主

投票日馬上就要到了，台灣幾乎各大媒體都在報導大陸人如何「瘋」台灣的選舉，連馬英九在接見西方觀選團時，也不忘「驕傲」地說：「最近許多中國大陸觀光客訪台，最喜歡參訪競選活動，中國大陸沒有像台灣這樣熱烈的競選場面」。

馬英九對西方人士的表態，其實說明了兩岸關係、中國因素仍然是台灣這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關鍵變數。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近年來伴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來的，其實是兩岸經濟定位與角色的大幅度翻轉，台灣社會至今無法適應如此改變，只能將內部的種種矛盾與焦慮轉嫁到中國大陸，以及被台灣多數民眾所認定的大陸代言人──國民黨與馬英九的身上。

因為不斷抗拒兩岸關係的拉近，台灣就像一隻停在窗戶玻璃上的蒼蠅──看得到光明，卻沒有出路。廣大無法實際獲得兩岸「和平紅利」的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面對台灣內部發展的停滯，似乎「窮得只剩下選票」。從今年三月「太陽花」以來，台灣青年在島內不斷號召「公民覺醒」，以「超越藍綠」的形式在複製「藍綠鬥爭」的本質性老路，目的還是在於對抗中國大陸，沉浸在「太平洋的風」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裡。

最近馬英九援引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話，說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此前香港「佔中」要求「真普選」的運動沸沸揚揚，台灣民眾也自居「民主燈塔」來聲援香港「佔中」。一副港台結盟，加入西方「普世價值」陣營，共同對抗大陸的態勢。九合一選舉正是台灣「真普選」的檢驗，看看這座民主燈塔是否能將光芒照耀到神州大地，還是只是一團火所悶燒出來的光？

台灣的民主是移植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議式民主，在這套民主體制下的選舉有其嚴格的「篩選」關卡，諸如政黨內部的初選、提名，當然還包括一定財產的規定，若繳不出保證金，連參選的邊都摸不著。因此，說台灣的選舉是階級的競爭，或說國民黨代表台灣的右派、民進黨代表台灣的左派──這些都是笑話，聽聽就算了，因為台灣的選舉是資產階級的內部遊戲，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同一幫人輪流坐上衛冕者寶座。

就像這次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陣營及其支持者不斷指責連勝文是「權貴」，彷彿柯文哲的當選就是打倒了權貴、平民獲勝。但被隱沒、被忽略的是，自日據時代至今，「醫師」一直是台灣社會結構中的精英階級，長年以來「醫師」與「律師」始終是台灣政界的一方之霸。以此次選舉來說，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台南市長候選人賴清德（現任）、嘉義市長候選人涂醒哲，他們都是醫師出身，而且親綠、親台獨。（有人說柯文哲代表的是「超越藍綠」的新希望，但不要忘記，他最重要的幕僚張景森，是陳水扁與蔡英文的人馬，就這點來說，柯文哲不只是墨綠，更是深綠。）柯文哲自己也說過：「第一流的人才讀醫學院，二流的讀工學院，三流的商學院，讀法和農的佔第四第五，文學院差不多第六流的，藝術的根本不入流了」，顯示他「平民」包裝之下的精英式思維。有人評論「柯連」之爭表示台北市民很「可憐」，確實如此，「權貴」打「菁英」──狗咬狗，一嘴毛。

有人說台灣人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才實現真正的民主，這話雖是玩笑話，卻也道出台灣民主的困境與悲哀，選前候選人不斷拜託民眾，而選後則是民眾要拜託當選人，「我們是民，他們是主」，也就是王紹光教授說的「選主」的真實寫照。這次台灣的選舉看起來非常熱鬧，但實質上無比空洞，候選人不需要比政見，不需要端出牛肉來吸引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只要把文宣做得很「文青」，口號喊得很動人──如一位候選人的文宣上只有自己的照片與「魄力」兩個字，另一位候選人的口號是「孩子是我們的希望」，又一位候選人的廣告把自己打扮為「江南大叔」──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台灣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候選人的傲慢，突顯出了台灣民主的特色。花蓮縣現任縣長傅崑萁欲尋求連任，而他的妻子徐榛蔚同時登記參選縣長，兩人聯合競選、共同設立競選總部，其原因據傳是傅崑萁官司纏身，所以其妻子也投入選戰「買保險」，確保他們家族的政治利益得以延續。類似的狀況在全島屢見不鮮，許多涉入貪腐弊案官司的政客都投入選戰，以「參選到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台灣正積極地向大陸與香港推銷、輸出自己的「民主套餐」，而上述的「奇景」當然都是這個套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台灣「真普選」的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楊光斌教授最近推出新書《讓民主歸位》，其中有一篇寫於台灣三月「太陽花」期間的短文〈台灣民主是怎麼玩砸的〉，他如此評價台灣當前的民主發展：「走到今天，台灣民主已經千瘡百孔，已經被搞砸了」，「就是在這樣一浪又一浪的蹂躪中，一輪又一輪踐踏中，台灣民主即使不死，也已經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若是傳到島內，台灣民眾肯定不服氣，甚至認為大陸學者在抹黑、詆毀、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但無法否定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台灣改採行的西方代議式民主，已經讓自身的政治發展走向難以回頭的惡性循環。馬英九執政末期，人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不信任度降到低點，而民眾在看不到前景與出路的狀況下，只能將所有的矛盾與問題歸罪到馬英九與國民黨身上，甚至外部化到中國大陸上，這與當年陳水扁執政末期的窘境非常類似。

不久前，台灣教育部擬從明年開始將中小學生的暑假縮短為三週，消息一出，網路上出現一張照片，是一位小學生手持寫著「馬英九去呷賽（註：「吃屎」的閩南語發音）啦，還我暑假來」的海報表達他的不滿。許多人盛讚這位小學生的智慧，認為他小小年紀就知道台灣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馬英九身上。其實情況恰恰相反，不是這位小學生智慧過人，而是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這樣的問題在三月「太陽花」之後更為明顯，認為只要打倒馬英九、打倒國民黨、打倒中國大陸，台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能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所以，與馬英九、國民黨相關的人事物也都必須是打倒的對象，現在台灣網絡世界一面倒的言語「霸凌」、肉麻當有趣的「惡搞」（比如把連勝文妻子蔡依珊的照片與日本A片合成在一起），就是這種氛圍的產物，讓人摸不著頭緒這到底是一場市長選舉，還是一場毀滅人格大作戰。

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網路圖片）

台灣青年認為台灣的問題在於不夠民主，並且上綱到要防止獨裁再現、防止中國大陸來「玷污」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伴隨這種認知而來的，是台灣社會不斷蔓延的「排他主義」，三月「太陽花」最大的效應，就是讓台灣青年勇於、樂於表態，而這種奠基在「政治正確」之上的表態，目的是在於排斥其他人的認同、想法與意見，例如將認同中國大陸、支持「服貿協議」、支持連勝文的人統統設定為敵人。台灣青年群體間所興起的這股「排他」風潮，就如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在〈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一文中所分析的：「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話說回來，台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夠民主」，而是這套民主制度是外來的且在西方勢力規劃下所誕生的「鳥籠民主」，它的遊戲規則已經被制定好，能加入遊戲的參與者只能是西方所認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台灣內部的紛紛擾擾：省籍、藍綠、統獨……都是消耗台灣發展的假議題，讓台灣人民深陷其中，眼光只能限縮在茶壺內的風暴，而外在世界的變動，像是世界與亞洲新秩序的重整、正在進行中的「美國之春」，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因為台灣體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此面向的意義來說，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對香港佔中青年的評價「他們不是激進而是保守」，對台灣也是一體適用的。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11-29）

一部長之下台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網路圖片）

最近兩岸學術界都起了波瀾。北京大學校方打算設立「燕京學堂」，招收海內外學生修習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全英語授課，還打算將歷史悠久的「靜園」做為外國學生宿舍，從而引發北大師生、校友的高度反彈。相關的爭論已經把層次拉高到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學」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全盤移植，也有兩位英語造詣極高的學者批判北大是對「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一海之隔的台灣，則是教育部長因論文「掛名」風波而下台，矛頭都集中針對蔣偉寧個人的操守，當然其中夾雜更多的是對於國民黨官員的反感與不信任，走不出台灣政治藍綠對立的框架。某位剛升等副教授的學者，他對此事的批評僅止於部長下台的空窗期害他拿不到副教授證書，「無比荒唐」。

老實說，部長下台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目前看來只滿足了反馬與反國民黨人士，而對於「掛名」風波所揭露台灣學術界的積弊陋習毫無撼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學者經過苦心研究結晶而成的論文卻需要掛上別人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看似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回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本質，才能為當代台灣學術界「正本清源」。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除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高度附庸於美國之外，美國也通過美新處、高額獎學金等機制與手段，吸納台灣本地人才，使其視美國為學術研究最高殿堂，遂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的誕生與流傳。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子自美國學成返鄉，喝了可樂再也無法回頭喝白開水，將西方的學術及研究方法全盤複製回來，不只是使台灣淪為學術殖民地，同時也掏空原有的文化根基，將思想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拱手讓人。

這些自美國返台的學術精英，把持了台灣人才的養成系統，為了讓台灣學術研究與美國「接軌」，以商業管理邏輯取代高等教育應有的人文素養，不惜自我殖民，將美國學術文獻資料庫SCI、SSCI奉為圭臬，致使學術人才拚命發表英文論文，就算是中文寫作，內容也充斥著西方思維。同時，為了爭取進入以西方學界為主的高校排行榜，紛紛出台「頂尖」、「卓越」、「百大」等計畫，大量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不分良窳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完全喪失高等教育應有的高度與氣度。

在此導向之下，就算台灣學者能夠熟稔地運用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卻使得學術研究走向過度的專業化、零碎化與刁鑽化，重量不重質，研究成果追求輕、薄、短、小、快，完全與本土社會脫節，學術研究無法回饋於社會，成為象牙塔內學者所壟斷的知識特權。以政治學界為例，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主流跟風於西方，西方熱衷於半總統制的研究，台灣學界就投入半總統制研究，以西方的研究途徑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議題。兩岸關係的研究亦是如此，大量西方理論與數學模型，取代了兩岸之間的歷史、思想、文化與法理，無怪乎台灣問題更加難解。

台灣學術實質上是服務於西方學界，此即陳映真所批判的「台灣美國化改造」，形成對美國的屈服構造。陳映真指出，包括英語使用在內的「屈服機制」，「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被改造為「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最終「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一百餘年來，兩岸的高等教育雖歷經變革卻殊途同歸，大學校園淪為留學補習班：「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繼續留學」。

蔣偉寧下台了又如何，我們的學術與思想仍服膺於「唯美主義」，喪失更高層次的文化與文明戰略──借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終究只是「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

日本軍事擴權，台灣無動於衷

面對中國大陸，「台灣主體性」、「台灣的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喊得震天價響，中國大陸被當成威脅、恐怖、暴力的來源，必須誓死抵抗。但是當真正挾武力擴張自重的霸權正在死恢復燃之際，台灣的媒體與社會卻又一片噤聲，靜默得令人毛骨悚然，原來虛假的「反霸」外衣已然褪去，骨子裡唯一根深柢固的「反中」立場無所遁形。對了，還不能說他們是「反中」，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民主、自由與人權。

7月1日香港泛民、反華派主導的大遊行，讓台灣島內親美獨派興高采烈，拉著香港人一起「反中」，甚至有青年領袖直接飛赴香港，企圖在「南方聯盟」的英雄名單中搶佔一席之地（後來他被港府拒絕入境，遣返回台反而成為他政治資歷的「光榮」紀錄）。

就在同一個時間，日本政府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指出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決議出爐前，一名男子在新宿車站南口天橋鋼架上自焚表達抗議（這則消息被日本媒體「和諧」處理），與此同時超過萬名日本民眾走上街頭，高喊著「打倒安倍內閣」、「反對法西斯主義」等等。此般場景看在爭當「國境之南」的台灣民眾眼裡，毫無感覺，而《自由時報》甚至沾沾自喜地以斗大的標題寫著：「安倍內閣恢復集體自衛權，台灣若遭攻擊，日可出兵相救」。李登輝更是喜形於色，他說：「日本解禁自衛權後，中共就會比較乖」，「日本也應成立『台灣關係法』，讓台灣有安定機會」。

《自由時報》因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得意竊喜（網路圖片）

當年日本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引發戰後日本最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即著名的「安保鬥爭」。時至今日，包括琉球（沖繩）在內的日本民眾，也持續在反對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而早在1945年即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至今卻有人不斷嚷著要美國與日本把台灣劃進安保範圍之內。

自從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之後，形同美國殖民地的日本右翼政府，不斷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布署，從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到決議恢復集體自衛權，無一不是在破壞東亞的和平穩定，挑釁生事，埋下戰爭因子。日本右翼反動政治勢力，正在召喚冷戰幽靈，企圖打造「亞洲北約」，與美國聯手對抗中國、分化兩岸。

解禁集體自衛權，遠非日本內政範疇，不只牽動著美日霸權在東亞的軍事擴張，更深刻影響著台灣的何去何從。此前，日方正處心積慮地學習美國制訂《台灣關係法》；無獨有偶，日本最近推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台灣也被包含在內，表示未來5年日本有可能出售防禦性武器給台灣。另一方面，眾所周知，美國所主導的TPP，不是單純的經濟夥伴協定，伴隨而來的是美國對外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與控管（當然美其名為「軍事合作」）。不懷好意的日本政客以「台灣經濟不能過度倚賴中國」為由，鼓吹台灣加入TPP，說穿了，無疑是拉攏台灣與日本共同打造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前哨基地。在此背景之下，無怪乎美國喜出望外，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Marie Harf）熱情地表示：「我們歡迎日本政府關於集體自衛權和相關安全事務的新政策。」

韓戰以降，由於經濟依附性所帶來的政治軍事附庸性，使得台灣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長年以來，美國靠著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訛詐，日本正在如法炮製，台灣做為美日新殖民地的角色愈趨明顯。再加上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自甘為「霸道鷹犬」的台灣被推向戰爭邊緣而不自知，還沉浸在一片「反中」的情緒動員之中。

台灣社會運動前輩林書揚在解讀戰後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與兩岸問題時，曾提出這樣的看法：「台灣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功利價值觀，現時超過歷史的傳承意識，超過民族的大義和感情。」當前主導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缺乏的就是歷史視野（或者說只有「台灣國」視野），從而對日本軍事霸權無動於衷，甚至張開雙臂熱情擁抱。既然台灣朝野對大陸同仇敵愾：「台灣的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那麼就該回首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警惕，七七抗戰、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今年又是意義重大的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

就算台灣人積極地不想做中國人，但也別忘了台灣抗日50年的傷痛，以及抗日志士的血淚。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7-04）

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

范麗青（網路圖片）

蔚藍的台灣海峽彷彿有種力量，讓大陸的人事物傳播到台灣島之後都會產生質變，從而引發不必要的軒然大波。

針對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在上海所稱「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回應：「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范麗青把前提與結論都說得非常清楚，既符合兩岸的法理定位，亦未逾越馬政府的「九二共識」底線。但這段話傳回台灣卻被濃縮扭曲成：「台灣前途須由全中國人決定」等12個字，不只挑動了台灣民眾敏感的國族神經，也開啟了藍綠政客的表態秀。

民進黨的態度不言可喻，發表聲明稱：「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總統府以書面回應稱：「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由台灣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有意挑戰大位的朱立倫也回應：「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經過「反服貿」運動洗禮，躋身為「英雄」之列的陳為廷與林飛帆當然也耐不住寂寞，一個嗆聲「干你屁事」，另一個則批評國台辦是在「自慰」。

看似歧異頗深的朝野藍綠，全部臣服於「2,300萬」這個至高無上的數字。面對大陸，藍綠難得同仇敵愾，其中國民黨最有問題，一邊喊著憲法，一邊又嚷著「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豈不精神分裂？某些人動不動就抬出「我是台灣人」，做為裁決一切的圭臬。沒有人會否定自己是台灣人，但問題在於把一切問題都化約成「台灣人」就是萬靈解藥嗎？

1981年台灣總人口為1,797萬288人，當時已經開始流行「台灣一千八百萬居民的幸福」、「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願望」等口號。陳映真在1984年3月號《夏潮論壇》發表〈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他觀察到：「不但黨外叫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願望，國民黨也叫『一千八百萬』人的自由與幸福。尤其有趣的是美國也說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和平與幸福云云。」

在這篇文章中，陳映真進一步尖銳地指出：「更極端的一些人反共反到帶著法西斯的味道，反中國反到使用帝國主義的語言。……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國民黨、美國和台灣中產階級黨外常有相疊合的共同利益，從而有著共同的語言。」陳映真揭開了美麗詞藻背後不可告人的祕密：「從來沒有人認真問這『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特別是涉及政治上的主張時，更應該將人口數字擇在台灣具體的社會生產關係裡去評估和思想[考]，才有確實的意義。……否則，不論國民黨、黨外和美國所提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云云，就是一個假話，至少也是一個空話。」

1984年迄今已經過了30年，除了人口從1,800萬增加到2,300萬，以及「黨外」被民進黨收割、取代之外，陳映真當年的質疑與批判至今仍相當有效。台灣問題不僅受到內部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外部的影響，交相作用之下就會造成內部的矛盾與差異。如果內外部因素全部都可以被排除，那麼台灣問題根本不足以成為問題，不動一兵一卒、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擺脫「中國因素」、台獨順利建國。

兩岸關係從來不只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這一點，其實台灣人心知肚明，否則為何「反服貿」運動一爆發，就有熱心網友汲汲營營向美國白宮「請願」；否則美國在1979年以國內法形式通過擺明公然介入台灣內政的《台灣關係法》，何以無人反對，甚至奉為護身符，張開雙臂熱情擁抱美國對台軍售訛詐。所以，其實連台灣人自己都不相信「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這句空言假話，只要能洗除身上的中國人民族身分，台灣前途是可以讓白宮掌控權力核心的那一個人來決定的。

就算暫時撇開法理定位不談，台灣與大陸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命運是休戚與共的，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是兩岸人民歷史命運的一體兩面，從甲午戰爭、馬關割台、抗日50年，再到台灣光復、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一系列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只是近代中國道路的註腳，更說明了台灣在地理上雖處於中國東南一隅，卻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左右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與發展。

就此來說，中國的前途更是夾雜了不可或缺的台灣因素，在整個中國的視野之下，台灣與大陸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主體。一旦無視法理，又拒絕歷史，那麼面對中國大陸之時，與其呢喃「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還不如高喊「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來得更有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