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洗腦

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網路圖片）

近來全台各地高中校園遍地烽火，高中生以Facebook做為串連平台，紛紛「挺身而出」反對課綱微調，深具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之勢。其中一場說明會，參與學生在現場拉起「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還讓教育部長吃了好大一驚。由於運動的推波助瀾，「反洗腦」一詞喊得震天價響，或可登上今年網路熱搜詞的榜首。港台聯盟不分今日明日，力保腦袋的「一方淨土」，防止「赤禍」入侵。

牙不伶齒不俐的我，當年也曾熱衷辯論，還曾忝為演辯社社長。記得某堂社課，學長姊教我們辯論就是把裁判當成一張白紙，正反雙方利用各種理據與口才技巧來說服裁判的過程。說白了，辯論過程即洗腦的一種。人打從呱呱墜地之時，同樣也是白紙一張，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家庭、學校與社會不斷的學習與認知，此形塑的過程當然也是洗腦。不可否認，國家掌握了洗腦的最高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對人民進行規訓與馴化，而且還是個大黑箱，台北人搭手扶梯不自覺地習慣站右側，就是洗腦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其中的翹楚，因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看似自由發展的大眾傳播，其實被少數黑手所把持，人民活在楚門的世界裡而不自知，甚至還樂在其中。

當前港台青年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及其代理人）利用教科書對他們洗腦，恰恰反映了他們要保護自己原先已被西方價值觀所洗腦之後的成果。或許可以這樣說，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目前誰在這場洗腦與話語權的競逐比賽中遙遙領先，《維基解密》與斯諾登的「稜鏡門」已經將答案揭曉了。

教科書是國家貫徹意志與意識形態必然的工具，國定假日亦是如此，只能黑箱、無法白箱。因此教科書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某些「公民團體」所主張的「柔性課綱」與「多元史觀」就是包裝台獨的幌子。事實上，課綱或是教科書已經是最透明、最低階的洗腦手段，文學與娛樂的洗腦力可謂是沛然莫之能禦。

冷戰期間，美國CIA成立「文化自由大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助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達到反共與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之效果。美國以其力量與資源在全世界推廣利於反共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改編並捧為文學經典，排擠、邊緣化政治不正確的作家，且在各地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與文化買辦，以政治力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版圖。為人知曉的小說家歐威爾、詩人艾略特、思想家漢娜．鄂蘭等人，都是CIA重點資助的對象；而《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齊瓦哥醫生》等作品則是美國傾力推銷的書籍。美國對外的文化洗腦在西方學界已有受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例如Andrew Rubin的《帝國權威的檔案》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等等。美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有另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好萊塢。法國學者Regis Dubois在分析了好萊塢經典電影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推廣一種生活方式之外，好萊塢電影還刻意地強加給觀眾一種思維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隱含在好萊塢電影的形式與結構之中」。

洗腦做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文化宣傳手段，當然有其全面的布局。冷戰在形式上雖已落幕，但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所說的：「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美國要推動延續冷戰的「重返亞洲」戰略，除了有軍事同盟國家的配合之外，冷戰期間便已啟動的文化洗腦，其重要性如今更顯得舉足輕重。對港台的反共、反華陣營而言，他們自我定位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布局的側翼，當前首要任務就是召喚冷戰幽靈，靠著西方帝國主義軟硬炮彈來拒絕、抵抗中國，因此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就至關重要。陳水扁時代所推出的《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報告書》只是「去中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都體現了此策略的斧鑿痕跡。國民黨馬英九不放棄親美，找不到自身的中心思想與價值，只懂得在課綱與教科書的字句上動手腳，最終遭到巨大的反撲是必然的結局。

自太陽花以降到這波反課綱微調，許多人只看到其中的世代衝突，而世代之間的合作關係卻往往被忽略。在反共與反華的最高價值面前，不同的世代透過合作來捍衛原有的價值體系，拒絕被「洗腦」。隨著反對課綱微調而來的，則是要求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修憲訴求，背後的驅使動力是政治而非歷史，否則當日本右翼安倍政權在扭曲歷史之時，他們緣何不吭一聲？若只在課綱或教科書議題上與之周旋，完全踩中他們精心設下的陷阱。配合美國戰略的島內政治布局已然啟動，就此意義而言的「反洗腦」絕非進步，反而是大大的退步。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0期，2015-06-24出刊）

親愛的，我把台北市翻轉成台北州了！

由於台北松菸的經營事件，讓「文創」的概念內涵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無論經營者與居間協調者是誰，最終都落到財團的手上，「文創」不只沾滿了濃濃的銅臭味，更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挾著既自詡為「左翼」又「反黑箱」的太陽花人氣而上台的柯文哲，已經讓人看破手腳。

以「文創」之名所包裝的空間，不只有松菸。近年來，全台各地掀起老房子再生／活化的浪潮，將閒置、傾圮的建物空間重新修復，再招徠「文創團隊」進駐，數量不斷增加，稱得上一點一滴在改變原有的城市地景。讀者諸君平素信步於街頭巷弄之中，若多加留意，其實不難發現當前在積極修復的老房子，以日據時代的建築物為大宗。

以我經常出沒的台北市區域為例，機車一過中正橋在福州街可以先見到「台灣師範教育館」（劉真校長故居），內有咖啡業者經營。往前行到杭州南路上，可見到日據時代中高階官員的宿舍，修復後現有料理與藝術團隊進駐，以「樂埔町」之名經營。沿著杭州南路往濟南路方向，則有龍應台任文化部長時大力規劃的「齊東詩舍」，包括詩舍周圍分布於齊東街的「幸町職務官舍群」，始建於日據時期，都是台灣總督府不同官階職員的宿舍；「齊東詩舍」修復之後做為藝文空間使用，當然，內部也配備了一間咖啡廳。

台北市杭州南路「樂埔町」（張方遠攝）

台北市濟南路「齊東詩舍」（張方遠攝）

台北市福州街「台灣師範教育館」（張方遠攝）

若有餘力往西行，和平東路大安區行政中心旁，有一幢正在修復的日式建築，預計由文創團隊打造為「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豔陽高照想到台北植物園享受綠蔭，在園內會發現一幢嶄新的日式房舍「南門町三二三」，據園方說法修建的原因是「缺乏日式庭園展示」（但園內其他地區的植物怎不見如此待遇？）；園內還有另一幢建於1892年、碩果僅存的清朝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但明顯斑駁、疏於維護，與「南門町三二三」形成強烈對比。離開植物園前往繁華的西門町，中華路上可見到由日據時期西本願寺輪番所改建而成的「八拾捌茶輪番所」，主要販售日式茶點。

修復中的台北市和平東路「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南門町三二三」（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清代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明顯斑駁、疏於維護（張方遠攝）

台灣人赴日旅遊一向趨之若鶩，其實機票錢大可節省下來，因為光是台北市就可填補台人心中對日的憧憬與仰慕。若還不滿足，那麼上台北市文化局網站，查查「老房子文化運動」，便可發現這個宣稱「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的計畫，正悄然把台北市翻轉成為日據時代的台北州。除此之外，文化局還加送美軍懷舊之旅──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樣一來不消步出「天龍國」，就可飽覽台灣舊殖民宗主國（日）與新殖民宗主國（美）的風采。兩個願望一次滿足，無比貼心。

僅用台北的建築「復州」行動，恐怕難以形容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復建日式房舍的規模，儘管日本人已經離開台灣70年，但「國境之南」的認同想像不減反增。日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稱要「重拾城市光榮」，因此要重新豎立起台中公園的日本鳥居，此後又替「台中文學館」剪綵開幕，而該館建築則修復自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更早對外開放的虎尾「雲林故事館」，其實是日據時代虎尾郡守的官舍。嘉義在地的李宗隆教授，2013年即投書媒體指出國民黨執政的嘉義市府整修一片日式木屋，做為新興觀光景點。再往南到台南，建於日據時期的「林百貨」於2013年修復風光開幕，遊客絡繹不絕（近來也有民間團體發起運動搶救位於台北衡陽路與博愛路口的「菊元百貨」，打算再現日據兩大百貨南北輝映的「榮景」）；台南做為漢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區，其他中式古蹟反而門可羅雀。台灣最南端的屏東，近日更是由「李登輝之友會」的成員日本人佐藤健一，出資一千萬日圓修復牡丹鄉高士村的日本神社，他理直氣壯地對記者表示：「台灣的存在，在日本史上是不可缺欠的」。（日本人不只捐助修復神社，也在全島各地大量贈送、種植櫻花樹。）台灣東部也不落人後，花蓮縣鳳林鎮公所日前修復了建於1915年日據時代的林田神社，當地民眾甚至發起自發打掃神社的行動，說是「不要讓（日本）神明笑我們」；台東縣警局鐵花路日式宿舍，經縣府爭取補助修復之後，出租給一間手打烏龍麵店。

這波全台總動員再造「國境之南」的浪潮，幾乎以「重現榮耀」為號召。但是問題在於修復的日式房舍，大多是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官舍，神社裡供奉的是日本神。在台灣，福澤諭吉被捧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導師，但他所主張的：「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最終經由50年殖民的形式「落實」在台灣人民的精神與肉體上。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眼下台灣人汲汲營營所追索的「文明」？而這份「榮耀」到底屬於少數的日本殖民統治者？還是屬於被迫以番薯籤裹腹、廣大被剝削的台灣人民？

更值得細究的是，日式房舍的修復工程，多半由官方出面招租，媒合民間的「文創團體」，從而形成實際經營內容與建築物無關的詭異現象。進駐的經營者為擴大其經濟效益，再替建築物塑造一番新故事，充滿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城市的面貌會經過自然的有機新陳代謝，並非所有陳舊的事物都有保存的價值，因為建築物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也是人民精神寄託的對象，而空洞的歷史敘事到頭來只是加深了台灣人民的自我殖民。這波復建日式房舍之風，不僅無法使得人民獲得精神解放，無法貼近這塊土地真正的歷史，反而讓腳離地更遠，生活在一個被扭曲、重新建構出的想像世界裡，自縛縛人。

公共建築與空間的運用，其背後隱藏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來說，此計畫釋出的標的大部分是公部門的不動產，反映了光復初期國民黨毫無清理直接接受日產，並且接續使用至今。曾經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在失去民心之後敗逃台灣，拉攏美日勢力鞏固其風雨飄搖的政權正當性（別忘了「白團」），使得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共同凝結出統治台灣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藍綠都是此意識形態的繼承者。矗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總統府，因入選為「世界最美十三座總統府」而被台灣人引以為傲，但它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

總統府（總督府）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張方遠攝）

由殖民而起的歷史傷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與撫平，在台灣卻通過官方（藍綠）、民間與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續傷痕，以城市地景、教科書史觀論述等「潤物無聲」的方式改寫歷史。這個幻想而出的「想像共同體」還不斷指責別人在「洗腦」，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所說的：「說人洗腦者，正是洗腦人」，真正站在台灣人民主體的歷史就在不斷追尋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年代」過程中被洗掉了。參與對日抗戰、投身台灣光復，日據底下台灣人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與力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房舍正一幢幢的復現，而台灣至今連一座抗日紀念館都沒有！歷史正從暗處發出訕笑聲……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8期，2015年5月27日出刊；另載《觀察者網》，2015-06-04）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感謝莊景宇小姐拍攝）

文／李純青（1908-1990；台灣台北人，原《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還活著，他已經年逾花甲。

    那是抗戰後期，在山城重慶。

    晚霧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網。空襲的緊張季節過去，我真想登上浮圖關，脚踏繁星點點，長長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正是在這悶熱稍斂季節，一些台灣人總要聚會聚會。宋斐如來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說話，前額顯出幾線淺淺的皺紋，它告訴你，這是經過風霜的人物。這位台灣人，曾在泰山當過馮玉祥的老師。李萬居來了，眉宇之間充滿豪邁之氣，走起路來，有似風雲陣起。這是一位窮苦出身曾在法國留學的無所畏懼的台灣人。謝南光也來了，矮胖的身材，叼著烟斗，有一對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閃光。他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抗戰初期曾被國民黨當局懷疑爲日本間諜，在廣州被捕下獄。是李萬居以全家生命擔保，把他營救出來的。

    我們四個人，在李子壩臨江小樓，叫了幾盤菜，二兩花生，煮酒縱談天下事。

    這次話題集中在一點：有一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地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但是台灣人無盡藏的愛國心，往往受到無盡的懷疑。「無天可籲，無主可依」——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這位台灣青年的命運也不例外。

    據說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想找個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說他的那條腿短了一些，說台灣人的眼睛應該滾圓，而這個人卻有點像丹鳳眼。說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當時太平洋海戰方酣，美軍反攻已到菲律賓，雷伊泰一戰勝利，聽說下一步準備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這位台灣青年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實際上，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

    我們十分擔憂這位台灣青年容易受騙，降落台灣會被日本人殺掉，因此决定設法和他見面，告以真實情况。

    晚霧迷江，萬家燈火。我見到了這位台灣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從他嘴裡知道，他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堪縈回祖國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過朝鮮半島，奔在鴨綠江邊呼喚：

    「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然從，他匆匆把偽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弔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西徂，好幾回險遭殺害。嚴冬泅渡，仲夏爬山，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攸力棲滋還鄉記。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這樣一個取火者，這樣一個愛國青年，為什麽要對他懷疑，並忍心蓄謀把他置於死地？

    我要誠懇地把所知所想告訴他。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

    在我問這個問題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為抗日而來，為什麽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簡單答覆斷然拒絕了我的意見。他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高興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對這顆赤子之心，我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說話。臨別我問：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霧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萬居、黃朝琴、游彌堅等幾十位台灣人，搭乘美國飛機和接收台灣前進指揮所第一批官員一同，於傍晚到達松山機場。作為新聞記者，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上帝給予我一個極為殘酷的安排，就在到達台北那天凌晨，我父親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陰路淒淒，深不可測，十幾小時的距離，沒有人能夠追回他。我跑進家門，只見父親遺體陳臥床上，一襲白巾蒙面。

    很多台灣人回家，見不到父母親人，離開故園時流著線線眼淚，勝利還鄉時又是流著線線眼淚。

    吳思漢呢？

    由於美軍沒有在台灣登陸，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他幸運地活了下來。

    台灣光復後，吳思漢去台北當記者，不久忽然來到上海，不知什麽時候又遄返台灣。他往返於台灣海峽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來看我，我與他成了忘年之交。

    幾年後，記得是一九五○年歲暮，我閱讀台灣報紙，忽然有幾行短短消息躍入眼簾：共匪吳思漢於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場執行槍決。

    我不能相信這條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這條消息。吳思漢之死強烈震動了我的靈魂。誰去收屍呢？我恍惚聽見一群烏鴉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幾十年來，我經常夢見吳思漢出現在面前，他還是那麽年輕，那麼充滿自信。

    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人多數已經凋謝，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時被裝進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殺害；李萬居辦報為台灣人說話，窮困潦倒致死……這些台灣人，未死於抗日疆場，而死於國民黨的疑忌。

    吳思漢的抗日行狀，鮮為人知曉，只要我的筆尚在，必須為他勾沉。但願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環青青的松柏，樹一塊巍巍的石碑。

    

（原載《人民政協報》，後轉載《台聲》雜誌1985年第5期）

台灣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台灣建設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除了少數學者與團體加以紀念之外，社會上普遍靜默。換個角度說，台灣社會是以另類的方式來「紀念」馬關傷痛，諸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殖民越久越進步」、台中市長林佳龍以200萬元重豎台中神社鳥居，又如台灣各地不分藍綠執政縣市都投入資源重修日據時期房舍。

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據史料記載，乙未一役台灣犧牲14,000名志士，而日軍僅戰死164人，是台灣50年抗日史血淚的一頁。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另外按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台灣歷史上真正的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劉進慶教授曾以這樣的的比喻，來形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如今台灣朝野只紀念（美化）殖民者的掠奪，卻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荒謬的史觀令人費解。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卻建省130周年，這些反而都是台灣的光榮歷史。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本文原載《觀察》21期，2015年5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為原題原文）

我的抗戰，他的終戰

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圖為2013年高雄市政府舉辦的「815終戰紀念儀式」。（網路圖片）

歷史是有重量的。這個看似「主體性」高漲的時代，歷史常被舉得高高的，但裡面卻是空洞、虛無的。近來許多人對歷史誇誇其談，例如網上就流傳一些帖子，有的說袁世凱是愛國的，有的則說中國歷史根本沒有元朝和清朝兩個朝代──這些文章的內容多半胡亂嫁接史料，再輔以似是而非的推論，不值一哂，認真就輸了。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島內這股詭異的歷史翻案風吹到了抗戰勝利之上。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台灣官方已經夠不當一回事了，現在又有一股力量在鼓吹顛倒是非的「台灣戰敗論」。其中最不遺餘力的就是《自由時報》，還有所謂的「公民論壇」煞有其事舉辦沙龍來討論台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

形形色色的「台灣戰敗論」邏輯很簡單，作者不論是高中生、研究生或是大學者，他們主張日據時期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戰爭末期台灣還遭到美國聯手盟國中國的空襲，因此台灣是戰敗、受害的一方，不該紀念抗戰勝利。當代某些台灣人自豪於戰敗、自甘於當日本人，往前回溯包括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取消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更早還有一批「本土派」台史學者把抗日烈士定義為「土匪」。

「台灣戰敗論」對於不解歷史事實的人相當有吸引力，因為它「政治正確」。但這個論調卻倒果為因，故意把兇手當恩人，分不清加害與被害。首先，若沒有日本對外侵略、殖民與擴張，怎會引來反抗與報復？錯，當然得算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頭上。其次，正因如此，二戰的同盟國對日據台灣的轟炸，打擊的是日本統治者，而不是台灣人民。

日據下的台灣人民飽受壓迫，從作家賴和的《南國哀歌》可見一斑：「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兇惡的他們忍相虐待，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原住民的處境更是悲慘，如同洪棄生詩作《聞日軍搜山感賦》所描繪：「乾坤長肅殺，海上戰爭多。蕃隊日鳴砲，山民夜枕戈。炎崑糅玉石，覆卵掃巢窠。世界今如此，蒼生且奈何！」日據台人以反抗來掙脫日人鐵蹄，甚至有5萬台胞前仆後繼內渡祖國參加抗戰。當下日本右翼政權正極力扭曲侵略歷史，台灣人非但無感，卻反過頭來指責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如何對得起這片土地上的先賢先烈？

日據時代，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蔑稱台灣人為「清國奴」，實行民族差別待遇，台灣人連日本國民都不是，充其量只是殖民地的二、三等人。就算處於皇民化運動之下，1942年只有1.2％的台灣人改為日本姓氏；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皇民化家庭也不過才佔3.5％，多數家庭冒著風險偷教子女漢文漢詩。所以蔣渭水理直氣壯地正告日本檢察官：「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林獻堂也說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做的一切，「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台灣光復到今年屆滿70年，台島上空的皇民幽靈不減反增，日人口中的「清國奴」如今懷念起那50年充當「國境之南」的年代，要「尋找台灣的美好年代」，還要「重拾城市光榮感」。

日本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曾如此評斷日據台人：「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歷任日本總督若還在世，看了當今島上誓當日人的激情表態，他們肯定跌破眼鏡，頻頻搖頭後悔自己高估了「清國奴」。

「台灣戰敗論」的層出不窮，一方面體現了台灣文史教育的嚴重問題，歷史正義是非不分，與侵略殖民者站上同道，踐踏台灣先民，侮辱台灣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另一方面更說明了，長年以來台灣的統治階級，以及附屬於其下的教育系統，以盲目的「台灣主體性」做為外衣，掩藏其讓台灣永世為奴的政治企圖。

日據台人視日本殖民統治為「恥政」、「死政」，挺直腰桿拒當「清國奴」；而現在台灣卻有一幫人認賊作父，搶當「三腳仔」。孔子曾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啊，一時忘記，孔子對「三腳仔」而言是外國人，看不懂其中的含義。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6期，2015-04-29出刊）

誰決定台灣加入亞投行？美國戰機捎來答案

圖片轉自東森新聞雲 http://ppt.cc/WqVM

這幾天台灣社會普遍在問兩個問題，一個是馬政府為何要在截止前的最後一刻才向亞投行遞交意向書，另一個則是兩架美軍F18戰鬥機為何突然「迫降」台南機場？這兩個看似獨立無關的問題，答案卻呼之慾出，而且環環相扣。

台灣趕在3月31日將參加亞投行的意向書通過陸委會請國台辦轉交，社會上的質疑聲浪立刻被炒作起來。反對者主要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其實是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另一個翻版。這一派的論調形左實右，並不值得特別反駁，事實上他們真正擔心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結構霸權被破壞、被顛覆。而且盧荻教授對於類似的疑慮也曾經有深刻的答覆，他指出中國的資本輸出並非立基在剝削外國人民的勞動，反而是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同時其目的是為了完成生存所需的發展戰略目標，因此並不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參見觀察者網2月4日文章：盧荻，〈希臘左翼能和中國站一條道嗎？〉）

另一派的反對聲音，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大陸。他們認為馬英九出賣台灣，在大陸壓力之下加入亞投行，而且通過國台辦轉交參與意向書，根本是「矮化主權」、「矮化國格」之舉，從而有黑島青等獨派青年團體在3月31日晚間夜襲「總統府」。這一派的說法完全是弄錯問題、給錯解答，實實在在暴露了他們「逢中必反」、親美、掩護民進黨蔡英文的政治目的。

到底是誰決定台灣要加入亞投行？4月1日愚人節那天，兩架美軍F18戰鬥機替這個問題捎來了答案。兩架美軍戰機神秘降落台灣，陰謀論四起，有網友猜測是美國決定賣F18的引擎給台灣，這兩架戰機就是飛來交貨的。無論何種說法，總之美國國防部所說的機械故障原因，其實沒什麼人真的相信。

這兩架從天而降的美國軍機，讓台獨派的精神為之振奮，認為美國終於來保護台灣，向北京宣示台灣是美國的人，北京別想染指。而社會上則莫名地充斥著若隱若現的歡欣鼓舞，迎接美軍蒞台，彷彿失寵已久的臣妾終於盼來美國皇上的臨幸。先不說台灣媒體多半以正面的口吻報導此事，台灣「國防部」也表示對兩架美國F18軍機降落台灣感到「意外」──言下之意反映了社會集體的心態，也就是美國送來「意外的驚喜」，光榮之情溢於言表。

弔詭的是，自去年3•18太陽花學運以來，再到近日的M503新航線以及加入亞投行所引發的種種爭議，台灣社會總是以「黑箱」與「國安」兩大理由來加以抗拒。例如大陸新劃設的M503航線，就被認為是傷害台灣「國家安全」，讓大陸軍機得以更加靠近台灣。台聯黨「立法委員」周倪安就公開說M503是「中國帝國主義意圖併吞台灣的司馬昭之心」，「是一種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她甚至要求台灣「國防部」對於「中共軍機來意不明應來一架打一架」。

而愚人節當天的F18突降事件，恰恰說明了破壞台灣「國家安全」、入侵台灣「領空」的不是大陸，而是美國。美國軍機義正詞嚴、堂而皇之的進入台灣「領空」，並且大剌剌的降落在台灣機場，如此嚴重傷害台灣「主權」的大事非但無人抗議，反而張開雙臂熱情歡迎！試想，今天若是大陸軍機因機械故障迫降台灣，民進黨、激進的獨派青年團體，甚至是整個台灣社會將會做何反應？不會群情激昂地衝進「總統府」或是佔領機場嗎？

而對於台灣有意參加亞投行一事氣憤難耐的蔡英文，她說此事應「與人民充分溝通，尋求社會共識，並接受國會完整的監督，絕不能黑箱決策」，「絕不能忽略民主決策程序，更不能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如今美軍戰鬥機突降台灣，宛如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駛入台灣海峽，這般「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的情節，民進黨蔡英文所堅持的「反黑箱」與「國安」怎麼又縮手噤聲了呢？

兩架美軍F18戰機降落台灣，連美國媒體都不相信是「機械故障」。《華盛頓時報》在4月2日刊出分析報導，指出美軍機降落台灣顯然是五角大廈要向北京當局傳遞政治訊息，是在對中國大陸釋出表達美國決心的重要信號，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費學禮（Rick Fisher）就直白地表態：「有人希望北京不會看不懂象徵意義」。美國的帝國主義心態、扈從其下的台灣新殖民地性質表露無遺，而台灣卻還自傲於這種被美國「準統治」、「準殖民」的狀態，反倒指責起中國大陸對台灣存有「司馬昭之心」。

回過頭來看，與其說這兩架美軍F18的政治意圖是來「臨幸」台灣，不如說它們是來「打臉」的，打了那些口口聲聲指責大陸的人。在背後主導台灣向大陸遞交亞投行意向書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美國因素」。對台灣的當政者來說，凡事未經美國首肯，他們是不可能貿然行事的。亞投行爭議爆發之後，台灣「財政部長」張盛和4月1日在一個網絡節目表示，遲至3月31日才交意向書最大的原因是「美國不反對」，他說：「這就是我們『國家』的處境及政治現實，必須考慮美國的態度」。馬英九為何在最後一刻才遞交意向書，答案已經昭然若揭了，這段時間就是在與美國熱線溝通，等美國點頭同意。台灣長年以來自甘作為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戰略棋子，就算加入亞投行，也不是為了「兩岸一家親」，而是代表美國利益在亞投行裡的關鍵一票，避談這個地緣政治現實的人，不是太天真，就是城府過深。

F18在4月3日下午拍拍屁股走人了，或許有些人心中為此感到無比失落，但也該想想，真正讓台灣「主權矮化」、「侮辱國格」的其實不是在台灣海峽的另一岸，而是在太平洋的那一端。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06）

穹頂之下的人與政治

（網路圖片）

大陸媒體人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聚焦中國大陸的霧霾空汙，成為一時的話題，台灣也不例外。其實台灣觀眾對《穹頂之下》的內容應不陌生，早在2006年就有美國副總統高爾參與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還有2010年陳文茜製作的《正負2度C》，這三部片無論在主題、手法與宣傳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保護家園是人類最素樸的關懷，但當我們轉身去看這三部片背後所透露出的脈絡時，不只是有「環保」的單一論述，還包括了大陸學者呂新雨所指出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我無意去論爭柴靜其人其片，但我們必須理解環境議題不能只有「加害」與「受害」的二分法，抽離人、資本、政治與歷史之後，環境就成為真空的存在。以台灣的經驗為例，環保運動可以上溯自80年代的黨外時期，當時以左翼力量主導的環保運動正是看到問題背後的核心在於跨國資本的壟斷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地區的公害輸出，因此將抗爭的對象上升到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及至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台灣，政府不斷「去管制化」，「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被長年盤據政經高位的親西方官僚菁英引進島內，致使思考與行動不斷的個人化、零碎化。環保運動抗爭的對象與底線只能隨之退縮，單一的個人被環保道德所綁架、囿限，而真正在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資本家反而全身而退。

台灣運動的經驗恰可說明，環境問題不可能脫離內外政治的影響，缺乏政治思考的環保運動只能淪為宗教式的自我催眠。對內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兩難其實是一個圈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要壓制開發中地區向上爬而設的路障。要破除這個迷思，長年被台灣學界忽略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他的理論就顯得格外有價值。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烏托邦，要確保市場合理的運作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國家的干預其實是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條件。波蘭尼也認為當一個國家往自由市場急速轉型勢必會造成災難與破壞，同時就會激起社會以自我保護為目的的反向運動，並且體現在國家的立法手段，保護人與自然環境不受到傷害。波蘭尼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發展與環保並非相斥的，關鍵在於一個不受資本左右的國家對社會進行保護。

卡爾．波蘭尼（網路圖片）

走不出新自由主義框架的台灣，信仰「小政府」（太陽花之後「無政府」傾向更是甚囂塵上），對於波蘭尼的理論肯定不屑一顧，此時或應理性虛心地看看大陸近年來的對策。大陸2011年出台「十二五」規劃，特別增加了氣候變化指標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大幅降低碳排放、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森林覆蓋率；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今年1月便實施被譽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宣示以最嚴格的法律應對最嚴峻的形勢。不可否認大陸的環境問題還很嚴重，但大陸的環保投資佔GDP比例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台灣對於大陸霧霾空汙或有非議，但大陸以國家公權力在落實綠色轉型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外而言，「碳政治」已是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人類的穹頂只有一個，穹頂遭受破壞絕非一時一地使然。回顧歷史，自1800年至2010年北方國家（美國、歐盟、日本等）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都超過全世界總量的一半，但當前矛頭卻指向發展中的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這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指責。大陸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曾明白揭露，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就是陷阱，他們定了一個大蛋糕，並且自己先切走其中最大的一塊，剩下的一小塊再分配給佔世界人口多數的其他國家。

中科院院士丁仲禮（網路圖片）

丁院士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他說環境問題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環保最終取決於文化與文明的包容性，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面對自然環境，沒有人應該享有特權，與西方帝國主義並肩而行的口水謾罵，失卻歷史與政治的視野，完全無助於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4期，2015年4月1日出刊）

太陽花一週年：後太陽花時代，台灣的挫敗與轉機

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至今已滿一年，再加上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這一年島內變動之快，讓人的思考感到偌大壓力。無法否認3‧18對台灣影響甚大，有人認為「太陽花」為台灣的未來帶來陽光，也有人認為「太陽花」的陰影壓得台灣喘不過氣來，不管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這都是這場運動輻射出來的能量。

3‧18週年之際，各路人馬急於總結，也想為「太陽花」樹立不亞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歷史評價。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3‧18學運是台灣近幾年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覺醒運動，要用歷史眼光來看待這場學運」，「一百年後回去看2014年，影響最大的是學運，而不是11月29號投票。」

不如我們就按柯文哲的「指示」，以歷史的眼光來檢視「太陽花」到底為台灣留下了什麼？島內自2008年以來經歷了「野草莓」、「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幾場規模不等的「公民運動」，經過幾波動員洗禮，運動的發展在「太陽花」時終於臻於成熟。一波接著一波的衝撞，特別是「太陽花」標榜著「反體制」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信仰，最終展現出來的動能卻集中在「反中」與「反國民黨」，未曾撼動戰後真正制約台灣的結構──親美反共及由此派生出的「藍綠」格局──甚至加深、鞏固了它。

太陽花前前後後所掀起的波瀾，或許會為島內政局增添動盪，但未曾改變過台灣社會的集體想像，當然也無法轉變台灣舵手（無論藍綠）駛離大陸的航向。

近一年來，被太陽花群眾烙上「親中賣台」的馬英九政府似乎也在焦慮自己與大陸靠得太近，因此先是透過檢調單位起訴義務服務台灣考生赴大陸求學的「夏潮聯合會」，接著又在今年將台大等6所進行兩岸學術交流的大學停權半年。在政治上，馬政府駐美代表處今年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突襲，反而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換來「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之嫌；接著又為M503新航路與大陸針鋒相對；兩會期間，習近平以「地動山搖」形容九二共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台灣新任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卻回應「聽了會不舒服」。

在歷史意識形態上，台灣聞不到絲毫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週年的味道，台灣「國防部」反而先跳出來開記者會指責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馬政府對於高中歷史、公民等課綱的「微調」，在今年2月更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教育部」敗訴。

經歷這場嘈雜喧囂的運動之後，社會內部的撕裂與激辯帶來的不是更多元的態度，對於中國大陸的視角反而更加禁錮、僵化，對於在台灣的陸配、陸生與陸客的歧視及排斥不減反增。與此相較，太陽花背後所象徵的地緣政治意義，經過一年以來的沉澱，其面目則愈加清晰。去年太陽花退場沒多久，我在觀察者網寫了一篇文章〈美國還能繼續滋養台灣的太陽花麼？〉，結論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植在台灣泥土裡的這株太陽花，或許將永遠面向美國綻開著。」現在看來亦是如此。

積極鼓吹台灣民族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的獨派中生代學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在太陽花週年之際接受《自由時報》訪問，他直白且露骨地說：「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美日安保條約正待重新討論、日本要提升軍備時，基於『民主』高正當性的太陽花學運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現，正面呼應美國，學運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吳叡人這番「正面呼應美國」的清楚表態，正好說明了無論中國大陸給台灣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與區域穩定，青年世代所在意的「反黑箱」、「程序民主」終將淪為配角，因為符合台灣「國族」建構工程唯一的「政治正確」，就是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佈署，換取美國的庇蔭，這才是他們心中真正在意的「實質正義」。

2016年「台灣大選」距今剩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後太陽花時代所反應出來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將捲入大選的紛擾之中。台灣移植西式代議民主制度之後，週期性的大選幾乎左右了台灣島的走向，程度不一的變遷最終都會被大選的巨大能量給吸納進去，這也是台灣背後的美國勢力所樂見的循環。「親美」加「藍綠」的格局仍是台灣島上空最大的幽靈，這是太陽花不願觸碰、更無從解決的結構性困局。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角逐大位的人選是現任主席蔡英文，她即將帶著包括兩岸政策在內的所有政見前往美國，說好聽點是「訪問」，其實就是摸頭稱臣──爭取美國的認同與欽點。而風中殘燭的國民黨，目前唯一浮上檯面的「救主」是朱立倫，但2011年《維基解密》的資料早已曝光朱是美國在國民黨內的「暗樁」。3‧18太陽花、同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以及明年初的大選，將共同形成台灣內部政治變動的脈絡，但無論藍綠何人勝出，其實都還是美國在台的代理人，將持續與北京角力、拉鋸與博奕。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上世紀70、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最終被民進黨的成立而收編；1990年那場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野百合」，其結局是與李登輝裡應外合，為初掌政權的李登輝掃除體制內部的政治障礙。如今看似又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的3‧18，卻也無法超越這樣的循環。

3‧18運動的激進派參與者（及其背後的「野百合」世代學者），在運動結束後先是成立「公民組合」，後來因為組織方式與發展路線的歧異，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分別宣佈投入明年初與「大選」一同舉行的「立委選舉」。這兩個政黨與民進黨之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一方面攜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進黨在過去的艱困選區突圍（例如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都分別宣佈在深藍選區台北市大安區提名候選人，其後時代力量對外表示將在5月底前與民進黨整合各區域人選，最近時代力量的大安區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選擇退選禮讓給社會民主黨的提名人范雲）。

因此這些後太陽花成立的小黨，號稱要「打破藍綠壟斷」，其實還是扮演著民進黨側翼的角色，助民進黨開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這幾個小黨同時具有牽制民進黨的功能，防止民進黨在2016登上大位之後與北京發展過從甚密的關係，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需求。

去年3‧18運動後沒多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就曾撰文評斷這是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反服貿」運動以經濟爭議的面貌橫空出世，實則是一場政治的操兵動員。民進黨之所以反服貿，並不是因為「服貿」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是因為它不願經濟利益被國民黨所壟斷。

「九合一選舉」嘗到勝利果實後，民進黨便露出馬腳。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去年底即表示：「綠準備執政，服貨貿都可談。」被激進派所綁架的3‧18，服貿爭議本身也在運動中退位，替換上場的則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中青世代與舊世代分道揚鑣，企圖引領一條新的反中戰線，並且與香港反對勢力隔海呼應，共同在中國東南沿海製造動盪。

3‧18之後的一年，台灣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僅沒有被衝破，反而更加穩固，思想與意識形態也更為緊縮。3‧18曾經為島內許多NGO以及厭惡藍綠兩黨惡鬥的台灣人民閃現夾縫中的曙光，但是台灣根深蒂固的結構本質立刻將希望吞噬了。

話說回來，台灣內部困局的解決出路還是在兩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紛擾就全盤否定經濟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蓋了一座橋，但橋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滿，解決的方式不是把路鋪平鋪順，竟是將整座橋拆掉。台灣的問題也在於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已經到達瓶頸，也該到了兩岸進行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談判的時機。台灣如果持續以各種理由抗拒政治，無疑就是讓兩岸關係陷入泥淖。在兩岸關係之中拒絕經濟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只靠經濟主義已經動能不足，而政治與倫理恰好是深化兩岸關係必要的切入口。重新為載浮載沉的兩岸關係找到新動能，才有可能破解島內原有結構對社會、對人民的束縛。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3-25）

共尋歷史記憶是兩岸當務之急

兩岸歷史命運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光復70周年。這兩個70周年並非偶然，恰恰說明了在中國近代史的視野下，兩岸歷史命運的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的擴張與殖民，兩岸都是重災區，任何一個人都脫離不了歷史帶給兩岸人民的考驗，因此大陸人民不只抵禦著日本人的砲火，同時更致力於台灣光復；而台灣人民不只反抗著日本殖民鐵蹄，同時更曲線救國、參與抗戰。按理說，兩岸人民對於這段歷史應該感同身受。

正值重要歷史紀念日之際，兩岸卻因為「張靈甫」而又掀起誰是抗日「正統」的爭議波瀾，讓人誤以為時間還停留在「漢賊不兩立」的年代。張靈甫到底是不是抗日名將，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相較於當年日本給中國帶來國破家亡的傷害，中國大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曾為保家衛國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兩岸之間的對抗，並非來自人民的仇恨，而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難題，也唯有歷史才能解開這道難題。一旦兩岸之間共同的歷史記憶被尋回，以歷史進行對話，那麼再大的誤解與對抗不過都是滄海一粟。

歷史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要面對現實。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值得大加紀念，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中國人民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一路上在荊棘中從匍伏前行到昂然闊步；另一方面則是當前日本右翼不願記取歷史教訓，再度蠢蠢欲動，挑釁生事。大陸將在今年舉行閱兵，盛大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要耀武揚威，而是要藉此向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喊話，呼籲他們正視歷史事實與正義。大陸即將舉行的大閱兵也非突發奇想，包括去年底舉行的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在內，一系列的舉措都能說明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反省歷史以安定內部、並維護區域穩定的決心。

與此對比，駐防台澎金馬的「國軍」是「中華民國國軍」的簡稱，這支軍隊經歷了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而如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卻淡化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台灣的國防部除了推出猛男美女桌曆之外，不是把大陸當成唯一假想敵，就是在跟大陸爭誰是抗戰的「正統」，發言人甚至親上火線高聲批評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抗戰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是某黨某軍的專利，台灣政府至今避談兩岸歷史連結，以畏首畏尾的態度面對重大歷史紀念日，在美日強權擴張與歷史大是大非之前選擇噤聲不語，在同民族的大陸面前卻又趾高氣揚。台灣官方如此「爭正統」的心態反而親痛仇快，與侵略者殖民者站上同道，淪為令人不齒的「皇協軍」。

伴隨著歷史淡化而來的結果，就是對歷史是非的顛倒，在台灣集中表現在不假思索、毫無批判地謳歌日本殖民統治，因此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與高漲只是表象，其本質則是脫離民族母體的高度「附庸性」。馬英九讚揚八田與一、柯文哲說「華人地區接受殖民愈久愈進步」，或是一位台大法律系的學生投書《旺報》指稱：「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灣的恩人」，其實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所言「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是同樣的脈絡，都是抽離歷史之後的價值判斷產物。藍綠獨與反共反華人士，在缺乏文化根基、失去歷史視野的情況下，只能接受西方價值體系「文明─落後」的二元劃分，「文明」讓他們感到幸福與優越，「落後」則讓他們感到自卑與輕蔑。「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並不符合跟隨西方腳步「現代化」的自我想像，當然被這個社會掃進歷史灰燼之中。

近日一位歷史學者在新書發表會上歸納出她的研究心得：「中國歷史的迷思是始終覺得自己被欺負，等富強時要欺負回來；台灣歷史則是始終悲情，覺得自己被不斷拋棄。」她的總結或許代表了台灣社會的主流認知，但卻是「反歷史」的，無助於兩岸人民和解。兩岸之間現在最需要的，其實是攜手挖掘出共有的歷史記憶，站在共同的文化與歷史基礎上化解歧見，消弭心中對立與衝突的種子。而今年適逢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正是絕佳的時機。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2期，2015年3月4日出刊）

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

《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右）、作曲者聶耳（左）。（網路圖片）

2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載〈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作者何明國先生提及：「這首歌雄壯而豪邁，而且節奏鮮明，很有氣吞山河的革命氣概，抗戰期間傳唱大江南北」，肯定了《義勇軍進行曲》對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鼓舞。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當時也傳唱到台灣，是一代台灣青年重要的歷史記憶。

日據之下的台灣青年體會到「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此前後約有5萬青年「曲線」內渡回大陸延安、重慶，參加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運動。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島內興起「學國語」熱潮，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當時台灣青年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對當時台灣青年來說，《義勇軍進行曲》不只簡單易學，更重要的是這首歌貼切反映了台灣人對於甫脫離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直接感受。

抗戰末期在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其公子蕭開平先生2009年曾撰〈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蹟〉，文章提及：「（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同時也體現在當時人民所自發的運動。根據作家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與訪談，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指出：「（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1940 年代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浪潮傳到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為抗議發生在日本的「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1947年1月，台灣學生組織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回憶，《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迴盪在隊伍之中。

兩岸之間現在需要更多的歷史連結，而非對立。《義勇軍進行曲》見證了兩岸之間共同抗日、追求進步價值的歷史記憶，也象徵了在近代中國歷史視野之下兩岸的分合。《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與禁斷，是刻意被湮沒的另一半台灣史；與台灣問題一樣，也是歷史與霸權外力介入之後的結果。日前兩岸對於抗戰史的認知又起波瀾，而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不只是大陸國歌，它所蘊藏兩岸歷史脈絡，恰可做為兩岸透過歷史進行對話的橋樑。

（本文原載《旺報》，2015年2月10日；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震盪療法不是解藥而是毒藥

馬式震盪療法靠勢美國，又頻拿中國大陸來開刀，是鴕鳥心態的不智之舉。（網路圖片）

馬政府在台灣的民調低迷與執政困境，很多人歸咎到國民黨的本質與馬英九的性格，相關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是眼光很容易迷失在島內的藍綠糾纏，反而忽略了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式民主在全球都遭遇了嚴重的治理失能危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去年3月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提問「民主怎麼了？」（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前英國首相布萊爾去年底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論「民主死了嗎？」（Is Democracy Dead?）；連從上個世紀90年代標舉著「民主」與「市場」而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近年來開始逐漸修正原來的理論，比如他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改口強調強政府、法制和民主問責的重要性。

在面對民主失靈的困境時，每個國家與領導人都會衡量自身的條件做出回應。以美國為例，歐巴馬政府將國內矛盾轉移到伊斯蘭世界，其後又將重心轉移到東亞地區，而有「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去年底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慘敗，歐巴馬徹底跛腳，不久後宣布與古巴建交，顯有以外交破冰沖銷其內政崩盤的味道。台灣也有前車之鑑，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之初，宣稱走「新中間路線」，甚至找來國民黨籍唐飛組閣；但執政成績每況愈下，只得從中間走向危險邊緣，一邊一國、烽火外交、台灣入聯……一系列的「震盪療法」，不只震得兩岸關係幾近失控，也震得美國冷汗直冒。

當前面對柯文哲持著外科手術刀的「柯政猛如虎」，馬英九的「溫良恭儉讓」顯然踢到大大的鐵板。馬英九執政至今內政無所起色，完全覆蓋了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基於「一中原則」建立起兩岸政治互信，從而得以推動的外交休兵、活路外交等政策所帶來的成效。台灣社會在找不到矛盾出路之時，只能將兩岸關係視為出氣的沙包。曾經「英九中興」的國民黨，其實本質從未改變過，近八年來與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經濟交流，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而非開展進步的大局，更稱不上是「脫胎換骨」；因此，當內政步入困局，國民黨馬政府開出的猛藥，看來是要拿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開刀，雖不如阿扁般玩火，卻有可能趨於保守，逐步走回兩岸對立的老路。

馬式「震盪療法」的第一招，就是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駐美官員一字排開，暗示台美默契，「象徵兩國友好關係」，駐美代表沈呂巡說：「我們不但回來了，還以尊嚴、尊敬與榮譽的方式回來」，「馬英九總統深感欣慰」。事後美國雖出面「打臉」稱事先不知情，但外交強調事先協調的藝術，因此雙橡園升旗並非扁朝「迷航外交」再現，更有可能的是美國對兩岸腳踏兩條船「雙軌政策」的體現，一方面幫台北激怒大陸來安定台灣內部，另一方面又在事後否認以安撫北京。

第二招是大陸公布M503新航路，台灣民航局隨即高分貝抗議：「我方無法接受！」民航局稱大陸新航路有「飛安」風險，但潛台詞其實與民進黨蔡英文是一致的：「此事衝擊到台灣的國防安全與主權」。問題在於，台灣藍綠抓著「海峽中線」的議題不斷緊咬，但「海峽中線」是冷戰時期美國與蔣政權逕自宣稱的劃分，北京從未公開承認過。如今台灣仍緊抱這個早該被檢討、揚棄的概念，不過是在為美國介入兩岸事務開路，等著美國主持公道教訓北京，並給台灣溫暖的拍拍，無怪乎美國不久後即出面「關切」，要中國大陸與各方協商。

台灣執政者不惜以破壞兩岸信任基礎的「震盪療法」來挽救民意，帶領台灣重回習以為常的「台美同盟」社會集體想像；而新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面對大陸也是擺出「台灣未來應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強硬態度，了無新意當然不可能開拓新局。台灣朝野無論藍綠當家，就算願意與大陸交流，卻始終以舊思維緊抱美國大腿，一路貨色也；社會上一面對問題，就急著向美國白宮「請願」，對大陸嗆聲我們背後有美國撐腰。但歷史證明，「震盪療法」非但無法解決問題，更是自毀長城的毒藥。面對民主治理危機所造成的種種矛盾，靠勢美國，又頻拿中國大陸來開刀，當然是鴕鳥心態的不智之舉。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0期，2014年2月4日出刊）

兩岸關係「克難前行」的障礙

台灣大量的人力、金錢、科技等資源至今還用於與大陸的軍事對抗。圖為「雄三」飛彈。(網路圖片)

新年伊始，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發表文章，期盼2015年兩岸關係「保持勢頭，克難前行」。張志軍主任概括出的八字真言，說明大陸對台政策的大原則仍然維持「和平發展」不變，而大陸確實也體認到兩岸關係單純透過經貿交流的發展渠道，已經面臨了不得不加以攻克的瓶頸。當大陸對台和平發展大方向不變，那麼影響兩岸關係的變數就存在於島內，也就是說突破兩岸關係發展瓶頸的主動權掌握在台灣，端視台灣人民對未來出路的抉擇。

回顧2014年，從三月太陽花，到十月聲援香港佔中，再到年底否認「九二共識」且將中國視為外國的柯文哲與民進黨大勝，兩岸關係似乎遭遇了新的困境。事實上，2014年兩岸發生的種種波折，並非橫空出世，問題關鍵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台灣的社會性質──高度親美的「新殖民地」。此本質性的結構因素完全制約了台灣社會對於兩岸關係發展可能性的想像，台灣可以為了經濟利益跟大陸走得更近，但包括和平協議在內的其他政治接觸一律免談。因此兩岸之間唯經濟主義的交流模式，只會讓台灣把大陸推得愈來愈遠，兩岸關係也會從深水區走向死胡同。

台灣「新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從「國軍」身上就可以窺見一二。目前駐防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在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其性質就從維護國家統一轉變為槍口對內、剷除異己，為國民黨蔣介石所服務。1949年因內戰失利而敗逃到台灣的「國軍」，由於需要美國的扶植與援助，在性質上又轉變成美國遠東防線、對抗中國的軍事力量一環，與其說是保衛台海安全，不如說是捍衛美國國家利益。至今，這支「中華民國國軍」唯一的假想敵就是從未侵犯過台灣的大陸人民解放軍。

「國軍」所保衛的「國家疆界」，與「新殖民地」台灣社會的國家想像及身份認同是一致的。2013年因洪仲丘案而掀起的白衫軍浪潮，進一步將「國軍」往「想像的共同體」推得更為靠近，讓誕生於大陸、依《憲法》維護國家統一的「國軍」，與虛構想像出來的「台灣國族」融為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簡言之，新殖民地社會的本質，規制了台灣社會對於國家界線、意識形態立場、心理身份認同界限的範圍。

就算兩岸在軍事上早已不再大動干戈，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認知從「內在的匪」悄然轉變為「外在的敵人」，對立的壁壘難以撼動。主張兩岸和平發展的馬英九政府，主政期間中學的公民社會與國防教育（即以前的軍訓）等科目，仍然將大陸是敵人的舊思維灌輸給下一代，「一邊一國」的論述不勝枚舉。日前國防部稱「雄三」超音速反艦飛彈與「弓三」防空飛彈已經部署完成，並稱這些武器「是中國航空母艦的『殺手』」，「可在台灣海峽直接摧毀中國來犯的軍艦」，「對我防衛作戰有相當大的遏阻戰力」，顯見台灣大量的人力、金錢、科技等資源至今還用於與大陸的軍事對抗。

就在九合一選舉結束後沒多久，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簽署第1683號《軍艦移轉法》，同意出售台灣4艘派里級巡防艦。台灣國防部隨即發表聲明，稱「對美國政府及國會表示誠摯感謝」，認為美國此舉「彰顯美行政部門與國會履行《台灣關係法》之具體行動，更表達對中華民國安全的堅定支持，充分展現華美關係堅實穩固、互信友好」；而一向與馬政府立場相左的《自由時報》，也在報導中高度讚揚美國「效率之高顯示美方對台灣安全與防衛能力的高度重視」。

問題在於，美方所出售的4艘派里級巡防艦，均已服役將近30年，必須進廠大修，但美方並不同意由台灣自行維修，要由美國的軍火商來「代勞」。美國的無理要求，充份體現了1979年所制定《台灣關係法》的兩面虛假性，一方面將台灣編入美國的軍事體系，圍堵中國，並且企圖使兩岸分裂永久化；另一方面又透過軍售破舊武器來訛詐台灣，台灣只能以「防衛」之名，被迫無止境地餵養美國龐大的軍工複合利益集團。

即將就任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對媒體強調，「（兩岸）和平互利情況下，紅利絕不能有少部分或特權情況存在」。不能忽略的是，壟斷兩岸和平紅利的不只是執政當局及其豢養的利益集團，還包括美國這隻巨大的吸血獸。兩岸關係若要「克難前行」，和平紅利要能公平分享給台灣人民，第一步就是要掙脫冷戰與內戰結構至今仍束縛在台灣身上的新殖民地桎梏。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88期，2015年元月7日出刊）

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份子

為了保障美國在世界的權力壟斷地位，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到處替反對者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從而以包括武力攻擊、迫害人權、侵犯隱私、網路監控在內的等各種方式「反恐」，政治運作的邏輯以「反恐」為最高依歸。「反恐」為美國披上了美麗的正義道德外衣，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在內外無限擴權、甚至是濫權的遮羞布。

美國挾著超強武力，在世界各地製造各種「之春」、各式「顏色革命」，包括以色列轟炸加薩的武器也是美國在背後所支援的，其目的在於扶植親美政權，鎮壓異己，將與美國立場相左的勢力均斥為「恐怖份子」。200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上光榮的歐巴馬，在其任內以「反恐」為名，動用無人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葉門等地區進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民眾的死亡。

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輸出」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但加以細究，「普世價值」僅限於「輸出」，對內並不適用。近年來，美國內部對人權的迫害，同時伴隨著白人對黑人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壓迫，而美國卻還自居「世界警察」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指指點點。去（2014）年8月，美國18歲黑人青年布朗在弗格森街上被一名白人警察連擊數槍身亡，由於連續發生白人警察槍殺黑人事件，弗格森案隨即引發美國各地的民眾示威抗議，11月26日美國密蘇里州甚至派出2,200名國民警衛隊協助警方進行鎮壓，連美國媒體都認為弗格森案所引發的示威抗議可能演變為「美國之春」。《紐約時報》12月13日報導，當天有超過25,000位名眾在紐約曼哈頓街頭遊行，抗議警方濫用暴力，是近來紐約爆發的最大規模抗議示威。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12月19日公布一份《中央情報局（CIA）酷刑情況調查報告》，全文厚達6,200頁，光是摘要就有480頁。據《華盛頓郵報》披露的報告細節，「九．一一事件」後，時任總統小布希發動「反恐戰爭」，為獲取情報，中情局對被抓獲的恐怖和極端組織嫌疑人施加酷刑，包括禁止睡覺、囚禁在狹小空間和人身羞辱等，其中還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刑」──用布矇住受刑人的臉並反覆澆水，令其難以呼吸，感覺即將窒息而死。小布希就此接受美國CNN訪問時，竟以「愛國」之名為美國的酷刑辯稱：「無論這份報告怎麼說，那些在中情局工作的人員都是愛國者，詆毀他們的貢獻是大錯特錯」。

另一方面，美國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受刑人人權也是臭名昭彰，為世人垢病。烏拉圭政府12月7日以人道理由接受來自關塔那摩灣監獄的6名釋囚，其中包括4名敘利亞人、1名突尼西亞人、1名巴勒斯坦人，他們當初都是被美國以涉嫌與基地組織有關連的罪名被捕。問題在於他們被關押的12年來從未經過審理與判決，無怪乎烏拉圭總統穆希卡稱這6名釋囚遭到美國政府「殘暴的綁架」。

曾在美國繫獄10年的張安樂先生，對於美國獄中的狀況有親身經歷：「我知道州監獄裡很多暴力，加州幾個監獄每天都戒嚴，有一次解嚴，解嚴第一天黑白見面就死人。」張安樂先生的回憶，也揭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黑人與政治意識形態迥異的政治犯：「不止黑人，只要是政治犯幾乎都受他（按：毛澤東）的影響，監獄裡還有馬克思小組等各種組織。黑豹黨就是靠毛澤東語錄成立的，據說之前白人警察經常在路上把黑人一槍打死。後來有兩個黑人讀了大學，發現加州公民有持槍的權利，但他們沒有錢買槍，就去中國城買了毛澤東語錄，然後過橋去賣，賺錢買槍成立了黑豹黨。看見白人警察進這個區他們就跟著警察走，警察開槍打他們的人他們就反擊。」「我認為他們是政治犯，但美國不承認，美國說他們販毒啊搶劫啊什麼的。美國人厲害，他會設計你，美國的精神都花在設計上。監獄裡的政治犯有的是被設計的，有的是和美國政府發生槍戰。」「那批政治犯絕對信仰毛澤東，這些政治犯變成黑人裡面的領袖，因為一般的人犯罪搶銀行什麼的是為了自己，他們是為了整個黑人群體的利益和美國政府作對，所以他們格外受尊敬，自然成為領袖。」（《澎湃新聞》，2014-07-22）

在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之下，背後又有美國撐腰，戒嚴時期國民黨在台灣肆無忌憚地大行「白色恐怖」，大批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年被捕、遭到刑殺，其中絕大多數的案子都是未經審判，有的受難者甚至沒有拿到判決書。2000年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在白色恐怖歷史現場演說，他指出：「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陳映真所謂戰後冷戰世界集體的屠殺、摧毀與虐待，正是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營，以「反共」（國民黨在島內則是「反共─國安」體制）之名對於人民的共同迫害。

冷戰雖遠矣，但美國所制霸的世界秩序仍在箝制我們的意識形態，反共、國安至今仍為台灣人所朗朗上口，如今反恐也處處存於我們的生活細節。台灣的太陽花與香港佔中期間，都有好事者發起向美國白宮請願的活動，冀望美國伸出「正義的援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布《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卻從來不曾注視過自己內部的人權狀況。

過去是反共，現在是反恐，美國總是在合理化自己對於內外的擴張與侵犯行為。如同巴西學者路易斯．阿爾貝托．莫尼斯．班代拉（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的名著《美帝國的形成》所指出的：「他們（按：美國人）不明白美帝國毀滅的衝擊始於自己家中，也將會在那裡終結」，事實上恐怖份子是美國自己「製造」出來的，甚至可以說美國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美國正在粉碎自己所塑造出來的正義與道德假象，直到完全崩壞為止。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9期，2015年元月號）

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

大陸13億人成了「替罪羊」

從今年台灣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到香港九．二八「佔中」運動，很多論者都在追尋其中的關連性，但多半是從運動的領導、動員、宣傳、訴求與參與群眾的結構等表象，便論斷香港佔中是台灣太陽花的延續，認為是台灣太陽花「啟蒙」了香港佔中，台灣人的「文明優越論」再次顯揚在香港人面前。 

如果忽略歷史更為深層的本質，那麼台港之間的內在聯繫性，便只能埋藏在「普世價值」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近代歷史上，中國的香港與台灣先後淪為西方帝國強權的殖民地，台灣被日本殖民者鐵蹄踐踏50年，而香港更久，被英國殖民者統治150年。但無論時間長短，港台都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與人民的苦難，如同著名詩人聞一多1925年所發表的作品《七子之歌》表現出來的那般痛切。 

另一方面，上個世紀40年代，當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香港與台灣都成為反共文人、學術菁英的避難所。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通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歪曲和醜化反帝反殖民運動。相反，……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註1〕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反共」教育，與其後李扁時期開始的「反中」教育，可謂是一脈相承。 

因此，特殊的殖民地經驗（包含至今都尚未清理殖民遺緒），以及共有的反共意識型態，結晶出港台兩地人民特有的歷史情感，無法直面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巨大轉型與變遷，而將自我抽離於中國自身之外，將各自內部的社會矛盾外部化到中國大陸身上，13億中國人民都成為「替罪羊」。 

港台社會聯繫的歷史縱深

無論香港回歸已經快要20年，也無論自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不能否認的是，思想上的「反共」及其派生而出的「反中」，至今仍在兩地社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台灣部分文人不分藍綠力主與香港結為「南方聯盟」，而香港部分文人也樂於充當此聯盟的組成分子，以西方的「普世價值」話語，對抗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共同揉雜出的中國脈絡。 

伴隨著國際權力格局的變遷，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影響到了西方英美霸權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港台兩地做為中國大陸境外「制中」基地的角色更趨明顯。近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反《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經過一波波撕裂陸港關係的洗禮，青年學子的思想進一步被挑動激化，運動、組織與動員的形式逐漸成熟，也造就了一批諸如黃之鋒之流的「青年領袖」，醞釀出的能量最終爆發在今年的罷課與佔中行動。台灣亦同，2008年兩岸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同時暴露了統治階級與社會內部「政治親美、經濟傾中」的嚴重矛盾，從而有陳雲林訪台的「野草莓」、2012年以「旺中」為標靶的「反媒體壟斷」，還有一連串反對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的行動，最後在今年集結為以「反服貿」為名、實則「反中」與「反共」的「太陽花」，其中以陳為廷與林飛帆等人為代表的新生力量，與香港運動相互支援的關係更是曖昧不清。 

儘管台港社會之間具有高度的橫向聯繫，但我們無法忽略兩地之間更為重要的本質差異，這表現在政治與歷史的縱深。台灣問題是1949年兩岸分治、1950年韓戰爆發，由於內戰與冷戰「雙戰結構」遺留至今的問題，因此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必須完成「復歸統一」。兩岸的現狀仍處於分裂分治，再加上戰後台灣從日據的舊殖民地轉變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始終是美日在政治、軍事與文化思想圍堵新中國的最前線，也是各色分離主義勢力及西方各種反華勢力的集散基地。 

兩岸統一與香港回歸

相較台灣的性質與地位，香港問題的發軔，始自英國挾船堅炮利而奪取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必然要「回歸」中國，與兩岸之間的國家民族「再統一」有所不同。1982年英國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問題，柴契爾夫人本打算以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來換取英國繼續掌握香港管治權，但遭到鄧小平斷然批駁：「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鄧小平在這次會談中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從而表明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維護中國主權與統一的堅定立場。〔註2〕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台，其第一條即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此後，再經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香港脫離殖民地地位，重新回歸到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1997年7月1日之後做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其政治與戰略地位上就與港英時期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對於西方反華勢力來說，在香港內部進行活動，無疑就是直接進入中國政府的眼皮底下進行「顛覆」。 

美國對香港出嘴出錢出力

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約600人左右，至今年已膨脹超過一千人，〔註3〕成為美國在世界各地領事館人員數最多的一個，顯見美國利用香港回歸後的地位，進而劍指中國的「用心良苦」。「太陽花」期間，台灣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答覆：「美國支持台灣活力十足的民主，民主容許許多議題能充分對話。《兩岸服貿協議》的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我們希望討論能和平、理性地進行。」香港「佔中」期間，也有香港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則公然表態：「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實施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美國對台灣與香港兩地爭議所表現出一軟一強的回應態度，充分說明了美國透過香港問題介入中國內政的行徑。〔註4〕 

10月28日是香港佔中的「滿月」，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29日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30日，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佔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 

每當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表達看法與意見時，台灣人總是義憤填膺批評「中國黑手」，而當西方勢力企圖介入之時，台灣人反而無感，甚至張開雙臂邀請他們堂而皇之伸手進來，例如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將接任新竹清華大學全球事務副校長即是一例。此次香港佔中亦是如此，當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政、干預香港自治，港台兩地不止不置可否，甚至認為是「遲來的正義」，流露出港台之間成形中的「南方聯盟」濃濃的親美親西方結構性味道。

北京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已將佔中的本質定調為「顏色革命」，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評論文章更直斥：「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更是歡欣鼓舞歡迎香港出現「顏色革命」，例如英國《獨立報》、法新社、美國《時代》雜誌等媒體，均以「雨傘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來稱呼佔中，將佔中運動的地位直比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色革命」、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在西方世界，「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具有正面評價的詞彙，象徵在美國（及其盟友）的介入下，「引領」某國或某地從極權、威權政體轉型為符合「普世價值」標準的民主政體的過程。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吳玉山教授的研究指出，過去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其原有體制「被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所取代，在社會和文化上也全面的西化」。〔註5〕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則進一步指明，顏色革命的目標是要追求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標準的形式民主，當舊政權被推翻之後，將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掌權；「美國支持某特定政權也非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要件，而是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國的帝國利益」。〔註6〕 

由此可知，顏色革命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介入與干預；（二）反對派親美親西方；（三）革命後的新政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傀儡。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美國對於香港「民主化」進程的「關心」可謂是不遺餘力。2005年1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的祁俊文表示：「香港有條件進行普選，但民主步伐及實施普選的模式，要由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決定」；2005年9月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表示：「香港應加快政改步伐，相信香港有能力在2007年實行普選」；2013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表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國際標準，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應該儘早開展政改諮詢」；2013年9月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表示：「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權』，美國會對涉及其『核心價值』的事件繼續表態」。〔註7〕 

美國不只出嘴，同時更是出錢出力。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外圍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多年來不斷撥款給香港的反對派政黨、NGO、社團，專款專用於「政改」的宣傳與落實。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被認為是香港反對運動（包括佔中）的幕後金主，2005年以來黎智英多次金援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陳方安生、陳日君等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7月，媒體指稱黎智英捐款4,000多萬港幣給香港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5月，黎智英被媒體拍到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在遊艇密會，一般認為黎智英捐助給反對派的款項來自美國。 

過去美國在台灣以「美國新聞處」的名義，吸收台灣菁英為其服務，影響至今；如今，美國在香港設有「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扮演吸收、培植香港菁英的角色。NED與NDI在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推出「港人講普選」計畫，號稱讓網民可以設計出自己的普選方案，「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即為該中心受薪研究員。因反「國民教育」一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今年剛滿18歲，也被「起底」其背後有深厚的美國背景。〔註8〕 

顏色革命遇上一國兩制

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註9〕香港的佔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註10〕 

9月28日突發的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視為此前罷課行動的升級版，目的在於升高對立與衝突情勢，擴大動員能量，延長運動戰線。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其封面標題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認為回歸是中共對香港的殖民──都表明這場運動在根本上是否定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香港人）進一步分析指出：「現在的『香港命運自決』運動／抗爭，抗拒落實回歸，客觀上（且不說主觀上）就或是加劇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對立、或是推動『中國崩潰』、或是兩者兼有，正與『普世價值政治』也即『重返亞洲』相配合」，因此顏色革命是「佔中的必然發展」。〔註11〕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佔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佔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佔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佔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佔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佔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佔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佔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佔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佔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APEC期間，11月12日歐巴馬與習近平舉行聯合記者會，歐巴馬在會上亦稱：「美國在煽動香港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上沒有任何參與，因為這些問題最終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決定的」。 

佔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由此回過頭來看台灣問題，台灣在戰後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處處受美國掣肘，致使台灣問題懸而未決。對台灣而言，唯有排除外來勢力的介入干預，民族內部的問題由民族自行解決，兩岸才可能有進步的前景。至於馬英九、江宜樺等人一再強調不接受「一國兩制」，不過只是對美國「交心」之舉罷了，對於兩岸關係並無任何助益。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型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註1〕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2008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1-32。 

〔註2〕中國政府堅持收回香港的立場，卻成為日後香港民主派人士抱怨柴契爾夫人的理由，他們認為柴契爾夫人對北京的「讓步」等同於出賣、背棄香港。由此可見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並不認同香港「回歸」，反而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治權永遠歸屬於英國。參見：〈港民主派怨柴契爾當年背棄香港人〉，《自由時報》，2013年4月10日。 

〔註3〕〈回歸後英美駐港特工與日俱增〉，《中國時報》，2014年9月13日。 

〔註4〕與美國立場一致，9月2日馬英九首度表態：「對於香港人民持續爭取民主普選，台灣各界均展現高度的關心與支持」；10月10日國慶演說，馬英九不只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更進一步對北京喊話：「現在正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最適當的時機」，「如果大陸願意實現承諾，必將化危機為轉機，讓大陸與香港雙贏，而台灣人民也必然樂觀其成」。 

〔註5〕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8。 

〔註6〕趙剛，〈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收錄於：徐進鈺、陳光興（編），《異議：台社思想讀本（下冊）》（2008年，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307-309。 

〔註7〕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的人事安排是別有用心，例如楊甦棣與夏千福都有處理台灣事務的經驗，而夏千福更是從台獨運動的經驗提出「港版寧靜革命」，說明了美國企圖將其對台策略複製到香港身上。參見：李菀，〈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不會停止〉，《紫荊》總第287期（2014年9月），頁18-19。 

〔註8〕〈黃之鋒「美國背景」大起底〉，香港《文匯報》，2014年9月25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9/25/ 

〔註9〕相關分析請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收錄於：勞動人權協會（主編），《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2014年，台北：勞動人權協會），頁33-47 

〔註10〕相關分析請參見：熊玠，〈要普選還是要奪權？香港政爭的反對派究竟何求〉、張麟徵，〈公民提名、普選、民主反思：談香港的困境與出路〉，二文均刊於《海峽評論》第286期（2014年10月），頁31-37。 

〔註11〕盧荻，〈開始了：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盧荻：生活與知識」網站，2014年9月28日：http://kakafuka.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509955。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8期，201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