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份子

為了保障美國在世界的權力壟斷地位，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到處替反對者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從而以包括武力攻擊、迫害人權、侵犯隱私、網路監控在內的等各種方式「反恐」，政治運作的邏輯以「反恐」為最高依歸。「反恐」為美國披上了美麗的正義道德外衣，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在內外無限擴權、甚至是濫權的遮羞布。

美國挾著超強武力，在世界各地製造各種「之春」、各式「顏色革命」，包括以色列轟炸加薩的武器也是美國在背後所支援的，其目的在於扶植親美政權，鎮壓異己，將與美國立場相左的勢力均斥為「恐怖份子」。200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上光榮的歐巴馬，在其任內以「反恐」為名，動用無人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葉門等地區進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民眾的死亡。

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輸出」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但加以細究，「普世價值」僅限於「輸出」，對內並不適用。近年來，美國內部對人權的迫害，同時伴隨著白人對黑人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壓迫，而美國卻還自居「世界警察」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指指點點。去（2014）年8月，美國18歲黑人青年布朗在弗格森街上被一名白人警察連擊數槍身亡，由於連續發生白人警察槍殺黑人事件，弗格森案隨即引發美國各地的民眾示威抗議，11月26日美國密蘇里州甚至派出2,200名國民警衛隊協助警方進行鎮壓，連美國媒體都認為弗格森案所引發的示威抗議可能演變為「美國之春」。《紐約時報》12月13日報導，當天有超過25,000位名眾在紐約曼哈頓街頭遊行，抗議警方濫用暴力，是近來紐約爆發的最大規模抗議示威。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12月19日公布一份《中央情報局（CIA）酷刑情況調查報告》，全文厚達6,200頁，光是摘要就有480頁。據《華盛頓郵報》披露的報告細節，「九．一一事件」後，時任總統小布希發動「反恐戰爭」，為獲取情報，中情局對被抓獲的恐怖和極端組織嫌疑人施加酷刑，包括禁止睡覺、囚禁在狹小空間和人身羞辱等，其中還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刑」──用布矇住受刑人的臉並反覆澆水，令其難以呼吸，感覺即將窒息而死。小布希就此接受美國CNN訪問時，竟以「愛國」之名為美國的酷刑辯稱：「無論這份報告怎麼說，那些在中情局工作的人員都是愛國者，詆毀他們的貢獻是大錯特錯」。

另一方面，美國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受刑人人權也是臭名昭彰，為世人垢病。烏拉圭政府12月7日以人道理由接受來自關塔那摩灣監獄的6名釋囚，其中包括4名敘利亞人、1名突尼西亞人、1名巴勒斯坦人，他們當初都是被美國以涉嫌與基地組織有關連的罪名被捕。問題在於他們被關押的12年來從未經過審理與判決，無怪乎烏拉圭總統穆希卡稱這6名釋囚遭到美國政府「殘暴的綁架」。

曾在美國繫獄10年的張安樂先生，對於美國獄中的狀況有親身經歷：「我知道州監獄裡很多暴力，加州幾個監獄每天都戒嚴，有一次解嚴，解嚴第一天黑白見面就死人。」張安樂先生的回憶，也揭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黑人與政治意識形態迥異的政治犯：「不止黑人，只要是政治犯幾乎都受他（按：毛澤東）的影響，監獄裡還有馬克思小組等各種組織。黑豹黨就是靠毛澤東語錄成立的，據說之前白人警察經常在路上把黑人一槍打死。後來有兩個黑人讀了大學，發現加州公民有持槍的權利，但他們沒有錢買槍，就去中國城買了毛澤東語錄，然後過橋去賣，賺錢買槍成立了黑豹黨。看見白人警察進這個區他們就跟著警察走，警察開槍打他們的人他們就反擊。」「我認為他們是政治犯，但美國不承認，美國說他們販毒啊搶劫啊什麼的。美國人厲害，他會設計你，美國的精神都花在設計上。監獄裡的政治犯有的是被設計的，有的是和美國政府發生槍戰。」「那批政治犯絕對信仰毛澤東，這些政治犯變成黑人裡面的領袖，因為一般的人犯罪搶銀行什麼的是為了自己，他們是為了整個黑人群體的利益和美國政府作對，所以他們格外受尊敬，自然成為領袖。」（《澎湃新聞》，2014-07-22）

在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之下，背後又有美國撐腰，戒嚴時期國民黨在台灣肆無忌憚地大行「白色恐怖」，大批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年被捕、遭到刑殺，其中絕大多數的案子都是未經審判，有的受難者甚至沒有拿到判決書。2000年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在白色恐怖歷史現場演說，他指出：「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陳映真所謂戰後冷戰世界集體的屠殺、摧毀與虐待，正是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營，以「反共」（國民黨在島內則是「反共─國安」體制）之名對於人民的共同迫害。

冷戰雖遠矣，但美國所制霸的世界秩序仍在箝制我們的意識形態，反共、國安至今仍為台灣人所朗朗上口，如今反恐也處處存於我們的生活細節。台灣的太陽花與香港佔中期間，都有好事者發起向美國白宮請願的活動，冀望美國伸出「正義的援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布《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卻從來不曾注視過自己內部的人權狀況。

過去是反共，現在是反恐，美國總是在合理化自己對於內外的擴張與侵犯行為。如同巴西學者路易斯．阿爾貝托．莫尼斯．班代拉（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的名著《美帝國的形成》所指出的：「他們（按：美國人）不明白美帝國毀滅的衝擊始於自己家中，也將會在那裡終結」，事實上恐怖份子是美國自己「製造」出來的，甚至可以說美國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美國正在粉碎自己所塑造出來的正義與道德假象，直到完全崩壞為止。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9期，2015年元月號）

一部長之下台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網路圖片）

最近兩岸學術界都起了波瀾。北京大學校方打算設立「燕京學堂」，招收海內外學生修習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全英語授課，還打算將歷史悠久的「靜園」做為外國學生宿舍，從而引發北大師生、校友的高度反彈。相關的爭論已經把層次拉高到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學」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全盤移植，也有兩位英語造詣極高的學者批判北大是對「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一海之隔的台灣，則是教育部長因論文「掛名」風波而下台，矛頭都集中針對蔣偉寧個人的操守，當然其中夾雜更多的是對於國民黨官員的反感與不信任，走不出台灣政治藍綠對立的框架。某位剛升等副教授的學者，他對此事的批評僅止於部長下台的空窗期害他拿不到副教授證書，「無比荒唐」。

老實說，部長下台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目前看來只滿足了反馬與反國民黨人士，而對於「掛名」風波所揭露台灣學術界的積弊陋習毫無撼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學者經過苦心研究結晶而成的論文卻需要掛上別人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看似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回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本質，才能為當代台灣學術界「正本清源」。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除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高度附庸於美國之外，美國也通過美新處、高額獎學金等機制與手段，吸納台灣本地人才，使其視美國為學術研究最高殿堂，遂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的誕生與流傳。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子自美國學成返鄉，喝了可樂再也無法回頭喝白開水，將西方的學術及研究方法全盤複製回來，不只是使台灣淪為學術殖民地，同時也掏空原有的文化根基，將思想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拱手讓人。

這些自美國返台的學術精英，把持了台灣人才的養成系統，為了讓台灣學術研究與美國「接軌」，以商業管理邏輯取代高等教育應有的人文素養，不惜自我殖民，將美國學術文獻資料庫SCI、SSCI奉為圭臬，致使學術人才拚命發表英文論文，就算是中文寫作，內容也充斥著西方思維。同時，為了爭取進入以西方學界為主的高校排行榜，紛紛出台「頂尖」、「卓越」、「百大」等計畫，大量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不分良窳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完全喪失高等教育應有的高度與氣度。

在此導向之下，就算台灣學者能夠熟稔地運用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卻使得學術研究走向過度的專業化、零碎化與刁鑽化，重量不重質，研究成果追求輕、薄、短、小、快，完全與本土社會脫節，學術研究無法回饋於社會，成為象牙塔內學者所壟斷的知識特權。以政治學界為例，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主流跟風於西方，西方熱衷於半總統制的研究，台灣學界就投入半總統制研究，以西方的研究途徑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議題。兩岸關係的研究亦是如此，大量西方理論與數學模型，取代了兩岸之間的歷史、思想、文化與法理，無怪乎台灣問題更加難解。

台灣學術實質上是服務於西方學界，此即陳映真所批判的「台灣美國化改造」，形成對美國的屈服構造。陳映真指出，包括英語使用在內的「屈服機制」，「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被改造為「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最終「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一百餘年來，兩岸的高等教育雖歷經變革卻殊途同歸，大學校園淪為留學補習班：「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繼續留學」。

蔣偉寧下台了又如何，我們的學術與思想仍服膺於「唯美主義」，喪失更高層次的文化與文明戰略──借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終究只是「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

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

范麗青（網路圖片）

蔚藍的台灣海峽彷彿有種力量，讓大陸的人事物傳播到台灣島之後都會產生質變，從而引發不必要的軒然大波。

針對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在上海所稱「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回應：「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范麗青把前提與結論都說得非常清楚，既符合兩岸的法理定位，亦未逾越馬政府的「九二共識」底線。但這段話傳回台灣卻被濃縮扭曲成：「台灣前途須由全中國人決定」等12個字，不只挑動了台灣民眾敏感的國族神經，也開啟了藍綠政客的表態秀。

民進黨的態度不言可喻，發表聲明稱：「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總統府以書面回應稱：「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由台灣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有意挑戰大位的朱立倫也回應：「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經過「反服貿」運動洗禮，躋身為「英雄」之列的陳為廷與林飛帆當然也耐不住寂寞，一個嗆聲「干你屁事」，另一個則批評國台辦是在「自慰」。

看似歧異頗深的朝野藍綠，全部臣服於「2,300萬」這個至高無上的數字。面對大陸，藍綠難得同仇敵愾，其中國民黨最有問題，一邊喊著憲法，一邊又嚷著「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豈不精神分裂？某些人動不動就抬出「我是台灣人」，做為裁決一切的圭臬。沒有人會否定自己是台灣人，但問題在於把一切問題都化約成「台灣人」就是萬靈解藥嗎？

1981年台灣總人口為1,797萬288人，當時已經開始流行「台灣一千八百萬居民的幸福」、「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願望」等口號。陳映真在1984年3月號《夏潮論壇》發表〈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他觀察到：「不但黨外叫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願望，國民黨也叫『一千八百萬』人的自由與幸福。尤其有趣的是美國也說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和平與幸福云云。」

在這篇文章中，陳映真進一步尖銳地指出：「更極端的一些人反共反到帶著法西斯的味道，反中國反到使用帝國主義的語言。……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國民黨、美國和台灣中產階級黨外常有相疊合的共同利益，從而有著共同的語言。」陳映真揭開了美麗詞藻背後不可告人的祕密：「從來沒有人認真問這『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特別是涉及政治上的主張時，更應該將人口數字擇在台灣具體的社會生產關係裡去評估和思想[考]，才有確實的意義。……否則，不論國民黨、黨外和美國所提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云云，就是一個假話，至少也是一個空話。」

1984年迄今已經過了30年，除了人口從1,800萬增加到2,300萬，以及「黨外」被民進黨收割、取代之外，陳映真當年的質疑與批判至今仍相當有效。台灣問題不僅受到內部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外部的影響，交相作用之下就會造成內部的矛盾與差異。如果內外部因素全部都可以被排除，那麼台灣問題根本不足以成為問題，不動一兵一卒、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擺脫「中國因素」、台獨順利建國。

兩岸關係從來不只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這一點，其實台灣人心知肚明，否則為何「反服貿」運動一爆發，就有熱心網友汲汲營營向美國白宮「請願」；否則美國在1979年以國內法形式通過擺明公然介入台灣內政的《台灣關係法》，何以無人反對，甚至奉為護身符，張開雙臂熱情擁抱美國對台軍售訛詐。所以，其實連台灣人自己都不相信「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這句空言假話，只要能洗除身上的中國人民族身分，台灣前途是可以讓白宮掌控權力核心的那一個人來決定的。

就算暫時撇開法理定位不談，台灣與大陸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命運是休戚與共的，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是兩岸人民歷史命運的一體兩面，從甲午戰爭、馬關割台、抗日50年，再到台灣光復、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一系列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只是近代中國道路的註腳，更說明了台灣在地理上雖處於中國東南一隅，卻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左右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與發展。

就此來說，中國的前途更是夾雜了不可或缺的台灣因素，在整個中國的視野之下，台灣與大陸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主體。一旦無視法理，又拒絕歷史，那麼面對中國大陸之時，與其呢喃「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還不如高喊「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來得更有威力。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

本文原載《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頁12-25（張方遠攝）

美利堅：超級的帝國

做為一個帝國，美利堅共和國，在一次大戰中和二次大戰後，有急速的擴張和發展。 

她遠遠地壓倒了歐洲，成為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長。美國一國的總消費量，等 

於全世界其他各國總消費量的總和。美國一國所使用的銅、鐵重要稀有金屬、石油和 

能源，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或十數個民族和國家所使用的總和，她的陸海空軍基地遍佈 

全世界，和40多個國家訂立軍事同盟條約，只有另一個霸權蘇聯可以匹敵。她的投資 

遍佈全世界，不論在西歐，在第三世界，星條旗總會在地球的某一個地方上的基地和 

企業大樓上，迎見不沒的太陽。她的大學吸引來自全球的知識份子，世界上不論富國 

貧國，都有受過美國大學、研究所、研究機構訓練的知識份子，位居政、經、學、商 

和軍界要津。美國製的武器、彈藥、制服、軍事編制，作為美國對各該國的軍事控制 

和影響力的明顯象徵，遍佈全球。美國的政治貸款，經濟壓力、國際特工，控制著好 

幾個民族和國家。

精巧的新式殖民主義

以美國為母國的國際性企業，壟斷和支配著全世界的資源、市場、政治和外交、軍事 

。美國的「工業、軍事」複合體對世界上反對美國經濟、外交利益的國家，施行殘酷 

的鎮壓。美國的國務院、五角大廈、跨國企業、新聞處、中央情報局、軍事顧問團和 

學術基金會，所執行的環球策略，基本上與舊式殖民主義政策性格相同，但範圍極大 

、內容極精巧，即所謂的新式殖民主義。美國的新聞社、電影、電視、全球性企業公 

告和遍佈各國的美國新聞處，對全世界進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國化工作，製造對美國和 

世界體系的優美形象，相對地消滅、破壞其他各民族悠久、優美、深厚的傳統文化⋯⋯ 

。代替了過去的「白人的負擔」論、「文明的使命」論等，今日美國以「大國的責任 

」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進行不知饜足的政治上、軍事上、文 

化上、經濟上之擴張。以無數原料國的貧窮、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內戰為價，美 

國支配全球各地的資源，以維持美國的「富強」；美國也以顛覆、暗殺、鎮壓為手段 

，支持許多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政權，以維護美國的外交、經濟的利益。美國不惜支 

持她的傀儡政權，對各國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之血腥的 

鎮壓，來保障在各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深遠、廣泛地影響著世界上每一個 

人民、民族和國家。在有些國家中，美國的政治、外交、軍事政策簡直和自己的近現 

代史分不開。而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戰後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日本戰敗以後，美國軍方為了接運來台接收的國軍和遣返在台日本僑民和軍隊，美國 

海軍艦隊進駐高雄港。當時，由於台灣當局對美國海軍的驕橫作風有所不滿，不予合 

作，美國竟派遣數千名陸戰隊非法登陸台灣沿岸要地，完成遣送日本僑民的任務。

為了台灣做為美國空軍不可或缺的中繼站，戰後，美國迅速修復了台北、新竹、台南 

等地的軍用機場，並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管雷達站，進駐美國第13航空隊。早在國共 

戰爭在大陸結束之前，台灣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了。

美陸軍「駐台辦公室」

美軍在戰後的對台任務，是在台灣建設美國在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的支配。當時駐台「 

陸軍顧問團」在台灣當局的排拒下解散，另行組成美陸軍「駐台辦公室」。美國的台 

北領事館成立後，這些軍人轉隸這領事館的武官處，繼續活動。在同一時期，美國駐 

台軍事和情報單位，並完成對台灣地理、水文、人文、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調查。

在國民黨於大陸節節失利的情況下，美國原先支持國府剿滅中共的政策開始轉變。 

1949年，《中美關係白皮書》發表，正式宣告放棄國民政府，並且企圖以遺棄國府為 

代價，向中共示好，以利繼續維持美國在「革命」後中國的利益。1950年，杜魯門總 

統宣布承認中國對台灣的宗主權；美國不圖佔有台灣或在台灣建立基地，享有特權； 

美國不圖在台另建親美獨立政權，並不再為國府提供軍援，最後宣稱美國不介入中國 

內戰。至此，美國全面、徹底遺棄了國府，暗地裡準備向中共伸出「友誼」之手。

韓戰爆發，把東西冷戰帶向一個高峰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把東西冷戰帶向一個高峰。美國以縮小韓戰的戰爭面為言，宣 

告「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制止國府反攻大陸，一方面以美國海空軍力進駐 

台灣嚇阻中共對台進攻。10月，中共揮軍渡鴨綠江與美軍對峙，美國開始改變對國府 

的遺棄政策，恢復了有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軍經援助，以增強國府三軍和培植親 

美政權，使台灣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組成部分。

從此以後，大量的美國軍隊進駐台澎和金馬地區，美國的軍事、經濟、文化、政治和 

情報勢力（如「西方公司」和民航公司〔CAT〕），隨著中美協防條約、美國軍援和經

援在台灣的介入，大量、廣泛地滲入台灣的生活。在越戰之前，國府和美國的軍事合 

作在八二三砲戰時達到了高潮。而這期間美軍事情報單位直接介入國共雙方在外島上 

的幾次砲戰和海戰，已是公開的事實。越戰則造成美國與國府軍事合作的另一個高潮 

。這時清泉岡大型軍機場的建設和啟用，使台灣成為美國越戰的後勤基地。駐台美軍 

激增，而對台軍援也由贈與性的改為貸款和軍品、軍火廠銷售的性質。

1970年代開始，美國為了它新的全球戰略，開始轉變對中國的政策。隨著美國與中共 

關係的調整，停止對國府外交承認，美國撤廢了協防條約和台海決議案，並撤走了駐 

軍和軍援單位，但以《台灣關係法》維持美國與台灣間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利益。

國府的美國經驗：求全與委曲

1950年，在大陸戰爭全面潰敗，美國宣布對國府遺棄政策下，國府面臨著旦夕間破滅 

的危機，卻在韓戰中，全面扭轉了危機。美國對國府也因中共的悍然參與韓戰，對國 

府政策也從遺棄主義逐步轉變為支持和美國化改造的政策。

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在台灣「反美」是個禁忌

於是，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今天，親美、揚美、依美成為台灣30年來主要的政治、經 

濟和文化政策。因此，台灣30年間，政治上、知識上反美和對美國的批評，基本上是 

一個禁忌，極容易和「破壞中美友誼」、「共匪陰謀」排上關係。30年來，美國在台 

灣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樣；美國是「自由世界」偉大的領袖，是對抗邪惡的 

共產主義的世界盟主；美國是富裕、有正義感、慷慨、友好的國家；美國是一切進步 

學術、藝術、文學的來源；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技術與科學的總本山（這一點是有部 

分真實性的）；美國社會是一個開放、多元、富裕、民主、自由甚至公平社會的最高 

榜樣。⋯⋯

在政治上，對美國全球目標的依存，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要方針。跟隨、配合美國的全 

球外交政策，成為台灣政治的主要性格。在軍事上，台灣明顯地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 

中的一個基地。1950年以後，在美國大量軍援下，國府軍隊得以存在、改造。美式軍 

事裝配、制度、管理，深深地改變了國府軍隊的面貌和品質，並且配合美國軍方，執 

行美國在韓戰、越戰和其他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政策，盡了一定的任務。在經濟上，美 

國的經援穩定了50年代台灣瀕於破產的經濟，完成了土地改革。美國的援助和投資， 

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經濟，使美國商品、資本和技術，深入地在台灣各處擴散，造成 

台灣在市場、資本、技術上對美國愈來愈深的依賴。

在文化上，美國在戰後根本改造了我國教育結構，透過教科書、派遣研究人員、到美 

留學、完成了我國教育領域⋯⋯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中的美國化改造。美國新聞處、好 

萊塢電影、美國電視節目、美國新聞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著台灣文化，並且持續、 

強力地塑造著崇拜美國的意識。在60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被當時「進步」知識份子奉 

為經典，美國的流行音樂、美國的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藝術和文學支配台灣的文藝 

界達十數年之久。大量的留學生從60年代起湧向美國，並滯留不歸。甚至在台灣的英 

語教育，也是純粹的美國腔調。台灣的宣傳機構，甚至在70年後美國展開新的「遺棄 

」主義時，也一再悲忿地宣稱台灣戰略地位在美國利益的重要，宣稱自己是美國再也 

難以找到的最忠實的盟友。

一件複雜而富於諷刺的現象

但是，在這一切前台的「中美傳統友誼」的背後，卻隱藏著國府和美國之間暗潮起伏 

的鬥爭。從1949年之前美國軍方顧問在台的專橫的情報、軍事行為與當時台灣當局的

矛盾開始，1950年重新開始的美國對國府軍援，夾帶著國府軍隊的美國化及美國支配 

的目的，而和國府當局展開頑固的鬥爭，傳說中的美國支持下的反政府軍事政變，經 

國府逮捕孫立人將軍而失敗；在國府對日本和約中，壓迫國府接受「台灣地位未定論 

」的條款；以中美協防條約制止國府反攻大陸，卻同時從1954年起以美國CIA情報結構 

展開對中國大陸的間諜和軍事行動。除此以外，從戰後美國在東京的麥師總部對當時 

台灣分離主義運動者廖文毅的支持開始，美政府當局一直和台灣分離運動保持著祕密 

和公開的聯繫。此外，美國政府、情報當局對台灣30年來各階段反國府的政治運動及 

其中的活動人士有各種連帶，其實早已是一項公開的祕密了。30年來，國府就是這樣 

地和美國過著明裡握手擁抱、暗裡做著艱苦的攻擊鬥爭的生活。回想起來，台灣終究 

沒有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淪為美國更為徹底的新殖民地，國府獨到的政治手腕，有 

它的「功績」。

然而，不論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和國府圖存的政治方略間，在暗地、在幕後，如何在 

30年來的台灣進行著長久的陰謀與反陰謀的鬥爭，國府長期、公開的親美、從美政策 

，在台灣的朝野間，形成了一股深遠的、複雜的崇美、媚美、揚美的氛圍，並且在民 

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對美國、西方的崇拜、和對自己的自卑所構成的複雜情「緒 

」。而不論國府當局和批評國府體制的黨外，儘管互相批評和攻訐，卻同時對美國表 

現出同質的對美爭寵、諂媚和依存的態度。這無寧是一件複雜而富於諷刺的現象。

近代史中的美國對台灣政策

台灣的制式歷史教育中，美國被描寫成對中國沒有領土、政治和經濟野心的國家。在 

19世紀凶惡的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時代，據說美國是唯一主張中國的「門戶開放 

」，制止列強在中國劃地獨佔的國家。在台灣的反國府體制的民主活動中，也把美國 

看成真心同情和有力支持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大國，在想像和實際上，引 

為奧援。

國府和黨外對於美國對台灣接觸史的本質有意、無意的無知和歪曲，其實是兩者在思 

想、感情上形成深重的「美國結」的主要原因之一。

遲到的侵略者

事實上，從19世紀中葉開始，美歐對台灣抱著領土、資源、政治、軍事的野心，與荷 

蘭、西班牙、英國等殊無二致。1850年代中葉，在美國水師提督倍里叩關日本的同時 

，即曾奉命調查台灣資源，主張美國佔領台灣，並且主張台灣在當時國際貿易與交通 

上，對美國有實質上的利益。同時，當時美國駐遠東外交人員哈利斯，極力蒐集有關 

台灣資料，向美國外交當局力陳美國佔領台灣之利。美國商人黎基敦力陳台灣對美國 

之利益，主張美國派兵佔據台灣。1860年代末，美國曾一度以應懲殺害美國水手商人 

之台灣山胞為理由，派兵登陸鵝鑾鼻。這些與當時西、法、英各國在東亞的帝國主義 

行徑殊無不同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因為美國對中國事務介入嫌晚，加以美國國內黑奴 

問題而形成分裂，引發內戰而沒有具體的結果，但美國對島嶼台灣的帝國主義政策， 

早在19世紀業已形成，事實俱在。

1875年，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外交接觸。當時列強早已紛紛在中國劃地獨佔，美國成 

了一個遲到的侵奪者。為了阻止列強在華繼續瓜分，以便為美國找到插手中國事務的 

空隙，美國倡言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其實只是為了能使美國在中國與列強爭分 

一杯羹罷了。

美國和台灣分離主義運動

接著，從二次世界大戰到戰後以來，美國和中國，從而和台灣發生了空前密切的接觸 

。但做為19世紀美國對中國、連帶地對台灣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延長，使得先是在中國 

或是在台灣建立和培養一個親美，聽命於美國的政權，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主要 

核心部分。

公開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0年，美國對國府「恢復」軍經援助的同時，主動、連帶地執行著台灣政權的親美 

化改造政策。以軍援、美援為手段，美國企圖支配國府三軍系統、企圖培植親美將領 

顛覆國民黨政府。在此同時，美國一方面以軍經支援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統治，一方面 

早在50年代初，即由駐東京盟軍總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離行動。一方面對國府恢 

復軍援，促成國府與日本和約的簽訂；訂立中美協防條約，通過台灣海峽決議案，一 

方面又公開提倡「台灣地位未定論」，不但為了為美國軍事力量進出台灣和台灣海峽 

製造法的根據，一方面也是用來製造各個階段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政策。 

而正是在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陰影下，滋長了30年來各派別的台灣分離主義。

林林總總的挑撥手段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30年來各種主要的台灣分離主義理論，主要都先由美國或日本政 

客和「學者」率先提倡。1955年，有名的賴旭華倡言協助一個「民主台灣」之發展；

同年，美國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國府，建立獨立的台灣；60年，美國副國務卿倡言 

一「獨立的中台國」之利益；60年代，美國人柯爾（葛超智）拋出了「台灣人在人種 

上並非中國人」之論。另外，以賴旭華為首的美國「現代化」派學者在肯定日本戰後 

「現代化」成功之餘，連帶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從而謂台灣已因50年殖民而 

受日本「同化」，而主張台灣與中國的分離之論；孟德爾有推翻國府而使台灣獨立可 

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從而可維持台灣海峽之和平論；有國共和談將危害美國在台灣 

之利益，而力主台灣獨立之論⋯⋯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最近兩三年間流行於北美的 

「台灣民族論」，實也無非以上諸論的一個延長。70年代以後，美國對華政策進行重 

大改變，在轉移對國府之外交承認於北平前後，私底下美國拋出了更多支持台灣成為 

一「獨立政治單元」以永久分離於中國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論。雖然一直 

到兩年前，美國才公開地拋棄了「台灣地位未定論」，承認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並 

且公開放棄了對台灣獨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實際上支持台灣自中國永久分離以確保美 

國之台灣利益的政客、議員、商人和學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灣 

分離運動，其右派如「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者，固然公然採取 

對美附傭的立場，以促成如「台灣前途決議」案之帝國主義法案以驕人，即連自稱馬 

克思派的「左」翼分離主義，對美國的對台灣之帝國主義歷史和政策，也睜眼、閉眼 

、裝聾做啞。

台灣民主運動和美國

如果國府是一個親美的政權，那麼，何以做為國府的對立側面的台灣中產者民主運動 

，也抱持著絕不亞於國府的親美、媚美、美國傭屬的立場？這當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但是至少可以舉出兩個因素：

第一、在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兩手主義」。美國一方面為了壓制各地反美民族主義 

，不惜以維護政治上不穩定的政權，以交換美國在各該國之政治、外交、軍事及經濟 

利益。但在同時，美國也深知這種政府不能長期穩定，為了避免被當地反美勢力顛覆 

，美國總是同時和當地親美的反體制運動保持密切的連絡。美國一方面以軍經援助支 

持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壓制其反馬可仕民主運動。但一旦看見馬可仕政權已無法強予 

維持，美國就會轉而支持像阿奎諾那種基本上親美的反馬可仕勢力，就是一個實例。 

因此，是台灣中產者民主運動過去的原來地主——中產階級的屬性，及今日台灣中產 

階級的社會屬性，規定其親美性格，促成美國對他們的支持；而這美國支持的自身又 

對其親美，美國附傭性格，促成擴大再生產。

台灣知識界失去對美的批判力

第二、是30年來台灣在文化、宣傳和思想上掩蓋美國對台帝國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矛盾 

，卻同時大力提倡親美、崇美的思想、情感和教育，使台灣知識界、文化界失去對美 

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帝國主義因素的批判力。對國府體制的不滿情緒，竟而不但沒 

有造成連帶地對國府表面所親倚的美國之批判，反而成為支持國府爭奪美國支持的競 

賽。

在5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中，殷海光不論在民主理論、反對風格上，皆有今人尚不能 

超越的成就。但即使嫉惡如殷海光，尚且不能沒有依據力（美國）以達成台灣的民主 

運動目標之想。美國對當時著名的民主反對派領袖高玉樹的政治和經濟支持早非祕密 

。1960年代末，美國中央情報局公然私運當時分離主義民主運動學者彭明敏出台灣， 

在美國進行分離主義運動。同時期，美國使館介入一個地下分離主義運動案件。

美國人愛我不愛你

1970年代，從《台灣政論》系開始的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對美 

國依恃的、親美、崇美的性格。美國對康寧祥的支持與重視，表現在美國與國府斷交 

時將消息同時通知國府當局和康氏一事表露無遺。康系三議員於1981年訪美言行，及 

返台後發表的聲明，表現出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在「美國支持台灣合於美國利益」 

等言論上，和其所反對的國府有共同的論理和語言。在近年黨外內部「批康」運動中 

，自稱在運動中更為純粹和徹底的反康一系，在批康的內容中，也絲亳不曾觸及康系 

的親美方針與立場。1982年，以《美麗島》系家屬為中心的黨外立委訪美，在美遍訪 

支持台灣的美國「自由派」參議員如羅勃‧甘迺迪、索拉茲等，回台以後，在各自的 

政論雜誌上，大篇幅刊登自己和美國政要、學人的合照，甚至以此合照在82年底的大 

選中做為競選的號召。同年，美國眾議員索拉茲訪台，為了爭取參加他的演講餐會， 

黨外內部竟產生了爭執和矛盾。幾年來，黨外和國府一樣，為美國是否堅定支持台灣 

而心煩慮亂，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流淚。他們同為美國與中共間各種公報、文件中的 

措辭，各搞各的拆字遊戰，各自尋找「美國人愛我不愛你」的證據，悽悽惶惶，不可 

終日。

「美國結」—台灣結的根本大結

同在一個美國依附的社會基礎上，國府和黨外同時培養並且發展了親美、崇美，對美 

國基本上沒有批判意識的相同體質，並且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 

「美國結」，而這美國結的具體情感，不論在國府或它的反對體台灣黨外，都表現為 

下述六種心態：

美國使人陶醉悲傷

一、各自認為自己是美國最忠實的伙伴。都認為自己最忠實地信仰和服膺美國反共、 

民主、自由的原則；都認為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完全符合美國當面戰略的、政治的和 

經濟的利益。

二、都對美國懷抱著哀怨卻熱烈的情感。都關心上海公報上「認知」和「承認」的差 

別；都希望美國為台灣「1,800萬居民」的「幸福」與「自由」介入台灣事務；在美國 

與中共眉來眼去之時，都表現出哀怨的沉默、一廂情願地抱著美國「不會遺棄我」的 

熱情，而不敢發出怒聲。

三、都私下堅信「美國最愛我」。有人憑著在台灣實際有效的統治和30年來各種具體 

合作的歷史經驗；有人憑著30年來美國「暗」中伸出來的手，各自相信美國「對我最 

好」，死心塌地，再大的考驗，都忠貞不渝。

四、都對美國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強大的國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發自 

內心最真實的崇拜。美國國會、輿論對自己的一褒一貶，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傷。 

與美國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與美國政界、商界、學界相接，則欣然有驕 

美之色，不知不覺間，在美國人面前自動地流露出諂笑之色而不自覺。

不論國府或黨外，都忽略了世界視野

五、都對貧窮的中國大陸有鄙夷之情。有人對「匪區」的貧窮落後、專制暴政，長期 

做鄙夷的宣傳；有人對「中國民族」傳統中落後、「殘暴」、「黑暗」，恆有深刻的 

蔑視和敵意，甚至發展成一種反華的情感。這種對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和文化的鄙視 

，和50年代冷戰時代由美國推動的反共論調，有極為密切的關聯，而不知不覺間，在 

這種宣傳下，中國大陸竟成了他國，大陸人民竟成了他族。

六、對美國文化、政治、國力的崇拜，造成了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並且同時在 

它的對立面，都發展出對東亞鄰近窮國、第三世界貧困國家的輕蔑意況。因此，不論 

國府或黨外，對第三世界都不約而同地忽視、鄙視。在他們的眼中，能說歐美語、日

語的人種才是高等的民族，他們都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和南非，在亞洲，除了日本，他 

們只看得起會搞獨裁、也會搞錢的新加坡⋯⋯總之，崇拜歐美、輕視第三世界，成為同 

時並存的二重結構。

眼中只看見一個巨大的美利堅

在這樣的「美國結」的世界中，人們在偌大一個地球上只看見一個巨大、光輝的美利 

堅共和國，以及在這共和國旁邊的台灣。除此而外，對整個歐洲、東亞、中東、亞洲 

、非洲和中南美洲甚至中國大陸皆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此，雖然國民黨的創始 

人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這個思想體系中，很早地表現出掙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 

遠見，今日的國府，甚至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對廣受第三世界詬病的美國、以色列和南 

非的「親善」態度。而黨外的視野，在這個問題上，也決不比國府當局高明。把落後 

國家的疆界胡亂重劃，任意促成許多不必要的「獨立」國家，以利對它的控制和掠奪 

，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傑作。非洲大陸上無數「獨立」的國家，彼此互相殺伐，正是 

非洲大地上從前的殖民母國一手炮製的。不認識在這「世界體系」下台灣近代史的展 

開，一味提倡「台灣民族」以使台灣「獨立建國」的海外台灣分離運動，其實便是在 

「美國結」的狹小而荒謬的世界中所產生的錯誤認識。

韓國人最沉痛的功課

事實上，認識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朴正熙、全斗煥專制體制下 

，勇敢地為韓國民主和自由崛起的韓國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從戰後以來，一直把美 

國看成韓國民主、自由和人權運動的有力後盾。特別是在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時 

代，韓國的「黨處」和青年學生，對美國有堅定的信賴。一直到美國雷根政府無情地 

允許全斗煥以美援武器、彈藥和情報器材對光洲的學生蜂起進行毫不掩飾的血腥鎮壓 

，韓國的反對派和學生，才學會了一課沉痛的功課。

《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封面（張方遠攝）

自己的同胞才是可信的依靠

在一個綿密的、由新舊殖民主義所交織成功的現代世界體系中，東亞和整個第三世界 

的近現代史，至少應該使這一件事實無從掩蔽：即為了爭取自己民族的解放、國家的 

獨立、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只有一個可靠的依靠，那就是自己的同胞。任何想援引外 

國⋯⋯特別是強國來達成自己追求獨立、解放、民主和自由的目標的企望，幾乎毫無例 

外地會遭受到悲慘的失敗的命運。時至今日，在整個遼闊的第三世界中，幾乎已經沒 

有一個地方像台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認 

識，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還懷抱著幾近幼稚的幻想。而這一切，從台灣的反體制運動 

的角度來檢討，只是愈益顯現出這樣的事實：台灣的中產階級黨外運動，至少在目前 

階段中。在歷史、思想和文化上是如何的貧困和幼稚。如何在中國、東亞和第三世界 

的近現代史的結構去思考台灣前去的道路，努力從「美國結」和親崇美國、輕視第三 

世界這個二重結構中掙脫出來，在中國歷史的現代中，在中國自己的民主、自由、獨 

立的運動中，爭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灣中產階級黨外運動今後階段中一個重要的 

課題吧。

（陳映真筆名「趙定一」，本文原載《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

他們的青春，我們的春天

馮守娥（翻攝自《憤怒的白鴿》）

春天，不只是四季之首；青春，也不只是人類成長過程的其中一個階段。春天與青春對於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來說，富含著動人卻被隱沒的歷史脈絡。

馮守娥──我都稱呼她為馮阿姨──1930年出生於宜蘭冬山，現在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互助會副總會長。日據時代即萌發政治與民族意識的馮守娥，在光復之初與當時無數的台灣青年在思想上開始認同紅色祖國。1950年韓戰爆發，白色恐怖的政治肅殺籠罩在台島上空，那一年馮守娥與其兄馮錦輝被國民黨逮捕，馮守娥被判刑10年，馮錦輝則在同年10月2日壯烈犧牲。馮錦輝那年只有22歲，據其難友陳明忠（後來成為馮守娥的夫婿）回憶，馮錦輝在步入刑場之前，是用溫暖的雙手與面帶微笑等待著那一聲槍響。

我認識馮阿姨的時間不算太長，但經常聽她講這一句話：「我們的春天沒有過去，春天永遠屬於我們的」。在痛失胞兄以及夫婿兩度繫獄的漫長歲月裡，馮阿姨常唱《度過這冷的冬天》來安慰自己：

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不要為枯樹失望／春花就要開放／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

以馮阿姨為代表的政治受難人──他們以「老同學」相稱──對春天的期待，並不只為著個人生命尋找出路，而更多的是懷抱著對於社會、民族與國家前途的理想，就像台北六張犁白色恐怖紀念公園「人民忠魂」紀念碑上所銘刻的：「民族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

他們所堅守、以無數鮮血所踏出來的道路，迎來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這個新生的中國，為中國的人民帶來了春天與青春的氣息。就像著名詩人田間所描繪的：「中國底春天生長在戰鬥裡，在戰鬥裡鼓舞著全人類」。但是中國的春天並沒有渡海來台，取而代之的卻是長年鎮壓刑殺台灣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冬天。

他們所深信的理想與道路，不曾被揮散不去的嚴寒所扼絕。他們在獄中唱著《青春戰鬥曲》相互砥勵：

我們的青春／像烈火樣的鮮紅／燃燒在戰鬥的原野／我們的青春／像海燕樣的英勇／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原野是長遍了荊棘／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天空是佈滿了黑暗／讓我們飛躍得更英勇／我們要在荊棘中燒出一條大路／我們要在黑暗中向著黎明猛衝！

也唱著《安息歌》向難友送別：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著血照亮的路／指引我們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這兩首歌至今仍傳唱著，特別是每年在馬場町舉行的白色恐怖秋祭，與會者都要合唱這兩首歌，不只是向烈士們致敬，同時也宣告著他們的道路在台灣還未中斷。

現在看兩岸關係經常存在一個誤區，就是認為兩岸之間的隔閡、對立與分離是自始存在的、是理所當然的，但這樣的認知如何對得起過去的歷史？近代以降，特別是日據時期的反帝反殖鬥爭，以及台灣光復之後的反內戰、追尋紅色祖國的歷程，都不曾與大陸的脈動脫節過。在內外因素的交雜之下，中國的春天與青春在台灣被隱沒了，但並不等於完全斷絕，否則如何解釋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留學生因保釣運動而點燃認同社會主義與新中國的熱潮。

這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更是整個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陳映真形容保釣運動給「民族分裂和冷戰─內戰交疊構造」下的台灣帶來了一記春雷。而春天與青春之於台灣歷史與社會的意象，就像陳映真所總結的：「不在為了對過去的悼念，而在為未死、將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較清晰的腳蹤，以便為未來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驅的餘音舊蹤，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實踐的課題，等候雪融土破後另一次行軍的號角」。

春天與青春，是新生，是奮起，更是前進。這是內化在兩岸人民之間的歷史，更是兩岸人民共同期盼的未來。幾代中國人犧牲了青春，歷經苦難，是時候迎接我們共有的春天了。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台灣版序

文◎陳映真

在台灣讀到丹陽的《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稱「這本書」），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動。

這本書的末尾，附有好幾篇大陸讀者回應的文章，說明這些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餘，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的震動。

海峽兩岸，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進程中睽隔了將近五十年。然而兩岸的知識份子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竟而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中，引動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兩岸共有了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

因此，把我們比較熱悉的、戰後台灣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構造加以凝視，對於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應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敗後訂立恥辱的「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帝的殖民地。台灣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樣，是老大中國悲慘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構部份。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後，在島內殖民地高教體系中受盡歧視的台灣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國大陸，去尋求現代知識的啟蒙。其中固然有人成為親日精英，幹上警察、醫生、教師、律師……也有人成為依附國府在光復後衣錦榮歸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年代和三○年代日本和大陸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刻影響，不但在日本和大陸內地參加革命，並且紛紛帶著變革的理想和知識回到故鄉台灣，廣泛地參加「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甚至台共，推動了自二○年代以迄一九三一年的大鎮壓為止、前仆後繼、風起雲湧的民族民主運動。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和本地現代的前進的知識份子，經歷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對舊中國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湧著尋找並且加入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國艦隊冷戰封斷海峽形勢下，島上展開了持續三年多異端撲殺的恐怖肅清（red purge），五千人刑死，萬餘人投獄。不但黨人遭到大屠，組織潰滅，從日據期英勇艱苦的民族民主運動中積累下來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哲學和文藝傳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殘。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武裝佔據台灣，封斷海峽，進一步將台灣改造成封鎖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並逐步建設深入干涉台灣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體制。龐大、強有力、多金的美國「援助」機關，深入到台灣經濟、軍事、財經和文教部門，並對台灣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導監督和影響作用。

美國的「援助」計劃打從一九五○年開始就展開頻繁的台美間人員交流，人員培訓等活動。設在台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藉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份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豔羨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舊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

「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台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渥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年代以後，一批又一批台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台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台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原來，自四○年末開始，尤其眼看國共內戰形勢急速逆轉，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

使台灣知識份子全面向美國屈膝的機制，和丹陽在這本書裡指出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留學美國的「人尖子」們如何成為當代智力奴隸而滯留美國的機制，有相同之處，也有為台灣所獨有的地方。

先說特殊的地方。五○年代的反共肅清，徹底清除了台灣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識。很長一段時期，在台灣反對和批評美國，可能招來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諜」帽子。台灣知識界喪失了第三世界前進的知識界批判戰後世界新殖民主義霸主美國的知識、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冷戰構造下，以反共安全體制深入台灣的文教和社會的肌理，在青年、知識份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國強大、文明、開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學優而留美」，成了台灣青年學生最高的價值。

然而讀丹陽這本書，才知道經歷社會主義思想洗禮，在五、六○年代高聲呼喊過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大陸的青年學子，在八○年代中期後，竟也曾經一度瘋狂地崇美親美；而一直到今日，正如丹陽這本書所描寫，大陸留美的「人尖子」中，過度崇媚美國，又極度輕賤自己祖國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這也許就得從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美屈服構造的共通性去尋找答案。

首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威望。戰後美國國勢高漲，很快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豪強，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威力無遠不屈，鼎盛一時。在美國戰後大擴張的過程中，美國著名大學、研究機關、各種文教基金會也隨著各種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人員訓練和人員交換計劃、透過國務院、中情局交辦的各種涉外研究──主要為戰後冷戰體制中美國戰略利益服務的各項「研究」，而鋪天蓋地地伸向美國勢力範圍下第三世界各國高教領域。於是類如哈佛之類的美國長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變成了最高學問、知識、文明和開化的象徵。進入這一類名校，獲得這類名校的獎學金，取得其博士學位，意味著在學識、人格上更靠近強大的美國，上足以被美國精英社會接納為同儕，下足以在知識、人格上高國人一等。於是，特別是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莫不爭先恐後，想方設法，到美國深造，從而形成對美國高教體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國益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屈服機制。

這屈服機制的第二個支柱，便是丹陽所指出的「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差距」所造成的，滲透到一切美國所支持的人員交換計劃、人員培訓計劃、獎學金和基金會體制中每一個細部的、強勢美元所起到的作用。

特別是戰後的五、六○年代，第三世界經濟落後，生活窘困。在二戰中以軍事工業的擴張帶動戰後新能源、新技術、新的耐久消費財產品的開發，加上企業跨國化組織的整編，使美國成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元也相應地成為世界上最強勢的通貨。在美國的一筆美元小錢，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會翻譯成一筆相當的財富。

美國充份利用了這國際匯率上的不平等結構，最大限度地伸張美國對世界的物質影響和控制。美國支持的人員培訓、人員交換計劃中發給的薪資和費用，以美元形式表現的獎學金、津貼、基金補助等，對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發揮了極大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陽在這本書上指出的那樣，美國以大大低於美國正常給付的代價，就可以讓第三世界貧困人民的勞動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智力，滯留美國，為美國所用；或向美國盡情傾吐祖國各領域的虛實以交換美元；甚至出賣對祖國的忠誠，不論身在美國或回國工作，終身成為美國忠誠不二的「合作的精英份子」（collaborating elite）。

第三個屈服機制是語言。英語作為強大國美國的語言，便附麗著一切與美國有關的政治、軍事、文化上「正面」的價值。因此，會不會說寫英語，會不會標準地、道地地、優美地說寫英語，在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中成為評價一個人的知識、文明開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標準。跨過英語說寫力的門檻，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於是進入英語世界的思想方式、價值體系、西方知識的意識形態的邏輯世界之中。語言的改造，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漸和自己的祖國與民眾剝離，而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留學美國的制度，便透過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英語的崇拜和屈服機制，改造成身在美國或身在祖鄉的，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為了在美國的學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國學院體系下的研究主題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導教授，支持研究的機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利益的嚴格制約。在研究議題上，極大限度受到對美國或西方為重要、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對留學者祖國社會為重要、相關、有利的議題──的制約，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更多的時候，正如丹陽所指出的那樣，往往要按照美國的國益、政策，方針去做有害於自己祖國的調查和研究，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其結果，是美國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為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服務的、滿腦子美國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美國─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階層，或在北美學園、大企業和研究機關；或在自己祖國的產業、官僚、學術、文教各界，為美國的利益忠謹服務。第三世界國家每多了一個這種美國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個祖國勤勞人民艱難養育出來的「尖子」同胞的忠誠。美國的國家權力和學術、文化的結合體所發揮的意識形態霸權，是這種「屈服機制」的第四個方面。

第五個「屈服機制」源自留學國美國的生活。對於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美國「生活水準」和他們貧困的本國者相去不啻雲泥。從薪給、研究費、住房、日常消費用品、社會福利以至於研究設備、施設和學研環境，．都是一個留學生一旦返國就要有覺悟立刻與之斷絕的。在相應於先進國先進環境、生活、設施而發展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知識，一旦離開先進的環境，回到近於前現代的祖國社會，不能不頓時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斷，技術無用武之地。此外，社會保險體制，住房、耐久消費財的預付制等形成的枷鎖，都使留學學者的生活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發生盤根錯雜的糾葛，動彈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滯美知識份子歡歡喜喜地「屈服」不歸的機制。

殖民地制度的傷害，絕不只限於物質上的掠奪和社會的貧困化，也不只限於肉體上的壓榨、苦役和拷問。殖民地體制對於人的人格、精神和靈魂的加害，有時歷數代猶無以療癒。舊殖民制如此，戰後的新殖民制亦復如此。

殖民主義的內核，是現代產業資本對前現代社會之勞動和資源的強權佔有與剝削。而以這種殘酷佔有與剝奪為實體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卻以「文明」對落後、「現代化」對後進的評價，將殖民主義的野蠻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壓迫者和掠奪者變成了教育者、文明開化的教化師、現代化的傳播者和建設者。而被殖民者即成了愚昧、未開──落後的土著，沒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經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難於成為現代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和忿怒，轉變成對殖民者的歆羨、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壓迫者的自尊、義憤轉變成自卑、自棄；而極度的自卑、自慚發展成對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國的恨惡和憎厭。而這種「近親憎惡」，又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現實生活存在的嚴峻的民族與階級的壓迫與歧視構造，使被殖民者墮入絕望的自卑與自慚。日本侵華戰爭前夕，為了強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華戰爭中的忠誠，日本人在台灣展開的「皇民化」洗腦運動，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極度的民族自卑，而後開啟一條透過「皇民煉成」（意謂自我改造成皇國日本的國民之一員）而求取與日本人「一體平等」的地位的途徑的欺騙性同化運動。皇民化即非中國人化，亦即脫（離）中國化。因為戰後在台灣的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構造下，在台灣未經清算的皇民主義，終究發展成為今日以親帝國主義（美、日）、反華、反共、脫華為本質的「台灣獨立運動」，便是一個慘痛的實例。

而在丹陽的這本書中，文化殖民的傷痕則表現為大陸滯美一部份知識份子之貶憎中國，崇揚美國，以改隸入籍於美國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國，對洋人「低眉順目」而贏取洋人支給「不同政見者」的津貼……一類的人物。新殖民主義對人格心靈的殘害，曷勝乎此！

當然，這卑瑣猥賤的圖畫，絕不是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全部描寫。人們可以舉出成篇累牘的人名和歷史。高舉在殖民地宗主國接受教育而對民族解放的知識與運動張開了眼睛，英雄地投身於實踐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醫生、教授、文學家和社會運動家。正是他們，從戰後的五、六○年代，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支配下悲慘的土地上，豎起反美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從四面八方的被壓迫民族年輕學生的喉嚨，發出「美帝國主義滾回去！」的吶喊。

因五○年代初血腥的異端撲殺運動而荒廢、而白色化的台灣當地和留學美國的知識份子，竟而在七○年初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在乍響的春雷中，掙破了五○年代以來內戰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枷鎖，展開了認識中國革命、認識中國現當代史的運動，從而對製造美國「合作精英」的留學體制展開了批判和反省運動。

這個反省運動影響深遠。離開保釣左翼的這一思想運動，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詩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就無從理解。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保釣左翼在理論、社會科學上不暇建樹，隨大陸文革的落幕而終場，卻迎來八○年代台灣分離主義的反動。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在全面否定文革，並且大幅度向著改革開放換軌的八○年代上半，大陸年輕的知識界發展了從官學化的馬列毛體系掉頭，轉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傾向。但十年而後，歷史挑選了丹陽的這本書，對這個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動的反省和批判。

丹陽的書和文章在大陸刊出之後，迎來廣泛知識份子、勞動者、市民和學生的廣泛而激動的返響。這激動的返響，說明社會、民眾與「合作精英」之間的龜裂，表現了大陸社會、知識、文化界健康的一面。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丹陽這本書，在寫作上沒有採取厚重的論說方式。丹陽極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描寫，把深層的思想和鮮活動人的情感揉合起來，造成一種光是理論論述所絕不能達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種子，深植人心，讓它在日後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陽的反思，還有待更多類似丹陽的，懷抱著主體意識和反思意識的中國知識份子，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

這是為什麼在台灣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對丹陽這本書感到激動的原因。而如果台灣的保釣運動左翼在七○年代的反省╱批判運動在八○年代後的弱質化有其歷史的、社會的複雜因素，那麼，以丹陽這本書為象徵的大陸知識份子對待文化殖民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的發展前途，也引起我們密切而熱情的關注。

敬以為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

（原載：丹陽，《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1998年，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14）

文益煥：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博主按：7月5日，主張美軍撤出朝鮮半島、南北和平統一的韓國民間團體「祖國統一泛民族聯合」副議長盧秀熙（音），在未經韓國當局批准進入北朝鮮訪問三個月後，在板門店三八線「回國」，隨即被韓方軍警扣押、五花大綁。按韓國在白色恐怖期間制定的《國家安全法》規定，未經批准進入北方，最高可被判十年徒刑，而讚揚北方體制，最高可被判七年徒刑。（可見美聯社相關圖片報導）扈從於美國的韓國反動政府，號稱民主國家，實則仍在執行冷戰白色恐怖的統治，加深民族分斷的悲劇。為聲援因訪問北朝鮮而遭韓國逮捕的盧秀熙，分享1989年陳映真譯、韓國牧師文益煥作的《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文益煥牧師在七十多歲高齡，於1989年4月9日，公然違「國安法」不顧，取道東京去往他被分裂的祖國的北方，再從日本取道，泰然而歸，以一介肉身，走通南北兩韓，一出機場便被逮捕。）

盧秀熙自北朝鮮返回韓國，立刻被韓方軍警暴力逮捕。（圖片引自美聯社）

                                      
                         【視頻】盧秀熙自北朝鮮返回韓國，立刻被韓方軍警暴力逮捕。

過年前，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天塌下來，我也得去一趟。

不是說夢話，也不是鬧著玩，

我是當真的。

又胡思亂想了。

難道就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

你其實並不是詩人什麼的？

不，這不是胡思亂想──而是決意。

過年以年，

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有這麼一句老話，你竟忘了嗎？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想想看：你登上了牡蘭峰；〔註一〕

把你的心浸在滔滔的大同江水裡。〔註二〕

一條街轉過一條街，你在平壤市裡走著，

跟每個走過身邊的人拉拉手，

溫情融化了冰凍的心靈。

我絕不會用「走狗」或「共匪」稱呼他們，

我要親切地叫他們一聲「同志」。

是啊，我們年輕的時代就是這麼叫的。

但願我們又回到

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光，

彼此熱情地以「同志」相稱。

想起那個時代，我的心就怦然跳躍。

那時候，我們兩千萬韓國人民團結起來，

粉碎了日本鬼子的枷鎖。

就憑民族同心同德，

我們的老祖宗

打敗了中國盛唐的百萬雄師！

啊，就是要以這全韓一家的精神，

我要到平壤去，

從同胞的眼神和溫暖的呼吸，

重新確認一次：

韓國人民是團結一致的；

我們七千萬同胞，是一個民族！

也許我們要在馬路上翻觔斗；

在平壤街上擁抱著打滾，

把壓迫者強加於我們的神話

不同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各種偶像

統統砸個稀爛！

四十多年了，我們竟怒目相視，

用匕首戮進對方的腰板。

可恥喲！可恥地屠殺自己的兄弟和姊妹。

像仇敵一樣互相拮抗。

我們竟以「走狗」和「共匪」

稱呼自己的骨肉同胞。

你怎麼那麼幼稚無知？

誰會批准你到平壤去咧？

「國安法」的利刃，依然發出森森的寒芒。

那沒關係。

別跟我提那些威嚇了！

我說的是歷史本身。

不是把歷史掛在嘴上，而是去實踐歷史。

難道你以為實踐歷史

是去做統治者允許的事？

是忠謹地卑躬又屈膝？

是即使冒著生死存亡之危，

也要奉行他們的命令，

從而求得他們的報償嗎？

哦，不！不是的！

實踐歷史，

就是要把黑夜和白晝顛倒過來；

就是要把穹蒼和大地翻轉過來！

就是用肉腳把巨大的巖石踩成齎粉，

深埋在碎石底下；

就是讓死裡復活的靈魂高高地飛昇，

像自由的旗幟在天空飄揚；

就是穿過第一堵冷牆，有若入出門戶。

今天，實踐歷史，

就是要全心全意否定我們民族的分斷，

高聲吶喊：「去他娘的停戰線！」，

就是硬要他們

在漢城，在釜山、在光州的車站

賣給我們前往平壤的車票！

哎，你瘋了！

是的，我瘋了。

我已經整個兒瘋掉了。

但是，難道你以為

要實踐歷史，不需要瘋狂嗎？

你們這些清醒的人哪，

當真你們是這樣想的嗎？

你如果不賣給我到平壤去的車票，

那一點兒也沒關係。

即使是徒步，我也得去一趟了。

或者我也可以游過臨津江去。〔註三〕

如果游到半途，

讓他們一槍打死了，

我也沒有辦法──

於是我的靈魂也要飄到平壤去，

像一陣和風，

如一片白雲。

〔註一〕牡蘭峰，北韓名山。

〔註二〕大同江，北韓名河。

〔註三〕臨津江，位南北韓交界的河流。

（文摘自：陳映真，〈文益煥牧師的一首詩〉，《人間》，第46期，198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