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台灣建設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除了少數學者與團體加以紀念之外，社會上普遍靜默。換個角度說，台灣社會是以另類的方式來「紀念」馬關傷痛，諸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殖民越久越進步」、台中市長林佳龍以200萬元重豎台中神社鳥居，又如台灣各地不分藍綠執政縣市都投入資源重修日據時期房舍。

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據史料記載，乙未一役台灣犧牲14,000名志士，而日軍僅戰死164人，是台灣50年抗日史血淚的一頁。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另外按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台灣歷史上真正的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劉進慶教授曾以這樣的的比喻，來形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如今台灣朝野只紀念（美化）殖民者的掠奪，卻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荒謬的史觀令人費解。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卻建省130周年，這些反而都是台灣的光榮歷史。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本文原載《觀察》21期，2015年5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為原題原文）

造飛機，飛到天上去：中國大飛機的逐夢之路

C919飛機模型（1：100）。

到過上海好幾次，而2012年春節過後的那次上海行，對我這個民航迷來說格外難忘，因為行程特別安排參觀了上海大飛機製造廠。進入製造廠之前，會先經過一個寫有「讓中國的大飛機飛翔藍天」的石碑，中國人自主研製大飛機的壯志豪情，讓人激動不已。進入廠內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商用飛機公司（簡稱「中國商飛」）主力機型──ARJ21與C919的實體展示機，機身後方懸掛了巨幅五星紅旗，象徵著中國大飛機的研製承擔了所有中國人民飛上雲霄的夢想。接著廠方人員帶領我們參觀展示機艙內部以及製造間，空間規劃相當舒適，技術與品質也達到一定的水準。由於廠內禁止拍攝，上海飛機製造廠所帶來的震撼，只能以記憶的形式保留在腦海之中。

那天在廠內還觀看了ARJ21與C919的介紹影片，廠方本來說要致贈參訪團員一人一架C919飛機模型，後來卻因為某些緣故沒有發送。由於這個陰錯陽差造成的遺憾，C919模型成為我這兩年多來不斷尋覓的「夢幻逸品」。在幾位熱心師友的協助下，今年年初我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一架1:100的C919模型，成為收藏「機隊」的成員。

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台灣許多兒童讀物都喜歡以「萊特兄弟」做為故事主題，因此多數台灣人總是跟著萊特兄弟的步伐，把人類乘著「大鐵鳥」飛上青天的逐夢過程視為西方人的專利。事實上，中國人對於「飛天」的嚮往更是其來有自，例如耳熟能詳的嫦娥奔月神話、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飛天」藝術意象。早在春秋時代中國已經發明了「紙鳶」（風箏），後世又傳到歐洲；而在明朝，相傳中國人萬戶為了實現飛天夢卻犧牲了生命，1970年代國際天文聯合會把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山」，以紀念這位人類飛天第一人。1965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作品《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其中一段「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雖是描寫革命的艱辛，卻也道盡中國人飛天下海的科研求索，直到2012年中國人自主研發的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成功下潛超過7千米；同年「神舟9號」載人飛船飛向月球，成功與「天宮一號」實現交會對接。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說：「誰控制了宇宙，誰就控制了地球；誰控制了空間，誰就控制了戰爭的主動權。」美國與蘇聯在上個世紀展開太空爭霸，如今太空早已成為世界重要大國競逐的領域，而中國則公開宣示太空探索計劃承載著和平任務。

將眼光從太空拉回地球的民航領域。全世界的藍天幾乎被美國波音公司與法國空中巴士所壟斷，而這兩間公司的飛機訂單，往往又是美、法兩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外交、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談判的重要籌碼。因此，民航飛機不只是簡單的商業交易，同時也是生產國工業製造、科技能力的展現，更是國力的延伸。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理解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一場座談會上所追憶起的中國「大飛機」之夢：「實現大飛機自主研發製造需要很長的過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腳踏實地地做下去」，同時他也公開宣示：「我們有很大的裝備製造業，但也有短板，就是到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大飛機，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按中國大陸的分類，「大飛機」是指起飛總重超過100噸的運輸類飛機，在民航客機方面包括150座以上的幹線飛機與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大飛機」研製計劃並非近年首倡，1960年代周恩來總理搭乘向外國租賃的客機出訪歐洲，卻被外國媒體暗諷「中國是一隻沒有翅膀的鷹」。1970年8月，大陸政府下達文件研製大飛機，「運10」正式立項。按當時的規劃，「運10」起飛重量為110噸，載客量150-180人，最大航程大於8千公里，可從北京直飛歐洲與非洲。「運10」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完全自主設計的大飛機，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1980年成功首飛。1984年卻因為缺少3千萬人民幣的購油經費，「運10」被迫面臨停飛的命運。

1980年9月26日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架現代化噴氣式大客機「運10」首次試飛成功。

「運10」項目雖然無疾而終，但是中國人自主研發大飛機的腳步卻未曾停歇。2007年3月，大飛機研製項目再次啟動，大陸國務院批准大型飛機立項，同意組建大型客機股份公司，文件指出：「研製大型飛機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全國人民多年的願望。……自主研製大型飛機，發展有市場競爭力的航空產業，對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動科學技術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現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義。」

2008年大陸將內部相關的航空設計與製造機構整合為「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並設立子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COMAC）致力民航大飛機的研發。中國商飛所研發的主力機型是ARJ21與C919，前者屬於最大載客量90人的支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3,704公里；後者屬於最大載客量168人的幹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5,555公里。而兩種機型都屬於單走道的「窄體客機」。

中國大飛機的成功，有賴於大量的人才與科技創新。中國商飛在北京與上海設立研發中心、總裝製造中心、客戶服務中心等基地，並從海外大量引進人才，其中10餘人入選直接由中央部署的國家「千人計劃」。與此同時，為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中國商飛也確定了超臨界機翼設計、機頭與駕駛艙設計、艙門設計、電傳操縱與主動控制技術應用研究、模擬座艙及操作程序開發驗證、噴丸成型及自動鑽鉚和構型管理技術等百餘項關鍵技術攻關項目；並且推動航空節能減碳，例如C919就比目前運營中的同級客機降低12-15％的每座每公里燃油消耗量，汙染排放物減少50％。

ARJ21與C919獲世界矚目

ARJ21-700做為大陸首架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支線飛機，首架交付機2014年6月已經在上海試飛成功，同年底取得大陸國內適航證，至今獲得國內外訂單278架。ARJ21今年初已經在成都試飛，預計不久後就將交付成都航空，執行飛往北京、上海的航線。

翱翔藍天的ARJ21。

C919的研製項目於2008年5月正式啟動，2014年逐步完成頭部、機身部段、副翼等大部件下線交付，中國商飛特別選定9月19日上午9時19分在上海總裝製造中心進行結構總裝。今年2月，C919的後機身部段也通過適航檢查。C919的發動機目前採用CFM國際公司（美國通用動力與法國斯奈克瑪公司合作創立）的LEAP-1C發動機，而大飛機的「中國心」──國產發動機──研製工作也已經全面展開。至今年1月底，C919訂單總數已達450架；再經過氣密性、結構測試和內部設備安裝之後，有望在今年底進行首飛。

C919雖然尚未正式投入商業運營，但因其低耗油量與低成本等優勢，已經備受國際矚目，也被去年底台灣《世界民航》出版的《全球民航客機現役機種總覽》所收錄，書中盛讚C919是「第一款無甚爭議、完全由中國自行設計的民航噴射客機」。中國的人才與技術將為航空業做出貢獻，中國商飛與波音、空巴在藍天上形成ABC（Airbus、Boeing、COMAC）三強鼎立的態勢指日可待。

（本文原載《觀察》第19期，2015年3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兩岸關係在曲折的道路中前進

甫落幕的台灣九合一大選，雖是地方層級的選舉，但對兩岸關係有一定的影響與啟示，可以視為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之後、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的一次檢驗。

路並非筆直的，而是曲折向前的，兩岸關係更是如此。兩岸壁壘對立超過半個世紀，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可說是對兩岸關係造成了爆炸性的破壞。但也因為有這八年的大破期，從而才開啟了2008年兩岸關係的新局，也就是目前所處的和平發展機遇期。

大陸對台學者經常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了「深水區」，一方面說明兩岸關係確實比過往更為鞏固也更為深化，另一方面則代表兩岸關係的階段性發展遭遇了瓶頸。當前兩岸關係的瓶頸，體現於去（2014）年三月太陽花運動，更體現於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滅頂式的慘敗。

造成兩岸關係瓶頸的原因，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台灣社會本質性的政經矛盾──政治上親美，經濟上傾中。台灣並未體認到此矛盾對社會發展根本性的傷害，而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更是在加深此矛盾，無論馬英九宣稱要「撥亂反正」或是「脫胎換骨」，但其兩岸政策始終停留在「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甚至是「只經不政」。

而馬英九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擴大了台獨與獨台的生存機會，模糊了兩者的界線，製造更多台灣可以自外於大陸的想像空間。最終的結果就是不斷加深政經矛盾的鴻溝，並且在政治上不斷遠離中國大陸，再加上全球化之下社會階級矛盾緊張關係的交相作用，國民黨狂打的「經濟牌」毫無效果，台灣選民對國民黨所主導的兩岸關係進行大規模的反撲。

可以預見的是，兩岸關係將進入停滯期，但中國大陸早已表態，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不會改變，因此主動權將回到台灣手上，端視台灣人民如何抉擇。如果2016年民進黨贏得大位，兩岸關係的停滯期有可能更長，但換個角度來說同時預示著這將是再下一波兩岸關係進步的前奏，畢竟黎明前總是黑暗的。

國民黨與馬英九的大敗，並不等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此戛然而止。兩岸關係或將停滯，但彼此的緊密關係已經難已逆轉。要想突破兩岸關係的瓶頸，關鍵在於台灣人民是否能自覺地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打破政黨與利益集團的壟斷，成為推動兩岸關係下一個新階段的新動力。當務之急就是台灣社會必須揚棄長年以來難以撼動的兩岸對立舊思維，化解內部存在的政經矛盾，才能將兩岸關係曲折的道路推向坦途。

（本文原載《觀察》第17期，2015年元月號）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

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隅小島；就歷史發展的洪流而言，自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伊始，台灣無疑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台灣問題影響著中國道路，而中國的發展同時影響著台灣的走向。

甲午戰爭揭開了日帝鐵蹄侵華、殖民台灣的序幕。戰後，毛澤東曾對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他也曾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甲午戰爭讓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深深體會到「落後就要挨打」，從而團結一致英勇抗戰。甲午戰敗的慘痛教訓，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另一方面卻也奠定了日後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復興的基礎，「落後」與「復興」是一體兩面、辯證動態地發展著。

甲午戰爭以降的120年歷史，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在歷史命運上的緊密相連、共同脈動。台灣人民50年血淚抗日，與大陸人民共同迎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只讓甫脫離日帝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感同身受，更是本省青年熱衷學習國語的難得材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本省青年對「白色祖國」之望，繼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到1949年台灣人親歷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然介入中國內戰，致使兩岸分裂至今，也開啟台灣島內對認同新中國的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政治撲殺。由此來看，難解的「台灣問題」濫觴於120年前的甲午戰爭，至今成為中華民族自救運動最後一道且必須克服的關卡。

換個角度從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包括甲午戰敗、馬關割台在內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痛經驗，正是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根據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在日帝殖民台灣之前，晚清劉銘傳治理台灣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此時的日本則處心積慮「脫亞入歐」，其發展模式被日本著名殖民地史學者矢內原忠雄稱之為早熟、後進的資本主義，從而一步步轉變為給亞洲帶來巨大災難的軍國主義。日帝在台灣的建設完全是從屬於日本的軍需產業，劉進慶對此評價為「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現代化之路，首要任務即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枷鎖，追求最終的人民解放與民族獨立。中國後來所走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有台灣人民參與，象徵著中國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脈絡的發展道路。

經過了120年，世界格局劇變，中日兩國的實力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折，但兩甲子以前的甲午戰爭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鑑，台灣問題在根本上就是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競合。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必然要解決的歷史難題。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台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台灣人民無法自外，我們同樣是中國道路的主人，如何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發揮主動權，這是歷史留給台灣的考驗。

（本文原載《觀察》第13期，2014年9月號；見刊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為什麼要聲援加薩

「受夠了！這不僅是一場以巴衝突，還是一場向兒童宣戰的戰爭，全球均應感到羞恥。」香港著名戰地記者張翠容在以色列攻擊加薩進入第三周之際，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7月8日迄今，以色列對加薩進行瘋狂攻擊，使用了貧鈾彈、白磷彈、高密度惰性金屬炸彈（DIME）等武器，坦克車砲管對準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不斷發射內含5,000枚刀片的集束箭型彈，到7月底為止，加薩地區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餘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兒童──這不是戰爭，而是侵略與屠殺！

自2006年以來，加薩已經被以色列封鎖長達8年之久，其間加薩數度遭到以色列慘絕人寰的屠殺攻擊，在國際上引起大規模的關注與聲援。在「國際化」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加薩的慘劇被輕描淡寫，彷彿這個世界一片安詳。

就在世界各地人民不斷發起聲援加薩行動之際，長期關注並聲援加薩巴勒斯坦人的台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等幾個團體，7月16日號召群眾前往以色列在台辦事處抗議；28日再到AIT台北辦事處前抗議，譴責美國軍援以色列攻擊加薩。一如以往，這次行動得到的嘲諷比在媒體的曝光率還要多，有的人說「等中國來轟炸台灣再出來抗議」、「難道要讓恐怖份子來台灣」，更多的則是冷漠──「這件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台灣人的態度並不難理解。我出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印象中在求學的階段，以色列一直被塑造為台灣的盟邦友國。極有可能在2016年取得大位的民進黨魁蔡英文，2013年曾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她說以色列是「以智慧超越限制」的國家，並高度讚揚以色列：「我看到的，是一個在敵意與匱乏中求生存的國家。她有一種為了理念、權利、生存而爭鬥不懈的強烈意志，她的作為引起很多爭議與批評，也未必全屬合理，但她爭鬥得理直氣壯，而且這個爭鬥絕對不會終止。」蔡英文的文章，反映了台灣人對於以色列的普遍印象。

在這一次的攻擊中，台灣的媒體只會援引西方世界的新聞報導，立場上當然站到了以色列這一邊。報導的內容不忘替巴勒斯坦哈瑪斯加上「好戰份子」、「激進組織」，關心的是以色列陣亡幾名「精兵」，而不屑一顧加薩數以千計無辜犧牲的生命。

資訊流通看似自由暢通，但我們所接受的卻是經過剪裁、充滿偏見的訊息。我們從懂事以來，就被灌輸中國大陸等於邪惡野蠻，一如巴勒斯坦被塑造為激進好戰，至於深埋在這些負面形象背後更為醜陋的真實面卻難以被揭露，因為我們只願意聽童話故事。

以色列每年接受美國高達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因此單譴責以色列是不夠的，每當巴以衝突再起，美國便惺惺作態出面「斡旋」，並無法洗掉沾滿美國雙手的血腥味。回過頭來看我們所處的兩岸，台灣問題之所以難解，正是因為1950年美國趁著韓戰之機公然介入中國內戰，此後大規模給予台灣政治、經濟、軍事的「援助」，全面移植文化、思想與人才，將台灣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1979年推出《台灣關係法》，強化美台之間的軍事同盟，將台灣打造為美國在東亞堅強的戰略前哨基地。

此次以色列對加薩發起攻擊，其口實是今年6月3名以色列少年被綁架殺害，讓人不禁聯想到77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也是以士兵失蹤為由發起全面侵華。以色列膽敢如此肆無忌憚、慘無人道地攻擊加薩，正是因為其背後有美國撐腰。而日本至今仍未記取戰敗教訓，右翼政權參拜靖國神社、非法「國有化」釣魚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分化兩岸、破壞東亞區域的穩定和平，其根本原因正如同日本研究權威許介鱗教授所言：「日本依然是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附庸』，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顆棋子」。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與日本都以「自衛」之名，行擴張之實。

勞動黨祕書長唐曙2009年寫下一首名為《GAZA！GAZA！》的詩作，其中有一段是：｢不准我們抵抗／不准我們逃亡／不准我們和平／不准我們投降／加薩啊！加薩！／只在我淚眼抵抗裡的家鄉！｣遠在台灣的我們為什麼應該要聲援加薩？因為巴以問題所考驗的不只是做為人的正義、道德、良心與勇氣，同時也折射出綁架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兩岸問題更是無法自外其中，警惕著台灣島上的人們：加薩的苦難萬千倍於我們，但處境卻極其相似！

（本文原載《觀察》第12期，2014年8月號）

捷運事件突顯的社會難題

就在馬英九以「傾聽青年、實現世代正義」為題發表五二○就職六周年演說的隔天，台北捷運就發生了令人遺憾的大學青年砍殺事件。這個震驚社會的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思與檢討，媒體正以鋪天蓋地的爆炸資訊來干預獨立思考，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在Facebook等網路新媒體抒發一己之見，而青年以新媒體渠道介入社會的模式自反服貿運動之後愈趨成熟。

有一則新聞報導雖未被廣泛注意，卻是台灣社會見微知著的註腳。捷運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幾位乘客看到地面的血跡而驚慌地詢問記者：「好可怕，會不會是中國人砍的？」「請問發生什麼事？是不是大陸人做的？」這則報導讓我想起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劉廣定2011年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提到，他接觸的很多學生認為全世界的壞事都是中國幹的。

這種中國盡是壞人做壞事的心態，在台灣社會普遍而微妙的不斷發酵著，反服貿運動扮演的是加快過程的催化劑角色。類似的心態在西方世界並不罕見，社會上比較嚴重的治安案件，民眾很容易就把穆斯林擴大聯想為嫌疑犯，將穆斯林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例如5月21日，美國右翼組織「恐怖主義調查規劃」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刊登以「我們還在這裡、還有自由，但能持續多久？」為題的文宣，內文即指責伊斯蘭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他們認為伊斯蘭破壞了美國價值觀中的「神聖言論自由」。

類似的心態長年寄生在台灣的社會結構裡，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把責任推到台灣島之外，也就是內部問題「外部化」，而通常千夫所指的對象就是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最近前行政院長陳冲的一番話成為眾矢之的，他說台灣年輕人對大陸感到不安，是因為年輕人都看童話故事長大，而童話故事裡「大」常與邪惡掛勾，因此台灣「龐大的鄰居」中國大陸自然讓人感到不安。陳冲的解讀其實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或者是他根本沒感知到問題核心。台灣對大陸的不安並非因為它的大（美國國土面積僅次於大陸，世界排名第四，台灣人卻「深愛」著如此幅原廣闊的國家），這種恐懼、不安與排斥也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長年被建構出來的結果。

過去反共國安體制的時代，一切不合理的事只要掛勾上「共匪」就能被合理化，一旦有人清醒地察覺到這種荒謬，起身抵抗，就得面對遭到肅清的危險。到了解嚴之後的「民主化」時代，政治上發動將兩岸塑造為「文明台灣」對決「野蠻中國」的態勢，李登輝簡單一句中共是「土匪」，或是一句「中共再大也沒有我老爸大」，提著一桶髒水往大陸身上潑去，順手關上了兩岸相互理解溝通的大門。

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之後，「請用文明說服我」的龍應台當上文化部長，社會上滿布著街談巷語，有人說台灣的房價高是因為陸客來炒房，有人說台灣的離婚率居於亞洲榜首是因為陸配太多，有人說台灣高等教育環境惡劣是因為陸生排擠了本地學生的資源（甚至還造謠陸生已加入健保，也有人謊稱所有陸生每個月都領有台灣政府三萬元以上的補助），有人說不想統一是因為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總而言之，政治模仿節目的那句台詞「這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雖是惡搞，卻也是最直白的詮釋。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捷運砍殺事件，許多人正急切地在為鄭捷本人或這個事件找尋合情合理的解讀，甚至有人搬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湯英伸事件」加以套用類比。這些五花八門的解釋，在根本上也是拒絕反省，看起來是在介入社會，其實是把社會推得更遠。就像前陣子的反服貿運動，用「國家安全」一頂大帽子就禁斷了理性思考與對話；又像是砍人這個舉動也是不願直面自身的問題，從而將種種的困境轉嫁到其他人身上的逃避。空洞蒼白的喊著「守護台灣」，只不過是在守著一座百病叢生的溫室。

我們需要的不是恐懼，不是相互取暖，更不是把問題外部化的推諉塞責。我們失去了直面問題、反躬自省的勇氣與能力，這是台灣社會不分世代共同的難解之題。

（本文原載《觀察》第10期，2014年6月號；內容見刊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台獨拉倒的不只是孫中山

矗立在台北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張方遠攝）

早在去年8月台南市「鐵路東移案」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台南市長賴清德當時就有意拆除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今年1月，台南成功大學學生「快閃」拆下了該校光復校區的「光復」兩字，並將他們的「封功偉業」貼上臉書，宣稱是要「去政治化」。緊接著是教育部課綱微調小組在高中歷史課綱「去殖民化」，並還原許多日本殖民在台統治的歷史事實，隨即引來許多台獨學者與民眾質疑「去台灣化」。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復歸祖國，許多「皇民」與「三腳仔」懷抱著怨恨與委屈，不斷地在呼喚著日本皇民化的幽靈。台灣社會從來不願直面日本殖民意識的清理，反而將其當成珍寶細心呵護著。因此，近一段時間以來的各種歷史問題的糾葛，涉及的當然不只是台灣人拒當中國人如此簡單的理由，同時更是包含著親日與媚日等歷史正義遭到嚴重斲喪的良心問題。

2月22日台獨組織「公投護台灣聯盟」拉倒台南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歷史問題便隨著銅像倒下所揚起的塵土而浮出枱面。拉下孫中山銅像之後，該台獨團體在23日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台南烏山頭水庫，「參拜」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向八田與一銅像獻花致敬，並高喊「八田與一才是英雄」。無獨有偶，以扭曲歷史事實來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電影《KANO》正在台灣鋪天蓋地的宣傳，「天下嘉農」、「台灣光榮」等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台灣人似乎急著想重返民族差別待遇與壓榨剝削的「皇民化榮耀」。今年1月17日，在《KANO》飾演八田與一的日本男星大澤隆夫來台宣傳，台南市長賴清德與大澤隆夫還一同到八田與一銅像前合影留念，許多台灣網友爭相轉貼這張照片，稱兩人「一樣帥氣」。因此，對於獨派來說，拉倒孫中山，不只是要「反中」，同時也企圖把當年日本殖民當局奴隸人心的「皇民化」再度根植於台灣人民的心中。

當前台灣社會瀰漫著一種氛圍，就是認為「中國」從來就不存在於台灣之內──台灣是排除中國之外的台灣，也認為台灣只能是台灣人的台灣。獨派甚至宣稱，台灣人的中國意識，是台灣光復之後國民黨「黨國民族主義教育」的產物。弔詭的是，台灣人卻從來不以內部充斥著顛覆歷史事實與正義的親日媚日意識為忤──台灣可以是日本人的台灣。

問題在於，台灣人的「中國」，只是1945年之後才由國民黨帶來的嗎？這次被拉下的孫中山，或許能回答這個問題。

抗日烈士羅福星1914犧牲之前，在獄中寫下《祝我民國詞》，各句首字合在一起就是「中華民國孫逸仙救」。日據時期台灣前輩作家張深切，填詞完成《偉大的孫中山》一曲：「中華柱石，我中華孫中山，打倒滿清，盡力革命，四十餘年到處亡命，四十餘年盡力革命。唔，孫中山，最為偉大，孫中山最偉大！」著有《亞細亞孤兒》的作家吳濁流，也曾作詩向孫中山致敬：「東方廿紀一豪雄，帝制驅除唱大同；遺囑精神今昔感，滿園春色有無中；未成革命身先死，長使斯人淚不窮。」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台灣，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對於孫先生的病逝，《台灣民報》發表由蔣渭水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可是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是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地湧著，而且永遠湧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表達對孫先生最誠摯的哀悼。該年台灣舉辦的孫中山追悼會，作家賴和撰寫《輓聯》：「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以及《輓詞》：「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使這天宇崩、地軸坼、海橫流、山爆烈、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中共黨員、台共創始人之一翁澤生在《台灣民報》發表《哀悼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將五四運動火種引入台灣的台北人張我軍，也以「一郎」筆名在《台灣民報》發表《長使英雄淚滿襟》：「我想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實在是我們所崇拜的，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歷史，他一生為自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盡瘁。他叫出來的聲，就是自由、正義之聲，又是弱小民族悲鳴之聲。唉！現在他已和我們長別了！我們往後當自奮，以報先輩的崇高的遺志！」

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台灣舉辦孫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會，場內外擠滿約四、五千位民眾，主持人蔣渭水沉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年《台灣民報》也刊出林保羅（孫中山美國友人林百克之子）的詩作《救主孫中山》：「你們要永遠紀念著中山先生」！

台灣光復隔年，1946年8月即有台灣社會各界人士自發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由霧峰林家林獻堂任團長，團員有李建興、林叔桓、鍾番、黃朝清、姜振驤、張吉甫、葉榮鐘、陳逸松、林為恭、丘念台、陳炘、陳宰衡、李德松、林憲等15人，回到中國大陸參訪、表達對於台灣光復、復歸祖國的感恩與激動之情。「致敬團」8月29日由台北飛抵上海，翌日即安排前往南京謁中山陵，團員之一、作家葉榮鐘甚至將謁中山陵的經歷寫成詩作《南京謁中山陵》：「雲海茫茫路幾千，首都今日拜先賢；瓣香默禱邦基固，不訴辛酸五十年。」

1920年代台灣青年仲農在《台灣新青年》發表文章，他寫道：「若要救台灣，非先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日據時期台灣人民不只在島內進行抗日鬥爭，也將民族解放的希望寄託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孫中山的形象與典範因此烙印在台灣人民素樸的情感裡。

就此而言，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因素」是在1945年之後才由國民黨帶進台灣嗎？更何況，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灣人民失望的是「國民黨」，而不是「中國」，從而讓許許多多的懷抱理想的台灣青年將希望從「白色祖國」轉移到「紅色祖國」，如同1950年代白色恐怖繫獄的許月里女士所言：「畢竟，這是國民黨不對，又不是中國人不對。」

台北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仍矗立著，這座銅像是台灣嘉義雕塑家蒲添生在1949年的作品，象徵孫中山聯繫著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連結。日據時期在異民族統治下，台灣人將中國視為祖國，對孫中山的敬仰之情亦不在話下；台灣光復至今已快70年，卻有人亟欲擺脫中國人身分，把日本人的外衣穿上身。台獨把台南的孫中山拉倒了，他們同時也拉倒了自己的歷史；他們以盜匪勝利式的狂妄踩踏在孫中山的銅像上，其實也是無知的踐踏著自己。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2-26；精簡版刊於台灣《觀察》雜誌總第7期，2014年3月號。）

圓仔不只是圓仔

（網路圖片）

相較於毫無生命、也稱不上是「藝術品」的黃色小鴨，2013年另一隻話題動物就是誕生於7月6日的大貓熊「圓仔」。圓仔自出生之後，台北市立動物園每天上傳紀錄短片，幾家平素對於大陸惡言相向的媒體，竟也搭上順風車推出「圓仔日記」之類的專題。

今年1月6日，圓仔終於「見客」了，開放參觀當天並非假日，據動物園統計，入園人數就將近1萬人。半年多的時間圓仔吸引了無數台灣民眾的目光，可說是在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之際，前途茫茫的台灣民眾在生活之中難得的小幸福。

隨著圓仔慢慢的長大，許多爭議也應運而生，「熊紅是非多」。圓仔呱呱墜地後沒多久，有媒體評論牠為「外省第二代」，讚揚圓仔象徵著台灣多元族群融合。稱圓仔為「外省第二代」其實沒有錯，但如此理解卻很容易忽視其背後的本質。當前台灣的外省籍民眾，其本人或父母主要是1949年前後因國共內戰，隨著國民黨政府而遷入台灣。當時軍事對立、烽火漫天，其後又由於1950年韓戰爆發，中國兩岸分裂至今。

圓仔這位「外省第二代」的性質就截然不同了，牠是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結果。隨著圓仔這個小生命的誕生，兩岸之間超過一甲子的壁壘分明正逐漸在冰消雪融。2005年連戰首訪大陸，實現了久違了的國共領導人歷史性握手，大陸為釋放善意，決定贈送兩隻大貓熊給台灣，並經由大陸1億3千萬名眾投票命名為「團團」與「圓圓」。無論是「團圓」入台，或是兩岸之間的再團圓，都受到了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高度抵制。直到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團團與圓圓才得以越過台灣海峽，從四川落地台北，帶來了兩岸和平的新契機。

伴隨團團與圓圓「愛的結晶」圓仔出生而來的，就是兩岸之間好不容易盼得的和平氛圍。事實上，任何人事物都具有政治因素，連可愛的圓仔也不例外，想要在大貓熊身上避談政治，恐怕只是過於天真。1月5日《中國時報》引述台北市立動物園的說法，稱團團、圓圓與圓仔一家三口在台灣生活，使「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世界第6個有大貓熊的國家」。這篇報導隨後被其他媒體援引，但這個說法明顯有很大的問題。

目前擁有大貓熊的國家包括了日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等，但由於大貓熊瀕臨絕種，也是大陸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因此上述國家的大貓熊實際上是向中國大陸租借的。目前中國大陸將大貓熊送往國外並非贈送，而是且採取租借與合作研究保育的模式，租借國必須向中方付租借費用，做為大熊貓研究保育的基金。以美國為例，美國幾個城市的動物園向中國租借大貓熊，租約10年，每年向中方支付約110萬美元租借費。根據合作約定，旅居國外的大貓熊所生子女，所有權是歸屬中國的，通常會等到新生貓熊3歲左右，再由中方決定是否送回中國。

前述所提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大貓熊研究保育合作方案，與台灣的「團圓」模式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兩岸之間的交往基礎，就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政治互信框架。因此團團圓圓來到台灣並非「國外」，而是「境外」或「海外」的概念。兩岸之間是採取「贈送」的方式，台灣不必向大陸支付任何費用，台灣並贈送同為保育類動物的長鬃山羊與台灣梅花鹿給大陸。當然，只要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道路不中斷，眾人喜愛的大貓熊寶寶圓仔，就可以一直留在台灣，不會發生「骨肉分離」的遺憾。

台灣的團團、圓圓與圓仔三隻大貓熊，與其他國家的取得模式並不相同，表示台灣並非「國外」，便不存在著「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世界第6個有大貓熊的國家」的說法。現在有些人對圓仔不懷好意，甚至口出惡言蔑稱其為「支那賤畜」，這些人不只是反對和平局勢，同時也是在作踐自己的中國人身分。

圓仔不只是圓仔，牠是兩岸共有的珍貴生命，不必區分你我，象徵著兩岸之間是緊密的共同家園。

走出兩岸交流的「傳說時代」

9月15日前政務委員、現任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在教改總體檢論壇的一席話「震驚」了台灣社會。他說，「假如早上8時到大陸走一趟，就算不是北大、清大等名校，其他大學校園裡，也能看到大陸學生爭相進教室準備上課的積極態度；反觀台灣則多半是空蕩蕩的景象」。薛承泰評論兩岸學子求學態度的落差，「比1,000顆飛彈瞄準台灣還驚悚」。

大陸學生比台灣學生用功的「傳說」

其實類似的論調在台灣已是老生常談。筆者還在讀中學的時候，就已經聽老師說過大陸的學生有多麼用功云云。無論是在校園裡，還是在大眾媒體的報導中，三不五時總能聽到或看到類似的說法，例如清晨拂曉之際，即能看到為數不少的北大學生在未名湖畔大聲朗誦英文；又如在每日校園課程結束之後，大陸學生自組讀書會非常活躍。關於大陸學生非常用功的「傳說」，版本眾多，內容會跟著敘事者與傾聽者身分立場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都企圖傳輸這樣的圖像──兩岸學生互相競爭，台灣學生已經在這場賽事中失去優勢。

過去台灣尚未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台灣學生對於大陸學生的認知就是停留在上述這類「傳說」中，任憑島內青年任意想像。隨著馬政府大幅度開放陸生來台，台灣學生對大陸同儕的接觸，已經不再是交換學生短短的半年停留期，而是至少四年的密切交往。陸生的生活言行與學習態度，也不再只是傳說與想像，而是真實的接觸與相互理解。

頻繁的接觸，無疑會帶來更深入的認識。類似「大陸學生非常用功、競爭力超過台灣學生」的說法，在台灣社會也出現更為多元的回應。就以這次薛承泰的發言為例，有的人認為這是給台灣學生的當頭棒喝；有的人認為兩岸學子各有所長，大陸學生學習態度比較積極認真，而台灣學生比較有創意與活力；當然，也有的人這為這樣的說法是在「唱衰」台灣。總的來說，兩岸校園的互相開放，確實能收到相輔相成的效果。去年4月「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曾舉辦一場關於陸生的討論會，與會學者都以親身的經歷說明，在自己開設的課堂上，兩岸學子不只相處融洽，也能互相提升學習的成效。

台灣對大陸的認識被「傳說」牽著走

兩岸由於長時間的壁壘與對立，彼此在對方的眼中其實都被層層政治與歷史的迷霧所遮蔽。1949年因內戰失利而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利用種種管道，塑造出許多對大陸的「傳說」，諸如大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人啃樹皮為生，是沒有陽光的人間煉獄。這些「傳說」通過教科書的撰寫，以及口耳相傳，也就變成台灣人對大陸「理所當然」的認識。

解嚴之後，雖然兩岸的來往仍受重重限制，但接觸的機會確實是大大增加。早期，電視台製作《大陸尋奇》與《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節目，介紹中國大陸的風情景致；接著台灣旅遊美食節目風行，便開始介紹大陸各地的美食。一直到現在，由於兩岸資本的流動增加，台灣對大陸的視野則跟著資本家在走，電視台熱衷製播「錢進人民幣」、「錢進中國」等節目，將大陸塑造為致富天堂。與此同時，新聞台的大陸新聞，總是將一些「鄉野奇談」放大為「新聞」，不是小孩子被夾在牆縫中，就是小孩子跌捲到洗衣機的消息。

台灣人對大陸的認識，總是被種種的「傳說」牽著鼻子走，反而失去了屬於自己真正的視野。海峽另一岸廣袤的土地，被這些「傳說」重塑為一頭讓台灣人又愛又恨的「怪物」──一方面是政治獨裁、社會不自由、人權被忽視、黑心食品山寨產品橫行、環境髒亂、不愛排隊、隨地吐痰大小便、民眾素質差、講話一定要捲舌，另一方面則是快速致富、硬體建設發達、青年積極學習、奮發向上。到了選舉時節，街頭巷弄又會萌發對中國大陸各色的新傳說，諸如：大陸人要來搶台灣人的工作機會、大陸學生佔據台灣的教育名額與資源、過多的大陸配偶導致台灣離婚率居高不下……等等。

台灣與西方都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

西方人總是戴著一副有色眼鏡，來看待遠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就算號稱再如何權威的漢學家，也是帶著一份白種人的驕傲，對中國的眼光不免隔了一層紗，霧裡看花。

早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就發明了「黃禍論」，近來則有「和平演變」、「中國崩潰」與「中國威脅」等論調用以指涉他們心中的中國。在國際政治上，西方國家不得不視中國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內心裡總難以擺脫對中國的鄙夷與歧視。老實說，西方對待中國是雙重標準的。9月3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Frank Bruni在該報中文網上發表一篇文章〈充斥中國的種種虛假〉，狠狠地指責「中國人的造假已經出神入化，或者至少是到了明目張膽的程度」。但Bruni沒有提到，現在北京秀水街或是深圳羅湖商業城等眾人皆知的仿冒品集散地，最大宗的客戶就是西方遊客，也造成出當地小販幾乎人人都會多國語言的奇特現象。當然，也別忘了，當下中國大陸黑心與血汗的產業裡，並不乏外國與包含台灣在內的海外資本。

前陣子在台灣訪學的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即指出，他在台灣很明顯地感受到由於兩岸分裂所形成台灣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而這種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其實與西方對中國形成的「文明╱野蠻」論是一脈相承的。

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成見」與「傳說」，透過政治與教育的機制代代相傳。Bruni在文章提到的另一個觀點，也是當前多數台灣學生對大陸的共同觀感：「一方面是我完全預料到的，就是這裡（筆者按：指中國大陸）以令人喘不過氣的節奏建設，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另一方面則是在實幹的同時，也有如此之多的誇大、粉飾、欺騙和誤導。」這些成見或偏見，絕大多數是在出發大陸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踏上大陸的土地之後，便處心積慮地想驗證原先對大陸的設想是否屬實。既已戴上有色眼鏡，又如何平心靜氣地認識大陸呢？

「成見」與「傳說」不利於兩岸交流

事實上，現在兩岸的交流雖然看似大為開放，但仍處於尷尬期，同樣抱持著「成見」──無論是好是壞──在看待彼此，也把自身社會的價值標準與期許過度的投射到對方身上。許多大陸學生把台灣視為西方民主在東亞的燈塔，千篇一律地讚揚台灣社會的自由、熱情與友善，把台灣看成正統中華文化的歸宿，「民國」無限美好。許多台灣學生則認定，大陸終要與台灣一樣，走上西方「公民社會」與自由主義式民主的道路，因此呼籲「多給大陸一點時間」。這些對彼此的成見，以及包含「大陸學生比台灣學生更用功」的「傳說」，都不見得有益於兩岸交流，反而可能築起更高的隔閡。

薛承泰說用功的大陸學生「比1,000顆飛彈瞄準台灣還驚悚」，其實是個不恰當的比喻，仍是在加深兩岸之間敵我分明的窠臼。過去把大陸當成敵人，現在則是以商業邏輯把大陸視為競爭者。但人民與社會的交往交流豈可照搬戰爭與商業模式？比起敵對與競爭，兩岸攜手合作，路會走得更寬。

兩岸交流是時候抬頭挺胸地邁入下一個階段──走出「傳說」時代，別再只是聽別人怎麼說，而是脫下有色眼鏡、放下成見與刻板印象，揉揉眼睛、放寬心胸，親身去感受兩岸人民最真實的脈動。

（本文原載台灣《觀察》雜誌第2期，2013年10月；刊出時標題與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歷史教科書的未竟之業

近來歷史教科書爭議再起，聚焦在「日據」與「日治」孰是孰非。馬政府雖要求公文書一律統稱「日據」，但教科書改採「日據」與「日治」並陳，此作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官方、書商與社會多數人對相關問題不痛不癢，下一代只能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9月新學年開學在即，三家新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送審，卻因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自從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聯手打造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再加上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去中國化」，歷史教科書的爭議不斷。此次三家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因「用詞不當」而無法通過審查，爭議再起，捲起千堆雪。

審查委員會禁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引起社會上頗大的反彈，包含台灣抗日志士後代、文史學者專家等各領域人士，投書媒體加以批評。面對批評的聲浪，馬政府以兩個方式企圖平息爭議：一是行政院宣布，站在「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由閣揆函令所屬機關，此後公文書必須統一使用「日據」；其二是教育部表示，「基於課綱的規範，及教科書開放民間編寫的立法意旨，在學術討論範疇中，尊重編者依歷史事實所為的詮釋，以保障憲法所定表達意見自由」，以「小辭典」的方式，「日據」與「日治」兩詞並陳於歷史教科書之中，不加以硬性規定。最新的消息是，「史記」版高一歷史課本，以「日據」取代「日治」，已經獲得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媒體稱這是「十多年來首本以『日據』稱呼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

並陳日據與日治，治標不治本

如同兩年前馬政府決定回歸憲法原則，規定公文書不得稱對岸為「中國」，應稱呼為「中國大陸」或簡稱「大陸」，這次馬政府函令各機關公文書必須使用「日據」一詞，應該加以肯定。但是面對教科書的爭議，教育部決定「日據」與「日治」並陳的作法，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雖然可以平息爭議，卻是將國家民族的認同掩蓋得更深，也將原已淡薄的歷史感稀釋得更為虛無。歷史教科書本是近代民族國家立場的延伸與展現，但是為了「尊重編者」與「保障意見自由」，台灣人民的立場卻被迫讓位給殖民者的史觀，中華民族的立場也被迫犧牲。

只想儘快讓爭議落幕，雙面討好，如此決策無助於解決歷史教科書的危機。最近某些獨派學者跳出來為「日治」護航，宣稱「日治」是「民間自發用詞」，也是「符合歷史客觀事實」。但事實真是如此？「日治」一詞的使用，伴隨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讚美論的出現，主張日本在國際法上「合法」統治台灣。這類大行其道的說法，根本上是在扭曲事實，重新改造台灣下一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是「台灣國族」打造工程中必要的基礎建設。

「日治」是皇民史觀的政治正確用詞

「日治」與「日據」兩個詞並非極端衝突而不能調和，「日據」指的是日本竊據台灣，而「日治」則可以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問題在於，今日主張使用「日治」者，卻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日治」指的是日本「合法統治」台灣，而真正合法統治台灣的清朝時期，卻又被他們惡意稱為「清領」（清朝佔領）。某天盜匪闖入某戶人家，不只搶奪財產，還看中人家的女兒，強迫主人簽下女兒的賣身契，結果這戶人家的後代說：賣身契上有雙方簽名，所以是合法的，感謝盜匪為他們家人帶來「好生活」！這個例子雖誇張，卻突顯出「日治」合法、肯定論的荒謬。更何況，《馬關條約》是中國不得已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才有1943年《開羅宣言》所稱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1960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反殖民地宣言》也早已否認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首次排除「日據」的使用，將「日治」寫入教材；2007年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發布《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再度將「日據」一詞列為「不當用詞」。依此來看，「日治」一詞並非民間自發的客觀用詞，反而是李扁「去中國化」大旗下以政治力「矯正」出來、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的「政治正確」用詞。曾經擔任歷史課綱委員、教材審定委員的獨派學者，過去躲在學院內，大用「日據」一詞累積學術成果，例如某委員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著是《日據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研究》（1989年），另位委員的成名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硏究》（初版於1992年，2008年新版則已悄悄將書名改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待他們掌握了學術資源之後，恰好時值李扁「本土化」的浪潮，復抓準時機，配合政治力的操作，將「日治」推上舞台，大張旗鼓地宣告「日據」已被打入歷史大牢。緣此，「日治」一詞豈可說是民間自發的歷史客觀用詞，反而是政治正確用詞才對。

還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嗎？

現在教育部以「日據」與「日治」並陳的方式來堵住社會批評的聲音，但「日據」與「日治」之爭不過是歷史教科書深沉積弊的冰山一角。鄭氏三代奉明永曆為正朔，但課本卻不能稱鄭氏統治時期為「明鄭」。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剝削，卻被多數版本加以美化，而避談台灣現代化實質是根源於清朝統治時期。多數版本將「兩岸」視為「兩國」，以「中國」取代「我國」，不能稱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也違反憲法原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我國大陸地區，視中國大陸為「外國」。多數版本未著墨於當前兩岸的和解與和平發展的新局勢，反而還在大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課本不能寫「武昌起義」，只能稱「武昌起事」，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嗎？

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台灣的下一代如何以史為鑑、迎接未來的挑戰？就算三家新版本得以通過上市，也無力回天。政府無人願意承擔起清理殖民遺緒的重責大任，審查委員不依課綱來審定課本，教科書書商只願意小幅修改、敷衍了事，社會多數人又對此事不痛不養。屬於人民真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正一步步被掏空、被改造，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本文原載台灣《觀察》雜誌創刊號，2013年9月；刊出時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