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洗腦

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網路圖片）

近來全台各地高中校園遍地烽火，高中生以Facebook做為串連平台，紛紛「挺身而出」反對課綱微調，深具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之勢。其中一場說明會，參與學生在現場拉起「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還讓教育部長吃了好大一驚。由於運動的推波助瀾，「反洗腦」一詞喊得震天價響，或可登上今年網路熱搜詞的榜首。港台聯盟不分今日明日，力保腦袋的「一方淨土」，防止「赤禍」入侵。

牙不伶齒不俐的我，當年也曾熱衷辯論，還曾忝為演辯社社長。記得某堂社課，學長姊教我們辯論就是把裁判當成一張白紙，正反雙方利用各種理據與口才技巧來說服裁判的過程。說白了，辯論過程即洗腦的一種。人打從呱呱墜地之時，同樣也是白紙一張，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家庭、學校與社會不斷的學習與認知，此形塑的過程當然也是洗腦。不可否認，國家掌握了洗腦的最高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對人民進行規訓與馴化，而且還是個大黑箱，台北人搭手扶梯不自覺地習慣站右側，就是洗腦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其中的翹楚，因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看似自由發展的大眾傳播，其實被少數黑手所把持，人民活在楚門的世界裡而不自知，甚至還樂在其中。

當前港台青年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及其代理人）利用教科書對他們洗腦，恰恰反映了他們要保護自己原先已被西方價值觀所洗腦之後的成果。或許可以這樣說，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目前誰在這場洗腦與話語權的競逐比賽中遙遙領先，《維基解密》與斯諾登的「稜鏡門」已經將答案揭曉了。

教科書是國家貫徹意志與意識形態必然的工具，國定假日亦是如此，只能黑箱、無法白箱。因此教科書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某些「公民團體」所主張的「柔性課綱」與「多元史觀」就是包裝台獨的幌子。事實上，課綱或是教科書已經是最透明、最低階的洗腦手段，文學與娛樂的洗腦力可謂是沛然莫之能禦。

冷戰期間，美國CIA成立「文化自由大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助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達到反共與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之效果。美國以其力量與資源在全世界推廣利於反共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改編並捧為文學經典，排擠、邊緣化政治不正確的作家，且在各地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與文化買辦，以政治力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版圖。為人知曉的小說家歐威爾、詩人艾略特、思想家漢娜．鄂蘭等人，都是CIA重點資助的對象；而《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齊瓦哥醫生》等作品則是美國傾力推銷的書籍。美國對外的文化洗腦在西方學界已有受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例如Andrew Rubin的《帝國權威的檔案》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等等。美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有另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好萊塢。法國學者Regis Dubois在分析了好萊塢經典電影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推廣一種生活方式之外，好萊塢電影還刻意地強加給觀眾一種思維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隱含在好萊塢電影的形式與結構之中」。

洗腦做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文化宣傳手段，當然有其全面的布局。冷戰在形式上雖已落幕，但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所說的：「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美國要推動延續冷戰的「重返亞洲」戰略，除了有軍事同盟國家的配合之外，冷戰期間便已啟動的文化洗腦，其重要性如今更顯得舉足輕重。對港台的反共、反華陣營而言，他們自我定位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布局的側翼，當前首要任務就是召喚冷戰幽靈，靠著西方帝國主義軟硬炮彈來拒絕、抵抗中國，因此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就至關重要。陳水扁時代所推出的《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報告書》只是「去中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都體現了此策略的斧鑿痕跡。國民黨馬英九不放棄親美，找不到自身的中心思想與價值，只懂得在課綱與教科書的字句上動手腳，最終遭到巨大的反撲是必然的結局。

自太陽花以降到這波反課綱微調，許多人只看到其中的世代衝突，而世代之間的合作關係卻往往被忽略。在反共與反華的最高價值面前，不同的世代透過合作來捍衛原有的價值體系，拒絕被「洗腦」。隨著反對課綱微調而來的，則是要求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修憲訴求，背後的驅使動力是政治而非歷史，否則當日本右翼安倍政權在扭曲歷史之時，他們緣何不吭一聲？若只在課綱或教科書議題上與之周旋，完全踩中他們精心設下的陷阱。配合美國戰略的島內政治布局已然啟動，就此意義而言的「反洗腦」絕非進步，反而是大大的退步。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0期，2015-06-24出刊）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穹頂之下的人與政治

（網路圖片）

大陸媒體人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聚焦中國大陸的霧霾空汙，成為一時的話題，台灣也不例外。其實台灣觀眾對《穹頂之下》的內容應不陌生，早在2006年就有美國副總統高爾參與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還有2010年陳文茜製作的《正負2度C》，這三部片無論在主題、手法與宣傳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保護家園是人類最素樸的關懷，但當我們轉身去看這三部片背後所透露出的脈絡時，不只是有「環保」的單一論述，還包括了大陸學者呂新雨所指出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我無意去論爭柴靜其人其片，但我們必須理解環境議題不能只有「加害」與「受害」的二分法，抽離人、資本、政治與歷史之後，環境就成為真空的存在。以台灣的經驗為例，環保運動可以上溯自80年代的黨外時期，當時以左翼力量主導的環保運動正是看到問題背後的核心在於跨國資本的壟斷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地區的公害輸出，因此將抗爭的對象上升到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及至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台灣，政府不斷「去管制化」，「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被長年盤據政經高位的親西方官僚菁英引進島內，致使思考與行動不斷的個人化、零碎化。環保運動抗爭的對象與底線只能隨之退縮，單一的個人被環保道德所綁架、囿限，而真正在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資本家反而全身而退。

台灣運動的經驗恰可說明，環境問題不可能脫離內外政治的影響，缺乏政治思考的環保運動只能淪為宗教式的自我催眠。對內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兩難其實是一個圈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要壓制開發中地區向上爬而設的路障。要破除這個迷思，長年被台灣學界忽略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他的理論就顯得格外有價值。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烏托邦，要確保市場合理的運作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國家的干預其實是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條件。波蘭尼也認為當一個國家往自由市場急速轉型勢必會造成災難與破壞，同時就會激起社會以自我保護為目的的反向運動，並且體現在國家的立法手段，保護人與自然環境不受到傷害。波蘭尼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發展與環保並非相斥的，關鍵在於一個不受資本左右的國家對社會進行保護。

卡爾．波蘭尼（網路圖片）

走不出新自由主義框架的台灣，信仰「小政府」（太陽花之後「無政府」傾向更是甚囂塵上），對於波蘭尼的理論肯定不屑一顧，此時或應理性虛心地看看大陸近年來的對策。大陸2011年出台「十二五」規劃，特別增加了氣候變化指標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大幅降低碳排放、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森林覆蓋率；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今年1月便實施被譽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宣示以最嚴格的法律應對最嚴峻的形勢。不可否認大陸的環境問題還很嚴重，但大陸的環保投資佔GDP比例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台灣對於大陸霧霾空汙或有非議，但大陸以國家公權力在落實綠色轉型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外而言，「碳政治」已是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人類的穹頂只有一個，穹頂遭受破壞絕非一時一地使然。回顧歷史，自1800年至2010年北方國家（美國、歐盟、日本等）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都超過全世界總量的一半，但當前矛頭卻指向發展中的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這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指責。大陸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曾明白揭露，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就是陷阱，他們定了一個大蛋糕，並且自己先切走其中最大的一塊，剩下的一小塊再分配給佔世界人口多數的其他國家。

中科院院士丁仲禮（網路圖片）

丁院士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他說環境問題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環保最終取決於文化與文明的包容性，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面對自然環境，沒有人應該享有特權，與西方帝國主義並肩而行的口水謾罵，失卻歷史與政治的視野，完全無助於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4期，2015年4月1日出刊）

太陽花一週年：後太陽花時代，台灣的挫敗與轉機

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至今已滿一年，再加上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這一年島內變動之快，讓人的思考感到偌大壓力。無法否認3‧18對台灣影響甚大，有人認為「太陽花」為台灣的未來帶來陽光，也有人認為「太陽花」的陰影壓得台灣喘不過氣來，不管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這都是這場運動輻射出來的能量。

3‧18週年之際，各路人馬急於總結，也想為「太陽花」樹立不亞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歷史評價。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3‧18學運是台灣近幾年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覺醒運動，要用歷史眼光來看待這場學運」，「一百年後回去看2014年，影響最大的是學運，而不是11月29號投票。」

不如我們就按柯文哲的「指示」，以歷史的眼光來檢視「太陽花」到底為台灣留下了什麼？島內自2008年以來經歷了「野草莓」、「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幾場規模不等的「公民運動」，經過幾波動員洗禮，運動的發展在「太陽花」時終於臻於成熟。一波接著一波的衝撞，特別是「太陽花」標榜著「反體制」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信仰，最終展現出來的動能卻集中在「反中」與「反國民黨」，未曾撼動戰後真正制約台灣的結構──親美反共及由此派生出的「藍綠」格局──甚至加深、鞏固了它。

太陽花前前後後所掀起的波瀾，或許會為島內政局增添動盪，但未曾改變過台灣社會的集體想像，當然也無法轉變台灣舵手（無論藍綠）駛離大陸的航向。

近一年來，被太陽花群眾烙上「親中賣台」的馬英九政府似乎也在焦慮自己與大陸靠得太近，因此先是透過檢調單位起訴義務服務台灣考生赴大陸求學的「夏潮聯合會」，接著又在今年將台大等6所進行兩岸學術交流的大學停權半年。在政治上，馬政府駐美代表處今年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突襲，反而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換來「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之嫌；接著又為M503新航路與大陸針鋒相對；兩會期間，習近平以「地動山搖」形容九二共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台灣新任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卻回應「聽了會不舒服」。

在歷史意識形態上，台灣聞不到絲毫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週年的味道，台灣「國防部」反而先跳出來開記者會指責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馬政府對於高中歷史、公民等課綱的「微調」，在今年2月更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教育部」敗訴。

經歷這場嘈雜喧囂的運動之後，社會內部的撕裂與激辯帶來的不是更多元的態度，對於中國大陸的視角反而更加禁錮、僵化，對於在台灣的陸配、陸生與陸客的歧視及排斥不減反增。與此相較，太陽花背後所象徵的地緣政治意義，經過一年以來的沉澱，其面目則愈加清晰。去年太陽花退場沒多久，我在觀察者網寫了一篇文章〈美國還能繼續滋養台灣的太陽花麼？〉，結論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植在台灣泥土裡的這株太陽花，或許將永遠面向美國綻開著。」現在看來亦是如此。

積極鼓吹台灣民族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的獨派中生代學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在太陽花週年之際接受《自由時報》訪問，他直白且露骨地說：「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美日安保條約正待重新討論、日本要提升軍備時，基於『民主』高正當性的太陽花學運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現，正面呼應美國，學運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吳叡人這番「正面呼應美國」的清楚表態，正好說明了無論中國大陸給台灣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與區域穩定，青年世代所在意的「反黑箱」、「程序民主」終將淪為配角，因為符合台灣「國族」建構工程唯一的「政治正確」，就是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佈署，換取美國的庇蔭，這才是他們心中真正在意的「實質正義」。

2016年「台灣大選」距今剩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後太陽花時代所反應出來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將捲入大選的紛擾之中。台灣移植西式代議民主制度之後，週期性的大選幾乎左右了台灣島的走向，程度不一的變遷最終都會被大選的巨大能量給吸納進去，這也是台灣背後的美國勢力所樂見的循環。「親美」加「藍綠」的格局仍是台灣島上空最大的幽靈，這是太陽花不願觸碰、更無從解決的結構性困局。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角逐大位的人選是現任主席蔡英文，她即將帶著包括兩岸政策在內的所有政見前往美國，說好聽點是「訪問」，其實就是摸頭稱臣──爭取美國的認同與欽點。而風中殘燭的國民黨，目前唯一浮上檯面的「救主」是朱立倫，但2011年《維基解密》的資料早已曝光朱是美國在國民黨內的「暗樁」。3‧18太陽花、同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以及明年初的大選，將共同形成台灣內部政治變動的脈絡，但無論藍綠何人勝出，其實都還是美國在台的代理人，將持續與北京角力、拉鋸與博奕。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上世紀70、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最終被民進黨的成立而收編；1990年那場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野百合」，其結局是與李登輝裡應外合，為初掌政權的李登輝掃除體制內部的政治障礙。如今看似又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的3‧18，卻也無法超越這樣的循環。

3‧18運動的激進派參與者（及其背後的「野百合」世代學者），在運動結束後先是成立「公民組合」，後來因為組織方式與發展路線的歧異，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分別宣佈投入明年初與「大選」一同舉行的「立委選舉」。這兩個政黨與民進黨之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一方面攜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進黨在過去的艱困選區突圍（例如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都分別宣佈在深藍選區台北市大安區提名候選人，其後時代力量對外表示將在5月底前與民進黨整合各區域人選，最近時代力量的大安區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選擇退選禮讓給社會民主黨的提名人范雲）。

因此這些後太陽花成立的小黨，號稱要「打破藍綠壟斷」，其實還是扮演著民進黨側翼的角色，助民進黨開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這幾個小黨同時具有牽制民進黨的功能，防止民進黨在2016登上大位之後與北京發展過從甚密的關係，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需求。

去年3‧18運動後沒多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就曾撰文評斷這是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反服貿」運動以經濟爭議的面貌橫空出世，實則是一場政治的操兵動員。民進黨之所以反服貿，並不是因為「服貿」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是因為它不願經濟利益被國民黨所壟斷。

「九合一選舉」嘗到勝利果實後，民進黨便露出馬腳。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去年底即表示：「綠準備執政，服貨貿都可談。」被激進派所綁架的3‧18，服貿爭議本身也在運動中退位，替換上場的則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中青世代與舊世代分道揚鑣，企圖引領一條新的反中戰線，並且與香港反對勢力隔海呼應，共同在中國東南沿海製造動盪。

3‧18之後的一年，台灣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僅沒有被衝破，反而更加穩固，思想與意識形態也更為緊縮。3‧18曾經為島內許多NGO以及厭惡藍綠兩黨惡鬥的台灣人民閃現夾縫中的曙光，但是台灣根深蒂固的結構本質立刻將希望吞噬了。

話說回來，台灣內部困局的解決出路還是在兩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紛擾就全盤否定經濟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蓋了一座橋，但橋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滿，解決的方式不是把路鋪平鋪順，竟是將整座橋拆掉。台灣的問題也在於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已經到達瓶頸，也該到了兩岸進行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談判的時機。台灣如果持續以各種理由抗拒政治，無疑就是讓兩岸關係陷入泥淖。在兩岸關係之中拒絕經濟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只靠經濟主義已經動能不足，而政治與倫理恰好是深化兩岸關係必要的切入口。重新為載浮載沉的兩岸關係找到新動能，才有可能破解島內原有結構對社會、對人民的束縛。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3-25）

推倒「藍綠高牆」之後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全台各地選情冷冷清清，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台北市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對決，彷彿各縣市的候選人都是柯連兩人。選舉結果出爐，柯文哲大勝，社會上籠罩在一片張燈結綵喜洋洋的氣氛裡，認為終於推倒了「藍綠高牆」，台灣民主又取得新一波的成就。

這次選舉的結果，無疑是選民表達對國民黨馬英九高度的不滿，而國民黨原有的鐵票也從「含淚投票」轉為既無淚也不投票，所以造就了民進黨在各縣市的大勝。而台北市柯文哲的85萬高票，說穿了是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沒有提名，柯文哲便收割了所有對國民黨不滿的選票。在這層意義底下，台灣的「藍綠」格局並沒有被打破，只是相互轉移；而柯文哲「白色力量」的策略是極為成功的，模糊了表面上的藍綠界線，實則成功擴大了綠色在台北市（甚至是其他縣市）的版塊。

其實這次的選舉結果並非首例。陳水扁執政末期，弊案頻傳，治理無能，民眾對民進黨的信任幾近崩盤。2005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4席（得票率近51％），民進黨只有6席（得票率約42％），此後民進黨歷次選舉宛如滑坡般的往谷底挫跌。民眾對民進黨的反彈，讓國民黨終在2008年摘取甜蜜的果實，該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81席，民進黨只有27席；同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以超過200萬票的差距大勝對手民進黨謝長廷。

民進黨的滑鐵盧，成就了馬英九的歷史舞台，人民把改變的希望完全寄託到國民黨身上，給他們完全執政的大好良機。至今猶記2008年3月22日的晚上，馬蕭競選總部前聚集的群眾不乏大批年輕人，每個人以歡笑夾雜淚水，揮舞著手搖旗，迎接這場人心思變的勝利。這個畫面，與今年11月29日晚上柯文哲競選總部前的場景無比相似。而2016年極有可能登上大位的蔡英文，在九合一民進黨勝選記者會上的感言：「受鼓勵而不自滿，要感謝而不鬆懈」，也與2008年馬英九當選感言：「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如出一轍。

現在看來，民進黨正在走國民黨的老路，從廢墟中再次攀向顛峰，2016年不無可能完全執政。從新世紀伊始，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建立在藍綠兩黨的大起大落，與其說「改變」與「希望」不斷落空，不如說「政黨輪替」只是個舶來的美麗神話。

台灣的民主體制已經進入了惡性循環，這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大勝，主要來自於原有部分藍營選民的流轉，所謂「689的覺醒」與「超越藍綠」都是假象，藍綠的二元框架仍在，問題只在於誰大誰小。藍綠的大起大落，台灣選民的幻起幻滅，完全揭露了台灣民主體制與社會性質的最大缺陷，就是戰後台灣做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執政者都必須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政黨輪替」的潛台詞是藍綠兩黨分別輪流執政8年，如此方能確保藍綠兩黨永遠安份自甘美國的附庸。台灣穩定的政黨輪替，保障了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無怪乎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要如此高度讚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這次選舉結果號稱推倒了藍綠高牆，但問題在於這道牆何曾築起來過？過去廣泛為人議論的「藍綠惡鬥」，並非因為藍綠太不一樣，而是因為他們實在太一樣，彼此所爭奪的只是各自的政黨利益。當海峽彼岸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對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而便暴露了藍綠兩黨之間更為可觀的同質性──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本質都是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下的產物。「超越藍綠」旋風式的出現，不過也是在印證過去的藍綠對立、政黨輪替都只是一種表象，無法抹滅他們本質上的高度雷同，從而塑造出柯文哲的「白色奇蹟」。

2014年底的這場選戰，基本上延續了三月太陽花以來的社會氛圍，不只是用選票教訓國民黨，同時更是對於兩岸關係改善後的焦慮式反撲，顯見固有的社會性質不變，那麼根植於此的反共反中舊思維只會不斷在發酵。歡欣鼓舞地慶祝推倒「藍綠高牆」之餘，期盼好不容易打開的兩岸關係大門千萬別又被重重的關上。

台灣民主：我們是民，他們是主

投票日馬上就要到了，台灣幾乎各大媒體都在報導大陸人如何「瘋」台灣的選舉，連馬英九在接見西方觀選團時，也不忘「驕傲」地說：「最近許多中國大陸觀光客訪台，最喜歡參訪競選活動，中國大陸沒有像台灣這樣熱烈的競選場面」。

馬英九對西方人士的表態，其實說明了兩岸關係、中國因素仍然是台灣這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關鍵變數。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近年來伴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來的，其實是兩岸經濟定位與角色的大幅度翻轉，台灣社會至今無法適應如此改變，只能將內部的種種矛盾與焦慮轉嫁到中國大陸，以及被台灣多數民眾所認定的大陸代言人──國民黨與馬英九的身上。

因為不斷抗拒兩岸關係的拉近，台灣就像一隻停在窗戶玻璃上的蒼蠅──看得到光明，卻沒有出路。廣大無法實際獲得兩岸「和平紅利」的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面對台灣內部發展的停滯，似乎「窮得只剩下選票」。從今年三月「太陽花」以來，台灣青年在島內不斷號召「公民覺醒」，以「超越藍綠」的形式在複製「藍綠鬥爭」的本質性老路，目的還是在於對抗中國大陸，沉浸在「太平洋的風」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裡。

最近馬英九援引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話，說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此前香港「佔中」要求「真普選」的運動沸沸揚揚，台灣民眾也自居「民主燈塔」來聲援香港「佔中」。一副港台結盟，加入西方「普世價值」陣營，共同對抗大陸的態勢。九合一選舉正是台灣「真普選」的檢驗，看看這座民主燈塔是否能將光芒照耀到神州大地，還是只是一團火所悶燒出來的光？

台灣的民主是移植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議式民主，在這套民主體制下的選舉有其嚴格的「篩選」關卡，諸如政黨內部的初選、提名，當然還包括一定財產的規定，若繳不出保證金，連參選的邊都摸不著。因此，說台灣的選舉是階級的競爭，或說國民黨代表台灣的右派、民進黨代表台灣的左派──這些都是笑話，聽聽就算了，因為台灣的選舉是資產階級的內部遊戲，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同一幫人輪流坐上衛冕者寶座。

就像這次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陣營及其支持者不斷指責連勝文是「權貴」，彷彿柯文哲的當選就是打倒了權貴、平民獲勝。但被隱沒、被忽略的是，自日據時代至今，「醫師」一直是台灣社會結構中的精英階級，長年以來「醫師」與「律師」始終是台灣政界的一方之霸。以此次選舉來說，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台南市長候選人賴清德（現任）、嘉義市長候選人涂醒哲，他們都是醫師出身，而且親綠、親台獨。（有人說柯文哲代表的是「超越藍綠」的新希望，但不要忘記，他最重要的幕僚張景森，是陳水扁與蔡英文的人馬，就這點來說，柯文哲不只是墨綠，更是深綠。）柯文哲自己也說過：「第一流的人才讀醫學院，二流的讀工學院，三流的商學院，讀法和農的佔第四第五，文學院差不多第六流的，藝術的根本不入流了」，顯示他「平民」包裝之下的精英式思維。有人評論「柯連」之爭表示台北市民很「可憐」，確實如此，「權貴」打「菁英」──狗咬狗，一嘴毛。

有人說台灣人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才實現真正的民主，這話雖是玩笑話，卻也道出台灣民主的困境與悲哀，選前候選人不斷拜託民眾，而選後則是民眾要拜託當選人，「我們是民，他們是主」，也就是王紹光教授說的「選主」的真實寫照。這次台灣的選舉看起來非常熱鬧，但實質上無比空洞，候選人不需要比政見，不需要端出牛肉來吸引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只要把文宣做得很「文青」，口號喊得很動人──如一位候選人的文宣上只有自己的照片與「魄力」兩個字，另一位候選人的口號是「孩子是我們的希望」，又一位候選人的廣告把自己打扮為「江南大叔」──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台灣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候選人的傲慢，突顯出了台灣民主的特色。花蓮縣現任縣長傅崑萁欲尋求連任，而他的妻子徐榛蔚同時登記參選縣長，兩人聯合競選、共同設立競選總部，其原因據傳是傅崑萁官司纏身，所以其妻子也投入選戰「買保險」，確保他們家族的政治利益得以延續。類似的狀況在全島屢見不鮮，許多涉入貪腐弊案官司的政客都投入選戰，以「參選到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台灣正積極地向大陸與香港推銷、輸出自己的「民主套餐」，而上述的「奇景」當然都是這個套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台灣「真普選」的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楊光斌教授最近推出新書《讓民主歸位》，其中有一篇寫於台灣三月「太陽花」期間的短文〈台灣民主是怎麼玩砸的〉，他如此評價台灣當前的民主發展：「走到今天，台灣民主已經千瘡百孔，已經被搞砸了」，「就是在這樣一浪又一浪的蹂躪中，一輪又一輪踐踏中，台灣民主即使不死，也已經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若是傳到島內，台灣民眾肯定不服氣，甚至認為大陸學者在抹黑、詆毀、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但無法否定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台灣改採行的西方代議式民主，已經讓自身的政治發展走向難以回頭的惡性循環。馬英九執政末期，人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不信任度降到低點，而民眾在看不到前景與出路的狀況下，只能將所有的矛盾與問題歸罪到馬英九與國民黨身上，甚至外部化到中國大陸上，這與當年陳水扁執政末期的窘境非常類似。

不久前，台灣教育部擬從明年開始將中小學生的暑假縮短為三週，消息一出，網路上出現一張照片，是一位小學生手持寫著「馬英九去呷賽（註：「吃屎」的閩南語發音）啦，還我暑假來」的海報表達他的不滿。許多人盛讚這位小學生的智慧，認為他小小年紀就知道台灣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馬英九身上。其實情況恰恰相反，不是這位小學生智慧過人，而是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這樣的問題在三月「太陽花」之後更為明顯，認為只要打倒馬英九、打倒國民黨、打倒中國大陸，台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能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所以，與馬英九、國民黨相關的人事物也都必須是打倒的對象，現在台灣網絡世界一面倒的言語「霸凌」、肉麻當有趣的「惡搞」（比如把連勝文妻子蔡依珊的照片與日本A片合成在一起），就是這種氛圍的產物，讓人摸不著頭緒這到底是一場市長選舉，還是一場毀滅人格大作戰。

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網路圖片）

台灣青年認為台灣的問題在於不夠民主，並且上綱到要防止獨裁再現、防止中國大陸來「玷污」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伴隨這種認知而來的，是台灣社會不斷蔓延的「排他主義」，三月「太陽花」最大的效應，就是讓台灣青年勇於、樂於表態，而這種奠基在「政治正確」之上的表態，目的是在於排斥其他人的認同、想法與意見，例如將認同中國大陸、支持「服貿協議」、支持連勝文的人統統設定為敵人。台灣青年群體間所興起的這股「排他」風潮，就如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在〈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一文中所分析的：「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話說回來，台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夠民主」，而是這套民主制度是外來的且在西方勢力規劃下所誕生的「鳥籠民主」，它的遊戲規則已經被制定好，能加入遊戲的參與者只能是西方所認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台灣內部的紛紛擾擾：省籍、藍綠、統獨……都是消耗台灣發展的假議題，讓台灣人民深陷其中，眼光只能限縮在茶壺內的風暴，而外在世界的變動，像是世界與亞洲新秩序的重整、正在進行中的「美國之春」，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因為台灣體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此面向的意義來說，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對香港佔中青年的評價「他們不是激進而是保守」，對台灣也是一體適用的。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11-29）

面對災難，不能只是「天佑台灣」

甲午年開年至今，一連串悲傷的消息讓人感到窒息──馬航MH370班機失蹤、韓國歲月號渡輪沉沒、馬航MH17班機遭擊落、復興航空澎湖墜機、高雄氣爆、新店氣爆。有人企圖為這些孤立事件尋找其中的關聯性，給出的答案是：甲午年天災人禍多。

中國傳統的歲次似乎成為了替罪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人的角色隱沒退位，秦漢之際的讖緯之學與天人相應學說再度盛行於當代，所以每當災難發生，政府、媒體與社會人人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天佑台灣。「天佑台灣」的大行其道，其實完全暴露當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的治理困境，正因為人無作為，從而只能呼天搶地祈求「天靈靈，地靈靈」。如同2005年卡崔娜颶風嚴重破壞了紐奧良地區，因為美國政府失能、救災不力，美國人民也只能寄希望於「天佑美國」。

今年5月曾到韓國首爾參加研討會，幾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韓國民眾組織街頭遊行，要韓國總統朴槿惠為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下台。如此訴求在台灣似乎經常耳聞，例如高雄氣爆之後，8月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常會，會議定調「馬政府必須為此次氣爆意外負起全盤責任，不該再推卸給地方承擔」。

韓國左派勞動者會認為，歲月號沉船最大元兇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圖為首爾民眾在首爾市政府前排隊哀悼歲月號死難同胞。

韓台兩地災難之後都有要求領導人下台的聲浪，但在性質上卻差別極大，台灣政客把藍綠鬥爭擺到救災之前，而韓國民間的反省力卻值得我們加以反思。在首爾期間，我們拜訪了韓國左派勞動者會，團體代表告訴我們歲月號沉船悲劇最大的元兇其實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其一，韓國政府將渡輪船齡限制從20年放寬到30年；其二，死難船員多數是打工者，薪資非常低；其三，政府安全管理與檢查不力，災難發生後僅允許與船公司簽約發包的單位進入現場救災；其四，政府放任船公司經營者非法掏空資本。

在此視野之下，災難背後的人為輪廓便顯得更為清晰可見。將目光拉回台灣，澎湖復興空難發生之後，究責的焦點多數集中到颱風及其造成的影響，而更為關鍵的因素卻被視而不見。這次復興航空墜毀的機型是法國與義大利合資製造的ATR72，此機型自1989年投入商業運行之後，在國際間事故頻傳，例如2013年同機型在寮國永珍起飛後即墜入湄公河，機上44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中國大陸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曾運營5架ATR72-210型客機，但早在2011年即已全部淘汰退役。

民用航空飛機由於成本極高，航空公司對於旗下所購入的飛機都會要求發揮其最大運行效益，每次飛行之後只有短暫的加油檢修時間，隨即又再投入下一次的飛行，因此飛機的安全管理極為嚴格。此次復興墜毀的機型，安全紀錄並不佳，但台灣政府卻仍舊放任航空公司使用該機型，未加以檢討，與資本家形成共犯結構，難保災難再次發生。台灣社會對於空難的責任追究，往往集中在氣候不佳、飛機駕駛、機場管制、中央─地方首長、軍方之間的無限循環，而資本家帶著一抹微笑巧妙的從此究責循環中全身而退。

高雄氣爆問題的癥結亦在如此。花媽陳菊鞠躬道歉、鄭重宣示管線不再回填，又或是經濟部長下台走人，都只是曇花一現的政治花邊。何以我們不曾追問高雄做為一個石化重鎮，難道沒人知道深埋在底下的管線層疊交縱，如果知道，又何以放任地下世界盤根錯節的無限蔓延？

話說回來，存在於偶然孤立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並非來自於天命，而是現實的結構與條件加以決定的。從重大災難所反映出來根源於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失序與失能，無法用天有異象一語帶過，因此出自於素樸情感的「天佑台灣」絕非解藥。必須深知，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橫掃全球至今，早已與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結為命運共同體，其弊病癥結在於資產階級綁架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服務於資產階級，互相擦脂抹粉，兩個階級合流共生的結果就是不斷的政策鬆綁與去管制化，人民原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削弱，而治理權力則不斷被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尤其台灣的掌權菁英，無一不是在西方世界喝過洋墨水的學術買辦，在他們的眼中，除了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天佑台灣」，不如先幫這個權力結構卸卸妝。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

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隅小島；就歷史發展的洪流而言，自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伊始，台灣無疑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台灣問題影響著中國道路，而中國的發展同時影響著台灣的走向。

甲午戰爭揭開了日帝鐵蹄侵華、殖民台灣的序幕。戰後，毛澤東曾對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他也曾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甲午戰爭讓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深深體會到「落後就要挨打」，從而團結一致英勇抗戰。甲午戰敗的慘痛教訓，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另一方面卻也奠定了日後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復興的基礎，「落後」與「復興」是一體兩面、辯證動態地發展著。

甲午戰爭以降的120年歷史，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在歷史命運上的緊密相連、共同脈動。台灣人民50年血淚抗日，與大陸人民共同迎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只讓甫脫離日帝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感同身受，更是本省青年熱衷學習國語的難得材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本省青年對「白色祖國」之望，繼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到1949年台灣人親歷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然介入中國內戰，致使兩岸分裂至今，也開啟台灣島內對認同新中國的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政治撲殺。由此來看，難解的「台灣問題」濫觴於120年前的甲午戰爭，至今成為中華民族自救運動最後一道且必須克服的關卡。

換個角度從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包括甲午戰敗、馬關割台在內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痛經驗，正是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根據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在日帝殖民台灣之前，晚清劉銘傳治理台灣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此時的日本則處心積慮「脫亞入歐」，其發展模式被日本著名殖民地史學者矢內原忠雄稱之為早熟、後進的資本主義，從而一步步轉變為給亞洲帶來巨大災難的軍國主義。日帝在台灣的建設完全是從屬於日本的軍需產業，劉進慶對此評價為「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現代化之路，首要任務即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枷鎖，追求最終的人民解放與民族獨立。中國後來所走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有台灣人民參與，象徵著中國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脈絡的發展道路。

經過了120年，世界格局劇變，中日兩國的實力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折，但兩甲子以前的甲午戰爭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鑑，台灣問題在根本上就是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競合。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必然要解決的歷史難題。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台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台灣人民無法自外，我們同樣是中國道路的主人，如何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發揮主動權，這是歷史留給台灣的考驗。

（本文原載《觀察》第13期，2014年9月號；見刊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一部長之下台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網路圖片）

最近兩岸學術界都起了波瀾。北京大學校方打算設立「燕京學堂」，招收海內外學生修習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全英語授課，還打算將歷史悠久的「靜園」做為外國學生宿舍，從而引發北大師生、校友的高度反彈。相關的爭論已經把層次拉高到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學」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全盤移植，也有兩位英語造詣極高的學者批判北大是對「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一海之隔的台灣，則是教育部長因論文「掛名」風波而下台，矛頭都集中針對蔣偉寧個人的操守，當然其中夾雜更多的是對於國民黨官員的反感與不信任，走不出台灣政治藍綠對立的框架。某位剛升等副教授的學者，他對此事的批評僅止於部長下台的空窗期害他拿不到副教授證書，「無比荒唐」。

老實說，部長下台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目前看來只滿足了反馬與反國民黨人士，而對於「掛名」風波所揭露台灣學術界的積弊陋習毫無撼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學者經過苦心研究結晶而成的論文卻需要掛上別人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看似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回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本質，才能為當代台灣學術界「正本清源」。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除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高度附庸於美國之外，美國也通過美新處、高額獎學金等機制與手段，吸納台灣本地人才，使其視美國為學術研究最高殿堂，遂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的誕生與流傳。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子自美國學成返鄉，喝了可樂再也無法回頭喝白開水，將西方的學術及研究方法全盤複製回來，不只是使台灣淪為學術殖民地，同時也掏空原有的文化根基，將思想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拱手讓人。

這些自美國返台的學術精英，把持了台灣人才的養成系統，為了讓台灣學術研究與美國「接軌」，以商業管理邏輯取代高等教育應有的人文素養，不惜自我殖民，將美國學術文獻資料庫SCI、SSCI奉為圭臬，致使學術人才拚命發表英文論文，就算是中文寫作，內容也充斥著西方思維。同時，為了爭取進入以西方學界為主的高校排行榜，紛紛出台「頂尖」、「卓越」、「百大」等計畫，大量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不分良窳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完全喪失高等教育應有的高度與氣度。

在此導向之下，就算台灣學者能夠熟稔地運用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卻使得學術研究走向過度的專業化、零碎化與刁鑽化，重量不重質，研究成果追求輕、薄、短、小、快，完全與本土社會脫節，學術研究無法回饋於社會，成為象牙塔內學者所壟斷的知識特權。以政治學界為例，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主流跟風於西方，西方熱衷於半總統制的研究，台灣學界就投入半總統制研究，以西方的研究途徑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議題。兩岸關係的研究亦是如此，大量西方理論與數學模型，取代了兩岸之間的歷史、思想、文化與法理，無怪乎台灣問題更加難解。

台灣學術實質上是服務於西方學界，此即陳映真所批判的「台灣美國化改造」，形成對美國的屈服構造。陳映真指出，包括英語使用在內的「屈服機制」，「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被改造為「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最終「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一百餘年來，兩岸的高等教育雖歷經變革卻殊途同歸，大學校園淪為留學補習班：「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繼續留學」。

蔣偉寧下台了又如何，我們的學術與思想仍服膺於「唯美主義」，喪失更高層次的文化與文明戰略──借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終究只是「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

為什麼要聲援加薩

「受夠了！這不僅是一場以巴衝突，還是一場向兒童宣戰的戰爭，全球均應感到羞恥。」香港著名戰地記者張翠容在以色列攻擊加薩進入第三周之際，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7月8日迄今，以色列對加薩進行瘋狂攻擊，使用了貧鈾彈、白磷彈、高密度惰性金屬炸彈（DIME）等武器，坦克車砲管對準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不斷發射內含5,000枚刀片的集束箭型彈，到7月底為止，加薩地區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餘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兒童──這不是戰爭，而是侵略與屠殺！

自2006年以來，加薩已經被以色列封鎖長達8年之久，其間加薩數度遭到以色列慘絕人寰的屠殺攻擊，在國際上引起大規模的關注與聲援。在「國際化」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加薩的慘劇被輕描淡寫，彷彿這個世界一片安詳。

就在世界各地人民不斷發起聲援加薩行動之際，長期關注並聲援加薩巴勒斯坦人的台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等幾個團體，7月16日號召群眾前往以色列在台辦事處抗議；28日再到AIT台北辦事處前抗議，譴責美國軍援以色列攻擊加薩。一如以往，這次行動得到的嘲諷比在媒體的曝光率還要多，有的人說「等中國來轟炸台灣再出來抗議」、「難道要讓恐怖份子來台灣」，更多的則是冷漠──「這件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台灣人的態度並不難理解。我出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印象中在求學的階段，以色列一直被塑造為台灣的盟邦友國。極有可能在2016年取得大位的民進黨魁蔡英文，2013年曾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她說以色列是「以智慧超越限制」的國家，並高度讚揚以色列：「我看到的，是一個在敵意與匱乏中求生存的國家。她有一種為了理念、權利、生存而爭鬥不懈的強烈意志，她的作為引起很多爭議與批評，也未必全屬合理，但她爭鬥得理直氣壯，而且這個爭鬥絕對不會終止。」蔡英文的文章，反映了台灣人對於以色列的普遍印象。

在這一次的攻擊中，台灣的媒體只會援引西方世界的新聞報導，立場上當然站到了以色列這一邊。報導的內容不忘替巴勒斯坦哈瑪斯加上「好戰份子」、「激進組織」，關心的是以色列陣亡幾名「精兵」，而不屑一顧加薩數以千計無辜犧牲的生命。

資訊流通看似自由暢通，但我們所接受的卻是經過剪裁、充滿偏見的訊息。我們從懂事以來，就被灌輸中國大陸等於邪惡野蠻，一如巴勒斯坦被塑造為激進好戰，至於深埋在這些負面形象背後更為醜陋的真實面卻難以被揭露，因為我們只願意聽童話故事。

以色列每年接受美國高達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因此單譴責以色列是不夠的，每當巴以衝突再起，美國便惺惺作態出面「斡旋」，並無法洗掉沾滿美國雙手的血腥味。回過頭來看我們所處的兩岸，台灣問題之所以難解，正是因為1950年美國趁著韓戰之機公然介入中國內戰，此後大規模給予台灣政治、經濟、軍事的「援助」，全面移植文化、思想與人才，將台灣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1979年推出《台灣關係法》，強化美台之間的軍事同盟，將台灣打造為美國在東亞堅強的戰略前哨基地。

此次以色列對加薩發起攻擊，其口實是今年6月3名以色列少年被綁架殺害，讓人不禁聯想到77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也是以士兵失蹤為由發起全面侵華。以色列膽敢如此肆無忌憚、慘無人道地攻擊加薩，正是因為其背後有美國撐腰。而日本至今仍未記取戰敗教訓，右翼政權參拜靖國神社、非法「國有化」釣魚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分化兩岸、破壞東亞區域的穩定和平，其根本原因正如同日本研究權威許介鱗教授所言：「日本依然是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附庸』，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顆棋子」。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與日本都以「自衛」之名，行擴張之實。

勞動黨祕書長唐曙2009年寫下一首名為《GAZA！GAZA！》的詩作，其中有一段是：｢不准我們抵抗／不准我們逃亡／不准我們和平／不准我們投降／加薩啊！加薩！／只在我淚眼抵抗裡的家鄉！｣遠在台灣的我們為什麼應該要聲援加薩？因為巴以問題所考驗的不只是做為人的正義、道德、良心與勇氣，同時也折射出綁架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兩岸問題更是無法自外其中，警惕著台灣島上的人們：加薩的苦難萬千倍於我們，但處境卻極其相似！

（本文原載《觀察》第12期，2014年8月號）

從歡迎張志軍訪台談兩岸關係（另題：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

國航CA185航班在6月25日上午11時30分降落台灣桃園機場，做為1949年兩岸分裂之後首位踏上寶島土地的大陸對台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步出機艙的那一刻，中國兩岸足足等了65年。這一步雖無2005年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訪問北京、象徵國共融冰那般意義重大，卻也代表著兩岸之間官方接觸的檯面化、正常化、制度化與常態化，確實是值得歷史記上一筆的里程碑。

「反中」浪頭上訪台

張志軍此刻訪台，正是在台灣社會「反中」的浪頭上。「反服貿」、「李安不是中國導演」（安吉麗娜．朱莉在上海的發言）、「等你們（筆者按：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台灣藝人陳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的發言）、藍綠政客共同表態「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回應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的說法）以及「國立」風波的一連串事件，都反映了兩岸雖然交流更加密切，但台灣對大陸的反感與不信任度卻攀升到歷史新高；其中對於國民黨馬英九的不滿，也被轉移到大陸的身上。

張志軍來台前夕，因「反服貿」而被當成「神」、躋身為「英雄」之列的林飛帆與陳為廷，發起向張志軍「舉紅牌」、拒絕「張王會」的串連行動。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台灣客社」幾個台獨社團也動員群眾準備到機場抗議張志軍來訪。

「反服貿」以來瀰漫在島內的反中排外氛圍，讓許多人選擇沉默噤聲。有鑑於此，嫁來台灣的大陸配偶，以及台灣幾個愛國團體，包括：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甫成立的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24日下午決定緊急動員，隔天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主任。動員消息發佈出去之後，獲得陸配姊妹熱烈迴響，紛紛報名歡迎從娘家遠道而來的訪客張主任。

由大陸配偶組成的「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與「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號召成員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來訪（張方遠攝）

26日上午10時30分，包括陸配姊妹，以及許多本省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勞工、青年學生約100餘人，聚集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接機大廳，拉起三幅大型紅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娘家來的人──張志軍主任」、「兩岸一家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訪台」、「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並且不斷高喊著前一天大家共同設計的口號：「兩岸一家親，歡迎張志軍」、「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與「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等。

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歡迎張志軍的群眾（張方遠攝）

相較於台獨派的抗議群眾，歡迎陣營是較早到達機場並組織好隊伍的，早就守在接機大廳的島內外媒體當然不會錯過歡迎的陣容，現場連線轉播歡迎畫面。最早發稿的應該是台灣《蘋果日報》，大約上午11時就在網站上發出幾個團體在機場歡迎張志軍的消息，但報導底下將近150則的網友留言則是罵聲與質疑聲一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各不隸屬！我不是中國人！」、「去死！」、「誰跟你一家親？喜歡對岸，游回去啊！」、「直接移民去中國不是更親？」、「我誠心疑惑支持張志軍來台的人是哪來的？」、「兩岸一家親！有人很喜歡被飛彈親」、「誰要跟你一家親啊～什麼毛病」、「我真的不懂……這麼愛中共！為何不要搬去那住啊！浪費時間在台灣不是很可惜」、「這些人長的根本不像台灣人阿」等等。

有歡迎當然也有抗議，由陳水扁時期「國史館「館長張炎憲領軍，獨派群眾趕達接機大廳，拉起橫幅「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但人數寥寥無幾。此後，早已變質為反中反共反華的「法輪功」也來到現場，拉起布條寫著「法輪大法好」，散發「六四大屠殺」、「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鼓吹大陸人民「退黨、團、隊」的文宣。（活動過後，法輪功人士見歡迎隊伍中為數不少的大陸配偶，直接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拿著各色照片文宣向陸配姊妹「宣揚」中共「暴政」。）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張方遠攝）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張方遠攝）

現場齊唱《我們是一家人》

上午11時左右，現場各路群眾愈來愈多，警方以封鎖線與人牆的方式將歡迎與抗議兩陣營隔開。不久之後，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獨派政黨「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率眾到達現場，一行人浩浩蕩蕩，舉著各種標語：「張志軍滾回中國」、「反服貿救台灣」、「統戰匪軍，滾回中國」、「台灣前途台灣人決定」、「保護台灣民主」等，以麥克風高喊「驅逐張志軍」。帶隊的人主要是今年底參選市議員的年輕候選人，身上穿著競選背心，他們成功製造與警方「衝突」，把現場所有鎂光燈都吸引過去。

為了反制獨派，歡迎陣容則相應地喊出「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反對台獨暴力」、「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等口號。

11時30分當機場屏幕顯示CA185航班已經抵達，現場氣氛更是高漲。陸配姊妹不斷搖旗、鼓掌、喊口號，洋溢著思鄉而來的歡迎之情，與同在現場接機的許多愛國群眾自然熱情地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你的家鄉在海的那一邊，我的家鄉在海的這一邊，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也唱起郭蘭英原唱的《我的祖國》：「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

現場歡迎群眾愈聚愈多，不同的團體各自拉著歡迎布條，一向被視為鐵桿深綠的南部地方里長也組織前來歡迎，島內各地的宮廟管委會帶領信眾出現在歡迎隊伍之中，甚至有團體請來舞獅在機場迎接張志軍主任。就此來看，2008年之後大陸對台通過各種交流與政策，對於島內各地方基層組織還是發揮了相當的作用，比如張志軍在台訪問期間，時常可見到地方里長帶著里民出面迎接。不過，這股歡迎的熱情，是否能經過時間考驗，最終轉化為支持兩岸統一的動能，尚無法妄下論斷，還須進一步觀察。

「反服貿」學生領袖串聯抗議

除了機場之外，另外一個戰場是機場旁的諾富特酒店──張、王在台首會的地點。警方當然早在酒店外圍拉起一道封鎖線，但仍然聚集了大批法輪功信徒。而林飛帆與陳為廷所領導的「島國前進」也帶領40-50位青年圍坐在酒店之外，他們穿著寫有「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字樣的黑色T-shirt，手上舉著紅牌、「台灣前途自己決定」、「拒絕假交流之形行統戰之實」等標語。林、陳二人企圖號召群眾衝進酒店，與現場警察發生衝突。

由林、陳二人所帶領的抗議青年，是經歷從2008年反陳雲林訪台而起的「野草莓學運」，到2012年以「反媒體壟斷」為名、以「反旺中」為對象的「反中」運動，再到今年「反服貿」所鍛鍊出的青年生力軍，未來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這批青年將無役不與，影響、召喚更多因恐共反中、對前途感到憂慮茫然的青年投入，將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大的隱憂。

「張王會」在諾富特酒店進行之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與「民主斗陣」的成員於24日晚間先行入住酒店，準備近距離抗議「張王會」。但他們因違反酒店管理規定，遭酒店人員破門而入，這段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Facebook等社群網站也不斷被轉貼，成為「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聯手「獨裁」中共打壓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鐵證」。台灣某著名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即「中國研究」）看了這段視頻而發出「感嘆」：「為什麼每次中國官員來，馬政府就要把人權標準自動向中國看齊呢？」台灣網友更是罵聲一片，有的稱現在回到「戒嚴時期」，有的則稱是「暴力治國」、「中國人當道」。

「馬英九＝中國國民黨＝中共＝獨裁＝暴力」的論述邏輯在台灣社會甚為普及，特別是在青年群體，更是認為中國大陸將與馬英九合作，以暴力的方式強行統一，破壞台灣民主、踐踏台灣人權、傷害普世價值。「反服貿」運動以來，「暴力」的標籤已經根深柢固地被貼在馬英九（以及被認為是幕後黑手的中國大陸）的身上。事實上，當「反服貿」運動喊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口號之時，已經說明了接下來一系列的反對運動在根本上價值顛倒。既然把「革命」一詞喊得震天價響，就應該要清楚地認知到以警察、軍隊為代表的國家暴力機器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體制與民族國家的本質之一。台灣人支持美國以「反恐」為名的「國安」與「維安」制度，也支持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以及對當地居民的「破門而入」（當然無視於美國以「無人機」傷害平民），這一切都因「普世價值」的得到合理化。再換個場景，如果今天是美國高級官員訪台，任何程度與一切手段的「維安」，同樣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裡必須説是，兩岸之間的隔絕對立超過一甲子，當前任何人事物的往來不過都是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小步，不該被過度解讀，更不該以雙重標準對待。

馬英九的政策疏忽

在張志軍訪台之前，台灣社會並未特別關注此事，前些日子反而是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外交」風波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最近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包括眾所周知的「翠玉白菜」）到日本展出，由於日方部份文宣品與門票未在「故宮博物院」前面加上「國立」兩字，引發馬政府強烈不滿，取消馬英九夫人周美青訪日行程，也揚言以翠玉白菜「不開箱」的手段來表達抗議，最終迫使日方讓步，全面更新文宣品，台日繼續「一家親」。

馬政府罕見對日本態度強硬，想借此機會洗刷其「親中賣台」的罵名，展現他捍衛「國格」、「主權」與「尊嚴」的魄力。但馬政府此舉並未得到社會的領情，關心此事的青年把錯都歸咎到馬英九的身上，認為馬政府沒事挑事、破壞台日情誼，推論到最後，凡事都因為台灣不是「正常國家」。

馬英九忘了一件事，所謂的「國格」、「主權」與「尊嚴」對台灣社會而言，只有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才會被想起來，從而搖旗吶喊，其餘面對美國日本的時候，這些東西是被棄若敝屣的。當然，這個風波也反映出完全移植當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台灣，已經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在領導人任期屆滿之前就提早「跛鴨」、信任崩盤，陳水扁到馬英九都逃不過這個惡性循環，就算現在台灣「立法院」最大黨還是國民黨，也難以修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猜忌、對立與衝突。問題在於，台灣社會卻又死守積弊叢生的政治體制，一方面認為是在堅守「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認為這個體制是對抗「獨裁中國」的最佳武器。說穿了，台灣社會的這種矛盾，正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國看守之下所發展起來、藍綠領導人都是美國在台代理人所造成的困境。

張志軍接地氣訪台，推動兩岸發展

回過頭來看張志軍一行為何選在台灣社會「反中」情緒高漲的時間點入島？表面上，這趟行程是基於今年2月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訪問大陸後的禮貌性「回訪」。事實上，經過「反服貿」運動的動盪與震撼，做為大陸最重要對台工作機構的負責人，張志軍更有必要直接入台、面對基層、接上地氣，以實際的接觸檢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成效，實際評估「反服貿」運動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程度，實際感受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對大陸的愛恨情仇，這些都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大陸政府不得不直面的尖銳課題。另一方面，在馬政府兩岸政策停滯在「只經不政」、「只易不難」的階段，提高兩岸政治互信、建立兩岸制度性往來（小至互設辦事處，大至兩岸領導人的見面，再大至《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與落實），都是兩岸關係刻不容緩的議程。

張志軍主任在台灣四天三夜的行程，會見各階層代表，一路上也會看到各種歡迎與抗議，世情冷暖張主任必然感受極深，進一步體會到台灣人民對大陸情感的複雜性。他以雙眼、雙耳、雙手與雙腳體會真實的台灣，對兩岸關係絕對是好事一樁。

張志軍訪台，對台灣朝野藍綠各有衝擊，卻也代表著轉機。對執政的國民黨來說，通過這次機會向島內民眾展現他們敢於在大陸面前「捍衛主體性」，例如張志軍與王郁琦會面時互稱「官銜」；馬英九在不同場合說大陸對台的立場「對台灣是無法接受的」，也說「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雖已正式訪問，並都稱對方官銜，但中共對台軍事部署至今沒變，『國軍』建軍備戰工作不能有絲毫懈怠」。面對中國大陸，國民黨擺足架子，仍然放不下無形之中的對立情緒。

對準備攻取2016年大位的民進黨而言，在不放棄「台獨黨綱」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也深刻體會到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已經回到大陸的手上，堅持「台獨」就是窮途末路，因此沒有大規模動員反對張志軍訪台，而27日張志軍與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見面據報導相談甚歡。（在「反服貿」運動期間，陳菊是少數敢冒大不韙而說出：「若符合程序正義，對台灣有利且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我支持服貿！」的綠營政治人物）。民進黨正處於兩岸政策（黨內稱為「中國政策」）轉型之痛，不只有國民黨的威脅，還要顧及黨內深綠台獨支持者，以及美國日本等強權的壓力，蔡英文所謂的「最後一哩路」恐怕還要走很久。

「兩岸關係」可以分為「小兩岸」與「大兩岸」，前者是台灣海峽兩側的大陸與台灣，後者則是太平洋兩端的中國與美國。局勢已經愈來愈明顯，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受制於中美之間的「大兩岸關係」。就在張志軍訪台期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接受雜誌專訪時露骨地表達：「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她「提醒」台灣：「與中國相處時，要小心、精明一點！」 希拉里對台灣的「告白」，讓許多台灣人感到無比溫暖，認為這是來自美國友人的「善意忠告」。兩岸的問題看來複雜難解，島內高昂的「反中」情緒看來怵目驚心，但其實本質上就是中國力量與美國力量在島內的拉扯對決，美國正通過長年精心栽培的親美政界與學界菁英，力保他們在遠東的戰略前哨，而走在復興之路的中國大陸也自信積極地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其宏文〈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開篇即提及：「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思想事件；不僅涉及到統一與分裂的內政問題和中國崛起與世界格局的國際問題，也涉及到中華文明能否在未來復興的人類前途問題。這其實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因此思考台灣問題首先要從思考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入手。」強世功教授精準地闡釋了兩岸問題之於大陸同時也之於台灣的意義。近代中國歷史可以說是兩條道路之爭，根源於過去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兩岸分斷，同樣是兩條道路的競合。現在已經到了兩條道路的決戰階段，台灣社會激烈的「反中」，其實是在保護美國自韓戰之後在台灣所布置的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外頭包裝為「普世價值」），政治力所操弄出來的「台灣主體性」、「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是維護美國戰略利益的一體兩面。

台灣最終走向何方，最終取決於兩條道路的競爭結果，張志軍訪台只是一個開端，這四天三夜的台灣之行，也應該放在這個層次來思考才有意義。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6-27；刊出題目為〈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小標為標輯所加，內文亦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捷運事件突顯的社會難題

就在馬英九以「傾聽青年、實現世代正義」為題發表五二○就職六周年演說的隔天，台北捷運就發生了令人遺憾的大學青年砍殺事件。這個震驚社會的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思與檢討，媒體正以鋪天蓋地的爆炸資訊來干預獨立思考，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在Facebook等網路新媒體抒發一己之見，而青年以新媒體渠道介入社會的模式自反服貿運動之後愈趨成熟。

有一則新聞報導雖未被廣泛注意，卻是台灣社會見微知著的註腳。捷運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幾位乘客看到地面的血跡而驚慌地詢問記者：「好可怕，會不會是中國人砍的？」「請問發生什麼事？是不是大陸人做的？」這則報導讓我想起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劉廣定2011年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提到，他接觸的很多學生認為全世界的壞事都是中國幹的。

這種中國盡是壞人做壞事的心態，在台灣社會普遍而微妙的不斷發酵著，反服貿運動扮演的是加快過程的催化劑角色。類似的心態在西方世界並不罕見，社會上比較嚴重的治安案件，民眾很容易就把穆斯林擴大聯想為嫌疑犯，將穆斯林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例如5月21日，美國右翼組織「恐怖主義調查規劃」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刊登以「我們還在這裡、還有自由，但能持續多久？」為題的文宣，內文即指責伊斯蘭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他們認為伊斯蘭破壞了美國價值觀中的「神聖言論自由」。

類似的心態長年寄生在台灣的社會結構裡，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把責任推到台灣島之外，也就是內部問題「外部化」，而通常千夫所指的對象就是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最近前行政院長陳冲的一番話成為眾矢之的，他說台灣年輕人對大陸感到不安，是因為年輕人都看童話故事長大，而童話故事裡「大」常與邪惡掛勾，因此台灣「龐大的鄰居」中國大陸自然讓人感到不安。陳冲的解讀其實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或者是他根本沒感知到問題核心。台灣對大陸的不安並非因為它的大（美國國土面積僅次於大陸，世界排名第四，台灣人卻「深愛」著如此幅原廣闊的國家），這種恐懼、不安與排斥也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長年被建構出來的結果。

過去反共國安體制的時代，一切不合理的事只要掛勾上「共匪」就能被合理化，一旦有人清醒地察覺到這種荒謬，起身抵抗，就得面對遭到肅清的危險。到了解嚴之後的「民主化」時代，政治上發動將兩岸塑造為「文明台灣」對決「野蠻中國」的態勢，李登輝簡單一句中共是「土匪」，或是一句「中共再大也沒有我老爸大」，提著一桶髒水往大陸身上潑去，順手關上了兩岸相互理解溝通的大門。

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之後，「請用文明說服我」的龍應台當上文化部長，社會上滿布著街談巷語，有人說台灣的房價高是因為陸客來炒房，有人說台灣的離婚率居於亞洲榜首是因為陸配太多，有人說台灣高等教育環境惡劣是因為陸生排擠了本地學生的資源（甚至還造謠陸生已加入健保，也有人謊稱所有陸生每個月都領有台灣政府三萬元以上的補助），有人說不想統一是因為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總而言之，政治模仿節目的那句台詞「這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雖是惡搞，卻也是最直白的詮釋。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捷運砍殺事件，許多人正急切地在為鄭捷本人或這個事件找尋合情合理的解讀，甚至有人搬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湯英伸事件」加以套用類比。這些五花八門的解釋，在根本上也是拒絕反省，看起來是在介入社會，其實是把社會推得更遠。就像前陣子的反服貿運動，用「國家安全」一頂大帽子就禁斷了理性思考與對話；又像是砍人這個舉動也是不願直面自身的問題，從而將種種的困境轉嫁到其他人身上的逃避。空洞蒼白的喊著「守護台灣」，只不過是在守著一座百病叢生的溫室。

我們需要的不是恐懼，不是相互取暖，更不是把問題外部化的推諉塞責。我們失去了直面問題、反躬自省的勇氣與能力，這是台灣社會不分世代共同的難解之題。

（本文原載《觀察》第10期，2014年6月號；內容見刊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反服貿之後，台灣留下了什麼

持續將近一個月的「反服貿運動」，4月10日晚間從立法院退場。學生領袖說這不是「退場」，而是「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也有學生代表發表〈台灣佔領了我們的心〉聲明，稱「這股能量遠遠還沒打算要撤退，還沒打算要結束」。當然，也有學生領袖遠赴美國，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以英語直接向美國社會傳達運動的過程與發展。

這朵「太陽花」被細心的呵護著，深怕它枯萎凋謝。中研院社會所、史語所與台史所三所所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這場運動的相關文物「既為眾多公民的創作，亦為全體社會追求民主的公共財」，以中研院的學術資源專案收藏運動的「文物」，「做為全體公民當代共同經驗及未來歷史記憶之憑藉」。無獨有偶，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明璁，也在網路發起連署，要求保留立院外牆黑色噴漆「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標語，他說：「這是重要的集體認同，也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集體認同」。

「太陽花」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當運動退場，也到了應該追問這場運動到底為台灣留下什麼的時機了。不可否認的是，這場運動有其多樣性，每個上街的青年素樸的動機同樣令人尊敬，但這場運動最終凝聚而散發出來的「共性」，卻掩蓋了運動之內的能動性與進步性。全球化、自由貿易、WTO，或是ECFA、服貿等根源的兩岸民族共同市場整合，又或是更為貪婪、侵略性更強、同時又具有軍事威脅性的TPP，在這場運動中不是被混為一談，就是被視而不見，「服貿」本身反而弔詭地隱沒在這場「反服貿」運動之中。

隨著運動發展過程逐漸吞噬差異性而形成的「共性」，表現出來的就是對內排斥意見相左的群體，只要不反服貿就可能被歸類為「賣台」的「匪」；另一方面，則是掀起新一波對中國大陸的敵視與仇恨，醜化中國及其任何象徵，同時也將異己斥為「中國人」，「支那賤畜」、「外來種滾」類似法西斯的語言在台灣社會再現，受到波及與排擠的還包括了陸生、陸客、陸配，當然還有台灣的統派。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是內部與兩岸之間的對立，瀰漫著一股以眾暴寡的霸凌氛圍，人與人的關係在這場運動中受到嚴重的撕裂與衝擊，思維邏輯與行動模式似乎倒退到冷戰與內戰同時並存的時期。

反服貿運動包圍立院四周的期間，許多父母在假日會帶小孩到現場，他們的理由可能是要讓小孩感受「民主」的味道，上一堂戶外的公民課。當然，小孩在實際踏查的過程中必然會形成自己的想法，但令人憂心的是，對於中國大陸的誤解、甚至是仇恨與敵視，卻也通過這場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一代一代的向下傳承。

如果這就是李明璁等學者在悉心照料的「集體認同」，那麼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在〈思想的貧困：評龍應台評太陽花〉一文裡所提醒的這段話，就值得我們再三省思：「如果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打造是以這個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為代價呢？如果這個共同體是建立在對13億人的仇視上頭呢？以人類中的13億人為歧視與仇視對象而建立的共同體本身會是道德的嗎？如果這個共同體概念從李登輝開始到今日已有20年，而帶來的一醒目現實是社會的更徹底的撕裂，與人心的疲憊焦躁敵意懷疑，那麼為何還不開始反省它的限制與代價呢？我們除了做一個鼓動者或跟從者，是否可以暫停一下，抽離並冷眼凝視這個洪流呢？」

這場運動所帶來的另一個後遺症，就是將台灣內部的問題外部化，同時也迴避了長年以來台灣內部的種種積弊，讓「中國因素」成為最大的代罪羔羊，從而逐漸失去直面問題核心的能力，而相應的正義是非等價值也被「直覺」給取代。有些人抓住了台灣社會的這個盲點，開始大肆散布「恐懼」，而過度的恐懼就是自己擊潰自己，將「理性」置於地上任人踐踏。

例如一篇名為〈可怕至極，台灣民主危機比你想像恐怖〉的網路文章近來廣為流傳，作者稱威權正在復辟，台灣因為五都升格，市長變區長，所以台灣人的投票權被限縮；作者也說馬英九政府正在「獨裁化」，「現在的立法權也是被總統統治」。面對這些「可怕至極」的台灣「現狀」，作者開出的解藥是：「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快要站不出來了」。

問題在於，文章所指出的種種用以證明「威權」與「獨化」再現的例子，不正是解嚴之後，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朝野不分藍綠所共同造成的惡果嗎？其一，民進黨在五都之中的台南與高雄有執政絕對優勢，升格讓他們掌握更龐大的行政資源，因此綠營何曾反對過升格？其二，《中華民國憲法》原為內閣制，而是李登輝任內推動修憲，往總統制靠攏，並非馬英九上任後總統權力突然變大，何況此前民進黨陳水扁還執政過8年。另外必須一提的是，當前備受垢病的立委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及立委人數減半所帶來的問題，也是2005年藍綠聯手修憲的結果。

其實，只要具備政治學ABC基本常識，甚至學過國高中公民的人應該都能判斷出這篇文章是在刻意危言聳聽。但是很遺憾的，許多政治系的學生或受過政治學訓練的人竟爭相轉載這篇文章。我們無法得知作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但毋庸置疑，這篇文章就是在製造恐慌，讓恐慌累積為對立壁壘的資本。

許多人把兩岸恢復交流的路途形塑為台灣的「憲政危機」。沒錯，台灣確實有「憲制危機」，但危機的癥結反而是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所說的：「兩黨基本上是站在資本家利益的立場」，藍綠是高度同質性的，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於合法化當前的兩岸分離狀態且把『台灣問題』加以國際化」。屬於相同階級立場的藍綠權力鬥爭，成為台灣虛假的主要矛盾，而宰制台灣的發展。反服貿運動最終以王金平出手的方式收場，說明了這場運動仍然是藍綠格局下的產物。

有心人士收割了太陽花之後的民氣，以「神格化」的力量進行「反核」動員。地狹人稠的台灣島，其核能政策是奠基在美國財團的利益之上，台灣無論藍綠政府的核電政策，都受美國利益團體所「綁架」。台灣若不想成為下一個福島，就必須理解美國「跨海政商聯盟」對台灣核能政策的影響──這點恰恰是有心政客不敢說清楚的。反核四卻不反核能、不反核武、不反美，反核運動最終只能再走回藍綠鬥爭的老路。

反服貿激情過後，當務之急是要重拾理性，清楚地認識到當前的兩岸交流不過都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必經之路，不該重蹈兩岸衝突對立覆轍，也不該將任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都視為黑影而加以開槍，我們該做的是讓下一代「人民從此享太平」。換個角度來看，後太陽花時代對台灣也是個絕佳的契機，台灣需要一場進步的思想解放運動，重新看待世界、重新看待中國，當然也要重新看待自己。

（本文原載《觀察》9期，2014年5月號）

「反服貿」反了什麼？

「反服貿運動」在3月18日「占領」立法院之後3天，21日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的女兒施蜜娜爬上立法院外牆，以黑漆噴上了這麼一段話：「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儘管運動領導群否認噴漆與他們的關係，但這段據說出自電影《里斯本夜車》的「宣言」已經內化為參與者的精神象徵與自我期許。從2008年野草莓抗爭就與學生「並肩作戰」的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便在4月10日運動「退場」之前發起網路連署要求保留這段標語，他說：「這是重要的集體認同，也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集體認同。」

「革命就是義務」──說明了無論運動領導群自始至終是否有「革命」的預期，但主客觀因素所交雜出的整體趨勢，確實讓參與者認為這是一場「反體制」運動。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不斷動員之後，原先存在於個別參與者或支持者之間頗高的異質性也逐漸消退，運動背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則愈趨明顯，表面上看起來就是李明璁所謂「集體認同」的成形過程。

「反體制」意味著對現有秩序正當性的衝撞，從而也否定了由正當性而來的合法性問題。有聲援者指稱這場運動「雖不合法，但有正當性」，簡言之，參與及聲援的人認為他們的運動是一個重塑新的正當性的偉大過程。問題在於，這場「反體制」的運動是真的顛覆了原有的體制與正當性？還是流於精神想像，反而鞏固了原有的體制？

有人說這是一場具有左翼價值的反自由貿易運動。但台灣早先與新加坡與紐西蘭簽訂FTA，甚至是更早在新世紀之初台灣加入WTO，社會上靜默一片，樂觀其成。2012年馬英九成功連任，他在勝選之夜即宣布要加快台灣加入美國主導的TPP進程。儘管當下反馬、反國民黨蔚為風潮，但社會上最高的政治正確仍然是認為台灣要加入TPP。台灣反對民族市場內部的兩岸區域整合，卻不反對侵略性更強的以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說明了這是一場目標與手段都顛倒錯置的運動。那麼，這場不反全球化、不反自由貿易，甚至也不反「服貿」本身的運動，其本質到底是什麼？呂秋遠律師為我們提供了極為直白的答案：「為什麼我們也通過了對於紐西蘭的FTA，民眾對於這項協定並沒有大加撻伐，但是對於這項協定，就得要寸土不讓？因為，中國，我怕你們。真的，我很怕。平心而論，如果把中國拿掉，換成別的國家，也就沒有問題。」

也有人說這是一場挑戰西方代議式民主的運動。如果以「占領」立法院來說，代議式民主似乎受到了某種程度的衝擊，但占領的「形式」無法說明一切。運動學生一開始提出的是「反黑箱」，要求「逐條審查」，再到退場前的共識「先立法再審查」，力推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要求立委簽署承諾書……等等的訴求，目標退回到最低限度的「程序民主」，其實是在鞏固與深化這種根源於西方、早已百病叢生的代議式民主。「捍衛台灣民主」這句口號本身就隱含著運動本身並不反代議制的意味，預設台灣曾經是代議式民主的美麗世界，這片淨土不能被「專制」「獨裁」的中國（及其在台代理人國民黨馬英九）給玷汙。因此，運動的過程與結果，回過頭來反證了三一八「占領」立法院的行動，其實象徵著代議制終歸是運動的希望寄託。

進一步言之，這場運動或許是對朝野政治人物表達不信任，但藍綠格局的產物，終究超越不了藍綠格局的限制。3月22日運動領導學生發動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23日「占領」行政院後，運動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但表現出的行動僅是對國民黨、馬英九與江宜樺的反彈，模糊了「國家暴力」的內涵，從而讓流血變得極其廉價。而親藍的「反反服貿」陣營，所提出的訴求只停留在民主、法治與恢復社會秩序，同樣只是在台灣內部切割出另一派的敵人，沒有帶來任何進步性的意義。

「反服貿」運動把「民主」定義為要守護的最高價值，親藍的「反反服貿」一方也把「民主」抬出來合理化其行動，說明了出問題的正是這套民主體系。另一方面，運動最終靠的是地方派系與藍綠共主王金平出面才得以退場，更加說明了這場宣稱「反體制」的運動，其實只是場體制內部的喧囂。

這場運動的價值在於，突顯了隱藏在看似分裂的台灣社會之內的高度交集，也就是反共恐中──這就是台灣「集體認同」的核心。這個「集體認同」並非在此次運動才開展，而是從1950年代以降便形塑的親美反共結構遺留至今的新結晶。

由此來看，這場反對性極強的運動，除了「中國」之外，其實什麼也沒反。1977年余光中喊出了那一聲「狼來了」，餘音至今還在台灣上空縈繞著，這才是後太陽花時代，所有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必須共同直面的問題。

他們的青春，我們的春天

馮守娥（翻攝自《憤怒的白鴿》）

春天，不只是四季之首；青春，也不只是人類成長過程的其中一個階段。春天與青春對於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人來說，富含著動人卻被隱沒的歷史脈絡。

馮守娥──我都稱呼她為馮阿姨──1930年出生於宜蘭冬山，現在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互助會副總會長。日據時代即萌發政治與民族意識的馮守娥，在光復之初與當時無數的台灣青年在思想上開始認同紅色祖國。1950年韓戰爆發，白色恐怖的政治肅殺籠罩在台島上空，那一年馮守娥與其兄馮錦輝被國民黨逮捕，馮守娥被判刑10年，馮錦輝則在同年10月2日壯烈犧牲。馮錦輝那年只有22歲，據其難友陳明忠（後來成為馮守娥的夫婿）回憶，馮錦輝在步入刑場之前，是用溫暖的雙手與面帶微笑等待著那一聲槍響。

我認識馮阿姨的時間不算太長，但經常聽她講這一句話：「我們的春天沒有過去，春天永遠屬於我們的」。在痛失胞兄以及夫婿兩度繫獄的漫長歲月裡，馮阿姨常唱《度過這冷的冬天》來安慰自己：

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不要為枯樹失望／春花就要開放／度過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間／不要有一點猜疑／春天是我們的。

以馮阿姨為代表的政治受難人──他們以「老同學」相稱──對春天的期待，並不只為著個人生命尋找出路，而更多的是懷抱著對於社會、民族與國家前途的理想，就像台北六張犁白色恐怖紀念公園「人民忠魂」紀念碑上所銘刻的：「民族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

他們所堅守、以無數鮮血所踏出來的道路，迎來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這個新生的中國，為中國的人民帶來了春天與青春的氣息。就像著名詩人田間所描繪的：「中國底春天生長在戰鬥裡，在戰鬥裡鼓舞著全人類」。但是中國的春天並沒有渡海來台，取而代之的卻是長年鎮壓刑殺台灣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冬天。

他們所深信的理想與道路，不曾被揮散不去的嚴寒所扼絕。他們在獄中唱著《青春戰鬥曲》相互砥勵：

我們的青春／像烈火樣的鮮紅／燃燒在戰鬥的原野／我們的青春／像海燕樣的英勇／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原野是長遍了荊棘／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天空是佈滿了黑暗／讓我們飛躍得更英勇／我們要在荊棘中燒出一條大路／我們要在黑暗中向著黎明猛衝！

也唱著《安息歌》向難友送別：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著血照亮的路／指引我們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這兩首歌至今仍傳唱著，特別是每年在馬場町舉行的白色恐怖秋祭，與會者都要合唱這兩首歌，不只是向烈士們致敬，同時也宣告著他們的道路在台灣還未中斷。

現在看兩岸關係經常存在一個誤區，就是認為兩岸之間的隔閡、對立與分離是自始存在的、是理所當然的，但這樣的認知如何對得起過去的歷史？近代以降，特別是日據時期的反帝反殖鬥爭，以及台灣光復之後的反內戰、追尋紅色祖國的歷程，都不曾與大陸的脈動脫節過。在內外因素的交雜之下，中國的春天與青春在台灣被隱沒了，但並不等於完全斷絕，否則如何解釋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留學生因保釣運動而點燃認同社會主義與新中國的熱潮。

這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更是整個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陳映真形容保釣運動給「民族分裂和冷戰─內戰交疊構造」下的台灣帶來了一記春雷。而春天與青春之於台灣歷史與社會的意象，就像陳映真所總結的：「不在為了對過去的悼念，而在為未死、將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較清晰的腳蹤，以便為未來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驅的餘音舊蹤，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實踐的課題，等候雪融土破後另一次行軍的號角」。

春天與青春，是新生，是奮起，更是前進。這是內化在兩岸人民之間的歷史，更是兩岸人民共同期盼的未來。幾代中國人犧牲了青春，歷經苦難，是時候迎接我們共有的春天了。

別把「阿陸仔」掛在嘴邊

顏元叔教授（顏學誠先生提供）

請看官們先讀讀下面這段文字：

誰知到得園外，已經人車喧騰，勉強擠進園內，只見石徑已被踩得亂石崢嶸，黃土翻身，草坪剃了光頭，地皮被千萬皮鞋磨得晶亮，小樹東倒西歪，大樹被美人斜倚著、手攀著、腳踏著，男士則伏在假石上為她攝影留念。人造山澗流出來的水，濃度可比極稀的稀飯；幾位身強體健的退伍戰士，手持長竿漁網，不是撈魚，而是撈取池內的廢紙、空瓶和吸管。隨丟隨撈，隨撈又隨丟。

應該很多人會以為這一段是在形容大陸遊客的吧？很遺憾，並不是。這段文字摘在台灣著名散文家、已故的前台大外文系主任顏元叔教授的文章〈假日庭院〉，記敘了台北士林雙溪公園開放之初，他與家人前往參觀的場景。很難想像吧，這些對小樹、草坪、假石、溪流「上下其手」，又對環境非常不友善的行為，不是陸客所為，而出自於道地台灣人之手。

過去台灣小學有「生活與倫理」這一科，老師通過這個教材不斷對小朋友耳提命面：「不得當街便溺，隨地吐痰，亂丟果皮紙屑」、「不得搖折花木，踐踏草地」、「乘坐公車，不得爭先恐後」……等等。這些現在被當成基本生活常識的「規矩」，過去必須經由學校教育內化於下一代，說明了吐痰、折花木、搭公車爭先恐後……這些被我們視為「不文明」的行為，曾經在台灣島上相當普遍，從而政府以教育的形式「規訓」民眾什麼才是「文明」。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社會還處於「台灣錢淹腳目」財富快速累積的階段，台灣民眾開始有能力出國旅遊，世界各地幾乎都能看到台灣旅行團的足跡。新聞經常報導台灣旅客在飯店房間抽菸、在走廊大聲喧嘩而影響到其他住客，因此屢有台灣旅行團被日本或歐洲的飯店列為「拒絕往來戶」。我記得當時這些報導還被學校老師當成教材，要我們當個「文明人」、「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今天這些「不文明」的行為卻被台灣人拿來當成嘲諷大陸人的笑柄，台灣人總把「阿陸仔」三個字掛在嘴邊，以突顯自己比對岸同胞來得更「文明」。問題在於，「阿陸仔」這個詞是極富敵意的歧視用語，就像現在還是有不少人用「番仔」一詞來稱呼原住民，或者以「番」、「青番」來形容難以溝通之人。這些強調自我優越與貶抑他人的詞在台灣大行道，台灣還能自詡為「文明」嗎？

「文明」不過是資本主義體系壟斷世界之後的產物，人們只有在維持基本生活之外有所剩餘之後，才會追求生活舒適或是文明素質。當人們連溫飽都成問題的時候，誰還會夸談所謂的「文明素質」？應該理解的是，中國大陸雖然經濟快速增長，但整體資源與建設仍無法滿足龐大的人口需求，而中國大陸已經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台灣自己在「文明」的道路上這樣走過來，我們有什麼資格來嘲笑、指責大陸的「不文明」呢？

更何況，「文明」與否、「素質」高低這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如同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書中，如此描述他這麼一位來自英國的人對中國的感受：

我們所有的人都往往會以熟悉的事物來衡量不熟悉的，這或許是一項鐵則：我們都是道地的相對論者。當我們看到我們所習慣的行為目的和模式，視之與我們的目的和模式相同。當我們察知到現代化和進步的跡象，我們看成是這個社會或文化正朝向我們的方向發展的證據，只是仍落後在我們後面。

19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正是拿著「文明」這把劍向外擴張，打著「白種人的負擔」大旗，將「文明」傳遞給「野蠻人」，「文明」不過就是「征服」的遮羞布。就像日本學習了西方的「文明」之後，也學習西方將鐵蹄踏入中國，提升「野蠻」中國的「文明」程度。「文明」這檔事，伴隨著「現代性」把世界區分成三六九等，跟著西方走的就是文明，其餘的就是野蠻，日本人看不起殖民地下的台灣人，台灣人看不起戰亂下的大陸人。

我並不是要說台灣比大陸更「文明」，也不是要說大陸有朝一日會像台灣一樣「文明」，我想說的是，兩岸之間的「文明」之爭完全沒有意義。據說現在大陸某些城市的地鐵也開始推廣台灣人發明的手扶梯「右立左行」，其實學者早已指出「右立左行」會對手扶梯造成傷害，所以台北捷運公司早已取消了這項規定，但搭捷運的民眾仍自發「文明」的「右立左行」。「文明」代表什麼？我想至少並不等於高人一等。

台灣社會現在習以為常把不如意的地方就往大陸身上推，房價高怪大陸，我也聽過有人說台灣離婚率世界第一是因為大陸配偶過多所導致的，這些不明就理的怪罪，是集體焦慮的廉價解藥，但也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的障礙。別再把難聽的「阿陸仔」掛在嘴邊，損人不利己。

馬習會不會？台灣的最後一哩路

早在35年前，兩岸尚處於軍事政治壁壘分明的時期，1979年中國大陸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在這份兩岸關係的著名文件中，北京提出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並且提議兩岸共商結束軍事對峙，期待早日結束兩岸分裂「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

過去緊張的軍事衝突支配著海峽兩岸，而外在又有美國的干預。因此台灣海峽的和平不只是兩岸人民的福祉，同時也意味著兩岸共同排除外力，自主為東亞和平做出貢獻。兩岸的和平之路走了超過一甲子，但這條路坎坷顛躓，特別是仇恨與對立至今仍蒙蔽著某些人的雙眼，一些親痛仇快的勢力自甘於充當兩岸關係的絆腳石。

隨著中國大陸建設的快速發展，北京也逐漸調整腳步，用更寬的視野、更大的心胸，以及更從容的態度來處理兩岸關係。其中，「和平解決」成為大陸對台灣問題的最高指導原則。例如2008年底，大陸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的活動上宣示：「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也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台灣社會習慣將兩岸之間的衝突，歸咎於中國大陸的蠻橫與粗暴，如此論述到現在仍有很大的市場。隨著大陸對台政策的調整，台灣內部自亂陣腳，對待兩岸關係的態度也失了分寸，從而只能以「維持現狀」來消極回應。類似的鴕鳥心態，把早該揚棄的反共冷戰思維代代傳承，已經不足以應付在變動之中前進著的歷史。

宣稱尋求歷史評價的馬英九，只能將兩岸關係推展到「經」與「易」，而「政」與「難」成為馬英九想碰卻不敢碰的禁忌。馬英九和部分台灣學者曾引《孟子‧梁惠王篇》：「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來比喻兩岸關係，這段話正反映了他們的實際心態──把兩岸關係解讀為兩國關係，在政治上大吃北京豆腐，對內相互取暖。

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看似春暖花開，其實仍然危機四伏。當前台灣的兩岸關係主導權還是由政黨所把持，特別是被國民黨所壟斷，但馬政府仗著這個「優勢」而日益拿翹。

就算馬英九今年元旦清楚表態「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但檢視他的種種言行，似乎是在自打嘴巴。以近來熱議的「馬習會」為例，被視為馬習會試水溫的王張會據傳在農曆年後就要實現，這是兩岸事務主管的首次正式會面，當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台灣方面卻要擺足架子，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稱兩人必「以官職銜互稱」。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如此回應：「台灣對這件事老是很重視」，「稱謂就不必那麼在乎」，「把兩岸關係發展得更好才是最主要的。」相較於王郁琦的強硬，大陸方面對此事顯得更靈活、彈性，也更有自信。

至於馬習會面與否，台灣方面也率先開出條件。馬英九去年底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希望爭取今年參加在北京舉行的APEC峰會，與習近平會晤。就算見面地點是在北京，但APEC仍屬於國際場合，而且陸委會事後又替馬英九補充：「已排除總統以政黨領導人身分見面」，「馬英九總統不論出席何種場合都是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問題在於，國台辦去年10月已經表達過立場：「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國際會議場合」。

大陸方面對於兩岸領導人見面一直持樂觀開放的態度，但台灣方面所開出的條件卻又不斷在挑戰兩岸好不容易所建立起來的「一中」政治互信基礎。由此來看，馬政府所拋出的兩岸領導人會面，或許是個煙霧彈，藉此逼迫北京原來設下的政治底線再做出讓步。而且千萬不要忘記，馬政府背後還有美國「老大哥」在虎視眈眈。

許多大陸學者認為2013年以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將進入深水區，表示接下來有更為複雜、難解的議題等著兩岸中國人以智慧解決。回過頭來看，相較於北京從容不迫地面對台灣問題，壓力已經落到了台灣身上，台灣不能老是在扮演兩岸關係踩煞車的角色。

近日聽聞兩位素來關心兩岸關係發展的學者，私下對賭今年馬習究竟能否見面，賭注是一場晚餐。其實馬英九敢不敢登陸與習會面已非重點，歷史這位充滿經驗的老人，正冷靜地等待兩岸是否能以任何形式真正的結束敵對狀態，不只是政治與軍事的敵對，也包含了思想與意識形態的解放。兩岸關係和平的進步發展，不只是藍綠兩黨要面臨的考驗，更是台灣社會要一起走完的「最後一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