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洗腦

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網路圖片）

近來全台各地高中校園遍地烽火，高中生以Facebook做為串連平台，紛紛「挺身而出」反對課綱微調，深具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之勢。其中一場說明會，參與學生在現場拉起「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還讓教育部長吃了好大一驚。由於運動的推波助瀾，「反洗腦」一詞喊得震天價響，或可登上今年網路熱搜詞的榜首。港台聯盟不分今日明日，力保腦袋的「一方淨土」，防止「赤禍」入侵。

牙不伶齒不俐的我，當年也曾熱衷辯論，還曾忝為演辯社社長。記得某堂社課，學長姊教我們辯論就是把裁判當成一張白紙，正反雙方利用各種理據與口才技巧來說服裁判的過程。說白了，辯論過程即洗腦的一種。人打從呱呱墜地之時，同樣也是白紙一張，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家庭、學校與社會不斷的學習與認知，此形塑的過程當然也是洗腦。不可否認，國家掌握了洗腦的最高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對人民進行規訓與馴化，而且還是個大黑箱，台北人搭手扶梯不自覺地習慣站右側，就是洗腦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其中的翹楚，因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看似自由發展的大眾傳播，其實被少數黑手所把持，人民活在楚門的世界裡而不自知，甚至還樂在其中。

當前港台青年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及其代理人）利用教科書對他們洗腦，恰恰反映了他們要保護自己原先已被西方價值觀所洗腦之後的成果。或許可以這樣說，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目前誰在這場洗腦與話語權的競逐比賽中遙遙領先，《維基解密》與斯諾登的「稜鏡門」已經將答案揭曉了。

教科書是國家貫徹意志與意識形態必然的工具，國定假日亦是如此，只能黑箱、無法白箱。因此教科書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某些「公民團體」所主張的「柔性課綱」與「多元史觀」就是包裝台獨的幌子。事實上，課綱或是教科書已經是最透明、最低階的洗腦手段，文學與娛樂的洗腦力可謂是沛然莫之能禦。

冷戰期間，美國CIA成立「文化自由大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助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達到反共與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之效果。美國以其力量與資源在全世界推廣利於反共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改編並捧為文學經典，排擠、邊緣化政治不正確的作家，且在各地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與文化買辦，以政治力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版圖。為人知曉的小說家歐威爾、詩人艾略特、思想家漢娜．鄂蘭等人，都是CIA重點資助的對象；而《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齊瓦哥醫生》等作品則是美國傾力推銷的書籍。美國對外的文化洗腦在西方學界已有受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例如Andrew Rubin的《帝國權威的檔案》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等等。美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有另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好萊塢。法國學者Regis Dubois在分析了好萊塢經典電影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推廣一種生活方式之外，好萊塢電影還刻意地強加給觀眾一種思維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隱含在好萊塢電影的形式與結構之中」。

洗腦做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文化宣傳手段，當然有其全面的布局。冷戰在形式上雖已落幕，但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所說的：「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美國要推動延續冷戰的「重返亞洲」戰略，除了有軍事同盟國家的配合之外，冷戰期間便已啟動的文化洗腦，其重要性如今更顯得舉足輕重。對港台的反共、反華陣營而言，他們自我定位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布局的側翼，當前首要任務就是召喚冷戰幽靈，靠著西方帝國主義軟硬炮彈來拒絕、抵抗中國，因此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就至關重要。陳水扁時代所推出的《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報告書》只是「去中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都體現了此策略的斧鑿痕跡。國民黨馬英九不放棄親美，找不到自身的中心思想與價值，只懂得在課綱與教科書的字句上動手腳，最終遭到巨大的反撲是必然的結局。

自太陽花以降到這波反課綱微調，許多人只看到其中的世代衝突，而世代之間的合作關係卻往往被忽略。在反共與反華的最高價值面前，不同的世代透過合作來捍衛原有的價值體系，拒絕被「洗腦」。隨著反對課綱微調而來的，則是要求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修憲訴求，背後的驅使動力是政治而非歷史，否則當日本右翼安倍政權在扭曲歷史之時，他們緣何不吭一聲？若只在課綱或教科書議題上與之周旋，完全踩中他們精心設下的陷阱。配合美國戰略的島內政治布局已然啟動，就此意義而言的「反洗腦」絕非進步，反而是大大的退步。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0期，2015-06-24出刊）

親愛的，我把台北市翻轉成台北州了！

由於台北松菸的經營事件，讓「文創」的概念內涵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無論經營者與居間協調者是誰，最終都落到財團的手上，「文創」不只沾滿了濃濃的銅臭味，更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挾著既自詡為「左翼」又「反黑箱」的太陽花人氣而上台的柯文哲，已經讓人看破手腳。

以「文創」之名所包裝的空間，不只有松菸。近年來，全台各地掀起老房子再生／活化的浪潮，將閒置、傾圮的建物空間重新修復，再招徠「文創團隊」進駐，數量不斷增加，稱得上一點一滴在改變原有的城市地景。讀者諸君平素信步於街頭巷弄之中，若多加留意，其實不難發現當前在積極修復的老房子，以日據時代的建築物為大宗。

以我經常出沒的台北市區域為例，機車一過中正橋在福州街可以先見到「台灣師範教育館」（劉真校長故居），內有咖啡業者經營。往前行到杭州南路上，可見到日據時代中高階官員的宿舍，修復後現有料理與藝術團隊進駐，以「樂埔町」之名經營。沿著杭州南路往濟南路方向，則有龍應台任文化部長時大力規劃的「齊東詩舍」，包括詩舍周圍分布於齊東街的「幸町職務官舍群」，始建於日據時期，都是台灣總督府不同官階職員的宿舍；「齊東詩舍」修復之後做為藝文空間使用，當然，內部也配備了一間咖啡廳。

台北市杭州南路「樂埔町」（張方遠攝）

台北市濟南路「齊東詩舍」（張方遠攝）

台北市福州街「台灣師範教育館」（張方遠攝）

若有餘力往西行，和平東路大安區行政中心旁，有一幢正在修復的日式建築，預計由文創團隊打造為「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豔陽高照想到台北植物園享受綠蔭，在園內會發現一幢嶄新的日式房舍「南門町三二三」，據園方說法修建的原因是「缺乏日式庭園展示」（但園內其他地區的植物怎不見如此待遇？）；園內還有另一幢建於1892年、碩果僅存的清朝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但明顯斑駁、疏於維護，與「南門町三二三」形成強烈對比。離開植物園前往繁華的西門町，中華路上可見到由日據時期西本願寺輪番所改建而成的「八拾捌茶輪番所」，主要販售日式茶點。

修復中的台北市和平東路「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南門町三二三」（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清代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明顯斑駁、疏於維護（張方遠攝）

台灣人赴日旅遊一向趨之若鶩，其實機票錢大可節省下來，因為光是台北市就可填補台人心中對日的憧憬與仰慕。若還不滿足，那麼上台北市文化局網站，查查「老房子文化運動」，便可發現這個宣稱「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的計畫，正悄然把台北市翻轉成為日據時代的台北州。除此之外，文化局還加送美軍懷舊之旅──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樣一來不消步出「天龍國」，就可飽覽台灣舊殖民宗主國（日）與新殖民宗主國（美）的風采。兩個願望一次滿足，無比貼心。

僅用台北的建築「復州」行動，恐怕難以形容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復建日式房舍的規模，儘管日本人已經離開台灣70年，但「國境之南」的認同想像不減反增。日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稱要「重拾城市光榮」，因此要重新豎立起台中公園的日本鳥居，此後又替「台中文學館」剪綵開幕，而該館建築則修復自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更早對外開放的虎尾「雲林故事館」，其實是日據時代虎尾郡守的官舍。嘉義在地的李宗隆教授，2013年即投書媒體指出國民黨執政的嘉義市府整修一片日式木屋，做為新興觀光景點。再往南到台南，建於日據時期的「林百貨」於2013年修復風光開幕，遊客絡繹不絕（近來也有民間團體發起運動搶救位於台北衡陽路與博愛路口的「菊元百貨」，打算再現日據兩大百貨南北輝映的「榮景」）；台南做為漢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區，其他中式古蹟反而門可羅雀。台灣最南端的屏東，近日更是由「李登輝之友會」的成員日本人佐藤健一，出資一千萬日圓修復牡丹鄉高士村的日本神社，他理直氣壯地對記者表示：「台灣的存在，在日本史上是不可缺欠的」。（日本人不只捐助修復神社，也在全島各地大量贈送、種植櫻花樹。）台灣東部也不落人後，花蓮縣鳳林鎮公所日前修復了建於1915年日據時代的林田神社，當地民眾甚至發起自發打掃神社的行動，說是「不要讓（日本）神明笑我們」；台東縣警局鐵花路日式宿舍，經縣府爭取補助修復之後，出租給一間手打烏龍麵店。

這波全台總動員再造「國境之南」的浪潮，幾乎以「重現榮耀」為號召。但是問題在於修復的日式房舍，大多是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官舍，神社裡供奉的是日本神。在台灣，福澤諭吉被捧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導師，但他所主張的：「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最終經由50年殖民的形式「落實」在台灣人民的精神與肉體上。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眼下台灣人汲汲營營所追索的「文明」？而這份「榮耀」到底屬於少數的日本殖民統治者？還是屬於被迫以番薯籤裹腹、廣大被剝削的台灣人民？

更值得細究的是，日式房舍的修復工程，多半由官方出面招租，媒合民間的「文創團體」，從而形成實際經營內容與建築物無關的詭異現象。進駐的經營者為擴大其經濟效益，再替建築物塑造一番新故事，充滿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城市的面貌會經過自然的有機新陳代謝，並非所有陳舊的事物都有保存的價值，因為建築物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也是人民精神寄託的對象，而空洞的歷史敘事到頭來只是加深了台灣人民的自我殖民。這波復建日式房舍之風，不僅無法使得人民獲得精神解放，無法貼近這塊土地真正的歷史，反而讓腳離地更遠，生活在一個被扭曲、重新建構出的想像世界裡，自縛縛人。

公共建築與空間的運用，其背後隱藏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來說，此計畫釋出的標的大部分是公部門的不動產，反映了光復初期國民黨毫無清理直接接受日產，並且接續使用至今。曾經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在失去民心之後敗逃台灣，拉攏美日勢力鞏固其風雨飄搖的政權正當性（別忘了「白團」），使得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共同凝結出統治台灣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藍綠都是此意識形態的繼承者。矗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總統府，因入選為「世界最美十三座總統府」而被台灣人引以為傲，但它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

總統府（總督府）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張方遠攝）

由殖民而起的歷史傷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與撫平，在台灣卻通過官方（藍綠）、民間與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續傷痕，以城市地景、教科書史觀論述等「潤物無聲」的方式改寫歷史。這個幻想而出的「想像共同體」還不斷指責別人在「洗腦」，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所說的：「說人洗腦者，正是洗腦人」，真正站在台灣人民主體的歷史就在不斷追尋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年代」過程中被洗掉了。參與對日抗戰、投身台灣光復，日據底下台灣人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與力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房舍正一幢幢的復現，而台灣至今連一座抗日紀念館都沒有！歷史正從暗處發出訕笑聲……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8期，2015年5月27日出刊；另載《觀察者網》，2015-06-04）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造飛機，飛到天上去：中國大飛機的逐夢之路

C919飛機模型（1：100）。

到過上海好幾次，而2012年春節過後的那次上海行，對我這個民航迷來說格外難忘，因為行程特別安排參觀了上海大飛機製造廠。進入製造廠之前，會先經過一個寫有「讓中國的大飛機飛翔藍天」的石碑，中國人自主研製大飛機的壯志豪情，讓人激動不已。進入廠內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商用飛機公司（簡稱「中國商飛」）主力機型──ARJ21與C919的實體展示機，機身後方懸掛了巨幅五星紅旗，象徵著中國大飛機的研製承擔了所有中國人民飛上雲霄的夢想。接著廠方人員帶領我們參觀展示機艙內部以及製造間，空間規劃相當舒適，技術與品質也達到一定的水準。由於廠內禁止拍攝，上海飛機製造廠所帶來的震撼，只能以記憶的形式保留在腦海之中。

那天在廠內還觀看了ARJ21與C919的介紹影片，廠方本來說要致贈參訪團員一人一架C919飛機模型，後來卻因為某些緣故沒有發送。由於這個陰錯陽差造成的遺憾，C919模型成為我這兩年多來不斷尋覓的「夢幻逸品」。在幾位熱心師友的協助下，今年年初我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一架1:100的C919模型，成為收藏「機隊」的成員。

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台灣許多兒童讀物都喜歡以「萊特兄弟」做為故事主題，因此多數台灣人總是跟著萊特兄弟的步伐，把人類乘著「大鐵鳥」飛上青天的逐夢過程視為西方人的專利。事實上，中國人對於「飛天」的嚮往更是其來有自，例如耳熟能詳的嫦娥奔月神話、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飛天」藝術意象。早在春秋時代中國已經發明了「紙鳶」（風箏），後世又傳到歐洲；而在明朝，相傳中國人萬戶為了實現飛天夢卻犧牲了生命，1970年代國際天文聯合會把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山」，以紀念這位人類飛天第一人。1965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作品《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其中一段「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雖是描寫革命的艱辛，卻也道盡中國人飛天下海的科研求索，直到2012年中國人自主研發的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成功下潛超過7千米；同年「神舟9號」載人飛船飛向月球，成功與「天宮一號」實現交會對接。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說：「誰控制了宇宙，誰就控制了地球；誰控制了空間，誰就控制了戰爭的主動權。」美國與蘇聯在上個世紀展開太空爭霸，如今太空早已成為世界重要大國競逐的領域，而中國則公開宣示太空探索計劃承載著和平任務。

將眼光從太空拉回地球的民航領域。全世界的藍天幾乎被美國波音公司與法國空中巴士所壟斷，而這兩間公司的飛機訂單，往往又是美、法兩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外交、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談判的重要籌碼。因此，民航飛機不只是簡單的商業交易，同時也是生產國工業製造、科技能力的展現，更是國力的延伸。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理解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一場座談會上所追憶起的中國「大飛機」之夢：「實現大飛機自主研發製造需要很長的過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腳踏實地地做下去」，同時他也公開宣示：「我們有很大的裝備製造業，但也有短板，就是到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大飛機，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按中國大陸的分類，「大飛機」是指起飛總重超過100噸的運輸類飛機，在民航客機方面包括150座以上的幹線飛機與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大飛機」研製計劃並非近年首倡，1960年代周恩來總理搭乘向外國租賃的客機出訪歐洲，卻被外國媒體暗諷「中國是一隻沒有翅膀的鷹」。1970年8月，大陸政府下達文件研製大飛機，「運10」正式立項。按當時的規劃，「運10」起飛重量為110噸，載客量150-180人，最大航程大於8千公里，可從北京直飛歐洲與非洲。「運10」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完全自主設計的大飛機，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1980年成功首飛。1984年卻因為缺少3千萬人民幣的購油經費，「運10」被迫面臨停飛的命運。

1980年9月26日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架現代化噴氣式大客機「運10」首次試飛成功。

「運10」項目雖然無疾而終，但是中國人自主研發大飛機的腳步卻未曾停歇。2007年3月，大飛機研製項目再次啟動，大陸國務院批准大型飛機立項，同意組建大型客機股份公司，文件指出：「研製大型飛機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全國人民多年的願望。……自主研製大型飛機，發展有市場競爭力的航空產業，對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動科學技術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現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義。」

2008年大陸將內部相關的航空設計與製造機構整合為「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並設立子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COMAC）致力民航大飛機的研發。中國商飛所研發的主力機型是ARJ21與C919，前者屬於最大載客量90人的支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3,704公里；後者屬於最大載客量168人的幹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5,555公里。而兩種機型都屬於單走道的「窄體客機」。

中國大飛機的成功，有賴於大量的人才與科技創新。中國商飛在北京與上海設立研發中心、總裝製造中心、客戶服務中心等基地，並從海外大量引進人才，其中10餘人入選直接由中央部署的國家「千人計劃」。與此同時，為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中國商飛也確定了超臨界機翼設計、機頭與駕駛艙設計、艙門設計、電傳操縱與主動控制技術應用研究、模擬座艙及操作程序開發驗證、噴丸成型及自動鑽鉚和構型管理技術等百餘項關鍵技術攻關項目；並且推動航空節能減碳，例如C919就比目前運營中的同級客機降低12-15％的每座每公里燃油消耗量，汙染排放物減少50％。

ARJ21與C919獲世界矚目

ARJ21-700做為大陸首架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支線飛機，首架交付機2014年6月已經在上海試飛成功，同年底取得大陸國內適航證，至今獲得國內外訂單278架。ARJ21今年初已經在成都試飛，預計不久後就將交付成都航空，執行飛往北京、上海的航線。

翱翔藍天的ARJ21。

C919的研製項目於2008年5月正式啟動，2014年逐步完成頭部、機身部段、副翼等大部件下線交付，中國商飛特別選定9月19日上午9時19分在上海總裝製造中心進行結構總裝。今年2月，C919的後機身部段也通過適航檢查。C919的發動機目前採用CFM國際公司（美國通用動力與法國斯奈克瑪公司合作創立）的LEAP-1C發動機，而大飛機的「中國心」──國產發動機──研製工作也已經全面展開。至今年1月底，C919訂單總數已達450架；再經過氣密性、結構測試和內部設備安裝之後，有望在今年底進行首飛。

C919雖然尚未正式投入商業運營，但因其低耗油量與低成本等優勢，已經備受國際矚目，也被去年底台灣《世界民航》出版的《全球民航客機現役機種總覽》所收錄，書中盛讚C919是「第一款無甚爭議、完全由中國自行設計的民航噴射客機」。中國的人才與技術將為航空業做出貢獻，中國商飛與波音、空巴在藍天上形成ABC（Airbus、Boeing、COMAC）三強鼎立的態勢指日可待。

（本文原載《觀察》第19期，2015年3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推倒「藍綠高牆」之後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全台各地選情冷冷清清，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台北市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對決，彷彿各縣市的候選人都是柯連兩人。選舉結果出爐，柯文哲大勝，社會上籠罩在一片張燈結綵喜洋洋的氣氛裡，認為終於推倒了「藍綠高牆」，台灣民主又取得新一波的成就。

這次選舉的結果，無疑是選民表達對國民黨馬英九高度的不滿，而國民黨原有的鐵票也從「含淚投票」轉為既無淚也不投票，所以造就了民進黨在各縣市的大勝。而台北市柯文哲的85萬高票，說穿了是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沒有提名，柯文哲便收割了所有對國民黨不滿的選票。在這層意義底下，台灣的「藍綠」格局並沒有被打破，只是相互轉移；而柯文哲「白色力量」的策略是極為成功的，模糊了表面上的藍綠界線，實則成功擴大了綠色在台北市（甚至是其他縣市）的版塊。

其實這次的選舉結果並非首例。陳水扁執政末期，弊案頻傳，治理無能，民眾對民進黨的信任幾近崩盤。2005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4席（得票率近51％），民進黨只有6席（得票率約42％），此後民進黨歷次選舉宛如滑坡般的往谷底挫跌。民眾對民進黨的反彈，讓國民黨終在2008年摘取甜蜜的果實，該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81席，民進黨只有27席；同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以超過200萬票的差距大勝對手民進黨謝長廷。

民進黨的滑鐵盧，成就了馬英九的歷史舞台，人民把改變的希望完全寄託到國民黨身上，給他們完全執政的大好良機。至今猶記2008年3月22日的晚上，馬蕭競選總部前聚集的群眾不乏大批年輕人，每個人以歡笑夾雜淚水，揮舞著手搖旗，迎接這場人心思變的勝利。這個畫面，與今年11月29日晚上柯文哲競選總部前的場景無比相似。而2016年極有可能登上大位的蔡英文，在九合一民進黨勝選記者會上的感言：「受鼓勵而不自滿，要感謝而不鬆懈」，也與2008年馬英九當選感言：「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如出一轍。

現在看來，民進黨正在走國民黨的老路，從廢墟中再次攀向顛峰，2016年不無可能完全執政。從新世紀伊始，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建立在藍綠兩黨的大起大落，與其說「改變」與「希望」不斷落空，不如說「政黨輪替」只是個舶來的美麗神話。

台灣的民主體制已經進入了惡性循環，這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大勝，主要來自於原有部分藍營選民的流轉，所謂「689的覺醒」與「超越藍綠」都是假象，藍綠的二元框架仍在，問題只在於誰大誰小。藍綠的大起大落，台灣選民的幻起幻滅，完全揭露了台灣民主體制與社會性質的最大缺陷，就是戰後台灣做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執政者都必須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政黨輪替」的潛台詞是藍綠兩黨分別輪流執政8年，如此方能確保藍綠兩黨永遠安份自甘美國的附庸。台灣穩定的政黨輪替，保障了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無怪乎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要如此高度讚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這次選舉結果號稱推倒了藍綠高牆，但問題在於這道牆何曾築起來過？過去廣泛為人議論的「藍綠惡鬥」，並非因為藍綠太不一樣，而是因為他們實在太一樣，彼此所爭奪的只是各自的政黨利益。當海峽彼岸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對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而便暴露了藍綠兩黨之間更為可觀的同質性──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本質都是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下的產物。「超越藍綠」旋風式的出現，不過也是在印證過去的藍綠對立、政黨輪替都只是一種表象，無法抹滅他們本質上的高度雷同，從而塑造出柯文哲的「白色奇蹟」。

2014年底的這場選戰，基本上延續了三月太陽花以來的社會氛圍，不只是用選票教訓國民黨，同時更是對於兩岸關係改善後的焦慮式反撲，顯見固有的社會性質不變，那麼根植於此的反共反中舊思維只會不斷在發酵。歡欣鼓舞地慶祝推倒「藍綠高牆」之餘，期盼好不容易打開的兩岸關係大門千萬別又被重重的關上。

台灣民主：我們是民，他們是主

投票日馬上就要到了，台灣幾乎各大媒體都在報導大陸人如何「瘋」台灣的選舉，連馬英九在接見西方觀選團時，也不忘「驕傲」地說：「最近許多中國大陸觀光客訪台，最喜歡參訪競選活動，中國大陸沒有像台灣這樣熱烈的競選場面」。

馬英九對西方人士的表態，其實說明了兩岸關係、中國因素仍然是台灣這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關鍵變數。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近年來伴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來的，其實是兩岸經濟定位與角色的大幅度翻轉，台灣社會至今無法適應如此改變，只能將內部的種種矛盾與焦慮轉嫁到中國大陸，以及被台灣多數民眾所認定的大陸代言人──國民黨與馬英九的身上。

因為不斷抗拒兩岸關係的拉近，台灣就像一隻停在窗戶玻璃上的蒼蠅──看得到光明，卻沒有出路。廣大無法實際獲得兩岸「和平紅利」的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面對台灣內部發展的停滯，似乎「窮得只剩下選票」。從今年三月「太陽花」以來，台灣青年在島內不斷號召「公民覺醒」，以「超越藍綠」的形式在複製「藍綠鬥爭」的本質性老路，目的還是在於對抗中國大陸，沉浸在「太平洋的風」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裡。

最近馬英九援引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話，說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此前香港「佔中」要求「真普選」的運動沸沸揚揚，台灣民眾也自居「民主燈塔」來聲援香港「佔中」。一副港台結盟，加入西方「普世價值」陣營，共同對抗大陸的態勢。九合一選舉正是台灣「真普選」的檢驗，看看這座民主燈塔是否能將光芒照耀到神州大地，還是只是一團火所悶燒出來的光？

台灣的民主是移植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議式民主，在這套民主體制下的選舉有其嚴格的「篩選」關卡，諸如政黨內部的初選、提名，當然還包括一定財產的規定，若繳不出保證金，連參選的邊都摸不著。因此，說台灣的選舉是階級的競爭，或說國民黨代表台灣的右派、民進黨代表台灣的左派──這些都是笑話，聽聽就算了，因為台灣的選舉是資產階級的內部遊戲，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同一幫人輪流坐上衛冕者寶座。

就像這次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陣營及其支持者不斷指責連勝文是「權貴」，彷彿柯文哲的當選就是打倒了權貴、平民獲勝。但被隱沒、被忽略的是，自日據時代至今，「醫師」一直是台灣社會結構中的精英階級，長年以來「醫師」與「律師」始終是台灣政界的一方之霸。以此次選舉來說，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台南市長候選人賴清德（現任）、嘉義市長候選人涂醒哲，他們都是醫師出身，而且親綠、親台獨。（有人說柯文哲代表的是「超越藍綠」的新希望，但不要忘記，他最重要的幕僚張景森，是陳水扁與蔡英文的人馬，就這點來說，柯文哲不只是墨綠，更是深綠。）柯文哲自己也說過：「第一流的人才讀醫學院，二流的讀工學院，三流的商學院，讀法和農的佔第四第五，文學院差不多第六流的，藝術的根本不入流了」，顯示他「平民」包裝之下的精英式思維。有人評論「柯連」之爭表示台北市民很「可憐」，確實如此，「權貴」打「菁英」──狗咬狗，一嘴毛。

有人說台灣人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才實現真正的民主，這話雖是玩笑話，卻也道出台灣民主的困境與悲哀，選前候選人不斷拜託民眾，而選後則是民眾要拜託當選人，「我們是民，他們是主」，也就是王紹光教授說的「選主」的真實寫照。這次台灣的選舉看起來非常熱鬧，但實質上無比空洞，候選人不需要比政見，不需要端出牛肉來吸引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只要把文宣做得很「文青」，口號喊得很動人──如一位候選人的文宣上只有自己的照片與「魄力」兩個字，另一位候選人的口號是「孩子是我們的希望」，又一位候選人的廣告把自己打扮為「江南大叔」──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台灣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候選人的傲慢，突顯出了台灣民主的特色。花蓮縣現任縣長傅崑萁欲尋求連任，而他的妻子徐榛蔚同時登記參選縣長，兩人聯合競選、共同設立競選總部，其原因據傳是傅崑萁官司纏身，所以其妻子也投入選戰「買保險」，確保他們家族的政治利益得以延續。類似的狀況在全島屢見不鮮，許多涉入貪腐弊案官司的政客都投入選戰，以「參選到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台灣正積極地向大陸與香港推銷、輸出自己的「民主套餐」，而上述的「奇景」當然都是這個套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台灣「真普選」的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楊光斌教授最近推出新書《讓民主歸位》，其中有一篇寫於台灣三月「太陽花」期間的短文〈台灣民主是怎麼玩砸的〉，他如此評價台灣當前的民主發展：「走到今天，台灣民主已經千瘡百孔，已經被搞砸了」，「就是在這樣一浪又一浪的蹂躪中，一輪又一輪踐踏中，台灣民主即使不死，也已經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若是傳到島內，台灣民眾肯定不服氣，甚至認為大陸學者在抹黑、詆毀、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但無法否定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台灣改採行的西方代議式民主，已經讓自身的政治發展走向難以回頭的惡性循環。馬英九執政末期，人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不信任度降到低點，而民眾在看不到前景與出路的狀況下，只能將所有的矛盾與問題歸罪到馬英九與國民黨身上，甚至外部化到中國大陸上，這與當年陳水扁執政末期的窘境非常類似。

不久前，台灣教育部擬從明年開始將中小學生的暑假縮短為三週，消息一出，網路上出現一張照片，是一位小學生手持寫著「馬英九去呷賽（註：「吃屎」的閩南語發音）啦，還我暑假來」的海報表達他的不滿。許多人盛讚這位小學生的智慧，認為他小小年紀就知道台灣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馬英九身上。其實情況恰恰相反，不是這位小學生智慧過人，而是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這樣的問題在三月「太陽花」之後更為明顯，認為只要打倒馬英九、打倒國民黨、打倒中國大陸，台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能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所以，與馬英九、國民黨相關的人事物也都必須是打倒的對象，現在台灣網絡世界一面倒的言語「霸凌」、肉麻當有趣的「惡搞」（比如把連勝文妻子蔡依珊的照片與日本A片合成在一起），就是這種氛圍的產物，讓人摸不著頭緒這到底是一場市長選舉，還是一場毀滅人格大作戰。

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網路圖片）

台灣青年認為台灣的問題在於不夠民主，並且上綱到要防止獨裁再現、防止中國大陸來「玷污」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伴隨這種認知而來的，是台灣社會不斷蔓延的「排他主義」，三月「太陽花」最大的效應，就是讓台灣青年勇於、樂於表態，而這種奠基在「政治正確」之上的表態，目的是在於排斥其他人的認同、想法與意見，例如將認同中國大陸、支持「服貿協議」、支持連勝文的人統統設定為敵人。台灣青年群體間所興起的這股「排他」風潮，就如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在〈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一文中所分析的：「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話說回來，台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夠民主」，而是這套民主制度是外來的且在西方勢力規劃下所誕生的「鳥籠民主」，它的遊戲規則已經被制定好，能加入遊戲的參與者只能是西方所認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台灣內部的紛紛擾擾：省籍、藍綠、統獨……都是消耗台灣發展的假議題，讓台灣人民深陷其中，眼光只能限縮在茶壺內的風暴，而外在世界的變動，像是世界與亞洲新秩序的重整、正在進行中的「美國之春」，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因為台灣體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此面向的意義來說，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對香港佔中青年的評價「他們不是激進而是保守」，對台灣也是一體適用的。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11-29）

羅加鈴：別老拿正義說事──對香港反「普選」的一點反思

文／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

幾年前，聽過一門課，授課教授與學生們以「正義」為題，有段發人省思的對話：

教授：「什麼是正義？」

學生們：「顧及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多數人的權益為重、少數服從多數……。」

教授：「依據大家所言，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假設你是醫生，急診室剛接收了幾個在車禍中嚴重受創的病人亟需器官移植，分別為心、肝、腎臟和眼角膜…否則將殘疾一生或性命不保。當醫院急著替這些病人聯繫器官取得事宜時，你正替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作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他的器官若全數捐出，會因此喪命，卻可能拯救正在急診室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群病人。此時，你會秉持『正義』，秘密的將此人迷暈，迫使其在被動狀態下捐贈器官嗎？」

學生們一陣譁然……

上述案例或許極端，卻可以提供我們反思所謂「多數正義」的悖論。事實上，我們生活的世界，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經常被冠以正義或民主之名，以這種多數決的方式來論定。但是，多數人的意見，真的就代表正義之聲嗎？那些被掩蓋的少數者的聲音，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伸張？難道沒有其它辦法能取代當前的提案嗎？除了公民表決，是否有其它取得共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誰才能夠代表真正的「多數利益」？

是誰躲在正義的背後

近幾年就學於香港，越是浸入香港文化，越是發現香港和台灣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一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二是「反中國大陸的情緒」。一般來說，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發展的早，某些地方確可作為後進國家借鑒，但一味地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準則，進而盲目照搬其政治制度作為民主化的依循，並不適宜。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強調私有產權，極端重視個人主義，從而派生出保障個人權益的種種制度，選舉權便是其一。人人自主，人人有權選擇心之所趨，看似合乎情理，但在以私有制為前提及立足點不平等的條件下，掌握社會資源的少數人往往可以操縱輿論，偽裝成多數利益的代表，而弱勢的勞苦大眾卻成為制度的屈從者或犧牲者。因此，在西方普選制度下的多數決，非但無法體現正義和民主，反而經常成為合理化統治菁英壓迫弱勢者的工具。以美國為例，2008年投入美國總統選舉的其中兩位候選人Ralph Nader（無黨籍）和Ron Paul（共和黨）雖非左翼人士，但因為前者批判高盛集團的作為禍國殃民（反資本），後者反對出兵伊拉克（反戰）而受到資本家所掌控的傳媒的封鎖，許多美國公民根本不知道他們參選，當然也無勝出的可能。

有鑒於此，大陸中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釋出有別於西方普選的提名法，卻被習慣西式口味的部分香港人稱之為「假」普選。問題是，他們口中代表「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非但不是普遍施行於所有的西方國家（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是間接選舉、歐洲的多數黨內閣從來也沒有一人一票的直選過總理），也已被許多國家證實無法體現正義。更何況在當前「占中」「反占中」的這場政治角力中，擁護大陸中央所提出的普選方案的聲音已不只出現過一次，不但連署簽名者超過100萬，8月17日參與遊行者也超過10萬。但是，這些聲音卻可以被占中人士與親西方媒體視而不見。

香港已回歸多年，對於大陸中央釋出的辦法若覺不妥，核心的反對者為何是串連西方勢力（尤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抗爭？又為何積極引入已被批判多時的西方普選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這一切，為何又是發生在美國將全球戰略佈局轉移至亞洲以牽制中國發展的今天？值得人們深思。

引狼入室將斷送和平契機

自中國經濟崛起以來，西方世界就不斷釋出「中國威脅論」的訊息，好似中華民族一旦富裕，必然運用經濟優勢，強化武力，向鄰國擴張。這種以偽造性言論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法，源於二戰以來的反共意識，目的是對反抗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進行圍剿，以鞏固西方統治菁英的權力。

過去，擁有戰後經濟優勢的西方各國，可以運用凱因斯主義（高福利、高就業和高消費政策）來美化和掩蓋資本主義的罪惡；利用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史觀來欺騙後進國家，倘若追隨其資本主義道路便可擁有等同的生活水平。同時，再大量製造和散播關於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負面訊息，最具代表性的是「貧困」和「反民主」。但卻絕口不提社會主義國家的貧困是來自戰後的百廢待舉，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亦迴避解釋戰後西方國家的武力威嚇，迫使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主權獨立必須維持備戰狀態，從而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採行人人縮衣節食的分配制度，以將更多剩餘投入軍重工業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在缺乏外援下，既要強化軍備，又要穩定民生，只能依賴僅有的農業資源，從農民身上轉移剩餘；同時為了讓有限資源達到最佳分配狀態，被迫實行戶籍和糧票制度，以避免都市人口增多帶來的公共支出增長，分散了國家建設基金。此舉卻被污名化為沒有遷徙自由和反民主的表現。

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受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影響，西方世界的經濟水平每況愈下，凱因斯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萬靈丹假象早被識破，但反共意識的宣傳從未間斷。兩岸四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基礎，政治制度與文化形式必然有所差異，看待彼此帶有某些刻板印象，雖不足取，但可理解。這種現象，不僅中國有，世界各地都有；不僅一國之內有，國際之間也有。這種因為政經發展等複雜因素所造成的誤解，歷史上難以細數，但不應把當前的民生困境片面的看成是中國崛起後所衍生的問題，更不該將其上綱為反民族的情緒。

舉例來說，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認為，高失業率、高房價和通貨膨漲等問題是拜大陸所賜，因此不時出現「排陸」的聲音，更有甚者提議「反中」或「獨立」。事實上，資本流動，關乎利潤多寡，無關民族親疏。台灣、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當前的經濟問題，多半受全球政經局勢牽制，當美國憑藉軍事霸權毫無節制的發行美鈔，大量國際熱錢在全球生產過剩的現實下，湧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炒作，因此不論大陸資本是否投入，不僅台港，全球各國的都會地區都有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不可否認，大陸現階段的發展，仍有諸多缺失（例如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腐敗貪污），所以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對大陸政體及和平統一存疑。坦白說，不論是客觀環境的問題，還是人們主觀思維的疑慮，既是從歷史中來，就只有在歷史中才能消解，這須要時間，要求一蹴可幾並不實際。若想以串聯西方勢力來解決問題，只是引狼入室，不僅會把問題複雜化，還會斷送得來不易的和平契機。過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鞏固自身利益，不斷打擊反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並利用意識形態差異來製造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例如東西德、南北越和兩岸四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現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維護固有的國際霸權，維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再以類似手法強化中國內部民族，以及周邊國家之間的仇恨情緒，讓大量社會資源被運用在平息抗爭和擴充軍備，我們是否還要相信西方國家的介入，真的是為了正義？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83期，2014年10月29日出刊）

面對災難，不能只是「天佑台灣」

甲午年開年至今，一連串悲傷的消息讓人感到窒息──馬航MH370班機失蹤、韓國歲月號渡輪沉沒、馬航MH17班機遭擊落、復興航空澎湖墜機、高雄氣爆、新店氣爆。有人企圖為這些孤立事件尋找其中的關聯性，給出的答案是：甲午年天災人禍多。

中國傳統的歲次似乎成為了替罪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人的角色隱沒退位，秦漢之際的讖緯之學與天人相應學說再度盛行於當代，所以每當災難發生，政府、媒體與社會人人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天佑台灣。「天佑台灣」的大行其道，其實完全暴露當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的治理困境，正因為人無作為，從而只能呼天搶地祈求「天靈靈，地靈靈」。如同2005年卡崔娜颶風嚴重破壞了紐奧良地區，因為美國政府失能、救災不力，美國人民也只能寄希望於「天佑美國」。

今年5月曾到韓國首爾參加研討會，幾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韓國民眾組織街頭遊行，要韓國總統朴槿惠為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下台。如此訴求在台灣似乎經常耳聞，例如高雄氣爆之後，8月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常會，會議定調「馬政府必須為此次氣爆意外負起全盤責任，不該再推卸給地方承擔」。

韓國左派勞動者會認為，歲月號沉船最大元兇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圖為首爾民眾在首爾市政府前排隊哀悼歲月號死難同胞。

韓台兩地災難之後都有要求領導人下台的聲浪，但在性質上卻差別極大，台灣政客把藍綠鬥爭擺到救災之前，而韓國民間的反省力卻值得我們加以反思。在首爾期間，我們拜訪了韓國左派勞動者會，團體代表告訴我們歲月號沉船悲劇最大的元兇其實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其一，韓國政府將渡輪船齡限制從20年放寬到30年；其二，死難船員多數是打工者，薪資非常低；其三，政府安全管理與檢查不力，災難發生後僅允許與船公司簽約發包的單位進入現場救災；其四，政府放任船公司經營者非法掏空資本。

在此視野之下，災難背後的人為輪廓便顯得更為清晰可見。將目光拉回台灣，澎湖復興空難發生之後，究責的焦點多數集中到颱風及其造成的影響，而更為關鍵的因素卻被視而不見。這次復興航空墜毀的機型是法國與義大利合資製造的ATR72，此機型自1989年投入商業運行之後，在國際間事故頻傳，例如2013年同機型在寮國永珍起飛後即墜入湄公河，機上44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中國大陸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曾運營5架ATR72-210型客機，但早在2011年即已全部淘汰退役。

民用航空飛機由於成本極高，航空公司對於旗下所購入的飛機都會要求發揮其最大運行效益，每次飛行之後只有短暫的加油檢修時間，隨即又再投入下一次的飛行，因此飛機的安全管理極為嚴格。此次復興墜毀的機型，安全紀錄並不佳，但台灣政府卻仍舊放任航空公司使用該機型，未加以檢討，與資本家形成共犯結構，難保災難再次發生。台灣社會對於空難的責任追究，往往集中在氣候不佳、飛機駕駛、機場管制、中央─地方首長、軍方之間的無限循環，而資本家帶著一抹微笑巧妙的從此究責循環中全身而退。

高雄氣爆問題的癥結亦在如此。花媽陳菊鞠躬道歉、鄭重宣示管線不再回填，又或是經濟部長下台走人，都只是曇花一現的政治花邊。何以我們不曾追問高雄做為一個石化重鎮，難道沒人知道深埋在底下的管線層疊交縱，如果知道，又何以放任地下世界盤根錯節的無限蔓延？

話說回來，存在於偶然孤立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並非來自於天命，而是現實的結構與條件加以決定的。從重大災難所反映出來根源於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失序與失能，無法用天有異象一語帶過，因此出自於素樸情感的「天佑台灣」絕非解藥。必須深知，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橫掃全球至今，早已與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結為命運共同體，其弊病癥結在於資產階級綁架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服務於資產階級，互相擦脂抹粉，兩個階級合流共生的結果就是不斷的政策鬆綁與去管制化，人民原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削弱，而治理權力則不斷被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尤其台灣的掌權菁英，無一不是在西方世界喝過洋墨水的學術買辦，在他們的眼中，除了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天佑台灣」，不如先幫這個權力結構卸卸妝。

為什麼要聲援加薩

「受夠了！這不僅是一場以巴衝突，還是一場向兒童宣戰的戰爭，全球均應感到羞恥。」香港著名戰地記者張翠容在以色列攻擊加薩進入第三周之際，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7月8日迄今，以色列對加薩進行瘋狂攻擊，使用了貧鈾彈、白磷彈、高密度惰性金屬炸彈（DIME）等武器，坦克車砲管對準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不斷發射內含5,000枚刀片的集束箭型彈，到7月底為止，加薩地區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餘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兒童──這不是戰爭，而是侵略與屠殺！

自2006年以來，加薩已經被以色列封鎖長達8年之久，其間加薩數度遭到以色列慘絕人寰的屠殺攻擊，在國際上引起大規模的關注與聲援。在「國際化」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加薩的慘劇被輕描淡寫，彷彿這個世界一片安詳。

就在世界各地人民不斷發起聲援加薩行動之際，長期關注並聲援加薩巴勒斯坦人的台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等幾個團體，7月16日號召群眾前往以色列在台辦事處抗議；28日再到AIT台北辦事處前抗議，譴責美國軍援以色列攻擊加薩。一如以往，這次行動得到的嘲諷比在媒體的曝光率還要多，有的人說「等中國來轟炸台灣再出來抗議」、「難道要讓恐怖份子來台灣」，更多的則是冷漠──「這件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台灣人的態度並不難理解。我出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印象中在求學的階段，以色列一直被塑造為台灣的盟邦友國。極有可能在2016年取得大位的民進黨魁蔡英文，2013年曾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她說以色列是「以智慧超越限制」的國家，並高度讚揚以色列：「我看到的，是一個在敵意與匱乏中求生存的國家。她有一種為了理念、權利、生存而爭鬥不懈的強烈意志，她的作為引起很多爭議與批評，也未必全屬合理，但她爭鬥得理直氣壯，而且這個爭鬥絕對不會終止。」蔡英文的文章，反映了台灣人對於以色列的普遍印象。

在這一次的攻擊中，台灣的媒體只會援引西方世界的新聞報導，立場上當然站到了以色列這一邊。報導的內容不忘替巴勒斯坦哈瑪斯加上「好戰份子」、「激進組織」，關心的是以色列陣亡幾名「精兵」，而不屑一顧加薩數以千計無辜犧牲的生命。

資訊流通看似自由暢通，但我們所接受的卻是經過剪裁、充滿偏見的訊息。我們從懂事以來，就被灌輸中國大陸等於邪惡野蠻，一如巴勒斯坦被塑造為激進好戰，至於深埋在這些負面形象背後更為醜陋的真實面卻難以被揭露，因為我們只願意聽童話故事。

以色列每年接受美國高達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因此單譴責以色列是不夠的，每當巴以衝突再起，美國便惺惺作態出面「斡旋」，並無法洗掉沾滿美國雙手的血腥味。回過頭來看我們所處的兩岸，台灣問題之所以難解，正是因為1950年美國趁著韓戰之機公然介入中國內戰，此後大規模給予台灣政治、經濟、軍事的「援助」，全面移植文化、思想與人才，將台灣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1979年推出《台灣關係法》，強化美台之間的軍事同盟，將台灣打造為美國在東亞堅強的戰略前哨基地。

此次以色列對加薩發起攻擊，其口實是今年6月3名以色列少年被綁架殺害，讓人不禁聯想到77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也是以士兵失蹤為由發起全面侵華。以色列膽敢如此肆無忌憚、慘無人道地攻擊加薩，正是因為其背後有美國撐腰。而日本至今仍未記取戰敗教訓，右翼政權參拜靖國神社、非法「國有化」釣魚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分化兩岸、破壞東亞區域的穩定和平，其根本原因正如同日本研究權威許介鱗教授所言：「日本依然是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附庸』，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顆棋子」。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與日本都以「自衛」之名，行擴張之實。

勞動黨祕書長唐曙2009年寫下一首名為《GAZA！GAZA！》的詩作，其中有一段是：｢不准我們抵抗／不准我們逃亡／不准我們和平／不准我們投降／加薩啊！加薩！／只在我淚眼抵抗裡的家鄉！｣遠在台灣的我們為什麼應該要聲援加薩？因為巴以問題所考驗的不只是做為人的正義、道德、良心與勇氣，同時也折射出綁架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兩岸問題更是無法自外其中，警惕著台灣島上的人們：加薩的苦難萬千倍於我們，但處境卻極其相似！

（本文原載《觀察》第12期，2014年8月號）

從歡迎張志軍訪台談兩岸關係（另題：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

國航CA185航班在6月25日上午11時30分降落台灣桃園機場，做為1949年兩岸分裂之後首位踏上寶島土地的大陸對台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步出機艙的那一刻，中國兩岸足足等了65年。這一步雖無2005年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訪問北京、象徵國共融冰那般意義重大，卻也代表著兩岸之間官方接觸的檯面化、正常化、制度化與常態化，確實是值得歷史記上一筆的里程碑。

「反中」浪頭上訪台

張志軍此刻訪台，正是在台灣社會「反中」的浪頭上。「反服貿」、「李安不是中國導演」（安吉麗娜．朱莉在上海的發言）、「等你們（筆者按：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台灣藝人陳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的發言）、藍綠政客共同表態「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回應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的說法）以及「國立」風波的一連串事件，都反映了兩岸雖然交流更加密切，但台灣對大陸的反感與不信任度卻攀升到歷史新高；其中對於國民黨馬英九的不滿，也被轉移到大陸的身上。

張志軍來台前夕，因「反服貿」而被當成「神」、躋身為「英雄」之列的林飛帆與陳為廷，發起向張志軍「舉紅牌」、拒絕「張王會」的串連行動。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台灣客社」幾個台獨社團也動員群眾準備到機場抗議張志軍來訪。

「反服貿」以來瀰漫在島內的反中排外氛圍，讓許多人選擇沉默噤聲。有鑑於此，嫁來台灣的大陸配偶，以及台灣幾個愛國團體，包括：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甫成立的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24日下午決定緊急動員，隔天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主任。動員消息發佈出去之後，獲得陸配姊妹熱烈迴響，紛紛報名歡迎從娘家遠道而來的訪客張主任。

由大陸配偶組成的「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與「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號召成員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來訪（張方遠攝）

26日上午10時30分，包括陸配姊妹，以及許多本省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勞工、青年學生約100餘人，聚集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接機大廳，拉起三幅大型紅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娘家來的人──張志軍主任」、「兩岸一家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訪台」、「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並且不斷高喊著前一天大家共同設計的口號：「兩岸一家親，歡迎張志軍」、「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與「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等。

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歡迎張志軍的群眾（張方遠攝）

相較於台獨派的抗議群眾，歡迎陣營是較早到達機場並組織好隊伍的，早就守在接機大廳的島內外媒體當然不會錯過歡迎的陣容，現場連線轉播歡迎畫面。最早發稿的應該是台灣《蘋果日報》，大約上午11時就在網站上發出幾個團體在機場歡迎張志軍的消息，但報導底下將近150則的網友留言則是罵聲與質疑聲一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各不隸屬！我不是中國人！」、「去死！」、「誰跟你一家親？喜歡對岸，游回去啊！」、「直接移民去中國不是更親？」、「我誠心疑惑支持張志軍來台的人是哪來的？」、「兩岸一家親！有人很喜歡被飛彈親」、「誰要跟你一家親啊～什麼毛病」、「我真的不懂……這麼愛中共！為何不要搬去那住啊！浪費時間在台灣不是很可惜」、「這些人長的根本不像台灣人阿」等等。

有歡迎當然也有抗議，由陳水扁時期「國史館「館長張炎憲領軍，獨派群眾趕達接機大廳，拉起橫幅「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但人數寥寥無幾。此後，早已變質為反中反共反華的「法輪功」也來到現場，拉起布條寫著「法輪大法好」，散發「六四大屠殺」、「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鼓吹大陸人民「退黨、團、隊」的文宣。（活動過後，法輪功人士見歡迎隊伍中為數不少的大陸配偶，直接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拿著各色照片文宣向陸配姊妹「宣揚」中共「暴政」。）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張方遠攝）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張方遠攝）

現場齊唱《我們是一家人》

上午11時左右，現場各路群眾愈來愈多，警方以封鎖線與人牆的方式將歡迎與抗議兩陣營隔開。不久之後，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獨派政黨「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率眾到達現場，一行人浩浩蕩蕩，舉著各種標語：「張志軍滾回中國」、「反服貿救台灣」、「統戰匪軍，滾回中國」、「台灣前途台灣人決定」、「保護台灣民主」等，以麥克風高喊「驅逐張志軍」。帶隊的人主要是今年底參選市議員的年輕候選人，身上穿著競選背心，他們成功製造與警方「衝突」，把現場所有鎂光燈都吸引過去。

為了反制獨派，歡迎陣容則相應地喊出「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反對台獨暴力」、「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等口號。

11時30分當機場屏幕顯示CA185航班已經抵達，現場氣氛更是高漲。陸配姊妹不斷搖旗、鼓掌、喊口號，洋溢著思鄉而來的歡迎之情，與同在現場接機的許多愛國群眾自然熱情地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你的家鄉在海的那一邊，我的家鄉在海的這一邊，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也唱起郭蘭英原唱的《我的祖國》：「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

現場歡迎群眾愈聚愈多，不同的團體各自拉著歡迎布條，一向被視為鐵桿深綠的南部地方里長也組織前來歡迎，島內各地的宮廟管委會帶領信眾出現在歡迎隊伍之中，甚至有團體請來舞獅在機場迎接張志軍主任。就此來看，2008年之後大陸對台通過各種交流與政策，對於島內各地方基層組織還是發揮了相當的作用，比如張志軍在台訪問期間，時常可見到地方里長帶著里民出面迎接。不過，這股歡迎的熱情，是否能經過時間考驗，最終轉化為支持兩岸統一的動能，尚無法妄下論斷，還須進一步觀察。

「反服貿」學生領袖串聯抗議

除了機場之外，另外一個戰場是機場旁的諾富特酒店──張、王在台首會的地點。警方當然早在酒店外圍拉起一道封鎖線，但仍然聚集了大批法輪功信徒。而林飛帆與陳為廷所領導的「島國前進」也帶領40-50位青年圍坐在酒店之外，他們穿著寫有「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字樣的黑色T-shirt，手上舉著紅牌、「台灣前途自己決定」、「拒絕假交流之形行統戰之實」等標語。林、陳二人企圖號召群眾衝進酒店，與現場警察發生衝突。

由林、陳二人所帶領的抗議青年，是經歷從2008年反陳雲林訪台而起的「野草莓學運」，到2012年以「反媒體壟斷」為名、以「反旺中」為對象的「反中」運動，再到今年「反服貿」所鍛鍊出的青年生力軍，未來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這批青年將無役不與，影響、召喚更多因恐共反中、對前途感到憂慮茫然的青年投入，將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大的隱憂。

「張王會」在諾富特酒店進行之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與「民主斗陣」的成員於24日晚間先行入住酒店，準備近距離抗議「張王會」。但他們因違反酒店管理規定，遭酒店人員破門而入，這段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Facebook等社群網站也不斷被轉貼，成為「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聯手「獨裁」中共打壓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鐵證」。台灣某著名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即「中國研究」）看了這段視頻而發出「感嘆」：「為什麼每次中國官員來，馬政府就要把人權標準自動向中國看齊呢？」台灣網友更是罵聲一片，有的稱現在回到「戒嚴時期」，有的則稱是「暴力治國」、「中國人當道」。

「馬英九＝中國國民黨＝中共＝獨裁＝暴力」的論述邏輯在台灣社會甚為普及，特別是在青年群體，更是認為中國大陸將與馬英九合作，以暴力的方式強行統一，破壞台灣民主、踐踏台灣人權、傷害普世價值。「反服貿」運動以來，「暴力」的標籤已經根深柢固地被貼在馬英九（以及被認為是幕後黑手的中國大陸）的身上。事實上，當「反服貿」運動喊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口號之時，已經說明了接下來一系列的反對運動在根本上價值顛倒。既然把「革命」一詞喊得震天價響，就應該要清楚地認知到以警察、軍隊為代表的國家暴力機器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體制與民族國家的本質之一。台灣人支持美國以「反恐」為名的「國安」與「維安」制度，也支持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以及對當地居民的「破門而入」（當然無視於美國以「無人機」傷害平民），這一切都因「普世價值」的得到合理化。再換個場景，如果今天是美國高級官員訪台，任何程度與一切手段的「維安」，同樣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裡必須説是，兩岸之間的隔絕對立超過一甲子，當前任何人事物的往來不過都是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小步，不該被過度解讀，更不該以雙重標準對待。

馬英九的政策疏忽

在張志軍訪台之前，台灣社會並未特別關注此事，前些日子反而是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外交」風波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最近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包括眾所周知的「翠玉白菜」）到日本展出，由於日方部份文宣品與門票未在「故宮博物院」前面加上「國立」兩字，引發馬政府強烈不滿，取消馬英九夫人周美青訪日行程，也揚言以翠玉白菜「不開箱」的手段來表達抗議，最終迫使日方讓步，全面更新文宣品，台日繼續「一家親」。

馬政府罕見對日本態度強硬，想借此機會洗刷其「親中賣台」的罵名，展現他捍衛「國格」、「主權」與「尊嚴」的魄力。但馬政府此舉並未得到社會的領情，關心此事的青年把錯都歸咎到馬英九的身上，認為馬政府沒事挑事、破壞台日情誼，推論到最後，凡事都因為台灣不是「正常國家」。

馬英九忘了一件事，所謂的「國格」、「主權」與「尊嚴」對台灣社會而言，只有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才會被想起來，從而搖旗吶喊，其餘面對美國日本的時候，這些東西是被棄若敝屣的。當然，這個風波也反映出完全移植當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台灣，已經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在領導人任期屆滿之前就提早「跛鴨」、信任崩盤，陳水扁到馬英九都逃不過這個惡性循環，就算現在台灣「立法院」最大黨還是國民黨，也難以修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猜忌、對立與衝突。問題在於，台灣社會卻又死守積弊叢生的政治體制，一方面認為是在堅守「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認為這個體制是對抗「獨裁中國」的最佳武器。說穿了，台灣社會的這種矛盾，正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國看守之下所發展起來、藍綠領導人都是美國在台代理人所造成的困境。

張志軍接地氣訪台，推動兩岸發展

回過頭來看張志軍一行為何選在台灣社會「反中」情緒高漲的時間點入島？表面上，這趟行程是基於今年2月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訪問大陸後的禮貌性「回訪」。事實上，經過「反服貿」運動的動盪與震撼，做為大陸最重要對台工作機構的負責人，張志軍更有必要直接入台、面對基層、接上地氣，以實際的接觸檢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成效，實際評估「反服貿」運動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程度，實際感受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對大陸的愛恨情仇，這些都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大陸政府不得不直面的尖銳課題。另一方面，在馬政府兩岸政策停滯在「只經不政」、「只易不難」的階段，提高兩岸政治互信、建立兩岸制度性往來（小至互設辦事處，大至兩岸領導人的見面，再大至《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與落實），都是兩岸關係刻不容緩的議程。

張志軍主任在台灣四天三夜的行程，會見各階層代表，一路上也會看到各種歡迎與抗議，世情冷暖張主任必然感受極深，進一步體會到台灣人民對大陸情感的複雜性。他以雙眼、雙耳、雙手與雙腳體會真實的台灣，對兩岸關係絕對是好事一樁。

張志軍訪台，對台灣朝野藍綠各有衝擊，卻也代表著轉機。對執政的國民黨來說，通過這次機會向島內民眾展現他們敢於在大陸面前「捍衛主體性」，例如張志軍與王郁琦會面時互稱「官銜」；馬英九在不同場合說大陸對台的立場「對台灣是無法接受的」，也說「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雖已正式訪問，並都稱對方官銜，但中共對台軍事部署至今沒變，『國軍』建軍備戰工作不能有絲毫懈怠」。面對中國大陸，國民黨擺足架子，仍然放不下無形之中的對立情緒。

對準備攻取2016年大位的民進黨而言，在不放棄「台獨黨綱」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也深刻體會到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已經回到大陸的手上，堅持「台獨」就是窮途末路，因此沒有大規模動員反對張志軍訪台，而27日張志軍與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見面據報導相談甚歡。（在「反服貿」運動期間，陳菊是少數敢冒大不韙而說出：「若符合程序正義，對台灣有利且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我支持服貿！」的綠營政治人物）。民進黨正處於兩岸政策（黨內稱為「中國政策」）轉型之痛，不只有國民黨的威脅，還要顧及黨內深綠台獨支持者，以及美國日本等強權的壓力，蔡英文所謂的「最後一哩路」恐怕還要走很久。

「兩岸關係」可以分為「小兩岸」與「大兩岸」，前者是台灣海峽兩側的大陸與台灣，後者則是太平洋兩端的中國與美國。局勢已經愈來愈明顯，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受制於中美之間的「大兩岸關係」。就在張志軍訪台期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接受雜誌專訪時露骨地表達：「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她「提醒」台灣：「與中國相處時，要小心、精明一點！」 希拉里對台灣的「告白」，讓許多台灣人感到無比溫暖，認為這是來自美國友人的「善意忠告」。兩岸的問題看來複雜難解，島內高昂的「反中」情緒看來怵目驚心，但其實本質上就是中國力量與美國力量在島內的拉扯對決，美國正通過長年精心栽培的親美政界與學界菁英，力保他們在遠東的戰略前哨，而走在復興之路的中國大陸也自信積極地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其宏文〈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開篇即提及：「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思想事件；不僅涉及到統一與分裂的內政問題和中國崛起與世界格局的國際問題，也涉及到中華文明能否在未來復興的人類前途問題。這其實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因此思考台灣問題首先要從思考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入手。」強世功教授精準地闡釋了兩岸問題之於大陸同時也之於台灣的意義。近代中國歷史可以說是兩條道路之爭，根源於過去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兩岸分斷，同樣是兩條道路的競合。現在已經到了兩條道路的決戰階段，台灣社會激烈的「反中」，其實是在保護美國自韓戰之後在台灣所布置的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外頭包裝為「普世價值」），政治力所操弄出來的「台灣主體性」、「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是維護美國戰略利益的一體兩面。

台灣最終走向何方，最終取決於兩條道路的競爭結果，張志軍訪台只是一個開端，這四天三夜的台灣之行，也應該放在這個層次來思考才有意義。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6-27；刊出題目為〈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小標為標輯所加，內文亦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反服貿之後，台灣留下了什麼

持續將近一個月的「反服貿運動」，4月10日晚間從立法院退場。學生領袖說這不是「退場」，而是「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也有學生代表發表〈台灣佔領了我們的心〉聲明，稱「這股能量遠遠還沒打算要撤退，還沒打算要結束」。當然，也有學生領袖遠赴美國，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以英語直接向美國社會傳達運動的過程與發展。

這朵「太陽花」被細心的呵護著，深怕它枯萎凋謝。中研院社會所、史語所與台史所三所所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這場運動的相關文物「既為眾多公民的創作，亦為全體社會追求民主的公共財」，以中研院的學術資源專案收藏運動的「文物」，「做為全體公民當代共同經驗及未來歷史記憶之憑藉」。無獨有偶，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明璁，也在網路發起連署，要求保留立院外牆黑色噴漆「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標語，他說：「這是重要的集體認同，也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集體認同」。

「太陽花」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當運動退場，也到了應該追問這場運動到底為台灣留下什麼的時機了。不可否認的是，這場運動有其多樣性，每個上街的青年素樸的動機同樣令人尊敬，但這場運動最終凝聚而散發出來的「共性」，卻掩蓋了運動之內的能動性與進步性。全球化、自由貿易、WTO，或是ECFA、服貿等根源的兩岸民族共同市場整合，又或是更為貪婪、侵略性更強、同時又具有軍事威脅性的TPP，在這場運動中不是被混為一談，就是被視而不見，「服貿」本身反而弔詭地隱沒在這場「反服貿」運動之中。

隨著運動發展過程逐漸吞噬差異性而形成的「共性」，表現出來的就是對內排斥意見相左的群體，只要不反服貿就可能被歸類為「賣台」的「匪」；另一方面，則是掀起新一波對中國大陸的敵視與仇恨，醜化中國及其任何象徵，同時也將異己斥為「中國人」，「支那賤畜」、「外來種滾」類似法西斯的語言在台灣社會再現，受到波及與排擠的還包括了陸生、陸客、陸配，當然還有台灣的統派。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是內部與兩岸之間的對立，瀰漫著一股以眾暴寡的霸凌氛圍，人與人的關係在這場運動中受到嚴重的撕裂與衝擊，思維邏輯與行動模式似乎倒退到冷戰與內戰同時並存的時期。

反服貿運動包圍立院四周的期間，許多父母在假日會帶小孩到現場，他們的理由可能是要讓小孩感受「民主」的味道，上一堂戶外的公民課。當然，小孩在實際踏查的過程中必然會形成自己的想法，但令人憂心的是，對於中國大陸的誤解、甚至是仇恨與敵視，卻也通過這場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一代一代的向下傳承。

如果這就是李明璁等學者在悉心照料的「集體認同」，那麼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在〈思想的貧困：評龍應台評太陽花〉一文裡所提醒的這段話，就值得我們再三省思：「如果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打造是以這個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為代價呢？如果這個共同體是建立在對13億人的仇視上頭呢？以人類中的13億人為歧視與仇視對象而建立的共同體本身會是道德的嗎？如果這個共同體概念從李登輝開始到今日已有20年，而帶來的一醒目現實是社會的更徹底的撕裂，與人心的疲憊焦躁敵意懷疑，那麼為何還不開始反省它的限制與代價呢？我們除了做一個鼓動者或跟從者，是否可以暫停一下，抽離並冷眼凝視這個洪流呢？」

這場運動所帶來的另一個後遺症，就是將台灣內部的問題外部化，同時也迴避了長年以來台灣內部的種種積弊，讓「中國因素」成為最大的代罪羔羊，從而逐漸失去直面問題核心的能力，而相應的正義是非等價值也被「直覺」給取代。有些人抓住了台灣社會的這個盲點，開始大肆散布「恐懼」，而過度的恐懼就是自己擊潰自己，將「理性」置於地上任人踐踏。

例如一篇名為〈可怕至極，台灣民主危機比你想像恐怖〉的網路文章近來廣為流傳，作者稱威權正在復辟，台灣因為五都升格，市長變區長，所以台灣人的投票權被限縮；作者也說馬英九政府正在「獨裁化」，「現在的立法權也是被總統統治」。面對這些「可怕至極」的台灣「現狀」，作者開出的解藥是：「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快要站不出來了」。

問題在於，文章所指出的種種用以證明「威權」與「獨化」再現的例子，不正是解嚴之後，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朝野不分藍綠所共同造成的惡果嗎？其一，民進黨在五都之中的台南與高雄有執政絕對優勢，升格讓他們掌握更龐大的行政資源，因此綠營何曾反對過升格？其二，《中華民國憲法》原為內閣制，而是李登輝任內推動修憲，往總統制靠攏，並非馬英九上任後總統權力突然變大，何況此前民進黨陳水扁還執政過8年。另外必須一提的是，當前備受垢病的立委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及立委人數減半所帶來的問題，也是2005年藍綠聯手修憲的結果。

其實，只要具備政治學ABC基本常識，甚至學過國高中公民的人應該都能判斷出這篇文章是在刻意危言聳聽。但是很遺憾的，許多政治系的學生或受過政治學訓練的人竟爭相轉載這篇文章。我們無法得知作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但毋庸置疑，這篇文章就是在製造恐慌，讓恐慌累積為對立壁壘的資本。

許多人把兩岸恢復交流的路途形塑為台灣的「憲政危機」。沒錯，台灣確實有「憲制危機」，但危機的癥結反而是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所說的：「兩黨基本上是站在資本家利益的立場」，藍綠是高度同質性的，他們的「共同目標在於合法化當前的兩岸分離狀態且把『台灣問題』加以國際化」。屬於相同階級立場的藍綠權力鬥爭，成為台灣虛假的主要矛盾，而宰制台灣的發展。反服貿運動最終以王金平出手的方式收場，說明了這場運動仍然是藍綠格局下的產物。

有心人士收割了太陽花之後的民氣，以「神格化」的力量進行「反核」動員。地狹人稠的台灣島，其核能政策是奠基在美國財團的利益之上，台灣無論藍綠政府的核電政策，都受美國利益團體所「綁架」。台灣若不想成為下一個福島，就必須理解美國「跨海政商聯盟」對台灣核能政策的影響──這點恰恰是有心政客不敢說清楚的。反核四卻不反核能、不反核武、不反美，反核運動最終只能再走回藍綠鬥爭的老路。

反服貿激情過後，當務之急是要重拾理性，清楚地認識到當前的兩岸交流不過都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必經之路，不該重蹈兩岸衝突對立覆轍，也不該將任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都視為黑影而加以開槍，我們該做的是讓下一代「人民從此享太平」。換個角度來看，後太陽花時代對台灣也是個絕佳的契機，台灣需要一場進步的思想解放運動，重新看待世界、重新看待中國，當然也要重新看待自己。

（本文原載《觀察》9期，2014年5月號）

「反服貿」反了什麼？

「反服貿運動」在3月18日「占領」立法院之後3天，21日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的女兒施蜜娜爬上立法院外牆，以黑漆噴上了這麼一段話：「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儘管運動領導群否認噴漆與他們的關係，但這段據說出自電影《里斯本夜車》的「宣言」已經內化為參與者的精神象徵與自我期許。從2008年野草莓抗爭就與學生「並肩作戰」的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便在4月10日運動「退場」之前發起網路連署要求保留這段標語，他說：「這是重要的集體認同，也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集體認同。」

「革命就是義務」──說明了無論運動領導群自始至終是否有「革命」的預期，但主客觀因素所交雜出的整體趨勢，確實讓參與者認為這是一場「反體制」運動。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不斷動員之後，原先存在於個別參與者或支持者之間頗高的異質性也逐漸消退，運動背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則愈趨明顯，表面上看起來就是李明璁所謂「集體認同」的成形過程。

「反體制」意味著對現有秩序正當性的衝撞，從而也否定了由正當性而來的合法性問題。有聲援者指稱這場運動「雖不合法，但有正當性」，簡言之，參與及聲援的人認為他們的運動是一個重塑新的正當性的偉大過程。問題在於，這場「反體制」的運動是真的顛覆了原有的體制與正當性？還是流於精神想像，反而鞏固了原有的體制？

有人說這是一場具有左翼價值的反自由貿易運動。但台灣早先與新加坡與紐西蘭簽訂FTA，甚至是更早在新世紀之初台灣加入WTO，社會上靜默一片，樂觀其成。2012年馬英九成功連任，他在勝選之夜即宣布要加快台灣加入美國主導的TPP進程。儘管當下反馬、反國民黨蔚為風潮，但社會上最高的政治正確仍然是認為台灣要加入TPP。台灣反對民族市場內部的兩岸區域整合，卻不反對侵略性更強的以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說明了這是一場目標與手段都顛倒錯置的運動。那麼，這場不反全球化、不反自由貿易，甚至也不反「服貿」本身的運動，其本質到底是什麼？呂秋遠律師為我們提供了極為直白的答案：「為什麼我們也通過了對於紐西蘭的FTA，民眾對於這項協定並沒有大加撻伐，但是對於這項協定，就得要寸土不讓？因為，中國，我怕你們。真的，我很怕。平心而論，如果把中國拿掉，換成別的國家，也就沒有問題。」

也有人說這是一場挑戰西方代議式民主的運動。如果以「占領」立法院來說，代議式民主似乎受到了某種程度的衝擊，但占領的「形式」無法說明一切。運動學生一開始提出的是「反黑箱」，要求「逐條審查」，再到退場前的共識「先立法再審查」，力推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要求立委簽署承諾書……等等的訴求，目標退回到最低限度的「程序民主」，其實是在鞏固與深化這種根源於西方、早已百病叢生的代議式民主。「捍衛台灣民主」這句口號本身就隱含著運動本身並不反代議制的意味，預設台灣曾經是代議式民主的美麗世界，這片淨土不能被「專制」「獨裁」的中國（及其在台代理人國民黨馬英九）給玷汙。因此，運動的過程與結果，回過頭來反證了三一八「占領」立法院的行動，其實象徵著代議制終歸是運動的希望寄託。

進一步言之，這場運動或許是對朝野政治人物表達不信任，但藍綠格局的產物，終究超越不了藍綠格局的限制。3月22日運動領導學生發動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23日「占領」行政院後，運動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但表現出的行動僅是對國民黨、馬英九與江宜樺的反彈，模糊了「國家暴力」的內涵，從而讓流血變得極其廉價。而親藍的「反反服貿」陣營，所提出的訴求只停留在民主、法治與恢復社會秩序，同樣只是在台灣內部切割出另一派的敵人，沒有帶來任何進步性的意義。

「反服貿」運動把「民主」定義為要守護的最高價值，親藍的「反反服貿」一方也把「民主」抬出來合理化其行動，說明了出問題的正是這套民主體系。另一方面，運動最終靠的是地方派系與藍綠共主王金平出面才得以退場，更加說明了這場宣稱「反體制」的運動，其實只是場體制內部的喧囂。

這場運動的價值在於，突顯了隱藏在看似分裂的台灣社會之內的高度交集，也就是反共恐中──這就是台灣「集體認同」的核心。這個「集體認同」並非在此次運動才開展，而是從1950年代以降便形塑的親美反共結構遺留至今的新結晶。

由此來看，這場反對性極強的運動，除了「中國」之外，其實什麼也沒反。1977年余光中喊出了那一聲「狼來了」，餘音至今還在台灣上空縈繞著，這才是後太陽花時代，所有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必須共同直面的問題。

誰是台灣學生負笈大陸的絆腳石？

台灣學生想要到大陸就學，在台灣唯一的正式報名點是夏潮聯合會。自1999年以來，夏潮聯合會接受楊振寧博士倡議、「京港學術交流中心」（1985年在香港立案）委託，免費代收台灣考區的報名文件，義務提供諮詢，既非中介亦非代辦，至今已服務超過8,000位考生。最近，夏潮聯合會（法定負責人陳福裕）卻被台灣檢調單位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3條起訴。

這個事件讓我想起台灣史上的一些往事。

1946年台灣光復後一年，台灣省教育處為了促進兩岸青年的人才往來，決定選派100名公費生赴大陸求學。據報導，當時超過500餘名的台灣學生報考。首批獲選學生，必須先經三個月密集的受訓，才分發到大陸各所名校就讀。這批學生出發前，聯合在《新生報》發表了一篇《臨別告同胞書》，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我們負著這個重大的使命快離開我們所愛的台灣向內地去求學，為了養成更大的力量來建設新台灣，暫別我們全身愛著的故鄉，當此臨別的時候，禁不住有些說不出來的感想，有濃厚的惜別心。尚且想到在這一個正急需建設的時候，離開本省似乎太無責任，但我們是為求更大的建設力量而求學去的，我們有熱誠，更大的任務等著我們！

1946年台灣首批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聯合在《新生報》發表《臨別告同胞書》

這批為了建設故鄉台灣的本省青年，懷抱著學習的熱忱內渡大陸求學。後來國共內戰爆發，1949年兩岸分裂，導致許多台籍公費生無法回到台灣，從而他們建設故鄉的心願只能落空。但他們將對於故鄉台灣的眷戀，轉化為動力，投入中國的革命事業與科研工作，其中許多人也親歷了新中國的成立。（這段歷史，可以參閱鄭堅、陳弘主編的《見證台灣光復‧中華振興：紀念台灣省公費（派）生升學內地大學65週年》一書。）

此後，兩岸之間的教育交流完全中斷。取而代之的，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流行至今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西天取經之路的終點站是歐美國家，多少台灣青年前仆後繼只為一圓洋墨水夢。但喝了可樂之後，很少人可以再回頭喝白開水。

1946年台灣省教育處選派公費生升學內地大學之公告

隨著兩岸的長年分斷，兩岸之間教育的往來與交流完全中斷，可以說是進入一個極為不正常的關係。直到1987年，大陸的大學才出現第一個台灣學生。

兩岸關係重新恢復交流之後，台灣青年也把目光望向了海峽彼岸的大學，赴陸台生的人數年年增加，說明了台灣學生有負笈大陸的高度需求。但台灣當局做了什麼？一方面對大陸學歷設下層層的限制，既非全面承認，又規定針對某些專業的大陸學歷，須經台灣再次「甄試」後才得以承認。另一方面，眾所周知，來台求學的陸生在政策上也受盡「三限六不」之苦。

台灣學生欲報考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學校，都有彈性、靈活、自由且不受限的報名渠道，唯獨大陸學校的報名招生受到當局的管制。台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3條在2003年已經修正為：「台灣地區、大陸地區及其他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許可得為大陸地區之教育機構在台灣地區辦理招生事宜或從事居間介紹之行為。其許可辦法由教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但修法通過以後的10年來，台灣「教育部」仍提不出許可辦法，與「陸委會」之間相互推諉卸責，共演一出「假開放、真阻擋」的戲碼。而被犧牲的，還是台灣為數眾多有意負笈大陸的學子及其家長。

令人費解的是，台灣學生自由報考大陸學校，不過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小步，而自願承擔起這個工作的夏潮聯合會，卻在當前這個兩岸和平發展的階段，遭到台灣當局近似白色恐怖式的打壓與箝制。

1946年台灣省教育處選派公費生升學內地大學榜單公告

夏潮聯合會的成立，繼承上個世紀70年代《夏潮》雜誌（1976年創刊）的精神，堅持「社會的」、「鄉土的」、「文化的」路線，往上甚至可追溯到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愛國主義傳統。夏潮聯合會創立之初原名「夏潮聯誼會」，成員以《夏潮》雜誌原來的編輯、作者與讀者為主，英文譯名為「China Tide」。1996年夏潮聯合會改組時，政治受難人林守一先生（1971年被捕，原判15年有期徒刑）曾這樣說：

在國際強權仍千方百計地在干預兩岸變局的今天，夏潮在台灣將重新發出他的聲音和力量，這股聲音和力量，將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觀照當代歷史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堅持社會正義的，還有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當然，未來夏潮必將面對極其艱難的挑戰，不過在這樣的一個時機上，能夠重新團結再出發，自然有它一定的意義。在我們給予它期盼的同時，也要再一次提醒他們，所謂的真理與正義，當然絕不是光憑搖旗吶喊就能證明的。一定要能不斷地實踐，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將大家的力量團結起來，這條路才能繼續走下去。

這次台灣夏潮聯合會遭到以司法之名行政治整肅之實的事件，無疑是台灣社會在經歷「反服貿」大規模政治動員後的一次關鍵檢驗：選擇沉默噤聲？還是選擇台灣學生有公平、自由、平等到大陸就學的機會與權利？兩岸之間的教育交流，是要走向更加的正常化？還是把台灣左邊的這扇門關起來，只睜開右邊的眼睛？

（本文另題〈反了服貿，再來反教育交流？〉原載《觀察者網》，2014-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