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1959年9月，陳映真在《筆匯》發表他首篇小說〈麵攤〉，爾後的50年間，雖曾因故短暫停筆，但大部分時間仍創作不懈，且成就非凡，《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華盛頓大樓》、《忠孝公園》等，皆已成台灣小說經典，獲得評論界高度推崇。

　　陳映真曾參與《文學季刊》系列刊物的編務，創辦「人間」雜誌及人間出版社，帶動當代文學與文化思潮。

　　他是台灣文學重要的旗手、小說家、雜誌創辦人、關注弱勢者的報導文學家，也是台灣近代重要的社會運動者之一，在海峽兩岸與華文文學世界裡亦佔有一席之地，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以及對社會文化的關懷，深深影響這一代的知識分子。

　　2006年10月，陳映真因病在北京入院，至今仍在休養中，文壇人士頗為關切，擬以文藝茶會、研討會等系列活動方式遙寄祈願，並藉此探討其文學及相關議題呈現其文學成就與對台灣文學的貢獻。

　　今年，是陳映真首篇創作發表至今50週年，將舉辦「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由來自台灣、大陸、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者，如山田敬三、朱雙一、李瑞騰、呂正惠、金河林、松永正義、林載爵、施淑、陳建忠、楊翠、廖咸浩、黎 湘萍、趙遐秋、曾萍萍等共同發表論文，並有兩場「陳映真與知識分子的人道關懷」、「擁抱一切良善與罪惡——陳映真的文學世界」座談會，藉此呈現其文學成就 與對台灣文學的貢獻。

時間：2009年9月26、27日

地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活動網站

人間凝視：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座談會

人間凝視：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座談會

將理念付諸於文字和行動的小說家 陳 映真，絕對是今年台灣文壇最受注目的名字之一。從他發表第一篇作品開始，至今已有五十年。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他是一位小說家、文字創作者；但在半世紀後回 顧陳映真，他所影響的不僅僅只有文學，他也影響了台灣當代的政治和社會。除了小說家之外，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也是一位社會革命者。 2009 台北文化護照將由趨勢教育基金會陳怡蓁發起，與南村落共同主辦，《文訊》雜誌協辦，邀請曾擔任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攝影師李文吉、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 楊渡、知名作家楊照等人舉辦座談，從文學創作、雜誌創辦者、城市知識份子、白色恐怖入獄者、凝視人間的弱勢關懷者……等各種不同樣貌介紹陳映真。 也藉著這場座談，將「陳映真‧人間風景文藝茶會」中所展出《人間》雜誌的攝影圖片，開放讓所有民眾參觀，回憶《人間》的報導，也理解陳映真當年創辦雜誌的理念。 綜觀台灣當代文學，絕對不能不提到陳映真，歡迎大家前來認識這位擁有多樣面貌的台灣文學旗手。 人間凝視：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座談會 時間：2009/9/25（五）19:00-21:00 地點：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延平南路98號） 座談人：李文吉（人間報導學社秘書長）、楊渡（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楊照（知名作家） 主持人：韓良露 ( 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 參加方式：免費參加，請以電話、傳真預先報名，共200名，額滿為止。 洽詢電話：南村落(02)8369-2963 傳真電話：南村落(02)8369-5076 活動網址： 2009台北文化護照culturepassport.culture.gov.tw 南村落www.southvillage.com.tw 按此報名

集氣鬥陣行!0916中午12點10分請響應快閃吶喊：陳映真加油！

陳映真是誰？

也許你不認識陳映真，但是你可能聽說過《人間》雜誌。
這份雜誌是台灣最早開始關心環保、原住民、弱勢或邊緣族群的刊物!
透過當時最棒的攝影照片與動人的文字，突顯了許多許多應該被關注的社會議題
陳映真是這份刊物的創辦人！

2006年，陳映真二度中風，於北京朝陽醫院積極復健中

為了鼓舞他對抗病魔，並繼續其悲天憫人的文學創作，我們特別發起『陳映真加油!集氣快閃吶喊真愛活動』!
歡迎關心陳映真的朋友，關心台灣文化、文學的朋友們，歡迎愛台灣的你/妳，在2009年9月16日（三）中午12:10，於敦化南路2段198號1樓廣場集合
與我們一同大聲呼喊：「陳老師，加油！」

這個石破天驚的經典的畫面，將於9/24.25陳映真創作50周年系列活動中公開放送，讓我們用最真誠的聲量召喚更多更多真愛力量。
這份熱騰騰的愛也會漂洋過海，傳遞到陳映真與陳映真的親屬們，讓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集氣鬥陣行】
天時：2009/9/16(三) 中午12:10
地利：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198號1樓廣場 (國泰金融大樓，奧迪汽車外廣場)
人和：現場活動人員將會解說吶喊與集氣加油動作，請各位熱血朋友振臂疾呼：「陳老師，加油！」(全部過程約5-10分鐘，結束後請大夥以生平最快的吃奶力氣現場快閃!)

http://trendfoundation.pixnet.net/blog/post/24317587

野火樂集2009年「唱自己的歌」演唱會

野火樂集演出「唱自己的歌」演唱會

時間：98年9月4日 星期五 晚間七時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Haiyan」是原住民一個美麗的虛詞，它存在著一種美好，一個驚嘆，一個屬於靈魂不需
要多解釋的嚮往。它是任意的時空與視聽，幅員是遼闊的胸襟與歌聲。

源自於台灣原住民最富饒的音色與山齊高，源自於原住民最渾厚的聲線比山谷還要深遠，
在傳統與現代音樂的融合之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音樂人，將西洋音樂元素融入自己的歌
曲之中，更將台灣的『世界音樂』分享給在這個經緯度上生活的每一個人，因此，他們從
台灣的四面八方而來，唱著自己的歌，分享他們在生命中所感受到的力量。

「土地」是人們得以生存的最大力量，而歌謠與土地是密不可分的，當野火樂集之年輕音
樂人一再唱著來自母地與部落的歌，不管身在何地，都知道家的方向。我們要藉著「歌」
連成想念的線，牽引著每個人回到自我歸屬的「土地」，唱「自己的歌」，唱出對台灣這
塊土地的「熱情」與「愛」。



媽媽小姐的愛情敘語---- 小美 + 琳鳳

部落，是一個原住民生活的重心，當男人外出工作之後，女性就留在家中灑掃、照顧小孩…
一邊工作，她們也一邊唱歌來忘憂。小美與琳鳳兩位阿美族的姑娘，將唱出家鄉
院子那群談笑風生的媽媽小姐們，對愛情的期待......



通往太平洋的夢想之歌---- 陳世川

達魯馬克部落附近，一條筆直的路通往太平洋的路。路的兩旁長滿牧草，三三兩兩的牛群，
吃著草慵懶地躺在樹蔭下，世川說：「小時候騎著單車走這條路，就可以直直到達海邊。」

太平洋就在不遠處，就這樣直直的走就可以到達。世川也正直直的走著，向著那夢想邁進！



聽見，一段時光---- 陳永龍

聽永龍唱歌，似乎聽見一段時光，一幅畫面，或是一段故事，
音符婉轉中，有他淡淡的哀傷，
詩般的文字，也有著他村莊邊上那大大的山脈…





樂手：陳宏豪+hyhy+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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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

野火樂集網站　http://www.ignitefire.com/

野火樂集部落格　http://blog.yam.com/wildfire/

參加「七O年代保釣文獻解讀論壇」觀察與想法

　　筆者今（2009）年五月二、三日參加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舉辦的「一九七O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以下簡稱「清大保釣論壇」）。這 是近年來老保釣們最大型的一次聚首，筆者有幸參加此次論壇，心情相當澎湃激動。作為一個長期觀察釣運的學生，參加這場清大保釣論壇，有些想法想與諸前輩分 享與請教，又拜讀《海峽評論》前（222）期刊出邱立本、姜宇晨與胡祖庶三位先生的大作，更有些心得不吐不快。

　　五月二日晚間主辦單位播放了張釗維先生製作的紀錄片「狂飆的年代─向右走，向左走」，當片中畫面帶到劉源俊、林孝信分鏡輪流合唱「釣魚台戰歌」時，在場的老保釣們也跟著大聲合唱，讓在場的年輕學子似乎感染了當年釣運的熱情與激昂，這是兩天議程中令人動容的時刻。

　　一、整理編印保釣史料的重要性

　　「釣魚台戰歌」曲調並非相當激昂，但歌詞與意境相當有力，感染力極強。它除了是七O年代保釣運動的共同記憶外，一九九六保釣運動再起之時，釣 魚台戰歌又重新感動了年輕一代，由鐘鎮濤、巫啟賢等數位藝人再次錄唱本歌，並發行CD。保釣歌曲並不僅此一首，但唯這首歌能串起數代保釣愛國志士的心，無 奈的是，這首歌的作者標示為「威大學生」，應該有更多的史料來找出原作者，並根據老保釣的回憶建構這首歌傳唱的原動力，重新賦予這首歌的地位與新生命。此 乃保釣運動史料重要性溫柔與感性的面向。

　　筆者曾向一位當下「著名」「主流」的台灣史學者請益，他認為今日保釣運動的史料與老保釣的各種回憶文章，其目的都是在「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 權」，事實上這位學者是拐著彎批評保釣並不具重要性。除了保釣運動的實際參與者及研究保釣的人士外，很多人至今仍將保釣運動視為「政府支持下的愛國運 動」，其中不乏許多知識分子與學者，陳水扁甚至誣指「當年的保釣運動根本就是國民黨策劃的」，「保護釣魚台運動是政府發動，是教官帶著學生去的」，這番昧 著歷史良心的談話，使王曉波教授於《海峽評論》第205期為文〈請勿「白賊」保釣史〉發出正義的反駁。

　　暫時放下當年海外保釣的統獨或左右之爭，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與精神，經過時間的淬煉已經證明，保釣運動團結了全世界的中國人，對於外國勢力的入 侵絕不讓步。筆者作為一位七年級（八O後）的大學生，在面對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時，不免感到有其斷裂點，即歷史認識的無法連續。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追求 正義的民主、政治、社會運動，一直延續至光復初期，但經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大掃蕩後，六O年代可說是「噤聲」的十年，而七O年代中後期有鄉土文學論戰、中 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八O是黨外衝撞體制的高潮，而後又有野百合學運，台灣民主發展史似乎在六O年代至七O年代前期形成一片空白。在自我學習的過程中，筆 者發現海內外的保釣運動填補了這一塊空白，尤其當時台大的保釣運動，更引發往後台大校園內部一連串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甚至率先喊出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因 此保釣運動在台灣人民反抗史與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都應該要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近年來流行為歷史翻案，但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至今尚未被重視，亦尚未被「正名」。八O年代黨外運動起飛時，本土意識隨之高漲，由於保釣運動具有 「統運」與「團結中國人」的色彩，因此刻意被忽略，造成歷史上的空白。試問，保釣運動在當下年輕人記憶中的空白，難道不是這些所謂的「主流」台灣史學者爭 取他們所謂的「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導致的結果嗎？保釣的前輩費心留下的這些回憶與史料，確有它們的地位與重要性，由他們來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亦當之無愧。

　　兩岸清華大學努力積極的蒐集與保存保釣史料，再加上老保釣的無私奉獻，終能避免這些珍貴資料最後流落舊書攤或資源回收場。對於保釣運動、兩岸 關係、統獨左右、台灣民主發展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相當高的價值。而由兩岸清大共同承擔此項任務，更有其重要意義，即保釣運動不分你我，我們都是中國人。

　　二、年輕一代應重新認識保釣運動

　　清大保釣論壇兩天的議程中，以筆者的粗估，三十歲以下的參與者，大概僅佔一至一成半左右，不過人數少並非重點，至少這些年輕學子願花時間認識過去。不過問題在於，在本土化教育大行其道之下，年輕人對於台灣過去的認識卻仍相當貧乏。

　　五月二日的議程，筆者身旁坐了兩位陌生的男同學，當主辦單位介紹葉芸芸女士時，其中一位轉過頭問他同學「葉芸芸」是誰，當他同學輕聲答覆「是 葉榮鐘的女兒」後，這位發問者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下了「葉『云云』」。筆者並非偷窺旁人的筆記本，只是他寫字時的大動作，實在難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在議 事手冊的幾乎每位講者的名字旁，都寫了大大的兩個字「統派」。加上五月三日議程的觀察，筆者發現許多年輕聆聽者一旦聽到講者喊出「我們中國」或「中國人要 團結」之類的呼聲，便會投以悄悄的不屑聲，而當聽到講者批評國民黨與馬英九時，這些人又回以熱烈掌聲。

　　猶記邵玉銘教授演講，當他提到「台獨已經成為歷史灰燼」時，旁邊的同學輕蔑地說「台獨的種子才剛發芽呢！」休息時間，筆者聽到一群學生正在討 論「為何講者都在談統一？」「我今天原來是想來聽台獨的。」筆者以為這些學生，對保釣運動的發展沒有理解，可說是「來錯場子」，難道具有統一色彩的保釣運 動，現在無法見容於年輕大學生的耳裡嗎？

　　在講演結束的「問與答」時間，一位年輕女子舉手發言，她的開場白是「我們太小了，對於這兩天演講我們不太懂，也不知誰對誰錯，我們不能判斷........」筆者以為她的說法太不負責，對我們來說，放眼未來雖然重要，但若沒有回顧過去，何以放眼未來。

　　2002年9月，李登輝首次發表「釣魚台屬於日本」之謬論。去（2008）年發生日本船艦撞擊我國漁船事件，許多親日學者亦發表「釣魚台屬於 日本」之讕言。台大PTT與PTT2電子留言板的熱門看板，關於釣魚台的討論，竟集中火力力戰中共介入，還有許多人花費時間精力找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屬 於日本」。

　　若不能重新認識保釣運動，年輕一代的腦海裡可能忘記了「中國人」這個詞，或者將之視為「外國人」。若不能重新認識釣魚台問題，「釣魚台屬於日本」謊言也可能成真。

　　三、「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

　　清大保釣論壇五月三日的議程，邱立本先生發表了「僑生是台灣保釣的先鋒」。他上台第一句話即說「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這實在是一個沉痛但 又不得不面對的真相。自1970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私相授受交與日本，而海外保釣運動開始萌芽之後，政府除了發表幾次「嚴正聲明」外，民間一直才是保釣的 主力。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結束後，筆者與老保釣胡卜凱前輩聯繫，希望有機會在隔天這個特別意義的日子（五四運動九十週年），隨同中華保釣協會一 同出海保釣。遺憾的是，不久接到胡卜凱前輩的電話，確定無法出海。根據中華保釣協會在五月七日發出的聲明稿，「『國安會』蘇起秘書長及楊永明『諮詢委員』 曾多次勸阻，『海巡署』 、『漁業署』等管轄單位以及瑞芳漁會等更出面恐嚇本會所雇全家福號漁船之船長游明川先生。他們甚至以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為威脅， 以致游先生為維護全家生計，不得不取消與本會會員出海的計劃。」「『國安會蘇秘書長』及『楊諮詢委員』於四月下旬，先後分別約見本會理事長劉源俊、常務理 事林孝信、胡卜凱、執行長黃錫麟等人，以維護台、日關係，區域安全等為由，力勸本會取消此次活動。」（註1）

　　在瞭解無法出海的緣由後，確實讓人氣結。「中研院」院士、老保釣、1971年安娜堡國是大會主席項武忠教授，在清大保釣論壇上，直言馬英九 「太糟糕了」。五月五日，項武忠教授也參加了中華保釣協會在「總統府」前的抗議。而在台灣無法出海保釣之時，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計劃於五月二日搭乘「釣魚 台二號」前往釣魚台海域宣誓「主權」，卻也糟到香港政府禁止出海。無怪乎項武忠教授要批評兩岸政府。

　　邱立本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起草發起「2009保釣共識」，《海峽評論》前（222）期邱立本先生再度呼籲我們必須監督兩岸當局，由兩岸政府出面捍衛釣魚台的領土與領海，畢竟維護領土「主權」完整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勸阻」此次中華保釣協會出海的「國安會」楊永明諮詢委員（時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曾在2003年9月27日由東吳大學主辦的「第二屆釣魚 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國際法圓桌討論會）上表示，他主張以韓國解決獨島問題的模式來解決釣魚台問題，方式有三：實際佔領、軍隊佔領、「海巡署」 於釣 魚台駐警。（註2）時任台北市長與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的馬英九「總統」， 在這場研討會中發表了「釣魚台問題簡析」專題演講，其間他以參加保釣運動（並 曾被列入黑名單）為榮，且感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註3）如今馬英九與楊永明均已位高權重，已不再是「孤臣」，竟仍「無力可回天」，保 釣之路仍面對著險惡的政治風浪，難以前進。

　　四、保釣！繼續保釣！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談論到保釣精神如何實踐於社會，諸如楊貴平與滋根基金會、李黎與樹華教育基金會、林孝信與社區大學、王惠珀與醫藥管 理等。許多青年在最後的「綜合座談」，呼籲將保釣精神轉入「公共衛生」與「社區營造」等社會力。當年台灣保釣運動，在政治力的壓制下，轉而從事社會運動， 例如關心礦災、烏腳病等問題，形成台大學生關心社會議題的傳統（如八O年代台大「自由之愛」學生組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保釣精神在社會力上的 發展，應該可以加深加廣，但決不能忘記「保釣」的初衷──「保衛釣魚台」。

　　旅德老保釣胡祖庶先生，在參加完清大保釣論壇後，將心得寫成〈保釣的解讀〉，刊於《海峽評論》前（222）期。文中觀察細微，見解精闢。清大 保釣論壇中，有位女士發言，主張保護釣魚台的自然資源，筆者對於其結論印象深刻：「不要再保釣了！」胡祖庶前輩在〈保釣的解讀〉一文中贊同這位女士的觀 點，筆者不能認同。我們不能忘記當初保釣運動爆發的導火線，乃1968年聯合國在釣魚台海域發現油田，而日本覬覦此資源，故於1970年8月12日片面主 張釣魚台「主權」，於是引發愛國青年學子之不滿。若以保護資源為由，放棄保衛釣魚台，試問待日本竊去釣魚台後，難道不會破壞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嗎？難道我 國人不懂保護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之理嗎？況且釣魚台固為我國疆域，殊有不爭之理？

　　五、保釣運動研究，台大責無旁貸

　　近年關於保釣運動之研究，以東吳大學最為積極。老保釣劉源俊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校長之時，於1997年舉辦「第一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 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法律地位論文集》；又於2003年舉辦「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論文 集》。

　　在保釣運動史料的收藏方面，則必須歸功於兩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不辭辛勞保存珍貴記錄，並開始口述歷史之訪談。而大陸的台灣同學會，基於搶救 保釣運動史料的急迫性，於保釣運動卅週年編輯《春雷聲聲》文獻選輯；又於保釣運動卅五週年編輯《春雷之後》文獻選輯三大冊，二書均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 許多老保釣亦著手寫作保釣運動的回憶，例如胡卜凱先生於2002年曾作〈保衛釣魚台〉回憶文章，（註4）王曉波教授出版《尚未完成的歷史》（台北海峽學術 出版社），鄭鴻生先生亦出版《青春之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間研究保釣運動更方興未艾，令人矚目的便是大陸主修石油地質的學生薑宇晨獨力寫作卅萬餘 字的〈春雷怒吼釣魚島──1970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

　　當年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多為台灣大學的畢業生。1971年4月12日，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貼出了第一張保釣海報，開響了台大保釣運動的第 一槍；隔日，台大大學論壇社在今哲學系館（時為農經系館）掛上大幅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隨後台灣各 大學響應了保釣運動。而台大校園內的保釣運動之後轉換為學生民主抗爭，並爆發1974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台灣大學可說是台灣保釣運動重要的基地，也是由 保釣運動開啟的社會政治運動的重要發源地。雖然哲學系事件已經正式列入台大校史，但台灣大學對於保釣運動的研究與史料收藏卻是漫不經心，未曾舉辦大型的研 討會，亦未積極收藏保存相關史料，令人搖頭。明（2010）年就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筆者呼籲台灣大學重視自己與保釣運動之間的重要關聯，並積極籌備相關 的研討會、展覽、紀念等活動，努力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

　　六、結語

　　《春雷聲聲》的主編龔忠武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上表示，目前已開始進行《春雷聲聲》的修訂，將要出版《春雷聲聲新編》，令人相當期待。而《春 雷之後》僅收錄一九七八年之前的文獻，希望記錄保釣運動餘波（1978～今）的《春雷迴響》能早日整理完成，並出版公諸於世。清華大學長期、持續地蒐集保 釣運動史料，更是令人為之振奮，對保釣運動的研究者來說，定是一大福音。

　　筆者必須強調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不應說我們太小、我們不懂、我們不能判斷，對年輕人而言，如何放眼未來，前提是要「回顧過去」。保釣運動有 政治面與社會面，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只要繼續其社會面，更不要畏懼其政治面。老保釣是典範，但不應只是典範。我們要繼續的也不只是保釣的精神，更要繼續保 釣的行動力，這樣才是完整新一代的保釣。釣魚台不必爭論屬於兩岸的哪一邊，因為釣魚台是中國人民的。

　　附：〈二○○九保釣共識〉

　　我們不能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的侏儒。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

　　我們強烈要求，在保釣三十九年後，兩岸政府當局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確保釣魚台水域不被日本軍事控制，確保中國人有權利登上釣魚島。保釣不能只靠老百姓，而是要靠兩岸的公權力。

　　（註1）http://city.udn.com/2976/3421984?tpno=0&cate_no=77044。

　　（註2）黃兆強主編，《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2004，台北：東吳大學），〈附錄二：圓桌討論會一　國際法圓桌討論會〉「楊永明發言記錄」，頁466-470。

　　（註3）黃兆強，前揭書，〈釣魚台問題簡析─ 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馬英九專題演講〉，頁3-15。

　　（註4）http://city.udn.com/2976/2836545?tpno=1&cate_no=77044。


（原文定稿於2009年6月8日，發表於2009年7月5日「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ppt.cc/PpYJ）

王曉波：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 王曉波老師一向很少提到他的家庭與過去往事，我之前只知道他的母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2009年1月19日王曉波老師的退休演講上，黃俊傑老師提到了這一篇文章，我趕緊想辦法找出來閱讀。透過台大圖書館的資料庫，找到了全文的掃瞄影像檔，可能因年代久遠，沒有html檔案，我照著影像檔一字一句重新謄打。若有錯誤，或與原文不符之處，當由我個人負責。本文雖是曉波老師舊作，但我花很長的時間製成文字檔，欲轉錄者，請務必留言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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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文◎王曉波

「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

一九五三年，記得那晚全家在等爸爸從台北回來過元宵節，久久等不到，我們小孩只好先睡了。第二天醒來，只見家中凌亂，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媽媽不見了，剛滿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見了，只剩下還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經外婆解釋，才知道，昨天深夜來了一批憲兵，抄遍全家後，把媽帶走，為了餵乳，媽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憲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沒有回家過元宵節。

媽媽被捕後，起先關押在台中的憲兵營部，那是前不久我父親在那當營長的地方。也許是由於父親出身憲兵官階中校的緣故罷，媽關押在台中時，還准許婆帶我去面會。在媽解送台北之前，告訴婆，只當她車禍死掉，要婆帶大我們，當時小妹在吃奶，我還記得媽對婆說：「如果帶不了那麼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罷。」媽說著就哭了出來，並摸著我的頭說：「那要好好聽婆的話，幫婆帶好妹妹。」當時我似懂非懂的含著淚點了頭。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到媽，再見到媽的時候就只剩下一罈骨灰了。

媽遇難時二十九歲，我才只有九歲多，大妹七歲，二妹六歲，小妹未滿週歲。爸爸也因「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我們至今沒有見過媽的判決書，只有戶口名簿上的一欄記事──「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死亡。」

料理母親後事的是當時尚在憲兵服役的表兄謝永全，是他把小妹從台北抱回來的，我們才知道母親遇難了。記得當時，婆哭天搶地的叫著：「女死了，兒不在（在大陸），叫我怎麼辦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以後我就是沒娘的孩子了」，兩個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著婆。

那時婆望著我們兄妹，想到母親的遇難和往後的日子，就悲從中來的哭泣，我最長，只有我安慰婆，「只要我們長大，一定會好好的孝順婆」。婆聽了更難過，又望著我們哭：「我的仔啊！你們什麼時候才長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但又怕再觸動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條離家不遠的小河邊，獨自一個人莫名的大哭一場才回家。

我們在台灣本來就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媽出事後，更沒有什麼親戚朋友敢跟我們往來。母死父繫獄，一個外省老太婆帶著四個外孫，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外婆不要說台灣話不會說，連普通話也不會講。我們是家破人亡的陷入生活的絕境。

我和大妹只好在台中育幼院掛了個院外學童的名義，每個月每人可以領到二十元的救濟金。婆要我們到市場去撿一些菜葉子回來，好一點的曬成乾鹽葉，差的就餵幾隻雞鴨，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婆養的雞鴨，那是逢年過節賣來換取一點現錢的。

雖然一些當年跟父親稱兄道弟的人不敢和我們往來，但是，人間還是有溫暖的，還是有些人和我們往來，例如，表兄謝永全，一些父親當年的傳令兵、司機，和幾位憲兵，幾位大舅裝甲兵裡的同學。他門偶爾經過台中，總是從微薄的薪餉中，十塊、二十塊的接濟我們。

逢年過節，別人好不熱鬧，我們只有瑟縮在家裡，但也經常有鄰居送來拜拜完了的雞鴨、肉粽，那是我至今猶記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鄰居，一位是長期患肺結核而賣女兒的洋鐵匠，另一位是經營冰店失敗也賣女兒的黃老闆。父親是軍人，有配給的眷糧、食鹽，母親生前常把一些我們吃不完的糧食和鹽分給他們。後來，我進台大回台中省親，有次遇見洋鐵匠太太，還拉著我的手訴說著母親，「你媽媽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愛卡打拚，嘸好讓你媽媽失望。」

媽媽去世後，我成熟了不少，看到了人世的涼薄，也感到了人間的溫暖。有幾件刻骨銘心的事，至今仍不能忘懷。

爸爸媽媽相繼扣押後，全家慌亂成一團，居然還有爸爸的憲兵同袍來找婆，說是要替爸媽活動，向婆索取活動費。父親在軍中一向清廉自持，家中並無積蓄，婆在六神無主中，只有把她老人家帶來台灣的一些陪嫁首飾變賣支應，沒有，還兇婆婆，最後當盡賣光，那位「善心」的叔叔也就一去不回了。全家陷入絕境，這一來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到市場搶菜葉，家中沒有糧食，有次婆要我到收成完了的番薯田裡去撿剩下的一些番薯頭，被主人發現，一腳踢翻在番薯田裡，灰頭土臉的爬起來，舉首望蒼天，即使媽有罪，我們又何辜？我只要像一條野狗般的活著，但我不如一條野狗！

母親死後，從小揹負著「匪諜兒子」的罪名，而常常因此和同學打架，雖然每次都是瘦小的我被打得頭破血流，但是，老師追究起來，被處罰的都是我。

我因為是育幼院的院童，在學校一切費用都免繳，小學五年級，我選擇了「投考班」，「投考班」的補習費也免了。但由於幼稚的「虛榮心」，我從來不敢跟同學透露我是「免費生」。有次中午，老師宣佈要大家回去拿補習費，我為了怕一個人留在教室而「曝光」，就陪著隔壁同學回去拿補習費，回到教室時遲到了，那位同學交上二十元補習費就回到座位，老師則要我伸出手來，用竹掃把的竹支抽我，一面抽一面說：「你這個匪諜的兒子從來不交補習費，還跟別人回去拿補習費！」當時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廣眾前被剝光了衣服般的被羞辱，我咬緊了牙根忍住了眼淚，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師才要我回座，我實在忍不住的向他說：「老師，您好狠，我記得。」結果又換來一頓毒打，抽得兩隻手鮮血淋漓，但我一直沒吭一聲，也沒掉一滴眼淚。

有次大妹高燒已神智不清，婆帶我把大妹抱到台中醫院求醫，醫生說要住院，但交不起三百元保證金。從南昌鄉下來的婆只會拉著我跪下向醫生叩頭，請醫生救大妹一命，為了救大妹的命，我拚命的在水泥地上叩頭，只見醫生起身出去，碰然的把門關上。我們只好悵然的把高燒中的大妹又抱回來。後來，是好心的里長幫我們證明辦了貧戶就診，才挽回大妹。

念中學，離家比較遠，同學間有時問起母親，我都說是病死的，但「匪諜兒子」的陰影還是擺脫不了，有次跟教官抗辯，教官無以為辭就在同學面前脫口而說：「你是匪諜的兒子，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我被警總約談，被關在警總地下室偵訊，偵訊員也劈頭就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從小，我們家就是列管戶，常常在半夜睡眠中，被查戶口的手電筒照醒。後來，在台北教書，戶口轉來台北，警察還是每半個月要來查一次戶口，直至前幾年解嚴為止。

爸爸出獄後，失業了一陣子，後來在台中地方法院當一名執達員，類似抄寫員，以微薄的薪水維持著一家六口的生活。

大妹初中畢業後，被爸「哄」去念嘉義師範，畢業後在新竹一家天主教小學教了幾年書，辭職回台中後就找不到教職了，後來才找到台中啟聰學校。大妹從小能詩能文，才華橫溢，但由於從小營養不良病痛纏身，及諸事鬱鬱，而於一九七一年，自殺身亡，遺有一子，而使我深深自咎，對不起媽，沒能好好照顧妹妹。

二妹在高中畢業後，考取私立大學，爸要負擔我念台大，二妹只好輟學，在鐵路局當過觀光號小姐。二妹在火車上受到欺負，經常到台北來看我，兄妹二人只有抱頭痛哭，我也只好頻頻的安慰二妹，「都是哥哥不好，為了哥哥念台大，害妳在車上受欺負。」二妹後與一位美國教授結婚，移居美國，生育後，因長期病痛而於一九八七年去世，遺有一子。

外婆於一九八五年回南昌定居，逝世於今年三月。二妹的死訊，我們一直不敢讓外婆知道，而讓外婆臨終還在叨念，為什麼二妹好久都沒有信來。

小妹五專畢業後，也是與美國人結婚，移居美國後，小妹還給我來信說：「從小我們就揹著『你媽是匪諜』的罪名，來到美國後，不再怕有人指責我，『你媽是匪諜』了。」小妹婚後育有一子，並繼續念書，直到今年才拿到學位。

我們從來沒見到過母親的判決書，也不知道母親是怎樣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畢業後，那年料理母親後事的表兄來家過年，而拉著我到戶外去，跟我說：「你已經學成畢業了，應該知道你媽是怎麼死的。」他才把將近二十年前，他在憲兵部隊裡四處打聽母親逝世的經過告訴了我。

媽被捕後，曾自殺二次，一次是吞金項鍊，一次是吞下一盒大頭針，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已無法知道，媽是處在何種境遇，而必須以自殺來保衛自己。臨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絕了；她說，她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個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絕了；她說，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她是無罪的。最後，她是坐著受刑的，臨刑前還是一直高呼口號，口號聲是被槍聲打斷的。

表兄告訴我，他這番話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也要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為了怕婆婆和爸爸聽了難受，我也從來沒有說過，直到一九八○年，我到美國第一次給大陸的大舅通信，才不能不告訴大舅母親逝世的經過。

也許是由於幼年生活的經驗，使我對社會底層生活的民眾充滿了「我群感」和溫馨的同情，並曾矢言：「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經過「自覺運動」、「保釣運動」，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更我理解到，我們家庭的悲劇僅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我的外曾祖父章子昆曾支持北伐，是陳布雷的好友；外祖父章壯修在北伐軍未進南昌城時，已是國民黨地下黨員，後在「七三一事件」遭土共綁架，把人贖回來後，但因酷刑而病死。父親因受到鄉前輩何應欽的感召，從軍閥周西成統治下的貴州，與同學結伴步行經纂江到南京投身國民革命軍，參加抗戰，在「南京保衛戰」中倖存下來。大舅在抗戰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勝利後考取清華，但因曾任「國民黨軍官」，在大陸勞改十八年。祖父在「土改」時，活活被打死在鬥爭台上；祖母遭掃地出門，而餓死於一九六○年。

所以，八○年我在美國給大舅的信上就說到：「舅舅，您可聽見我們的呼聲！您可聽見婆的聲聲喚兒聲？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自己為什麼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再重演。」

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今天，我必須大聲的告訴大家，我的母親叫「章麗曼」，我就是章麗曼的兒子，我以母親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榮！


（原文刊於《中國時報》，1991年6月3日，第27版「人間副刊」）

（2009年1月19日博主重新謄打。）

孫水波：睜開左眼，重新看待中國

做為一個長期在補習班教授國中社會科（含歷史、地理與公民）的七年級生，這幾年來發現自己與學生們的「代溝」愈來愈深。這個代溝並不是存在於生活或文化之中，而正是存在於認同與史觀。在我講授中國歷史發展的圖像時，經常不由自主地說出：「我們中國......」，但學生們義正詞嚴地「指正」我：「中國不是我們！」近日在講授中國的島嶼，當我介紹完第三大島崇明島與第二大島海南島之後，學生們的好奇心大發，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究竟誰是「第一大島」，而當我公佈答案是台灣島之後，又遭到學生「糾正」：「台灣不是中國！」

在面臨這樣的情形時，做為一個教師，實在不宜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統獨之爭或認同辯論。事後仔細想想這幾年來課堂上發生的這些細節，一股灰心與挫折之感湧上心頭。我的灰心與挫折是來自於台灣人這幾年變化之快速。猶記得在九○年代初期，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中國」做為台灣人的認同還沒出現太大的挑戰。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的研究，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但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出現了剪刀形的黃金交叉，而1993年正是李登輝開始推動加入聯合國之年。

自1993年至今的十六年間，台灣島上住民的組成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認同的走向卻悄悄地出現轉變，而這樣的改變事實上影響了台灣人對兩岸與世界的看法。我並不想探討造成變動的原因，而教科書的文字運用則是此改變的明顯例證。與其說教育是最客觀中立的場域，不如說教科書是政治力量最直接展現與灌輸。教科書把「我國」一律改為「中國」，「日據」改為「日治」，「光復」改為「終戰」。究竟是認同改變了教科書，還是教科書改變了認同，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事實上，我感到的代溝並不只出現在與八年級、九年級生之間，這個矛盾也出現在七年級之內。美國著名的台灣研究學者Shelley Rigger在2006年出版的《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一書中，指出台灣本土意識最強烈的是兩大族群：六十五歲以上，以及二十五歲以下。後者的群體指的就是七年級生及其後，而這個群體逐漸成為台灣的主體，其所代表的意義應受重視。撇開學術研究的調查數字，當下大學生的強烈台灣意識早在近期幾個事件中表露無遺，諸如毒奶、陳雲林訪台、郭冠英事件，網路世界對這些事情的討論，在理性對話之外，情緒性的煙硝味無所不在，「中國」顯然成為了「他者」（甚至是「敵國」）。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台灣的反應有一股力量是被忽視的。台灣幾個主要電視台接連舉行募款晚會，塑造出「同胞愛」的最大表現，但年輕族群內部可不是如此。幾個重要的網路平台，早就為了台灣人究竟應不應該對大陸伸出援手吵得不可開交。只要與「中國」沾上邊，就算是一個「實然」的人道救援，也被上綱到「應然」的層次上。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盛行舉辦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大部分前往大陸訪問與旅遊學生的心態是「到外國參觀」，而不是「遊故國」。兩岸學生在不斷交流之下，當中的歧異究竟能否藉著認識而改變，我並不是很樂觀。連平常朝夕相處、相互扶持的親友，只要碰到認同問題也會反目成仇，更何況只是短短的幾天訪問而已。大陸八○後的一代被稱為「火炬一代」，年輕人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愛國表現，引起西方的震驚，《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甚至認為八○一代比之前幾代更為愛國。在台灣，先前提到的幾個事件中，年輕人看來也相當「愛國」，但我想悲觀的說，他們愛的國不再是中國。台灣認同的紊亂，再加上幾個世代強烈的主體意識，讓台灣前進的力量無法再整合，腳步的停滯是台灣嚴重的問題。而主體意識強烈的七年級生（及其後），雖然不斷地想與世界接軌，卻遮起了左邊的眼睛，不願意看到中國，只願意拚命地睜大右眼，遠眺太平洋的另一端。

把話說回來，點出當下台灣內部的矛盾不是本文的重點，我想要說的則是台灣把中國愈推愈遠的困境。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不想認識中國，也不願認識中國。從政府到人民，一面把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物質層次，一面又不斷加強颱灣的主體性。兩岸的關係就如同槓桿原理，台灣離支點愈遠，愈難以舉起另一端。換言之，台灣如果把中國愈推愈遠，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就愈小。台灣也不該把中國推遠，不該自立於中國之外，以新加坡為例，雖同為華人世界，但又愛宣稱與中國的不同，反而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就像電影「小孩不笨」裡演的一樣，新加坡的學生竟然要求中文老師用英文來解釋中文成語。如同張亞中教授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應當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的態度，試著把左邊的眼睛也睜開，這樣看到的世界豈不更寬廣？

（2009年6月號第三期《兩岸犇報》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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