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什麼樣的高中歷史課綱？

網路上反對課綱修訂者，人身攻擊佔了很大的部分，竟有「匪諜生的兒子，還是有匪諜的基因！」這種「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特務的「血滴子」，難道這就是李、扁二十年教育政策的「開花結果」？此外，論者多將其主張以反對「中國化」包裝之，細究其言論，實則是憂心李、扁二十年來機關算盡，為復辟皇民化運動所打下的根基受到掏空。其實甲案與丙案一致，同樣主張台灣史佔一冊，且在第一學期教授，並沒有壓縮台灣史的教學時數，以中國史的比例加重來批判「去台灣化」的理由無法成立。若把高三的歷史課時數也算進來，中國史與世界史各佔2.5個學期，並沒有獨厚中國史。

有的獨派學者、記者或支持者，仍然緊咬「夷州」不是台灣，因而反對寫入教科書中。《海峽評論》第232期（2010年4月）的社論，已經引用郭廷以、凌純聲、曹永和等三位院士的研究，做出學術層次的有力回應，此處不贅。

還有一種特別的說法，指出正反雙方的辯論都沒有顧慮到學生實際的需要，以及他們對歷史科學習的樂趣。這樣的說法看來中立有理，但我們不能忘記，「課綱」只是原則，真正撰寫教科書內容的是書商請來的學者群，學生的需要與學習的樂趣，是這些撰寫教科書內容的學者該煩惱的事。關鍵在什麼是適合的課綱原則呢？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沒有法治精神何來民主實踐？教科書的課綱首要原則就是「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其次，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中華民國包含「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謀求分裂兩岸或追求台獨的教科書課綱，均違反憲法。

日據下台灣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自武裝反抗而思想反抗，自本島反抗而參加祖國大陸的對日反抗，浪潮不斷，此即「台灣人的主體性」，而形塑「台灣人的主體性」的思想根基，即林獻堂所言：「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什麼又是「皇民史觀」呢？1993年12月10日，「台灣教授協會」率「本土社團」聯名發表《兩國兩制，和平共存──台灣人民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基本主張》的聲明就是最佳例證：「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台灣達半個世紀之久，對台灣的影響至為深遠，它提供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的、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對古老的迷信代之以比較現代的教育，切斷與中國的大部份紐帶，生活水準遠高於騷亂的中國，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形成台灣人的『國家單位真實感』。此外，舉凡鼓吹國家神道、推行國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運動，莫不影響了台灣文化。總之，日本政府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以及1995年呂秀蓮率團到日本馬關，高調慶祝「台灣脫離中國100年」。

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的種種工業化是為了榨取本島資源，壯大母國，加速對中國與東南亞的侵略。美化殖民統治、合理化殖民當局的建設，是「日本殖民者的主體性」，不是「台灣人的主體性」。以「殖民者的主體性」為主體性的「台獨父子」李、扁是沒有「主體性」的，沒有主體性的人，談不上台獨，他們主導的歷史課綱只能出於皇民史觀，難怪有被他們「皇民化」了的網友要「建議多看看日本人寫的書比較好。」

課綱是教科書撰寫的原則，不違反憲法、不美化日本殖民統治，是站在台灣人立場上最基本的原則。

林深靖：馬英九被忽略的美德

林深靖﹕台灣省嘉義縣人，法國里昂大學現代文學碩士。《台灣立報》特約專欄作家，《新國際》雙週刊主編。

對於馬英九的 批評，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太過軟弱，沒有魄力。譬如，「四野人萬言書」作者之一的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就以「綿羊領袖」的譬喻來指責馬英九「腦中充滿了『全 民共識』，沒有『我就是領導人』的霸氣，完全喪失了作好領導的先機」（見四月六日《聯合報》）。另一位「野人」南方朔的說法則是「政府失去了含鐵量」，並 以英國「鐵娘子」柴契爾（戴卓爾、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硬漢」雷根（里根、列根）來對比馬英九領導風格的平庸和虛弱（見《財訊》三四三期）。

這 一類的批評幾乎已成為當下台灣社會對馬英九的定見，似乎唯一矯治當局的藥方就是「強悍」與「魄力」。然則，如果相較於過去的台灣領導人，從兩蔣到李登輝、 陳水扁，他們的強悍，乃至霸道，難道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有很多時候，甚至是痛苦與災難的記憶！我們會希望馬總統複製這些前任者的統治風格嗎？

如 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馬英九的性格，那麼，我們也許會發現，他身上具有一種很容易被忽略，卻又可能是我們這個嚴重分裂、對立的社會所需要的特質。什麼特質 呢？我要說的是「謹慎」。

正義、勇敢、謹慎、節制，這是古希臘時代所謂「四大美德」。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政治轉型，「正義」與「勇敢」被 刻意凸出，強調的是對抗的勇氣，是對不義的控訴。即使到了陳水扁執政末期，仍然試圖使用「轉型正義」的訴求來清算國民黨當權時代的歷史，並據此做出政黨認 同的區隔。民進黨執政了，還是不願放棄其過去扮演的「反對者」角色，因為反對者會自然戴上正義與勇敢的標籤，而這兩大美德又最容易獲得民眾的認同。相對 的，同樣是美德，謹慎與節制卻很容易被忽略。

台灣社會長期凸顯正義與勇敢，卻漠視了謹慎與節制，這已形成了政治上難以梳理的迷思與偏見。 對於馬英九的批評，多少夾帶著這種長期積累的心理機制。然則，在自古相傳的四大美德當中，謹慎與節制有時候可能比正義和勇敢更為重要，哲學家聖多瑪斯 (St. Thomas d'Aquin)甚至認為，「謹慎」應列為四大美德之首，並引導其他三者。因為，缺乏謹慎，其他都將成為「盲目的德性」。執行正義者若是缺乏謹慎，將成為 獨斷或偏執；勇敢者若是缺乏謹慎，恐怕會變成莽行或盲動。也就是說，謹慎帶有謙卑或自甘做為工具的性質，它為其他德行服務，卻不必然有自己的目的。「謹 慎」所關注的是執行的方法。古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早就指出，對於任何行動、任何美德而言，謹慎都是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愛好正義，不必然能達到正義；愛 好和平，不必然能取得和平。要達到美好的目標，不能完全依靠衝動和熱情，更重要的是選擇良好的方法和途徑，而選擇的過程，最需要的就是謹慎。

亞 里斯多德視謹慎為「智識美德」，因為謹慎意味著對事實的認知和理性的判斷。唯其謹慎，才能決定如何為預定的目標選取最適當的方法。也就是說，「良知」是一 切「良行」的基礎。中國歷史上最明白謹慎之價值的是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他自述「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

就二零零八年的馬英九而言，他同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而其相對謹慎的性格，也可能在某個關鍵時刻，讓選民比較 「放心」選擇他做為領導人。馬英九的謹慎，一方面是個性使然，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特殊環境、特殊時代的需求。台灣長期陷溺於藍綠、統獨、族群的切割撕裂，要 掙脫這種社會嚴重二分、對立的泥沼，需要一個溫和的、有耐心的過程以緩解因為僵滯對立而產生的亢進與焦慮的情緒。

四野人當中的林建山批評 馬英九太過重視「全民共識」，缺乏領導人的霸氣。然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施政過程中尋求共識的努力，不就是化解對立必要的過程？積極尋求社會共識的過 程，正是體現了馬英九相對謹慎的領導風格。南方朔指責馬政府「缺乏含鐵量」，並拿柴契爾夫人和雷根來做對比。然則，鐵娘子咬定除了自由市場機制別無選擇， 她偏執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信條以及雷根悍然推動的放任資本主義，在一九八零年代播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種子，二十一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的禍根就是這樣埋 下的。

馬英九的領導風格可能不討喜，無法立竿見影，達不到一個焦慮、亢進的社會所要求的效率，但是，他相對謹慎、和緩的性格，長期而言， 卻有可能彌合台灣社會的裂縫，避免未來更大的災難。四大美德之一的「謹慎」，最容易被忽略，卻也最有時間意識，最能對未來做好準備。它不僅是亞里斯多德所 指稱的「智識美德」，也是一種「時間美德」。■

linshenjing@gmail.com

（原文載《亞洲周刊》二十四卷十七期 ，2010-05-02）

賀《犇報》周歲

猶記去年在夏潮網站看到《犇報》即將出刊時的期待與興奮。台北街頭可以取閱的獨立報紙，不算多也不算少，《犇報》是最有自己風格的新星。在兩岸交流與互動日趨頻繁之際，為此而誕生的《犇報》，深入且不媚俗地介紹大陸現況，確實打開了台灣民眾日漸被物質化交流所蒙蔽的左眼。

《犇報》創刊之初，遭受了一點波瀾，有點「莫名其妙」地被捲入政治糾葛與媒體戰爭，說穿了，不過是某家電視台慣常地抹紅扣帽技倆罷了。《犇報》的低調回應，反而更穩健地茁壯，堅持當初的信念，由一群年輕志工，為兩岸交流、就學、就業而努力，持續著「夏潮」的精神。

《犇報》在去年三月試刊，四月正式出刊第一期。而在八月，一個由財團巨資充滿商業氣息，也號稱增進海峽兩岸認識的《旺報》，大張旗鼓地創刊了。面對《旺報》的來勢洶洶，《犇報》的編輯方針與內容取材，仍然吸引著一群想認識「真實中國大陸」的忠實讀者，每個月固定擺在唐山書店或茉莉二手書店等取閱處前的《犇報》，如果不早點搶閱，可能只有向隅的份。

為何我也成為《犇報》的死忠讀者？我再度翻開試刊號至今的《犇報》，為自己做點檢討反省。《犇報》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一期封面的油畫，相信編輯朋友們應該花了很多心血在挑選這些油畫吧，幅幅刻畫大陸基層民眾的百態。其次，每一期的「台灣史與台灣人」都令我相當期待，這些被湮沒的故事，不也曾經就在台灣島上發生，憑什麼只有政府認可的歷史才是歷史？人民的歷史是真正的歷史！再者，《犇報》長期關心大陸新移民在台灣的生活處境，為她們應有的權益與福利而發聲。此外，《犇報》轉載的大陸動態也頗吸引我的注目，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第二期對「山寨文化」的介紹，還有第九期對「喜羊羊與灰太狼」現象的評論，讓我們緊跟大陸庶民社會的心跳。至於《犇報》在書目推薦上也不遺餘力，「美牛事件」爆發後，《犇報》即推薦了《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讓讀者明瞭狂牛症的源起，不至隨電視政論名嘴起舞；而第四期介紹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配合今年年初大陸爆發的「Google事件」，讓人更加明白美國霸權背後的面目。

夏潮聯合會近年來致力於兩岸青年學子的交流，無論是夏令營、冬令營，或是台灣學子報考大陸高校、研究所等服務，因此《犇報》在這些方面的故事與消息也頗為精彩。近期《犇報》有計畫地介紹大陸高校現況，脫於坊間書籍的窠臼，無論讀者有無意願前往大陸求學，這個系列報導也拉進了兩岸青年對於高等教育的相互認知。

每個人對於《犇報》都有各自喜歡的版面，以上只是列舉出我個人的感受。兩岸交流的密切，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識，可能來自於《旺報》，也可能來自於「文茜世界周報」，或者是來自於TVBS的「中國進行式」，但《犇報》不隨主流截取消息，同時兼顧了世界與台灣的發展，全面而客觀地展現出兩岸的共同脈動。

當初憂心《犇報》是否能長久經營，或因其非市場主流的色彩，或因其人手與經費不足，如今看來我是杞人憂天了。《犇報》堅定而穩健地滿周歲了，且發行量愈來愈多、發行範圍愈來愈廣，對於慣於民粹、媚俗的台灣人來說，著實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我要向辛苦的編輯志工們致敬！期待《犇報》為兩岸交流開啟更廣闊的大門與視野！

（刊於《兩岸犇報》2010年4月13期，第10版「對話空間」）

李雙澤：當中國醒來的時候

「好勢，當中國醒來的時候，你們會把我們怎麼辦？」

「梵尼多，你那裡來的這怪想法？」

「我從書上看到的。他們說：中國是一隻熟睡了的獅子，當有一天她醒來的時候，全世界都會震動……」

「噢！別煩惱吧，梵尼多；我們還會是朋友。」

「真的？」

「真的，這世界將會太平。」

「沒有種族歧視？」

「沒有。中國人相信：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多麼好啊！可是拿破崙也是這麼說，現在克里姆林宮和白宮的傢伙們也這麼說……」

「中國人並不想統治世界……。所以，這個道是自然的，是自行的，中國人不喜歡武力侵略，這個道是王道。」

「王道？」

「王天下。」

「王天下不就是主宰這個世界？」

「呃？那是精神、文明方面的，沒有暴力。」

「啊，中國人都認為自己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

「難道西班牙人不？」

「所以，如何使西班牙人相信中國的『王道』呢？」

「王道是全世界的……」

「我們認為耶穌的『愛』才是全世界的。所以當中國醒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耶穌的愛的……」

「愛一個陌生者如愛自己的父母？」

「呃？那是無父！」

「所以嘛，你們的愛和耶穌的愛大不同呢。」

「你真可以愛一個陌生者如愛你的父母？」

「現在不能，但我想將來可以。」

「要愛你的敵人？」

「是的。」

「但你不愛獨裁者！」

「好勢，不要用這種陷阱套我，愛是一種希望……。」

「愛是有程度的不同……。」

「那就有爭端，世界怎會太平？」

「不，我們要建立一個制度，規定各種愛的程度和關係，君臣父子……」

「啊哈，天主教也建立一個制度，規定各種關係。」

「是的，可是我們的是合人性的。」

「這個制度所規定的，不容改變？」

「放之四海而皆準！」

「好勢，制度可是因人的需要而定的？」

「是的。」

「那麼事實上真有一種制度可以完全合乎文化、各時代的？我指中國的王道。」

「王道是永久不變的。」

「所以，當中國醒來的時候，她將帶給我們一種制度，同時禁止我們去改變它──好勢，那是沙文主義！」

「不是禁止，因為王道是最完美的，不需要去改變它。」

「那麼，當中國醒來的時候，把王道帶給世界，世界就不需要再改變；也不會再改變──那多可怕呀？這世界將會停止進步！」

「梵尼多！不是停止，是和平，是太平，是永遠的和平！」

「你叫它和平也是一樣，無所謂了。當中國醒來的時候，這世界將會震動，因為中國人要把王道帶給我們，而我們不會相信的；當中國醒來的時候，這世界將會和平，因為將只有中國……」

「梵尼多，不要這麼悲觀呀，我是你的好朋友，你可以這到我家來，這樣吧，那時候我擔保你，替你申請居留權就是了；不過，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你有個習慣可要改一改──喝茶的時候，請你不要放大量的糖進去好嗎？」

給博愛主義的梵．貝多羅．阿微拉先生

一九七五年五月 於莎拉曼卡城 西班牙

──選自《夏潮》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夏潮語錄

「如果說我們有什麼思想觀念上的執著，那只有一個：我們的文化是不可能分割的，每一個中國人都背負著五千年文化的重舉，我們不可能拋棄它們而生存，更不能為了偏狹的政治 利益，而妄想分離這一個悠久而深厚的文化，讓我 們在沉痛的自我反省當中，拋除一切狹窄自私的島 國居民性格，坦誠地溝通歧見，緊密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之路邁進。」──摘自《夏潮》第一卷第四期〈致讀者書〉

潘朝陽：國史意義下的台灣史教育需具春秋節義精神

文 / 潘朝陽（台灣師大東亞系教授）

一

中國是歷史意識最深刻的國家，最古時代就有以史立論的經典：《書經》，更有《左傳》、《國語》等偉大史籍。這反映了中國民族性和文化性的 獨特方向－－中國人是以實在且具體的態度面對從先祖到自身以及於子孫於大地之上的國族認同以及國族的安身立命之道。

中國的國史並非止於如同上述的上古數種史冊而已。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實屬至理，因為儒家的《詩》、《書》、《禮》、《樂》、《易》、 《春秋》，其內容和精神均具有強烈明晰的當代政道和治道之鑑見和貞定之大用，而這些大經巨典乃是從中國歷史長河中淘沙煉金而獲致的國族最高智慧。其歷史性 是那樣地清明高標，換言之，在歷史汰練下的中國經典就是國族向前邁進的康莊大道。

在如此的文化與歷史意識下，中國遂發展為歷朝修前朝史而累積為《二十五史》的國家，這樣的獨特性，實為重史之國的中國之特色。

因此，「國朝修國史」即是國家最重要的大事，明被清所亡，清廷修明史，卻並非以勝者姿態歪曲侮蔑明朝君臣百姓，而是力求依據客觀存在的史 實史料而莊嚴為之。再者，國史從「本紀」、「列傳」直至「志書」，包括了統治階級的君王貴族大小臣僚之功過紀錄；也絕對會對忠奸人物予以應有的褒貶；更不 會忽略文學之家、道德之士在國族的社會中具有的啟發教誨之偉大貢獻和意義。除此之外，國史必須詳細載記國土的疆域以及自然地理，同時也詳細載記國家的各種 國土規劃、建設，農林生產乃至各類型的一二三級產業，對於自然和人文的大小災變，更不厭其煩地忠實紀錄。再者，國史編修亦富含世界性視野，所以對於中國周 邊的異族、異國及其風情民俗、山川物產，亦以專門的列傳和志書記載，因此，國史固然是「本國史」，亦兼有「國際史」的性質與內容。

國史之修纂創述，其內容可謂是天地人三界之總綜之論述和紀錄，再加上史家依據其史觀、史識、史德的歷史批判，如此累積蘊藉而終久推展出一 個最能從國族發展之路上的光明和黑暗、正義和邪惡的析明和判準中深入實踐「殷鑑不遠而以史為鑑」之智慧的中華民族。

二

中國國史強調史料的客觀，從帝王起居注一直到全國民間採訪風情民俗乃至地方野史傳說，史官必須廣蒐博取。然而，國史也者並不僅僅只史料的堆積，中國國史更 在乎春秋節義的彰著，否則一部史書只是扁平淺薄的時空中事務之調查報告書。

孔子修《春秋》，孟子和史公都指出其主旨在於定君臣大義、正君子小人以及嚴華夷之防。這個修史基本信念是後代儒家修史的大義所在，茲引顧 炎武一段文字如下：「夫興亡有迭代之時，而中華無不復興之日，……漢和帝時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汙辱善人。……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導之以為虐於中國，而藉口於素夷狄之文，則子思之罪人也已！」（見《日知錄‧「素夷狄行 乎夷狄」條》）王船山亦嚴明華夷之大防，他說：「聖人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見《黃書‧ 原極》）他更以螞蟻形容國族嚴華夷之防的重要性：「今夫玄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蛇、飛螱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干雜，則役眾 蠢者，必有以護之也。」（同上）

從孔子開創直貫南明大儒的春秋節義國史觀，在台灣傳統史家著作中亦鮮明彰著。如連橫的《台灣通史》與洪棄生的古詩文、史著以及遊記等等， 在在均有痛夏恨夷之憤切語。

三

台灣四百年信史時代，本來就是從鄭成功的抗清開台而啟始發展的。延平王的抗清志業帶來台灣的國史信念，正是上述的含具春秋華夷之防的史識、史觀、史德。換 言之，台灣史應當是國史意義下的台灣史，她不僅僅是關於台灣的時空結構及其裏面的自然和人文的描述而已，她應當是以浙東南明時代存留在台灣的抗拒夷狄之道 的文化方向和歷史意識為價值核心的史論以及歷史教化。

基於上言，台灣史主旨在於：表彰台灣先賢的道德文章；敘述台灣先儒廣施深播的儒學儒教；論說台灣先民的人文宗教；詳錄台灣先民啟發山林促 進產業的功德業果；追懷台灣英烈豪傑的殉節勳業，同時，她不是台灣的統治階級的歌頌史，而應該是且必須是台灣人民的生活世界史。

國民教育的台灣史課本依據此而編纂，且依據之而施行教學，如此不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國史意義和結構中的台灣史及其國民教育？關鍵之處不 在於台灣史教學是兩、三個星期？半個學期？一個學期？或需要一個年份？真正的關鍵在於台灣史教科書究竟是以夷狄之道編寫出來的賤賣國族之穢史？抑或是以華 夏之道編寫出來的護衛國族之正史？

台獨黨人設計的台灣史是這樣的：原住民時期、荷西時期、鄭氏王朝（東寧王朝）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終戰以後（或戰後）。在這樣的台 灣史觀之下，他們視來台的中國先民（亦其先祖！）與荷、西人一般，均屬外邦人，其統治稱為外來政權。「鄭氏」或「清領」乃「中國政權」之入侵台灣者。唯對 日本殖民政權卻百般奉承，拍馬諂媚，謂日本帶給台灣現代化而將台灣從貧窮、落後、顢頇、腐敗、骯髒的古老中華帝國中拯救出來。此種視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為主 子而自虐自己為奴才的台灣史意識型態，正是李登輝到陳水扁的台獨政權掌控國民教育台灣史教科書的主導思想。

站在春秋國史的正義上，我們堅決嚴斥台灣史學界的台獨黨人，彼等主持控制下的台灣史教材和教育，乃是百分之百的數典忘祖之出賣史。彼等編寫出來的台灣史，可以極 端讚揚日本殖民台灣總督府，卻無心無肝醜詆抗日先烈為「無知土匪」。編寫出如此穢惡的史冊，卻又口口聲聲愛台灣。這是一群當代台灣知識份子中的最墮落之 輩，身為華夏後裔卻自甘為夷狄。

筆者期望馬總統多讀國史正典，盼能在歷代大儒的高志節氣中感悟國史意義下的台灣史是怎樣的精神、形式和內容。請當機立斷禮聘台灣的歷史學 界的正人義士君子主持國民教育的歷史教科書之綱要規劃，趁早將以夷狄之道為其幽靈的台獨黨人從相關委員會或小組中清除盡淨，請不要一直猶豫搖擺了，不知道 光明與黑暗是不能共存的嗎？

寫於台北天何言齋，2010年3月21日◆

（《海峽評論》232期2010年4月號）

尤衛基：是課綱委員會，還是鬥爭大會？─讀周婉窈與楊肅獻大文有感

文 / 尤衛基

友人轉寄了「高中歷史98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委員周婉窈與楊肅獻兩位教授，分別在《南方電子報》發表的《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 復辟？》及《向上提升？抑或往下沉淪？──為台灣高中歷史教育的未來祈禱！》的文章。閱讀之後感慨甚深。近十幾年來，因少數人私慾與偏激台獨意識型態之言 論放肆扭曲的結果，已然使我們喪失了用平和理性的態度討論問題、認識真相的空間與能力，也使原本一個充滿溫柔敦厚、純樸善良的社會，變得不問是非只問立 場。期間少數知識份子不知為民族的尊嚴與復興、下一代子孫的生存與發展深謀遠慮，反而打著「學術精神」、「學術專業」的口號（參見楊文p.4-5、周文 p.5），除了對事實的真相與用心不求甚解，毫無遮掩的抹黑看法不同的人，並於扁政府時代盡得學術資源和與其學養德行極不相襯之令名外，其值得尊敬之處實 在乏善可陳。

通觀周文，感覺還真有鬥性，一個課綱修訂委員會被她定位成鬥爭大會？因此，不能抱著以開誠布公、探求歷史真相的心懷，來閱讀她的文章。文 中以極其細膩的筆法，把自己塑造成為維護所謂「98課綱正當性」的先鋒，她也大言不慚的寫道「捍衛台灣史的學術性等於我一個人要扛下來」。只是，「常好不 容易守住一個隘口，卻聽到指揮官在背後大喊：『撤！撤！』」為此，不但心情沮喪，心力交瘁，而且還「陷入類似憂鬱症患者的谷底情結」，以至於「患上高血 壓，還服抗焦慮藥。」（參見周文p.6.9-10）全文除了意識型態掛帥之外，在洋洋灑灑的15頁的長文裏，總是以尖刻或牽拖他人的筆法，來曲解、揣測她所不同意的觀點。文體脈絡的剪裁也僅只呈現一個暗示：我只寫我要寫的，而這就是事實的真相。她質疑別人學術不專業、非歷史學界出身時，既自然自大又武斷， 更諻論對別人的尊重。但說到自己及其一夥人的作為時，則總是「先做好準備」，無論「中國史和世界史……變動相當大，不能不仔細思考和討論」，絕口不提自己 認知上可能存在的侷限性，筆端所呈現出的則盡是位負責任、給意見的好委員形象。

周氏宏文讓我們大開眼界之處，莫過於原來丙案的中國史部分，是由她先生「陳若水與兩位林老師合作的結果」；（p.8）真不知道將該案中國 史學者的學術專業置於何地？身為委員可是尸位素餐呼！ 周文一再不諱言提及擔心課綱「回到原點」，也就是回到88課綱的架構，因為那是將台灣史納入中國史之中書寫的格局，是「威權復辟」與保守不進步的象徵。過 去筆者雖然也曾關心教科書的改寫問題，但總因不同的說法，莫衷一是而不得要領。直到閱讀該文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課綱的爭議其來有自！ ◆

（《海峽評論》232期2010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