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中國」：慶祝辛亥百年的遺憾

2011年，無論是「辛亥百年」，還是「建國百年」，事實上是「中國百年」。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經帝國主義的蹂躪；1895年馬關割台，兩岸更是同時遭受殖民主義鐵蹄的踐踏。百餘年的中國歷史，是兩岸中國人民自救、尋求民族共同的獨立與尊嚴的歷史，1911年辛亥革命是這段歷史的里程碑。這一百年，是兩岸中國人的一百年，慶祝中國百年，豈能忘卻共同的苦難與輝煌？

兩岸的百年中國

站在台灣的角度，《中華民國憲法》至今還是「一中憲法」。站在歷史的角度，1919年五四運動有台灣人參加，並有板橋人張我軍將新文化運動傳到台灣；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後，除了有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之外，校友也有蘆洲人李友邦將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貪婪地撲向中國，1937年盧溝橋事件之後，兩岸人民共同抗日的鏈結更為緊密，約有五萬台灣同胞，秉持「要就台灣，先救祖國」的決心，投入祖國抗日戰場，兩岸人民一齊唱響「義勇軍進行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更是兩岸人民共同迎接的黎明；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同樣有台灣同胞的參與。

這些歷史記憶，都是百年中國的足跡。但2011年台灣的「建國百年」，只剩下林覺民的浪漫愛情，歷史書寫也被簡化成「革命─抗戰─北伐─保台」的冷戰史觀。「建國百年」的中國內涵被抽取，棄如弁髦，取而代之的是「台灣一百年」，傻傻分不清楚。

建國百年？台灣百年？

馬英九執政後，在郵票上Republic of China加上Taiwan，此舉與阿扁在護照上變的把戲有何兩樣？2007年底，馬英九政府宣布2011年要慶祝一整年，並成立以「讓世界看見台灣」為主軸的建國百年基金會，但是該基金會的網址是“TaiwanROC100”，彷彿China見不得人，一定要加上Taiwan來壯膽。

2011年初，總統府盛大舉行了元旦升旗典禮；台北市政府配合建國百年慶祝，發起「又見國旗飄揚時！歡慶建國百年，家戶齊掛國旗」活動；馬英九9月15日在臉書發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就是中華民國光榮的表徵。一百年前國父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是先賢先烈用鮮血犧牲，實現得來不易的民主政體夢想，我們應該發揚國旗精神、以國旗為榮。」無獨有偶，今年5月國民黨籍的宜蘭縣議員林岳賢，建議民進黨執政下的宜蘭縣「各機關、家家戶戶都掛國旗」，一方面慶祝建國百年，另一方面「避免被陸客誤認台灣是中國統治的一省」，「趁機宣揚國威，讓陸客看看台灣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馬英九的「國旗精神」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林岳賢所詮釋的「國旗精神」，卻是大部分民眾的「台灣共識」，也就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中華民國」是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拒絕「五星旗」的符號。

2011年充斥著「台灣之光」與「台灣加油」。打開建國百年基金會網站，一整年的活動幾乎都是以「台灣百年」為主題，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硬生生被腰斬。文建會舉辦的「中華民國，再創奇蹟──民主論壇」，內容與中國無關，配合了馬英九提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今年8月24-25日，內政部砸重金舉辦「民主共和一百年」國際研討會，網址同樣使用“Taiwan100”，除了請來所謂「民主化大師」盛讚台灣的「民主成就」、鞭打大陸不民主之外，避談中國一百年來的民主發展，只提「台灣經驗」。

2011年也是總統大選年，雙英競逐中華民國總統，民進黨蔡英文提出不知所云的「台灣共識」；國民黨馬英九則採兩手策略，一面在臉書說「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一面又由青年軍「發明」同樣不知所云的“ROCer”，為了避談China，把“ROC”解釋為同音的“ROCK”搖滾精神，把中華民國護照稱為「飛輪牌」護照，怎麼跟金美齡說的「看到『車輪牌國旗』，越看越討厭」口徑一致了呢？而國民黨發言人在8月29日發布新聞稿，稱民進黨「誣指」國民黨「從中國走向世界」，看來國民黨急著要擺脫「中國」的帽子，已經精神錯亂、胡言亂語了。

百年中國的遺憾

「台灣百年」是個怪異的論述，「一百」對今年的台灣事實上沒有具體的意義，台灣既沒有建國一百年，也沒有民主共和一百年。「一百」要放在中國歷史脈絡、站在兩岸人民的立場才具有意義、值得慶祝。

從李扁的「去中國化」，到馬英九的「不中國化」，中國正在消失，而今年一連串沒有靈魂內涵的慶祝活動，正在強化台灣的國族想像。即將到來的「建國百年」國慶日，顯得格外諷刺，也是中國百年大大的遺憾！

斯蒂格利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博主按：台灣《批判與再造》雜誌，將原《民聲網》譯文錯誤與遺漏之處均修正補齊了，敬請參考此更完整流暢的譯文：按此閱讀。（2011年10月7日補記）

（原文標題：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對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人一直看著別國民眾抗議特權與貧富不均，並為之鼓與呼，然而在美國國內，1%的人群拿走了每年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這種極端的不平 等最終會令富人也覺得後悔，因為他們雖然享有最好的住房、最優質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命運卻取決於另外99%的人生活得如何。

作者：Joseph E. Stiglitz

對已經發生的事視而不見，那是沒有用的。現在，身居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佔全國總收入將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擁有的財富而論，這1% 人口所控制比例達40%。而在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2%和33%。對此有人表示，是獨創性和幹勁給這些人帶來了財富，並主張說二十多年來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漲船高。


這種觀點是具有誤導性的。過去10年來，上層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而對於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來說，收入的下降尤其明顯──光是在過去25年裡，就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所有的經濟增長，還有其他好處，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國落後於小布希曾經嘲笑過的「老舊」、「僵化」的歐洲國家，這方面可與美國比肩的是存在寡頭政治的俄羅斯，還有伊朗。拉丁美洲許多過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稱的國家──如巴西──最近幾年都急速發展，成功地改善了窮人的困境，縮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國卻讓不平等狀況加劇。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試圖證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當的。19世紀中期，美國深為這種情況困擾時（雖然與現在相比，那時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們就提出了「邊際生產力理論」，將高收入者與更高的生產力、對社會有更大貢獻聯繫在一起。富人一直深愛這種理論。

然而，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這種理論站得住腳。過去三年來，造成經濟危機的那些公司高管對社會及自己公司的貢獻主要是負面的，然而他們至今仍領取著大筆「績效 獎金」。有時連他們所屬的公司也覺得「績效獎金」之名令人尷尬，改稱「留才紅利」，雖然它們唯一留住的是這些人糟糕的業績。與這些把全球經濟拖到毀滅邊緣 的人相比，那些給社會真正做出貢獻的人──包括遺傳研究先鋒和信息時代領航者──所獲取的報酬簡直是微不足道。

對於這種狀況，一些人聳聳肩，一笑了之。這個人賺了，那個人虧了，那又怎麼樣呢？他們說，現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這種觀點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一個大部分市民年復一年境況越來越糟糕的經濟體──亦即美國這樣的經濟體──長期來說也不可能表現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實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現，那就是機遇的減少。無論何時，只要機遇的平等在減少，這就意味著我們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價值的資產──人；其次，很多導致收入不平等的不當做法──比如鼓勵壟斷、偏向特殊利益集體的稅收政策──都會降低經濟效益。而新的不平等還導致新的錯誤，使經濟效益進一步降低。僅舉一例：許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受豐厚收入吸引進入金融行業，而不是進入更符合他們興趣、更有利於發揮他們的才華、更能塑造健康經濟的領域工作；第三點，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代經濟要求「集體行動」──它需要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政府資助的研究引領了互聯 網時代的到來，促進了公共健康等領域的飛速發展，美國和世界各國都從中受益匪淺。但長期以來，美國便飽受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各級教育投資不足之苦（看看 我們的高速公路、橋樑、鐵路和機場吧），接下來這些領域的預算還要被大幅削減。

這些現象的發生絲毫不足為奇──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極為不平衡時，這一切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一個社會在財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於公共需要的財富數量就會越少。富人無須依靠政府建的公園，政府辦的教育、醫療和個人安保機構，他們可以用錢買到這一切。在此過程中，他們離普通人越來越遠，對於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隨之淡化。他們也不喜歡大政府──因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調整這種不平衡，拿走他們部分財富，以投資於公共需求。他們可能會對美國現有政府頗有怨言，但事實上他們還是挺喜歡它的：囿於條條框框無法實現再分配，各部門意見分歧，除了減稅，什麼事也做不成。

經濟學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釋美國出現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現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節省勞力的技術令很多藍領、中產勞動者失去工作機會，全球化浪潮則創造了一個世界性的勞動力市場，迫使昂貴的美國非熟練工與廉價的海外非熟練工競爭。社會變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說工會的衰退，過去美國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會，現在只有大約12%。

但是，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收入不平等，一個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頂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變成這樣。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稅收政策。

富人們很大一部分財富來自資本收益，而降低資本收益稅率讓最富有的美國人幾乎可以坐享其成。壟斷和類壟斷經營一直是大亨們的收入來源之一，從20世紀初的 洛克菲勒到20世紀末的比爾．蓋茲，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規執行不力（特別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金字塔頂端人群來說是天賜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還 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金融系統的操縱，輔以監管規則的變化（均由金融業出資推動，這是他們最好的投資之一）。政府以近乎為零的利率，將錢借給金融機構，當他們 失敗時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資金，條款極為優厚。對於該行業的不透明和利益衝突，監管者則視而不見。

細看美國上層1%人群所控制的財富規模，簡直可以說擴大收入差距乃現代美國一大成就──當初我們在這方面遠遠落後，可是現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來，未來數年中，我們還將繼續鞏固這種「優勢」，因為財富會帶來權力，而權力則將帶來更多財富。在不久前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使用自有資金影響選舉結果的限制，為企業出錢收買政府大開方便之門。在今日之美國，富豪與政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以及大部分眾議員，以金字塔頂成員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頂的財富支持留任，在任時會賣力為這一人群服務，以便卸任後得到相應犒賞。行政部門貿易與經濟政策方面的重要決策者亦基本來自這一人群。他們通過立法，禁止最大藥品採購方──政府──在採購藥品時議價，相當於給製藥公司奉上價值萬億美元的大禮。除非為富人大幅減稅，否則對窮人有利的稅法就無法出台，對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鏡。鑑於塔尖人群所擁有的能量，政府這樣運作，我們一點也不該感到驚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著社會。大量事實證明，不少普通大眾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費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帶動後富的「滴入式經濟」也許只是一種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滲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極大地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願兵那點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錢人的兒女，他們的愛國主義僅止於此。國家參戰時，他們亦不會受到高稅額的「勒索」：因為國家全用借來的錢支付這些費用。外交政策的定義本是平衡國家 利益和國家資源。但掌權的1%人群因為從不付出任何代價，所謂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時和實際差得很遠。於是美國經常冒不必要的風險，企業和合同商則跟著逐 利。同樣，經濟全球化規則也是為富人而設計的：它們鼓勵國家之間的商業競爭，這會導致對企業降稅，減少健康和環保方面的投入，破壞過去被視為核心價值的勞 工權利。

假如這些規則鼓勵國家之間的勞動力競爭，結果將會怎樣？各國政府會爭著保障經濟環境穩定，降低對普通工薪階層的徵稅，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潔的環境，這些都是勞動者關心的，塔尖的1%人群才不在乎這些。

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以為自己不需要關心這些。塔尖1%人群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最大後果就是侵蝕了人們對美國公民身份感的認同，讓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美國向來以社會高度公平為傲，宣揚人人都有機會，但統計學數據卻證明了另外一個事實：美國窮人，甚至是中產階級，擠進上流社會的機會遠比許多歐洲國家要小。現實的牌局對他們不利。最近中東動盪，正是因為人們不滿於體制不公，認為沒有出頭的希望，食品價格上漲和年輕人失業率高企只是導火線。眼下美國年輕人失業率達到將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達到40%），六分之一的美國人想得到一份全職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國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證據表明，好處全部留在上層，並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疏離感──上次大選中，二十多歲人群的參選率約在21%，與失業率相當。

最近數週，在中東一些國家，數百萬人湧上街頭，抗議糟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一些政權被推翻。該地區其他統治家族也正緊張地躲在空調房裡，觀望形勢──下一個會是自己嗎？他們的擔心是對的。這些社會有一些共同點：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絕大部分的財富，而且財富是權力的決定性力量， 種種腐敗已成痼疾，滲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極力阻撓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實施。

看著別國街頭的亂象，我們該捫心自問：什麼時候會輪到美國？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國正變得跟這些遙遠的、動盪的國家一樣。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闡述過他眼中美國社會的主要優勢，他稱之為「適度的利己」。重點在於「適度」二字。

每個人都有狹義上的利己思想，「適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認為關注別人的利益──換句話說，關注公共福利──是實現個人最終利益的先決條件。托克維爾並不 認為這種想法有多麼高貴。事實恰恰相反，他認為這是一種美國實用主義的標誌。精明的美國人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關心別人不僅對靈魂有益，對生意也有好處。

塔尖1%的人群住著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醫療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錢是買不來的：那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取決於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縱觀歷史，無數1%的人群最終都明白了這一點，但往往為時已晚。

〔原文刊載於《名利場》（Vanity Fair）2011年5月；感謝大陸不知名網友的翻譯，譯文出處〕

博主按：可同時參考〈99％的憤怒〉一文，《台灣立報》，2011年10月5日。

香港回歸十五年的紛擾與糾葛：評香港青年對李克強訪港的示威抗議

中國大陸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於8月16-18日赴香港訪問，宣布了中央政府遍及經濟、民生、社會等六大方面共三十六項的「挺港」措施，一般輿論認為李克強為香港帶來一分「大禮」。

李克強訪港期間，由於嚴謹的維安工作，首先引來香港記者的不滿。18日李克強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場外有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抗議。26日 晚間，超過千名的港大學生、校友與市民，在香港大學舉行「抗議港大818殺害自由集會」，主要訴求是抗議香港大學「向中共獻媚而犧牲言論自由」，迫使港大 校長徐立之出面道歉。

觀察這次香港青年的反應，與近年來台灣青年的思想動態，有相當微妙的神似之處。港大學生的集會，讓 人直接聯想到2008年陳雲林先生訪 台，台灣民眾在晶華酒店外的抗爭，以及其後發生的「野草莓學運」。事實上，台港兩地從歷史殖民經驗，到其後的政治發展與民族認同，都有類似的軌跡。香港自 1997年回歸祖國至今已經十五年，而台灣在馬英九執政之後的兩岸和平和解局面業已三年有餘，觀察香港政治發展與民族認同，對兩岸關係的未來前景，具有相 當的參考價值。

從港大學生集會談起

8月18日李克強參 加港大百年校慶，場外有學生李成康等人發起示威集會，他們身穿「平反六四」的Ｔ恤，高舉「閉門慶典，奉迎權貴」、「哭港大為中國（共） 而立」、「毋忘六四，平反六四」等口號標語，「要求」校方「停止媚共」、「不要向中央獻媚」。他們當天也擬了一封請願信，主要有四點訴求：一是反對李克強 出席港大慶典；二是譴責校方的安排有辱校格；三是捍衛香港大學的精神；四是向李克強表達香港人爭取平反六四的決心。後來李成康等人進入校園，被警方推入大 樓梯間，警方舉動被抗議學生與煽色聳動的《蘋果日報》渲染為「非法禁錮」。

為聲援李成康等學生，數千名香港市民、港大學 生與校友，26日在香港大學發起「抗議港大818殺害自由集會」，參與者身穿黑衫，批評警方 與港大校方「扼殺言論自由」，會中部分學生高喊「平反六四」。特別的是，大陸學生也加入了這場集會，一位就讀新聞系碩士一年級的貴州女學生楊菁表示，她 「看到港大如此開放討論的場面十分感動，因為在大陸根本都沒有自由和示威，來到香港有種解放的感覺，她終於可以上facebook、google等網 站。」她表示在集會中的發言，是希望能夠代表大陸學生大聲講出「平反六四」。另一位參加集會的大陸男學生，身穿「薪火相傳、平反六四」Ｔ恤，認為警方與港 大侵犯人身自由，「跟大陸有甚麼分別？」大陸學生「支持六四」的發言，獲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據台灣媒體報導，參加這場集 會的大陸學生表示，她（他）們在大陸求學時期，就對「六四」相當好奇，同學之間會互相轉寄「六四」的短片，對 愈是被禁止的事務愈是好奇。她（他）們表示不後悔在集會中的發言，也做好「回不去」的最壞打算，至少「可以到台灣修個博士學位」。（《聯合 報》，2011-08-29）

「親中」？「媚共」？

港英政府統治期間，不只是左翼力量被強硬鎮壓，「愛國」力量同樣不為港英政府所容許。甫於今年過世的前全國人大代表蔡渭衡指出，「愛國」在香港被扭曲，甚 至帶有負面的意味，凡是敢於表達「愛國」的人士，都會被貼上「親中」、「媚共」與「賣港」的標籤，而且在回歸之後愈演愈烈（參見：蔡渭衡，《有壓迫就有反 抗》，收錄於：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2009，香港：利訊出版社）。這一點，與台灣的情況不是相當雷同嗎？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儘管做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但香港的主權已經正式復歸中國，香港的土地是中國的領土，香港人不再是殖民統治下的次 等公民，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是，香港人抵抗中國人的身分，在歷次的民調中，香港人認同遠高於中國人認同，例如在「臉書」（Facebook）上，有 許多香港民眾發起「香港獨立運動」，主張獨立之後成立「英屬香港」，並以英國國旗做為未來「英屬香港」國旗的藍本。

可見，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就算沒有把香港人改造為英國人，至少也成功地改造為「不是中國人」。一位自1951年便住在香港的英國女士 杜葉錫恩（Elsie Tu），長期參與香港社會運動，也曾參與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她便認為英國殖民政府是有意識、有計劃地消滅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參見：杜葉錫恩，《我眼中 殖民時代的香港》，2005，台北：人間出版社）。簡言之，今日香港普遍拒中、抗中的民族認同，與殖民經驗及殖民政府的統治有絕對、直接的關係。

從台灣的經驗來看，總統參加大學的校慶活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總統的到訪，一樣在校園裡會有維安的措施。平心而論，學生發起示威集會 並非不可，但是國家副總理參加中國國土之內大學的校慶，卻被香港學生青年上綱為「媚中」、「媚共」、「賣港」的「大逆」之舉，並引發大規模的示威集會。但 問題是，港大校方同時邀請了前港英總督衛奕信前來觀禮，怎麼就沒遭遇任何的反彈聲浪呢？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對祖國的認 同情感，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一位香港青年團體的幹部對筆者表示，據他們的調查，多數香港的學校極少舉行 升旗典禮，也未教導學生唱國歌，國慶日也沒有慶祝儀式。此外，特區政府一直有意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但長期以來遭受香港學界與青年學生的抵制，他們認 為「國民教育」等於「洗腦（mind control）教育」，並且與「六四」掛勾，主張「避談六四」就抵制「國民教育」，甚至有一批中學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 在網路串連反對「國民教育」。

因此，若是我們無法從香港的殖民經驗進行考察，並且理解就算已經回歸祖國十五年了，香港人的認同與自我定位，仍是親英力量與愛國力量之間的拉扯，也就無法解釋此番李克強訪港所造成的風波，更無法認識當前香港青年民眾對中國的複雜情感。

「六四情結」與「六四恐怖」

這次香港學生對李克強的「嗆聲」，除了有「媚中」、「媚共」的指責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焦點就是「六四」。「六四」一直是香港民主派緊抓的議題，一方面以「六四」做為政治運動的籌碼，另一方面則以「六四」做為拒中與反共的理由，形成港人心中特殊的「六四情結」。

此次李克強訪港，當然再度給予民主派「平反六四」的表演機會。雖然這些抗議學生號稱是要「維護大學精神」，但從他們的Ｔ恤字樣、請願書，到口號標語、演說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對學生而言，向李克強「嗆聲」「平反六四」才是重點。

長期以來，在親歐美的民主派知識菁英操作下，「六四」儼然成為一塊不可撼動的「神主牌」。對他們而言，「六四」象徵的是中共政權的「血腥 屠殺」。如此的「六四」圖像，與西方媒體一向的宣傳是一致的，完全忽視「六四」的複雜面貌。例如今年六月維基解密指出六四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血腥屠 殺」，又如著名政治學者熊玠的「六四」親歷證言（參見：熊玠，《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含冤」回憶》，《海峽評論》223期，2009年7 月），都不被港媒與西方媒體所重視，甚至是刻意忽略。在香港，「六四」意味著「血腥屠殺」，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有人對此質疑，或是想深究「六 四」的真相，當然又要被戴上「媚中」與「媚共」高帽子，厥為一股「六四恐怖」。這股「六四恐怖」的風氣，對自詡為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社會而言，不正是格外 諷刺嗎？

也正是因為香港親西方民主派將「六四」打造為一塊「血腥屠殺」的「神主牌」，因此，「六四」在香港也成為追求西方價值「自由」與「民主」的有力武器。

「六四」、「自由」與「民主」在香港是頻繁出現的話語，而且塑造了一種假象：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是「自由」與「民主」的，而回歸中國之後就沒有「自由」與「民主」。

這裡的問題，再度涉及了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經驗。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是完全沒有「自由」與「民主」的，反而是貪腐與黑道的天堂，這 一點從杜葉錫恩的回憶錄可以得到印證。港人的高度自治，反而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體現於「一國兩制」的實踐，以及《基本法》的保障。英國統治香港的 150年間，從來沒有實行過民主，但在香港確定於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開始蹦出許多「民主派」。而為了給中國製造麻煩，末任港督彭定康推動直選，彭定 康在離任前的這抹「回眸一笑」，給港人留下英國統治才是民主的印象，也導致了回歸之後為數眾多的「忽然民主派」（關於「忽然民主派」的研究，參見：強世 功，《中國香港》，200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這些「忽然民主派」在港英時期從來沒要求過民主，反而在回歸之後搖身一變「民主鬥士」，英國人杜葉 錫恩揭穿了這些「忽然民主派」的真面目：他們是「親西方反中的急先鋒」。

由此可知，香港親西方民主派所打造的「六四情 結」與「六四恐怖」，與西方價值的所謂「自由」「民主」密切相關，更與「拒中」「反共」的情 緒操作有所聯繫。簡言之，有心人士透過「六四」的宣傳，將西方自由與民主的價值深植人心，用之為武器，目的還是在於顛覆香港自治的正當性，並製造動亂。此次香港大陸兩地學生，在李克強訪港期間所掀起的「平反六四」浪潮，亦應做如是觀。

從香港看台灣：經驗與教訓

8月在香港發生的風波，對於台灣內部，以及未來與大陸交往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1967年發生「反英抗暴事件」，被港英政府扭曲為「六七暴動」，鎮壓、汙名化左派與愛國人士，影響至今，「愛 國」也變為「親中」與「媚共」；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日本殖民政府同樣鎮壓左派與「祖國派」，而1950年代國民黨更是大規模肅清追求統一的進步愛國青 年，影響至今，不能「愛（中）國」，只能「愛台灣」。

其次，「六四」做為西方力量在香港對中國掣肘的工具，形成「六四情 結」與「六四恐怖」，「六四」成為中國「血腥屠殺」的象徵、成為西方 「自由民主」的代名詞；1947年的「二二八」同樣做為台獨勢力結合西方勢力在台灣對中國掣肘的工具。台灣的「二二八情結」與香港「六四情結」相較起來， 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是西方價值的傳聲筒，另一方面更是「拒中」與「反共」的催化劑。通過有心人士與政治人物的操弄，在台灣與香港民眾心中築起一道「自 由民主心牆」，彷彿翻過這堵牆，便進入了慘絕人寰的悲慘世界。不推倒這堵牆，兩岸三地中國人將永遠被分化。

綜上而言，今 天香港與台灣的問題，可以簡單看做西方力量與中國力量的拉距，在台灣，還要加上日本力量與中國力量的較勁。短期來看，西方力 量對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影響仍相當巨大，包括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陸青年，無條件地信仰西方觀念與價值。就這次港大學生集會來看，某些大陸青年到了香港追求他們 所信仰的西方觀念與價值，並把台灣視為「民主燈塔」與「自由寶島」。而在美日力量略高一籌的台灣，早已成為分離主義（台獨、藏獨、疆獨、法輪功、民運人 士，現在還加上港獨）的集散地，這對於走在兩岸和平與和解道路上的台灣，是一件好事嗎？

換個角度看，雖然這場示威集會最終沒有持續發酵，但一葉知秋，當多數中國人正在追求民族獨立、團結與尊嚴的同時，台灣從回歸十五年後的香港身上學習到什麼？而台灣在未來又該扮演什麼角色？正在歡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台灣民眾，是否該深思這個問題呢？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集會活動（9月25日）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和平奮鬥興中華
追思先賢先烈崇揚中山精神．完成統一大業實現民族復興

百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族先賢先烈，為挽救民族的沈淪危亡，以百折不撓英烈奮戰的精神投身救國運動，終於在辛亥武昌起義推翻了腐敗的滿清皇朝。神州大地肇建民主共和體制，樹立了中國近代歷史社會大變革的里程碑，啟動了中華民族走向自強復興道路的歷史腳步。

回首百年滄桑，由辛亥精神啟蒙的愛國主義引領下，中華民族用血和淚寫出了交織著苦難與輝煌的歷史篇章。主要的戰鬥是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時代主題，長期開展的人民反帝鬥爭，其中也包括清廷割台後，台灣同胞心向祖國，對日本殖民者進行不懈抗爭的英勇史跡。歷史見證了民族復興的艱苦歷程，及兩岸同胞是民族命運興衰的共同體。

歷史鉅變的場景歷歷在目，如今中國屹立世界，遠遠洗刷了「次殖民地」的屈辱，同時，因歷史因素分隔60年的兩岸關係也架起了和解交流的軌道。

朋友們！辛亥革命改變了中國民族的命運，這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歷史記憶，也是兩岸同胞共同的民族資產。經過百年奮鬥，值此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我們期待團結社會各界的朋友，藉著紀念辛亥革命百年，追思先賢先烈，崇揚中山精神，以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終實現民族統一。

活動時間：2011年9月25日（日） 下午二點到四點
活動地點：台北市中山堂外廣場（台北市延平南路98號）

活動內容：
◎發起團體代表致詞
◎表演節目
1.辛亥啟新韻．百年奮鬥興中華──擊鼓舞獅（洪門）
2.龍騰虎躍慶百年（南陽義學）
3.百年鼓舞兩岸一家──腰鼓（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4.民族團結和諧發展──賽夏族歌舞（中華統一促進黨）
5.世代傳承開創未來──啦啦隊（中國統一聯盟青年部）
6.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復興──合唱團（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歌詠隊）

主辦單位：台灣各界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籌備會

發起團體：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中華基金會、人間出版社、新同盟會、中華統促黨、國際洪門中華民國總會、兩岸統合學會、海峽評論雜誌社、遠望雜誌社、辜金良基金會中華保釣協會、反軍購大聯盟、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祖國文摘雜誌社、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台灣漁民勞動人權協會、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高雄中華文化經貿交流協會、大我文創工作隊、《兩岸犇報》、高雄勞動事務服務協會、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台灣一國兩制研究學會、新竹義民廟、桃園縣餐飲職業工會、桃園縣勞工團體會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台灣工黨、台灣二林蔗農文化協會、中華文化統一促進會、台北漁產工會、台北市聯營公車產業工會聯合會、欣欣客運企業工會、新移民社會發展協會、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產業工會、台北自來水工會、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工會、南陽義學、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台灣傳統倫理文化促進會、中國全民民主統一會。（持續增加中）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電話：(02)2559-6233
傳真：(02)2559-4984

自毀國格的外交部與教育部

近年來台灣民間新興兩項全民運動，一是到處找尋「台灣」是否有被「矮化」，另一則是期待與塑造「台灣之光」。今年政府高調慶祝中華民國建 國百年，在一連串的活動中，我們看不到真正具有內涵的慶祝，反而充斥著各種以「台灣一百年」為名目的活動，在建國百年之際，抽離中華民國一切（或僅存）的 「中國」內涵與靈魂。沒了「靈魂」的外交與教育兩部難怪會鬧「奇聞」。

外交部長楊進添突發奇想要外交部人員上網搜尋「矮化台灣」網站，找到一千四百多萬筆的，宣示要一一去函要求更正，他甚至為此邀請記者茶 敘，炫耀「政績」（《自由時報》，2011-07-13）。外交部的「外務」還沒完，又傳出教育部決定，只要是代表台灣在國際上發表論文，禁止把國籍寫成 “China”，使用“China”作為國籍發表的論文都不予承認，教師在升等、點數等，都不會考量，只能用“Taiwan”或“ROC”。教育部次長林 聰明對記者說：「我們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格要非常強調。」（中央社，2011-08-16）

外交部與教育部在「建國百年」交出的這兩張「成績單」，宣稱是要「捍衛國格」，實際上是無視憲法、自毀國格！請問“ROC”是不是“Republic of China”？怎麼一見到“China”就只能用“ROC”了？這就是林聰明要「非常強調」的「國格」？

學術論文有學界的客觀標準與規範，中共要“Taiwan, China”是政治干預學術，馬政府一定不准用“Taiwan, China”也是政治干預學術。附帶一提，據報導，台灣中研院有四本期刊被SCI收錄，其中《動物學研究》（Zoological Studies），收錄兩岸聯名論文時，堅守「一邊一國」，若台灣作者在國籍冠上「中國（China）」，則不予刊登（《自由時 報》，2011-08-19）。這是公然破壞學術獨立與自由。

老實說，承認“ROC”的23國有沒有大學都成問題，遑論出版學報和發表論文；其他不承認“ROC”的160幾個國家多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按教育部規定，台灣學者根本無法到國際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了。

馬政府不必看到“China”就跳腳，這麼發展下去，哪天看到英文字母“C”怕也要跳腳。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China”，Republic of China也是“China”，一個“China”，「各自表述」，台獨與民進黨把“China”奉送對岸是「自我矮化」，沒有了Republic of China的“China”，Republic of Taiwan照阿扁的說法又「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馬政府不妨問問民進黨，他們推出的蔡英文難道真的在選那邊“China”轄下的一個台灣特別行政區「區 長」？

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追尋歷史迷霧中的蔣渭水真實面貌

莽莽神州幾陸沉，藩籬已削更相侵。
強鄰蠶食肇黃禍，碧血橫流滄海深。

蔣渭水，日據時期台灣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的領導人，1891年出生於宜蘭，1931年病逝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北。蔣渭水終其四十年之一生，追尋孫中山革命及其思想，秉持中華民族之意識與氣節，領導台灣人民抗日。上面這一首七言古體詩《嘆神州》，是目前所知蔣氏唯二古體詩作之一，收錄於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詩句中「強鄰蠶食肇黃禍」，表達蔣氏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不滿；而首句「莽莽神州幾陸沉」更展現蔣氏對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的感嘆與不捨之情。

在白色恐怖時期，「蔣渭水」曾經是禁忌的名字。待解嚴之後，及至以台獨為核心宗旨的本土化運動發揚，政府傾全力發展台灣研究，台灣史頓時成為顯學。在「主流」的台灣史研究中，「蔣渭水」三字雖重新被提起，卻由於其濃厚的中華民族與孫中山色彩，反而一直無法掀起朦朧的面紗。

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

在台灣史還是禁忌的年代，黨外陣營的《夏潮》雜誌便率先投入蔣渭水史料的發掘與介紹。解嚴之後，由老同學集資創立的《遠望》雜誌繼之，再由「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的《海峽評論》接棒。如此重要的台灣抗日運動領導人，其全集本應由國家直屬相關單位整理出版，卻由民間單位「海峽學術出版社」在缺乏資源與資金的情況下，揚言「一本不賣也要出書」於1998年初版，並在2005年發行增訂版。

事實上，政治圈的「蔣渭水熱」始終沒有間歇過。1991年高雄縣政府曾舉辦「蔣渭水逝世六十週年紀念暨台灣史學術研討會」。馬英九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於2005年由文化局發行塵封將近七十餘年的「蔣渭水台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並親筆題字讚譽蔣氏為「民主鬥士」與「文化先鋒」，後於2006年將台北市錦西公園改名為「蔣渭水紀念公園」，亦將蔣氏曾身陷日人囹圄的今大同分局設立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同時呼籲民進黨政府將國道五號命名為「蔣渭水高速公路」，於2006年6月14日獲行政院院會通過。此外，2005年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之後，致力於連結台灣史與國民黨史，在舊國民黨中央黨部外牆懸掛巨幅蔣渭水遺照。

在民進黨方面，2001年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紀念，陳水扁是第一位出席紀念會的中華民國元首，並題字「台灣精神」，行政院長張俊雄則題字稱蔣氏為「自由民主先驅，愛國愛鄉典型」。2007年總統大選如火如荼進行，為爭取蔣渭水的歷史詮釋權，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與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在蔣渭水基金會的安排下，針對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的歷史與定位的問題，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廳舉行辯論會。馬英九的論述主軸是將蔣渭水視為國民黨連結台灣本土的精神象徵，謝長廷則認為蔣渭水代表台灣民眾「反對獨裁」與「反對外來政權」。這場交鋒雖精彩，但兩人沒有共識。2011年年初，民視新聞台製播「台灣孫中山：蔣渭水傳」紀錄片，卻仍無法跳脫台獨派與民進黨傳統對蔣渭水的認知。對於蔣渭水的真實面貌與歷史定位，藍綠各取所需、各說各話。

2010年夏天，是「蔣渭水熱」的另一波高潮。中央銀行在該年8月發行「蔣渭水先生10元紀念流通幣」，有500萬枚流通於市面上，是第一次以非政治人物作為流通貨幣上的肖像。此外，同年的台北藝術節，壓軸節目就是9月在國家戲劇院登場的「渭水春風」音樂劇，由殷正洋擔綱演出蔣渭水的角色。 「渭水春風」是首部將蔣渭水抗日與愛情故事搬上國家劇院舞台的大型音樂劇，馬英九總統更是全程觀賞2010年9月的首演。該戲也獲得文建會的鼎力支持，加演至今。為配合「建國百年」的紀念活動，「渭水春風」亦被文建會選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經典好戲」，將於今年11月在台中戶外公演。筆者在去年9月也購票觀賞了「渭水春風」的演出，一方讚賞主辦單位的用心，藉由藝術的形式呈現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頁，並精心編曲、設計舞台，另一方面卻總覺得該劇「缺少一味」。事後回想，缺少的一味就是蔣渭水追索孫中山思想，領導台灣民眾，堅持將台灣抗日運動視為中華民族運動的一環。

該劇雖有「台灣臨床講義」與「夢迴中山」兩曲觸及了這一環節，但不過是「淺嘗輒止」，貫穿全戲的主曲目則是「台灣，是我們的名」：「咱是啥米人？『台灣人』就是咱的名！」現場觀眾的「愛台灣」情緒立刻被點燃，澎湃不已，反而忽略了蔣氏本人將台灣人視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知。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稱讚該戲讓年輕朋友了解「台灣的民主文化一路轉變的歷程」〔註一〕，監察委員黃煌雄則稱該戲表現了蔣渭水思想與孫中山思想在「不同國度」的相互輝映，也表現了蔣渭水的「台灣精神」與「民族正氣」〔註二〕。黃煌雄沒有說清楚什麼是蔣渭水的「台灣精神」與「民族正氣」，而「渭水春風」的表演與文建會盛主委的文章，同樣沒有切中蔣渭水一生思想與行誼的關鍵──「要救台灣，先救祖國」的激進（中華）民族主義〔註三〕。

今（2011）年是蔣渭水逝世八十週年，由監委黃煌雄創辦的台灣研究基金會於8月5日舉辦追思紀念會，令人詫異的是，民進黨一向緊抓「台灣歷史」與「台灣意識」的詮釋主導權，蔡英文卻臨時缺席了這場紀念會。據報導，黃煌雄監委在會中強調蔣氏的「台灣精神」可以「超越藍綠」〔註四〕。而馬英九總統則是慎重地參加了這場紀念會，他在致詞中表示「（蔣氏）為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留下豐富的遺產……率領台灣人民從事非武裝抗爭，爭取自由民主，捍衛台灣人的尊嚴，因此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也是文化、社會先進觀念的啟蒙者。」〔註五〕蔣渭水一生的抗日運動，可以說是兩岸共同追求民族獨立、解放與尊嚴的表徵，馬英九總統7月12日在其Facebook發文稱「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但他面對蔣渭水的歷史時，卻無法以更高的民族視野來詮釋之，又或是受選票壓力而掣肘不敢言明，令人感到相當遺憾。

以上回顧了2000年以降，台灣政界與民間所興起的「蔣渭水熱潮」，但藍綠政治人物各取所需、各自解讀，形成「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的怪異現象。由於政治動機的驅使，「主流」台灣史學界也長期為蔣渭水戴上一層面紗，造成「真理愈辯愈不明」，導致台灣民眾對蔣渭水的認識是扭曲且片斷的。

嚮往祖國的青年蔣渭水

蔣渭水8歲時曾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茂才，漢民族與文化的意識開始深植於蔣渭水的心中。醫學校時期，蔣渭水非常關心中國革命的發展，他的老同志白成枝稱蔣氏「在學中嚮往祖國，常著文痛論日帝暴政。」〔註六〕1910年廈門同盟會會員王兆培來台發展同志，1912年蔣渭水就被吸收為同盟會祕密會員。據其胞弟蔣渭川的追憶，蔣渭水亦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註七〕。

此外，據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回憶，日據下的台灣青年非常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當他們歡喜革命成功之餘，卻得知袁世凱欲稱帝，於是在蔣渭水的倡導之下，推舉翁俊明與杜聰明二人（均為同盟會會員），潛赴北京，計劃在水源地投入霍亂菌毒殺袁世凱〔註八〕。雖然計劃未成，蔣渭水在台北醫事學校另發起「國民捐」，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並由周桃源帶去廣東支援孫中山。蔣渭川也曾回憶，蔣渭水曾親自募款三萬元，透過翁俊明送到廈門閩督許崇智的手上，當作革命軍的軍餉〔註九〕。就此可看出兩岸相互支援革命的密切關係。

蔣渭水在1917年經營「春風得意樓」，這個酒菜樓是當時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各地革命分子間的「同志聯絡處」〔註十〕。而1920年蔣氏成立「文化公司」（文化書局），大量引介孫中山思想與中國政治思想的書籍。「中國」在蔣氏民族認同中之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

1915年噍吧哖事件之後，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完全被鎮壓，此後進入以文化政治運動為主的非武裝抗日時期。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前，蔣渭水投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年，共15回），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真相》一文記載，日本殖民統治者眼中該運動的成員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為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為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註十一〕此外，蔡培火在《灌園先生與我之間》一文中，將日據下台灣人分為「祖國派」、「台灣派」與「御用派」三類，而服膺孫中山思想的蔣渭水正是「祖國派」的代表人物。蔡培火的說法與《警察沿革誌》記載是相符的，由此可知，蔣渭水在日人與台人的眼中，都是一位堅定的中華民族主義者。〔註十二〕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展之初，蔣渭水也投身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蔣渭水以其醫學之專長，於1921年11月30日發表為台灣所開立的診斷書──《臨床講義》。蔣渭水開宗明義地指出，台灣的原籍是「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並且「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遺傳性很明顯。」「因為是前記聖賢的後裔，故有強健天資聰明的素質。」只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因為患了「知識營養不良症」，而成了「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必須以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兒園、圖書館與讀報社等「處方」加以根治〔註十三〕。蔣渭水一方面明確地指出台灣人具有「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另一方面主張台灣人的解放，必須要從改造文化知識開始，而促成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並將其開設的大安醫院做為《台灣民報》在台灣的發行所與編輯部。

1924年，在「治警事件」的法庭辯論上，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指控台灣人自稱「中華民族」是「不穩思想」，蔣渭水正義凜然地回駁：「民族是人類學上的事實問題，……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國民是對政治上、法理上看來的，民族是對血統的、歷史的、文化的區別的，人種是對體格、顏貌、皮膚區別的。」〔註十四〕透過「民族」、「國民」與「人種」的概念澄清，蔣渭水明確表達他認為台灣人就是屬於「中華民族」。

台灣的孫中山

旗飄主義象三星，抗日當年舉世驚。
民眾仗君編政黨，農民依汝促聯盟。
登壇廣演孫文說，入獄自安公冶刑。
遺志已酬歸祖國，合應頂禮告英靈。

蔣渭水在領導台灣抗日運動之時，已有了清楚的自我定位，即「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除了清楚的定位之外，蔣渭水也有明確的思想基礎與方向。青年蔣渭水「嚮往祖國」，並以實際行動支持祖國大陸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歷經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與治警事件等洗禮，蔣渭水在1927年主導成立以大多數受壓迫農工階級為中心勢力的「台灣民眾黨」，追求全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並於1928年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這個時期是蔣渭水政治思想臻於成熟的階段。究其政治思想，蔣氏因而有「台灣孫中山」之稱號，蔣氏完全是孫中山思想在台灣的追隨者與實踐者。上面所引鐵骨生所作追憶蔣渭水之詩，精準地描繪了蔣渭水這個「台灣孫中山」的形象與作為〔註十五〕。

1920年之前，各種思潮與運動蓬勃發展。在中國大陸，此階段是「五四運動」與孫中山改採「聯俄容共」政策。在朝鮮，1919年爆發「三一事件」。在日本，此階段是「大正民主」時期。在西方，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社會主義思潮擴張快速；而在一次大戰末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更提出了「民族自決」。1920年代的台灣反殖民運動，由武裝抗日進到了政治社會運動的階段，蔣渭水是這個階段運動的領導者，也是思想理論的提供者。上述東西方的大事與思潮，不斷衝擊與影響著蔣渭水，尤其是孫中山思想與主張。

受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組織的影響，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蔣渭水堅持採用總理制。1924年1月31日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確立孫中山「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路線；1927年蔣介石發動「清黨」，但是蔣渭水在台灣仍堅守孫中山的路線，並發表《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一文〔註十六〕；蔣渭水在民眾黨期間所寫的諸多政策綱領相關文章，屢屢指明該黨要擁護、支持、扶助農工階級，將民眾黨做為「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進而追求全民的解放運動〔註十七〕。在《我理想中的民眾黨》一文中，蔣氏毫不避諱地指出「馬克思是共產黨的右派」、「列寧是有理想有實際」、「孫文氏是左之右」，「我以為馬氏列寧氏孫氏三人，乃是社會運動家的大模範，我黨須要用做指南針。」〔註十八〕1928年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其組織規章參考南京總工會的章程。1929年蔣渭水更是在《台灣民報》連續四十期發表《中國國民黨之歷史》長文〔註十九〕，向台灣讀者廣泛、全面地介紹祖國大陸國民黨的發展動態，以及孫中山革命的思想與進程。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確定後，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註二十〕表達對孫先生最忱摯的哀悼。據台灣民眾黨祕書長陳其昌先生的指認，這篇社論就是由蔣渭水所撰寫。

為哀悼孫先生之逝世，文化協會在台北舉行追悼大會，到會者二千餘人，遭日本當局禁止朗讀悼詞與弔歌，眾人向孫先生遺像行三鞠躬禮後散會〔註廿一〕。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他沉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到場，連屋頂透氣窗也擠滿民眾〔註廿二〕。1929年孫中山奉安南京，蔣渭水亦親自為文，向台灣民眾傳達這一個莊嚴的消息，並且表達「為孫文主義的成功祝，並為新興中國的前途之發展賀了。」〔註廿三〕

做為一個忠實的孫中山思想信徒與實踐者，蔣渭水為台灣民眾黨所設計的第一面黨旗，即採用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形式有所更動：上青下紅中白日，這一面旗旋即遭日本殖民政府禁用，而有了較為今人所熟悉的第二面黨旗：青天、三星、滿地紅。2005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取得塵封將近七十餘年的「蔣渭水台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片中蔣渭水覆棺的民眾黨黨旗，正是被日本當局禁用的上青下紅中白日旗。至於民眾黨黨旗後來為何改採「三星旗」，前引鐵骨生的詩句「旗飄主義象三星」已經說明了蔣渭水的本意，而當年民眾黨祕書長陳其昌的證言，交代地更為明確：「『三星』者，三民主義也」〔註廿四〕。1931年台灣民眾黨遭日本殖民政府強制解散，其理由之一就是：「（民眾黨）製作類似中華民國國旗之青天白日旗為黨旗，一度被禁止後又再製作類似的黨旗，以滿足思慕中華民國之念等。逐漸呈現出露骨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反抗我民族。」〔註廿五〕

除此之外，蔣渭水先生的遺囑，亦可看出他對孫中山路線的堅持與景仰。據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黃信彰先生的考據，坊間流傳的幾分蔣渭水遺囑，應以如下為真：「台灣社會運動確已進入第三期了，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眼前，凡吾青年同志務要極力奮鬥，而舊同志需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力求同胞的解放啊！」〔註廿六〕這分遺囑在形式與語氣上，可說是仿效廣為人知的孫中山告同志遺囑（國事遺囑）。

不要出賣與背叛蔣渭水

斯人已逝，餘音猶存。儘管蔣渭水轟烈的一生僅有短暫的四十年，但是他的後代與同志，仍然堅守蔣渭水的思想、行動與初衷。例如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為求台灣早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暗渡回大陸，在祖國大陸參加丘念台先生所領導的抗日運動，尋求台灣復歸祖國。而蔣渭水最親密的同志陳其昌，一生投入抗日運動，當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時，陳其昌老先生沉重地說：「我們在日據時代奮鬥，為的就是要做一個中國人，現在我們台灣人的黨建立了，但在黨綱中竟沒有『中國』二個字。」

陳老並不因此而消極，反而南北奔波，在1987年創辦了《遠望》雜誌，創刊號封面上並列孫中山與蔣渭水的遺像，印有全中國的地圖，《發刊詞》同時引用蔣渭水「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與孫中山「和平、奮鬥、救中國」名言，陳老也雄壯的寫下「為了不負我們抗日一代少年時期的理想，為了向子孫交代，為了向民族盡最後的責任，我們創辦了這份雜誌，做為有志之士的論壇。」「我們深信：在和平的最大前提下，海峽兩岸的同胞終將突破一切眼前的障礙，而走向民主統一的光明大道。」〔註廿七〕陳老在坐了國民黨二十二年的黑牢之後，一方面創辦《遠望》雜誌，另一方面更擔任中國統一聯盟的名譽主席，同時出錢贊助《蔣渭水全集》的編輯出版。他曾經說過：「我現在身體還好，應該還可以再活三年，我要把最後的生命奉獻國家。」〔註廿八〕陳其昌先生為了完成蔣渭水生前的心願，以及信守自己少年時期與同志的理想，將餘生全部奉獻給統一運動，於2000年離開人世，未見到祖國的統一。

回顧蔣渭水的一生，他秉持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的氣節，追隨與實踐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路線，至死不渝。蔣渭水的民族氣節、思想與精神，後由蔣碧玉、陳其昌、《夏潮》與《遠望》雜誌所繼承。今人避談蔣渭水的民族認同與核心思想，或有政治人物的操弄，或有學者泯滅史實的扭曲與隱瞞，這都是對蔣渭水的出賣與背叛。

在蔣渭水先生逝世八十週年的今天，吾人必須還給蔣渭水真實的面貌，打破「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的畸形局面，並接受蔣渭水的聲聲疾呼：「和平、奮鬥、救中國」，重新拾起中國人的身分，才有資格談論蔣氏的「台灣精神」與「民族正氣」，並高喊「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註一〕盛治仁，《在史實與藝術中完美平衡》，《渭水春風節目手冊》（2011，台北：音樂時代），頁3。

〔註二〕黃煌雄，《不能被淡忘的台灣英雄傳奇》，同上註，頁40-41。

〔註三〕王曉波，《民族正氣蔣渭水》，《台灣抗日五十年》（1997，台北：正中），頁72。

〔註四〕鄭閔聲（報導），《蔣渭水紀念會，馬出席，蔡沒到》，《中國時報》，2011年8月6日，A8版。

〔註五〕《總統府新聞稿》，2011年8月5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4915&rmid=514#。

〔註六〕白成枝，《先烈蔣渭水傳略》，收錄於：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冊）（2005，台北：海峽學術），頁82。

〔註七〕蔣渭川，《先兄渭水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誌感》，《新生報》，1950年8月5日，第10版。轉引自：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孫中山》（2006，台北：時報），頁278報紙影像。

〔註八〕杜聰明，《回憶錄》（上冊）（2001，台北：龍文），頁63-65。

〔註九〕以上蔣渭水募款支援孫中山革命的事例，引自王曉波，《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線──林獻堂與蔣渭水的比較研究》，收錄於：洪泉湖、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2002，台北：東大），頁423。

〔註十〕同上註，頁424。

〔註十一〕林書揚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二冊）（2006，台北：海峽學術），頁14。

〔註十二〕蔡培火，《灌園先生與我之間》，收錄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追思錄》（2005，台北：海峽學術），頁3-18。

〔註十三〕蔣渭水，《臨床講義》，同註六，頁3-5。

〔註十四〕蔣渭水，《「治警事件」法庭辯論》，同註六，頁27。

〔註十五〕鐵骨生，《追憶蔣渭水先生》，原收錄於：《先烈蔣渭水先生廿週年忌紀念詩集》（1950年7月20日），轉引自：王玉靜主編，《蔣渭水紀念文集》（2006，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頁408。作者鐵骨生，本名林糊，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曾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

〔註十六〕蔣渭水，《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民報》，第155號「社論」，1927年5月1日。另收錄於：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冊），頁123-124。

〔註十七〕蔣渭水，《民眾黨綱領、政策》、《台灣民眾黨指導原理》、《台灣民眾黨對階級問題之態度》、《我理想中的民眾黨》、《台灣民眾黨的指導原理與工作》、《請大家合力來建設一個堅固有力的黨》、《台灣民眾黨的特質》、《台灣民眾黨行階級運動有矛盾嗎？》，收錄於：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上冊），頁215-246。

〔註十八〕同上註，頁224-230。

〔註十九〕收錄於：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2005，台北：海峽學術），頁515-624。

〔註二十〕蔣渭水，《哭望天涯弔偉人──唉！孫先生死矣！》，《台灣民報》，第3卷第10號，1925年4月1日。

〔註廿一〕《台灣有志開孫先生追悼會》，《台灣民報》，第3卷第11號，1925年4月11日。

〔註廿二〕《孫中山先生二週年的紀念會》，《台灣民報》，第150號，1927年3月27日。

〔註廿三〕蔣渭水，《中山先生的奉安，中國曠古的大典》，《台灣民報》，第263號，1929年6月2日。

〔註廿四〕王曉波，《但悲不見九州同──敬悼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陳其昌先生》，《海峽評論》，第110期，2000年2月。

〔註廿五〕《台灣民眾黨禁止理由》，同註十一，頁264。

〔註廿六〕黃信彰，《蔣渭水遺囑，見證不同時代白色恐怖》，《聯合報》，2011年8月6日，A27版。

〔註廿七〕王曉波，《悲涼而雄壯的聲音──記陳其昌先生及〈遠望雜誌〉創刊》，《台灣史與台灣人》（1988，台北：東大），頁273-279。

〔註廿八〕同註廿三。

當台灣只剩下「中國，不意外」……

從「黃禍論」發揚至今，西方對中國的敵意與仇視，並不難以理解。當中國高鐵的速度、規模與技術領先群雄之後，日本媒體開始有意無意地影射中國「瓢竊」日本技術，而美國更是無法接受被中國超越，由歐巴馬總統宣布要加快與擴大美國本土的高鐵建設。

在其他國家對中國高鐵建設仍沉浸於讚嘆與欽羨氣氛之際，7月23日發生的溫州動車事故，恰恰給了西方等先進國家媒體見縫插針的絕佳機會。我們可以看到外媒如何以嘲笑式的報導來看待這次動車事故，而不久前還在大力讚揚中國大陸高鐵建設的台灣媒體，也立刻見風轉舵，為中國高鐵貼上「只有速度，沒有安全」負面標籤，加入了旁觀與看戲的行列。

「中國，不意外」vs‭.‬「天佑日本」

當新聞報導大陸溫州發生動車意外之後，我們一方面感到震驚，另一方面更期盼大陸相關單位儘快搶救生還的人員，並積極善後。在此之際，卻有大陸網友將一段怪手把車廂移至地面的影片放上網路，言之鑿鑿聲稱從車廂掉落的物品都是「活口」。該段影片迅速成為YouTube點擊率的榜首，同時點燃了兩岸部分青年網友一股腦兒批評大陸政府枉顧人命的「熱潮」。我們從台灣諸多熱門視頻與社群網站的反應可以發現，許多台灣青年並不熱衷於探求事故的前因後果，而僅僅以一句簡單且不帶任何悲憫之心的「中國，不意外」作為結論。

面對大陸任何自然或非自然的災難，台灣一些網友或青年很輕鬆就脫口說出：「中國，不意外。」這種嘲笑而自認為置身世外的看戲心態，一旦對象轉為美國或日本就不同了。如果是日本新幹線發生意外，這些「中國，不意外」的聲浪就會改口為「日本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若是將大陸川震替換為日本311地震，「中國，不意外」的聲浪也同樣會改口為「天佑日本」。

意外事故的發生在所難免，重點是如何記取教訓，進而防患未然。就這次動車事故而言，大陸政府備受應變能力不足的批評之後，開啟了內部的糾錯機制，而民間的自主力量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很遺憾地，這起意外事故，在台灣還是演變為文明高低的大小眼之爭。這種文明高低的評斷在台灣隨處可見，例如將西方的生活方式想像為「浪漫」，而將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刻板設定為「懶散」；又如大加嘲笑大陸的動車意外，卻絕口不提日前阿里山小火車翻覆，造成陸客傷亡的事件；再如中國「黑心食品」在台灣成為「想當然耳」之後，卻故意不提或根本不知道美國與日本食品安全同樣是危機重重。這種「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以及希望台灣的月亮跟外國一樣圓的心態，加速了「中國，不意外」這句「潮語」的傳播。

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劉廣定在一場新書發表會提到，他接觸的很多學生認為全世界的壞事都是中國幹的，而災難也是中國應得的。劉老師的話當然有些過分，卻也說出了如此的人心所趨，以及「中國，不意外」的心理意識。

自恃為「天朝上國」的台灣

很多台灣民眾老愛批評大陸是「天朝上國」，卻也突顯出部分台灣民眾自恃為「天朝上國」的心態，認為台灣的文明、實力、水準、技術、科技、人才……一切種種都優於「中國」，「中國」什麼都是落後，人民落後、政府更落後，因為「中國」不自由、不民主，「中國，不意外。」1997年東京大學劉進慶教授形容這種心態為「不只是媚日反華，還有另一個親美反華的心態史觀，本人稱之為美日史觀，即『美日好比是台灣的太陽，地球好似以美日為軸在轉動，歷史好像由美日來帶動』。」無奈的是，這種心態在台灣是愈演愈烈。

當台灣興起一股股的西進求學熱、工作熱、旅遊熱與交流熱，從大陸帶回台灣的卻只有「中國，不意外」認識，而不願意放下文明高低的「天朝」歧視心態，也不願意正面的看待中國大陸。那麼，如果有一天美國與日本的太陽隕落的話，台灣還剩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