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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書揚在20年前秋祭大會上講話（李文吉攝影） |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台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
曾文溪畔的麻豆地帶，純粹以稻作和蔗作為最大宗，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殖民地的工農大眾，不僅在經濟方面，在政治的支配關係中也承受著極為沉重的壓力。農民沒有選擇種植項目的自由，沒有自由販賣生產品的權利。恰恰就在林書揚出生的1926年，在殖民地的高壓統治下，以蔗農為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在麻豆一帶風起雲湧。1927年，台灣農民組合的本部設置在台南州麻豆街；組合長又是他的家庭醫師；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男女青年穿梭奔馳在這一塊平原上。到了1928年，農民組合成員達到了四萬之眾，近三分之一的高組織率。兩年之間，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殖民地台灣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約略正是林書揚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儘管在他開始求學時期，有形的反日帝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完全被壓制了，但通過地方父老口授的農民運動宣傳歌，或者殘缺的泛黃的運動文宣……等間接接觸，卻也能使他與過去的抗爭經驗有所聯繫。
清末，麻豆林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有所謂台灣三大林之稱，都算是大地主。林書揚的父親在麻豆林家是四房的第四代，在日據大正初年（1911）分到的田地原有六、七十甲左右，算是中上地主；但隨著殖民地台灣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前後不過二十年左右，到了晚年，也就是中日戰爭時期，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了。他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相信儒教的入世的改良主義，但對漢人的落後性的一面深以為恥。他每天必讀漢文報紙，並花很多時間與來訪客人討論時局。雖然基於土地佔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對日本人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因此，他給成長中的林書揚的最大影響也是漢民族主義。當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他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廈門帶回數冊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林書揚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又叫林書揚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為止。
這樣的時代氣氛與家庭背景，對林書揚以後的學習方向、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養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另一位帶給林書揚更大影響的是大表哥莊孟侯。莊孟侯比林書揚的父親少十五、六歲，但他有機會接受現代化教育，上了醫學校，當了醫師。因此，除了民族主義之外，他還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為現代社會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傾後，莊孟侯當選過新文協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眾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的台南市南門墓地事件而遭到日本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日本當局列為重要的反日分子。
1940年代初期，林書揚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台灣人子弟唸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莊孟侯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家裡一段時日。莊孟侯經常把他當大人，認真地和他談論並批判害人害己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且建議他學著去翻讀一本早年受過政治迫害而離開大學的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的、頁數不少的社會科學辭典。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前夕，台灣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以此徹底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和抵抗精神。在這樣的處境下，林書揚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於是就想找一些制度上不允許的，有關小時候所看到的、聽到的農組、文協鬥爭的材料來研讀，補強對台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就在這樣的主觀意願推動下，他在莊孟侯的藏書裡找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新文協的運動傳單；並且在家鄉跟村子裡的老農學會了他們當年所唱的農組的戰歌與共產黨員所唱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閱讀，他與台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接上了繼承關係。
1945年2月間，南二中畢業前的幾個星期，還不到役齡的林書揚被徵入南部某一部隊當學生兵。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8月底，部隊解散；他復員返鄉。此時，因為父親在1942年病逝了，再加上戰爭末期，作為小地主的家裡一直沒有固定的收入，家境因此逐漸沒落。由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自己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
儘管失學就業，自幼便追求進步的林書揚並沒有怠惰於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的真正中國經驗的他投入了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他站在人民左翼的立場，密切注意著海峽彼岸大陸階級內戰的狀況，同時學習著大陸上波濤洶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鬥爭經驗，從而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台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地擁抱了不同於國民黨台灣統治當局的另一個新中國。
1949年夏秋之交，在大陸的內戰戰場全面潰敗的國民黨政權撤退台灣，隨即針對以中共台灣地下黨為核心的台灣左翼運動，展開了全面而徹底的紅色肅清與逮捕行動。
1950年5月31日半夜，25歲的林書揚也在家裡被秘密逮捕。與此同時，麻豆地區一共有36人被捕。9月30日，同案三人被槍決於台北馬場町刑場；林書揚與另外八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刑期不等。這就是台灣人民既熟悉又陌生的五○年代白色恐時期的所謂「麻豆案」。繫獄期間，他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與母親相繼過世。面對家裡一連串變故卻不能回家奔喪的林書揚，無論是在那幽渺的綠島集中營或高牆圍繞的泰源監獄，依然一貫地嚴肅而認真的面對自己那漫無終結的囚人生涯。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出獄後，基於政治上的顧忌，他沈潛寫作，先是通過日文的書報雜誌，在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思想貧乏的台灣讀書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後來開始自寫左翼統一派觀點的各類文章，建構了台灣統左派的實踐綱領。其後更不畏險阻，南北奔波，串連散居全島各地的政治難友，全力支持台灣統左派的組織活動。
1986年，他發起成立了旨在「促進中國統一」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並被推舉為第一屆總會會長。
1988年，他參與推動中國統一聯盟的籌備與成立，擔任第一屆執行委員。
1989年3月，他發起組織以統左綱領為指導的勞動黨；為鼓舞同志士氣，親自走上第一線，擔任副主席。5月，他撰寫了《從「河殤」論大陸西化派》一文；8月31日，人民日報以《「河殤」評析》為題刊載，筆名「郭仲」。與此同時，他所發起組織翻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五卷正式出版；為重建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與批判台獨史觀，提供了第一手的歷史材料。
1992年，他被選為中國統一聯盟第五屆主席（1992-1993）。同年，《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一書，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對台灣文化思想界起到重要的思想影響。
1993年，互助會成員於台北市郊亂葬崗發現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墓群，他隨即團結台灣社會有良心的各界領袖，共同開展「五○年代白色恐怖平反運動」。
1997年，他與東亞地區進步學者、團體共同發起成立「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國際論壇，並在台北召開第一回論壇；為促進東亞的和平、南北韓統一與中國統一，展開國際團結。2000年，他擔任勞動人權協會會長。勞動黨榮譽主席。2002年，他推動「新民主論壇」運動（2002-2008）。2010年，《林書揚文集》四輯陸續出版。他在自序上堅定地表示，「不論所寫文章的題目是什麼，說的是什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個月的長期欲求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證明了它。」2012年，他被推舉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榮譽會長。
林書揚先生是台灣史上坐牢最久政治犯，以其卓越的理論素養，高度修養的人格特質，在獄中堅守革命者的志節，以高度的同志愛帶領受難同志共渡艱苦困境；出獄後仍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堅持鬥爭，是台灣統左綱領的理論指導者，是民間統運和統派團體的領導者與催生者，是傳承台灣人民左翼愛國主義運動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