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科舉與拓墾

張士箱：泉州鑑湖台灣張氏家族開台祖

歷史上幾波大陸漢人移民，奠定當下台灣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社會面貌。閩南語俗諺「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充分展現了大陸漢族東渡台灣的盛況，他們對未來所抱持的光明希望，同時參雜了對險惡「黑水溝」的擔憂，以及對新環境的幾分惶恐。經過幾代人的繁衍與融合，說明了與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是閩南文化得以開枝散葉的肥沃土壤。

來台的漢人移民聚族而居，仰賴對台灣經濟資源掌握，以及與統治者的政治人脈，至日據時期逐漸形成著名的五大家族，包括了北部的基隆顏家、板橋林家，中部的霧峰林家、鹿港辜家，以及南部的高雄陳家。其中影響深遠、象徵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的就是霧峰林家。霧峰林家除了中學教科書必寫的林獻堂之外，還有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林祖密將軍，以及參與對日抗戰、加入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最後卻仆倒在馬場町國民黨槍下的林祖密五子林正亨，更是兩岸歷史共同脈動的典型。馬英九總統曾親題「三代民族英雄，百年英雄世家」匾額，生動地描繪了台灣漢人家族在近代中華民族歷史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泉州晉江張士箱

大陸漢人在台灣的移民與開拓，並不僅於眾人皆知的五大家族。早於五大家族開台祖東渡來台的時間，康熙41年（1702年）原籍福建晉江的張士箱，即帶領方高、方升、方遠與方大等四子遷台，最早在現今雲林一帶從事拓墾，接著北往彰化、台北新莊等地發展。其中雲林與南新莊平原是張士箱家族主要的拓墾區，張方高以「廣福」為號、方遠以「得福」為號，方大則以「廣惠」為號，是台灣早期閩南傳統士族移民台灣的典型，對台灣西部與北部的開發貢獻良多。至今家族後裔遍及兩岸與世界各地，影響深遠，是近代大陸閩南與台灣發展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家族。

尹章義教授的研究指出，清初大陸漢人大量移民台灣，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康熙年間大陸內憂外患剛平定，相較之下台灣生活富庶繁榮，發展的機會與管道也較為多元；二是台灣初設府、縣，讀書考生人少，科舉錄取的機會較大，吸引閩粵一帶讀書人渡海來台尋求入仕的機會。

張士箱，號省齋，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鑑湖鄉魁岱人。當地人稱張氏族人為「湖中張家」，「鑑湖」遂成為張家堂號。科舉制度是傳統中國社會階級流動的關鍵媒介，古諺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宋真宗《勸學詩》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顯見讀書中舉是我國傳統讀書人生命中極其重要的目標。張士箱的先祖除了在故鄉購置田產之外，也戮力於參加科舉考試，可說是耕讀傳家。

「冒籍」與移民台灣入鳳山縣學

中國人另一個傳統特色是安土重遷，但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態，促使士人遠離家鄉，尋求進入仕途的其他管道。張士箱曾於康熙41年（1702年）進永春學，但因「冒籍」被揭發而遭除名，遂刺激士箱攜子赴台。張士箱來台後，先在康熙42年入鳳山縣學，後入台灣府學成為府學生員，康熙48年增補生，康熙52年補廩生，終在雍正10年（1732年）成為歲貢生。張士箱渡台的抉擇，改變了鑑湖張氏的遭遇與命運。

張家功名冠絕全台

乾隆年間前後十年，張士箱家族一共有六人考中舉人，依序為：源仁、源德、植發、源俊、植華與源義。尹章義教授稱張氏族人六人中舉，「科名之盛、冠甲全台」。除舉人之外，張士箱家族共有四人成為貢生：士箱、方升、源勳與植梅。有進學但援例捐納出貢有七人：方高、方大、源志、植權、銘獻、方茂、植因。生員與廩生計有十三人，分別為植材、植槐、源信、源澄、植樹、源忠、鴻逵、坤哖、方輝、源恭、源昌、源敬與源懃。無入學而援例捐納貢生的有五人：植栭、方遠、植嘉、曰肅與棻椂。具有捐監生與國學生名號的有十三人：源禮、炳博、景星、銘玉、肇昌、植蓮、植楠、紹基、鴻藻、源价、植藻、近光與顯祖。此外，還有幾位族人以「業儒」終身：源惇、植商、植竹、植棣、植冕、植岩、植科、植挺、植拔、源偉、浚仕、浚儒、浚偉、俊仁等。

中國社會相當重視科舉功名，康熙年間渡海來台之後，張士箱家族在科舉事業上取得長足的進展，致使張氏家族躍升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受人景仰，同時也提升張家在晉江原鄉的社會地位。

〔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

拓墾：鹿場悉為良田

張士箱家族在科舉功名方面取得成績之後，搭上台灣拓墾的浪潮，投入拓墾事業，開溝渠、興水利、植良田，舉凡《台灣府志》、《雲林縣采訪冊》與連橫《台灣通史》等史書均記載了張家在此方面的事蹟與貢獻。

張家投入開墾事業起於康雍年間，首要的據點為濁水溪以南的雲林平原（當時原住民語稱為「布嶼禀」），以崙背為中心，東往莿桐、西螺、二崙，西至麥寮，南向埔姜崙、元長、土庫與虎尾等區域。雍正末年之後，張家在這塊區域開鑿大有圳、八佾圳、鹿場圳與清濁圳等灌溉用渠，是張家拓墾事業的輝煌時期。基於上述的原因，雲林一帶成為張士箱後代重要的聚居處，例如士箱長子方高房後代分布於二崙與崙背一帶；三子方遠房後代分布於褒忠、馬公厝、虎尾與土庫一帶；四子方大房後代分布於莿桐、西螺與彰化一帶。士箱其他幾名侄兒及其後代，則分布於元長、龍岩與牛挑灣（今嘉義縣境內）等區域。

乾隆年間，張士箱家族的拓墾事業開始往北發展。士箱四子方大與吳洛、馬詔文等人組成「張吳文墾號」，拓墾北部淡水廳海山庄地區，使得張家拓墾活動範圍遍及台灣西部南北。乾隆25年，張方大與吳洛分立，方大另立「張必榮」號，開墾南新莊平原。其後，士箱長子方高房後代也北上拓殖，成立「張廣福墾號」，經營今新莊、土城與樹林一帶。張必榮與張廣福對新莊一帶最大的貢獻，即開鑿福安陂、永安陂、海山大圳與七十二分陂等灌溉陂圳。

參與平定林爽文、戴潮春亂事

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耕讀事業逐漸取得成績，也成為社會領導階層，乾隆年間卻遭遇林爽文事變。為保衛耕讀成果，張氏族人號召聚義，參與平定林爽文之役。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委託台灣師大地理系所研究編纂的《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記載，乾隆51年（1786年）發生林爽文事變，庠生張源懃率領同族鄉勇自衛抵抗，隔年隨同大學士福康安剿討，於乾隆53年（1788年）解諸羅之圍，張氏族人居住之埔姜崙獲皇帝賜「褒忠」二字為地名，光復初期曾隸台南縣虎尾區土庫鎮，即今雲林縣褒忠鄉。方高、方遠、方大與侄系的方榮、方美各房族人均參與林爽文之役平定，而獲賜名「褒忠」的埔姜崙一帶主要是方遠房子孫的聚居地，至今亦然。張氏族人在咸豐年間，也曾參與平定戴潮春事變。張家人保家衛土的義舉，深受族親與當地民眾所肯定。

家族由盛而衰

清朝時期可說是張士箱家族在台的全盛階段，隨著對生產資料的掌握，以及在社會上下流動的科舉制度上取得功名，東渡台灣的張家人開啟了有別於大陸原鄉的歷程。光緒32年（1906年）清朝政府廢止科舉，對於仰賴科舉進入仕途的中國傳統士人無疑是一打擊，對於追求功名而遷台的張家人來說更是如此。方遠房後代張浚儒曾在族譜刻上「惜哉」二字，足見科舉制度的廢除，宛如也破壞了張氏族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原有活動與地位，重創了奠基於舊有價值體系與社會規範的大家族。

西元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行殘酷的鎮壓統治，大規模掠奪台灣資源、剝削台灣人民。日人據台，徵收所有權原屬張氏族人的土地，張氏族人並喪失大租權與水租權，在鬱悶無助的情況下，族人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坐吃山空，致使家道中落。1945年台灣光復，重新復歸祖國的懷抱。其後政府推行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對原來掌握土地水利設施等生產資源的張家人來說又是一波重挫，部分族親轉入農田水利會工作，不再具有地主身分。

陳列於泉州「中國閩台緣博物館」鑑湖張氏舊譜（黃郁維攝）

鑑湖張氏兩岸血脈連結

縱觀張士箱家族東渡來台之後的歷史，並非與原鄉族親完全切斷聯繫，仍保有非常密切的往來。宋代理學興起之後，家族制度出現，伴隨祖先祭祀制度，家族成為族親集聚與聯絡的重要媒介，張士箱家族亦不例外。透過土地墾殖與科舉功名而發達的張士箱族人，以捐款購地、修建大小宗祠、修纂族譜等方式回饋原鄉族親。尹章義教授據此稱，「科考和出仕，使得張家與晉江、閩南、福建、整個中國擁抱在一起」。

士箱家族先祖強調與原鄉故親的往來。日據時期，方遠房後代張浚仕與張浚儒兄弟避居大陸，抄錄《張氏家乘》返台，對於兩岸鑑湖張氏家族譜系的追溯連結，有極大的貢獻。1980年代初，方大房後代、已故的張福祿宗長，事業有成，出資奔走，追尋定居台灣已超過250年的鑑湖張氏家族史。先是在樹林「方大居」原址創建「張方大紀念堂」，又蒐羅文件史料，禮聘尹章義教授完成研究《張士箱家族移民史》，修纂《台灣鑑湖張氏族譜》，於1985年正式出版，是乾隆30年（1765年）張源德、源仁與源義共同續修《鑑湖張氏家乘》後一大盛事。1992年福祿公帶領台灣17位族親回泉州晉江湖中謁祖；1997年福祿公號召海內外族親集資，重修原鄉「延魯張公家廟」（原名「鑑湖張氏祠堂」）與「碩庵公小宗祠」。

在福祿宗長費心盡力的尋根之後，台灣張氏族人年年返回湖中謁祖。張方大紀念堂落成之後，張士箱公後代於每年重陽節齊聚紀念堂舉行秋祭祭祖；2012年更廣邀大陸宗親來台共襄盛舉，唯有血脈相連，才能促成兩岸親人的再聚首。2005年族親提議續修族譜，在編審委員會的努力之下，終於在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出版《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福祿公於2008年仙逝，未及看到新族譜問世），且因應兩岸的開通與和平交流，將堂號「鑑湖」改置於「台灣」之前。

開台祖士箱公晚年曾鐫刻三圖章，分別為：「志在祖宗」、「未了工夫」與「兒孫勉旃」，期勉後代子孫慎終追遠、飲水思源。1765年《鑑湖張氏家乘》、1985年《台灣鑑湖張氏族譜》，以及2011年《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串起兩岸鑑湖張氏宗親一脈相承。2012年9月筆者到訪位於泉州、由大陸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親題館名的「中國閩台緣博物館」，親見鑑湖張氏舊譜，懷想先祖開闢兩岸家鄉的篳路藍縷，以及兩岸親人緊密共享的血緣歷史，無限感動。

由於生產關係的改變，家族的功能不再是生產的核心。但是共同的祖先、歷史與記憶傳承，使得家族仍發揮聯絡彼此、互相扶持的重要職能，這也是我國獨有的社會關係。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綿延不絕，與大陸族親的密切往來，更是其中的典範。張士箱家族的發展史，印證了日據時期台灣作家鍾理和作品中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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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台灣鑑湖張氏族譜》，1985年，台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

《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編審委員會，《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2011年，台北：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鑑湖台灣士箱公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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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2002年，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本文原載《祖國文摘》第18期，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內文見刊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史諾登這面鏡子

史諾登其人其事，是否稱得上英雄壯舉，或許見仁見智，但史諾登確實是一面鏡子（網路圖片）

7月4日，美國國慶，每年此刻世界各地總有人自發地、歡欣鼓舞地慶祝這個「世界民主發祥地」的生日。這一天，位於美國費城的「自由鐘」──象徵自由與公正──被敲響，為世人周知、位於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象徵自由照耀全世界──也重新開放參觀。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當然免不了奏響美國國歌──「你看星條旗將永遠高高飄揚，在這自由國家，勇士的家鄉……」。

自由鐘、自由女神、星條旗、美國國歌，這些意象形塑了美國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自由、民主、人權。美國的誕生，被人形容為「民主的奇跡」，美國的價值也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伴隨著對外武力的擴張與經濟的宰制，「普世價值」被宣傳為能夠改變人心的仙丹良藥，流傳在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美國夢」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人民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追尋的美夢，早期是為了淘金，後來是為了獲取學位，冀望美國學歷能加持未來的人生一帆風順。當然，還有人千辛萬苦踏上北美大陸，是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為了人權，為了普世價值。無論是宣傳或是想像，美國等於美麗之國，也等於自由樂土，類似的金玉良言在世界各個角落被無數次地覆誦著，別忘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在台灣已經是超過半個世紀的不滅神話。

相較於美國的形象，中國大陸一向被視為另一個極端。許多人到大陸之前，必定先急切地找尋「翻牆」的方法，為了呼吸「牆外」網路世界的自由空氣，甚至大量倚靠來路不明、危險性高、由法輪功相關組織開發的翻牆軟件。一般人所極其珍視、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表象，就在今年6月美國中情局前雇員史諾登揭露「稜鏡計畫」之後，逐漸面臨崩解的挑戰。其實美國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控管網路、取得任何人的隱私資料，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而美國幾家大型網路公司，諸如Google、Facebook、Yahoo等配合美國政府監控用戶隱私也時有耳聞。但多數人對這些消息不為所動，深信代表民主與自由典範的美國不可能做這些勾當。直到親歷者史諾登在海外公開具體的證據之後，人們才開始體認到原來我們都生活在高牆之內──一堵翻不過去的牆。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史諾登揭開神祕的「稜鏡計畫」，也就是撕開糊成老虎的紙張。原形畢露的假老虎，豈可忍受原先的威嚴盡掃落地，隨即展開對史諾登的政治追殺。違法在先的美國政府，卻高調宣稱要嚴懲史諾登，並向各國施壓，要求引渡史諾登。美國媒體則對史諾登「溫情喊話」：「在聯邦監獄比生活在拉丁美洲更幸福」。911事件之後，美國以「反恐」為名，侵犯他國的主權與人民尊嚴，出台一系列對內外加強控管與干預的政策，早已引發全球正義之聲的反抗。台灣始終選擇扮演好紙老虎身旁的忠臣，史諾登事發之後，台灣政府也第一時間宣布，若史諾登選擇來台，將依法拒絕入境或驅逐出境。

就在今年美國國慶的前兩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搭乘專機從俄羅斯返國，飛行途中突遭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等國關閉領空，理由是史諾登可能藏在飛機上。後來專機被迫降落在奧地利，奧地利警方甚至登機檢查搜索，導致玻國總統在歐洲滯留13個小時。其後，玻國駐聯合國代表洛倫蒂明確表示：「我們確信，命令來自於白宮！」

莫拉萊斯總統在歐洲遭受的不平待遇，無疑是一場由美國幕後主使的綁架，不只是對玻國總統的羞辱，更是對國家主權的嚴重踐踏。甫於今年3月逝世的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曾經如此評論美國這個國家：「美國帝國的霸權主張置人類的生存於危險的境地，我們持續提醒你們注意這個危險，也呼籲美國與世界的人民制止這個像懸在我們頭上的劍一樣的威脅」；他振臂疾呼，要大家團結「奮起對抗帝國」。早先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即撰文聲援史諾登，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而玻國總統專機受阻被搜則是另一個奮起的契機，拉美國家紛紛起身譴責，高喊「人民將繼續為自己的自由而鬥爭」！

史諾登其人其事，是否稱得上英雄壯舉，或許見仁見智，但史諾登確實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映照出了美國這個「民主自由」最大的輸出國，如何一面宣稱崇尚民主、恪守法治、尊重人權，另一面又以傲慢睥睨的態度，不斷侵犯個人自由、踐踏人權、目無法紀，「普世價值」不過就是一塊遮羞布。美國夢，夢醒時分。

走不出老路的歷史教科書

2008年馬英九執政之初，教育部原先打算沿用陳水扁時期修訂的「九八課綱」，但遭受學界與社會的諸多批評，遂暫緩實施歷史與國文兩科課綱，另組課綱小組。新課綱的修訂在2011年完成並公告，根據新課綱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於去年8月正式上路。

新版歷史教科書雖根據新課綱來撰寫，但內容依舊問題百出。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等人，籌組克毅、史記、北一等三家出版社，邀請專家學者從去年開始投入教科書的編寫。據了解，負責審定教科書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另組審查委員會，單獨審查這三個新版本。這三本教材內容使用「日據」、「明鄭」、「中共」等詞而不得通過，要求改為「日治」、「鄭氏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反對教材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

上述狀況經媒體披露之後，又在社會與學界掀起波瀾。事實上，這些問題已非新鮮事，早從1997年李登輝主導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問世以降，爭議未曾停歇。說實話，目前檯面上的爭議，都是陳年的老問題。但教科書問題不會像酒一樣愈陳愈香，一日不加以導正解決，將會導致台灣新生世代的歷史與民族認同的重大危機。

台灣教科書的編寫，主要歷經幾個重大變革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日據末期，為配合日本全面侵華與戰爭動員，殖民統治者在台灣推行皇民化教育。1945年台灣光復，皇民教育恢復為民族教育。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敗退來台之後，實施將近半個世紀的反共民族主義教育。第三個階段，即李扁執政二十年間，將原有的反共教育，再注入反中分離主義。1997年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是第三個階段的濫殤，將台灣史與本國史脫勾，肯定與美化日本殖民統治，並在「公民篇」大談不知如何定義的「台灣魂」（脫胎於「大和魂」？）。

日據時期的皇民教材，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國民黨時期的反共教材，是為了配合美國在東亞圍堵新中國的戰略。李扁時期的反共反中教材，則是鞏固既有美國在東亞的宰制態勢，持續扮演忠誠的「以台制中」自我殖民化角色，也是「台灣國族」建構工程的「基礎建設」，其「靈魂工程師」為杜正勝。屬於台灣人民的立場在教科書中被壓抑，皇民史觀、親美反共史觀、反華反中史觀未曾被清理，反而逐漸融合在一起，在馬英九時期集大成，形成「三觀一體」的巨獸。

歷史教科書在上路之前，須經課綱訂定、教科書編寫與審查三道程序。當九八課綱爭議浮現之後，馬政府確實有意「撥亂反正」，但並未意識到歷史教科書沉痾甚深，沒有足夠的準備來面對。馬英九對歷史教科書的「撥亂反正」僅停留在課綱修訂，只完成極小幅度的修正。負責教科書審定的國家教育研究院，長年被綠營獨派掌控，至今依舊，領導高層不乏當年蘇貞昌台北縣長任內的愛將，也是杜正勝教育部長任內的主任祕書。高中歷史九八課綱修訂小組請辭或退出的獨派學者，卻被重用回鍋擔任教科書審查委員，形成課綱委員與審查委員不同調、審查委員掌摑課綱委員的怪異現象。

最後一關的教科書審查，被皇民史觀、分離主義學者所把持，如今許多人又搬出「客觀歷史事實」來護航。問題在於「日治」也非民間自發的客觀之詞，而是民進黨所「矯正」出來的用詞。民進黨執政時期，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於2007年5月發布一項《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將「日據」一詞列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日據」成為官方眼中的「不當用詞」，而官方認為應使用「日治」才正確。這份報告隨即被派發給教科書編輯商做為「參考」，其實是要求編者遵照使用。在這份用詞檢核中，還要求將「我國」改為「中國」、「光復」改為「終戰」、「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兩岸」改為「兩國」、「中日戰爭」改為「日清戰爭」，甚至矯枉過正，要求將我國歷朝代名稱前加上「中國」兩字，以示民進黨主政的「國家」系出皇民李登輝「一國」之「正統」。

這份用詞審查，無不站在殖民統治者的立場，透過用詞的細微更動，潤物無聲，悄悄地貫輸學子「中國」等於「外國」的敵對觀念」，具體結果就是台灣青年不知我國還有個「大陸地區」，到大陸求學旅遊工作皆稱「出國」。這叫做是民間自發、符合歷史客觀事實嗎？

其實用「日治」或用「日據」並非問題，光復初期也有人以日治一詞統稱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真正的問題核心在於使用者所持的立場。現在要求教科書使用「日治」、禁用「日據」之人，根本不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而是站在日本統治者的立場，企圖分化兩岸，謀將皇民、反共、反中的扭曲史觀代代傳承下去。他們也是在殘害下一代，不管怎麼努力推動新皇民化運動，他們也無法讓包括他們自己的下一代變成日本人，而今天兩岸的政治現實，他們也絕無能力消滅中華民國，這樣灌輸眼前或未來完全與現實背道而馳的意識，是要下一代發瘋，還是要下一代面對現實時充滿挫折而灰心喪志，任人牽著鼻子走？

教科書當然要奠基在歷史事實，也必須反映國家民族的根本立場。馬英九總統號稱恪遵憲法，屢次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去年七月也宣示「歷史教科書台獨化皇民化內容應刪除」。如今掌管教科書審查的官員尚未「撥亂反正」，教育部又以「日據」與「日治」並陳的雙面討好之道，企圖平息爭議。台灣人既非大和民族，而且台灣光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已六十八年，那麼歷史教科書就該重回台灣人民與中華民族立場，根據新形勢編寫相應的新教材，擺脫過去一筆爛帳。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07-24；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台灣版序

文◎陳映真

在台灣讀到丹陽的《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稱「這本書」），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動。

這本書的末尾，附有好幾篇大陸讀者回應的文章，說明這些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餘，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的震動。

海峽兩岸，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進程中睽隔了將近五十年。然而兩岸的知識份子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竟而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中，引動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兩岸共有了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

因此，把我們比較熱悉的、戰後台灣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構造加以凝視，對於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應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敗後訂立恥辱的「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帝的殖民地。台灣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樣，是老大中國悲慘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構部份。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後，在島內殖民地高教體系中受盡歧視的台灣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國大陸，去尋求現代知識的啟蒙。其中固然有人成為親日精英，幹上警察、醫生、教師、律師……也有人成為依附國府在光復後衣錦榮歸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年代和三○年代日本和大陸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刻影響，不但在日本和大陸內地參加革命，並且紛紛帶著變革的理想和知識回到故鄉台灣，廣泛地參加「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甚至台共，推動了自二○年代以迄一九三一年的大鎮壓為止、前仆後繼、風起雲湧的民族民主運動。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和本地現代的前進的知識份子，經歷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對舊中國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湧著尋找並且加入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國艦隊冷戰封斷海峽形勢下，島上展開了持續三年多異端撲殺的恐怖肅清（red purge），五千人刑死，萬餘人投獄。不但黨人遭到大屠，組織潰滅，從日據期英勇艱苦的民族民主運動中積累下來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哲學和文藝傳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殘。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武裝佔據台灣，封斷海峽，進一步將台灣改造成封鎖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並逐步建設深入干涉台灣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體制。龐大、強有力、多金的美國「援助」機關，深入到台灣經濟、軍事、財經和文教部門，並對台灣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導監督和影響作用。

美國的「援助」計劃打從一九五○年開始就展開頻繁的台美間人員交流，人員培訓等活動。設在台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藉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份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豔羨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舊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

「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台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渥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年代以後，一批又一批台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台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台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原來，自四○年末開始，尤其眼看國共內戰形勢急速逆轉，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

使台灣知識份子全面向美國屈膝的機制，和丹陽在這本書裡指出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留學美國的「人尖子」們如何成為當代智力奴隸而滯留美國的機制，有相同之處，也有為台灣所獨有的地方。

先說特殊的地方。五○年代的反共肅清，徹底清除了台灣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識。很長一段時期，在台灣反對和批評美國，可能招來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諜」帽子。台灣知識界喪失了第三世界前進的知識界批判戰後世界新殖民主義霸主美國的知識、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冷戰構造下，以反共安全體制深入台灣的文教和社會的肌理，在青年、知識份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國強大、文明、開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學優而留美」，成了台灣青年學生最高的價值。

然而讀丹陽這本書，才知道經歷社會主義思想洗禮，在五、六○年代高聲呼喊過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大陸的青年學子，在八○年代中期後，竟也曾經一度瘋狂地崇美親美；而一直到今日，正如丹陽這本書所描寫，大陸留美的「人尖子」中，過度崇媚美國，又極度輕賤自己祖國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這也許就得從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美屈服構造的共通性去尋找答案。

首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威望。戰後美國國勢高漲，很快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豪強，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威力無遠不屈，鼎盛一時。在美國戰後大擴張的過程中，美國著名大學、研究機關、各種文教基金會也隨著各種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人員訓練和人員交換計劃、透過國務院、中情局交辦的各種涉外研究──主要為戰後冷戰體制中美國戰略利益服務的各項「研究」，而鋪天蓋地地伸向美國勢力範圍下第三世界各國高教領域。於是類如哈佛之類的美國長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變成了最高學問、知識、文明和開化的象徵。進入這一類名校，獲得這類名校的獎學金，取得其博士學位，意味著在學識、人格上更靠近強大的美國，上足以被美國精英社會接納為同儕，下足以在知識、人格上高國人一等。於是，特別是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莫不爭先恐後，想方設法，到美國深造，從而形成對美國高教體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國益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屈服機制。

這屈服機制的第二個支柱，便是丹陽所指出的「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差距」所造成的，滲透到一切美國所支持的人員交換計劃、人員培訓計劃、獎學金和基金會體制中每一個細部的、強勢美元所起到的作用。

特別是戰後的五、六○年代，第三世界經濟落後，生活窘困。在二戰中以軍事工業的擴張帶動戰後新能源、新技術、新的耐久消費財產品的開發，加上企業跨國化組織的整編，使美國成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元也相應地成為世界上最強勢的通貨。在美國的一筆美元小錢，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會翻譯成一筆相當的財富。

美國充份利用了這國際匯率上的不平等結構，最大限度地伸張美國對世界的物質影響和控制。美國支持的人員培訓、人員交換計劃中發給的薪資和費用，以美元形式表現的獎學金、津貼、基金補助等，對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發揮了極大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陽在這本書上指出的那樣，美國以大大低於美國正常給付的代價，就可以讓第三世界貧困人民的勞動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智力，滯留美國，為美國所用；或向美國盡情傾吐祖國各領域的虛實以交換美元；甚至出賣對祖國的忠誠，不論身在美國或回國工作，終身成為美國忠誠不二的「合作的精英份子」（collaborating elite）。

第三個屈服機制是語言。英語作為強大國美國的語言，便附麗著一切與美國有關的政治、軍事、文化上「正面」的價值。因此，會不會說寫英語，會不會標準地、道地地、優美地說寫英語，在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中成為評價一個人的知識、文明開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標準。跨過英語說寫力的門檻，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於是進入英語世界的思想方式、價值體系、西方知識的意識形態的邏輯世界之中。語言的改造，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漸和自己的祖國與民眾剝離，而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留學美國的制度，便透過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英語的崇拜和屈服機制，改造成身在美國或身在祖鄉的，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為了在美國的學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國學院體系下的研究主題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導教授，支持研究的機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利益的嚴格制約。在研究議題上，極大限度受到對美國或西方為重要、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對留學者祖國社會為重要、相關、有利的議題──的制約，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更多的時候，正如丹陽所指出的那樣，往往要按照美國的國益、政策，方針去做有害於自己祖國的調查和研究，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其結果，是美國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為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服務的、滿腦子美國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美國─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階層，或在北美學園、大企業和研究機關；或在自己祖國的產業、官僚、學術、文教各界，為美國的利益忠謹服務。第三世界國家每多了一個這種美國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個祖國勤勞人民艱難養育出來的「尖子」同胞的忠誠。美國的國家權力和學術、文化的結合體所發揮的意識形態霸權，是這種「屈服機制」的第四個方面。

第五個「屈服機制」源自留學國美國的生活。對於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美國「生活水準」和他們貧困的本國者相去不啻雲泥。從薪給、研究費、住房、日常消費用品、社會福利以至於研究設備、施設和學研環境，．都是一個留學生一旦返國就要有覺悟立刻與之斷絕的。在相應於先進國先進環境、生活、設施而發展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知識，一旦離開先進的環境，回到近於前現代的祖國社會，不能不頓時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斷，技術無用武之地。此外，社會保險體制，住房、耐久消費財的預付制等形成的枷鎖，都使留學學者的生活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發生盤根錯雜的糾葛，動彈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滯美知識份子歡歡喜喜地「屈服」不歸的機制。

殖民地制度的傷害，絕不只限於物質上的掠奪和社會的貧困化，也不只限於肉體上的壓榨、苦役和拷問。殖民地體制對於人的人格、精神和靈魂的加害，有時歷數代猶無以療癒。舊殖民制如此，戰後的新殖民制亦復如此。

殖民主義的內核，是現代產業資本對前現代社會之勞動和資源的強權佔有與剝削。而以這種殘酷佔有與剝奪為實體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卻以「文明」對落後、「現代化」對後進的評價，將殖民主義的野蠻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壓迫者和掠奪者變成了教育者、文明開化的教化師、現代化的傳播者和建設者。而被殖民者即成了愚昧、未開──落後的土著，沒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經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難於成為現代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和忿怒，轉變成對殖民者的歆羨、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壓迫者的自尊、義憤轉變成自卑、自棄；而極度的自卑、自慚發展成對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國的恨惡和憎厭。而這種「近親憎惡」，又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現實生活存在的嚴峻的民族與階級的壓迫與歧視構造，使被殖民者墮入絕望的自卑與自慚。日本侵華戰爭前夕，為了強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華戰爭中的忠誠，日本人在台灣展開的「皇民化」洗腦運動，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極度的民族自卑，而後開啟一條透過「皇民煉成」（意謂自我改造成皇國日本的國民之一員）而求取與日本人「一體平等」的地位的途徑的欺騙性同化運動。皇民化即非中國人化，亦即脫（離）中國化。因為戰後在台灣的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構造下，在台灣未經清算的皇民主義，終究發展成為今日以親帝國主義（美、日）、反華、反共、脫華為本質的「台灣獨立運動」，便是一個慘痛的實例。

而在丹陽的這本書中，文化殖民的傷痕則表現為大陸滯美一部份知識份子之貶憎中國，崇揚美國，以改隸入籍於美國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國，對洋人「低眉順目」而贏取洋人支給「不同政見者」的津貼……一類的人物。新殖民主義對人格心靈的殘害，曷勝乎此！

當然，這卑瑣猥賤的圖畫，絕不是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全部描寫。人們可以舉出成篇累牘的人名和歷史。高舉在殖民地宗主國接受教育而對民族解放的知識與運動張開了眼睛，英雄地投身於實踐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醫生、教授、文學家和社會運動家。正是他們，從戰後的五、六○年代，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支配下悲慘的土地上，豎起反美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從四面八方的被壓迫民族年輕學生的喉嚨，發出「美帝國主義滾回去！」的吶喊。

因五○年代初血腥的異端撲殺運動而荒廢、而白色化的台灣當地和留學美國的知識份子，竟而在七○年初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在乍響的春雷中，掙破了五○年代以來內戰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枷鎖，展開了認識中國革命、認識中國現當代史的運動，從而對製造美國「合作精英」的留學體制展開了批判和反省運動。

這個反省運動影響深遠。離開保釣左翼的這一思想運動，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詩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就無從理解。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保釣左翼在理論、社會科學上不暇建樹，隨大陸文革的落幕而終場，卻迎來八○年代台灣分離主義的反動。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在全面否定文革，並且大幅度向著改革開放換軌的八○年代上半，大陸年輕的知識界發展了從官學化的馬列毛體系掉頭，轉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傾向。但十年而後，歷史挑選了丹陽的這本書，對這個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動的反省和批判。

丹陽的書和文章在大陸刊出之後，迎來廣泛知識份子、勞動者、市民和學生的廣泛而激動的返響。這激動的返響，說明社會、民眾與「合作精英」之間的龜裂，表現了大陸社會、知識、文化界健康的一面。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丹陽這本書，在寫作上沒有採取厚重的論說方式。丹陽極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描寫，把深層的思想和鮮活動人的情感揉合起來，造成一種光是理論論述所絕不能達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種子，深植人心，讓它在日後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陽的反思，還有待更多類似丹陽的，懷抱著主體意識和反思意識的中國知識份子，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

這是為什麼在台灣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對丹陽這本書感到激動的原因。而如果台灣的保釣運動左翼在七○年代的反省╱批判運動在八○年代後的弱質化有其歷史的、社會的複雜因素，那麼，以丹陽這本書為象徵的大陸知識份子對待文化殖民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的發展前途，也引起我們密切而熱情的關注。

敬以為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

（原載：丹陽，《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1998年，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14）

放下歷史之前要先舉起歷史：評韓良露的「歷史傷口」

六一七變相紀念日據「始政」，是握手言和？還是傷口撒鹽？（網路圖片）

所有當下發生的事都會成為歷史，但歷史所承載的，不只是冷冰冰的事實，還有情感。歷史以人為主體，人的實踐與活動創造了歷史。所以，歷史是人類實踐的前提與結果，同樣具有生命。歷史傳承了光榮與恥辱，也傳承了正義與邪惡。

最近台北市政府辦了場歷史人物cosplay（角色扮演），有人扮北投公園建造人井村大吉、日本裕仁皇太子、也有人扮孫中山、于右任、陳香梅，還有人扮二戰日本神風特攻隊的隊員。號稱是要「穿越時空握手言和」，在日本據台「六一七」紀念日（日人稱為「始政紀念日」，殖民地台灣人民則稱為「恥政紀念日」與「死政紀念日」）當天，為日人建造的北投公園「慶生」。

這個「慶生」活動反映出來的是策劃人對歷史的認知與態度，歷史彷彿是兒戲。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批評，這個散發出緬懷侵略者味道的活動，完全忽略了日人設立公園的背景與動機，「同悲尚且不及，何忍同樂」。張方遠先生則認為，這個活動站到了當年受殖民統治、苦難的台灣人民的相對面，無顧台灣人民主體。

面對批評，活動策劃人韓良露6月20日在《聯合報》發表《北投公園百年記憶與歷史傷口》文章，義正詞嚴地替自己與該活動辯護。韓良露說這個活動「打開歷史的悲哀與歡樂」，透過「荒謬」來「讓人重新審視北投公園的百年記憶與歷史傷口」。她說，「記憶歷史有許多方式，還歷史公道也有很多方式，但挑撥民族仇恨可能是最危險的方式」，「至於變裝的裕仁天皇與變裝的孫中山，在百年後的虛擬時光舞台中相遇，他們見面不握手言和難道要大打出手嗎？中國政府或台灣政府是不是應該跟日本政府斷交，才對得起受過日本軍國政府侵略的人民」，「穿上夏日浴衣（不是和服）的觀傳局長，變裝成日本畫家竹久夢二畫的大正時代留瀏海短髮女子有何不可？難道曾受英國鴉片戰爭侮辱與傷害的中國人民，都應當統統不准穿英國西裝嗎？」她在文章最後則表示：「我一直痛恨戰爭也痛恨軍國主義，但我也知道狹隘的民族仇恨終將導向未來的暴力，而這暴力不僅針對外人，也會對付自己的人民」。

韓良露用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歷史人物握手言和來還歷史公道，並在批評者的頭上戴上一頂挑弄歷史與民族仇恨的高帽。其實她深知侵略者的罪惡與醜陋，但她用錯方式，放大或製造了虛假的歡笑聲，把過去的苦難以及殖民地台灣人民的哭聲與眼淚藏了起來。北投公園的慶生方式，以及韓良露的說辭，都是不負責任的作法，扭曲了歷史原有的面貌，也掏空了歷史的質量。她只急著要「握手言和」，看不到先民的眼淚、聽不到先民的哭聲，也就是變相為侵略者、殖民者加諸在台灣人民身上的剝削、壓榨與枷鎖給擦脂抹粉。用歡愉的氣氛來對待過去的歷史，不是記憶歷史的方式，並不會讓傷口癒合，反而是在傷口上撒鹽，也讓台灣社會早就搖搖欲墜的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更加淡薄與虛無。

韓良露既「痛恨戰爭也痛恨軍國主義」，卻又用歡愉的笑聲來「握手言和」。無獨有偶，總統府6月19日以《八田與一水利，嘉惠台灣人民》一文投書《中國時報》，文章中稱，「應將之（八田與一）與日本殖民政府區別看待」。這類說辭同樣的膚淺與矯情，左右逢源，兩面討好。

其實韓良露說得沒錯，「記憶歷史有許多方式，還歷史公道也有很多方式」。但前提必須是尊重歷史。尊重歷史、正視歷史，並不等於「狹隘的民族仇恨」，此即古人謂「以史為鑑」之理。韓良露策劃的北投公園「慶生」活動遠非創意，亦非還歷史公道，反倒成為了「惡搞」（Kuso）；看起來像是在擁抱歷史，其實是把歷史推得更遠。歷史是有溫度的，也有其意義，不先負責任的舉起歷史，沒有資格把歷史放下。

誰才是「山寨」？

遼闊如中國大陸，面積廣達960萬平方公里，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一海之隔的台灣，或許是繼承早年國民黨時代對大陸「吃樹皮啃樹根」的負面印象，就算現在兩岸往來已通行無阻，但大陸任何的小事，都能在台灣被渲染為奇人異事。這也造就了「中國，不意外」這句話在台灣社會的流行──大陸愈古怪的事愈被相信，愈正常的事則愈不被相信。

挾著自以為的「文明高度」，台灣社會的主流老愛踮起腳尖看人。過去，稱原住民為「番」（目前台灣的閩南語仍把不明事理的人罵為「番仔」或「青番」）；現在，稱大陸人為「阿陸仔」──無疑都是一種歧視。伴隨這種心態而來的，就是「中國，不意外」的流行，以及怒斥大陸是「黑心」、是「山寨」。

一位讀工學院的朋友說，他們的教授一再強調，千萬不能把技術傳授給大陸，否則台灣的「先進」技術，只能「淪為」一再的被「山寨」。以前我在政治系讀書的時候，許多老師經常對我們「諄諄教誨」：大陸的學術環境既落後又糟糕，學術研究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窠臼模式，而且翻譯的品質非常粗糙，不是錯譯、漏譯，就是惡意刪節。

北京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網路圖片）

當年系上必修西洋政治哲學，老師每學期指定我們必讀幾本西方政治思想原典，並會在課程大綱上列出推薦的台灣譯本。這幾本原典，恰好我在大陸書店都有購得大陸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譯本。幾次我將大陸譯本帶到學校閱讀，卻被同學質疑：「你怎麼在看大陸版？大陸的翻譯不都是亂七八糟嗎？」

後來我把老師指定的台灣版拿來，與我手邊的大陸版對照，發現台灣版的內容完全與大陸版一樣。台灣版的封面並沒有註明譯者，只有在版權頁用很小的字載明譯者，事實也就水落石出──原來被台灣讀者「唾棄」的大陸譯本，才是原始版本，台灣版不過是將大陸版的簡體字轉為繁體字重新排版印刷，有無得到大陸授權更不得而知。

過去國民黨時代奉「反共」為圭臬，任何「附匪作家」的書籍或是大陸出版品均不得在台出版。台灣地下翻印大陸書的行業也就應運而生，只是這些翻印書有的沒標明作者，有的則是自行將原作者改名，以規避查禁。上個世紀80、90年代，也就是解嚴前後，大陸書在台翻、盜印更是大行其道，包括文史哲社科的原版著作與外文中譯本，幾乎都是換個封面，而內容就是全文照印，連繁簡互換的工序都免了。

台灣各色各樣的大陸翻、盜印書，有的很粗糙，有的很精緻，有的有作（譯）者，有的沒有作（譯）者，有的甚至胡亂編個名字就權充作（譯）者。讀者諸君若有興趣，在此推薦台師大翻譯所賴慈芸所長經營的部落格「翻譯偵探事務所」。賴教授往來兩岸三地圖書館，比對近千冊文學譯本，查出台灣市面上流通的譯本為抄襲者超過800種，被冒名的大陸譯者超過250人。幾代台灣人所熟悉的志文、正文、新興等出版社發行的大量譯本，原來封面所列的譯者不是掛名就是查無此人，而真正的譯者與譯本都出自於「淪陷匪區」。

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資本論》三卷本，人民出版社（網路圖片）

過去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台灣被視為洪水猛獸。解嚴之後，1990年台灣某家大型出版公司，隆重推出繁體字版《資本論》。這套要價新台幣2,000元的三卷本《資本論》，譯者署名「吳家駟」，出版公司號稱這是「目前為止眾所公認的最佳的中譯本」。但「吳家駟」何許人也？查不到相關資訊。有一說是9位譯者的合力之作，「吳家駟」即5+4=9。再仔細比對，原來「吳家駟」的版本，根本就是大陸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譯本；差別只有封面不同、簡體字換成繁體字，但翻遍台灣版全書，毫無授權資訊。

翻、盜印大陸書，算不算是「山寨」，或許見仁見智。但「造假」這件被台灣人視為大陸專利的事，並非不曾在寶島出現過。1979年台灣最暢銷的書當屬《南海血書》，作者署名「阮天仇」，譯者則為「朱桂」，全書描述共黨統治下的越南暗無天日、慘絕人寰。這本激起台灣同仇敵慨的反共情緒的小冊子，後來也被證實是偽作。

從大陸敗退來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最大的訴求就是「正統」。1966年大陸發起文革，蔣介石就在台灣大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今天被大陸同胞盛讚的台灣「中華文化」，其內容與精神，基本上就是當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規訓」出來的產物。在「民主化」的今天，與大陸爭「正統」，成了台灣政治人物的舞台，例如以「正體字」對抗「簡體字」，以「台灣書院」與「孔子學院」打對台。

什麼是「山寨」？其實就是「正統」的相對物。在這種「唯我獨尊」的「正統」心態驅使下，「正統」以外的東西都是造假、虛偽、落後的，當然，「中華文化」也成為台灣壟斷的專屬品。台灣的大學校園充斥著外文教科書，卻看不起來自海峽另一岸的出版品，而且堂而皇之找出許多理由來拒絕大陸作品，諸如：他們不過就是人力多、不看「殘體字」、價格低卻沒品質等等。當我們拚命指責大陸的「山寨」，只不過是把自己推向井的更深處。

成幼殊：南海邊，香港──喜迎回歸

成幼殊，詩人，新中國著名外交官；《安息歌》原作者

南海邊，守候著香港

那米字旗就要降落，

任憑五星紅旗飄揚。

南海邊，企盼著香港，

百年的恥辱一旦褪去，

將會沐浴燦爛的陽光。

瞧，香港，多麼神奇的地方，

莫小看那小島加半島，

卻是人文和財富薈萃之鄉。

啊，香港，多麼親切的地方，

當同志們和我都還年輕，

也曾馳騁在這特殊的戰場。

聽，香港，回歸的車輪在響，

站起來了的中國人，

不會讓你久久地流浪。

啊，香港，你是第一個兒郎，

踏上一國兩制的路，

來和祖國一起求富強。

我們會保護你，香港，

保持和發展你的繁榮，

二十一世紀就在前方。

屹立在東方，回歸的香港，

且笑酬百年來的仁人志士，

祝福全中國、全人類平安、

         健康。

1997年4月

北京芳城園

（原載《人民日報》，1997年6月24日；轉載自：成幼殊，《幸存的一粟》，2003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頁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