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在曲折的道路中前進

甫落幕的台灣九合一大選，雖是地方層級的選舉，但對兩岸關係有一定的影響與啟示，可以視為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之後、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的一次檢驗。

路並非筆直的，而是曲折向前的，兩岸關係更是如此。兩岸壁壘對立超過半個世紀，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可說是對兩岸關係造成了爆炸性的破壞。但也因為有這八年的大破期，從而才開啟了2008年兩岸關係的新局，也就是目前所處的和平發展機遇期。

大陸對台學者經常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了「深水區」，一方面說明兩岸關係確實比過往更為鞏固也更為深化，另一方面則代表兩岸關係的階段性發展遭遇了瓶頸。當前兩岸關係的瓶頸，體現於去（2014）年三月太陽花運動，更體現於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滅頂式的慘敗。

造成兩岸關係瓶頸的原因，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台灣社會本質性的政經矛盾──政治上親美，經濟上傾中。台灣並未體認到此矛盾對社會發展根本性的傷害，而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更是在加深此矛盾，無論馬英九宣稱要「撥亂反正」或是「脫胎換骨」，但其兩岸政策始終停留在「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甚至是「只經不政」。

而馬英九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擴大了台獨與獨台的生存機會，模糊了兩者的界線，製造更多台灣可以自外於大陸的想像空間。最終的結果就是不斷加深政經矛盾的鴻溝，並且在政治上不斷遠離中國大陸，再加上全球化之下社會階級矛盾緊張關係的交相作用，國民黨狂打的「經濟牌」毫無效果，台灣選民對國民黨所主導的兩岸關係進行大規模的反撲。

可以預見的是，兩岸關係將進入停滯期，但中國大陸早已表態，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不會改變，因此主動權將回到台灣手上，端視台灣人民如何抉擇。如果2016年民進黨贏得大位，兩岸關係的停滯期有可能更長，但換個角度來說同時預示著這將是再下一波兩岸關係進步的前奏，畢竟黎明前總是黑暗的。

國民黨與馬英九的大敗，並不等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此戛然而止。兩岸關係或將停滯，但彼此的緊密關係已經難已逆轉。要想突破兩岸關係的瓶頸，關鍵在於台灣人民是否能自覺地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打破政黨與利益集團的壟斷，成為推動兩岸關係下一個新階段的新動力。當務之急就是台灣社會必須揚棄長年以來難以撼動的兩岸對立舊思維，化解內部存在的政經矛盾，才能將兩岸關係曲折的道路推向坦途。

（本文原載《觀察》第17期，2015年元月號）

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份子

為了保障美國在世界的權力壟斷地位，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到處替反對者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從而以包括武力攻擊、迫害人權、侵犯隱私、網路監控在內的等各種方式「反恐」，政治運作的邏輯以「反恐」為最高依歸。「反恐」為美國披上了美麗的正義道德外衣，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在內外無限擴權、甚至是濫權的遮羞布。

美國挾著超強武力，在世界各地製造各種「之春」、各式「顏色革命」，包括以色列轟炸加薩的武器也是美國在背後所支援的，其目的在於扶植親美政權，鎮壓異己，將與美國立場相左的勢力均斥為「恐怖份子」。200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上光榮的歐巴馬，在其任內以「反恐」為名，動用無人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葉門等地區進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民眾的死亡。

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輸出」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但加以細究，「普世價值」僅限於「輸出」，對內並不適用。近年來，美國內部對人權的迫害，同時伴隨著白人對黑人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壓迫，而美國卻還自居「世界警察」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指指點點。去（2014）年8月，美國18歲黑人青年布朗在弗格森街上被一名白人警察連擊數槍身亡，由於連續發生白人警察槍殺黑人事件，弗格森案隨即引發美國各地的民眾示威抗議，11月26日美國密蘇里州甚至派出2,200名國民警衛隊協助警方進行鎮壓，連美國媒體都認為弗格森案所引發的示威抗議可能演變為「美國之春」。《紐約時報》12月13日報導，當天有超過25,000位名眾在紐約曼哈頓街頭遊行，抗議警方濫用暴力，是近來紐約爆發的最大規模抗議示威。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12月19日公布一份《中央情報局（CIA）酷刑情況調查報告》，全文厚達6,200頁，光是摘要就有480頁。據《華盛頓郵報》披露的報告細節，「九．一一事件」後，時任總統小布希發動「反恐戰爭」，為獲取情報，中情局對被抓獲的恐怖和極端組織嫌疑人施加酷刑，包括禁止睡覺、囚禁在狹小空間和人身羞辱等，其中還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刑」──用布矇住受刑人的臉並反覆澆水，令其難以呼吸，感覺即將窒息而死。小布希就此接受美國CNN訪問時，竟以「愛國」之名為美國的酷刑辯稱：「無論這份報告怎麼說，那些在中情局工作的人員都是愛國者，詆毀他們的貢獻是大錯特錯」。

另一方面，美國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受刑人人權也是臭名昭彰，為世人垢病。烏拉圭政府12月7日以人道理由接受來自關塔那摩灣監獄的6名釋囚，其中包括4名敘利亞人、1名突尼西亞人、1名巴勒斯坦人，他們當初都是被美國以涉嫌與基地組織有關連的罪名被捕。問題在於他們被關押的12年來從未經過審理與判決，無怪乎烏拉圭總統穆希卡稱這6名釋囚遭到美國政府「殘暴的綁架」。

曾在美國繫獄10年的張安樂先生，對於美國獄中的狀況有親身經歷：「我知道州監獄裡很多暴力，加州幾個監獄每天都戒嚴，有一次解嚴，解嚴第一天黑白見面就死人。」張安樂先生的回憶，也揭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黑人與政治意識形態迥異的政治犯：「不止黑人，只要是政治犯幾乎都受他（按：毛澤東）的影響，監獄裡還有馬克思小組等各種組織。黑豹黨就是靠毛澤東語錄成立的，據說之前白人警察經常在路上把黑人一槍打死。後來有兩個黑人讀了大學，發現加州公民有持槍的權利，但他們沒有錢買槍，就去中國城買了毛澤東語錄，然後過橋去賣，賺錢買槍成立了黑豹黨。看見白人警察進這個區他們就跟著警察走，警察開槍打他們的人他們就反擊。」「我認為他們是政治犯，但美國不承認，美國說他們販毒啊搶劫啊什麼的。美國人厲害，他會設計你，美國的精神都花在設計上。監獄裡的政治犯有的是被設計的，有的是和美國政府發生槍戰。」「那批政治犯絕對信仰毛澤東，這些政治犯變成黑人裡面的領袖，因為一般的人犯罪搶銀行什麼的是為了自己，他們是為了整個黑人群體的利益和美國政府作對，所以他們格外受尊敬，自然成為領袖。」（《澎湃新聞》，2014-07-22）

在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之下，背後又有美國撐腰，戒嚴時期國民黨在台灣肆無忌憚地大行「白色恐怖」，大批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年被捕、遭到刑殺，其中絕大多數的案子都是未經審判，有的受難者甚至沒有拿到判決書。2000年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在白色恐怖歷史現場演說，他指出：「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陳映真所謂戰後冷戰世界集體的屠殺、摧毀與虐待，正是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營，以「反共」（國民黨在島內則是「反共─國安」體制）之名對於人民的共同迫害。

冷戰雖遠矣，但美國所制霸的世界秩序仍在箝制我們的意識形態，反共、國安至今仍為台灣人所朗朗上口，如今反恐也處處存於我們的生活細節。台灣的太陽花與香港佔中期間，都有好事者發起向美國白宮請願的活動，冀望美國伸出「正義的援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布《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卻從來不曾注視過自己內部的人權狀況。

過去是反共，現在是反恐，美國總是在合理化自己對於內外的擴張與侵犯行為。如同巴西學者路易斯．阿爾貝托．莫尼斯．班代拉（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的名著《美帝國的形成》所指出的：「他們（按：美國人）不明白美帝國毀滅的衝擊始於自己家中，也將會在那裡終結」，事實上恐怖份子是美國自己「製造」出來的，甚至可以說美國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美國正在粉碎自己所塑造出來的正義與道德假象，直到完全崩壞為止。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9期，2015年元月號）

推倒「藍綠高牆」之後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全台各地選情冷冷清清，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台北市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對決，彷彿各縣市的候選人都是柯連兩人。選舉結果出爐，柯文哲大勝，社會上籠罩在一片張燈結綵喜洋洋的氣氛裡，認為終於推倒了「藍綠高牆」，台灣民主又取得新一波的成就。

這次選舉的結果，無疑是選民表達對國民黨馬英九高度的不滿，而國民黨原有的鐵票也從「含淚投票」轉為既無淚也不投票，所以造就了民進黨在各縣市的大勝。而台北市柯文哲的85萬高票，說穿了是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沒有提名，柯文哲便收割了所有對國民黨不滿的選票。在這層意義底下，台灣的「藍綠」格局並沒有被打破，只是相互轉移；而柯文哲「白色力量」的策略是極為成功的，模糊了表面上的藍綠界線，實則成功擴大了綠色在台北市（甚至是其他縣市）的版塊。

其實這次的選舉結果並非首例。陳水扁執政末期，弊案頻傳，治理無能，民眾對民進黨的信任幾近崩盤。2005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4席（得票率近51％），民進黨只有6席（得票率約42％），此後民進黨歷次選舉宛如滑坡般的往谷底挫跌。民眾對民進黨的反彈，讓國民黨終在2008年摘取甜蜜的果實，該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81席，民進黨只有27席；同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以超過200萬票的差距大勝對手民進黨謝長廷。

民進黨的滑鐵盧，成就了馬英九的歷史舞台，人民把改變的希望完全寄託到國民黨身上，給他們完全執政的大好良機。至今猶記2008年3月22日的晚上，馬蕭競選總部前聚集的群眾不乏大批年輕人，每個人以歡笑夾雜淚水，揮舞著手搖旗，迎接這場人心思變的勝利。這個畫面，與今年11月29日晚上柯文哲競選總部前的場景無比相似。而2016年極有可能登上大位的蔡英文，在九合一民進黨勝選記者會上的感言：「受鼓勵而不自滿，要感謝而不鬆懈」，也與2008年馬英九當選感言：「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如出一轍。

現在看來，民進黨正在走國民黨的老路，從廢墟中再次攀向顛峰，2016年不無可能完全執政。從新世紀伊始，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建立在藍綠兩黨的大起大落，與其說「改變」與「希望」不斷落空，不如說「政黨輪替」只是個舶來的美麗神話。

台灣的民主體制已經進入了惡性循環，這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大勝，主要來自於原有部分藍營選民的流轉，所謂「689的覺醒」與「超越藍綠」都是假象，藍綠的二元框架仍在，問題只在於誰大誰小。藍綠的大起大落，台灣選民的幻起幻滅，完全揭露了台灣民主體制與社會性質的最大缺陷，就是戰後台灣做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執政者都必須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政黨輪替」的潛台詞是藍綠兩黨分別輪流執政8年，如此方能確保藍綠兩黨永遠安份自甘美國的附庸。台灣穩定的政黨輪替，保障了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無怪乎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要如此高度讚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這次選舉結果號稱推倒了藍綠高牆，但問題在於這道牆何曾築起來過？過去廣泛為人議論的「藍綠惡鬥」，並非因為藍綠太不一樣，而是因為他們實在太一樣，彼此所爭奪的只是各自的政黨利益。當海峽彼岸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對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而便暴露了藍綠兩黨之間更為可觀的同質性──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本質都是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下的產物。「超越藍綠」旋風式的出現，不過也是在印證過去的藍綠對立、政黨輪替都只是一種表象，無法抹滅他們本質上的高度雷同，從而塑造出柯文哲的「白色奇蹟」。

2014年底的這場選戰，基本上延續了三月太陽花以來的社會氛圍，不只是用選票教訓國民黨，同時更是對於兩岸關係改善後的焦慮式反撲，顯見固有的社會性質不變，那麼根植於此的反共反中舊思維只會不斷在發酵。歡欣鼓舞地慶祝推倒「藍綠高牆」之餘，期盼好不容易打開的兩岸關係大門千萬別又被重重的關上。

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

大陸13億人成了「替罪羊」

從今年台灣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到香港九．二八「佔中」運動，很多論者都在追尋其中的關連性，但多半是從運動的領導、動員、宣傳、訴求與參與群眾的結構等表象，便論斷香港佔中是台灣太陽花的延續，認為是台灣太陽花「啟蒙」了香港佔中，台灣人的「文明優越論」再次顯揚在香港人面前。 

如果忽略歷史更為深層的本質，那麼台港之間的內在聯繫性，便只能埋藏在「普世價值」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近代歷史上，中國的香港與台灣先後淪為西方帝國強權的殖民地，台灣被日本殖民者鐵蹄踐踏50年，而香港更久，被英國殖民者統治150年。但無論時間長短，港台都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與人民的苦難，如同著名詩人聞一多1925年所發表的作品《七子之歌》表現出來的那般痛切。 

另一方面，上個世紀40年代，當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香港與台灣都成為反共文人、學術菁英的避難所。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通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歪曲和醜化反帝反殖民運動。相反，……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註1〕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反共」教育，與其後李扁時期開始的「反中」教育，可謂是一脈相承。 

因此，特殊的殖民地經驗（包含至今都尚未清理殖民遺緒），以及共有的反共意識型態，結晶出港台兩地人民特有的歷史情感，無法直面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巨大轉型與變遷，而將自我抽離於中國自身之外，將各自內部的社會矛盾外部化到中國大陸身上，13億中國人民都成為「替罪羊」。 

港台社會聯繫的歷史縱深

無論香港回歸已經快要20年，也無論自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不能否認的是，思想上的「反共」及其派生而出的「反中」，至今仍在兩地社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台灣部分文人不分藍綠力主與香港結為「南方聯盟」，而香港部分文人也樂於充當此聯盟的組成分子，以西方的「普世價值」話語，對抗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共同揉雜出的中國脈絡。 

伴隨著國際權力格局的變遷，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影響到了西方英美霸權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港台兩地做為中國大陸境外「制中」基地的角色更趨明顯。近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反《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經過一波波撕裂陸港關係的洗禮，青年學子的思想進一步被挑動激化，運動、組織與動員的形式逐漸成熟，也造就了一批諸如黃之鋒之流的「青年領袖」，醞釀出的能量最終爆發在今年的罷課與佔中行動。台灣亦同，2008年兩岸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同時暴露了統治階級與社會內部「政治親美、經濟傾中」的嚴重矛盾，從而有陳雲林訪台的「野草莓」、2012年以「旺中」為標靶的「反媒體壟斷」，還有一連串反對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的行動，最後在今年集結為以「反服貿」為名、實則「反中」與「反共」的「太陽花」，其中以陳為廷與林飛帆等人為代表的新生力量，與香港運動相互支援的關係更是曖昧不清。 

儘管台港社會之間具有高度的橫向聯繫，但我們無法忽略兩地之間更為重要的本質差異，這表現在政治與歷史的縱深。台灣問題是1949年兩岸分治、1950年韓戰爆發，由於內戰與冷戰「雙戰結構」遺留至今的問題，因此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必須完成「復歸統一」。兩岸的現狀仍處於分裂分治，再加上戰後台灣從日據的舊殖民地轉變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始終是美日在政治、軍事與文化思想圍堵新中國的最前線，也是各色分離主義勢力及西方各種反華勢力的集散基地。 

兩岸統一與香港回歸

相較台灣的性質與地位，香港問題的發軔，始自英國挾船堅炮利而奪取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必然要「回歸」中國，與兩岸之間的國家民族「再統一」有所不同。1982年英國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問題，柴契爾夫人本打算以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來換取英國繼續掌握香港管治權，但遭到鄧小平斷然批駁：「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鄧小平在這次會談中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從而表明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維護中國主權與統一的堅定立場。〔註2〕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台，其第一條即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此後，再經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香港脫離殖民地地位，重新回歸到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1997年7月1日之後做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其政治與戰略地位上就與港英時期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對於西方反華勢力來說，在香港內部進行活動，無疑就是直接進入中國政府的眼皮底下進行「顛覆」。 

美國對香港出嘴出錢出力

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約600人左右，至今年已膨脹超過一千人，〔註3〕成為美國在世界各地領事館人員數最多的一個，顯見美國利用香港回歸後的地位，進而劍指中國的「用心良苦」。「太陽花」期間，台灣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答覆：「美國支持台灣活力十足的民主，民主容許許多議題能充分對話。《兩岸服貿協議》的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我們希望討論能和平、理性地進行。」香港「佔中」期間，也有香港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則公然表態：「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實施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美國對台灣與香港兩地爭議所表現出一軟一強的回應態度，充分說明了美國透過香港問題介入中國內政的行徑。〔註4〕 

10月28日是香港佔中的「滿月」，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29日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30日，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佔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 

每當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表達看法與意見時，台灣人總是義憤填膺批評「中國黑手」，而當西方勢力企圖介入之時，台灣人反而無感，甚至張開雙臂邀請他們堂而皇之伸手進來，例如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將接任新竹清華大學全球事務副校長即是一例。此次香港佔中亦是如此，當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政、干預香港自治，港台兩地不止不置可否，甚至認為是「遲來的正義」，流露出港台之間成形中的「南方聯盟」濃濃的親美親西方結構性味道。

北京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已將佔中的本質定調為「顏色革命」，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評論文章更直斥：「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更是歡欣鼓舞歡迎香港出現「顏色革命」，例如英國《獨立報》、法新社、美國《時代》雜誌等媒體，均以「雨傘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來稱呼佔中，將佔中運動的地位直比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色革命」、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在西方世界，「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具有正面評價的詞彙，象徵在美國（及其盟友）的介入下，「引領」某國或某地從極權、威權政體轉型為符合「普世價值」標準的民主政體的過程。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吳玉山教授的研究指出，過去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其原有體制「被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所取代，在社會和文化上也全面的西化」。〔註5〕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則進一步指明，顏色革命的目標是要追求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標準的形式民主，當舊政權被推翻之後，將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掌權；「美國支持某特定政權也非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要件，而是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國的帝國利益」。〔註6〕 

由此可知，顏色革命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介入與干預；（二）反對派親美親西方；（三）革命後的新政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傀儡。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美國對於香港「民主化」進程的「關心」可謂是不遺餘力。2005年1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的祁俊文表示：「香港有條件進行普選，但民主步伐及實施普選的模式，要由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決定」；2005年9月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表示：「香港應加快政改步伐，相信香港有能力在2007年實行普選」；2013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表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國際標準，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應該儘早開展政改諮詢」；2013年9月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表示：「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權』，美國會對涉及其『核心價值』的事件繼續表態」。〔註7〕 

美國不只出嘴，同時更是出錢出力。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外圍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多年來不斷撥款給香港的反對派政黨、NGO、社團，專款專用於「政改」的宣傳與落實。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被認為是香港反對運動（包括佔中）的幕後金主，2005年以來黎智英多次金援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陳方安生、陳日君等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7月，媒體指稱黎智英捐款4,000多萬港幣給香港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5月，黎智英被媒體拍到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在遊艇密會，一般認為黎智英捐助給反對派的款項來自美國。 

過去美國在台灣以「美國新聞處」的名義，吸收台灣菁英為其服務，影響至今；如今，美國在香港設有「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扮演吸收、培植香港菁英的角色。NED與NDI在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推出「港人講普選」計畫，號稱讓網民可以設計出自己的普選方案，「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即為該中心受薪研究員。因反「國民教育」一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今年剛滿18歲，也被「起底」其背後有深厚的美國背景。〔註8〕 

顏色革命遇上一國兩制

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註9〕香港的佔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註10〕 

9月28日突發的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視為此前罷課行動的升級版，目的在於升高對立與衝突情勢，擴大動員能量，延長運動戰線。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其封面標題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認為回歸是中共對香港的殖民──都表明這場運動在根本上是否定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香港人）進一步分析指出：「現在的『香港命運自決』運動／抗爭，抗拒落實回歸，客觀上（且不說主觀上）就或是加劇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對立、或是推動『中國崩潰』、或是兩者兼有，正與『普世價值政治』也即『重返亞洲』相配合」，因此顏色革命是「佔中的必然發展」。〔註11〕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佔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佔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佔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佔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佔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佔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佔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佔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佔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佔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APEC期間，11月12日歐巴馬與習近平舉行聯合記者會，歐巴馬在會上亦稱：「美國在煽動香港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上沒有任何參與，因為這些問題最終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決定的」。 

佔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由此回過頭來看台灣問題，台灣在戰後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處處受美國掣肘，致使台灣問題懸而未決。對台灣而言，唯有排除外來勢力的介入干預，民族內部的問題由民族自行解決，兩岸才可能有進步的前景。至於馬英九、江宜樺等人一再強調不接受「一國兩制」，不過只是對美國「交心」之舉罷了，對於兩岸關係並無任何助益。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型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註1〕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2008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1-32。 

〔註2〕中國政府堅持收回香港的立場，卻成為日後香港民主派人士抱怨柴契爾夫人的理由，他們認為柴契爾夫人對北京的「讓步」等同於出賣、背棄香港。由此可見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並不認同香港「回歸」，反而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治權永遠歸屬於英國。參見：〈港民主派怨柴契爾當年背棄香港人〉，《自由時報》，2013年4月10日。 

〔註3〕〈回歸後英美駐港特工與日俱增〉，《中國時報》，2014年9月13日。 

〔註4〕與美國立場一致，9月2日馬英九首度表態：「對於香港人民持續爭取民主普選，台灣各界均展現高度的關心與支持」；10月10日國慶演說，馬英九不只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更進一步對北京喊話：「現在正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最適當的時機」，「如果大陸願意實現承諾，必將化危機為轉機，讓大陸與香港雙贏，而台灣人民也必然樂觀其成」。 

〔註5〕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8。 

〔註6〕趙剛，〈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收錄於：徐進鈺、陳光興（編），《異議：台社思想讀本（下冊）》（2008年，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307-309。 

〔註7〕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的人事安排是別有用心，例如楊甦棣與夏千福都有處理台灣事務的經驗，而夏千福更是從台獨運動的經驗提出「港版寧靜革命」，說明了美國企圖將其對台策略複製到香港身上。參見：李菀，〈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不會停止〉，《紫荊》總第287期（2014年9月），頁18-19。 

〔註8〕〈黃之鋒「美國背景」大起底〉，香港《文匯報》，2014年9月25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9/25/ 

〔註9〕相關分析請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收錄於：勞動人權協會（主編），《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2014年，台北：勞動人權協會），頁33-47 

〔註10〕相關分析請參見：熊玠，〈要普選還是要奪權？香港政爭的反對派究竟何求〉、張麟徵，〈公民提名、普選、民主反思：談香港的困境與出路〉，二文均刊於《海峽評論》第286期（2014年10月），頁31-37。 

〔註11〕盧荻，〈開始了：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盧荻：生活與知識」網站，2014年9月28日：http://kakafuka.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509955。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8期，2014年12月號）

台灣民主：我們是民，他們是主

投票日馬上就要到了，台灣幾乎各大媒體都在報導大陸人如何「瘋」台灣的選舉，連馬英九在接見西方觀選團時，也不忘「驕傲」地說：「最近許多中國大陸觀光客訪台，最喜歡參訪競選活動，中國大陸沒有像台灣這樣熱烈的競選場面」。

馬英九對西方人士的表態，其實說明了兩岸關係、中國因素仍然是台灣這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關鍵變數。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近年來伴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來的，其實是兩岸經濟定位與角色的大幅度翻轉，台灣社會至今無法適應如此改變，只能將內部的種種矛盾與焦慮轉嫁到中國大陸，以及被台灣多數民眾所認定的大陸代言人──國民黨與馬英九的身上。

因為不斷抗拒兩岸關係的拉近，台灣就像一隻停在窗戶玻璃上的蒼蠅──看得到光明，卻沒有出路。廣大無法實際獲得兩岸「和平紅利」的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面對台灣內部發展的停滯，似乎「窮得只剩下選票」。從今年三月「太陽花」以來，台灣青年在島內不斷號召「公民覺醒」，以「超越藍綠」的形式在複製「藍綠鬥爭」的本質性老路，目的還是在於對抗中國大陸，沉浸在「太平洋的風」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裡。

最近馬英九援引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話，說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此前香港「佔中」要求「真普選」的運動沸沸揚揚，台灣民眾也自居「民主燈塔」來聲援香港「佔中」。一副港台結盟，加入西方「普世價值」陣營，共同對抗大陸的態勢。九合一選舉正是台灣「真普選」的檢驗，看看這座民主燈塔是否能將光芒照耀到神州大地，還是只是一團火所悶燒出來的光？

台灣的民主是移植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議式民主，在這套民主體制下的選舉有其嚴格的「篩選」關卡，諸如政黨內部的初選、提名，當然還包括一定財產的規定，若繳不出保證金，連參選的邊都摸不著。因此，說台灣的選舉是階級的競爭，或說國民黨代表台灣的右派、民進黨代表台灣的左派──這些都是笑話，聽聽就算了，因為台灣的選舉是資產階級的內部遊戲，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同一幫人輪流坐上衛冕者寶座。

就像這次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陣營及其支持者不斷指責連勝文是「權貴」，彷彿柯文哲的當選就是打倒了權貴、平民獲勝。但被隱沒、被忽略的是，自日據時代至今，「醫師」一直是台灣社會結構中的精英階級，長年以來「醫師」與「律師」始終是台灣政界的一方之霸。以此次選舉來說，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台南市長候選人賴清德（現任）、嘉義市長候選人涂醒哲，他們都是醫師出身，而且親綠、親台獨。（有人說柯文哲代表的是「超越藍綠」的新希望，但不要忘記，他最重要的幕僚張景森，是陳水扁與蔡英文的人馬，就這點來說，柯文哲不只是墨綠，更是深綠。）柯文哲自己也說過：「第一流的人才讀醫學院，二流的讀工學院，三流的商學院，讀法和農的佔第四第五，文學院差不多第六流的，藝術的根本不入流了」，顯示他「平民」包裝之下的精英式思維。有人評論「柯連」之爭表示台北市民很「可憐」，確實如此，「權貴」打「菁英」──狗咬狗，一嘴毛。

有人說台灣人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才實現真正的民主，這話雖是玩笑話，卻也道出台灣民主的困境與悲哀，選前候選人不斷拜託民眾，而選後則是民眾要拜託當選人，「我們是民，他們是主」，也就是王紹光教授說的「選主」的真實寫照。這次台灣的選舉看起來非常熱鬧，但實質上無比空洞，候選人不需要比政見，不需要端出牛肉來吸引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只要把文宣做得很「文青」，口號喊得很動人──如一位候選人的文宣上只有自己的照片與「魄力」兩個字，另一位候選人的口號是「孩子是我們的希望」，又一位候選人的廣告把自己打扮為「江南大叔」──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台灣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候選人的傲慢，突顯出了台灣民主的特色。花蓮縣現任縣長傅崑萁欲尋求連任，而他的妻子徐榛蔚同時登記參選縣長，兩人聯合競選、共同設立競選總部，其原因據傳是傅崑萁官司纏身，所以其妻子也投入選戰「買保險」，確保他們家族的政治利益得以延續。類似的狀況在全島屢見不鮮，許多涉入貪腐弊案官司的政客都投入選戰，以「參選到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台灣正積極地向大陸與香港推銷、輸出自己的「民主套餐」，而上述的「奇景」當然都是這個套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台灣「真普選」的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楊光斌教授最近推出新書《讓民主歸位》，其中有一篇寫於台灣三月「太陽花」期間的短文〈台灣民主是怎麼玩砸的〉，他如此評價台灣當前的民主發展：「走到今天，台灣民主已經千瘡百孔，已經被搞砸了」，「就是在這樣一浪又一浪的蹂躪中，一輪又一輪踐踏中，台灣民主即使不死，也已經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若是傳到島內，台灣民眾肯定不服氣，甚至認為大陸學者在抹黑、詆毀、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但無法否定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台灣改採行的西方代議式民主，已經讓自身的政治發展走向難以回頭的惡性循環。馬英九執政末期，人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不信任度降到低點，而民眾在看不到前景與出路的狀況下，只能將所有的矛盾與問題歸罪到馬英九與國民黨身上，甚至外部化到中國大陸上，這與當年陳水扁執政末期的窘境非常類似。

不久前，台灣教育部擬從明年開始將中小學生的暑假縮短為三週，消息一出，網路上出現一張照片，是一位小學生手持寫著「馬英九去呷賽（註：「吃屎」的閩南語發音）啦，還我暑假來」的海報表達他的不滿。許多人盛讚這位小學生的智慧，認為他小小年紀就知道台灣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馬英九身上。其實情況恰恰相反，不是這位小學生智慧過人，而是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這樣的問題在三月「太陽花」之後更為明顯，認為只要打倒馬英九、打倒國民黨、打倒中國大陸，台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能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所以，與馬英九、國民黨相關的人事物也都必須是打倒的對象，現在台灣網絡世界一面倒的言語「霸凌」、肉麻當有趣的「惡搞」（比如把連勝文妻子蔡依珊的照片與日本A片合成在一起），就是這種氛圍的產物，讓人摸不著頭緒這到底是一場市長選舉，還是一場毀滅人格大作戰。

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網路圖片）

台灣青年認為台灣的問題在於不夠民主，並且上綱到要防止獨裁再現、防止中國大陸來「玷污」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伴隨這種認知而來的，是台灣社會不斷蔓延的「排他主義」，三月「太陽花」最大的效應，就是讓台灣青年勇於、樂於表態，而這種奠基在「政治正確」之上的表態，目的是在於排斥其他人的認同、想法與意見，例如將認同中國大陸、支持「服貿協議」、支持連勝文的人統統設定為敵人。台灣青年群體間所興起的這股「排他」風潮，就如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在〈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一文中所分析的：「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話說回來，台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夠民主」，而是這套民主制度是外來的且在西方勢力規劃下所誕生的「鳥籠民主」，它的遊戲規則已經被制定好，能加入遊戲的參與者只能是西方所認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台灣內部的紛紛擾擾：省籍、藍綠、統獨……都是消耗台灣發展的假議題，讓台灣人民深陷其中，眼光只能限縮在茶壺內的風暴，而外在世界的變動，像是世界與亞洲新秩序的重整、正在進行中的「美國之春」，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因為台灣體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此面向的意義來說，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對香港佔中青年的評價「他們不是激進而是保守」，對台灣也是一體適用的。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11-29）

香港佔中的台灣啟示

9月28日香港佔中行動爆發前幾個小時，我恰好在香港機場等候轉機回台北。那天香港機場與平素並無二致，待機旅客熙熙壤壤，本來打算趁機在機場書店找幾本香港新出版的學術書，沒想到店內的陳列空間幾乎都讓位給反共、反華的「暢銷書」。香港機場在全球排名一向名列前茅，機場書店的選書勢必以市場為導向，但這類書籍恰也可反映出香港社會對大陸的看法與意識形態。事實上，從港英時期至今，反共反華或是非議中國高層政治人物八卦小道消息的出版品，一直是香港書市的主流。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佔中所動員出的巨大能量，絕非偶然。經過此前反基本法23條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等一連串運動的淬鍊，香港社會新興的反對力量在領導人、組織、動員、宣傳上都臻於成熟，佔中象徵著這是一支未來能夠持續衝鋒陷陣的鐵血隊伍。無法忽略的是，與台灣類似，香港回歸至今尚未對殖民遺緒進行系統性、有效的清理與批判，同時社會內部思想方向長期受反共文人的主導，香港在回歸前後一直是西方反華勢力對抗中國的重鎮。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如同台灣太陽花，在港台內外都受到普遍的關注，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反共傳統，全新感受」。早在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抗命」是要「反殖」、「務使港人擺脫中共殖民者」。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圖為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網路圖片）

港人要的是否定中國對港的主權，而台人要的是否定兩岸同屬一中，無怪乎台灣某學者迫不及待發表長文，歡欣鼓舞地宣告「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港人把香港回歸看做是中國殖民，台人也把台灣光復看做「再殖民」，由於對社會性質的混淆不清、甚至是刻意誤導，無怪乎藍綠政客與美國同一口徑，齊聲支持香港佔中。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台灣與香港在歷史上共同見證了近代中國的苦難，而台灣今天對香港佔中的無條件支持，是因為真的相信並支持「真普選」？或者只是把對於自身社會與兩岸關係的矛盾、焦慮投射到香港身上，虛情假意地聲援香港這個反共與反中的「盟友」？

港人宣稱佔中是要追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自詡為亞洲民主模範生的台灣，又該如何看待所謂的「國際標準」與「真普選」？

台灣長年受美國主導「普世價值」話語的洗禮，無差別地對待選舉、民主與自由等概念，甚至是直接劃上等號。只要有社會問題浮上枱面，便有人跳出來開一帖「需要更多民主」的藥單，這種看似進步的說法，其實只是在替現狀擦脂抹粉。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熊玠指出，不同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有「例行篩選功能」，例如初選（primary）或領導階層的協商（caucus）等機制。沒有人會反對台灣實行的是「真普選」，但台灣的選舉制度難道沒有篩選機制嗎？政黨的初選、提名、嚴格的財產限制，以及原先《國安法》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這些當然都是篩選，而且可說是保護鞏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的法律形式，甚至是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排他與清洗。

台獨與獨台攜手震天價響地高喊：「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決定」，但台灣的民主制度卻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的專利。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今年4月28日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美國指導下的台灣鳥籠民主〉，從民進黨對公投法的曖昧態度以及台灣的核能政策，說出了台灣人一直不願面對的真相──台灣民主是被美國扶植、主導、綁架。不能否認的是，台灣朝野上下不分藍綠都是美國的代理人，而這就是台灣急於向香港炫耀、輸出的「真普選」？

1997年香港回歸，做為「中國的香港」來實踐「一國兩制」，便無法偏廢「一國」與「兩制」。「人民是最終的政治意義的主權的歸屬」，中國人民的概念當然涵蓋了香港人民，那麼全國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所設下的政治底線──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又如何說是一種「假普選」？

一國兩制當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與缺陷，港台人民該奮起追求的是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而非空洞地喊著西方話語的「公民」，更非充當西方顏色革命的打手。香港正在走台灣的老路，台灣在一旁加油打氣，不過只是在掩飾自己的袖手旁觀罷了。

占中終須回到一國兩制

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

10月28日是香港占中的「滿月」，隔日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再隔天，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占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

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似以行動佐證鄧小平當年的話：「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定有《港澳關係條例》，對港事務非由外交部管轄，而由行政院陸委會專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港台兩地學運性質的判斷令人費解。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占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占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占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大陸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占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占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占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占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占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

占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形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1-05；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本文為精簡版；全文將以〈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為題，刊於2014年12月號《海峽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