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中華，紀念5‧12一周年

下面這個視頻連結，是一位沙畫家為了紀念汶川地震一週年的作品。配合著柔和的背景音樂，格外令人動容。

野草莓之我見

由於自己對於七○年代保釣後臺大校園內部的學運頗感興趣，我想到了當時人手一冊由孤影所寫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這本書主要的攻擊對象是支持學運的哲學系教授陳鼓應先生。我認為這本書發行量之大，主要是國民黨政府在背後大力支持，但它的影響力遺留至今，其原因莫過於是作者反對學運的思考邏輯。

圖：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封面

這一次的運動，我有很多同學坐在廣場上，我也很關心批踢踢與批兔上的相關資訊。我非常欽配學運的理想主義，而且主張憲法上人民的集會遊行權利應當被保護，最重要的是，集會遊行法不應成為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我認為這一次運動的風行與延續，主要是來自於人民對政府仗著集遊法而執法過當的反感。

廣場上的訴求很快的獲得了兩黨的回應，雖然這兩黨總互指對方是反修法的劊子手。但對於立法院的修法「誠意」我可不以為然。我大二的時候，繫上必修「比較政府」或「政黨與選舉制度」等課程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國會的改革。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國會的改革來得又急又快，而且朝野合作得天衣無縫，不得不感到有些戰慄。某個程度來說，林義雄先生的形象確實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成功塑造了給立法院的壓力。改革雖然快速完成，但現在檢討的聲浪卻也不小，畢竟當時的輿論真的「好像大家都支持國會減半」！

我認為這一次學運的訴求，與當時的狀況有些類似。集會遊行法的廢除或修正、修正的程度多大，都涉及了一些價值觀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可能在學運的訴求與影響之下「暫時」被掩飾。為了往後政治發展得更順利，我主張應該以更多元的辯論來取得共識，共識形成的過程也不應該被忽略。簡而言之，我認為這一次的修法，不更該將廣場的訴求做為「唯一」的動力來源。單單因為廣場上的壓力，兩黨就倒向廣場，少了共識形成過程，難保以後又出現後悔或檢討聲浪。


（本文是作者接受《台大社會科學院院訊》之訪問，於2009年2月第八期《院訊》（第22頁）刊出，但刪節太多，有失作者原意，故此處刊出原文完整版）

台獨媒體的法西斯

三立新聞的居心何在？

4月8日的三立新聞，每整點都以專題報導世新大學校園內可以免費索取《中國日報》（英文版）與《兩岸犇報》相關新聞，尤其是熱門時段強力放送。並訪問少數的世新同學，就歸結出以下的「陰謀論」：大陸報紙入侵校園向學生洗腦。

據世新大學的同學表示，過去校園內一直提供免費的《Taipei Times》報紙供索取，但近日《Taipei Times》的索取點卻換上了《中國日報》（英文版）與《兩岸犇報》。三立新聞製造出世新校園內風聲鶴唳的緊張氣氛，到底是何居心？

《Taipei Times》是台灣《自由時報》的所屬子公司，雖是份英文報紙，但其內容及風格均與《自由時報》並無二致，是一份非常「深綠」的報紙。而《中國日報》英文版則是中國官方的媒體報紙。一個校園內可以容許一份提倡台獨的報紙，卻容不下與之持相反意見的刊物，這樣的心態讓人非議。

事實上，自兩岸交流頻繁以來，台灣各大專院校的圖書館均訂有大陸方面的報紙與期刊，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也收溝通兩岸之效。台獨媒體在過去十幾年間，為何不「揭發」大學圖書館的罪名，而在此時此刻，利用世新校園將《中國日報》取代《Taipei Times》來大作文章，動機實在不單純。

世新的學生搞不清楚狀況

關於這起事件，究竟是世新學生主動向三立「爆料」，還是三立新聞主動的調查，筆者並未深入瞭解。但對於世新學生隨三立新聞起舞的作為，筆者實在感到不齒。

世新大學是老報人成舍我先生創立，成舍我先生在大陸時期就一直鼓吹新聞自由，也栽培了許多著名的新聞記者與作家。後來在台灣創辦《中華雜誌》的胡秋原先生就是一例，胡老後半生也為了兩岸統一奔走不遺餘力。在成舍我先生尚在世之時，世新大學也以自由校風聞名，過去台大哲學系王曉波教授因「台大哲學系事件」遭台大解聘後，就是由成老「收留」在世新。也因如此，過去世新校園內有個奇景，即「統派」的王曉波教授與「獨派」的李筱峰教授同時任教於該校。而且這兩位教授對成舍我先生的知遇之恩至今仍唸唸不忘。

圖：成舍我（上）、胡秋原（下）

如此自由且廣納不同意見的校風，在今天三立新聞的鏡頭下已蕩然無存。受訪的學生指出《中國日報》取代《Taipei Times》是一種「陰謀論」，配合了三立新聞台本就已預設的立場。

「台灣人的電視台」不懂台灣史

三立電視自許為「台灣人的電視台」，但對於台灣歷史知識的貧乏著實令人搖頭。過去曾發生「二二八事件」專題報導的畫面是「移花接木」，如今又指責「兩岸犇報」是大陸報紙，實在是不及格的媒體。

圖：「血染基隆港、碼頭屠殺紀實」的這個畫面，其實是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軍人在上海行刑的情形，與二二八事件毫無關係，三立電視台卻移花接木，誤導觀眾。

「兩岸犇報」是台灣夏潮聯合會一群年輕志工努力奔走而辦成的報紙，今年四月份才發行第一期，在台北許多文化據點免費供人索取。有鑑於兩岸就學與就業雙向的活絡，這份刊物定位為「大陸就學就業專業報」，提供第一手的相關訊息。無論是夏潮，還是犇報的寫手，都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這一份報紙也是血統純正的「台資」刊物。

三立指責犇報是大陸報紙，此乃刻意栽贓。其次，三立指出犇報有洗腦學生之嫌。但翻開犇報創刊號，除了報導近期圓明園獸首之爭外，主要是一些兩岸學生交流的心得，還介紹了作家巴金，台灣《人間雜誌》與陳映真，另外還介紹了一本關於日據時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新書，最後則是幾篇關於「三鶯部落」等社運的活動預告。請問究竟是哪一行哪一字在進行「洗腦」？三立的報導確實是刻意說謊與誤導。

更令人氣結的地方在於，三立若這麼的「愛台灣」，為何連「夏潮」都不認識？三立記者還披著新聞真相的外衣，特地趕到位於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夏潮聯合會「潑了桶紅油漆」。

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過去所謂的「黨外」並不是只有民進黨與台獨而已，「夏潮」扮演了「黨外」另一股重要的力量。七○年代至八○年代，一群白色恐怖受難者、左翼人士，聚集出版《夏潮雜誌》、《夏潮論壇》、《人間雜誌》，探討台灣社會現象與歷史。這個時期，也是台獨意識逐漸上台的階段，七三年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七四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及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本土化論戰，都是與台獨異化的尖銳戰爭。隨著民主化的腳步，台獨意識只增不減，這一批人組成了「夏潮聯合會」，持續他們鄉土的、文化的、歷史的任務。

「夏潮」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潮流。它率先開始向民眾介紹台灣的歷史，始終站在基層民眾的立場發聲。它也堅持了黨外的「中國路線」，證明台灣不是只有台獨的呼喊，還有一股希冀統一的聲浪。民進黨的前祕書長王拓也是出身夏潮。「夏潮」，英文為China Tide，為了反制這股「中國風潮」，民進黨內的派系「新潮流」才因應而生。屬於新潮流派的郭紀舟，還寫了一部探討夏潮歷史的《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成為研究夏潮的重要經典作品。可見「夏潮」過去的聲譽與力量不容小覷。

三立作為一個台灣人的電視台，對夏潮的過去是真不知還假不知並不可考。但它對台灣內部反台獨力量與言論的刻意栽贓、抹紅、亂扣帽子，這樣如此拙劣的行跡斑斑可考。台灣人除了要抵制這樣的行為外，對於自身過去的歷史還是要有點自警與自覺才是。


（原文發表於2009年4月9日「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標題被改為「『台灣人的電視台』不懂台灣史」，此處使用原作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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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潮與《犇報》與我聯絡後，希望轉載這一篇文章，我也欣然同意，最後決定使用原名刊出。在2009年5月號的《犇報》上，夏潮編輯室寫了一段前言，轉載如下：

圖：2009年5月號《犇報》

海峽兩岸一衣帶水，百年來卻因為人為的阻隔而劃下深深的鴻溝。狹窄的海峽，原本應該是兩岸人民恣意奔馳的舞台，卻成為阻斷兩岸社會、經濟和文化往來的藍色長城。面對當前日漸緊密的兩岸經貿往來，如何創造一個兩岸知識青年交流、交往的平台，增進雙方的互信與理解，就成為當務之急。有鑑於此，夏潮聯合會的一批青年朋友和學生義工，在去年底發起創辦一份面向校園，提供大陸就學、就業，以及兩岸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各個面向發展訊息的月報─《兩岸犇報》。現在，交在各位手上的這一份創刊於2009年4月1日的《犇報》，就是青年朋友們利用業餘及課餘時間辛勤勞動的成果。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犇報》就是一份年輕人辦給年輕人看的兩岸資訊報。

令人遺憾的是，最近有一些台獨人士和親綠媒體，利用報導《China Daily》（中國日報）的新聞片段影射《兩岸犇報》是「大陸官方媒體」。對於這種未經查證也未曾直接訪談當事人便含沙射影，大放煙幕的烏賊媒體，我們不會、也不願做出任何公開的譴責或澄清，只是將這種違反新聞專業和報導倫理的媒體暴力，視為是「迎風唾沫」，是該電視台信誓旦旦的所謂「新聞自律公約」的自我否定。它只不過是極端反華、恐共的冷戰思惟的殘餘，以及台灣社會在長期藍綠惡鬥之下，媒體環境惡質化的現象之一。對此，我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也沒有憤怒和委屈。

「德不孤，必有鄰」，台灣社會總還有一些清醒的頭腦。正當這些親綠的媒體人「看見影子就開槍」，喜形於色地展開對《犇報》的栽贓和攻詰，我們無意中在《中國評論新聞網》（www.chinareviewnews.com）上看到一篇題為〈「台灣人的電視台」不懂台灣史〉的投書，從校園自由和台灣民主運動史的角度出發為「夏潮」和《犇報》申辯，也對三立電視台的拙劣行徑提出質疑。我們決定轉載這篇投書，作為對素昧平生的作者張鈞凱（按：報文誤植為「均」）先生仗義的敬禮，也作為《犇報》編輯部對此次「三立新聞事件」的唯一，也是最後的表態。

2009年5月號《犇報》，按此下載PDF全文

星雲法師的話哪裡錯了？

圖：星雲法師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的發言引起軒然大波

日前星雲法師一席「台灣有很多中國人」的談話，繼郭冠英事件後，再度在台灣政壇掀起一陣腥風血雨。今天已有多個台獨團體出面「譴責」星雲法師的談話，外省人台灣促進會會長許登崑直指星雲是「佛門之恥」，更批評他是「政治和尚」。而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更放話要星雲「搬回中國去住」。

圖：台教會、台獨聯盟召開記者會痛斥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的話哪裡錯了？

猶記得筆者大約小學至國中階段，雖然台灣已是李登輝主政，但候選人仍大打「反台獨」牌來爭取選民認同。而李登輝主政末期推動「認識台灣教科書」，也引發學者之間對於到底是「中國的台灣」還是「台灣的台灣」之論戰。但這些往事早已不復存在，經過十餘年所謂的「本土化」（其實就是「去中國化」）的洗禮，大部分台灣人早已忘記且拒當個「中國人」。

美國研究台灣的學者Shelly Rigger在2006年指出，有強烈「本土意識」者包含了六十五歲以上與二十五歲以下兩個區塊。而後者這個區塊遲早會成為台灣發展的主體。因此，在台灣想做個「中國人」，除非自己對過去台灣史有點認識，而且還要帶點骨氣，否則真是難上加難。

日據下的台灣，何曾有過「台獨」的思潮。蔣渭水曾在日本人法庭上力辯：「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隔年林獻堂領導「台灣光復致敬團」，林氏在祭黃帝陵時曾講：「應知台灣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試問林氏在黃帝陵前的表態，其所言之「民族主義」總該是「中華民族主義」吧。

眼光重新放回曆史，在此洪流中，台灣人理解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並選擇做為一個「中國人」。在廣東領導抗日的蘆洲人李友邦，主張「台灣獨立」，但他指的是「自日本殖民下的獨立」而後「復歸中國」。台灣過去的歷史軌跡，早已被健忘的台灣人所遺忘了，當然，星雲的一席談話，才可能又成為「全民公敵」。

上帝主張分裂中國嗎？

在美國政府與台灣宣佈斷交之際，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一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教會公報》上發表一份宣言，內容指出：「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我們向有關國家，特別向美國國民及政府，並向全世界教會緊急呼籲，採取最有效的步驟，支持我們的呼聲。」

一部晚清史，甚至一部中國近代史，不就是傳教士藉宗教分裂中國的歷史嗎？數十年來，台灣長老教會積極推動台獨，並履次對於政局發出聲明，干預政治之跡斑斑可考。長老教會打著宗教的旗號，行台獨分裂之實，再試問，上帝何曾主張過分裂中國？

此次長老教會再度召開記者會，批評星雲以宗教之名，行促統之實。首先，星雲法師不過說出自己的認同，何來「促統」之罪名？再者，長老教會在批評星雲假披宗教外衣的時候，請長老教會回頭看看自己做過哪些假宗教真政治的事情。

圖：台獨團體至佛光山抗議使用的海報，指星雲為「政治和尚」


圖：「自由時報」上對星雲法師的嘲諷漫畫

（原文於2009年4月2日發表於「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標題被改為「台灣長老教會打著宗教旗號，行台獨分裂之實」，此處使用原作標題）

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

《中國不高興》一書在今年三月出版之後，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熱潮。不過到目前為止，對這本書的評價似乎負面多於正面的，事實上，很多評論者也坦誠並未看過這本書的內容。就筆者的認知，大多對這本書的批評，多出自於對其書名「中國不高興」的不滿與震撼。

這本書作者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不高興」的書名不是他們訂的，而是書商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賣點。筆者在四月一日於台灣購得此書，看完以後並不認為「中國不高興」與內容有多大的關係，反倒是其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更貼切地指出作者想傳達的意涵。以下針對幾個方面，提出筆者讀後的想法。

圖：《中國不高興》大陸版（左）、台灣版（右）

民族主義用意何在？

論者多批評這本書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是「義和團」，「會帶領中國走向歧路」。關於以上的批評，筆者深深地不以為然。

以台灣過去的例子來說，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台大校園內爆發了兩場民族主義論戰。在這兩場的座談會中，支持學生爭取校園民主的老師，多從團結與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但旋即遭到國民黨當局與所謂職業學生的反擊，為這些老師叩上「義和團」的帽子，甚至主張現代社會再也不需要「民族主義」了。

一些親西方的人經常主張我們不再需要民族主義了。但一個國家的進步，如果內部不能團結整合，又何以進步？別忘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中有一項就是「民族主義」，而且照孫中山的講法，先有了民族主義，接下來的民權與民生才可能實現。

翻開《中國不高興》，書中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攻擊性字眼，主要論點還是從西方強權對中國的「既拉又打」，以及中國內部一些唯「美」是從的批判出發，這就是作者所謂的「內憂外患」。作者在書中從來沒有反對過民主的價值，反而提出了「對民主既沒必要紅著眼圈迷信它，也沒必要閉著眼睛否認它，而應該存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持一種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著想的立場。」（第29頁）筆者認為這是相當中肯實在的想法。

再者，作者強調的民族主義用意何在？王小東說的很清楚，民族主義只是手段，個人的利益才是目的，這個觀點王小東在另一本著作《天命所歸是大國》也一再強調。

義和團真的那麼義和團嗎？

晚清以來，中國不斷遭受列強的蹂躪，使得中國人在近代思想中一直尋找失敗的原因，也形成了一種中國什麼都不好的心態。這一種心態在五四運動達到高峰，主張丟掉中國的一切，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五四運動仍深信中國未來的希望。

無論在過去的台灣或中國，一些見不得祖國發展與強大的聲音，總批評提倡民族主義與呼籲團結的人是「義和團」。不過，是到了該為義和團歷史地位平反的時候了。義和團為何而起？是中國人主動地對無辜的西方人攻擊嗎？根本不是！在那個時候，許多社會邊緣人，為了尋求庇護而成為教民，橫行霸道，而中國的官府也偏袒這些教民，讓教民「拆廟宇，毀神像，佔民墳」，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人能不起來反抗嗎？

又有論者會說，「但義和團的手段是愚昧無知的」。筆者要指出，當時外來宗教與力量對本土社會的侵略，民眾唯有使用自己最熟悉且相信的力量來反抗，全世界的反抗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義和團對抗西方船堅砲利的方法，就是自然而然地訴諸當時所承繼的傳統文化資源，這一個觀點也呈現在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書中。連西方漢學界都開始為義和團翻案時，中國人還把義和團當成萬劫不復的罪惡。站在現代的立場，指責過去的矇昧，又把過去的矇昧套在當代人身上，不是很奇怪的作法嗎？

我們實在沒必要再把義和團「保家衛土」的反應看成是中國最黑暗的一面。保家衛土是人的天性，而保家衛土再發揚就成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絕對不是洪水猛獸。在《中國不高興》書中，作者引了一位八○後的女孩對民族主義的想法，說明了民族主義是「具有勇氣的思想」：

「雖然它（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是源於對自己民族自豪的分支，但這兩個分支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民族主義強調自己民族的優秀，而不宣稱別人民族的低劣，更不會無恥地給各個種族劃分嚴格的等級。

民族主義的初衷是為了我們的兄弟姐妹能夠在世界上站穩腳跟不至於流離失所，生活愉快不至於悲苦哀愁，依靠自己不至於受人限制。

我堅持相信，民族主義是這個世界最有情感、最有勇氣的思想，並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冷酷無情、野蠻貶義，特別是當我聽到這樣的評價出自中國人之口的時候，會倍感傷懷，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對家園、對親人最基本的情感，或許他們企圖把整個世界當作家園，把每一個人當作親人，但是這樣的結果是：國度和民族的概念依然存在，美國綠卡依然很難拿到，別人還是把你當作客人，甚至企圖把你，以及生活在非洲在黑人從『人類』這個物種中驅趕出去，重新建立一個可能叫作『黃禍』的物種。

而你最終在尋夢的過程中分不清回家的方向，記不起親人的面龐，你只有繼續流浪。」（第177頁）

中國的內憂是唯「美」是從

中國再怎樣的差勁，中國人無法再站起來嗎？中國人是不是有必要什麼都要唯「美」是從，然後再把中國說成一無是處。東西方的差距本來就很大，中國應該做的是拉近這樣的差距，而不是維持或加深這樣的差距，更何況差距是西方安排下的結果。

美國學者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提出了極其模糊的「現代化理論」，以及「依賴理論」。現代化理論是一種不清楚的過程：從傳統到現代，我們不禁要問，傳統是什麼？現代又是什麼？現代化的過程是一樣嗎？西方把傳統的都視為低度發展的，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傳統的低發展的國家存在的不平等分工與剝削關係又如何解釋？

美國人喊的現代化過程，是西方世界的過程，對於東方並不是完全適用。我們有必要完全照著西方為我們規劃的路子走嗎？我們有必要把一切不一樣的聲音都視為現代化的絆腳石嗎？

中國是不是個大國？

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國要低調、要韜光養晦、要虛心接受西方對中國的一切「指教」。問題是西方早就把中國當成一個大國（無論他們是認同或敵視）。就算中國還不是個大國，但中國散發出的氣息與潛力，都讓世界把中國當成大國。如果中國謙虛過度了，那就顯得太矯揉造作。

既然中國是個大國，或中國即將成為大國，中國人有必要一直否認這個現實，睜眼說瞎話嗎？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謙虛」，並沒有要否認「成功」的前提。已經「成功」了才有資格來「謙虛」。

《中國不高興》就是要中國人認清這個態勢，一切過度的做作與吹噓都是沒必要的，因此作者喊出了要「內修人權、外爭族權，建立戰略目標，塑造偉大國家」。作者從沒喊打喊殺，也沒來要中國人去侵略、攻擊哪個國家。冷戰之後，西方世界懼華與反華的心態餘留至今，他們不希望中國真的壯大，卻又不得不正視中國再站起來的事實，因此西方世界對《中國不高興》的恐懼與反彈是可以理解的。而這本書不過是談大時代下中國的大目標，有些中國人跟著西方一起不高興，是令人無法理解的。

一九九六年至今已經十三年了，何蓓琳女士在十三年前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前言」所寫的一段話，至今仍然不失其價值，也可作為筆者在讀完《中國不高興》後的心得：「美國誰也領導不了，它只能領導自己；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

圖：《中國可以說不》台灣人間版

（原文於2009年5月9日發表於「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重新看待西藏的問題

去年（2008）3月，西藏的動亂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在台灣，我們得到的資訊無不來自於西方（尤其是美國）主流媒體的報導，也包含了達賴海外政府的發言。3月以後，台灣的多場大型群眾運動，總可以看到西藏示威人士的加入。野草莓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期間，旁邊也有西藏人士的範圍。

對於這一場西藏的動亂，我想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很氣憤吧。但是，我們有沒有靜下來想過，為什麼大陸上的年輕朋友，在這一個時候卻團結一致，站出來捍衛中國，對抗西方語言的霸權？長期以來，西方世界一直想把西藏自中國獨立出去，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西方媒體想把他們的價值觀傳播到全世界，台灣人只能全盤接受嗎？

在台灣人的認知中，三月西藏動亂只有中國派兵鎮壓的畫面。有沒有人想過，這場動亂的前因是什麼？而中國人對於西藏的認識又是什麼？難道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惡狠狠地對待西藏嗎？難道別人攻擊美國就叫「恐怖主義」，譴責中國就叫做「自由戰士」嗎？

西藏問題絕不僅僅是西方所宣稱的狀況，也不是中國官方過於簡化的說法。CNN只代表美國，不代表中國。我們為什麼對西方說的西藏信以為真，而當中國人（包含網民）談西藏的時候，我們又要摀住耳朵了呢？

去年台大歷史系王遠義老師，在課常上播放了中央電視台製作的「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紀錄片，他當然不是為中國官方在講話，目的當然還是希望我們學會用更寬廣的眼光來看待西藏問題。

中國的網民對於西方世界抹黑西藏問題是群情激憤的，很多網民都是當下在海外求學的。如果有人批評中國的網民都是被中共洗腦，那請問這些長期在西方讀書的中國人，為什麼沒有被西方「洗腦」？

以下這段影片，是一位目前在加拿大讀書的中國網民所製作的，在大陸互聯網中造成點閱熱潮。對於西藏問題，我們為什麼不能聽看看大陸朋友的想法呢？

邱立本： 保釣不是行動的侏儒

針對上一篇「二○○九保釣共識」，邱立本先生在他的博客有更進一步的說明，也更深入地闡釋了他的想法。遺憾的是，究竟老保釣們在聯署「共識」之後，如何有下一步行動，還是無法得知。特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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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不是行動的侏儒

發表於 2009-05-08 12:32:53

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這是《二零零九保釣共識》的警句，警惕保釣力量不能只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行動的侏儒」。

這是老保釣悲涼的呼號。在保釣保了快四十年之後，全球中國人都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釣魚島是否已實質上淪亡？因為中國人近年已不能登上釣島。釣島周邊水域已被日本武裝力量所控制，民間保釣船根本不能進入。而今年台港的保釣船更遇上險惡的政治風浪，讓人扼腕。

上次中國人登上釣島是在一九九六年，這也是五星紅旗首次在島上出現，而插旗勇士則是香港計程車司機陳裕南。他和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台北縣議員金介壽，不約而同讓這兩面旗幟在釣島飄揚，儘管很快就被日本人拿下來，但卻是一幕歷史的「定格」，刻在中華民族的集體心靈上。

更 深一層看，北京當局遲遲不出手，都是受到當年鄧小平「擱置爭議」思維的限制，以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殊不知日本在這四十年間已不斷暗中在島上經營， 樹立燈塔及其他設施，造成既成事實，也坐實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它的武裝艦艇，早已將釣島周邊水域團團圍住，台海兩岸的船隻難越雷池一步。「擱置爭 議」變成了中方一廂情願。兩岸自稱擁有釣島主權，實質上變成了一種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

當 年國府在七十年代被指責對釣島問題軟弱，也是因為它在國際政治上的考慮，不得不被美日所勒索。一九七零年底釣島之爭浮上面之際，正是聯合國討論要排擠台 北席次，改由北京取代。蔣介石當時亟需美日支持，因此忍氣吞聲，終引爆海內外保釣運動。如今北京若因考慮與美日親善，又再默默忍受主權受損，豈不是步上蔣 介石錯誤決策的後塵？

相對地，韓國在與日本的獨島（日稱竹島）之爭，就一切行動至上，捷足先登，不但派兵保衛，並且移民至島上，讓日本無法染指。只有四千多萬人口的韓國可以，為什麼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可以？

不過，七十年代釣魚島之爭所導致的左右派分裂，近年由於台獨勢力出現，已隨風而逝。台獨意外地成為彌合左右兩派隙縫的黏合劑，因為當年無論是支持毛澤東或蔣介石的留學生，最後發現這兩位領袖都是中華民族主義者，都不會忍受台獨，都不會容忍今天日本軍事力量控制釣魚島。

而 四十年前的保釣，也因為今日台獨勢力國際化而展現全新的動力，既推動兩岸社會的深層改革，也要加強監督兩岸當局。也就是說，兩岸的社會改革，必須與政治改 革同步，追上經濟改革，使三者無所偏廢。老保釣不再是為左右意識形態之爭而分裂，而是要為國家主權而團結。這是老保釣的新浪潮，也是兩岸改革的新希望。

（轉載於邱立本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55617.html#corr_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