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形象之外的達賴喇嘛：德國媒體揭露達賴與美國中情局合作關係

達賴喇嘛在西方的形象無外乎和平、自由與人權，他在西方世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德國公立電視一台「全景」（Panorama）節目與《南德意志報》合作，於6月7日晚間推出約七分鐘的節目《達賴喇嘛與美國中央情報局》（Der Dalai Lama und die CIA）（影片可線上收看），內容顛覆並質疑達賴喇嘛的和平形象。苦心經營的和平主義者，當光環消失，歷史注定會還原一個真實的達賴。

該節目引用了美國製片人Lisa Cathey的紀錄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片段，展示達賴在歐洲的公開言論，對比了達賴的言行不一。歐洲學者也在影片中，對達賴的作法提出質疑。重要的事實是，節目還展示了幾年前才解禁的美國政府文件，並採訪了前中情局當事人以及退役者，這些資料都證實了達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密切關係。節目還揭露，西藏武裝份子曾在美國一個祕密據點接受武裝培訓。這些最新的證據顯示，達賴曾經與美國中情局之間的關係，比他自己承認得更加密切。

影片一開始，主持人說了一段開場白：「無論他（編按：指達賴喇嘛）走到哪裡，都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包圍，他就像個流行巨星一樣被頂禮膜拜。他是和平與非暴力運動的代表，因此他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這樣一種形象沒人會質疑。但是他確實還有另外一面：他跟美國中情局曾經長期合作，中情局給西藏抵抗運動提供資金、武器，並培訓他們。」

影片旁白介紹：「人心為他沸騰：兩個星期前，達賴喇嘛再度訪問歐洲。這裡的人喜愛他的和平，而達賴喇嘛也總是示現非暴力的抗爭者形象。」影片轉引了達賴喇嘛的自述：「過去五、六十年來，我們堅持非暴力政策。」影片旁白則反駁了達賴的說法：「五、六十年來，他一直提倡非暴力抵抗運動，這或許是他的願望，但事實上在武裝抵抗這件事情上，他卻脫離不了關係。此武裝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支持。」

影片訪問了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Michael Zimmermann教授，他指出：「毫無疑問，非暴力是佛教兩千五百年來的主要原則之一。但是達賴喇嘛在五六十年代與中情局的合作，向我們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這當然是跟佛教原則背道而馳的。」

影片接著展示了幾張歷史照片，包括達賴喇嘛與美國中情局間諜的合影、與西藏游擊隊的合影，以及達賴校閱西藏部隊的畫面。影片旁白評價這些照片：「這些照片也是達賴喇嘛歷史的一部分。」

影片指出，1951年的西藏，年輕的達賴喇嘛同時是宗教領袖與政治統治者。但他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統治者，因為中國部隊進駐了西藏。表面上，達賴喇嘛和平的接見他們，達成協議。但背地裡，藏人尋求著武裝抗爭的支持。而達賴喇嘛很早就向美國人投石問路，並且視察過美國的軍營。影片出示一張1951年的祕密文件，顯示達賴喇嘛的代表曾經向美國請求軍事援助和資金，用以武裝暴力抵抗運動。美國人也想打擊中國共產黨人，於是雙方開始合作，西藏在中情局提供祕密支持的情況下展開抵抗。對外，達賴喇嘛這位政治領袖依舊展現和平路線；武裝抗爭對他而言，可能是比內心湧動的熱情還更必要的邪惡。

影片轉引了美國紀錄片《達賴喇嘛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畫面，曾經擔任中情局間諜的Clay Cathey指出：「當時西藏人想要進行抗爭活動。但我們沒有煽動他們，是他們自己想要那麼做。如果有人執意想做什麼，你就得幫助他。」於是美國中情局提供金錢、武器、訓練給藏人，這一切都是號稱為了反對共產主義。

德國西藏問題專家Klemens Ludwig則在影片中指出：「達賴喇嘛一直是西藏爭取自由的象徵。也因此就會有人想要藉這個西藏抗爭的代表人物去激怒中華人民共和國。」

影片旁白說明：「離家千萬里的西藏游擊隊員在美國科羅拉多州這裡進行培訓。『赫爾營』受到嚴密防護。在這裡，中情局大約訓練了兩百五十名藏人學會武器專業、通訊技術、以及游擊戰術等等。」影片採訪了西藏前武裝戰士Ratu Ngawang，他作證：「我一共在『赫爾營』受過兩次訓練。在那裡，我們每個人都受完游擊隊員必備的完整訓練。」

影片旁白接著指出：「中情局將訓練好的游擊隊員，空降送回西藏。這個祕密行動，每年要花費中情局幾百萬美元。僅1964年美國中情局資助達賴的開支，就高達170多萬美元，資金大部分用來支助抗爭活動。而達賴本人曾每年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18萬美元的政治資助。」

影片採訪美國中情局當事人專責小組的前負責人John Kenneth Knaus，他指出：「但是我看得出來，明顯他不歡迎我，因為我是暴力的代表，而他做為佛教的代表，卻無法跟我劃清界限。」旁白接著表示：「但是西藏戰士和中情局的合作非常緊密、非常頻繁而且帶有戰爭性質。這個畫面是西藏游擊隊員襲擊一輛中國卡車。」

影片又引述了西藏前武裝戰士Ratu Ngawang的說法：「因為漢人是（藏傳）佛教的敵人，我們從來不覺得殺他們會犯任何罪。事實上，我們希望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我們會為殺死動物進行禱告，但絕不會為殺死漢人禱告。」

影片旁白指出：「直到越戰失利，美國才開始動搖對其他地區的武裝支援，並且包括對中國鬆手。這個結果是美國不再資助西藏游擊隊。達賴喇嘛不得不改走和平路線，他讓游擊隊放下武器。那時是1974年，開始武裝抗爭後的第20年。就在幾個星期前，我們詢問達賴喇嘛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的事。他沒有否認，但卻避重就輕。」達賴喇嘛說：「是，是有一點點關連。但最初的抗爭是藏人自己發起的。有成果之後，中情局才進來支持。」

影片最後，旁白以如下這段話做為結尾：「達賴知道他的這段歷史，歐洲朋友肯定是不喜歡聽到的，但是不可否認，這確實也是他整體形象的一部分。」

【附錄】德國《南德意志報》接著在6月8日發表《神聖的表象》一文，編者在按語指出：「純粹和平主義的代表人物達賴喇嘛對中情局在西藏活動的瞭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認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陰影落到了這位神王的頭上。」該文經《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翻譯。

從台灣看香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的考察與省思

今年香港泛民主派舉行的七一遊行中，驚見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旗（網路圖片）

在聞一多著名的詩作《七子之歌》中，台灣與香港都是詩人聲聲呼喚的中國之子，《七子之歌》見證了台灣與香港在中國近代史苦難的命運與經驗。《七子之歌》發表在1925年7月的《現代評論》，72年之後的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而87年之後的今天，台灣仍孤懸海外，成為霸權勢力掣肘中國的棋子。

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除了有一股「忽然民主派」勢力，在媒體等各方平台的包裝宣傳，以民主、自由、人權等形象不斷蔓延之外，還有一股緬懷英國殖民統治的力量在壯大，宣揚港英時期所帶來的「成就」。其實這兩股力量是一體兩面，共同做為反對香港「去殖民化」與「祖國化」的親密戰友。

回歸絕不等於再殖民

今年7月1日香港會展中心正熱烈進行慶祝回歸15周年的活動，場外則是泛民主派所發動的街頭示威，除了高喊民主與自由之外，更在隊伍中驚見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旗。事實上，許多香港人將「回歸」視為中國對香港的「再殖民」，但這卻是在觀念上的倒錯與惡意操作，無疑是要藉以反抗中國人的民族身分。

揆度19世紀霸權勢力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其根本目的母國壟斷資本的再擴大生產，在殖民地首要任務是經濟剝削，從而對殖民地人民在政治、社會與文化各方面的壓迫，民族矛盾成為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尖銳的問題。這一點在英國殖民下的香港，以及日本殖民下的台灣都清晰可見。因此，香港回歸祖國象徵的是「民族化」，絕非「再殖民化」。將「回歸」倒錯為「再殖民」，是對「殖民」概念的政治性操作，對原來民族意識的斲喪，也是民族認同的顛倒，根本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完全去除歷史與社會的脈絡。

忽然民主派的別有用心

殖民統治者所造成的暴力傷痕，已遭到世界上具有良心與正義感的人民同聲撻伐。但殖民統治者所遺留的思想與精神毒害，卻不曾被正視，這是當前包含香港與台灣在內，世界各地後殖民批判與清理的急迫任務。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從來沒有享受過民主、自由與人權，而港英末任總督彭定康為了阻撓香港回歸，則是在1997年前夕突然主張立法局與區議會直選的「民主化」政策。回歸之後在香港方興未艾的「忽然民主派」，他們不曾在殖民地時期向殖民統治者要求過民主與自由。由此顯見，他們在回歸前後與殖民統治者、資產階級所高唱的「民主」與「自由」，並非自發於本地的訴求，而是自甘於做為霸權勢力隔離香港與祖國的障礙，尤其展現在彭定康離港之前在「民主」議題的「回眸一笑」。

去殖民．重建進步價值

殖民統治之下的香港與台灣，為了追求民族解放而有前仆後繼的鬥爭，與身陷「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性質之下的祖國人民，共同譜寫了波瀾壯闊的反帝、反殖與社會主義革命大合唱。如同邱士杰在〈一國與兩制〉文章所分析的，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處於革命退潮期，香港當前施行的一國兩制政策，正給予忽然民主派與外來反中勢力及本地資產階級勾結並興盛的沃土。與光復之後台灣經驗類似，回歸後部分香港人對港英時期的高度緬懷，以及高舉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大旗，實則是反中情緒的一體兩面，更是政治上的動員，將次等殖民地人民自認為是英國人的精神異變。

在此發展之下，階級與歷史問題的隱沒，成為今天香港與台灣等地社會問題的癥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涵納兩岸三地的歷史被遺忘與扭曲，卻以政治動員的形式逆向對抗屬於自己真實的歷史與認同。如何有意識、有步驟堅定地開展「去殖民」運動，絕對是當前香港與台灣重建進步價值，並從西方霸權與資產階級奪回話語權的關鍵！

正反亂撥．撥不掉高中歷史課本的皇民史觀

全華版高一上歷史課本（現行）

馬政府執政以來，有意在教科書撥亂反正，扭轉李扁20年來在教科書所動的手腳。馬政府雖將高中98課綱歷史與國文兩科擋下，暫時沿用95暫綱，並進行新課綱的研擬，最後推出101課綱。但似乎心有餘而力不足，101課綱仍維持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敘事框架。

由於101課綱在今年暑假過後就要正式上路，國家教育研究院已經開始審查七家出版商（南一、翰林、三民、全華、龍騰、泰宇、康熹）所送審新版高中第一冊（台灣史）歷史課本。據悉，目前七個版本都已通過初審，只要再經過複審，就可取得教育部審定執照。

自1997年李登輝推動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以來，迄至扁政府推出的高中95暫綱、98課綱，最為人詬病之處，除了強化學生「兩岸兩國」印象之外，就是幾乎全面肯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將日本殖民者描繪為文明與現代化的功臣。同時，避談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壓迫、剝削與差別待遇，美化被台人斥之為「恥政」與「死政」的日據時期。

近日，我們取得已經通過初審的新版課本其中之一──全華版。仔細閱讀之後，讓我們大吃一驚，其中有三章專論日本統治時期，可以說根本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向台灣學子灌輸日本統治有功論，甚至將1937年之後的台灣人，形容為認同日本與愛（日本）國。無顧台灣人民立場與情感，堪稱為替日本擦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皇民課本」。

全華版由中央大學教授賴澤涵擔任召集人兼總校訂，中央大學教授李力庸擔任主編，另有三位編撰委員：許毓良（輔大助理教授）、林虹妤（松山家商教師）、王世駿（中正大學博士班）。在他們主持編寫之下的全華版高一歷史課本，首先將日據初期台灣人的抗日運動，描繪為「獨立自主的意志並不堅定」、「對日本當局之近代式殖民統治沒有深刻認識」、「有的衝動、有的迷信，帶有濃厚的前近代舊思想，未有理想做整合工作」等負面形象，並站在日人立場，以「伏法」一詞表示台灣抗日先賢的犧牲。另一方面，更無視於清朝在台灣的近代化建設貢獻，以相當篇幅肯定日本在台灣的基礎建設、教育制度與產業活動，從而掩蓋日本在台建設的真相──剝削台灣資源，將台灣做為日本對外侵略的跳板。

歷史課本將皇民戰時體制稱為台人投入日本「聖戰」

日本殖民政府為皇民動員而虛構的故事「莎鴦之鐘」，竟也列入課文之中

更怵目驚心的論述，是在第八章「戰爭時期的台灣」。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台灣也進入皇民化戰時體制。全華版編者以日本立場，將侵略戰爭稱為「聖戰」，形容當時「台灣各角落感染了『聖戰』的氣氛」。並將日本無人道的徵兵與慰安婦擄掠，形容為「在激發年輕人的熱血愛國情操上得到成效」，「曾出現台灣年輕人寫『血書志願』從軍的熱潮現象，除了受同儕、英雄主義鼓舞，也有被重視及認同歸屬日本人的心理」，「慰安婦的來源除風塵女子外，也有自願到海外從事慰安工作的婦女，及軍部透過役場（公所）在各轄區以抽籤方式徵調的民間婦女，或以『奉公』名義抽調的年輕女性，另外還有被騙而至海外從事軍妓工作的女性」，暗示台人自動自發「以人力、資源投入『聖戰』」。此外，已被學者證實為虛構，是日本為了皇民動員而編造的「莎鴦之鐘」，竟也列入課本正文。

被拐騙充當慰安婦的悲劇，課本卻說有些是「自願」的

翻閱這本課本，讓人想起十年前在台灣轟動一時的日本右翼漫畫《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同樣表示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並合理化日本對外侵略與殖民。馬英九不是宣示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嗎？為什麼在教科書的撥亂反正，卻無法扭轉站在日本立場的皇民史觀呢？如果馬英九真的如此重視歷史評價，我們必須嚴正告訴馬政府，請「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本右翼漫畫《台灣論》，稱慰安婦是日本重視人權的表現，可以讓她們「出人頭地」

日本右翼漫畫《台灣論》，也稱慰安婦是「自願」的

這大概是李扁20年來至今天，台灣教科書要完成的使命吧？

文益煥：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博主按：7月5日，主張美軍撤出朝鮮半島、南北和平統一的韓國民間團體「祖國統一泛民族聯合」副議長盧秀熙（音），在未經韓國當局批准進入北朝鮮訪問三個月後，在板門店三八線「回國」，隨即被韓方軍警扣押、五花大綁。按韓國在白色恐怖期間制定的《國家安全法》規定，未經批准進入北方，最高可被判十年徒刑，而讚揚北方體制，最高可被判七年徒刑。（可見美聯社相關圖片報導）扈從於美國的韓國反動政府，號稱民主國家，實則仍在執行冷戰白色恐怖的統治，加深民族分斷的悲劇。為聲援因訪問北朝鮮而遭韓國逮捕的盧秀熙，分享1989年陳映真譯、韓國牧師文益煥作的《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文益煥牧師在七十多歲高齡，於1989年4月9日，公然違「國安法」不顧，取道東京去往他被分裂的祖國的北方，再從日本取道，泰然而歸，以一介肉身，走通南北兩韓，一出機場便被逮捕。）

盧秀熙自北朝鮮返回韓國，立刻被韓方軍警暴力逮捕。（圖片引自美聯社）

                                      
                         【視頻】盧秀熙自北朝鮮返回韓國，立刻被韓方軍警暴力逮捕。

過年前，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天塌下來，我也得去一趟。

不是說夢話，也不是鬧著玩，

我是當真的。

又胡思亂想了。

難道就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

你其實並不是詩人什麼的？

不，這不是胡思亂想──而是決意。

過年以年，

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

有這麼一句老話，你竟忘了嗎？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想想看：你登上了牡蘭峰；〔註一〕

把你的心浸在滔滔的大同江水裡。〔註二〕

一條街轉過一條街，你在平壤市裡走著，

跟每個走過身邊的人拉拉手，

溫情融化了冰凍的心靈。

我絕不會用「走狗」或「共匪」稱呼他們，

我要親切地叫他們一聲「同志」。

是啊，我們年輕的時代就是這麼叫的。

但願我們又回到

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光，

彼此熱情地以「同志」相稱。

想起那個時代，我的心就怦然跳躍。

那時候，我們兩千萬韓國人民團結起來，

粉碎了日本鬼子的枷鎖。

就憑民族同心同德，

我們的老祖宗

打敗了中國盛唐的百萬雄師！

啊，就是要以這全韓一家的精神，

我要到平壤去，

從同胞的眼神和溫暖的呼吸，

重新確認一次：

韓國人民是團結一致的；

我們七千萬同胞，是一個民族！

也許我們要在馬路上翻觔斗；

在平壤街上擁抱著打滾，

把壓迫者強加於我們的神話

不同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各種偶像

統統砸個稀爛！

四十多年了，我們竟怒目相視，

用匕首戮進對方的腰板。

可恥喲！可恥地屠殺自己的兄弟和姊妹。

像仇敵一樣互相拮抗。

我們竟以「走狗」和「共匪」

稱呼自己的骨肉同胞。

你怎麼那麼幼稚無知？

誰會批准你到平壤去咧？

「國安法」的利刃，依然發出森森的寒芒。

那沒關係。

別跟我提那些威嚇了！

我說的是歷史本身。

不是把歷史掛在嘴上，而是去實踐歷史。

難道你以為實踐歷史

是去做統治者允許的事？

是忠謹地卑躬又屈膝？

是即使冒著生死存亡之危，

也要奉行他們的命令，

從而求得他們的報償嗎？

哦，不！不是的！

實踐歷史，

就是要把黑夜和白晝顛倒過來；

就是要把穹蒼和大地翻轉過來！

就是用肉腳把巨大的巖石踩成齎粉，

深埋在碎石底下；

就是讓死裡復活的靈魂高高地飛昇，

像自由的旗幟在天空飄揚；

就是穿過第一堵冷牆，有若入出門戶。

今天，實踐歷史，

就是要全心全意否定我們民族的分斷，

高聲吶喊：「去他娘的停戰線！」，

就是硬要他們

在漢城，在釜山、在光州的車站

賣給我們前往平壤的車票！

哎，你瘋了！

是的，我瘋了。

我已經整個兒瘋掉了。

但是，難道你以為

要實踐歷史，不需要瘋狂嗎？

你們這些清醒的人哪，

當真你們是這樣想的嗎？

你如果不賣給我到平壤去的車票，

那一點兒也沒關係。

即使是徒步，我也得去一趟了。

或者我也可以游過臨津江去。〔註三〕

如果游到半途，

讓他們一槍打死了，

我也沒有辦法──

於是我的靈魂也要飄到平壤去，

像一陣和風，

如一片白雲。

〔註一〕牡蘭峰，北韓名山。

〔註二〕大同江，北韓名河。

〔註三〕臨津江，位南北韓交界的河流。

（文摘自：陳映真，〈文益煥牧師的一首詩〉，《人間》，第46期，1989年8月）

對歷史的無感

日本作家加藤嘉一竟主張中國要反思南京大屠殺（網路圖片）

政治的紛紛擾擾，口水的你來我往，終究會歸於沉寂，真正留在人們心中的，是歷史。我們大可不必很功利地看待歷史，認為歷史既無助於生活，也無法當飯吃。但是，歷史卻是一種軌跡，古語有云：「以史為境，可以知興替」。我們無法否定歷史的作用與影響。沒有歷史，我們如何認識自己、眺望未來？

但是，很遺憾的，當「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之時，歷史不是任人扭曲與割裂，就是人民無感於歷史。

無感於日本侵華否定論

先介紹一位日本作家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伊豆的加藤嘉一，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其後留在大陸發展。履歷上稱，他現在是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由於其流利的中文，近來走紅於大陸各大媒體，被稱為「日本韓寒」、「現代遣唐使」、「中國青年導師」等等，封號甚多。他曾在台灣出版《愛國賊》一書，批評中國人的愛國。

5月底，加藤嘉一在南京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一位讀者提問：「加藤君，對於日本人在南京發生的事，不知道你怎麼看，不知道怎樣才能有更多的渠道去獲知真相？」加藤如此回答：「如果他們（指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反思，憑什麼得到我們尊重」、「總之，這件事，真相是很難知道的，中國是這樣講，日本是那樣講，香港那樣講，台灣又那樣講，反正我不明白，我現在也不明白」、「如果中國政府不進行認真的反思的話，在西方，歐美（國際）是得不到尊重的，是絕對得不到尊重的」、「要想知道真相，就應該多出去走走，比如到香港，到台灣，到國外……。」

做為一名日本人，加藤有如此答覆並不難以理解，他將侵華戰爭的責任丟回給中國。此外，他也曾在網上表示，關於日本侵華戰爭，「我思考，所謂歷史永遠是被人造出來，並寫出來的」；甚至曾說他在中國的責任之一，是要讓中國人知道尖閣群島（釣魚台）是日本固有領土。令人驚奇的是，簽書會現場，竟沒有一位中國讀者，起身質問加藤，或是反駁加藤的言論，反而將歷史問題拋諸腦後，繼續追問加藤的「成功之道」。

無感於日本殖民有功論

無獨有偶，在海峽的這一方，6月5日李登輝到中央大學演講。一位大陸學生向李登輝詢問釣魚台主權問題，李登輝當著在場台灣學生的面，堅持釣魚台是日本的：「釣魚台是釣魚的地方，是漁場，沒有領土問題，若說不是日本的，那你的證據在哪裡？」而李登輝在演講中，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帶給台灣現代化，這位大陸學生再度反駁李氏的日本殖民有功論，卻引來台下台灣學生的一片噓聲。

同樣的，做為皇民遺緒的李登輝，主張釣魚台屬日本，並為日本殖民統治辯護，不值得大驚小怪。令人驚奇的是，全場台灣同學的噓聲，不是針對李登輝的謬論，而是獻給提問的大陸同學。

對歷史無感的危險

上述兩事讓人感嘆。兩岸的趨同，竟表現在對被侵略與殖民歷史的無感，無疑自我揚棄歷史，全盤接受外人的詮釋。這是兩岸社會的大問題。對歷史的無感，一方面是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體制之下的產物，人們對「未來」、「成功」與「致富」無限憧憬，卻將歷史視為蔽屣，唯一的前進動力是私利與私益。另一方面是對過去與自身認識的阻斷，對侵略、殖民與法西斯負面遺產的全面降服，阻礙了中國兩岸遭遇外來勢力侵略與殖民歷史的全面清理。

對歷史無感，放棄清理被侵略與殖民的歷史，事實上相當危險。在這個號稱理性至上的時代，不但形成與理性的悖論，更是反智的表現，失去自我批判與反省的能力。對歷史無感，我們恐怕無法抵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纏身，難以根治。

不可剝奪台灣人做中國主人翁的權利

民進黨人昧於歷史與政治事實，數典忘祖，以「反中」為榮，以不當中國人為傲，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陳水扁執政時期，大力推行「正名」（實為「更名」）運動，消滅他們看來極為刺眼的「中國」兩字，例如將「中國石油」改為「台灣中油」；一度把主意打到「中國文化大學」的校名，企圖強制該校將校名「中國」二字取消，最後並未成功。 

民進黨在野之後，仍緊盯「中國」與「中華」不放，進行政治審查。例如今（2012）年年初，民進黨立法委員陳亭妃，就要求教育部「處理」上海台商子女學校校歌的「奔向祖國」等歌詞。5月28日，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與吳思瑤召開記者會，點名台北市26所公立高中，其中11所學校校歌「過於政治化」，「鼓吹大中華文化」。梁文傑以師大附中校歌：「我們是新中國的中堅、復興中華相期在明天、照耀祖國的錦繡河山」為例，批評這些歌詞是「悖離現實的字句」。他們也認為校歌中的「三民主義」等文字是「食古不化、八股教條的舊思維，從小就灌輸台灣小孩錯誤的、與時代脫節的意識型態與國家認同」。兩位議員在記者會中，要求郝龍斌市長「正視台、中關係」，「趁早拿掉」「與時代脫節」的校歌歌詞，並主張推動「新校歌運動」。 

面對民進黨議員的點名批評，台北市政府的回應口徑不一。郝龍斌市長指出，他不完全贊成議員看法，還說唱舊校歌不是落伍決定，沒什麼不對，「像我就會講我是中國人」。教育局長丁亞雯則表示，她擔任中山女中校長時，並沒有廢掉舊校歌，當時週會會唱新舊版本。而教育局中教科長譚以敬卻表示，教育局持尊重、開放態度看待校歌，「樂見各校回歸校園機制調修歌詞」。 

台北市政府實在不需要隨著民進黨議員起舞。民進黨時常宣稱我們是「法治國家」，那麼凡事就應該以國家根本大法《中華民國憲法》為依歸。《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即明文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因此校歌歌詞出現「三民主義」合憲、合法又合理。民進黨議員將「三民主義」視為八股舊思維，實乃民進黨與台獨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台灣共和國，欲推翻《中華民國憲法》。但是目前台灣共和國尚未建立，卻已耐不住性子，竟要台北市政府與各級學校推動違憲違法的「新校歌運動」。 

據《中華民國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主權並未分裂，目前分為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因而增修條文前言明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既然中國主權沒有分裂，台灣地區學校校歌歌詞之中的「大中華」思想又有什麼錯誤？既符合憲法，又符合兩岸歷史與政治事實。此外，兩岸治權雖分轄，但根據憲法增修條文所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表示將來必定要統一，不可以當下台灣的政治條件就扼殺「大中華」思想。台獨與民進黨不願當中國人，欲放棄大陸地區，才是真正的「賣台」，傷害台灣人民最大利益，這是他們的選擇，但他們不可以剝奪台灣人將來做為中國主人翁的權利。 

按民進黨的邏輯，只要有「中國」或「中華」思想的歌曲都要改掉，那麼民進黨是否也要鼓吹修改國歌與國旗歌呢？國歌歌詞前兩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不只是充滿著「大中華」思想，更充滿著「大同思想」的世界主義理想。而國旗歌歌詞之中的「炎黃世冑，東亞稱雄」、「光我民族，促進大同」，還同時展現了亞洲主義與世界主義。台獨與民進黨以一島眼光「自暴自棄」、「故步自封」，企圖抹煞台灣人的愛國主義傳統，更要禁絕台灣人放眼中華的胸襟，其世界觀只圍繞著美國與日本兩大霸權。 

事實上，各校校歌歌詞不只代表了該校的歷史傳承，更代表了歷屆校友對學校的記憶與情感。對於民進黨兩議員「新校歌運動」的主張，台北市許多學生認為議員「管太多」。校歌是校友認同學校與向心凝聚的象徵，例如景美女中除了正式校歌之外，還有流傳已久的「小小校歌」，其中歌詞包含了：「人人都說，中國之星」。這首帶有中國意識的「小小校歌」，非但在景美女中校園傳唱至今，更被景美女中校友歌手陳綺貞翻唱，收錄於單曲《After 17》之中，讓更多人喜愛而流傳。 

日前郝柏村投書報紙，指出其孫女已不知自己是哪國人，郝龍斌與台北市政府怎可枉法隨民進黨起舞。台獨與不願做中國人的民進黨人，願做哪國人做哪國人去，但別撈過界，干涉中華民國各校校友對學校的認同與情感，剝奪台灣人做為中國主人翁的權利！

陳映真：在香港看「七一」遊行

陳映真

文◎陳映真

今（二○○四）年，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遊行，有一些想法。

戰後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鬥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為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尼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後的韓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為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台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台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的民主化運動。這個運動感染到台灣，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萬餘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同年二月有要求台灣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九年四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台大、師院（今台灣師範大學）學生二百餘人，史稱「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大舉肅清新民主主義運動。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台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台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為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援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於是各地乃有與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運動。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遊行的人數事後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於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眾「直選產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為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就辦下來，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後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後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為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罵中共為賣點，為「先進」、「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後，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誌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五○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麼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沉思。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鬥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鬥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鬥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產、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後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麼，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後，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援殖民地時代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後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主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為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台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中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佔為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台時，台灣人口已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為骨幹的社會。一八四○年代開港後，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為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後，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游擊為主的反割台、抗日鬥爭長達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後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農民工會）、「台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鬥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後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還負嵎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為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民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後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為「惡性中國化」，後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於五○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台旨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獨佔資本的循環、再生產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四○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六○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佔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為中心的反佔領武裝鬥爭。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 ，六○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啟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並利用大量湧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台灣一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台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台灣政治經過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台灣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並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八○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台灣獨立」思潮上升為主潮。

香港在戰後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五○年代後大批「反共難民」成為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於台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台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後，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後」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後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後」的清理，是戰後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後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為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佔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主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後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台灣「藍」、「綠」的鬥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鬥爭。港台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眾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台、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台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後和特區化後的台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49-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