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白衫軍運動興起的背後

「洪仲丘案」引發事件

今年夏天台灣的街頭，如同7、8月豔陽般沸騰，反對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聲援苗栗大埔強拆戶；還有連續兩場由「公民1985聯盟」發起，聲援「洪仲丘案」的「白衫軍運動」。

洪仲丘，台灣陸軍義務役下士，在7月退伍前夕，傳出送禁閉遭凌虐致死。按台灣軍隊不成文的慣例，即將退役的士官兵被稱為「老鳥」，一般都能平安度過役期最後的日子而順利退伍。洪仲丘的死亡，有違社會普遍對軍旅生涯的理解。加上事發之後，台灣最大BBS站台PTT的「軍旅板」（Militarylife），有網友不定期的深度爆料與專業分析，還有台灣新聞政論節目與名嘴的推波助瀾，點燃台灣社會對此案的同仇敵愾。

根據台灣「國防部」資料，2000年至2012年間，13年的時間共有2,088名現役軍人死亡，其中只有5人（0.2％）「作戰死亡」，332人（16％）「自殺死亡」，755人（36％）「因公死亡」，「營外意外死亡」則為750人（35.8％），佔全體死亡率第二位。

事實上，台灣士官兵在軍中「離奇」死亡早就不是新鮮事。洪仲丘案喚起了台灣退役男性對這類事件的記憶，以及他們在軍中所受到不平對待的積怨，這是多數人上街聲援洪案、向「國防部」抗議的最大動力。

洪案發生之後，網路上出現由網友自發的「公民1985聯盟」，引領輿論風向。台灣軍方設有「1985」專線，提供現役軍人申訴管道。眾所周知，這個申訴管道並不暢通，就算是匿名申訴也可能在事後遭受長官報復。洪案凸顯軍方「1985」專線的閉塞，「公民1985聯盟」藉此名稱諷刺「國防部」與「國軍」內部機制的荒謬。

由「國軍」訴求轉向「公民運動」

「公民1985聯盟」成立之初，矛頭主要對準「國防部」與「國軍」，目標是追求洪案的真相，並主張軍方進行體制改革。該聯盟首先選定7月20日上午在「國防部」前舉行「公民教召」、「還仲丘公道」，主辦單位稱參加人數超過3萬人。現場參與的群眾，主要是已經退役的義務役士官兵，表達服役期間所受不平待遇的積怨；其次則是尚未服役，或是即將服役的男性，以及他們的家人或女友，當兵的恐懼、深怕步上洪仲丘後塵，促使他們參與聲援。總的來看，參與這場活動的群眾自發性較高，抱持著各自對「國軍」的不同想像而走上街頭。主辦單位對於大型群眾活動較為生疏，現場看來較為混亂，但聲音多元、訴求也紛雜，甚至有「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出現。

隨著洪案繼續發酵，「公民1985聯盟」決定在洪仲丘告別式的前一天（8月3日）舉行更大規模的「萬人送仲丘」活動。此間網路宣傳不斷，許多名人紛紛出面力挺。例如作家九把刀自始至終都支持該聯盟的活動，稱要「讓『鍵盤正義』變成實質的力量」。這場在凱達格蘭大道前舉行，主辦單位宣稱有25萬人參與的集會，舞台、音響、燈光等設備一應俱全，規模氣勢並不輸給政黨造勢場合。主辦單位也一改前場活動的生疏羞澀，熟練地掌控現場的氣氛，高潮迭起。

兩場活動相較，可以明顯察覺到主辦單位的訴求已有所改變。前一場聚焦在洪案本身與軍方的改革，後一場則將層次上綱到「公民」，將活動定性為「公民運動」。簡言之，「公民1985聯盟」所側重的面向，已經從原先的「1985」轉向了「公民」，前後兩場活動應該視為性質不盡相同的兩個階段。

主辦單位沒有使用「人民」或「國民」，而是不斷強調「公民」的概念，訴諸公民的力量。例如8月3日凱道集會的尾聲，主辦單位在演說中稱：「現在，我們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聰明的公民，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勇敢的公民……我們要讓我們的統治者知道，你們很顢頇、你們很無恥，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日後如果還有更多不公不義，絕對會有更多的超級英雄，跟我們一起站出來！」主辦單位屢屢提醒群眾「公民」的責任是要監督政府、對抗統治者，甚至將這場活動與其他運動綁在一起：「大埔拆屋事件，大家覺得那件事情有正義嗎？那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了？……大家看看服貿協議，有正義嗎？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

8月3日晚上在凱道前的25萬人（警方估計為11萬人），是個不容小覷的數字。3月9日的「廢核大遊行」，全台灣參與的群眾加起來大約超過10萬人。25萬人的規模僅次於2006年「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紅衫軍），那年9月15日晚上的「螢光圍城」活動，約有100萬人（警方估計為36萬人）滿布在「總統府」周遭的道路，高喊「阿扁下台」。

紅衫軍運動事後被學者評價為「自主公民進場」，是台灣「公民運動的新頁」。或許紅衫軍運動仍難以撕去藍綠統獨的政治標籤，近年已逐漸受人淡忘，今年的白衫軍運動則躍身成為社會研究者的新寵兒。或因其沒有政黨色彩、或因其動員方式、參與「公民」人數，又或因集會後沒有留下垃圾等各種理由，白衫軍被讚譽為台灣「社會運動2.0」、「台灣之春」、「台版茉莉花革命」，主辦單位則自我肯定為「公民社會的勝利」。

「鄉民」變「公民」耐人尋味

是什麼力量讓「鄉民」搖身一變成為「公民」，放下鍵盤、離開房間而走上街頭集結成25萬人的規模？某些評論者認為，馬英九政府施政成績不佳，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度已達臨界點，洪案就是引爆民怨的關鍵，人民對洪案的關注與聲援，象徵對馬政府的怒吼。但不能否認的是，就算自發程度再高的活動或運動，都必須有一群人出來領導，這點是可以在歷史之中得到驗證的。以白衫軍運動來說，「公民1985聯盟」便是扮演民意輿論引導者、動員者的角色。

「公民1985聯盟」出現之後的發展軌跡，尤其是與台灣媒體的互動，看起來與常態不太相符。首先，台灣媒體一向較為信任資深或是專業度較高的民間團體，但是「公民1985聯盟」在草創階段，便已得到媒體的信任。電視媒體挪出時段、平面媒體騰出版面，供該聯盟表達理念與訴求，媒體反而變成了該聯盟的宣傳動員機器。其次，按台灣媒體的慣例，應該會去大挖已被英雄化的聯盟成員的背景，連洪仲丘的姊姊洪慈庸都有電視台推出個人專題報導，但目前還沒有媒體將該聯盟成員的背景故事拿出來大作文章。平常特別愛掀他人隱私的台灣媒體，這次卻出奇的保護個人隱私。

關於「公民1985聯盟」的資訊，現在只能從媒體報導中的蛛絲馬跡去拼湊面貌。《中國時報》報導：「聯盟成員每個人低調到不行，但一到聲援活動上，成員們彷彿『超人變身』一樣，慷慨激昂站在舞台上，聲嘶力竭。」「聯盟原只有39名成員，大家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老師、律師、平面設計師、咖啡店老闆、服飾店店員。但隨著洪案持續延燒，許多網友自主性加入，團隊不斷壯大，成員60幾人、平均年齡30歲。」「聯盟成員有人曾當過國會助理，立刻發揮過去組織動員的能力，也有人有設計專業，架設臉書網頁，經營得有聲有色。也有人把設計專才，運用在設計活動貼紙上」。《聯合晚報》報導：「他們多在晚上10點後，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開會討論，每次開會進行2到3小時，並區分為媒體組、文宣組、活動組和糾察隊，由各組組長先匯聚組員意見，在開會時提出討論。純然就是以網路方式，發起一場網路社會運動」。

聯盟成員則如此描述他們自己：「所有幹部受訪都不會公開真實姓名，不是因為害怕被秋後算帳，而是要凸顯我們身為一個公民的隱匿性，我們就是公民社會的縮影，公民才是國家的主人！」「能號召25萬人走上街頭，真的是公民力量。」「公民，就是看到這個國家受到危害時，立刻挺身出來捍衛它。做完了，就再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去，這不是很帥嗎！」「公民」成為聯盟成員的代名詞，聯盟一切的運作與細節也都巧妙地被以「公民社會」取而代之。

近代在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公民社會」被解釋為介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空間。「公民」為防止與國家、市場之間出現資訊不對稱，特別強調公開與透明性。「公民1985聯盟」成員表示要凸顯「公民隱匿性」，可還真是顛覆一般對「公民」的認知與理解。

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白衫軍運動原先是針對早已腐敗、扭曲且難以撼動的台灣「國軍」，相關變革性的訴求，稱得上是具有某個程度的進步意義。但何以運動在7月20日之後迅速地往「公民運動」轉向，就是個耐人尋味、值得深究的問題。「公民」講究的是守法、守秩序等價值，追求的只是體制內的修正，而且公民社會的說法抹去了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如同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所批評的：「公民社會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美國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便大力推廣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宣稱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的前提。20世紀末期的顏色革命是一例，21世紀的茉莉花革命又是一例。美國在各地各階層培植親美勢力，朝野雙方都是美國的代理人，兩股力量相互制衡，確保美國的策令得以貫徹。

這次台灣的白衫軍運動雖稱不上革命，但絕對是推動「和中」政策、又即將進入跛腳期的馬政府的警訊。白衫軍的集會型態、「公民1985聯盟」的組織運作，以及透過社群網站的動員模式，都與兩年前北非與中東地區茉莉花革命極為類似。洪案發生之後，7天內2位「國防部長」下台，愈來愈多證據說明洪案背後涉及的是台灣軍方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又發布報告稱「台灣軍隊正在空洞化」。看來視白衫軍運動為自發組織的說法還有待商榷，似乎有股超越藍綠的力量正主導著台灣的公民社會邁向「成熟」。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9月號，原題〈白衫軍運動：公民社會的勝利？〉；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歷史教科書的未竟之業

近來歷史教科書爭議再起，聚焦在「日據」與「日治」孰是孰非。馬政府雖要求公文書一律統稱「日據」，但教科書改採「日據」與「日治」並陳，此作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官方、書商與社會多數人對相關問題不痛不癢，下一代只能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9月新學年開學在即，三家新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送審，卻因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自從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聯手打造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再加上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去中國化」，歷史教科書的爭議不斷。此次三家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因「用詞不當」而無法通過審查，爭議再起，捲起千堆雪。

審查委員會禁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引起社會上頗大的反彈，包含台灣抗日志士後代、文史學者專家等各領域人士，投書媒體加以批評。面對批評的聲浪，馬政府以兩個方式企圖平息爭議：一是行政院宣布，站在「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由閣揆函令所屬機關，此後公文書必須統一使用「日據」；其二是教育部表示，「基於課綱的規範，及教科書開放民間編寫的立法意旨，在學術討論範疇中，尊重編者依歷史事實所為的詮釋，以保障憲法所定表達意見自由」，以「小辭典」的方式，「日據」與「日治」兩詞並陳於歷史教科書之中，不加以硬性規定。最新的消息是，「史記」版高一歷史課本，以「日據」取代「日治」，已經獲得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媒體稱這是「十多年來首本以『日據』稱呼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

並陳日據與日治，治標不治本

如同兩年前馬政府決定回歸憲法原則，規定公文書不得稱對岸為「中國」，應稱呼為「中國大陸」或簡稱「大陸」，這次馬政府函令各機關公文書必須使用「日據」一詞，應該加以肯定。但是面對教科書的爭議，教育部決定「日據」與「日治」並陳的作法，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雖然可以平息爭議，卻是將國家民族的認同掩蓋得更深，也將原已淡薄的歷史感稀釋得更為虛無。歷史教科書本是近代民族國家立場的延伸與展現，但是為了「尊重編者」與「保障意見自由」，台灣人民的立場卻被迫讓位給殖民者的史觀，中華民族的立場也被迫犧牲。

只想儘快讓爭議落幕，雙面討好，如此決策無助於解決歷史教科書的危機。最近某些獨派學者跳出來為「日治」護航，宣稱「日治」是「民間自發用詞」，也是「符合歷史客觀事實」。但事實真是如此？「日治」一詞的使用，伴隨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讚美論的出現，主張日本在國際法上「合法」統治台灣。這類大行其道的說法，根本上是在扭曲事實，重新改造台灣下一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是「台灣國族」打造工程中必要的基礎建設。

「日治」是皇民史觀的政治正確用詞

「日治」與「日據」兩個詞並非極端衝突而不能調和，「日據」指的是日本竊據台灣，而「日治」則可以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問題在於，今日主張使用「日治」者，卻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日治」指的是日本「合法統治」台灣，而真正合法統治台灣的清朝時期，卻又被他們惡意稱為「清領」（清朝佔領）。某天盜匪闖入某戶人家，不只搶奪財產，還看中人家的女兒，強迫主人簽下女兒的賣身契，結果這戶人家的後代說：賣身契上有雙方簽名，所以是合法的，感謝盜匪為他們家人帶來「好生活」！這個例子雖誇張，卻突顯出「日治」合法、肯定論的荒謬。更何況，《馬關條約》是中國不得已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才有1943年《開羅宣言》所稱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1960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反殖民地宣言》也早已否認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首次排除「日據」的使用，將「日治」寫入教材；2007年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發布《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再度將「日據」一詞列為「不當用詞」。依此來看，「日治」一詞並非民間自發的客觀用詞，反而是李扁「去中國化」大旗下以政治力「矯正」出來、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的「政治正確」用詞。曾經擔任歷史課綱委員、教材審定委員的獨派學者，過去躲在學院內，大用「日據」一詞累積學術成果，例如某委員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著是《日據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研究》（1989年），另位委員的成名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硏究》（初版於1992年，2008年新版則已悄悄將書名改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待他們掌握了學術資源之後，恰好時值李扁「本土化」的浪潮，復抓準時機，配合政治力的操作，將「日治」推上舞台，大張旗鼓地宣告「日據」已被打入歷史大牢。緣此，「日治」一詞豈可說是民間自發的歷史客觀用詞，反而是政治正確用詞才對。

還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嗎？

現在教育部以「日據」與「日治」並陳的方式來堵住社會批評的聲音，但「日據」與「日治」之爭不過是歷史教科書深沉積弊的冰山一角。鄭氏三代奉明永曆為正朔，但課本卻不能稱鄭氏統治時期為「明鄭」。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剝削，卻被多數版本加以美化，而避談台灣現代化實質是根源於清朝統治時期。多數版本將「兩岸」視為「兩國」，以「中國」取代「我國」，不能稱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也違反憲法原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我國大陸地區，視中國大陸為「外國」。多數版本未著墨於當前兩岸的和解與和平發展的新局勢，反而還在大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課本不能寫「武昌起義」，只能稱「武昌起事」，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嗎？

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台灣的下一代如何以史為鑑、迎接未來的挑戰？就算三家新版本得以通過上市，也無力回天。政府無人願意承擔起清理殖民遺緒的重責大任，審查委員不依課綱來審定課本，教科書書商只願意小幅修改、敷衍了事，社會多數人又對此事不痛不養。屬於人民真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正一步步被掏空、被改造，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本文原載台灣《觀察》雜誌創刊號，2013年9月；刊出時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白衫軍與國軍

7月22日進入了二十四節氣中的「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炎熱的時段。在這令人難耐煩躁的溽暑前後，台灣社會也因「洪仲丘案」的發生，以及「白衫軍」的上街而隨之起伏。

將近一個月的沸騰，有評論家稱之為「台灣之春」，有媒體頭版稱之為「社會運動2.0」，更多的讚譽則是稱之為「台灣公民社會的勝利」。洪案所引發的後續效應，確實是有別於過往任何一場動員集會。歷年來國軍內部不明原因死亡的案例層出不窮，卻從無一例如洪案引發如此大規模的關注與街頭運動。

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送禁閉造成死亡，是最初引起社會震撼的主因。「公民1985行動聯盟」在此時誕生，以民間1985為號召，凸顯國軍內部申訴管道的閉塞不公。該聯盟首先在7月20日舉行「公民教召」活動，前往國防部抗議，要求的不只是洪案的真相，而是帶著各種對國軍的想像走向街頭。現場略顯混亂，訴求也紛雜，活動主持人更是提出「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人民自發上街，將矛頭對準長年封閉、自我感覺良好且難以撼動的國軍，確實值得肯定。

軍隊是當代民族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階級重要的支配工具。目前在台澎金馬地區執行防務工作的「中華民國國軍」，其本質在歷史上歷經若干轉變。成立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以及建軍於1925年的國民革命軍，是當時蘇聯支持、國共合作之下的軍事產物。承擔著北伐統一中國任務的國民革命軍，就是國軍的前身。

1927年國民黨進行大規模的「清黨」，整肅共產黨人士，國民革命軍轉變為效忠國民黨的反共軍隊。1947年行憲之後，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1949年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到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與蔣介石政權攜手組建堅強的反共防線。此後，國軍實質上成為蔣介石政權的黨軍，執行「反共復國」的任務。對內，國軍要保障蔣介石在台統治的「國家安全」，也要扮演戒嚴體制下鎮壓人民的角色；對外，1954年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軍便被編入美國在亞洲反共戰略軍事聯盟的一員，與美國共同維持長期的兩岸分斷與民族內部對立。

早在1989年，陳映真已對「國軍」的性質有細緻地體察：「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亞太反共戰略基地國防上的國民黨反共內戰國防，以『亞洲太平洋的自由與安全』的偉大名義，在台灣戒嚴體制下，成為巨大的、政治的、黨的、社會的、經濟的獨佔體。」「1950年以後，……，國民黨建軍以來最現代化的軍隊，在完全沒有具體戰爭的情況下，過了四十年。這沒有戰爭的四十年，將校不以戰功晉升，官兵無法從戰役中表現軍事的才幹。久而久之，軍事上的政治性官僚和派閥形成，武將政客化，軍隊成了穿軍服的官僚集團。」

面對外在冷戰局勢的逐漸崩解，以及內部蔣家政權傾圮，陳映真則尖銳地追問了「國軍」這個武裝集團是否應該有相應的檢討調整。陳映真指出：「一個締造了『國民革命軍』、台灣軍部數十年來所宣誓盡忠的蔣氏家族從軍中政治視野上無法置信地消失，使當今職業將校官兵在歷史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失去了重心。」「當同民族對立和分裂的歷史開始轉變它的方向，台灣軍隊的根本目的、性質、功能與任務，都需要重新介定，從而整個軍令和軍政系統，以及相關的軍事管理、教育、訓練、軍事生產和全套軍隊思想和倫理……都面臨全面檢討、改組的重大課題。」「台灣軍隊的存在，是為什麼而戰，為誰而戰的問題，已經難於避免越來越強烈的來自歷史與人民的審問……」。

解嚴之後，隨著軍隊國家化聲浪，以及中華民國獨台化的態勢，與中華民國為一體兩面的國軍，同樣得面臨「本土化」的挑戰，承擔的任務從「反共」上升為「反中」。陳映真的追問至今仍有極大的意義，冷戰早已結束，海峽的內戰也走向和解，國軍內部「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氣氛愈來愈濃厚。國軍各種力量、派系雜處，外界難以窺見其內部真實的生態，國軍在台灣成為極為特殊的存在。種種歷史因素作用之下，形成扭曲、畸形的國軍機制，加上國軍思想的虛無混亂，這是洪案悲劇最深層的原因。

洪案所召喚出來的人民力量，原是促使這支諸多歷史問題殘存而成的軍隊的變革契機。但國軍的困境，相當程度上也可說是台灣人民共同面對的困境，導致運動最終只停留在「冤錯假案」的平反，或是僅冀望於法治體系內部的修正。8月3日25萬人上街頭後，白衫軍運動又轉入另一個階段，「公民1985聯盟」的訴求重點從原來的「1985」轉移到「公民」，呼喚和平理性、不留垃圾的「公民力量」。運動路線的轉向令人玩味，原有進步變革的意涵，也隨之消磨殆盡。

為真正和平走自己的路！

徐勝，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邱士杰攝影）

今年8月15日，是抗日戰爭勝利68周年紀念日。

就在這一天，美國著名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在日本廣島向民眾發表演說，先是譴責日本政府從未就向外侵略有所反省，接著大力批評了日本扈從於美國之下，對亞洲和平穩定的破壞。

一位美國人，在日本發出了對戰爭與日美關係最沉痛的反思，也是正義凜然的當頭棒喝。無獨有偶，一位在日朝鮮人，也在台灣向民眾傳達了直指問題核心的批判與反省。

目前正在台灣訪學的日本立命館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不只是人權法專家，也是國際知名的「政治良心犯」。1971年徐勝就讀漢城大學期間，南韓陸軍保安司令部公布「浸透學園間諜事件」，檢察官指控徐勝及其弟徐俊植是北韓間諜。徐勝初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獄期間，徐氏兄弟始終拒絕認罪輸誠，而在獄中飽受嚴刑對待，徐勝甚至曾經引火自焚未遂。1990年徐勝出獄，隨即投入東亞人權與民族統一運動，至今奔走不休。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與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邀請下，8月19日晚間徐勝教授在台大進行了一場意味深長的演講。在這場名為「分斷體制與人權」的演說中，徐勝教授雖以朝鮮半島的分斷現況為主題，但他分析的範圍則涵括日本、台灣等地區在內的東亞局勢。

徐勝演講「分斷體制與人權」，左為翻譯臧汝興（邱士杰攝影）

徐勝教授演說開宗明義指出，「親日」已經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的問題，現在的親日勢力已經形成了由日本所主導、對整個東亞的支配體制，等同於戰後的反共體制，造成民族內部對立。徐勝教授認為，親日與親美是一體兩面，以南韓為例，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執政長達約30年的時代，在內部形成反共親美獨裁支配體制，以反共、反北朝鮮為名，在國內實行獨裁統治、壓制人權。

徐勝教授指出，東亞地區以朝鮮半島與兩岸為代表的分斷體制，美國是其中最大的得利者。美國造成這些地區分而治之的現況，挑動對立與危機，使之高度依賴美國；美國又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現，以販售武器等手段從中獲利。

徐勝教授強調，美國在亞洲有兩張牌，一張是朝鮮牌，一張是兩岸牌，「我們都是被美國所玩弄的」，「若是沒有強大的力量對抗美國，只能被美國玩弄，因此不只要克服分斷的問題，也要克服美國分而治之的兩手策略」。

徐勝教授的演說也兼及兩岸問題。他說在台灣訪問期間，很驚訝地發現有些台灣民眾連竟兩岸和平都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大陸野蠻、不文明，兩岸的分斷體制已經形成台灣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

徐勝尖銳地反駁類似的說法，他指出西方所講的普世價值，向來就是雙重標準，「文明」與「野蠻」的二分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以文明的高度，否定受侵略者的人格與尊嚴，將之視為野蠻的奴隸，只能受文明人所支配。

徐勝教授以美國對待伊斯蘭世界為例，「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

今年是朝鮮半島簽定停戰協議60周年，徐勝教授認為這只是雙方戰爭狀態的暫停，並非真正的和平體制。面對朝鮮半島戰爭可能隨時發生，徐勝教授認為當前兩岸的和平狀態，是朝鮮半島的借鏡，「韓國很多人都不了解兩岸之間的狀況，如果了解，一定會非常羨慕台灣，只要能做到兩岸的十分之一，應該都會非常高興」。

比起高深晦澀的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理論，徐勝教授透過其人生經歷與實踐過程而得出的觀察與批判，則是真正且真摯的苦口良藥。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東亞穩定的關鍵要素，我們與其他地區共同面對的困境，則是美日軍事同盟的擴張、干預與宰制。我們應該珍視這得來不易的和平，也該虛心聽聽這位國際友人的諍言：「我們要為真正的和平尋找自己的道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08-27；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超越歷史感的「公民運動」？

高中歷史教科書審查委員會禁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引起諸多批評。馬政府以兩個方式平息爭議：一是行政院宣布，站在「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公文書必須統一使用「日據」；二是教育部表示，「在學術討論範疇中，尊重編者依歷史事實所為的詮釋，以保障憲法所定表達意見自由」，以「小辭典」的方式，「日據」與「日治」兩詞並陳於歷史教科書之中，不加以硬性規定。最新的消息是，「史記」版高一歷史課本，以「日據」取代「日治」，已經獲得審查通過。

面對教科書爭議，教育部決定將「日據」與「日治」並陳的作法，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雖可平息爭議，卻將國家民族的認同掩蓋得更深，也將原已淡薄的歷史感稀釋得更為虛無，無助於解決歷史教科書的危機。

「日治」與「日據」兩詞並非完全衝突而不能調和，「日據」指的是日本竊據台灣，而「日治」則可以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問題在於，今日主張使用「日治」者，卻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日治」指的是日本依國際法「合法統治」台灣，而真正合法統治台灣的清朝時期，卻又被他們惡意稱為「清領」（清朝佔領）。《馬關條約》是中國被迫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才有1943年《開羅宣言》所稱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1960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反殖民地宣言》也早已否認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首次排除「日據」的使用，將「日治」寫入教材；2007年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教育部，發布《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將「日據」一詞列為「不當用詞」。依此來看，「日治」一詞是李扁「去中國化」以政治力「再皇民化」、是站在殖民者立場的「政治正確」用詞。

曾經擔任歷史課綱委員或教科書審定委員的某些學者，過去躲在學院內，使用「日據」一詞累積學術成果。例如某位委員的成名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1992年），2008年新版卻將書名改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他們掌握了學術資源之後，時值李扁「本土（皇民？）化」的浪潮，復抓準時機，配合政治力的操作，將「日治」推上舞台，大張旗鼓地宣告「日據」被打入歷史大牢。

「日據」與「日治」之爭不過是歷史教科書沉痾的冰山一角。鄭氏三代奉明永曆為正朔，但課本卻不能稱鄭氏統治時期為「明鄭」。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剝削，卻被多數版本加以美化，而避談台灣現代化實質是根源於清朝統治時期。多數版本違反憲法原則，將「兩岸」視為「兩國」，視中國為外國，以「中國」取代「我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我國大陸地區。多數版本未著墨於當前兩岸的和平發展新局勢，還在大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課本不能寫「武昌起義」，只能稱「武昌起事」，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嗎？

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的邏輯基本上因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就算三家新版本得以通過上市，也無力回天。政府無人願意承擔起清理殖民遺緒的重責大任，審查委員未依課綱來審定課本，教科書商只願意小幅修改、敷衍了事，對相關問題不痛不養。屬於人民真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正一步步被掏空、被改造，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近日「公民運動」又是抗議這抗議那，可從「日治」「日據」的殖民與去殖民議題出現後來看，我們的「公民」遠遠落後南韓與其他東亞受日本殖民統治過的國家公民，因為在那些國家，日本殖民遺跡與意識，早已清理殆盡，不是問題了。而在我們這個社會，對這些所謂「成熟」的「公民運動」團體，這樣的議題似根本不存在，或許我們的「公民運動團體」太「成熟」了，早已跨越國界，屬「世界公民運動」團體了。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08-20；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馬英九兩岸政策的策士與智庫

從兩蔣到李扁，兩岸壁壘對峙將近一甲子。2008年之後馬英九的兩岸和解政策，可說是台海60年未有之變局。

高學歷一直是馬英九政府的特色，例如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現任主委王郁琦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博士，兩位副主委張顯耀是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林祖嘉是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由此可見馬英九對學者專家相當倚重。本文以下將著重分析介紹對馬政府兩岸政策產生影響的相關學者與智庫。

馬英九兩岸政策概述

馬英九就任之後，與陳水扁時期最大的差異，就是以「九二共識」為處理兩岸事務的最高原則。基於「九二共識」，馬英九自上任之初便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新「三不」政策，強調兩岸之間「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同時，基於台灣的《中華民憲法》與增修條文，馬政府將台灣與大陸定位為「一個國家，兩的地區」，一個國家是指「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是指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一種特殊的關係。馬英九將兩岸關係重新拉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是兩岸之間重啟對話交流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

馬英九兩岸政策另一個層面，就是主張兩岸協商「先經濟後政治」，由易到難循序漸進。馬英九任期剩下兩年多的時間，現在看來，其兩岸政策卻停留在「只經濟不政治」。台灣特殊的戰略位置，使得美國等霸權國家不斷干預兩岸事務，再加上國民黨退敗台灣後，必須尋求美日等國的支持與援助，從而台灣政府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降，形同美國與日本的附庸。在此歷史背景下，馬英九雖有意與中國大陸和解並開展交流，卻又受到美日等外來勢力的掣肘，遂形成馬英九對外政策「親美、友日、和中」三大主軸。

「九二共識」發明人：蘇起

蘇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被媒體評為馬英九兩岸政策的「首席智囊」。馬英九就任之初，拔擢蘇起擔任國安會祕書長，足見馬英九對蘇起的倚重。

蘇起在2000年4月28日以「九二共識」一詞來概括1992年汪辜會談「一中各表」的原則，可說是「九二共識」的發明人（關於「九二共識」的詳細緣起，可參考蘇起2003年的著作《危險邊緣》）。馬英九2008年當選時召開國際記者會，即以「九二共識」回應一個中國的問題。「九二共識」迄今仍為馬政府兩岸政策的最高原則，說明了蘇起在馬英九兩岸政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蘇起擔任國安會祕書長期間（2008-2010年），同時樹立了「親美、友日、和中」台灣對外政策主軸。蘇起雖已離開政府要職，但他所立下的「九二共識」與「親美、友日、和中」等原則，仍被馬政府所重視，沿用至今。

2010年2月蘇起請辭國安會祕書長，但他在兩岸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此消退。2011年8月蘇起出任「台北論壇」董事長，同年12月被馬政府延攬為海基會董事。台北論壇是一個民間智庫，向政府兩岸政策提供建言。蘇起認為，未來兩岸無法再只談經濟、避談政治，兩者是不能切割的，建議台灣內部要做好政治準備。台北論壇在2012年3月20日公布一份由朱雲漢、林文程、童振源、楊開煌4位學者執筆的《2012政策建言書‧兩岸篇》，倡議馬政府應該推動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利用這個委員會凝聚朝野共識，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台北論壇更在2012年底於台北舉辦大型研討會，探討如何強化認同與互信以深化、鞏固現有的兩岸和平發展成果，包含當時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以及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廈門大學教授劉國深等大陸重要對台學者均與會。台北論壇活動力強，有能力號召兩岸權威學者共商政策議題，或許是未來馬政府與大陸開啟政治接觸的契機，值得密切關注。

台灣駐美代表：金溥聰

馬英九另一位重要的左右手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學博士金溥聰。在馬英九的從政生涯中，金溥聰一直扮演其政策推手的角色。當蘇起黯然請辭國安會祕書長之後，金溥聰便接手馬政府的對外政策。

2011年大選期間，金溥聰擔任馬英九競選辦公室執行長，在一次率團訪美的過程中，金溥聰表示兩岸之間應該和平共榮，不排除未來兩岸任何形式的接觸。馬英九第一個任期內，著重兩岸關係的突破；2012年開始的第二個任期，明顯把重心轉移到對美關係。2012年1月14日勝選之夜，馬英九即宣布要在10年內加入美國主導、排除中國在外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台灣與美國於今年也重啟「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談判。金溥聰在2012年5月接任中國國民黨國際事務中心首席顧問，並在10月接任台灣駐美代表。馬英九將自己最重要的親信派駐美國，可窺見馬政府要調整對外關係的順序，「親美」優於「和中」。

「亞太和平基金會」掌門人：趙春山

馬英九另一位兩岸政策的策士，是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趙春山是政治大學法學博士，專攻中國大陸研究，曾任教於台灣大陸研究重鎮之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目前擔任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雖未擔任政府職務，但他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與看法，是馬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

2009年10月在一場研討會上，趙春山表示據他了解「政府高層目前的想法」，在兩岸啟動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談判前，台灣必須完成的「三項準備」，即「ECFA、MOU完成簽署」，「國內達成共識」，和「國際社會接受」。此話一出，輿論認為兩岸政治對話有譜，而趙春山的談話也被認為是馬兩岸政策的「風向球」。但社會風氣並不支持兩岸政治談話，趙春山後來只能自圓其說。

ECFA簽訂之後，趙春山認為兩岸將面臨經濟以外的問題，儘管政治對話的條件尚未成熟，兩岸應該擴大政治互信，為雙方步入政治協商、高難度的軍事互信機制奠定基礎。趙春山認為必須要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兩岸交流基本前提，以爭取台灣內部的團結；「九二共識」則是兩岸的互信基礎，兩岸關係要朝著「規範化」和「機制化」的方向邁進。趙春山也主張，必須從雙邊或多邊的思維處理兩岸關係問題。馬政府今年積極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這就是趙春山所說兩岸關係的「規範化」與「機制化」。

趙春山所任職的亞太和平基金會，在馬英九2008年就任之後成立，前身是中華歐亞基金會。儘管亞太和平基金會標榜是一個非營利、超黨派的民間研究機構，但仍不脫半官方或官方外圍組織的色彩。該基金會是專為馬英九研究和提供兩岸關係事務建言的智庫，副董事長是台灣大學副校長趙永茂，董事會成員包括「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國安會」諮詢委員邱坤玄、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高輝、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魏艾等人。上述成員都是台灣島內政界、學界兩岸研究的一時之選，透過對於大陸政治經濟發展最新動態的研究，即時反饋給馬政府做為調整兩岸政策的參考。

馬英九的台灣史老師：王曉波

相較於前述在政府任職的學者，或是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庫，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主持的《海峽評論》則是民間刊物。《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是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健將，當時就讀於台大法律系的馬英九參加了這場運動，因而與王曉波成為摯友。王曉波除了中國哲學的學術專長之外，也致力於兩岸關係與台灣史的研究，王曉波被認為是馬英九的台灣史老師。

以「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為宗旨的《海峽評論》，創刊於1991年，社長是台灣行政學權威吳瓊恩，編輯成員不乏島內各領域優秀的學者，諸如台北大學教授毛鑄倫、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張麟徵、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楊開煌、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前所長陳毓鈞、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所長湯紹成、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孫揚明、前「立法委員」邱毅等人。

《海峽評論》20餘年來社論都由總編輯王曉波執筆。據了解，馬英九都會抽空閱讀每期《海峽評論》的社論。王曉波非常重視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兩岸問題，他認為台灣問題的產生，根源於戰後美國「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的遠東戰略，從而將兩岸問題卡進了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的雙重結構中。兩岸的法理定位，王曉波主張兩岸之間是由內戰歷史造成的政府不完全繼承狀態，雖然「兩區」、「兩制」的治權各自獨立，但各自所宣稱的和法理主權卻相互重疊。因此，王曉波將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政策解讀為「主權不獨、治權不統」，符合一國兩區的兩岸現狀，也就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其實只是「就地合法化」。

王曉波深知美國霸權對台灣問題介入甚深，也理解美國對馬政府兩岸政策的限制，但他仍呼籲馬英九把握兩岸難得的歷史機遇。王曉波建議馬英九，在剩下的任期內設法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否則只能徒留「缺憾還諸天地」。

智庫機構近年盛行台灣

源於西方Think Tank的「智庫」機構，近年來才在台灣盛行。民進黨不少政治人物設有智庫，例如蔡英文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小英教育基金會，蘇貞昌的超越基金會，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影子政府。持台獨立場的親民進黨智庫有台灣智庫、新台灣國策智庫等等。李登輝卸任之後，也成立了李登輝學校、台灣綜合研究院等智庫。國民黨雖有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與國家發展研究院兩個智庫，但前者連戰色彩濃厚，後者則缺少活動力。馬英九本人雖有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但運作方向則以公益活動為主。對於兼任黨主席的馬英九來說，未來若想在兩岸關係有更突破的政績，並維持國民黨永續執政的機會，他更應該思索如何與學界有機結合，加強政策論述能力，建立堅實的理論生產團隊。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雖然以九二共識為原則，但只強調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模糊且避免政治的接觸。如此兩岸互動模式，是許多學者為馬英九建構的，雖然為台海對立的局勢帶來和平曙光，但馬政府的兩岸政策終歸屬於防守型，面對台獨與民進黨的抨擊火力，只能不斷退縮。如同王曉波教授所說，未來只能期待馬政府兩岸政策有量的改變，質變的可能性並不高。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還必須通過美國這一關。美國雖反對台獨，卻也不同意台灣與大陸有進一步的交往。馬英九與其策士們，不該在美日關係與兩岸關係上再採取模糊作法。他們處在歷史轉折期，是挑戰更是機遇，只有做對抉擇、選對邊站，帶領台灣人民共同參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馬英九才有可能留下正面的歷史評價。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新形勢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分歧與共識

台灣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運動」，在上個世紀80年代達到顛峰，聲音聽似吵嚷、路線看似分歧，但黨外人士都有共同的奮鬥目標，也就是終結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

統獨爭議並非主要問題

統獨爭議並未在黨外運動之中成為主要問題。例如台灣第一位黨外民選縣長余登發，被稱為「台灣民主先驅」，至今備受民進黨人士尊崇，其後代成為民進黨要角（長孫余政憲還曾擔任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內政部長」）。但余登發晚年致力於中國統一運動，擔任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1988年），還曾經公開發表《主張民進黨統一中國宣言》：「本人堅決主張以民進黨民主、自由、天下為公、犧牲奉獻的精神統一中國」。

將近30年前，民進黨誕生在尚未解除黨禁的戒嚴時期。做為收割黨外運動成果而成立的政黨，民進黨草創之初並非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隨著黨內「福佬沙文主義」愈來愈濃厚，一些非台獨或反台獨的黨員紛紛離開民進黨。民進黨在政治光譜上不斷趨向台獨，民進黨內的「余家班」也從未提起余登發的中國統一立場。「兩岸」對民進黨來說，早已不是自家人的關係，而是「兩國」關係。

如何處理「兩國」關係，民進黨內部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討論，當屬1998年為期三天的「中國政策大辯論」。其中一條路線是以許信良為代表、美麗島系提出的「大膽西進」，另一條路線則是新潮流系所提出的「強本漸進」。兩條路線的激辯與折衷，最終促成民進黨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台，成為2000年民進黨掌權之後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隨著陳水扁執政兩岸路線的逐漸極端化，「一邊一國」遂成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的主流，並影響至今。

兩岸政策再調整是黨內共識

2008年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之後，兩岸關係的局勢出現重大轉變，而且有不可逆的趨勢。為了尋求2016年大選的勝利，新形勢壓使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或曰「中國政策」）不得不有所調整。淪為在野之後，民進黨內部中青年世代要求中國政策再辯論的呼聲也時有耳聞。

這幾年來，民進黨籍政治人物訪問大陸並非少數，2008年雲林縣長蘇治芬到北京推廣農產品、2009年高雄市長陳菊赴陸宣傳高雄世運、2012年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到大陸祭祖的「破冰之旅」、2013年初「立法委員」許添財登陸進行「金融經濟」研究。上述幾趟不同的登陸，雖都是個案，也未成為民進黨內中國政策再調整或大辯論的契機。

但頻繁的登陸，確實為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兩岸思維帶來些許的變化。例如許添財返台後表示對大陸的印象是「百聞不如一見」；蘇治芬則對自己的登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期許：「民進黨為取得台灣民眾信任，應務實與中國大陸保持穩定互動，建立互信，台灣在東亞地理位置具有樞紐優勢，與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可相輔相成」。綠營政治人物對大陸與兩岸互動模式的重新評價，當然會成為黨內領導層的壓力。

總的來說，兩岸政策應該也必須有所調整，已經是目前民進黨內的共識。但是政策調整的幅度、兩岸的定位、互動的模式，以及如何進行調整卻又不失原有立場、如何向深綠台獨支持者交代等等複雜的環節，都是當前民進黨亟欲尋找答案的問題。近來，對於為兩岸政策尋覓新出路有迫切需要的民進黨來說，可說是處於百家爭鳴的階段。

民進黨兩岸路線百家爭鳴

今年6月，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訪問美國，期間他對自己領導的黨中央的兩岸路線有所表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國號是中華民國，這是台海現狀，任何改變此一現狀的行動，必須由台灣人民透過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堅決反對一中架構」。同時他也不忘發言鞏固台灣扈從於美國之下的既有體制：「台灣應該爭取被美國納為再平衡政策的一員」，主張簽訂台美「自由貿易協議」及參與由美國主導、排除中國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他甚至稱：「不要問美國能幫助台灣什麼，而是台灣要自我努力去贏得美國的幫助」。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都是綠營傳統思維的老生常談，顯見他所代表的路線是主張與大陸硬碰硬的拉美（日）制中派。

蘇貞昌為塑造黨內兩岸路線大鳴大放的形象，於7月4日召開首場「華山會議」（中國事務委員會對中政策擴大會議）。除前主席蔡英文未參與之外，黨內包括謝長廷與游錫堃等巨頭均有參加，並邀請已退黨的前「立委」沈富雄與會。「華山會議」成效不如預期，原有40位黨籍現任「立委」報名參加，最終只有7位到場，中青世代與蔡系成員幾乎都未出席，而且發言零星，沒有出現辯論的火花，看不出民進黨兩岸政策轉型的積極態度與決心。

會後沈富雄即稱，這場會議「裡面氣氛好到嚇人！」前「立委」郭正亮也表示：「看到現場實況，只能說真的太扯了！」民進黨中評委黃俊哲則直言：「或許大家都知道華山會議是開假的，自我安慰罷了，所以不如不面對」。華山會議是蘇貞昌主導的場合，由首場會議的舉辦情形來看，黨內人士對於黨中央兩岸政策調整的方向與決心尚處觀望，信心也不足。但華山會議預計舉辦9場，未來規劃的子題包括「如何處理九二共識」、「促進中國民主化」、「如何處理中國因素在台灣」與「兩岸的公民社會如何交流」等等，這些議題都象徵著未來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基本方向，出席與發言的狀況，以及會後的效應，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追蹤，觀察華山會議是否只是蘇貞昌的個人舞台。

除華山會議之外，近期民進黨其他重要人士也都有各自的兩岸表現。例如蔡英文7月12日舉辦「人民幣在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角色」討論會，邀請大陸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以「人民幣國際化的緣起與發展」為題發表演說、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以「中國大陸對外金融政策展望」進行報告，台灣方面則有相關領域的學者胡勝正、鄭貞茂等人與會。此外，目前綠營執政縣市首長之中表現最為亮眼的台南市長賴清德，也在18日率團訪問香港，以城市交流為名，為民進黨兩岸路線探尋新的可能。

黨內兩岸互動動作最大、聚焦最多、爭議最高的，當屬謝長廷6月29日於香港舉辦的「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這場研討會由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基金會」主辦、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協辦，台灣方面有9位學者、官員與民進黨「立法委員」與會，大陸方面則有包括孫亞夫、余克禮在內共26名涉台官員與學者參加。

謝長廷的這場研討會，除了直接與北京對台智庫對話之外，會後也在深圳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公開會面。謝長廷在會上持續推銷他的「憲法各表」主張，還提出兩岸「共源同文」、「兩岸命運共同的感覺」等亮點，甚至公開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可算是近年來民進黨人士對大陸路線最大尺度的說法。

民進黨政治人物在第三地香港，與北京對台學者與官員直接對話，頗有1992年辜振甫代表台北、汪道涵代表北京在香港會談的味道，或許是未來民進黨與大陸進一步接觸可資借鏡的管道與方式。關於這場研討會的評價褒貶不一，大陸學者余克禮肯定會議「突破創新」，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謝長廷的兩岸觀「仍受對岸與民進黨內的質疑」，而親綠學者童振源則盛讚謝長廷路線將要「崛起」：「謝長廷路線有機會成為紅綠藍三方都可能接受的兩岸共識」。民進黨內的批判聲浪未曾停歇，游錫堃對謝的「共源同文」說法極為反彈，獨派大老姚嘉文則是強烈抨擊謝長廷背叛民進黨、呼籲「清黨」。

謝長廷此番與大陸新模式的接觸，是否能算是民進黨兩岸路線的大突破，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目前民進黨內部兩岸政策主張至少可分為三條路線：蘇貞昌的傳統保守派、蔡英文的經濟接觸派（有論者認為是穩健漸進派），以及謝長廷的積極交流派。謝長廷的路線不過是其中之一，必將經過更進一步的競逐與檢視，才能論斷誰是主流、誰能贏得黨內多數人的認可──當然，不要忘了還須經過美國這一關。

有可能走向「偏安獨台」

此處必須一提，無論未來是蘇、蔡、謝哪一條路線的勝利，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都會從光譜的極端台獨這一端，往中間靠攏一些。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之後，台獨的根基受到嚴重動搖，但台灣社會對與大陸來往仍多顧慮，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交相作用，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度上升，而「中國人」認同卻不斷跌降。此狀況說明台灣的輿論逐漸集中到「中華民國等同台灣」，掏空「中華民國」的中國內涵，藉此將「中華民國」做為拒絕中國的擋箭牌。從最近的島內局勢即可見一斑，國民黨提「中華民國」以迴避兩岸政治對話，而民進黨也開始較為頻繁的使用「中華民國」稱呼台灣，做為與大陸交流的最低停損點。

在兩岸新形勢之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再調整是必然的，內部各種的兩岸交流方案勢必會不斷出台。但幻想民進黨會拋棄「兩岸兩國」的基本立場、接受「一中」或任何形式的統一，都是過度天真樂觀；比較有可能的路徑，是從台獨往披著「中華民國」外衣的偏安獨台游移。不過，如同許多大陸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兩岸關係已進入深水區，即從量變到質變的緩慢過渡。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民進黨應該體認到，兩岸關係已經難以再逆轉，尤其是ECFA的簽署，以及未來兩岸互設辦事處之後，兩岸關係將會愈來愈緊密，民進黨想擺脫大陸也只會愈趨困難。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標題改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百家爭鳴」〉，內容亦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題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