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蕭武是博主通過微博所認識的大陸朋友，他和一些同志主持《經略》網刊，文章質量很高。蕭武最近在大陸《天涯》雜誌寫了一篇文章，敘述他如何從自由主義的思維中走出來，「從右到左」的過程。蕭武的轉折，其實在大陸很多年輕朋友身上都看得到（雖然自由主義派和崇洋派大有人在），卻也能看到歷經改革開放的大陸70後與80後，由於國家社會巨大轉變而對他們的思想所產生的變化。蕭武的這篇精神自傳〈從右到左〉（原題〈被逼左轉〉），非常值得一讀！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每個人的思想和政治立場的形成也不會沒有原因。
直到我開始接觸網絡之前，我一直都自認為是天生的右派，也不知道這個時代還有左派存在。由於中小學時期的政治教育，更由於家裡人反覆講述過的我們家的文革受難史，在我的記憶裡，左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東西，近似於洪水猛獸。而且，在我上大學的1990年代後期，自由主義的空氣籠罩著幾乎所有的大學校園。無論是在課堂上的老師，還是在圖書館看到的各種各樣的書，都散發著自由主義的氣味。這對我來說，當然是最容易接受的。所以，跟與我的年紀差不多大的人一樣，我們在大學裡最早知道的都是朱學勤、徐友漁、秦暉等這些號稱當代思想家的人，余傑也只是因為過於流行，幾乎人手一本，讓我覺得是暢銷書，才沒有讀過。然後再逐步延伸到顧准、伯林、哈耶克這些所謂的大師們。在這些讀物的熏陶下，不用說，我當然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
我大三那年，也就是2000年，學校周圍的網吧開始大幅度降價，從我大一時的每小時七塊錢，降到了每小時兩塊錢。這對我來說，就意味著上網不再是奢侈消費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開始經常性上網，參與網絡辯論。當時正是國企改革三年脫困的關鍵時期，國企被轉讓出賣、工人大面積下崗的消息天天都有。我記得當時有人估算的一個數字說，全國的下崗工人總數高達2億多人。但奇怪的是，媒體上從來沒有下崗工人自己的聲音，他們究竟怎樣看待國企改革、破產重組、工人下崗這些事情，有的只是國家頻繁地出台各種各樣扶持下崗工人創業、鼓勵企業招聘下崗工人再就業的政策，以及少數被作為典型進行宣傳的下崗工人創業成功的消息。所以，我最早與人爭辯的其實並不是國企是否應當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用秦暉的話說，就是要不要分家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要討論的是如何分家，如何才能公平地分家。因為我的這種傾向，很快就被一些自由主義者劃到左派裡去了。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十分可笑，秦暉怎麼可能是左派呢，但在當時，自由主義者們確實就是這樣處理不同意見的。
稀里糊塗地被劃到了左派陣營，我自己也感覺很鬱悶，我明明視左派為洪水猛獸，我連馬恩列斯毛都沒讀過，更不用說在「反右」、「餓死三千萬」、「文革」之類問題上持不同意見了。但既然被劃到了左派，就得知道左派到底說了點什麼，這才回過頭去找了一些1997到1998年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相關資料來看看。
在這之前，我先後囫圇吞棗式的讀過一些康德、黑格爾和哈貝馬斯之類，所以有一些在我自己看來十分符合自由主義要求的基本理念，比如論戰不能上升到人身攻擊，學術觀點爭鳴不能上升到政治指控，辯論的時候要對人不對事，諸如此類。所以，我在看了當時能找到的幾乎所有涉及那場爭論的相關文獻，尤其是 許紀霖先生的分析總結，我驚奇地發現，我居然還真的是左派，因為我更傾向於同意新左派的觀點，而不是自由主義一方的觀點。也就是說，雖然當時我也認為中國出現的一些問題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但光靠批判前三十年的歷史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控訴文革更不能解決問題，許多問題是在改革的過程中產生的，所以不能用不爭論的態度去迴避關於改革的方向、方案、路徑的討論。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二十週年，官方和民間都舉辦了不少紀念活動，以推動改革。但相關的討論再次被設置為改革與反對改革，那些掌握媒體話語權的人在不同的場合反覆強調，反對他們給出的改革方案，就是反對改革。實際上，從來沒有人反對改革，也從來沒有人爭論過是否需要改革，問題只在於改革的方向、方案和路徑。
尤其糟糕的是，就在我正在搖擺不定的時候，發生了讀書獎事件。如果說上一次討論還是圍繞著觀點展開討論，即使已經出現了政治攻擊，但也大體上還是在觀點的層面上，而讀書獎事件則完全是對人不對事了。正如當時有人指出的，如果那次獲獎的不是汪暉，而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就絕不會有人提出所謂的程序和規則問題。雖然之前我已經知道自由主義者們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即經濟學不講道德之類，但如此突破底線的針對個人發起的攻擊仍然讓我感到巨大的失望。這之後我再沒有以自由主義者自居過。
畢業後，我到了杭州。先是在一個事業單位工作了半年，2003年元旦前就離開了那家單位，到了一個雜誌社。那家短命的雜誌只存在了三期就倒閉了，隨後進入了杭州一家報社。那段時間，我和杭州的一個自由主義者小圈子過從甚密，但幾乎每次見面都難以避免地要辯論。那時候剛好汪丁丁開始在浙江大學工作，他們經常在楓林晚書店搞講座，還在南山路的酒吧裡搞過網友聚會，也跟著他們見過不少所謂的知名人士。既有學者，也有所謂的民間思想者。那是我在現實中與自由主義者接觸最頻繁的一段時間。可以說，拋開思想和政治觀點，其實他們跟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有好人，也有不那麼好的人，有人大方，有人小氣，有人包容，有人排外，這些並不出乎我的意料。但遺憾的是，因為我在這個圈子裡是唯一的「他者」，所以在見面時經常會出現我要一個人應付一堆人的辯論的情況。當然，人非聖賢，都會有七情六慾，有時我也覺得很難接受。不過現在想來，正如長城既是中原漢族區域與少數民族的隔離牆，長城附近也是漢族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交流的區域，那段時間的激烈辯論也讓我在網絡辯論之外更清楚地理解了他們的想法。
正是在那段時間，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先後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我們經常就此進行辯論。他們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不足為奇，在微博上，已經成了公知們的順口溜，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第一次接觸。比如他們認為，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樣的獨裁政權，因為沒有經過民主選舉，根本不具有合法性，無論西方國家以什麼理由發動戰爭，戰爭都是正義的，因為美國是為了在那裡建立一個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的民選政府，只要有了民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至於在戰火中傷亡的無辜老百姓，他們認為，首先應當歸罪於獨裁政權，而不能怪西方國家發動戰爭；其次，面對獨裁政權，這些老百姓沒有起而反抗，他們本身就是獨裁政權的共謀，所以他們並不無辜。
也就是在那時候，「愛國賊」和「道德專制」的說法也逐漸開始流行了起來。幾乎是出於最樸素的作為中國人的基本感情，也許是因為從小讀過一些忠臣義士的古典小說和歷史典籍，我對國家、民族始終是懷有感情的。但在他們看來，只有美國才是真正唯一有資格領導全世界的，當然也包括中國，因為美國是民主的。聯合國也不具有這個權力，因為聯合國是以國家為單位投票的，而聯合國許多成員國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國家。我說美國政府雖然是選舉出來的，但只有美國人參加選舉，當然只能代表美國的利益，他們則認為，雖然這是事實，但因為美國的價值觀，他們相信美國的多數人的意志也可以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他們認為，美國人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組成的，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我反駁說，雖然如此，但美國選舉是被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操縱的，並不是他們想的那樣，他們則認為我被中學教育洗腦了。
他們中間有個人因為做外貿生意，去過南亞一些國家，所以那時候我就聽他們講過類似「印度乞丐笑眯眯」這樣的故事。在他們看來，自由是最高價值，在民主社會裡哪怕是做一個乞丐，也享有自由，這要比獨裁專制國家之下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強得多。我說，我就是農民，但我還是希望能有塊地種，不想當乞丐。他們說，我不算農民，也不能代表農民，因為我是左派。但在我碰見過的所有農民中間，我還沒碰到過寧願放棄土地去國外當乞丐的人。到今天，雖然中國仍然沒有建立起西方式的選舉民主制度，但是卻在逐步恢復和重建農民的教育和醫療、養老保障體系，我想這無論如何也比印度那些住在街邊的簡易帳篷裡的失地農民強得多吧，更何況中國早已沒有了種姓制度，平等觀念也已深入人心。但我偶爾在網上看到他們的言論，仍然堅持十年前的觀點。
那時候各地開始試探性地進行基層民主選舉，他們都認為這是很大的進步。很快，媒體上就曝出了一些地方的選舉中出現了賄選，我認為這是破壞了規則，但他們堅持認為，這也是進步。如果選舉沒有意義，就不會有人去賄選，現在有人賄選，願意用錢去買選票，就說明選票已經有了自身的價值了。他們認為，民主同樣是需要在現實中演進和發展的，只要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民主選舉能夠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就會形成規則，逐步消滅這些現象。當時我雖然無法反駁，但仍然覺得這個理由不能說服我。在過去的十年裡，基層民主已經基本普及，但就現實情況看，導致的問題已經遠遠超過它所帶來的進步。比如東南部一些區域的農村選舉中宗族矛盾激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黑社會操縱選舉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反分地悲劇」，由於基層民主權利的擴大和對少數人的暴政的過分強調，導致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因為個別人家反對，關係全村公共利益的一些事情無法進行，如修路、修水渠、平整土地等，實際上成了個別家庭一票否決全村的集體利益的現實。
2004年前後，各地的下崗工人抗議活動雖然在公開媒體上得不到任何反映，但由於網絡的普及，實際上已經此起彼伏風起雲湧了。也正是在那時候，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高速增長期，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從而導致了山西、河南等地的小煤窯遍地開花，與此同時，則是不斷傳來的各種礦難的消息。在這之前，雖然我已傾向於左翼，但更多地還是從觀唸到觀念的思考，而這些撲面而來的活生生的現實則讓我無法迴避地意識到，發展和增長的代價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億萬打工青年的青春和礦工的生命、下崗工人勞動權利的喪失。當新生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已漸成雛形的時候，這些人卻失去了發出聲音的權利和機會。
而且，當時我在杭州的住所是鬧市區的簡易房，旁邊的鄰居都是從外地到杭州來打工的農民，有兩家人賣魚，一家人在隔壁的醫院收廢紙箱。夏天特別熱的時候，我們一起坐在院子裡，一邊乘涼，一邊聊天。當時給我感觸最深的是，從江蘇來的老黃曾經是他們村的生產隊長，經歷了文革，但他卻一直稱呼毛澤東為「毛主席」。每次聊天，他似乎都十分懷念那個許多文人墨客筆下的悲慘歲月的時代。所以，2004年我開始認真地閱讀《馬恩選集》、《毛澤東選集》等等已經在過去20年裡被打入另冊的經典。之後，我又斷斷續續地在網上找了一些相關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逐步重新認識前三十年的歷史，乃至整個中國革命，也和一些文革的親歷者交流，打破了之前作為禁忌的文革，開始有了更立體也更複雜的認識。通過這些，我大體理解了工人、農民和普通老百姓記憶中毛時代和文革，當然也就認識到了文人墨客筆下的那些「傷痕文學」和傷痕記憶的虛偽和矯情。沉默者的聲音、無權者的權利、卑微者的意義之類的想法在我自己頭腦裡也逐漸清晰了起來。
所以，2004年我出現了一個似乎很急驟的轉變。之前我也胡亂讀書，經常寫些做有思想狀的文字，甚至模仿著文人墨客的筆調。坦白地講，讀完毛選，讓我一下感到自己之前寫的那些文字矯情、乏味、無病呻吟，這才學會了「講人話」，不用術語和那些翻譯過來的概念來講自己對人情世故的觀察。這之後，自由主義者朋友們也就和我分道揚鑣了，交往日漸稀少。那段時間的轉變，在別人眼裡也許是離經叛道、匪夷所思，但在我而言，卻是一次從心智到文風的轉變，少了文人的幽怨和做作，多了直抒胸臆的直接和健康。
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基本上淡出了當時如日中天的BBS，如關天茶舍，不再參與網絡辯論。因為我越來越發現，網絡辯論是不可能說服別人的，別人也不能說服我，而且基本上是重複的，總是在翻來覆去地討論那些基本的問題，而這些於世於時都沒什麼建設性，只不過是怨言而已。唯一有價值的是，通過這些辯論，讓許多觀點相近的人從陌生走向熟悉，成為朋友，我就是在那時知道了許多與我想法接近的朋友。但網絡辯論糟糕的地方是，把許多原本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清晰的人也捲入了這種被逼著站隊的辯論中去，而且經常誤傷一些無辜的人，從而使他們變成清晰的左派或右派。對於他們而言，上網本是娛樂、休閒，最終卻改變了他們對世界、對社會和對生活的態度。有些性格極端的人甚至因為辯論而與原來現實中的朋友斷絕來往，更發展到人身攻擊。前面提到的那些我在杭州時的自由主義者朋友中，後來就有幾個人對我非常不友好，不僅斷絕來往，而且持續地進行人身攻擊。
後來我發現，從右到左，這樣的轉變不僅發生在我身上，也是很多年紀和我差不多的朋友的共同經歷。我們都在自由主義的熏陶中渡過了大學時期，進入社會或繼續在學校深造時，才逐步認識到現實的複雜性和中國的獨特性，尤其是近一個世紀的革命留給中國的獨特遺產，平等已經成為這個民族最深層的基因。而且，作為革命的遺產的一部分，中國最大多數人雖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無權的狀態，但我們深信，他們中間蘊藏著最巨大的力量，這是足以改變歷史、改變世界的力量。
（本文原載《天涯》雜誌，2012年第5期；轉載自蕭武個人博客「燻煙字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