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加入中國作協感言

　　在中國作家協會首次發展台灣作家入會之際，我很高興並很榮幸地成為正式會員。

　　幼時，我不十分明白，但為使大伯高興而背誦得很熟的，由往上八代先人口中，代代相傳的神奇地址：「大清國，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石盤頭，樓仔厝……」

　　後來，在初中時，我從父親書房的隱蔽處發現了魯迅的《吶喊》。這本有暗紅色封皮的小說集，便伴隨我度過青少年的時光，我開始對文學產生了極大的 興趣，我竟似懂非懂地讀起舊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岡察洛夫……一直到托爾斯泰，卻不期因而對《吶喊》中的故事有較深切的吟味。接著大學時，我更將省 吃儉用的錢拿去舊書攤買魯迅、巴金、老舍、茅盾的書，耽讀竟日終夜。從魯迅的作品中讀到他對中國深切的關懷和熱愛，讓我從小就認定中國是自己的祖國。這 時，我就更能理解幾輩父祖代代以口相傳神奇地址的不忘祖國的愛國之心。這本《吶喊》更成為了我思想的啟蒙。

　　1959年因朋友尉天驄為他主編的文學同人刊物拉稿。然而不曾做過小說的我，把當時大二英語作文寫的故事，加以改寫擴充，付郵寄去。不久短篇 《麵攤》竟而神奇地印成鉛字，刊載《筆匯》上。這是我作為文學青年的第一篇投稿文章。我接著又做了數篇小說。感謝這偶然的機緣，在當時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 羅地網中，思想、知識和情感上激進的我，感受到因創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

　　我為自己是生於台灣的一個中國人而驕傲。1992年與趙遐秋先生、曾慶瑞先生結識後，經由他們的介紹與中國作家協會也開始交流往來，自許是中國作家隊伍中的一員而謙虛地、勤勞地、用功地在台灣的文學土地上殷切地以綿薄之力筆耕著。

　　在此我也要感謝陳建功及趙遐秋等諸位先生的推薦。

　　相信以後能有更多的台灣作家的加入，以促進兩岸文學更多的交流。

（2010年7月7日，中國作家網）

石佳音：有爭議，就可以無是非？

文 / 石佳音（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今年大學指考歷史科單選第六題引用日本文部省審查歷史教科書的意見，認為「『侵略』是含有負面道德暗示的字眼，用於下一代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來描寫自己國家的行動，是不妥的，應該改用『軍事前進』之類的文字」，然後問考生：「對於日本官方這種做法，我們應如何理解較為恰當？」該題正確答案是「(A)對於發動戰爭一事，日本政府並未能確切深入檢討與反省」。但是，7月4日電視新聞採訪某位女老師的意見則稱：此題有爭議，因日本會認為「(C)歷史教科書的文字，應該屬於事實敘述，避免道德評價」才對。另據同日《聯合報》報導，全教會亦批評此題「偏重民族主義意識」。這類批評，令人訝異。

首先，避開「道德評價」、純屬「事實敘述」的「客觀」歷史敘事是不可能的。美國歷史學家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曾說：所謂「客觀的歷史」（objective history），不過是「沒有目的或對象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an object）。歷史學是人文學科之一，基於人文關懷，本來就不能避免價值判斷，豈能僅因「有爭議」便放棄判斷是非？否則，若推而廣之，難道台灣社會上所有「有爭議」的議題都只能各是其是、黨同伐異，而最終淪為「以強權為公理」？我們要以此種價值相對主義（實為價值虛無主義）來教育學生嗎？

再者，國際法學界為了制止以武力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的惡行，向來重視「侵略」一詞的定義。聯合國大會更於1974年12月14日以3314（XXIX）號決議正式通過「侵略定義」，其中明確規定：「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第一條前段），而且「不得以任何性質的理由，…為侵略行為作辯護」、「侵略戰爭是破壞國際和平的罪行。侵略行為引以國際責任」（第五條第一、二項）。日本當年以「軍事前進」而侵犯中國（和其他周邊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當然構成國際法上的「侵略」。將日本惡行稱為「侵略」，正是適用國際法公認的定義之「客觀」結論。反之，日本迴避使用「侵略」一詞，才是不肯「客觀」面對國際法上之侵略定義，試圖規避侵略責任的無恥作為。因此，用「侵略」一詞形容二十世紀的中日戰爭，不論在史實上還是在國際法的定義上都是完全正確的。那麼，做為日本對外侵略的受害者，為什麼我們出題目測試我們自己的學生對於日本對外侵略史的認識，卻要考慮到日本人會提出異議？這是飽受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斯德哥爾摩情結」作祟嗎？這樣假裝客觀而不問是非的老師會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至於全教會，其全名是「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並不是「日本國全國教師會」，那麼大學指考從「中華民國」立場出發命題有什麼不對？偏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有何不對？難道全教會認為日本基於其「日本民族主義意識」而修改其教科書反而是對的？面對日本不斷掩飾、變造其侵略歷史，全教會不加撻伐，反而認為我們的大學指考命題不該觸及這些有關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什麼心態？我不相信全國所有教師都如此反對「偏重民族主義意識」，但這種人恐怕已經佔相當多數。而這些刻意規避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實際上往往是要偷渡另一種「民族主義意識」）的老師又會教出些什麼樣的學生？

近年來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公然以說謊硬拗為天下倡，學者、名嘴們更以「多元並存」包裝其「價值相對主義」，許多為人師者順流而下，也不再注重是非對錯的教育，假裝「客觀」、迴避大是大非議題。結果，整個社會幾乎所有公共議題都淪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憲法、法律徒供政客玩弄，歷史大案真相任人揉捏，政治弊案再大、再污穢也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不再有人介意真假、對錯、是非、善惡。

顧炎武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而「仁義充塞，而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換言之，「亡天下」就是「道德淪喪、是非倒錯」，其害遠甚於「亡國」。我在我所任教的班級中談到「政治是公共事務，必須講求公是公非，因此政治系的教育就不能不講道德」，竟然有大一的學生當場公然回應：「我就是沒有道德」，事後還在其部落格中宣稱他「不知何謂真正的正義、什麼是真正的道德，每當有人在我面前高談這些時我都會感到噁心」。這樣的學生，就是現在的中小學教育（加上社會風氣污染）的產物。面對這樣的相對主義「信徒」，我做為老師，從內心深處感到沈痛和無力。

這次大學指考歷史試題的爭議，不僅是學術或教育問題，我們也應想一想顧炎武「亡天下」的警告。

（《統訊》2010年7月號）

林光輝：七七抗戰，浩氣長流──也談台胞抗日五十年

林光輝（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

今天在《浩氣長流》畫展揭幕式，光輝忝以主辦單位之一的「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身份講話，備感榮幸。

八年抗戰是我國，甚至是人類史上最偉大、最悲壯的反侵略戰 爭，更是決定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聖戰。重慶學者王康先生有感於此，而號召了五十餘名大陸畫家，歷時五年， 耗資300多萬人民幣，共同創作了這一巨型長卷史詩國畫， 全長840公尺，畫高2公尺，面積18,558平方公尺，人物近千名，其中還有四十餘名台灣抗日英烈。大陸畫 家沒有遺忘我們台灣抗日英烈，尤使我台灣抗日志士後人，深深 感念在心。

祖國抗戰八年而光復台灣，我台胞更是自馬關割台，抗日五 十年，才得以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而回歸祖國。

根據學者的研究，五十年台胞抗日運動可分為武裝抗日、非武裝抗日和潛行運動三個階段和時期。並且，與祖國革命密切相關，而從未缺席。

馬關割台，台民義不臣倭，而有「台灣民主國」，失敗後， 又有義勇軍蜂起的武裝抗日，直至1915年「噍吧哖事件」 止，共犧牲達65萬人。1920年，《台灣青年》創刊，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由啟蒙運動，而以文化、 社會運動的形式與日本殖民統治相抗，直至1936年， 「七七事變」前一年止。「七七事變」後，日人對台民彈壓 更甚，而展開了「潛行運動」，一方面潛赴祖國戰場參加抗日； 一方面，潛伏於島內蓄積實力伺機而動。

在馬關割台和武裝抗日時期，在祖國大陸有上書反對割台的 台 籍五進士外，還有率各省進京趕考的千餘名舉人《公車上書》， 要求「誅奸相，絕和議」的康有為。在島內，有協防「台 灣民主國」的劉永福「黑旗軍」，和「誓與台灣共存亡」的「新 楚軍」楊載雲，「徽軍」劉德杓，壯烈犧牲。

在非武裝抗日時期，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 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其指導思想來自梁啟超；領導「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信仰的是孫中山三民主義；領導台灣農民運動的台灣共產黨，則是在中共指導下成立的。

參加祖國抗戰的台胞有謝東閔、黃朝琴、連震東、宋斐如、 李友邦、丘念台等。潛赴祖國戰場的有李萬居、謝南光、陳其昌、蕭道應、鍾浩東、李南鋒、蔣碧玉、林憲、吳思漢等， 還有潛赴冀魯察根據地參加中共抗日的台胞，共計五萬人之多。

馬關割台後，或有台胞感於「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 命成功」。1894年，「興中會」成立；1897年，陳少白即來台成立「台灣興中會」，有楊心如、吳文秀等人。1905 年，孫中山整合各革命團體成立「同盟會」；1910 年，王兆培在台祕密成立「台灣同盟會」，有蔣渭水、杜聰明、 賴和、廖進平等76人。

1911年，參加「三二九之役」的台胞有羅福星、許贊元 。 「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年，羅福星還參加了中華民國開國大典。更有台胞參加討袁、北伐而犧牲。1928年， 有參加張學良情報部的台胞蔡智堪，竊取《田中奏摺》， 而使日本侵華陰謀大白於世。中共革命，也有台胞蔡孝乾，翁澤生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

以我霧峰林家而言，先曾祖父抗法名將「棟軍」統領林朝棟 將 軍，馬關割台後，參與民主國，雖奉旨被迫內渡，但仍資助 「新楚軍」繼續抗日。林朝棟鬱鬱而終於上海。先祖父林祖密，又潛返台灣，變賣家產，資助羅福星、張火爐、賴來和余清芳繼續抗日。「噍吧哖事件」後，事不可為，才潛返祖國，追隨孫中山，資助討袁北伐，任閩南軍司令，而於1925年8月，遭軍閥張毅慘殺，為國民革命犧牲。

曾叔祖林獻堂，則在叔祖林幼春的引導下接受梁啟超思想， 並在梁啟超的指導下，1918年，在日本發起留日台灣學生成立「啟發會」、「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1921年又 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歷時14年，至1934年止。 1946年，又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晉見蔣介石委員長，及前往西安謁黃帝陵。

抗戰期間，二伯父林正亨參加遠征軍，在緬甸之役，身中十 九刀，而終身傷殘。姑母林雙盼，則因葉劍英而投入中共的抗戰行列。

從馬關割台以來，直到「七七事變」，獨力抗爭的台灣抗日 運動才與祖國抗戰相結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祖國抗戰才得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相結合。

曾叔祖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大陸，發表談話說 ： 「應知台胞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事？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時國共內戰又起，所以，還說：「六百五十萬台胞，不但在敵人治下無時或忘祖國，對於祖國數十年來的內憂外患尤極關切。」亦語重心長也。

今天，在七七抗戰紀念日，有前國民黨主席連戰題詞的大陸 畫家鉅作《浩氣長流》來台展覽，沒有馬英九總統的兩岸和解政策也是不可能的。於林家，於台灣，於中國，光輝心裡不能沒有所感。願我兩岸同胞在《浩氣長流》的感動下，能團結合作。也願我民族復興早日實現，永遠不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永遠不再國土割裂、妻離子散。

謝謝大家。

從入戲的觀眾到捲起袖管的導演──評Benedict Anderson對台灣的「期待」

在1983年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出版之後，這本書已經迅速成為民族主義研究的「名著」。中文譯本在1999年出版之後，台灣研究所的民族主義課程以這本書為教材，高中的人文資優班也把這本書列為指定讀本。知識界從上到下在討論民族主義時，都將這本書奉為圭臬，也將Anderson視為民族主義的大師。

Anderson本人曾數次來台訪問，今年時報公司出版了新版《想像的共同體》，配合新書宣傳，Anderson在5月來台演講數場。尤其是5月10日在台大的演講，許多聽眾無法擠進講廳而引發抱怨，最後主辦單位以道歉並公布演講全文收場。

「想像共同體」的想像

Anderson因為自身在東南亞國家的親身體驗，以及他的語言天分與博學多聞，其使用文化詮釋、人類學、歷史學、社會科學等的比較研究，使他的理論在民族主義研究界成為主流。愛爾蘭裔的Anderson在英國求學時，曾出手相救被英國學生所欺負的印度學生，自己卻也慘遭英國學生的暴行。因為這個經驗，使Anderson不同於一般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民族主義的負面態度，而對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流露同情之感。《想像的共同體》中文譯者吳叡人因此稱Anderson是「入戲的觀眾」。

台灣的獨立論者或分離主義支持者，無論其主張民族建構或是國家建構，Anderson的理論一直是他們的根據。世界各地不同的政治主張者，以《想像的共同體》作為理論根據，Anderson本人相當明白，他說「《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再是我的書了。」Anderson或因此感到憤怒、不悅、不解，但他卻也明白地介入、干預了「台灣民族」的形成。Anderson在台灣幾次的演講，或在書中的說法（見新版中文譯本的附錄），事實上也在鼓吹兩岸的分斷，將中國民族主義形塑為對台灣的霸權與壓制。

打造新民族的誘惑

Anderson為什麼要參與並鼓勵「台灣民族」的想像？因為書中的案例都是過去，只有台灣分離主義者所打造的「台灣民族」正在成形。這種「身歷其境」對Anderson有無比的誘惑，Anderson想透過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來印證其理論的「普世性」。

Anderson也害怕台灣民族主義無法啟動，乾脆從入戲的觀眾搖身一變成為導演。2000年在台灣的演講，Anderson用了爭議性的例子來「證明」中國人（按：指大陸學生）已經不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其次，Anderson把台灣歸類為他理論中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他鼓勵台灣民眾不要擔心台灣民族主義會夭折，因為在他的經驗中，移民社會一旦啟動對母國的抗拒，將不可能走上回頭路。在某個意義上，Anderson「陪同」台灣人來抗拒中國民族主義。

西方人的東方主義

Anderson對自己的理論有無比的信心，認為他從美洲、歐洲的經驗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對亞洲國家民族主義形成的解釋一體適用。看來標榜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迷思的Anderson，還是不自覺地走上同樣的道路。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就能打破Anderson自認的理論適用性。歐陸的歷史是民族的不斷分殊（配合主權國家的興起而形成民族國家），但中國的歷史是民族的不斷融合。Anderson理論中民族對血統的想像也不能套用於中國，因為中國歷史強調文化與教化，血統的想像從來不是中國關心的對象。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割據與壓榨，但Anderson對此視而不見，只同情與鼓勵台灣民族主義，其背後當然存有目的與偏見。Anderson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對台灣的霸權宰制，因此主張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拒。但Anderson不見台灣對大陸的焦慮是內部政客的挑動，並非中國民族主義有實質的威脅。再者，Anderson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強調擴張的不正常發展（見今年5月演講）。但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1919年五四運動，再到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民族主義是中國人尋求內部團結的工具，絕非對外征服的武器。

「福爾摩沙」的醜陋

Anderson自己也坦言不熟悉台灣歷史，他卻把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反抗解釋為追求自我統治與民族運動。明白日據台灣史的人都知道，台灣人所追求的「自治」應是「自我治理」，而非「自我統治」。而日據時期的民族運動，套用葉榮鐘的話是「對祖國眷念的心情」（因此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應解讀為「台灣的民族運動史」，而非「台灣民族的運動史」）。光復之後林獻堂在黃帝陵前以民族主義來說明台灣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當然是中華民族主義，而不是台灣民族主義。

Anderson要台灣人打擊帝國，他影射的當然是中國大陸。但實際對台灣宰制的「帝國」是美國與日本，不是中國大陸。Anderson說「福爾摩沙」是美好的名字，但他不知道，葡萄牙人的這一聲感嘆，卻也是台灣捲入帝國主義爭霸的開始。

導演Anderson要把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與形成導成一齣「本土劇」，但我們不希望最後變成了「鬧劇」或「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