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台灣白衫軍運動興起的背後


「洪仲丘案」引發事件

今年夏天台灣的街頭,如同78月豔陽般沸騰,反對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聲援苗栗大埔強拆戶;還有連續兩場由「公民1985聯盟」發起,聲援「洪仲丘案」的「白衫軍運動」。

洪仲丘,台灣陸軍義務役下士,在7月退伍前夕,傳出送禁閉遭凌虐致死。按台灣軍隊不成文的慣例,即將退役的士官兵被稱為「老鳥」,一般都能平安度過役期最後的日子而順利退伍。洪仲丘的死亡,有違社會普遍對軍旅生涯的理解。加上事發之後,台灣最大BBS站台PTT的「軍旅板」(Militarylife),有網友不定期的深度爆料與專業分析,還有台灣新聞政論節目與名嘴的推波助瀾,點燃台灣社會對此案的同仇敵愾。

根據台灣「國防部」資料,2000年至2012年間,13年的時間共有2,088名現役軍人死亡,其中只有5人(0.2%)「作戰死亡」,332人(16%)「自殺死亡」,755人(36%)「因公死亡」,「營外意外死亡」則為750人(35.8%),佔全體死亡率第二位。

事實上,台灣士官兵在軍中「離奇」死亡早就不是新鮮事。洪仲丘案喚起了台灣退役男性對這類事件的記憶,以及他們在軍中所受到不平對待的積怨,這是多數人上街聲援洪案、向「國防部」抗議的最大動力。

洪案發生之後,網路上出現由網友自發的「公民1985聯盟」,引領輿論風向。台灣軍方設有「1985」專線,提供現役軍人申訴管道。眾所周知,這個申訴管道並不暢通,就算是匿名申訴也可能在事後遭受長官報復。洪案凸顯軍方「1985」專線的閉塞,「公民1985聯盟」藉此名稱諷刺「國防部」與「國軍」內部機制的荒謬。

由「國軍」訴求轉向「公民運動」

「公民1985聯盟」成立之初,矛頭主要對準「國防部」與「國軍」,目標是追求洪案的真相,並主張軍方進行體制改革。該聯盟首先選定720日上午在「國防部」前舉行「公民教召」、「還仲丘公道」,主辦單位稱參加人數超過3萬人。現場參與的群眾,主要是已經退役的義務役士官兵,表達服役期間所受不平待遇的積怨;其次則是尚未服役,或是即將服役的男性,以及他們的家人或女友,當兵的恐懼、深怕步上洪仲丘後塵,促使他們參與聲援。總的來看,參與這場活動的群眾自發性較高,抱持著各自對「國軍」的不同想像而走上街頭。主辦單位對於大型群眾活動較為生疏,現場看來較為混亂,但聲音多元、訴求也紛雜,甚至有「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出現。

隨著洪案繼續發酵,「公民1985聯盟」決定在洪仲丘告別式的前一天(83日)舉行更大規模的「萬人送仲丘」活動。此間網路宣傳不斷,許多名人紛紛出面力挺。例如作家九把刀自始至終都支持該聯盟的活動,稱要「讓『鍵盤正義』變成實質的力量」。這場在凱達格蘭大道前舉行,主辦單位宣稱有25萬人參與的集會,舞台、音響、燈光等設備一應俱全,規模氣勢並不輸給政黨造勢場合。主辦單位也一改前場活動的生疏羞澀,熟練地掌控現場的氣氛,高潮迭起。

兩場活動相較,可以明顯察覺到主辦單位的訴求已有所改變。前一場聚焦在洪案本身與軍方的改革,後一場則將層次上綱到「公民」,將活動定性為「公民運動」。簡言之,「公民1985聯盟」所側重的面向,已經從原先的「1985」轉向了「公民」,前後兩場活動應該視為性質不盡相同的兩個階段。

主辦單位沒有使用「人民」或「國民」,而是不斷強調「公民」的概念,訴諸公民的力量。例如83日凱道集會的尾聲,主辦單位在演說中稱:「現在,我們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聰明的公民,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勇敢的公民……我們要讓我們的統治者知道,你們很顢頇、你們很無恥,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日後如果還有更多不公不義,絕對會有更多的超級英雄,跟我們一起站出來!」主辦單位屢屢提醒群眾「公民」的責任是要監督政府、對抗統治者,甚至將這場活動與其他運動綁在一起:「大埔拆屋事件,大家覺得那件事情有正義嗎?那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了?……大家看看服貿協議,有正義嗎?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

83日晚上在凱道前的25萬人(警方估計為11萬人),是個不容小覷的數字。39日的「廢核大遊行」,全台灣參與的群眾加起來大約超過10萬人。25萬人的規模僅次於2006年「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紅衫軍),那年915日晚上的「螢光圍城」活動,約有100萬人(警方估計為36萬人)滿布在「總統府」周遭的道路,高喊「阿扁下台」。

紅衫軍運動事後被學者評價為「自主公民進場」,是台灣「公民運動的新頁」。或許紅衫軍運動仍難以撕去藍綠統獨的政治標籤,近年已逐漸受人淡忘,今年的白衫軍運動則躍身成為社會研究者的新寵兒。或因其沒有政黨色彩、或因其動員方式、參與「公民」人數,又或因集會後沒有留下垃圾等各種理由,白衫軍被讚譽為台灣「社會運動2.0」、「台灣之春」、「台版茉莉花革命」,主辦單位則自我肯定為「公民社會的勝利」。

「鄉民」變「公民」耐人尋味

是什麼力量讓「鄉民」搖身一變成為「公民」,放下鍵盤、離開房間而走上街頭集結成25萬人的規模?某些評論者認為,馬英九政府施政成績不佳,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度已達臨界點,洪案就是引爆民怨的關鍵,人民對洪案的關注與聲援,象徵對馬政府的怒吼。但不能否認的是,就算自發程度再高的活動或運動,都必須有一群人出來領導,這點是可以在歷史之中得到驗證的。以白衫軍運動來說,「公民1985聯盟」便是扮演民意輿論引導者、動員者的角色。

「公民1985聯盟」出現之後的發展軌跡,尤其是與台灣媒體的互動,看起來與常態不太相符。首先,台灣媒體一向較為信任資深或是專業度較高的民間團體,但是「公民1985聯盟」在草創階段,便已得到媒體的信任。電視媒體挪出時段、平面媒體騰出版面,供該聯盟表達理念與訴求,媒體反而變成了該聯盟的宣傳動員機器。其次,按台灣媒體的慣例,應該會去大挖已被英雄化的聯盟成員的背景,連洪仲丘的姊姊洪慈庸都有電視台推出個人專題報導,但目前還沒有媒體將該聯盟成員的背景故事拿出來大作文章。平常特別愛掀他人隱私的台灣媒體,這次卻出奇的保護個人隱私。

關於「公民1985聯盟」的資訊,現在只能從媒體報導中的蛛絲馬跡去拼湊面貌。《中國時報》報導:「聯盟成員每個人低調到不行,但一到聲援活動上,成員們彷彿『超人變身』一樣,慷慨激昂站在舞台上,聲嘶力竭。」「聯盟原只有39名成員,大家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老師、律師、平面設計師、咖啡店老闆、服飾店店員。但隨著洪案持續延燒,許多網友自主性加入,團隊不斷壯大,成員60幾人、平均年齡30歲。」「聯盟成員有人曾當過國會助理,立刻發揮過去組織動員的能力,也有人有設計專業,架設臉書網頁,經營得有聲有色。也有人把設計專才,運用在設計活動貼紙上」。《聯合晚報》報導:「他們多在晚上10點後,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開會討論,每次開會進行23小時,並區分為媒體組、文宣組、活動組和糾察隊,由各組組長先匯聚組員意見,在開會時提出討論。純然就是以網路方式,發起一場網路社會運動」。

聯盟成員則如此描述他們自己:「所有幹部受訪都不會公開真實姓名,不是因為害怕被秋後算帳,而是要凸顯我們身為一個公民的隱匿性,我們就是公民社會的縮影,公民才是國家的主人!」「能號召25萬人走上街頭,真的是公民力量。」「公民,就是看到這個國家受到危害時,立刻挺身出來捍衛它。做完了,就再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去,這不是很帥嗎!」「公民」成為聯盟成員的代名詞,聯盟一切的運作與細節也都巧妙地被以「公民社會」取而代之。

近代在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公民社會」被解釋為介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空間。「公民」為防止與國家、市場之間出現資訊不對稱,特別強調公開與透明性。「公民1985聯盟」成員表示要凸顯「公民隱匿性」,可還真是顛覆一般對「公民」的認知與理解。

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白衫軍運動原先是針對早已腐敗、扭曲且難以撼動的台灣「國軍」,相關變革性的訴求,稱得上是具有某個程度的進步意義。但何以運動在720日之後迅速地往「公民運動」轉向,就是個耐人尋味、值得深究的問題。「公民」講究的是守法、守秩序等價值,追求的只是體制內的修正,而且公民社會的說法抹去了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如同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所批評的:「公民社會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美國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便大力推廣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宣稱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的前提。20世紀末期的顏色革命是一例,21世紀的茉莉花革命又是一例。美國在各地各階層培植親美勢力,朝野雙方都是美國的代理人,兩股力量相互制衡,確保美國的策令得以貫徹。

這次台灣的白衫軍運動雖稱不上革命,但絕對是推動「和中」政策、又即將進入跛腳期的馬政府的警訊。白衫軍的集會型態、「公民1985聯盟」的組織運作,以及透過社群網站的動員模式,都與兩年前北非與中東地區茉莉花革命極為類似。洪案發生之後,7天內2位「國防部長」下台,愈來愈多證據說明洪案背後涉及的是台灣軍方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又發布報告稱「台灣軍隊正在空洞化」。看來視白衫軍運動為自發組織的說法還有待商榷,似乎有股超越藍綠的力量正主導著台灣的公民社會邁向「成熟」。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9月號,原題〈白衫軍運動:公民社會的勝利?〉;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2013年9月12日 星期四

歷史教科書的未竟之業


近來歷史教科書爭議再起,聚焦在「日據」與「日治」孰是孰非。馬政府雖要求公文書一律統稱「日據」,但教科書改採「日據」與「日治」並陳,此作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官方、書商與社會多數人對相關問題不痛不癢,下一代只能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9月新學年開學在即,三家新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送審,卻因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自從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聯手打造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再加上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去中國化」,歷史教科書的爭議不斷。此次三家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因「用詞不當」而無法通過審查,爭議再起,捲起千堆雪。

審查委員會禁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引起社會上頗大的反彈,包含台灣抗日志士後代、文史學者專家等各領域人士,投書媒體加以批評。面對批評的聲浪,馬政府以兩個方式企圖平息爭議:一是行政院宣布,站在「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由閣揆函令所屬機關,此後公文書必須統一使用「日據」;其二是教育部表示,「基於課綱的規範,及教科書開放民間編寫的立法意旨,在學術討論範疇中,尊重編者依歷史事實所為的詮釋,以保障憲法所定表達意見自由」,以「小辭典」的方式,「日據」與「日治」兩詞並陳於歷史教科書之中,不加以硬性規定。最新的消息是,「史記」版高一歷史課本,以「日據」取代「日治」,已經獲得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媒體稱這是「十多年來首本以『日據』稱呼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

並陳日據與日治,治標不治本

如同兩年前馬政府決定回歸憲法原則,規定公文書不得稱對岸為「中國」,應稱呼為「中國大陸」或簡稱「大陸」,這次馬政府函令各機關公文書必須使用「日據」一詞,應該加以肯定。但是面對教科書的爭議,教育部決定「日據」與「日治」並陳的作法,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雖然可以平息爭議,卻是將國家民族的認同掩蓋得更深,也將原已淡薄的歷史感稀釋得更為虛無。歷史教科書本是近代民族國家立場的延伸與展現,但是為了「尊重編者」與「保障意見自由」,台灣人民的立場卻被迫讓位給殖民者的史觀,中華民族的立場也被迫犧牲。

只想儘快讓爭議落幕,雙面討好,如此決策無助於解決歷史教科書的危機。最近某些獨派學者跳出來為「日治」護航,宣稱「日治」是「民間自發用詞」,也是「符合歷史客觀事實」。但事實真是如此?「日治」一詞的使用,伴隨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讚美論的出現,主張日本在國際法上「合法」統治台灣。這類大行其道的說法,根本上是在扭曲事實,重新改造台灣下一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是「台灣國族」打造工程中必要的基礎建設。

「日治」是皇民史觀的政治正確用詞

「日治」與「日據」兩個詞並非極端衝突而不能調和,「日據」指的是日本竊據台灣,而「日治」則可以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問題在於,今日主張使用「日治」者,卻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日治」指的是日本「合法統治」台灣,而真正合法統治台灣的清朝時期,卻又被他們惡意稱為「清領」(清朝佔領)。某天盜匪闖入某戶人家,不只搶奪財產,還看中人家的女兒,強迫主人簽下女兒的賣身契,結果這戶人家的後代說:賣身契上有雙方簽名,所以是合法的,感謝盜匪為他們家人帶來「好生活」!這個例子雖誇張,卻突顯出「日治」合法、肯定論的荒謬。更何況,《馬關條約》是中國不得已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才有1943年《開羅宣言》所稱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1960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反殖民地宣言》也早已否認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首次排除「日據」的使用,將「日治」寫入教材;2007年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發布《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再度將「日據」一詞列為「不當用詞」。依此來看,「日治」一詞並非民間自發的客觀用詞,反而是李扁「去中國化」大旗下以政治力「矯正」出來、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的「政治正確」用詞。曾經擔任歷史課綱委員、教材審定委員的獨派學者,過去躲在學院內,大用「日據」一詞累積學術成果,例如某委員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著是《日據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研究》(1989年),另位委員的成名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硏究》(初版於1992年,2008年新版則已悄悄將書名改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待他們掌握了學術資源之後,恰好時值李扁「本土化」的浪潮,復抓準時機,配合政治力的操作,將「日治」推上舞台,大張旗鼓地宣告「日據」已被打入歷史大牢。緣此,「日治」一詞豈可說是民間自發的歷史客觀用詞,反而是政治正確用詞才對。

還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嗎?

現在教育部以「日據」與「日治」並陳的方式來堵住社會批評的聲音,但「日據」與「日治」之爭不過是歷史教科書深沉積弊的冰山一角。鄭氏三代奉明永曆為正朔,但課本卻不能稱鄭氏統治時期為「明鄭」。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剝削,卻被多數版本加以美化,而避談台灣現代化實質是根源於清朝統治時期。多數版本將「兩岸」視為「兩國」,以「中國」取代「我國」,不能稱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也違反憲法原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我國大陸地區,視中國大陸為「外國」。多數版本未著墨於當前兩岸的和解與和平發展的新局勢,反而還在大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課本不能寫「武昌起義」,只能稱「武昌起事」,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嗎?

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台灣的下一代如何以史為鑑、迎接未來的挑戰?就算三家新版本得以通過上市,也無力回天。政府無人願意承擔起清理殖民遺緒的重責大任,審查委員不依課綱來審定課本,教科書書商只願意小幅修改、敷衍了事,社會多數人又對此事不痛不養。屬於人民真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正一步步被掏空、被改造,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本文原載台灣《觀察》雜誌創刊號,2013年9月;刊出時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白衫軍與國軍

7月22日進入了二十四節氣中的「大暑」,是一年之中最炎熱的時段。在這令人難耐煩躁的溽暑前後,台灣社會也因「洪仲丘案」的發生,以及「白衫軍」的上街而隨之起伏。

將近一個月的沸騰,有評論家稱之為「台灣之春」,有媒體頭版稱之為「社會運動2.0」,更多的讚譽則是稱之為「台灣公民社會的勝利」。洪案所引發的後續效應,確實是有別於過往任何一場動員集會。歷年來國軍內部不明原因死亡的案例層出不窮,卻從無一例如洪案引發如此大規模的關注與街頭運動。

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送禁閉造成死亡,是最初引起社會震撼的主因。「公民1985行動聯盟」在此時誕生,以民間1985為號召,凸顯國軍內部申訴管道的閉塞不公。該聯盟首先在7月20日舉行「公民教召」活動,前往國防部抗議,要求的不只是洪案的真相,而是帶著各種對國軍的想像走向街頭。現場略顯混亂,訴求也紛雜,活動主持人更是提出「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人民自發上街,將矛頭對準長年封閉、自我感覺良好且難以撼動的國軍,確實值得肯定。

軍隊是當代民族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階級重要的支配工具。目前在台澎金馬地區執行防務工作的「中華民國國軍」,其本質在歷史上歷經若干轉變。成立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以及建軍於1925年的國民革命軍,是當時蘇聯支持、國共合作之下的軍事產物。承擔著北伐統一中國任務的國民革命軍,就是國軍的前身。

1927年國民黨進行大規模的「清黨」,整肅共產黨人士,國民革命軍轉變為效忠國民黨的反共軍隊。1947年行憲之後,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1949年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到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與蔣介石政權攜手組建堅強的反共防線。此後,國軍實質上成為蔣介石政權的黨軍,執行「反共復國」的任務。對內,國軍要保障蔣介石在台統治的「國家安全」,也要扮演戒嚴體制下鎮壓人民的角色;對外,1954年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國軍便被編入美國在亞洲反共戰略軍事聯盟的一員,與美國共同維持長期的兩岸分斷與民族內部對立。

早在1989年,陳映真已對「國軍」的性質有細緻地體察:「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亞太反共戰略基地國防上的國民黨反共內戰國防,以『亞洲太平洋的自由與安全』的偉大名義,在台灣戒嚴體制下,成為巨大的、政治的、黨的、社會的、經濟的獨佔體。」「1950年以後,……,國民黨建軍以來最現代化的軍隊,在完全沒有具體戰爭的情況下,過了四十年。這沒有戰爭的四十年,將校不以戰功晉升,官兵無法從戰役中表現軍事的才幹。久而久之,軍事上的政治性官僚和派閥形成,武將政客化,軍隊成了穿軍服的官僚集團。」

面對外在冷戰局勢的逐漸崩解,以及內部蔣家政權傾圮,陳映真則尖銳地追問了「國軍」這個武裝集團是否應該有相應的檢討調整。陳映真指出:「一個締造了『國民革命軍』、台灣軍部數十年來所宣誓盡忠的蔣氏家族從軍中政治視野上無法置信地消失,使當今職業將校官兵在歷史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失去了重心。」「當同民族對立和分裂的歷史開始轉變它的方向,台灣軍隊的根本目的、性質、功能與任務,都需要重新介定,從而整個軍令和軍政系統,以及相關的軍事管理、教育、訓練、軍事生產和全套軍隊思想和倫理……都面臨全面檢討、改組的重大課題。」「台灣軍隊的存在,是為什麼而戰,為誰而戰的問題,已經難於避免越來越強烈的來自歷史與人民的審問……」。

解嚴之後,隨著軍隊國家化聲浪,以及中華民國獨台化的態勢,與中華民國為一體兩面的國軍,同樣得面臨「本土化」的挑戰,承擔的任務從「反共」上升為「反中」。陳映真的追問至今仍有極大的意義,冷戰早已結束,海峽的內戰也走向和解,國軍內部「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氣氛愈來愈濃厚。國軍各種力量、派系雜處,外界難以窺見其內部真實的生態,國軍在台灣成為極為特殊的存在。種種歷史因素作用之下,形成扭曲、畸形的國軍機制,加上國軍思想的虛無混亂,這是洪案悲劇最深層的原因。

洪案所召喚出來的人民力量,原是促使這支諸多歷史問題殘存而成的軍隊的變革契機。但國軍的困境,相當程度上也可說是台灣人民共同面對的困境,導致運動最終只停留在「冤錯假案」的平反,或是僅冀望於法治體系內部的修正。8月3日25萬人上街頭後,白衫軍運動又轉入另一個階段,「公民1985聯盟」的訴求重點從原來的「1985」轉移到「公民」,呼喚和平理性、不留垃圾的「公民力量」。運動路線的轉向令人玩味,原有進步變革的意涵,也隨之消磨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