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柱的對手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上個月底，一位上世紀70年代即回到祖國大陸定居工作的台籍師長返台，我們見面時他語重心長地問道：「洪秀柱提出的『一中同表』，大陸或許不會擔心，但台灣社會能接受嗎？」

這位師長的問題恰恰反映了洪秀柱當前的困境。很快，7月9日，洪秀柱的發言人宣佈：「今天起不再提『一中同表』。」她原來提出的政策底線不斷往後退，其參選之路最大的壓力不是來自於北京，也不是華盛頓，反而是只會「拿香跟拜」的國民黨內部。

洪秀柱投入選戰之初，她很清楚蔡英文最大的弱點在於兩岸政策，就算蔡英文訪美「輸誠」，甚至登上《時代》雜誌亞洲版的封面，但蔡的兩岸政策仍然很「wonky」──搖搖擺擺、不清不楚。而2008年以進步兩岸政策贏得大位的馬英九，原先拋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承諾，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胎死腹中，七年多以來的施政在兩岸議題上不斷失分，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降至歷史冰點，一盤勝券在握的棋下到後來走入死局，人民對政府離心離德。

洪秀柱要想勝選，一方面要痛擊蔡英文的要害，提出令人信服、清楚踏實的兩岸政策；另一方面則要超越馬英九原有的格局，提出更為進步、願景更大的兩岸路線。洪秀柱既非官二代、富二代，亦非技術官僚、留美知識買辦出身，而是紮根基層的民意代表，在去年底「九合一選舉」後國民黨一片死氣沉沉之際，洪秀柱成功地以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兩岸論述在黨內「奇襲」成功。洪秀柱曾說，美方及大陸都不瞭解她，而這番自白或許就是她在黨內最大的優勢。

洪秀柱「一中同表」的說法，來自於長年主張「一中三憲」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張亞中的主張距離實質統一還很遙遠，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個「統派」，但台灣社會仍將張亞中歸類為統派。在台灣「統派」早已被污名化，一旦被貼上「統派」的標籤，無疑是被潑了一桶髒水，難以翻身。國民黨的全名雖為「中國國民黨」，但「中國」兩字早已虛無化，黨內固然還有民族主義較為強烈的成員，終歸是少數，而且他們的反共情結極深，只願當「中華民國」的「中國人」。黨內多數人的認同與「獨台」、「台獨」無異，2000年國民黨敗選後沒多久，就有「本土派」提案要將「中國國民黨」更名為「台灣國民黨」、刪除黨綱內的「統一」字眼、研議「新憲法」等等，不足為奇。

因此，當洪秀柱與「統派」沾上邊，國民黨當然要奮力自清。6月洪秀柱通過民調之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便積極安排黨的智庫參與洪秀柱的政策擬定，其目的就是要將張亞中等學者排除在外。其後，傳出國民黨的中南部立委要集體「倒洪」，也有黨籍民意代表要脫黨出走的聲浪，儘管這些反彈說明了國民黨內聚集了一幫投機政客，但洪秀柱立場鮮明的兩岸政策確實成為後馬時代黨內分崩離析的共同箭靶。現任黨主席朱立倫曾向北京喊話「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也曾被《維基解密》揭露他是黨內向美國交心的「抓耙子」，是國民黨內保守、投機的最大代表，從而他必須出面拉住「失控」的洪秀柱，以黨綱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名，企圖奪回主導權，迫使洪秀柱收回「一中同表」之說。

朱立倫對洪秀柱的「牽制」，不只是在兩岸政策方面，還有對美國的態度。在蔡英文結束訪美、洪秀柱通過民調後沒多久，朱立倫彷彿美國在台傳聲筒，在6月20日就迫不及待代替洪秀柱宣佈將在8、9月訪美，洪秀柱先是強硬回應「有關兩岸與訪美議題發言，日後以她本人或發言人為準」，但是到7月12日又改口稱「如果有時間何嘗不想」。儘管洪秀柱的特質有別於傳統國民黨候選人，但她畢竟是代表國民黨出征，競選期間必然要接受國民黨的資源，因此黨內的壓力對她將與日俱增。未來洪秀柱最大的考驗在於，是否能夠抵擋黨內保守勢力的衝擊，以及她如何做出妥協。

台灣的政黨屬於競爭型政黨，換句話說，取得執政權應是台灣政黨的最高目標。正因如此，某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必須扮演「共主」的角色，以強大的氣勢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應，而黨內則團結一致以贏得最後的勝利。過去幾次大選，藍綠兩黨的候選人多半同時兼任黨主席，目的就是整合黨內分歧，強勢對外。此次選舉，國民黨的情況相當奇妙，黨內山頭林力，卻沒有大佬勇於征戰，當洪秀柱以國民黨「救主」姿態脫穎而出之後，這些大老表面上牽起洪秀柱的手高呼勝利，暗地裡卻誰也不服她。而洪秀柱不僅沒有兼任黨主席，還要處處受到大老的掣肘、指指點點，淪為名副其實的「弱勢候選人」。

國民黨高層的怯戰，透露了他們認為2016年大選不可能會贏的普遍心態，從而以看戲的立場冷眼對待洪秀柱的選戰，自己則在枱面下準備分權、奪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民黨高層的老態腐朽有其歷史背景。有別於民進黨從「地方包圍中央」的執政之路，因此縣市首長、立法委員等民代在黨內有極高的地位；而國民黨自內戰失利、敗逃台灣之後，意識形態早已全然潰滅，在地方上高度倚賴地方派系、農會、漁會等組織系統，在中央則維持王公貴族的封建體制，不分年紀以「某某公」互稱，而能在黨內出頭的年輕人永遠是官二代，像洪秀柱這樣靠長期經營基層、不靠地方派系的民意代表，自然在黨內的地位與輩分都不高，更何況由她代表國民黨出征，那些位高權重的大佬們心臟受得了嗎？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為《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這本書寫的序文〈要警惕共產黨的國民黨化〉提到，國民黨包括了兩個特質：一是「國民黨在平民百姓中沒有根」，二是「國民黨要扮上帝，給人民『送慈善』」。就算國民黨日後在台幾經「改革」，但這些被潘教授指出的舊時期國民黨的體質問題，仍然完好如初地保留在國民黨內。除此之外，相對於有明確「台獨」目標的綠營與獨派，國民黨沒有思想、沒有立場、沒有路線，不只不願意解決國家認同的紛爭，反而雙手一攤自己跳進去認同的大染缸，往兩岸分治永久化、甚至是分離主義靠攏。國民黨看不到這些種種問題，徒具老大心態，與現實社會脫節，使得國民黨在新世紀伊始便一路潰敗，中南部原來支持藍營的票倉一夕轉綠，進一步累積為當下洪秀柱所面臨的困境。

話說回來，北京必須要正確看待洪秀柱，她與馬英九一樣都不是「統派」，頂多算是「反獨」陣營之中的一員可用之將。國民黨自己也必須認清，在「九合一」大敗之後，2016年大選將是國民黨的危機與轉機，國民黨會因應時局而調整體質、放寬路線、拉高視野，還是會故步自封的自我沉淪，答案即將呼之慾出。至於洪秀柱，她最大的敵人不是民進黨蔡英文，而是老態龍鍾的國民黨。7月19日國民黨全代會將要通過總統提名人選，洪秀柱的挑戰才剛要開始。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7-14）

談談洗腦

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網路圖片）

近來全台各地高中校園遍地烽火，高中生以Facebook做為串連平台，紛紛「挺身而出」反對課綱微調，深具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之勢。其中一場說明會，參與學生在現場拉起「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還讓教育部長吃了好大一驚。由於運動的推波助瀾，「反洗腦」一詞喊得震天價響，或可登上今年網路熱搜詞的榜首。港台聯盟不分今日明日，力保腦袋的「一方淨土」，防止「赤禍」入侵。

牙不伶齒不俐的我，當年也曾熱衷辯論，還曾忝為演辯社社長。記得某堂社課，學長姊教我們辯論就是把裁判當成一張白紙，正反雙方利用各種理據與口才技巧來說服裁判的過程。說白了，辯論過程即洗腦的一種。人打從呱呱墜地之時，同樣也是白紙一張，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家庭、學校與社會不斷的學習與認知，此形塑的過程當然也是洗腦。不可否認，國家掌握了洗腦的最高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對人民進行規訓與馴化，而且還是個大黑箱，台北人搭手扶梯不自覺地習慣站右側，就是洗腦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其中的翹楚，因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看似自由發展的大眾傳播，其實被少數黑手所把持，人民活在楚門的世界裡而不自知，甚至還樂在其中。

當前港台青年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及其代理人）利用教科書對他們洗腦，恰恰反映了他們要保護自己原先已被西方價值觀所洗腦之後的成果。或許可以這樣說，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目前誰在這場洗腦與話語權的競逐比賽中遙遙領先，《維基解密》與斯諾登的「稜鏡門」已經將答案揭曉了。

教科書是國家貫徹意志與意識形態必然的工具，國定假日亦是如此，只能黑箱、無法白箱。因此教科書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某些「公民團體」所主張的「柔性課綱」與「多元史觀」就是包裝台獨的幌子。事實上，課綱或是教科書已經是最透明、最低階的洗腦手段，文學與娛樂的洗腦力可謂是沛然莫之能禦。

冷戰期間，美國CIA成立「文化自由大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助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達到反共與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之效果。美國以其力量與資源在全世界推廣利於反共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改編並捧為文學經典，排擠、邊緣化政治不正確的作家，且在各地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與文化買辦，以政治力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版圖。為人知曉的小說家歐威爾、詩人艾略特、思想家漢娜．鄂蘭等人，都是CIA重點資助的對象；而《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齊瓦哥醫生》等作品則是美國傾力推銷的書籍。美國對外的文化洗腦在西方學界已有受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例如Andrew Rubin的《帝國權威的檔案》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等等。美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有另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好萊塢。法國學者Regis Dubois在分析了好萊塢經典電影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推廣一種生活方式之外，好萊塢電影還刻意地強加給觀眾一種思維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隱含在好萊塢電影的形式與結構之中」。

洗腦做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文化宣傳手段，當然有其全面的布局。冷戰在形式上雖已落幕，但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所說的：「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美國要推動延續冷戰的「重返亞洲」戰略，除了有軍事同盟國家的配合之外，冷戰期間便已啟動的文化洗腦，其重要性如今更顯得舉足輕重。對港台的反共、反華陣營而言，他們自我定位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布局的側翼，當前首要任務就是召喚冷戰幽靈，靠著西方帝國主義軟硬炮彈來拒絕、抵抗中國，因此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就至關重要。陳水扁時代所推出的《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報告書》只是「去中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都體現了此策略的斧鑿痕跡。國民黨馬英九不放棄親美，找不到自身的中心思想與價值，只懂得在課綱與教科書的字句上動手腳，最終遭到巨大的反撲是必然的結局。

自太陽花以降到這波反課綱微調，許多人只看到其中的世代衝突，而世代之間的合作關係卻往往被忽略。在反共與反華的最高價值面前，不同的世代透過合作來捍衛原有的價值體系，拒絕被「洗腦」。隨著反對課綱微調而來的，則是要求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修憲訴求，背後的驅使動力是政治而非歷史，否則當日本右翼安倍政權在扭曲歷史之時，他們緣何不吭一聲？若只在課綱或教科書議題上與之周旋，完全踩中他們精心設下的陷阱。配合美國戰略的島內政治布局已然啟動，就此意義而言的「反洗腦」絕非進步，反而是大大的退步。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0期，2015-06-24出刊）

親愛的，我把台北市翻轉成台北州了！

由於台北松菸的經營事件，讓「文創」的概念內涵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無論經營者與居間協調者是誰，最終都落到財團的手上，「文創」不只沾滿了濃濃的銅臭味，更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挾著既自詡為「左翼」又「反黑箱」的太陽花人氣而上台的柯文哲，已經讓人看破手腳。

以「文創」之名所包裝的空間，不只有松菸。近年來，全台各地掀起老房子再生／活化的浪潮，將閒置、傾圮的建物空間重新修復，再招徠「文創團隊」進駐，數量不斷增加，稱得上一點一滴在改變原有的城市地景。讀者諸君平素信步於街頭巷弄之中，若多加留意，其實不難發現當前在積極修復的老房子，以日據時代的建築物為大宗。

以我經常出沒的台北市區域為例，機車一過中正橋在福州街可以先見到「台灣師範教育館」（劉真校長故居），內有咖啡業者經營。往前行到杭州南路上，可見到日據時代中高階官員的宿舍，修復後現有料理與藝術團隊進駐，以「樂埔町」之名經營。沿著杭州南路往濟南路方向，則有龍應台任文化部長時大力規劃的「齊東詩舍」，包括詩舍周圍分布於齊東街的「幸町職務官舍群」，始建於日據時期，都是台灣總督府不同官階職員的宿舍；「齊東詩舍」修復之後做為藝文空間使用，當然，內部也配備了一間咖啡廳。

台北市杭州南路「樂埔町」（張方遠攝）

台北市濟南路「齊東詩舍」（張方遠攝）

台北市福州街「台灣師範教育館」（張方遠攝）

若有餘力往西行，和平東路大安區行政中心旁，有一幢正在修復的日式建築，預計由文創團隊打造為「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豔陽高照想到台北植物園享受綠蔭，在園內會發現一幢嶄新的日式房舍「南門町三二三」，據園方說法修建的原因是「缺乏日式庭園展示」（但園內其他地區的植物怎不見如此待遇？）；園內還有另一幢建於1892年、碩果僅存的清朝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但明顯斑駁、疏於維護，與「南門町三二三」形成強烈對比。離開植物園前往繁華的西門町，中華路上可見到由日據時期西本願寺輪番所改建而成的「八拾捌茶輪番所」，主要販售日式茶點。

修復中的台北市和平東路「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南門町三二三」（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清代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明顯斑駁、疏於維護（張方遠攝）

台灣人赴日旅遊一向趨之若鶩，其實機票錢大可節省下來，因為光是台北市就可填補台人心中對日的憧憬與仰慕。若還不滿足，那麼上台北市文化局網站，查查「老房子文化運動」，便可發現這個宣稱「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的計畫，正悄然把台北市翻轉成為日據時代的台北州。除此之外，文化局還加送美軍懷舊之旅──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樣一來不消步出「天龍國」，就可飽覽台灣舊殖民宗主國（日）與新殖民宗主國（美）的風采。兩個願望一次滿足，無比貼心。

僅用台北的建築「復州」行動，恐怕難以形容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復建日式房舍的規模，儘管日本人已經離開台灣70年，但「國境之南」的認同想像不減反增。日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稱要「重拾城市光榮」，因此要重新豎立起台中公園的日本鳥居，此後又替「台中文學館」剪綵開幕，而該館建築則修復自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更早對外開放的虎尾「雲林故事館」，其實是日據時代虎尾郡守的官舍。嘉義在地的李宗隆教授，2013年即投書媒體指出國民黨執政的嘉義市府整修一片日式木屋，做為新興觀光景點。再往南到台南，建於日據時期的「林百貨」於2013年修復風光開幕，遊客絡繹不絕（近來也有民間團體發起運動搶救位於台北衡陽路與博愛路口的「菊元百貨」，打算再現日據兩大百貨南北輝映的「榮景」）；台南做為漢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區，其他中式古蹟反而門可羅雀。台灣最南端的屏東，近日更是由「李登輝之友會」的成員日本人佐藤健一，出資一千萬日圓修復牡丹鄉高士村的日本神社，他理直氣壯地對記者表示：「台灣的存在，在日本史上是不可缺欠的」。（日本人不只捐助修復神社，也在全島各地大量贈送、種植櫻花樹。）台灣東部也不落人後，花蓮縣鳳林鎮公所日前修復了建於1915年日據時代的林田神社，當地民眾甚至發起自發打掃神社的行動，說是「不要讓（日本）神明笑我們」；台東縣警局鐵花路日式宿舍，經縣府爭取補助修復之後，出租給一間手打烏龍麵店。

這波全台總動員再造「國境之南」的浪潮，幾乎以「重現榮耀」為號召。但是問題在於修復的日式房舍，大多是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官舍，神社裡供奉的是日本神。在台灣，福澤諭吉被捧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導師，但他所主張的：「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最終經由50年殖民的形式「落實」在台灣人民的精神與肉體上。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眼下台灣人汲汲營營所追索的「文明」？而這份「榮耀」到底屬於少數的日本殖民統治者？還是屬於被迫以番薯籤裹腹、廣大被剝削的台灣人民？

更值得細究的是，日式房舍的修復工程，多半由官方出面招租，媒合民間的「文創團體」，從而形成實際經營內容與建築物無關的詭異現象。進駐的經營者為擴大其經濟效益，再替建築物塑造一番新故事，充滿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城市的面貌會經過自然的有機新陳代謝，並非所有陳舊的事物都有保存的價值，因為建築物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也是人民精神寄託的對象，而空洞的歷史敘事到頭來只是加深了台灣人民的自我殖民。這波復建日式房舍之風，不僅無法使得人民獲得精神解放，無法貼近這塊土地真正的歷史，反而讓腳離地更遠，生活在一個被扭曲、重新建構出的想像世界裡，自縛縛人。

公共建築與空間的運用，其背後隱藏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來說，此計畫釋出的標的大部分是公部門的不動產，反映了光復初期國民黨毫無清理直接接受日產，並且接續使用至今。曾經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在失去民心之後敗逃台灣，拉攏美日勢力鞏固其風雨飄搖的政權正當性（別忘了「白團」），使得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共同凝結出統治台灣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藍綠都是此意識形態的繼承者。矗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總統府，因入選為「世界最美十三座總統府」而被台灣人引以為傲，但它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

總統府（總督府）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張方遠攝）

由殖民而起的歷史傷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與撫平，在台灣卻通過官方（藍綠）、民間與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續傷痕，以城市地景、教科書史觀論述等「潤物無聲」的方式改寫歷史。這個幻想而出的「想像共同體」還不斷指責別人在「洗腦」，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所說的：「說人洗腦者，正是洗腦人」，真正站在台灣人民主體的歷史就在不斷追尋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年代」過程中被洗掉了。參與對日抗戰、投身台灣光復，日據底下台灣人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與力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房舍正一幢幢的復現，而台灣至今連一座抗日紀念館都沒有！歷史正從暗處發出訕笑聲……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8期，2015年5月27日出刊；另載《觀察者網》，2015-06-04）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感謝莊景宇小姐拍攝）

文／李純青（1908-1990；台灣台北人，原《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還活著，他已經年逾花甲。

    那是抗戰後期，在山城重慶。

    晚霧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網。空襲的緊張季節過去，我真想登上浮圖關，脚踏繁星點點，長長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正是在這悶熱稍斂季節，一些台灣人總要聚會聚會。宋斐如來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說話，前額顯出幾線淺淺的皺紋，它告訴你，這是經過風霜的人物。這位台灣人，曾在泰山當過馮玉祥的老師。李萬居來了，眉宇之間充滿豪邁之氣，走起路來，有似風雲陣起。這是一位窮苦出身曾在法國留學的無所畏懼的台灣人。謝南光也來了，矮胖的身材，叼著烟斗，有一對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閃光。他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抗戰初期曾被國民黨當局懷疑爲日本間諜，在廣州被捕下獄。是李萬居以全家生命擔保，把他營救出來的。

    我們四個人，在李子壩臨江小樓，叫了幾盤菜，二兩花生，煮酒縱談天下事。

    這次話題集中在一點：有一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地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但是台灣人無盡藏的愛國心，往往受到無盡的懷疑。「無天可籲，無主可依」——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這位台灣青年的命運也不例外。

    據說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想找個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說他的那條腿短了一些，說台灣人的眼睛應該滾圓，而這個人卻有點像丹鳳眼。說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當時太平洋海戰方酣，美軍反攻已到菲律賓，雷伊泰一戰勝利，聽說下一步準備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這位台灣青年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實際上，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

    我們十分擔憂這位台灣青年容易受騙，降落台灣會被日本人殺掉，因此决定設法和他見面，告以真實情况。

    晚霧迷江，萬家燈火。我見到了這位台灣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從他嘴裡知道，他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堪縈回祖國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過朝鮮半島，奔在鴨綠江邊呼喚：

    「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然從，他匆匆把偽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弔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西徂，好幾回險遭殺害。嚴冬泅渡，仲夏爬山，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攸力棲滋還鄉記。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這樣一個取火者，這樣一個愛國青年，為什麽要對他懷疑，並忍心蓄謀把他置於死地？

    我要誠懇地把所知所想告訴他。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

    在我問這個問題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為抗日而來，為什麽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簡單答覆斷然拒絕了我的意見。他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高興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對這顆赤子之心，我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說話。臨別我問：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霧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萬居、黃朝琴、游彌堅等幾十位台灣人，搭乘美國飛機和接收台灣前進指揮所第一批官員一同，於傍晚到達松山機場。作為新聞記者，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上帝給予我一個極為殘酷的安排，就在到達台北那天凌晨，我父親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陰路淒淒，深不可測，十幾小時的距離，沒有人能夠追回他。我跑進家門，只見父親遺體陳臥床上，一襲白巾蒙面。

    很多台灣人回家，見不到父母親人，離開故園時流著線線眼淚，勝利還鄉時又是流著線線眼淚。

    吳思漢呢？

    由於美軍沒有在台灣登陸，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他幸運地活了下來。

    台灣光復後，吳思漢去台北當記者，不久忽然來到上海，不知什麽時候又遄返台灣。他往返於台灣海峽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來看我，我與他成了忘年之交。

    幾年後，記得是一九五○年歲暮，我閱讀台灣報紙，忽然有幾行短短消息躍入眼簾：共匪吳思漢於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場執行槍決。

    我不能相信這條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這條消息。吳思漢之死強烈震動了我的靈魂。誰去收屍呢？我恍惚聽見一群烏鴉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幾十年來，我經常夢見吳思漢出現在面前，他還是那麽年輕，那麼充滿自信。

    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人多數已經凋謝，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時被裝進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殺害；李萬居辦報為台灣人說話，窮困潦倒致死……這些台灣人，未死於抗日疆場，而死於國民黨的疑忌。

    吳思漢的抗日行狀，鮮為人知曉，只要我的筆尚在，必須為他勾沉。但願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環青青的松柏，樹一塊巍巍的石碑。

    

（原載《人民政協報》，後轉載《台聲》雜誌1985年第5期）

台灣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台灣建設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除了少數學者與團體加以紀念之外，社會上普遍靜默。換個角度說，台灣社會是以另類的方式來「紀念」馬關傷痛，諸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殖民越久越進步」、台中市長林佳龍以200萬元重豎台中神社鳥居，又如台灣各地不分藍綠執政縣市都投入資源重修日據時期房舍。

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據史料記載，乙未一役台灣犧牲14,000名志士，而日軍僅戰死164人，是台灣50年抗日史血淚的一頁。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另外按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台灣歷史上真正的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劉進慶教授曾以這樣的的比喻，來形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如今台灣朝野只紀念（美化）殖民者的掠奪，卻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荒謬的史觀令人費解。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卻建省130周年，這些反而都是台灣的光榮歷史。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本文原載《觀察》21期，2015年5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為原題原文）

我的抗戰，他的終戰

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圖為2013年高雄市政府舉辦的「815終戰紀念儀式」。（網路圖片）

歷史是有重量的。這個看似「主體性」高漲的時代，歷史常被舉得高高的，但裡面卻是空洞、虛無的。近來許多人對歷史誇誇其談，例如網上就流傳一些帖子，有的說袁世凱是愛國的，有的則說中國歷史根本沒有元朝和清朝兩個朝代──這些文章的內容多半胡亂嫁接史料，再輔以似是而非的推論，不值一哂，認真就輸了。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島內這股詭異的歷史翻案風吹到了抗戰勝利之上。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台灣官方已經夠不當一回事了，現在又有一股力量在鼓吹顛倒是非的「台灣戰敗論」。其中最不遺餘力的就是《自由時報》，還有所謂的「公民論壇」煞有其事舉辦沙龍來討論台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

形形色色的「台灣戰敗論」邏輯很簡單，作者不論是高中生、研究生或是大學者，他們主張日據時期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戰爭末期台灣還遭到美國聯手盟國中國的空襲，因此台灣是戰敗、受害的一方，不該紀念抗戰勝利。當代某些台灣人自豪於戰敗、自甘於當日本人，往前回溯包括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取消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更早還有一批「本土派」台史學者把抗日烈士定義為「土匪」。

「台灣戰敗論」對於不解歷史事實的人相當有吸引力，因為它「政治正確」。但這個論調卻倒果為因，故意把兇手當恩人，分不清加害與被害。首先，若沒有日本對外侵略、殖民與擴張，怎會引來反抗與報復？錯，當然得算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頭上。其次，正因如此，二戰的同盟國對日據台灣的轟炸，打擊的是日本統治者，而不是台灣人民。

日據下的台灣人民飽受壓迫，從作家賴和的《南國哀歌》可見一斑：「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兇惡的他們忍相虐待，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原住民的處境更是悲慘，如同洪棄生詩作《聞日軍搜山感賦》所描繪：「乾坤長肅殺，海上戰爭多。蕃隊日鳴砲，山民夜枕戈。炎崑糅玉石，覆卵掃巢窠。世界今如此，蒼生且奈何！」日據台人以反抗來掙脫日人鐵蹄，甚至有5萬台胞前仆後繼內渡祖國參加抗戰。當下日本右翼政權正極力扭曲侵略歷史，台灣人非但無感，卻反過頭來指責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如何對得起這片土地上的先賢先烈？

日據時代，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蔑稱台灣人為「清國奴」，實行民族差別待遇，台灣人連日本國民都不是，充其量只是殖民地的二、三等人。就算處於皇民化運動之下，1942年只有1.2％的台灣人改為日本姓氏；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皇民化家庭也不過才佔3.5％，多數家庭冒著風險偷教子女漢文漢詩。所以蔣渭水理直氣壯地正告日本檢察官：「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林獻堂也說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做的一切，「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台灣光復到今年屆滿70年，台島上空的皇民幽靈不減反增，日人口中的「清國奴」如今懷念起那50年充當「國境之南」的年代，要「尋找台灣的美好年代」，還要「重拾城市光榮感」。

日本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曾如此評斷日據台人：「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歷任日本總督若還在世，看了當今島上誓當日人的激情表態，他們肯定跌破眼鏡，頻頻搖頭後悔自己高估了「清國奴」。

「台灣戰敗論」的層出不窮，一方面體現了台灣文史教育的嚴重問題，歷史正義是非不分，與侵略殖民者站上同道，踐踏台灣先民，侮辱台灣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另一方面更說明了，長年以來台灣的統治階級，以及附屬於其下的教育系統，以盲目的「台灣主體性」做為外衣，掩藏其讓台灣永世為奴的政治企圖。

日據台人視日本殖民統治為「恥政」、「死政」，挺直腰桿拒當「清國奴」；而現在台灣卻有一幫人認賊作父，搶當「三腳仔」。孔子曾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啊，一時忘記，孔子對「三腳仔」而言是外國人，看不懂其中的含義。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6期，2015-04-29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