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遠離家園

■邱士杰

發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嘯－核外洩」的三合一天災加人禍，直到現在都還是眾所矚目的問題。在這一連串似乎還沒走到盡頭而且未必真有 盡頭的災難中的日本人民，直到災難發生後的17日才爆發首次遊行，並因輻射值飆升而在近日爆發大規模抗議。日本人民不知抵抗的「國民性」，因為這場災難而 得到了各界的再「發現」與再「檢討」；然而這場災難中的大規模逃亡與「撤僑」，卻很少讓人覺得有甚麼不對。

的確，面對這種特大規模的三合一天災與人禍，各國政府當然得先關注自國在日本的僑民的安危，否則對自國人民無法交代。每一個在那個當下面臨災難的 人，能逃當然儘量逃。但如此擺在眼前的畫面，卻是一大群平日在發達國家日本掙錢打拚的外國人與日本人，因為一場災難而自顧保命，鳥獸散。日本人民逃自己 的，外國人也逃自己的。沒有人覺得不對。日本似乎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外國人值得在大災期間留下來與日本人民一同努力重建的家園。人情冷暖，怎會 如此？這只是一時的現象？日本人民為何還能如此接受？

人類之間的互助，並不是本質的種性。但災難總是呼喚著人們超越種種藩籬與界線，把彼此的互助的手聯繫在一起。從2008的四川汶川地震至2009的 台灣88風災，成千成萬在災區以外的人們，捐錢、獻血，甚至不顧個人安危而志願投身災難尚未平息或者得到控制的災區。而台灣對大陸的援助，乃至後來大陸對 台灣的援助，特別是兩岸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互助，都說明了許多藩籬與界線可以跨越。同時也說明了兩岸之間所獨有的、特別容易形成的「連帶感」。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這次的日本災難還包含了核災害，這種災難不是一瞬間的事。對於環境而言，可能是數十年乃至百年的殘留與破壞；對於人體而言，則 可能是一代乃至多代人的損害或畸形。面對這種宛若傳染病的災害，想逃的心理可以理解。只是，對於逃不走或不願逃的人們來說，在此試煉般的當下，或許才會發 現：國家與自己的距離原來這樣遠，而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感，原來如此經不起考驗。

面對大災，即便可能渺無盡頭，重建問題卻已提上議程。此時，能否提出一點帶有烏托邦的期待呢？「所有這些事業都包含有那樣大量自願的、自由組織的勞 動的精神，以致它們完全失去了『慈善』的性質，變成只是鄰里相助——所有這些事實和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新的生活方式的種子，他們將導致新的制度。」（語出克魯泡特金）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28

蠹魚的旅行日記：保衛我們前進的方向！

■邱士杰

3月以來的世界局勢空前動盪。除了北非中東不斷升高的戰火，以及英法等國進而加之的侵略行動，最受人注目的事件恐怕就是日本地震海嘯之後的嚴重核災。我們為此而注意到許多過去未必注意的事，許多新生事物也因此發生。

台灣人對日本往往一廂情願，覺得日本人有秩序，守法，有禮貌，節制。在此次地震－海嘯－核災的三合一災難中，台灣人也首先採取這種一廂情願的理解。 但恰恰因為此次災難乃是進展不明而後果無法確切預期的「核災」，發生地是世界上唯一的核「被爆國」日本，而日本偏偏還剛好在台灣附近，因此台灣內部馬上針 對「有秩序的」日本人民為何無法自力救濟，產生了此前未見的反思。

日本人民的「自律性」與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建立有關。正是這種自律性，才使大多數的日本人民──除了少數社會主義組織之外──被以裕仁為總代表的日本 法西斯軍閥拖入侵略戰爭，毫無抵抗、毫無選擇地贊助這場戰爭；而當日本被迫無條件投降，日本人民又恍若無事、毫無責任一般地接受這個投降事實，然後繼續生 活下去。這種不把集體責任由自己承擔的態度，無疑是20世紀日本的最大精神危機之一。

戰後日本有強大的、左翼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從1960與70年代安保鬥爭和幾十年的反對原（水）爆運動便可見一斑。雖然這些運動的最終失敗也可能是日本精神危機所致，但畢竟是日本史上難得的、自主的民主主義經驗。

作為外國人的我們很難要求日本人民自覺繼承這些寶貴遺產，但做為這些遺產之直接繼承者的日本左翼卻因這次事件而暴露出普遍的失能。主流化的日本共產 黨與社民黨對於事件的反應極快，甚至能夠展開物資支援與資金募集之類的賑災。可是這些主流化的左翼政黨卻完全無法領導災民（或者整個日本人民）在政府救災 不力的當下進行一場最起碼的抗議。

相反，日本的新左翼「革共同（中核派）」不但在災後馬上發表聲明譴責政府意圖藉災復活舉國體制，更在17日發動了災後首次遊行。

台灣街頭也在20日發動了反核遊行，但民眾馬上發現這是一場被主辦單位出賣、被曾經背叛反核之民進黨所綁架的遊行。台灣人民現在也學會「記帳」了！

在巴黎公社成立140周年的本月，本文願以一首曾在日本傳唱的蘇聯歌曲《國際學連之歌》做結：「我們的友情啊，就算是原爆也炸不爛／鬥志如火燄般燃燒，要為和平而戰鬥／堅強地團結起來，保衛我們前進的方向！」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21

蠹魚的旅行日記：調查與發言權

■邱士杰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20世紀很出名的一段話。這段話是中共剛剛轉入農村的時候，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中共黨內的教條主 義以及挾洋自重的勢力而特別提出來的。對他來說，具體的了解他們所據守的農村、了解農民的生活與階級矛盾，才可能為革命的發展求得確切的認識，也才能為人 民生活的改善提供真實的理論前提。而在中國革命空前地把知識分子捲入農村、要求知識分子進入農村的條件下，追求外來「理論」和在地「實際」相結合的「調查 研究」（簡稱「調研」）便從1920年代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新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調研」仍在繼續，但變化也開始出現。在21世紀可以清楚看到兩種新興調研現象：首先是大陸內部的反體制者（某些被稱為「維權」工作 者）開始介入調研領域，以他們的觀察結果論證自己的立場；其次則是台灣這邊的研究者或一般民眾，憑藉著各自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觀察，對大陸的發展進行很具 「親身體驗」的指三道四。

這種新興調研現象的發生是為了爭奪發言權。在大陸，發言權的爭奪是為了對付黨政體制；在台灣，發言權的爭奪則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在1949年以後逐漸 建立起來的兩岸論述（儘管這種論述本來就不太真實）。今天，我們可以發現調研的人越來越多，而每個進行調研的人也都可以說些什麼，而且還都很有道理──只 要與這些「調研」者對話的你沒有做同樣的調研，你就沒有發言權。

雖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仍然是硬道理，但調研者通過「調查」而取得「發言權」的過程本身卻出現極大危機，因為沒有人的調查是全面的。說到 底，多數的調研都在極有限的範圍之內進行，調研者完全有可能放大個人體驗，讓「小故事」獲得「大啟示」，反正沒有調研的你也不會知道箇中虛實。

此外，雖然調研原來的功能是使理論聯繫實際，但現在的危機卻是以A地的實際證明B地的理論，或者在B地起作用。以台灣來說，在大陸的「調研」經驗存在著一種有利於回台灣「說嘴」的心理，不是為了使調研促進大陸的進步，而是為了在台灣起作用。比方深化兩岸的隔閡。

顯然，如果出發點是錯的，調查也不會有發言權。現在大陸的旅客學者同學們也開始有來台灣「調研」的機會了，這種「調研」的結果，多半也是為了回到大陸起作用。但作用將是好的嗎？也許，只有兩岸有志者以共同承擔責任的立場對兩岸進行共同的調研，才是真正有效的出路。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07

對日抗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看了上期《犇報》的文章「6830雙布鞋」，讓我想起一位以歷史為專業的同學，在先前聚會所提出的尖銳問題。他認為，中國對日八年抗戰，日本並沒有戰敗，因為日本在中國戰場戰力明顯優於中國；戰爭結束前，中日頂多在中國戰場不分軒輊，而日本最後投降只是因為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就算日本戰敗了，也是敗給美國，並非敗給中國。此外，他也主張，日本軍隊向蔣介石投降，並非中國戰勝，而只是遵守日本天皇的命令罷了。

這位同學的問題，一方面涉及戰史與軍事史，但這不是當前思考中日戰爭與中日問題的關鍵。另一方面則涉及對這場戰爭的主觀認識、理解與態度，這正是我們應該加以深思的面向，尤其面對著日本右翼力量不斷主導當局對中日戰爭與中日問題的詮釋。

日本的終戰觀

事實上，在右翼力量的影響下，日本民眾基本上不將中日戰爭視為侵略戰爭；其次，日本最後的投降是因為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以及日本天皇的「聖斷」。這兩項基本認識，發源於戰爭結束之初，而逐漸累積至今，此與日本以「終戰」與「戰後」取代「戰敗」的思維是一脈相傳的。

日本部分民眾認為日本投降是昭和天皇的「聖斷」（網路照片）

考察日本對戰爭的思維，可以上溯至明治維新前後。在西方挾著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之後，現代性所帶來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日本最後肯定了西方文明的「進步」，認為自己最能承繼西方的現代性，因此自詡為東亞的大哥，希望透過「教訓」小弟（東亞其他地區），填補東西方之間的落差。故有「大東亞共榮圈」之推廣，亦有「進出中國」之說。據此思路，1945年天皇的「聖斷」是對大東亞負責，不是對中國負責；而美國投下的原子彈，則是日本代替全東亞挨轟，侵略者的角色頓時轉換為受害者。

如此對戰爭的認識，戰後由日本右翼所繼承，故而衍生出釣魚台、靖國神社、竄改教科書，甚至是兩岸分斷等糾葛至今的種種問題。由現代性派生而出的大東亞共榮圈、進出中國、終戰等貫通的思路，是以日本為主體的理解，就東亞的角度來看，更無法抹去美國區域戰略考量的因素。

靖國神社問題仍牽動東亞各國敏感神經（網路照片）

中國的抗戰觀

日本侵略中國之初，號稱「三月亡華」，沒料到戰爭竟拖延八年之久（若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則是十五年）。光從這點出發，中國人民沒有取得勝利嗎？

就「抗戰」一詞來看，這是一場中國人阻止與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若要爭執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戰的貢獻程度，此屬無意義的論爭。因為戰爭最終長達八年（或十五年）才結束，一方面是日本採取大量消耗人力與物力的錯誤戰爭方式；更重要的另一方面，這是一場中國人民全面動員、各方投入的反侵略戰爭，可說是「全民抗戰」。現在已經到了應該正視抗戰時期的文藝，以及包含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抗戰歌曲的時候，因為這些藝術作品完全體現了全民投入反侵略的戰爭本質。

同時，這場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更應該深刻認識殖民地台灣的反抗歷史（當然也不能忽略殖民地朝鮮的抗爭）。殖民地台灣的人民，不單有島內五十年抗日的辛酸，更有透過各種管道潛赴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血淚。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將台灣抗日史視為中國（或東亞）近代史的中心來思考，進而有效打破「殖民帶來現代化」的神話膜拜，並且還給「光復」原有正確且豐富的內涵。

正確總結戰爭之道

面對日本右翼搶奪歷史詮釋的來勢洶洶（也影響到台灣對中日戰爭與中日問題的認識態度），日本學者先有井上清，後有纐纈厚，近有撰寫「沒有「歷史和解」就沒有日本外交的未來」一文的日本共同社前駐華盛頓支局長松尾文夫，都不斷為「清算」中日戰爭問題而奮鬥。

纐纈厚教授指出，「只有明確承認『日本敗給了中國』這一歷史事實，才是正確總結戰爭之道。」這番話可能是纐纈厚希望日本最終與中國（亞洲）和解的苦口婆心，就中國人立場而言，卻也是直面中國人民全面浴血對日抗戰的基本事實，並通往未來和解的路途。

日本學者纐纈厚主張明確承認「日本敗給了中國」這一歷史事實（翻拍《批判與再造》網站）

在台灣重新發現孫中山

一、前言：消逝在台灣歷史與記憶的孫中山

在台灣的中小學教室與禮堂內，過去必須懸掛孫中山的遺照，以及當時總統的「玉照」。近幾年來，台灣政府已經廢止了這個規定，因此馬英九的照片，已經不再是校園的必備品。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多數的校園並沒有把孫中山的遺照取下。

從這個小故事出發，再加上台灣各地的「中山路」、「逸仙路」、「中山小學」、「中山國中」等等，孫中山的元素似乎充滿著寶島台灣。弔詭的是，孫中山在台灣人的記憶裡，卻是不斷在消退。

自李登輝執政末期，至陳水扁時期，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去中國化」工程在中小學的教科書「大興土木」。當時的教育部長說，孫中山是「外國 人」；高中的「三民主義」被「公民教育」課程所取代；而中學的歷史教科書，把1911年「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再加上教科書的用字把「我國」更 改為「中國」，目的是要加深台灣學子中國是「他者」的印象。當然，來自「中國大陸」的孫中山，註定被認為是「外國人」。

對現在的台灣民眾來說，「國父紀念館」不是紀念孫中山的莊嚴殿堂，而只是一個提供市民休憩的「公園」；百元鈔票上的孫中山圖像，也不是感 念孫中山領導革命的功蹟，而僅僅是鈔票的代名詞。2001年台灣公共電視曾播出大陸拍攝的二十集電視劇「孫中山」，這部電視劇成為台灣電視史上的絕響，因 為再也沒有關於孫中山的電視劇出現。去（2010）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當天，台灣媒體隨機訪問台灣民眾，多數人早已不知道11月12日有什麼 重要意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台灣媒體所訪問的結果，並不值得特別驚訝。

除了一般民眾之外，孫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快速在台灣學術界中消沉。在過去國民黨五十年的長期執政下，因為過於教條與僵化，孫中山思想 及《三民主義》的研究，被視為是替國民黨意識型態服務的學術灰燼。幾所大學著名的「中山研究所」或「三民主義研究所」，近年來紛紛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 所」或是「政治學研究所」。在台灣的學術界，「孫中山」終究只是個名字罷了。

孫中山，逐漸從台灣的歷史與記憶之中消逝。

二、台灣歷史裡的孫中山

但是，在日本佔據台灣時期，孫中山卻是台灣人團結反抗殖民統治的旗幟與象徵。

日據下的台灣同胞，對祖國是聲聲呼喚。日據末期，隻身前往北京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張深切（1904-1965）曾言：「我想我 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台籍的《大公 報》記者李純青（1908-1990）也曾說：「每一個台灣人尋求祖國的歷程，都像一首萬行的敘事詩。」台灣人林憲在日本留學期間，毅然決然奔赴祖國參加 抗戰，後來擔任丘念台的祕書，他也曾回憶當初的動機：「我深深感到，只有祖國強大，同胞團結，才能將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解放出來。」無論是張深切、 李純青，還是林憲，我們可以明白，台灣人深知「自救救國」的道理，即欲台灣自日帝統治脫離，必先祖國抗戰成功。

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是與祖國大陸的革命共同脈動的。1920年代的台灣反殖民運動，由武裝抗日進到了政治社會運動的階段，被譽 為「台灣孫中山」的蔣渭水（1891-1931）是這個階段運動的領導者，也是思想理論的提供者。東西方的思潮，不斷衝擊與影響著蔣渭水，尤其是孫中山思 想與主張。據云，蔣渭水床頭始終擺著一本《孫中山全集》。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改採「聯俄容共」後，蔣渭水也在台灣鼓吹「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民眾黨時期，蔣渭水在相關文件中多次使用「台灣全民」，積極實踐根基於孫中山思想的民族運動。這裡的民族運動，當然是指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中華民族運動。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台灣，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對於孫先生的病逝，《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表達對孫 先生最忱摯的哀悼。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會，他沉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 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場內外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也在內心 吶喊「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

台灣媒體曾經拜訪甫當選新北市市長的朱立倫先生的桃園老家，當記者一跨入老宅的廳堂，鏡頭裡出現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照片。這幅照片從日據 時代掛到現在。是的，孫先生在革命事業的偉大人格，以及孫先生使台灣人團結在中華民族認同之下，進而能夠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至今，仍然讓老一輩的台灣人銘 感五內。

無奈，當代的台灣民眾，似乎已經忘了蔣渭水在孫中山逝世紀念會上的聲聲疾呼：「和平、奮鬥、救中國！」

三、當代台灣的孫中山

若將視野拉到1970年代的台灣，當時美日聯手侵佔釣魚台的 事件爆發，海內外中國學生義憤填膺。但台灣卻有一批青年學子，非但不認為釣魚台事件與帝國主義有關，反而認定大陸才是迫害台灣的壓迫者，並主張要與美日等 「先進國家」合作，發展成為進步、現代、民主的「國家」。這樣的觀點，在1972-73年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中初試啼聲，成為往後台灣分離主義的思想 根源。

面對台灣分離主義思潮的來勢洶洶，在這場民族主義論戰中，以王曉波、陳鼓應、鄭鴻生等人為代表的台大哲學系師生，開始以孫中山的民族主 義，做為反擊的有利工具。以王曉波為例，他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了武器、經濟、思想上的壓迫，也造成中國的貧窮。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是要保 障分配的平均，民權主義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民族主義則是能夠保衛國家與國民的利益，因此「三民主義」是抵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利器。王曉波也透過孫中山的民 族主義指出，民族主義的功用，對外抵抗帝國主義，對內剷除「漢奸」，民族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權利與最後武器，只要對外有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對內照顧農、 工、漁、礦等基層民眾，則中國統一必會成功。

事實上，這一場發生在1970年代初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正是當代台灣發展的縮影。在政治發展上，由於台灣在國際的處境風雨飄搖，一些台 灣民眾無法分清造成兩岸分斷真正的幕後黑手，相信「先進國家」的宣傳，走上「先進國家」鋪設好的進步、現代與民主道路。另一方面，在認同上，台灣民眾從 「生活共同體」上綱到「命運共同體」，把大陸視為「壓迫者」，將「中國人」一分為二，使得「中國人」與「台灣人」概念最終從「同床異夢」走向了「分道揚 鑣」。無論是政治發展，或是民族認同，其中矛盾分化的狀況，至今仍在台灣社會根深柢固。

唯有認識台灣社會的矛盾與困境，才能體會孫中山思想的重要性與前瞻性。戰後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仍然深深禁錮著兩岸（尤其 是台灣）的中國人。帝國主義搖身一變成為新殖民主義，在台灣問題上指指點點，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反帝內涵，便是破解此困境的鑰匙。其次，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基 層民眾的強烈關懷，也是當前台灣民眾面臨認同難題的解決之道。

四、結語：在台灣重新發現孫中山

我們必須正視，儘管馬英九在2008年代表國民黨 重新執政，台灣民眾對中國認同卻是不斷往「分」的方向前進。因此，值此紀念辛亥百年之際，必須先關心孫中山及其思想在當代台灣的重要性與影響，進而才能將 台灣問題再度帶回中國之內來思考，甚至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來理解。

對台灣人而言，日據五十年的慘痛歷史，孫中山的人格形象，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台灣人民勇於反抗殖民，並致力於光復、回歸祖國的精神支柱。而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弱小民族的眷注與鼓舞，能夠促使台灣走出由於「雙戰」體制對戰後政治與認同發展的侷限。

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見證了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的歷史時刻。1949年由雕塑家蒲添生先生創作的孫中山銅像，矗立於台 北中山堂前，代表台灣人期待近現代兩岸的歷史苦痛能就此終結。這座孫中山銅像至今屹立不搖，台灣人應該重現孫中山的人格身影與思想精髓，找尋在歷史與記憶 迷霧裡的孫中山，這才是在台灣慶祝並紀念辛亥百年的真諦。

同時，我們為中國大陸的成長茁壯感到無比光榮，但也為中國大陸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感到憂心忡忡。孫中山曾說：「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不 在於它的人民富有，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對外宣言〉，附：孫逸仙宣言》，1922年8月17日）孫中山這一句箴言，對目前中國發展有所鼓舞，當然 也是警惕。

（本文獲孫中山基金會、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振興中華－－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徵文比賽」青少年組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