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20世紀很出名的一段話。這段話是中共剛剛轉入農村的時候，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中共黨內的教條主 義以及挾洋自重的勢力而特別提出來的。對他來說，具體的了解他們所據守的農村、了解農民的生活與階級矛盾，才可能為革命的發展求得確切的認識，也才能為人 民生活的改善提供真實的理論前提。而在中國革命空前地把知識分子捲入農村、要求知識分子進入農村的條件下，追求外來「理論」和在地「實際」相結合的「調查 研究」（簡稱「調研」）便從1920年代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新傳統。
改革開放以來，「調研」仍在繼續，但變化也開始出現。在21世紀可以清楚看到兩種新興調研現象：首先是大陸內部的反體制者（某些被稱為「維權」工作 者）開始介入調研領域，以他們的觀察結果論證自己的立場；其次則是台灣這邊的研究者或一般民眾，憑藉著各自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觀察，對大陸的發展進行很具 「親身體驗」的指三道四。
這種新興調研現象的發生是為了爭奪發言權。在大陸，發言權的爭奪是為了對付黨政體制；在台灣，發言權的爭奪則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在1949年以後逐漸 建立起來的兩岸論述（儘管這種論述本來就不太真實）。今天，我們可以發現調研的人越來越多，而每個進行調研的人也都可以說些什麼，而且還都很有道理──只 要與這些「調研」者對話的你沒有做同樣的調研，你就沒有發言權。
雖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仍然是硬道理，但調研者通過「調查」而取得「發言權」的過程本身卻出現極大危機，因為沒有人的調查是全面的。說到 底，多數的調研都在極有限的範圍之內進行，調研者完全有可能放大個人體驗，讓「小故事」獲得「大啟示」，反正沒有調研的你也不會知道箇中虛實。
此外，雖然調研原來的功能是使理論聯繫實際，但現在的危機卻是以A地的實際證明B地的理論，或者在B地起作用。以台灣來說，在大陸的「調研」經驗存在著一種有利於回台灣「說嘴」的心理，不是為了使調研促進大陸的進步，而是為了在台灣起作用。比方深化兩岸的隔閡。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