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霜降．秋祭

■邱士杰

朋友，你到過馬場町嗎？

馬場町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的刑場。由於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4．6事件」 後展開大規模的島內白色恐怖，大批本省外省籍青年或者刑死，或者入獄，或者因為親友繫於「小牢」而被迫在親美反共的社會中坐「大牢」。對於刑死者來說，新 店溪畔的馬場町是他們結束熱血青春的第一站。他們在法西斯的槍下仆倒馬場町，然後在六張犁亂葬崗中消損自己的屍骨。劊子手會用沙土掩蓋馬場町上的血跡，日 積則成土堆；亂葬崗上則只有造墓工用石板草草留下的小墓碑，月累則湮沒於荒草。隨著時序進入1990年代，馬場町與六張犁分別成為倖存的政治受難人憑弔先 烈的地方。本來一年各在六張犁與馬場町舉行春、秋兩祭，但因人事凋零，不得不改為一年一祭。而馬場町的秋祭，就成為倖存者、遺族，及其同志寄託哀思的莊嚴 儀式。

也許是台灣百年來的特殊歷史經驗所致，「悲情」，成為了某種理解或感知台灣近百年歷史的基本前提。而得到此種理解的歷史，則支撐起各 種台灣前途的設想。一種是反共親美的分離主義；這無疑是台灣多年來無處不在的設想。另一種歷史所支撐的設想則在馬場町，每年在此參與秋祭的人們也有他們的 設想。

現在的人們也許很難想像，白色恐怖受難人大多主張兩岸和解與民族團結，甚至懷抱著社會主義理想。他們將白色恐怖下的悲情，轉化為他們求生並設想兩岸共同未來的動力。雖然他們的設想不斷遭到台灣社會的刪刈與踐踏，卻從未中絕。

而近年來，許多人為了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試圖把歷史「和解」作為解開族群矛盾或政治矛盾的一把鑰匙。這是一把透過白色恐怖官方公開檔案以及受難人口述歷史的擴大而打造成的鑰匙。以本省籍左翼統派為主體的政治受難人，則是這把鑰匙想要解開的一大關卡。

遺憾的是，這把鑰匙的操作者們，只是想要解消多數白色恐怖受難人的政治設想，而且只是想把受難人自主獻身的鬥爭史，解消成迎合社會大眾親美反共心態的「冤假錯案」。

今 年起，馬場町「秋祭」擴大為室內文藝演出。當下雖是蕭瑟的霜降時節，今年的秋祭卻一掃悲情。會場上朗誦的如下詩句，也許正是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畢生信 念的深刻讚頌──「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我與您同在／我雖死而猶生。」（《獻給黨》，聶魯達詩，陳映真譯）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0-26

聶魯達：獻給黨（陳映真/譯）

您給了我兄弟骨肉的情份，

去愛我所不認識的人。

您把眾生的力量團結在一起。

像送給我一個新生的嬰兒，

您重新將祖國賜給了我。

您讓我擁有一個孤單的個人所不能體會的自由。

彷彿點燃篝火那樣，

您教會我把心中的愛與溫暖燒旺。

您授與我凡樹木所必要的正直。

您教導我認識到人的共性和差異。

是您讓我明白：

個人的痛苦如何在全人民的勝利中消失。

您教會了我在咱窮苦兄弟的硬板床上酣睡。

您把我打造在現實的根基之上，

如同在堅實的磐石上。

您讓我知道要仇恨敵人、抵擋獨夫。

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

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

您使我堅不可摧，

因為我與您同在，

我雖死而猶生。

蠹魚的旅行日記：抵抗與學問

■邱士杰

2005年10月23日，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病逝於東京。轉眼，即將在本周滿5周年。

對於關心台灣戰後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的人們來說，劉進慶是不可迴避的學者，因為他所撰寫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是第一本從政治經濟學分析1950、 60年代國民黨政權與台灣經濟的著作。但更不可迴避的是，劉進慶及他的著作代表了台灣知識分子將「抵抗」與「學問」相結合的一種突出典型。

由於劉進慶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白色恐怖之間，親歷過同代台灣人民的悲慘境遇。因此，劉進慶赴日留學後，試圖結合《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講座派」經典著作）的再生產理論以及產生於中國革命的「社會性質」論，以從理論與經驗研究上揭發蔣介石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

他的研究指出：當時的台灣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新殖民地」，本省、外省、各種資本彼此融合而共同形成支配性的「官商資本」（因此他認為資產階級之間 沒有本省外省的矛盾），而廣大台灣被壓迫人民則遭受國民黨政權的「半封建」剝削。「細細回味此一研究，特別會想起陷於被殖民、支配、壓迫、掠奪苦難中的現 代台灣，以及在此不幸政治經濟過程中遭受痛苦的同胞。在此我謹以此書獻給仍遭掠奪的台灣同胞。」

由於海外社會主義刊物《台灣人民》的譯介（1974～1975年第9～10期），劉進慶的研究首次翻譯成中文。此外，「我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這點可以體現劉進慶研究的「抵抗」性格。而劉進慶本人也對他的研究能夠得到政治受難人的歡迎而感到高興。

可是劉進慶也因他的「抵抗」性格而付出慘痛代價。他在日本長年遭到官憲監視，甚至使其教學工作與家庭受到影響。即便如此，劉進慶仍然積極地投入社會運動。在他的晚年，他把許多心力投注於中國經濟研究以及兩岸和平發展運動：「這可以說是作為我這一代台灣人的歷史性課題。」

10月是充滿紀念日的時節，而今年更有許多紀念性研討活動──如蔣渭水、錢穆、霧社事件、乃至2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在10月舉行。雖然我們可以 輕鬆透過這些活動而追懷這些活動所指涉的對象，卻絕不能忘懷淹沒在主流歷史詮釋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值得繼承的價值。在劉進慶逝世5周年的今天，我們 不能忘懷他結合「抵抗」與「學問」而走完的一生，因為這正是台灣人民曾經走過的一條英雄道路！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0-18

廢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待遇──夏潮聯合會對於「教育部放寬大陸學歷政策」的聲明

自從8月19日，立法院通過「陸生三法」，本會遂即聯合台生權益促進會(籌備處)、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犇報社、台生會等組織，針對該法案中涉及違反平等受教權及歧視性待遇等相關規定發起連署抗議活動，得到社會各界熱烈迴響。

近日欣聞教育部長吳清基先生於立法院答詢時，宣示放寬大陸學歷認證的基本原則，包括：大陸學歷認證追溯至1992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通過實施為止；台灣赴大陸求學的役男將可比照國外求學辦理緩徵等。本會對於台灣教育當局體察民意、從善如流的放寬措施表示肯定，但對於教育部為德不卒，未能全面開放包含醫事類別在內的大陸學歷採認，表示遺憾。

「平等的受教權」為憲法明文規範的基本權益，不得以任何政治理由或行政手段加以剝奪。教育部在修正「不溯及既往」的規定上，表現了對民意及法律的尊重。但「陸生三法」仍充斥著諸多不公平待遇，包括對大陸學生的身分歧視、僅開放採認41所大陸高校、將大陸醫事學歷排除在認證之外等相關規定；對此，教育部仍然三緘其口，不改其違憲侵權的根本缺失，且僅將大陸學歷追溯日期上溯到1992年，表面看來是順應民意，究其根本卻是為鞏固行政權威而不惜違法濫權的不智之舉。

有鑑於此，雖然連署活動在學歷追溯部分已經取得初步成果，但在全面採認以及廢除歧視性待遇部分，尚未獲得台灣教育當局的適當回應，因此，我們再度聲明：

一、要求立法院立即修正「陸生三法」中對大陸學生的身分歧視規定。

二、全面採認大陸學歷並不得將大陸醫事學歷排除在外。

三、學歷採認必須溯及既往，其方式不得附帶任何歧視性條款。

為了實現上述主張，我們除了持續推動「反對『陸生三法』歧視待遇連署行動」之外，並將聯合所有關心陸生、台生權益的朋友、個人與團體，進一步對台灣教育當局及立法院朝野黨團施加壓力，以排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待遇。

夏潮聯合會

光復初期台灣人的「義勇軍進行曲」記憶

齊邦媛教授在《巨流河》裡提到，「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戰期間，大陸的全民抗日歌曲。現在很多的台灣人，可能和齊教授一樣，不知道「義勇軍進行曲」曾 經在台灣傳唱。一般人大概知道，光復初期的台灣有一股「學國語」、「唱國歌」熱潮。在這股熱潮底下，目前大陸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卻是當時台灣人人爭 相學唱的歌曲。

事實上，在「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並在大陸廣為傳唱後，這首熱血澎湃的抗戰歌曲，已經漸漸在日本殖民統治下 的台灣知識分子中傳唱。蕭開平的父親是抗戰末期在祖國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他回憶其父母的故事：「（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 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按：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 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作家藍博洲的調查 訪問，也能印證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傳唱。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說：「（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 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義 勇軍進行曲」流傳之廣，可以在光復初期台灣的三次學生運動中體現。當時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的氛圍也傳來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 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除人人手持青天白日滿地 紅國旗外，並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日本發生「澀谷事件」，因為一些糾紛，日警開槍射死台灣人，隨後國際法庭卻做出有利於日本人的判決。為抗議「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北京女學生沈崇在平安夜遭美軍強姦，遂在中國大陸引爆各地大規模的反美運動。台灣亦不例外，1947年1月，在學生的組織 之下，舉行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是光復初期三大學運中規模最大的一場。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也回憶，迴盪在隊伍之中的歌曲就是「義勇軍進 行曲」；且吳克泰說當時的台灣學生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國語歌曲，證明「義勇軍進行曲」廣為流傳。

2009年11月 19日我訪問了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許介鱗老師。光復的時候，許老師10歲，至今他仍記得在光復之初所學會的「義勇軍進行曲」。許老師唱給我聽：「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許老師說，「義勇軍進行曲」是很普遍的傳唱，因為台灣剛脫離日本統治，大家抗日意識還很強；當然，更重要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歌 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相當貼近當時台人的心境。

當時台灣人傳唱「義勇軍進行曲」，都知道這是首來自大陸的抗戰歌曲。一方面基於對大陸人民抗戰同情，一方面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記憶猶新，再加上簡單易學，以及激奮人心的歌詞，成為廣為流傳的國語歌曲。

1948 年底，台灣省政府公布了一批「禁歌」名單。翌年，在三大會戰慘敗的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1950年1月馬場町響起了第一聲槍響，霧峰林家的後代，一生從事 抗日運動的林正亨倒在馬場町的血泊之中。同年6月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戰後台灣的「反共內戰體制」於焉形成，兩岸隔絕至今。

隨著兩岸的隔絕，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教育演變成為「反中」的概念。而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消逝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

謹以此文紀念台灣光復65周年。

為光復台灣而研究──評介《台灣研究季刊》

《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封面

前言

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以官方 的力量，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終戰」是日本官方不願承擔侵略亞洲國家的責任，以及不願接受「戰敗」結果而使用的詞彙。在李 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為推行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開始更改中小學社會科與歷史科的教材內容。1990年代中期，國中使用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便 是此教育政策的濫觴。

自《認識台灣》教科書，到九年一貫社會科教材，再到高中九五、九八歷史課綱，吾人可以發現，台灣史談完日據時期（課本是使用「日治」一 詞），並沒有專章討論「台灣光復」，而是以「戰後」概括1945年以後的台灣政治變遷。「光復」僅成為漫長「戰後」政治發展的一小部分。以現行九年一貫社 會科教材為例，翰林版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歷史科課本，「光復」只出現在「戰後政治變遷」一章中的一個標題，並不見於內文。而「戰後政治變遷」事實上是從行政 長官「大權在握」與「二二八事件」開始談起，並接著從戒嚴體制談到白色恐怖。

從《認識台灣》教科書算起，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迄今已將近二十年。當年在中學使用此教材的學生，現在也已成為中學的教師，影響不 可謂之不大。我們必須慎重檢視這樣教材塑造台灣年輕一代對台灣史認知的影響。無論光復初期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失望或不滿，但是台灣人為脫離日本殖 民統治、復歸祖國所作出的貢獻，以及日本宣布戰敗，台灣人滿心歡喜地迎接「光復」，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避談「光復」，是今人未設身處地來解釋1945年前後的歷史。避談「光復」，使得今人將1945年的歷史稱為「終戰」、「戰後」，或是「國民黨來了」。避談「光復」，更是無視於1945年台灣歷史發展「祖國（中國）化」與「去殖民化」的本質。

從以上的背景與角度出發，重新認識「光復」的意義，並且重新認識「光復」前後的歷史（包括台灣本土，以及在大陸戰場的歷史），都顯得格外 重要與刻不容緩。因為對「光復」前後歷史與意義的重新認識，有助於解決當下台灣人認同分歧背後的歷史糾葛。套句流行話，就是為「光復」「正名」。

以台灣史研究的熱門而言，尤其是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兩相對照，光復史的研究並不是熱衷的對象。許多光復前後的史料也還隱埋在歷史的迷霧之中，無論是政治、文學或民間的史料。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研究季刊》的簡單評介，為讀者提供重新認識「光復」的素材。

一、日據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根據黃玉齋主編的《台灣年鑑》第28章《抗日運動》的 分析，日據下台灣的抗日運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1895年至1915年，屬於前現代的武裝抗日，前後共發生一百多次的浴血抗戰；第二期是1915年至 1937年，屬於現代的反抗運動，透過文化啟蒙、工權、農組、政黨等形式進行；第三期是1937至1945年，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國，台灣在戰 爭總動員之下，很難有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運動，因此台灣人將抗日焦點轉向具有全亞洲抗日大支柱象徵的中國大陸抗日戰線上，與祖國並肩作戰。「台灣光復運 動」當屬於第三階段，台灣內部是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而大陸則是全面對日抗戰。

1930年代，許多台灣青年體認「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而自台灣潛渡回祖國，或由日本轉赴回祖國，目的地包括重慶與延 安。而由台灣人組成的抗日團體，則散布在大陸各地區。因此，第三期的抗日運動，其範圍已經涵蓋了大陸地區，在反殖民的目標之外，又加上了「光復台灣」為努 力標的。總體而言，如同謝南光在1938年《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成立宣言》中所言：「台灣現在已經不能離開祖國的反日反帝運動而尋求解放。」

據對台灣光復史投入甚深的曾健民先生之研究，第三期台灣光復運動在大陸上較活躍的革命團體，大致有四（詳請參閱曾健民，《日據末期（中國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一文）：

（一）台灣義勇隊：在李友邦的奔走下，台灣義勇隊於1939年2月22日在浙江金華正式成立，同時籌組了「台灣少年團」，隸屬於國民政府 軍委會政治部管轄。主要工作有：1.對敵工作；2.醫療工作；3.生產保國工作；4.巡迴宣慰工作。為加強思想與宣傳工作，台灣義勇隊於1940年4月至 1942年12月25日止，出刊了十期的《台灣先鋒》。

（二）台灣革命同盟會：1940年3月，在台灣人劉啟光的推動下，李友邦與謝南光所領導的團體於重慶成立了「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在此 基礎上，再加上1941年2月蔣介石指示「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台灣的各革命團體遂組成「台灣革命同盟會」。主要工作有：1.復台宣 傳；2.推動台灣「建省建軍運動」；3.堅決維護台灣戰後地位與主權，以台灣人民的角度，駁斥美國的「台灣國際共管論」。先後出版了《台灣問題小叢書》、 《新台灣書報》、《台灣民聲報》（共十期）等刊物，證明了台灣人在祖國大陸從事台灣研究的努力。

（三）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如前所述，蔣介石在1941年下達「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方針。在此指導方針下，國民黨在同 年於香港開始籌組台灣黨部籌備處，由台灣人翁俊明擔任主任，劉啟光任祕書，並在台灣北、中、南設立三處聯絡站。1941年香港被日軍佔領，籌備處於 1942年遷往廣東曲江，後遷江西泰和，並開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廣收台、閩、粵籍之學員。1943年3月15日，「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 正式於福建漳州成立，仍派翁俊明為主委，林忠為書記長，設有香港、廈門、上海三處聯絡站，任丘念台、陳邦基、郭天乙、謝東閔、陳棟、陳萬定、廖啟祥、李萬 居等人為執行委員，並以「中正醫院」為掩護展開工作。台灣黨部的主要工作如下：1.在敵軍中發展組織；2.在台灣各地從事祕密活動；3.先從沿海一帶台人 著手，徐圖深入島內，以島內工作為主；4.本以注意吸收台灣島內黨員，準備策應收復為工作重心；5.派大批工作人員潛赴大陸淪陷區作宣傳策反工作，並聯絡 島內工作同志竊取情報，鼓勵台胞在敵方軍政機關「乘機反正」。

而台灣黨部對於台灣現況的研究亦不遺餘力，曾編印十輯「台灣問題參考資料」，內容舉凡：台灣革命史料、台灣六十年來抗日血債錄、台灣名稱考、台灣收復後之問題、台灣農業問題、台灣郡縣官制設置之沿革……等。此外，更於1945年1月15日創刊《台灣研究季刊》。

（四）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下的中央設計局成立「東北調查委員會」與「台灣調查委員會」，並派 陳儀主掌「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日本投降後台灣的接收與復員工作。該會有十一名委員，李友邦、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等台籍人士占了五名，而台 人宋斐如、李萬居、林忠、連震東等也擔任專門委員。「台調會」主要有六大工作：1.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2.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台灣警 察講習班」以培養人才；3.蒐集資料；4.編輯台灣概況叢書，內容包括行政、教育、交通……等；5.對日據下台灣法規擇要翻譯，共有43冊，150餘萬字，供「台幹班」學員參考；6.成立「行政區劃」、「土地問題」、「公營事業」等三個專題研究會。

這些團體的成員，不只有台灣籍人士，也包括許多大陸人士。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的抗日運動，也從事台灣內部的反殖民運動；另一方面則投入台 灣各項歷史與現況的研究，將研究成果與大陸民眾分享，替政府做好「光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因此，言中國政府倉促而無準備的接收台灣，是不公允的說法。

二、初識《台灣研究季刊》

1944年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遷到福建省臨時省會永 安，由王泉笙任主任委員。1945年，台灣黨部因福州克復，隨福建省政府遷至福州。1944年戰局逐漸明朗，台灣黨部對光復台灣的工作愈發投入，積極訓練 復台幹部，調查台灣島內實況，希冀使大陸同胞了解台灣現況，也能使台灣民眾認識大陸。在此背景下，直屬台灣黨部於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 刊》創刊號，由時任台灣黨部書記長兼代主委的蕭宜增（任期是1944年4月至1945年10月）擔任發行人，謝東閔與方志林負責主編。同年6月17日發行 第二期（主題為「紀念六一七」）。後因8月日本投降、10月台灣光復，《台灣研究季刊》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僅發行兩期便停刊。

共發行兩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內容非常豐富，舉凡：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台灣教育、財政、歷史、人物、原住民、金融、政治、水利…… 均有涉及。但目前在台灣已難以尋得，幸北京的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利用館藏微捲資料，重刊此兩期《台灣研究季刊》，並收入2006年出版的《民國 珍稀短刊斷刊．福建卷》。《台灣研究季刊》因而重見天日，提供台灣光復史研究一項重要而珍貴的史料。目前台灣只有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及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 圖書館收藏《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套書。

三、《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

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刊》創刊 號，刊載了由當時台灣黨部代主委蕭宜增所寫的《發刊詞》。作為台灣黨部的機關刊物，《台灣研究季刊》勢必與台灣黨部的工作重心密切配合。蕭宜增在《發刊 詞》特別提到台灣黨部是「我國對台灣工作的活動中心，和對台灣革命的指揮機構」。1944年開羅會議決定戰後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大方針後，台灣黨部必須 聯合台灣的革命分子和團體，「為光復台灣而努力」。蕭宜增也非常清楚，1937年全面對日抗戰後，國民黨「已經把台灣革命納於本黨的國民革命之內，並且已 經把台灣問題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同時能使台胞和內地同胞同負解決台灣問題和收復台灣的重大使命。」以上所引的段落，最重要的一句話當屬「已經把台灣問題 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顯示當時中央在全面抗日之際，仍積極重視台灣問題，由台灣黨部來承擔聯絡、研究等發展工作。

作為對台直接工作的機構，台灣黨部也重新檢視了日本殖民台灣後的歷史發展，以及大陸對台灣態度與政策的轉折。《發刊詞》把五十年來台灣革 命分為三個階段：（一）反抗割讓爭取民主獨立時期（即台灣民主國的建立與解體）；（二）祕密反日力謀歸宗時期（指1937年以前的武裝抗日活動）；（三） 匯合國民革命完成台革（按：指台灣革命）時期（指1937年以後，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台灣革命亦為中國革命之一環）。

緊接著，《發刊詞》回顧了大陸對台的態度與政策，同樣分為三個時期：（一）輕忽台灣視為化外時期（指清代視台灣為番屬）；（二）注力國內 革命對於台灣無力兼顧時期（指民國前2年同盟會在台活動，民國3年同盟會台灣分會解散，至全面抗戰以前）；（三）收復台灣鞏固國防時期（指抗戰之後，國民 政府在1942年11月3日公開表示收復台灣，且蔣介石宣示「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割 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政策具體確立）。

基於以上的分期與回顧，台灣黨部將台灣黨務視為「戰地黨務」，且認識到台灣戰地黨務的「特殊性」：（一）台灣還是由日帝統治，黨務發展特 別困難而繁重；（二）內地同胞對台灣向來比較隔閡，而島內同胞對大陸認識亦較為不深入；（三）戰前與戰後移往內地的台灣同胞，人數已經相當多，力量也較 大，必須加以組織。有鑑於此，在島內的活動與組訓工作，是採取祕密方式；而對於內地的活動與宣傳研究工作，則採取公開方式。《台灣研究季刊》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破除內地同胞對台灣的隔閡，屬於台灣特殊戰地黨務的公開方式之一。

台灣黨部的工作性質已經相當明白，即「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之一環，台灣革命成為中國革命之一部分」。在此性質下，有關台灣問題與台灣革命的思考與研究，顯得特別重要，尤其是收復台灣之後的建設規劃。《發刊詞》指出了《台灣研究季刊》所關心的問題：

關於島內實情的探究，對台革力量的充實，如何具備收復台灣的條件？如何協同盟軍的進攻？克復時如何接管？戰後如何建設？這種種重要問題都 是亟待我們詳細的探討和研究，加以精密的設計，而作切實的充分的準備。所有各種準備工作，固然應由當局負起完成的責任，對其機密部份不應公開披露；但台灣 收復，人人有責，台灣問題，眾所關心，更有公開研究，集思廣益，交換意見和共同貢獻的必要。本刊的創立，就是適應這實際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作為公開的園 地。希望在這新闢的園地，獲得美滿的收穫。

《發刊詞》的這段結語，已經清楚地說明《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為光復台灣而努力，也為光復後的建設而集思廣益。

四、《台灣研究季刊》的內容

創刊號的《編後語》指出《台灣研究季刊》的編輯方針： 「為著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注意，進而共同作誠懇熱烈的探討，加強國人對台灣的認識，以利戰後台灣的接管工作，這是本刊編輯的初意。」由於台灣黨部設於福 建，因此《台灣研究季刊》特別重視如此地緣關係：「尤其是福建與台灣，僅一衣帶水之隔，其密切的關係，有如兄弟手足，閩台人士在探討研究的上面，應當率先 倡導不甘落後的吧！」在此編輯方針與自我要求之下，《台灣研究季刊》除特約「熟悉台灣人士」長期撰稿外，並歡迎各界投稿，徵稿的內容有：1.特載；2.報 導；3.論著；4.文藝。

創刊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98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兩頁廣告（集友銀行與福建省銀行）、兩頁《發刊詞》，一頁《編後語》（含稿約）。除《發刊詞》外，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連震東，《日寇佔領前的台灣》（頁59）。

洪石柱，《馬關條約締結時台胞抗日運動的檢討》（頁76）。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頁77）。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許汝鐵，《論台灣教育問題》（頁18）。

方志林，《台灣財政的透視》（頁47）。

王清彬（譯），《日寇統治下的台灣》（原文為英文）（頁65）。

朱懋順，《台灣之森林》（頁71）。

（三）台灣與國際局勢研究

李友邦，《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頁4）。

陳瑞鵬，《台灣對世界大戰與和平的因果關係》（頁74）。

（四）台灣人物研究

丘念台，《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頁90）。

本刊資料室，《台灣革命先賢丘逢甲》（頁91）。

（五）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書房》（原文為日文）（頁88）。

卓柏輝，《台灣稻江歲時諺》（頁89）。

（六）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李雄，《要加速光復台灣的工作》（頁3）。

梁龍光，《台灣建設之前瞻》（頁6）。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上）》（頁10）。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之教育問題》（頁14）。

汪受田，《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頁16）。

（七）其他雜文

周百勳，《〈台灣海國記〉評介及補充（書介）》（頁86）。

百芬，《還我先人故土》（頁87）。

以上文章是筆者初步的分類，但已經可以看出《台灣研究季刊》收錄文章的範圍廣泛、主題豐富，研究用力甚深。值得一提的是，許汝鐵《台灣教 育問題》，詳列了台灣地理環境與物產的資料，並且完整繪製出台灣總督府的組織編列，也利用表格呈現日據時期台灣學制的變化，還有台灣各師範學校的學級數、 職員數與學生數，對台灣各州廳的教育費與行政費亦有詳細比較。方志林的《台灣財政的透視》，詳列了日據時期各年度、各項目的歲入與歲出。朱懋順的《台灣之 森林》，介紹了台灣的地形、地勢、氣候、森林植物帶與森林主副產物。卓柏輝的《台灣稻江歲時諺》，仔細注釋了至今仍耳熟能詳的歲時俗諺，例如「春天後母 面」、「未食五月粽，破裘不肯放」、「六月十九，無風水亦哮」……等。丘念台的《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則指出霧峰林家在中國革命上的付出與貢獻（這段歷 史至今仍遭埋沒，提到霧峰林家，台灣人只記得林獻堂一人，歷史記憶有所片面與斷裂）。此外，創刊號《台灣研究季刊》轉載了許多文藝作品，例如《台灣革命先 烈羅福星絕命詞》、丘逢甲《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又如孫科、陳儀、吳鐵城「還我河山」的墨蹟。最重要的是，刊後附錄了自樺山資紀至安藤利吉歷任的日本台 灣總督，以及台灣州廳的面積與人口，提供內地同胞最基礎、詳盡的台灣資料。

第二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100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含稿約）、一頁廣告（福建省銀行）、一頁《編後語》。本期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鄭氏時代之台灣》（頁59）。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李友邦，《台灣少數番族問題》（頁7）。

方志林，《台灣金融概況》（頁29）。

翁春喜，《台灣之水利事業》（頁32）。

連震東，《日寇統治下台灣現狀及收復後治理方案》（頁41）。

李梓修，《日寇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頁49）。

翁國樑，《台灣之茶業》（頁58）。

振伍，《近年來台灣問題演變紀事》（頁76）。

（三）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宗族械鬥與艋舺》（原文為日文）（頁85）。

莊千里（譯），《竹山採訪錄》（原文為日文）（頁88）。

朱劍芒，《台灣詩詞續話》（頁91）。

（四）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蕭宜增，《台灣革命與台灣黨務》（頁1）。

丘念台，《台灣何以須速復省制》（頁10）。

光華，《收復台灣工作上的幾點原則》（頁12）。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下）》（頁14）。

洪石柱，《對於台灣政治建設的建議》（頁22）。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的資本問題》（頁29）。

許汝鐵，《檢定台灣師資之商榷》（頁54）。

（五）台灣綜合研究

薩兆寅，《台灣研究論文索引》（頁93）。

（六）其他雜文

蕭宜增，《琉球王韓元勳進士簡誌》（頁75）。

李友邦的《台灣少數番族問題》，率先將台灣原住民的問題提出討論，並且指出歷來統治者的處理方式，據此建議光復後如何面對此問題。翁春喜 的《台灣之水利事業》，研究用力之深，列出台灣各地的水道，以及日本人投入台灣水利與陂圳工程的面積與費用，還有台灣各主要河川及支流的長度。第92頁轉 載了「百飛」譯自日文的「台灣童歌」，蒐集了日據下台灣人傳唱的閩南語童謠。最值得一提的，是薩士武先生從當時各中文期刊，蒐集了百餘則台灣研究論文的索 引，分為：1.台灣總論；2.台灣圖書題記；3.台灣僑民；4.台灣外交關係；5.台灣財政賦稅；6.台灣法律；7.台灣自治；8.台灣保甲；9.台灣軍 備；10.台灣教育；11.台灣貿易；12.台灣番族；13.台灣歌謠；14.台灣地質；15.台灣昆蟲；16.台灣工作；17.台灣礦業；18.台灣農 業；19.台灣農作物；20.台灣林業；21.台灣水產；22.台灣歷史；23.台灣地理；24.台灣傳記。此24類共百餘則的論文索引，提供讀者最全面 認識台灣的學術資料，也證明大陸的學術單位與期刊，早就投入台灣研究的工作，才有這些豐富的論文資料。

1898年，後藤新平接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依照其「生物學」的原則與邏輯，開始大規模進行台灣的調查，留下許多數據與資料。近來台灣 史學者，多半讚揚後藤新平在日據時期推行的調查工作，忽略了後藤的工作是為日本殖民統治之需要；更忽略了後藤的「生物學統治方法」，借用生物學的「好細 菌」與「壞細菌」分野，將台灣人分為「好的土人」與「壞的土人」，他在台灣的工作，就是要剷除「壞的土人」。

從以上對《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與第二期，共40篇文章的分類與簡介，我們可以了解，《台灣研究季刊》所從事的調研工作，涵蓋了台灣的歷 史、人物、風俗、文化、地理、生物、水利、教育、財政、金融、原住民……等面向，一方面提供內地民眾認識台灣，一方面也提供光復後建設的基礎資料與建議。 事實上，《台灣研究季刊》只是抗戰時期大陸研究台灣的冰山一角，當時許多團體與單位，早已投入台灣的調研工作，這些史料目前少有學者蒐羅與鑽研。若進行有 系統的蒐集與整理，相信這些資料與史料，並不會亞於日本人在台灣的調研結果。

結語：「為光復台灣而研究」

暫時撇開光復之後台灣民眾與政府在政治上的衝突，近年來一直有個氛圍，就是以日據時代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光復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進行比較。比較 的結果，就是盛讚日本殖民統治的「用心」，以及為台灣帶來的「近代化」。如此的邏輯，套用到所謂「本土化」的教育政策，呈現於中小學社會科、歷史科教材之 上，就是避談「光復」，日據時代談完，便直接大篇幅地談「二二八事件」、「戒嚴」與「白色恐怖」。台灣民眾的用語，也以「終戰」、「戰後」與「國民黨來 了」取代「光復」。「光復」前後的歷史與意義，隨著政治上刻意的掩蓋，也就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

筆者有機會接觸到1945年由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發行的《台灣研究季刊》，便希望將此史料介紹出來，本文便是初次而倉促的評介。《台 灣研究季刊》兩期共40篇的文章，內容只能以「精彩」來形容。當然，以今天發達的台灣研究而言，這40篇文章的內容當然比較落伍。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 體會文章作者的用心良苦。這40篇文章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研究，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銜接與努力。

「光復」絕不是所謂的「大中國史觀」，反而是把台灣當作中國近代史中心而思考得出的產物，當然比「終戰」、「戰後」或「國民黨來了」等概 念更符合、貼近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光復」不只有台灣人民五十年的堅苦抗日，也有大陸人民十五年（自「九一八事件」起算）的浴血抗戰。「光復」不是併吞， 對台灣而言，是「光榮地復歸」；對中國而言，是「光榮地收復」。因此，「光復」是屬於台灣的，也是屬於中國的，從《台灣研究季刊》就可以窺知一二。

謹以此文為「光復」「正名」，紀念台灣光復65周年！

《台灣研究季刊》第二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