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藍綠高牆」之後

九合一大選結束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全台各地選情冷冷清清，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台北市柯文哲與連勝文的對決，彷彿各縣市的候選人都是柯連兩人。選舉結果出爐，柯文哲大勝，社會上籠罩在一片張燈結綵喜洋洋的氣氛裡，認為終於推倒了「藍綠高牆」，台灣民主又取得新一波的成就。

這次選舉的結果，無疑是選民表達對國民黨馬英九高度的不滿，而國民黨原有的鐵票也從「含淚投票」轉為既無淚也不投票，所以造就了民進黨在各縣市的大勝。而台北市柯文哲的85萬高票，說穿了是因為民進黨在台北市沒有提名，柯文哲便收割了所有對國民黨不滿的選票。在這層意義底下，台灣的「藍綠」格局並沒有被打破，只是相互轉移；而柯文哲「白色力量」的策略是極為成功的，模糊了表面上的藍綠界線，實則成功擴大了綠色在台北市（甚至是其他縣市）的版塊。

其實這次的選舉結果並非首例。陳水扁執政末期，弊案頻傳，治理無能，民眾對民進黨的信任幾近崩盤。2005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14席（得票率近51％），民進黨只有6席（得票率約42％），此後民進黨歷次選舉宛如滑坡般的往谷底挫跌。民眾對民進黨的反彈，讓國民黨終在2008年摘取甜蜜的果實，該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囊括81席，民進黨只有27席；同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以超過200萬票的差距大勝對手民進黨謝長廷。

民進黨的滑鐵盧，成就了馬英九的歷史舞台，人民把改變的希望完全寄託到國民黨身上，給他們完全執政的大好良機。至今猶記2008年3月22日的晚上，馬蕭競選總部前聚集的群眾不乏大批年輕人，每個人以歡笑夾雜淚水，揮舞著手搖旗，迎接這場人心思變的勝利。這個畫面，與今年11月29日晚上柯文哲競選總部前的場景無比相似。而2016年極有可能登上大位的蔡英文，在九合一民進黨勝選記者會上的感言：「受鼓勵而不自滿，要感謝而不鬆懈」，也與2008年馬英九當選感言：「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如出一轍。

現在看來，民進黨正在走國民黨的老路，從廢墟中再次攀向顛峰，2016年不無可能完全執政。從新世紀伊始，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建立在藍綠兩黨的大起大落，與其說「改變」與「希望」不斷落空，不如說「政黨輪替」只是個舶來的美麗神話。

台灣的民主體制已經進入了惡性循環，這次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大勝，主要來自於原有部分藍營選民的流轉，所謂「689的覺醒」與「超越藍綠」都是假象，藍綠的二元框架仍在，問題只在於誰大誰小。藍綠的大起大落，台灣選民的幻起幻滅，完全揭露了台灣民主體制與社會性質的最大缺陷，就是戰後台灣做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執政者都必須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人，「政黨輪替」的潛台詞是藍綠兩黨分別輪流執政8年，如此方能確保藍綠兩黨永遠安份自甘美國的附庸。台灣穩定的政黨輪替，保障了美國在台灣的最大利益，無怪乎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要如此高度讚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這次選舉結果號稱推倒了藍綠高牆，但問題在於這道牆何曾築起來過？過去廣泛為人議論的「藍綠惡鬥」，並非因為藍綠太不一樣，而是因為他們實在太一樣，彼此所爭奪的只是各自的政黨利益。當海峽彼岸中國大陸不斷崛起，對台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而便暴露了藍綠兩黨之間更為可觀的同質性──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本質都是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下的產物。「超越藍綠」旋風式的出現，不過也是在印證過去的藍綠對立、政黨輪替都只是一種表象，無法抹滅他們本質上的高度雷同，從而塑造出柯文哲的「白色奇蹟」。

2014年底的這場選戰，基本上延續了三月太陽花以來的社會氛圍，不只是用選票教訓國民黨，同時更是對於兩岸關係改善後的焦慮式反撲，顯見固有的社會性質不變，那麼根植於此的反共反中舊思維只會不斷在發酵。歡欣鼓舞地慶祝推倒「藍綠高牆」之餘，期盼好不容易打開的兩岸關係大門千萬別又被重重的關上。

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

大陸13億人成了「替罪羊」

從今年台灣三．一八「太陽花」學運，到香港九．二八「佔中」運動，很多論者都在追尋其中的關連性，但多半是從運動的領導、動員、宣傳、訴求與參與群眾的結構等表象，便論斷香港佔中是台灣太陽花的延續，認為是台灣太陽花「啟蒙」了香港佔中，台灣人的「文明優越論」再次顯揚在香港人面前。 

如果忽略歷史更為深層的本質，那麼台港之間的內在聯繫性，便只能埋藏在「普世價值」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近代歷史上，中國的香港與台灣先後淪為西方帝國強權的殖民地，台灣被日本殖民者鐵蹄踐踏50年，而香港更久，被英國殖民者統治150年。但無論時間長短，港台都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與人民的苦難，如同著名詩人聞一多1925年所發表的作品《七子之歌》表現出來的那般痛切。 

另一方面，上個世紀40年代，當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香港與台灣都成為反共文人、學術菁英的避難所。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通過把共產主義宣傳為『恐怖主義』，從而抹黑、歪曲和醜化反帝反殖民運動。相反，……大英帝國由此被塑造為仁慈的統治者」；〔註1〕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反共」教育，與其後李扁時期開始的「反中」教育，可謂是一脈相承。 

因此，特殊的殖民地經驗（包含至今都尚未清理殖民遺緒），以及共有的反共意識型態，結晶出港台兩地人民特有的歷史情感，無法直面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巨大轉型與變遷，而將自我抽離於中國自身之外，將各自內部的社會矛盾外部化到中國大陸身上，13億中國人民都成為「替罪羊」。 

港台社會聯繫的歷史縱深

無論香港回歸已經快要20年，也無論自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不能否認的是，思想上的「反共」及其派生而出的「反中」，至今仍在兩地社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例如台灣部分文人不分藍綠力主與香港結為「南方聯盟」，而香港部分文人也樂於充當此聯盟的組成分子，以西方的「普世價值」話語，對抗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共同揉雜出的中國脈絡。 

伴隨著國際權力格局的變遷，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影響到了西方英美霸權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港台兩地做為中國大陸境外「制中」基地的角色更趨明顯。近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反《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經過一波波撕裂陸港關係的洗禮，青年學子的思想進一步被挑動激化，運動、組織與動員的形式逐漸成熟，也造就了一批諸如黃之鋒之流的「青年領袖」，醞釀出的能量最終爆發在今年的罷課與佔中行動。台灣亦同，2008年兩岸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同時暴露了統治階級與社會內部「政治親美、經濟傾中」的嚴重矛盾，從而有陳雲林訪台的「野草莓」、2012年以「旺中」為標靶的「反媒體壟斷」，還有一連串反對歷史教科書「撥亂反正」的行動，最後在今年集結為以「反服貿」為名、實則「反中」與「反共」的「太陽花」，其中以陳為廷與林飛帆等人為代表的新生力量，與香港運動相互支援的關係更是曖昧不清。 

儘管台港社會之間具有高度的橫向聯繫，但我們無法忽略兩地之間更為重要的本質差異，這表現在政治與歷史的縱深。台灣問題是1949年兩岸分治、1950年韓戰爆發，由於內戰與冷戰「雙戰結構」遺留至今的問題，因此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必須完成「復歸統一」。兩岸的現狀仍處於分裂分治，再加上戰後台灣從日據的舊殖民地轉變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台灣始終是美日在政治、軍事與文化思想圍堵新中國的最前線，也是各色分離主義勢力及西方各種反華勢力的集散基地。 

兩岸統一與香港回歸

相較台灣的性質與地位，香港問題的發軔，始自英國挾船堅炮利而奪取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必然要「回歸」中國，與兩岸之間的國家民族「再統一」有所不同。1982年英國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商討香港問題，柴契爾夫人本打算以香港主權移交回中國，來換取英國繼續掌握香港管治權，但遭到鄧小平斷然批駁：「收回香港，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鄧小平在這次會談中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從而表明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維護中國主權與統一的堅定立場。〔註2〕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出台，其第一條即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此後，再經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與實施，香港脫離殖民地地位，重新回歸到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1997年7月1日之後做為「中國的香港」，香港在其政治與戰略地位上就與港英時期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對於西方反華勢力來說，在香港內部進行活動，無疑就是直接進入中國政府的眼皮底下進行「顛覆」。 

美國對香港出嘴出錢出力

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約600人左右，至今年已膨脹超過一千人，〔註3〕成為美國在世界各地領事館人員數最多的一個，顯見美國利用香港回歸後的地位，進而劍指中國的「用心良苦」。「太陽花」期間，台灣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答覆：「美國支持台灣活力十足的民主，民主容許許多議題能充分對話。《兩岸服貿協議》的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我們希望討論能和平、理性地進行。」香港「佔中」期間，也有香港民眾向美國白宮「請願」，白宮則公然表態：「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實施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願望。」美國對台灣與香港兩地爭議所表現出一軟一強的回應態度，充分說明了美國透過香港問題介入中國內政的行徑。〔註4〕 

10月28日是香港佔中的「滿月」，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29日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30日，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佔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 

每當北京政府對台灣問題表達看法與意見時，台灣人總是義憤填膺批評「中國黑手」，而當西方勢力企圖介入之時，台灣人反而無感，甚至張開雙臂邀請他們堂而皇之伸手進來，例如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將接任新竹清華大學全球事務副校長即是一例。此次香港佔中亦是如此，當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政、干預香港自治，港台兩地不止不置可否，甚至認為是「遲來的正義」，流露出港台之間成形中的「南方聯盟」濃濃的親美親西方結構性味道。

北京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已將佔中的本質定調為「顏色革命」，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評論文章更直斥：「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對於西方媒體來說，更是歡欣鼓舞歡迎香港出現「顏色革命」，例如英國《獨立報》、法新社、美國《時代》雜誌等媒體，均以「雨傘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來稱呼佔中，將佔中運動的地位直比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橘色革命」、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在西方世界，「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具有正面評價的詞彙，象徵在美國（及其盟友）的介入下，「引領」某國或某地從極權、威權政體轉型為符合「普世價值」標準的民主政體的過程。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吳玉山教授的研究指出，過去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其原有體制「被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所取代，在社會和文化上也全面的西化」。〔註5〕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則進一步指明，顏色革命的目標是要追求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標準的形式民主，當舊政權被推翻之後，將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掌權；「美國支持某特定政權也非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要件，而是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國的帝國利益」。〔註6〕 

由此可知，顏色革命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介入與干預；（二）反對派親美親西方；（三）革命後的新政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傀儡。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美國對於香港「民主化」進程的「關心」可謂是不遺餘力。2005年1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的祁俊文表示：「香港有條件進行普選，但民主步伐及實施普選的模式，要由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決定」；2005年9月新任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表示：「香港應加快政改步伐，相信香港有能力在2007年實行普選」；2013年5月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表示：「香港的普選應符合國際標準，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應該儘早開展政改諮詢」；2013年9月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表示：「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權』，美國會對涉及其『核心價值』的事件繼續表態」。〔註7〕 

美國不只出嘴，同時更是出錢出力。做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外圍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多年來不斷撥款給香港的反對派政黨、NGO、社團，專款專用於「政改」的宣傳與落實。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被認為是香港反對運動（包括佔中）的幕後金主，2005年以來黎智英多次金援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陳方安生、陳日君等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7月，媒體指稱黎智英捐款4,000多萬港幣給香港反對派政黨與人士。今年5月，黎智英被媒體拍到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在遊艇密會，一般認為黎智英捐助給反對派的款項來自美國。 

過去美國在台灣以「美國新聞處」的名義，吸收台灣菁英為其服務，影響至今；如今，美國在香港設有「香港美國中心」（Hong Kong America Center），扮演吸收、培植香港菁英的角色。NED與NDI在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推出「港人講普選」計畫，號稱讓網民可以設計出自己的普選方案，「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即為該中心受薪研究員。因反「國民教育」一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今年剛滿18歲，也被「起底」其背後有深厚的美國背景。〔註8〕 

顏色革命遇上一國兩制

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註9〕香港的佔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註10〕 

9月28日突發的佔領中環行動，可以視為此前罷課行動的升級版，目的在於升高對立與衝突情勢，擴大動員能量，延長運動戰線。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其封面標題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認為回歸是中共對香港的殖民──都表明這場運動在根本上是否定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盧荻（香港人）進一步分析指出：「現在的『香港命運自決』運動／抗爭，抗拒落實回歸，客觀上（且不說主觀上）就或是加劇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對立、或是推動『中國崩潰』、或是兩者兼有，正與『普世價值政治』也即『重返亞洲』相配合」，因此顏色革命是「佔中的必然發展」。〔註11〕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佔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佔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佔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佔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佔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佔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佔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佔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佔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佔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APEC期間，11月12日歐巴馬與習近平舉行聯合記者會，歐巴馬在會上亦稱：「美國在煽動香港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上沒有任何參與，因為這些問題最終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決定的」。 

佔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由此回過頭來看台灣問題，台灣在戰後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處處受美國掣肘，致使台灣問題懸而未決。對台灣而言，唯有排除外來勢力的介入干預，民族內部的問題由民族自行解決，兩岸才可能有進步的前景。至於馬英九、江宜樺等人一再強調不接受「一國兩制」，不過只是對美國「交心」之舉罷了，對於兩岸關係並無任何助益。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型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註1〕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2008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1-32。 

〔註2〕中國政府堅持收回香港的立場，卻成為日後香港民主派人士抱怨柴契爾夫人的理由，他們認為柴契爾夫人對北京的「讓步」等同於出賣、背棄香港。由此可見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並不認同香港「回歸」，反而希望香港的主權與治權永遠歸屬於英國。參見：〈港民主派怨柴契爾當年背棄香港人〉，《自由時報》，2013年4月10日。 

〔註3〕〈回歸後英美駐港特工與日俱增〉，《中國時報》，2014年9月13日。 

〔註4〕與美國立場一致，9月2日馬英九首度表態：「對於香港人民持續爭取民主普選，台灣各界均展現高度的關心與支持」；10月10日國慶演說，馬英九不只再度表態支持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更進一步對北京喊話：「現在正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最適當的時機」，「如果大陸願意實現承諾，必將化危機為轉機，讓大陸與香港雙贏，而台灣人民也必然樂觀其成」。 

〔註5〕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8。 

〔註6〕趙剛，〈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收錄於：徐進鈺、陳光興（編），《異議：台社思想讀本（下冊）》（2008年，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頁307-309。 

〔註7〕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的人事安排是別有用心，例如楊甦棣與夏千福都有處理台灣事務的經驗，而夏千福更是從台獨運動的經驗提出「港版寧靜革命」，說明了美國企圖將其對台策略複製到香港身上。參見：李菀，〈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不會停止〉，《紫荊》總第287期（2014年9月），頁18-19。 

〔註8〕〈黃之鋒「美國背景」大起底〉，香港《文匯報》，2014年9月25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9/25/ 

〔註9〕相關分析請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收錄於：勞動人權協會（主編），《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2014年，台北：勞動人權協會），頁33-47 

〔註10〕相關分析請參見：熊玠，〈要普選還是要奪權？香港政爭的反對派究竟何求〉、張麟徵，〈公民提名、普選、民主反思：談香港的困境與出路〉，二文均刊於《海峽評論》第286期（2014年10月），頁31-37。 

〔註11〕盧荻，〈開始了：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盧荻：生活與知識」網站，2014年9月28日：http://kakafuka.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509955。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8期，2014年12月號）

台灣民主：我們是民，他們是主

投票日馬上就要到了，台灣幾乎各大媒體都在報導大陸人如何「瘋」台灣的選舉，連馬英九在接見西方觀選團時，也不忘「驕傲」地說：「最近許多中國大陸觀光客訪台，最喜歡參訪競選活動，中國大陸沒有像台灣這樣熱烈的競選場面」。

馬英九對西方人士的表態，其實說明了兩岸關係、中國因素仍然是台灣這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關鍵變數。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近年來伴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來的，其實是兩岸經濟定位與角色的大幅度翻轉，台灣社會至今無法適應如此改變，只能將內部的種種矛盾與焦慮轉嫁到中國大陸，以及被台灣多數民眾所認定的大陸代言人──國民黨與馬英九的身上。

因為不斷抗拒兩岸關係的拉近，台灣就像一隻停在窗戶玻璃上的蒼蠅──看得到光明，卻沒有出路。廣大無法實際獲得兩岸「和平紅利」的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面對台灣內部發展的停滯，似乎「窮得只剩下選票」。從今年三月「太陽花」以來，台灣青年在島內不斷號召「公民覺醒」，以「超越藍綠」的形式在複製「藍綠鬥爭」的本質性老路，目的還是在於對抗中國大陸，沉浸在「太平洋的風」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裡。

最近馬英九援引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話，說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此前香港「佔中」要求「真普選」的運動沸沸揚揚，台灣民眾也自居「民主燈塔」來聲援香港「佔中」。一副港台結盟，加入西方「普世價值」陣營，共同對抗大陸的態勢。九合一選舉正是台灣「真普選」的檢驗，看看這座民主燈塔是否能將光芒照耀到神州大地，還是只是一團火所悶燒出來的光？

台灣的民主是移植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議式民主，在這套民主體制下的選舉有其嚴格的「篩選」關卡，諸如政黨內部的初選、提名，當然還包括一定財產的規定，若繳不出保證金，連參選的邊都摸不著。因此，說台灣的選舉是階級的競爭，或說國民黨代表台灣的右派、民進黨代表台灣的左派──這些都是笑話，聽聽就算了，因為台灣的選舉是資產階級的內部遊戲，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同一幫人輪流坐上衛冕者寶座。

就像這次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陣營及其支持者不斷指責連勝文是「權貴」，彷彿柯文哲的當選就是打倒了權貴、平民獲勝。但被隱沒、被忽略的是，自日據時代至今，「醫師」一直是台灣社會結構中的精英階級，長年以來「醫師」與「律師」始終是台灣政界的一方之霸。以此次選舉來說，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台南市長候選人賴清德（現任）、嘉義市長候選人涂醒哲，他們都是醫師出身，而且親綠、親台獨。（有人說柯文哲代表的是「超越藍綠」的新希望，但不要忘記，他最重要的幕僚張景森，是陳水扁與蔡英文的人馬，就這點來說，柯文哲不只是墨綠，更是深綠。）柯文哲自己也說過：「第一流的人才讀醫學院，二流的讀工學院，三流的商學院，讀法和農的佔第四第五，文學院差不多第六流的，藝術的根本不入流了」，顯示他「平民」包裝之下的精英式思維。有人評論「柯連」之爭表示台北市民很「可憐」，確實如此，「權貴」打「菁英」──狗咬狗，一嘴毛。

有人說台灣人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才實現真正的民主，這話雖是玩笑話，卻也道出台灣民主的困境與悲哀，選前候選人不斷拜託民眾，而選後則是民眾要拜託當選人，「我們是民，他們是主」，也就是王紹光教授說的「選主」的真實寫照。這次台灣的選舉看起來非常熱鬧，但實質上無比空洞，候選人不需要比政見，不需要端出牛肉來吸引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只要把文宣做得很「文青」，口號喊得很動人──如一位候選人的文宣上只有自己的照片與「魄力」兩個字，另一位候選人的口號是「孩子是我們的希望」，又一位候選人的廣告把自己打扮為「江南大叔」──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台灣選民只能在這些與市政毫不相關的內容中做出「民主」的抉擇。

候選人的傲慢，突顯出了台灣民主的特色。花蓮縣現任縣長傅崑萁欲尋求連任，而他的妻子徐榛蔚同時登記參選縣長，兩人聯合競選、共同設立競選總部，其原因據傳是傅崑萁官司纏身，所以其妻子也投入選戰「買保險」，確保他們家族的政治利益得以延續。類似的狀況在全島屢見不鮮，許多涉入貪腐弊案官司的政客都投入選戰，以「參選到底」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台灣正積極地向大陸與香港推銷、輸出自己的「民主套餐」，而上述的「奇景」當然都是這個套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台灣「真普選」的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楊光斌教授最近推出新書《讓民主歸位》，其中有一篇寫於台灣三月「太陽花」期間的短文〈台灣民主是怎麼玩砸的〉，他如此評價台灣當前的民主發展：「走到今天，台灣民主已經千瘡百孔，已經被搞砸了」，「就是在這樣一浪又一浪的蹂躪中，一輪又一輪踐踏中，台灣民主即使不死，也已經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若是傳到島內，台灣民眾肯定不服氣，甚至認為大陸學者在抹黑、詆毀、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但無法否定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台灣改採行的西方代議式民主，已經讓自身的政治發展走向難以回頭的惡性循環。馬英九執政末期，人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不信任度降到低點，而民眾在看不到前景與出路的狀況下，只能將所有的矛盾與問題歸罪到馬英九與國民黨身上，甚至外部化到中國大陸上，這與當年陳水扁執政末期的窘境非常類似。

不久前，台灣教育部擬從明年開始將中小學生的暑假縮短為三週，消息一出，網路上出現一張照片，是一位小學生手持寫著「馬英九去呷賽（註：「吃屎」的閩南語發音）啦，還我暑假來」的海報表達他的不滿。許多人盛讚這位小學生的智慧，認為他小小年紀就知道台灣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馬英九身上。其實情況恰恰相反，不是這位小學生智慧過人，而是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這樣的問題在三月「太陽花」之後更為明顯，認為只要打倒馬英九、打倒國民黨、打倒中國大陸，台灣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能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所以，與馬英九、國民黨相關的人事物也都必須是打倒的對象，現在台灣網絡世界一面倒的言語「霸凌」、肉麻當有趣的「惡搞」（比如把連勝文妻子蔡依珊的照片與日本A片合成在一起），就是這種氛圍的產物，讓人摸不著頭緒這到底是一場市長選舉，還是一場毀滅人格大作戰。

台灣社會整體「小學生化」，看待問題只能像小學生般的簡單化、籠統化。（網路圖片）

台灣青年認為台灣的問題在於不夠民主，並且上綱到要防止獨裁再現、防止中國大陸來「玷污」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伴隨這種認知而來的，是台灣社會不斷蔓延的「排他主義」，三月「太陽花」最大的效應，就是讓台灣青年勇於、樂於表態，而這種奠基在「政治正確」之上的表態，目的是在於排斥其他人的認同、想法與意見，例如將認同中國大陸、支持「服貿協議」、支持連勝文的人統統設定為敵人。台灣青年群體間所興起的這股「排他」風潮，就如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趙剛教授在〈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一文中所分析的：「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之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是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暗喻。……在台灣，一個人（成年人）只要他反這些被規定的事物，他才是公民，也同時才是『運動』的合格召喚對象；在召喚的另一面則是排斥：你若不反這些，你就不是公民，或你的公民身份可疑。」

話說回來，台灣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夠民主」，而是這套民主制度是外來的且在西方勢力規劃下所誕生的「鳥籠民主」，它的遊戲規則已經被制定好，能加入遊戲的參與者只能是西方所認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台灣內部的紛紛擾擾：省籍、藍綠、統獨……都是消耗台灣發展的假議題，讓台灣人民深陷其中，眼光只能限縮在茶壺內的風暴，而外在世界的變動，像是世界與亞洲新秩序的重整、正在進行中的「美國之春」，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因為台灣體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此面向的意義來說，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對香港佔中青年的評價「他們不是激進而是保守」，對台灣也是一體適用的。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11-29）

香港佔中的台灣啟示

9月28日香港佔中行動爆發前幾個小時，我恰好在香港機場等候轉機回台北。那天香港機場與平素並無二致，待機旅客熙熙壤壤，本來打算趁機在機場書店找幾本香港新出版的學術書，沒想到店內的陳列空間幾乎都讓位給反共、反華的「暢銷書」。香港機場在全球排名一向名列前茅，機場書店的選書勢必以市場為導向，但這類書籍恰也可反映出香港社會對大陸的看法與意識形態。事實上，從港英時期至今，反共反華或是非議中國高層政治人物八卦小道消息的出版品，一直是香港書市的主流。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佔中所動員出的巨大能量，絕非偶然。經過此前反基本法23條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等一連串運動的淬鍊，香港社會新興的反對力量在領導人、組織、動員、宣傳上都臻於成熟，佔中象徵著這是一支未來能夠持續衝鋒陷陣的鐵血隊伍。無法忽略的是，與台灣類似，香港回歸至今尚未對殖民遺緒進行系統性、有效的清理與批判，同時社會內部思想方向長期受反共文人的主導，香港在回歸前後一直是西方反華勢力對抗中國的重鎮。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如同台灣太陽花，在港台內外都受到普遍的關注，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反共傳統，全新感受」。早在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抗命」是要「反殖」、「務使港人擺脫中共殖民者」。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圖為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網路圖片）

港人要的是否定中國對港的主權，而台人要的是否定兩岸同屬一中，無怪乎台灣某學者迫不及待發表長文，歡欣鼓舞地宣告「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港人把香港回歸看做是中國殖民，台人也把台灣光復看做「再殖民」，由於對社會性質的混淆不清、甚至是刻意誤導，無怪乎藍綠政客與美國同一口徑，齊聲支持香港佔中。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台灣與香港在歷史上共同見證了近代中國的苦難，而台灣今天對香港佔中的無條件支持，是因為真的相信並支持「真普選」？或者只是把對於自身社會與兩岸關係的矛盾、焦慮投射到香港身上，虛情假意地聲援香港這個反共與反中的「盟友」？

港人宣稱佔中是要追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自詡為亞洲民主模範生的台灣，又該如何看待所謂的「國際標準」與「真普選」？

台灣長年受美國主導「普世價值」話語的洗禮，無差別地對待選舉、民主與自由等概念，甚至是直接劃上等號。只要有社會問題浮上枱面，便有人跳出來開一帖「需要更多民主」的藥單，這種看似進步的說法，其實只是在替現狀擦脂抹粉。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熊玠指出，不同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有「例行篩選功能」，例如初選（primary）或領導階層的協商（caucus）等機制。沒有人會反對台灣實行的是「真普選」，但台灣的選舉制度難道沒有篩選機制嗎？政黨的初選、提名、嚴格的財產限制，以及原先《國安法》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這些當然都是篩選，而且可說是保護鞏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的法律形式，甚至是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排他與清洗。

台獨與獨台攜手震天價響地高喊：「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決定」，但台灣的民主制度卻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的專利。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今年4月28日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美國指導下的台灣鳥籠民主〉，從民進黨對公投法的曖昧態度以及台灣的核能政策，說出了台灣人一直不願面對的真相──台灣民主是被美國扶植、主導、綁架。不能否認的是，台灣朝野上下不分藍綠都是美國的代理人，而這就是台灣急於向香港炫耀、輸出的「真普選」？

1997年香港回歸，做為「中國的香港」來實踐「一國兩制」，便無法偏廢「一國」與「兩制」。「人民是最終的政治意義的主權的歸屬」，中國人民的概念當然涵蓋了香港人民，那麼全國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所設下的政治底線──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又如何說是一種「假普選」？

一國兩制當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與缺陷，港台人民該奮起追求的是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而非空洞地喊著西方話語的「公民」，更非充當西方顏色革命的打手。香港正在走台灣的老路，台灣在一旁加油打氣，不過只是在掩飾自己的袖手旁觀罷了。

占中終須回到一國兩制

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

10月28日是香港占中的「滿月」，隔日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再隔天，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占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

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似以行動佐證鄧小平當年的話：「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定有《港澳關係條例》，對港事務非由外交部管轄，而由行政院陸委會專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港台兩地學運性質的判斷令人費解。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占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占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占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大陸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占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占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占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占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占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

占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形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1-05；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本文為精簡版；全文將以〈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為題，刊於2014年12月號《海峽評論》。）

羅加鈴：別老拿正義說事──對香港反「普選」的一點反思

文／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

幾年前，聽過一門課，授課教授與學生們以「正義」為題，有段發人省思的對話：

教授：「什麼是正義？」

學生們：「顧及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多數人的權益為重、少數服從多數……。」

教授：「依據大家所言，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假設你是醫生，急診室剛接收了幾個在車禍中嚴重受創的病人亟需器官移植，分別為心、肝、腎臟和眼角膜…否則將殘疾一生或性命不保。當醫院急著替這些病人聯繫器官取得事宜時，你正替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作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他的器官若全數捐出，會因此喪命，卻可能拯救正在急診室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群病人。此時，你會秉持『正義』，秘密的將此人迷暈，迫使其在被動狀態下捐贈器官嗎？」

學生們一陣譁然……

上述案例或許極端，卻可以提供我們反思所謂「多數正義」的悖論。事實上，我們生活的世界，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經常被冠以正義或民主之名，以這種多數決的方式來論定。但是，多數人的意見，真的就代表正義之聲嗎？那些被掩蓋的少數者的聲音，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伸張？難道沒有其它辦法能取代當前的提案嗎？除了公民表決，是否有其它取得共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誰才能夠代表真正的「多數利益」？

是誰躲在正義的背後

近幾年就學於香港，越是浸入香港文化，越是發現香港和台灣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一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二是「反中國大陸的情緒」。一般來說，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發展的早，某些地方確可作為後進國家借鑒，但一味地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準則，進而盲目照搬其政治制度作為民主化的依循，並不適宜。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強調私有產權，極端重視個人主義，從而派生出保障個人權益的種種制度，選舉權便是其一。人人自主，人人有權選擇心之所趨，看似合乎情理，但在以私有制為前提及立足點不平等的條件下，掌握社會資源的少數人往往可以操縱輿論，偽裝成多數利益的代表，而弱勢的勞苦大眾卻成為制度的屈從者或犧牲者。因此，在西方普選制度下的多數決，非但無法體現正義和民主，反而經常成為合理化統治菁英壓迫弱勢者的工具。以美國為例，2008年投入美國總統選舉的其中兩位候選人Ralph Nader（無黨籍）和Ron Paul（共和黨）雖非左翼人士，但因為前者批判高盛集團的作為禍國殃民（反資本），後者反對出兵伊拉克（反戰）而受到資本家所掌控的傳媒的封鎖，許多美國公民根本不知道他們參選，當然也無勝出的可能。

有鑒於此，大陸中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釋出有別於西方普選的提名法，卻被習慣西式口味的部分香港人稱之為「假」普選。問題是，他們口中代表「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非但不是普遍施行於所有的西方國家（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是間接選舉、歐洲的多數黨內閣從來也沒有一人一票的直選過總理），也已被許多國家證實無法體現正義。更何況在當前「占中」「反占中」的這場政治角力中，擁護大陸中央所提出的普選方案的聲音已不只出現過一次，不但連署簽名者超過100萬，8月17日參與遊行者也超過10萬。但是，這些聲音卻可以被占中人士與親西方媒體視而不見。

香港已回歸多年，對於大陸中央釋出的辦法若覺不妥，核心的反對者為何是串連西方勢力（尤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抗爭？又為何積極引入已被批判多時的西方普選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這一切，為何又是發生在美國將全球戰略佈局轉移至亞洲以牽制中國發展的今天？值得人們深思。

引狼入室將斷送和平契機

自中國經濟崛起以來，西方世界就不斷釋出「中國威脅論」的訊息，好似中華民族一旦富裕，必然運用經濟優勢，強化武力，向鄰國擴張。這種以偽造性言論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法，源於二戰以來的反共意識，目的是對反抗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進行圍剿，以鞏固西方統治菁英的權力。

過去，擁有戰後經濟優勢的西方各國，可以運用凱因斯主義（高福利、高就業和高消費政策）來美化和掩蓋資本主義的罪惡；利用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史觀來欺騙後進國家，倘若追隨其資本主義道路便可擁有等同的生活水平。同時，再大量製造和散播關於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負面訊息，最具代表性的是「貧困」和「反民主」。但卻絕口不提社會主義國家的貧困是來自戰後的百廢待舉，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亦迴避解釋戰後西方國家的武力威嚇，迫使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主權獨立必須維持備戰狀態，從而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採行人人縮衣節食的分配制度，以將更多剩餘投入軍重工業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在缺乏外援下，既要強化軍備，又要穩定民生，只能依賴僅有的農業資源，從農民身上轉移剩餘；同時為了讓有限資源達到最佳分配狀態，被迫實行戶籍和糧票制度，以避免都市人口增多帶來的公共支出增長，分散了國家建設基金。此舉卻被污名化為沒有遷徙自由和反民主的表現。

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受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影響，西方世界的經濟水平每況愈下，凱因斯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萬靈丹假象早被識破，但反共意識的宣傳從未間斷。兩岸四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基礎，政治制度與文化形式必然有所差異，看待彼此帶有某些刻板印象，雖不足取，但可理解。這種現象，不僅中國有，世界各地都有；不僅一國之內有，國際之間也有。這種因為政經發展等複雜因素所造成的誤解，歷史上難以細數，但不應把當前的民生困境片面的看成是中國崛起後所衍生的問題，更不該將其上綱為反民族的情緒。

舉例來說，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認為，高失業率、高房價和通貨膨漲等問題是拜大陸所賜，因此不時出現「排陸」的聲音，更有甚者提議「反中」或「獨立」。事實上，資本流動，關乎利潤多寡，無關民族親疏。台灣、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當前的經濟問題，多半受全球政經局勢牽制，當美國憑藉軍事霸權毫無節制的發行美鈔，大量國際熱錢在全球生產過剩的現實下，湧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炒作，因此不論大陸資本是否投入，不僅台港，全球各國的都會地區都有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不可否認，大陸現階段的發展，仍有諸多缺失（例如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腐敗貪污），所以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對大陸政體及和平統一存疑。坦白說，不論是客觀環境的問題，還是人們主觀思維的疑慮，既是從歷史中來，就只有在歷史中才能消解，這須要時間，要求一蹴可幾並不實際。若想以串聯西方勢力來解決問題，只是引狼入室，不僅會把問題複雜化，還會斷送得來不易的和平契機。過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鞏固自身利益，不斷打擊反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並利用意識形態差異來製造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例如東西德、南北越和兩岸四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現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維護固有的國際霸權，維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再以類似手法強化中國內部民族，以及周邊國家之間的仇恨情緒，讓大量社會資源被運用在平息抗爭和擴充軍備，我們是否還要相信西方國家的介入，真的是為了正義？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83期，2014年10月29日出刊）

黑箱的不只是台大利他獎

10月27日《中國時報》載石之瑜教授大文〈頒獎林飛帆 利他反害他〉，石教授從台大利他獎的頒發與林飛帆出席領獎，論證「黑箱是假議題」，甚至直指林飛帆個人的誠信問題。  

三一八太陽花運動雖已結束，但影響仍在蔓延，各式紀錄、紀念、頌揚太陽花的書籍與紀錄片，正在市面上暢銷，而島內學術單位也以各項名目助太陽花「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一臂之力。  

反黑箱與監督條例是太陽花的兩大訴求，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運動及其領導群，事實上既不反箱，當然更不受監督。從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那一刻開始，包括領導、路線、組織、決策等各方面，都足以說明這場運動本身就是最大的黑箱。待在立法院內的領導核心，與院外被他們號召出來的群眾無疑是兩個世界，帶著滿腔熱血走上街頭的青年們，其一言一行與一舉一動只能被院內寡頭壟斷。參與的群眾沒有對領導核心「公民不服從」的機會與權利，更侈言任何的監督；再加上社會的集體氛圍，相關的議題無法激辯交鋒，最終動員出來的是表面上的熱血與正義感。  

當太陽花領導人對著台下群眾講出：「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我們都不想！」之時，便宣告這是一場高度排他的鳥籠運動。太陽花為認同與支持者的思想設定了框框，只要逾越，就該受到批判與霸凌──十足的白色恐怖邏輯。當這場運動及其領導人在實踐上都否定了他們的信仰，在道德上便無「利他」可言。  

接續太陽花而來的九二八香港佔中，是港台兩地聯合反中的「南方聯盟」的進一步實踐。佔中行動舉著「公民提名」的「真普選」大旗，只有認同佔中的港人才有資格被認為是「公民」，而其他支持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或是超過百萬連署反佔中的港人，不只無法被稱為「公民」，甚至連做為人的基本意義與尊嚴，都有遭受質疑與踐踏的危機。  

因此，港台南方聯盟近半年來分進合擊的街頭行動，都屢屢暴露出自身的虛偽。「反黑箱」的並不反黑箱，主張「公民普選」的在否定與推翻別人的公民身分，他們都不是在衝撞現行體制，反而是鞏固現存矛盾的擁躉者，這是最大的諷刺。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0-31；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面對災難，不能只是「天佑台灣」

甲午年開年至今，一連串悲傷的消息讓人感到窒息──馬航MH370班機失蹤、韓國歲月號渡輪沉沒、馬航MH17班機遭擊落、復興航空澎湖墜機、高雄氣爆、新店氣爆。有人企圖為這些孤立事件尋找其中的關聯性，給出的答案是：甲午年天災人禍多。

中國傳統的歲次似乎成為了替罪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人的角色隱沒退位，秦漢之際的讖緯之學與天人相應學說再度盛行於當代，所以每當災難發生，政府、媒體與社會人人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天佑台灣。「天佑台灣」的大行其道，其實完全暴露當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的治理困境，正因為人無作為，從而只能呼天搶地祈求「天靈靈，地靈靈」。如同2005年卡崔娜颶風嚴重破壞了紐奧良地區，因為美國政府失能、救災不力，美國人民也只能寄希望於「天佑美國」。

今年5月曾到韓國首爾參加研討會，幾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韓國民眾組織街頭遊行，要韓國總統朴槿惠為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下台。如此訴求在台灣似乎經常耳聞，例如高雄氣爆之後，8月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常會，會議定調「馬政府必須為此次氣爆意外負起全盤責任，不該再推卸給地方承擔」。

韓國左派勞動者會認為，歲月號沉船最大元兇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圖為首爾民眾在首爾市政府前排隊哀悼歲月號死難同胞。

韓台兩地災難之後都有要求領導人下台的聲浪，但在性質上卻差別極大，台灣政客把藍綠鬥爭擺到救災之前，而韓國民間的反省力卻值得我們加以反思。在首爾期間，我們拜訪了韓國左派勞動者會，團體代表告訴我們歲月號沉船悲劇最大的元兇其實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其一，韓國政府將渡輪船齡限制從20年放寬到30年；其二，死難船員多數是打工者，薪資非常低；其三，政府安全管理與檢查不力，災難發生後僅允許與船公司簽約發包的單位進入現場救災；其四，政府放任船公司經營者非法掏空資本。

在此視野之下，災難背後的人為輪廓便顯得更為清晰可見。將目光拉回台灣，澎湖復興空難發生之後，究責的焦點多數集中到颱風及其造成的影響，而更為關鍵的因素卻被視而不見。這次復興航空墜毀的機型是法國與義大利合資製造的ATR72，此機型自1989年投入商業運行之後，在國際間事故頻傳，例如2013年同機型在寮國永珍起飛後即墜入湄公河，機上44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中國大陸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曾運營5架ATR72-210型客機，但早在2011年即已全部淘汰退役。

民用航空飛機由於成本極高，航空公司對於旗下所購入的飛機都會要求發揮其最大運行效益，每次飛行之後只有短暫的加油檢修時間，隨即又再投入下一次的飛行，因此飛機的安全管理極為嚴格。此次復興墜毀的機型，安全紀錄並不佳，但台灣政府卻仍舊放任航空公司使用該機型，未加以檢討，與資本家形成共犯結構，難保災難再次發生。台灣社會對於空難的責任追究，往往集中在氣候不佳、飛機駕駛、機場管制、中央─地方首長、軍方之間的無限循環，而資本家帶著一抹微笑巧妙的從此究責循環中全身而退。

高雄氣爆問題的癥結亦在如此。花媽陳菊鞠躬道歉、鄭重宣示管線不再回填，又或是經濟部長下台走人，都只是曇花一現的政治花邊。何以我們不曾追問高雄做為一個石化重鎮，難道沒人知道深埋在底下的管線層疊交縱，如果知道，又何以放任地下世界盤根錯節的無限蔓延？

話說回來，存在於偶然孤立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並非來自於天命，而是現實的結構與條件加以決定的。從重大災難所反映出來根源於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失序與失能，無法用天有異象一語帶過，因此出自於素樸情感的「天佑台灣」絕非解藥。必須深知，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橫掃全球至今，早已與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結為命運共同體，其弊病癥結在於資產階級綁架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服務於資產階級，互相擦脂抹粉，兩個階級合流共生的結果就是不斷的政策鬆綁與去管制化，人民原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削弱，而治理權力則不斷被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尤其台灣的掌權菁英，無一不是在西方世界喝過洋墨水的學術買辦，在他們的眼中，除了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天佑台灣」，不如先幫這個權力結構卸卸妝。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

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隅小島；就歷史發展的洪流而言，自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伊始，台灣無疑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台灣問題影響著中國道路，而中國的發展同時影響著台灣的走向。

甲午戰爭揭開了日帝鐵蹄侵華、殖民台灣的序幕。戰後，毛澤東曾對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他也曾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甲午戰爭讓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深深體會到「落後就要挨打」，從而團結一致英勇抗戰。甲午戰敗的慘痛教訓，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另一方面卻也奠定了日後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復興的基礎，「落後」與「復興」是一體兩面、辯證動態地發展著。

甲午戰爭以降的120年歷史，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在歷史命運上的緊密相連、共同脈動。台灣人民50年血淚抗日，與大陸人民共同迎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只讓甫脫離日帝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感同身受，更是本省青年熱衷學習國語的難得材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本省青年對「白色祖國」之望，繼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到1949年台灣人親歷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然介入中國內戰，致使兩岸分裂至今，也開啟台灣島內對認同新中國的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政治撲殺。由此來看，難解的「台灣問題」濫觴於120年前的甲午戰爭，至今成為中華民族自救運動最後一道且必須克服的關卡。

換個角度從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包括甲午戰敗、馬關割台在內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痛經驗，正是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根據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在日帝殖民台灣之前，晚清劉銘傳治理台灣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此時的日本則處心積慮「脫亞入歐」，其發展模式被日本著名殖民地史學者矢內原忠雄稱之為早熟、後進的資本主義，從而一步步轉變為給亞洲帶來巨大災難的軍國主義。日帝在台灣的建設完全是從屬於日本的軍需產業，劉進慶對此評價為「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現代化之路，首要任務即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枷鎖，追求最終的人民解放與民族獨立。中國後來所走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有台灣人民參與，象徵著中國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脈絡的發展道路。

經過了120年，世界格局劇變，中日兩國的實力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折，但兩甲子以前的甲午戰爭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鑑，台灣問題在根本上就是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競合。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必然要解決的歷史難題。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台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台灣人民無法自外，我們同樣是中國道路的主人，如何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發揮主動權，這是歷史留給台灣的考驗。

（本文原載《觀察》第13期，2014年9月號；見刊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一部長之下台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網路圖片）

最近兩岸學術界都起了波瀾。北京大學校方打算設立「燕京學堂」，招收海內外學生修習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全英語授課，還打算將歷史悠久的「靜園」做為外國學生宿舍，從而引發北大師生、校友的高度反彈。相關的爭論已經把層次拉高到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學」是西方漢學研究的全盤移植，也有兩位英語造詣極高的學者批判北大是對「文明屬性的自我背叛」、「在根本上閹割中國文明」。

一海之隔的台灣，則是教育部長因論文「掛名」風波而下台，矛頭都集中針對蔣偉寧個人的操守，當然其中夾雜更多的是對於國民黨官員的反感與不信任，走不出台灣政治藍綠對立的框架。某位剛升等副教授的學者，他對此事的批評僅止於部長下台的空窗期害他拿不到副教授證書，「無比荒唐」。

老實說，部長下台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目前看來只滿足了反馬與反國民黨人士，而對於「掛名」風波所揭露台灣學術界的積弊陋習毫無撼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學者經過苦心研究結晶而成的論文卻需要掛上別人的名字？

要回答這個看似可想而知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回到戰後台灣社會的本質，才能為當代台灣學術界「正本清源」。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除了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高度附庸於美國之外，美國也通過美新處、高額獎學金等機制與手段，吸納台灣本地人才，使其視美國為學術研究最高殿堂，遂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一語的誕生與流傳。

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子自美國學成返鄉，喝了可樂再也無法回頭喝白開水，將西方的學術及研究方法全盤複製回來，不只是使台灣淪為學術殖民地，同時也掏空原有的文化根基，將思想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拱手讓人。

這些自美國返台的學術精英，把持了台灣人才的養成系統，為了讓台灣學術研究與美國「接軌」，以商業管理邏輯取代高等教育應有的人文素養，不惜自我殖民，將美國學術文獻資料庫SCI、SSCI奉為圭臬，致使學術人才拚命發表英文論文，就算是中文寫作，內容也充斥著西方思維。同時，為了爭取進入以西方學界為主的高校排行榜，紛紛出台「頂尖」、「卓越」、「百大」等計畫，大量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不分良窳大量招收外國學生，完全喪失高等教育應有的高度與氣度。

在此導向之下，就算台灣學者能夠熟稔地運用西方理論與研究方法，卻使得學術研究走向過度的專業化、零碎化與刁鑽化，重量不重質，研究成果追求輕、薄、短、小、快，完全與本土社會脫節，學術研究無法回饋於社會，成為象牙塔內學者所壟斷的知識特權。以政治學界為例，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主流跟風於西方，西方熱衷於半總統制的研究，台灣學界就投入半總統制研究，以西方的研究途徑來決定研究的方向與議題。兩岸關係的研究亦是如此，大量西方理論與數學模型，取代了兩岸之間的歷史、思想、文化與法理，無怪乎台灣問題更加難解。

台灣學術實質上是服務於西方學界，此即陳映真所批判的「台灣美國化改造」，形成對美國的屈服構造。陳映真指出，包括英語使用在內的「屈服機制」，「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被改造為「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最終「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1903年梁啟超遊歷歐洲，寫下了〈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其中一段話是：「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不需留學」。一百餘年來，兩岸的高等教育雖歷經變革卻殊途同歸，大學校園淪為留學補習班：「今日之留學，為的是未來繼續留學」。

蔣偉寧下台了又如何，我們的學術與思想仍服膺於「唯美主義」，喪失更高層次的文化與文明戰略──借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終究只是「屈膝膜拜的奴隸心態」。

為什麼要聲援加薩

「受夠了！這不僅是一場以巴衝突，還是一場向兒童宣戰的戰爭，全球均應感到羞恥。」香港著名戰地記者張翠容在以色列攻擊加薩進入第三周之際，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7月8日迄今，以色列對加薩進行瘋狂攻擊，使用了貧鈾彈、白磷彈、高密度惰性金屬炸彈（DIME）等武器，坦克車砲管對準加薩的巴勒斯坦人，不斷發射內含5,000枚刀片的集束箭型彈，到7月底為止，加薩地區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000餘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兒童──這不是戰爭，而是侵略與屠殺！

自2006年以來，加薩已經被以色列封鎖長達8年之久，其間加薩數度遭到以色列慘絕人寰的屠殺攻擊，在國際上引起大規模的關注與聲援。在「國際化」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加薩的慘劇被輕描淡寫，彷彿這個世界一片安詳。

就在世界各地人民不斷發起聲援加薩行動之際，長期關注並聲援加薩巴勒斯坦人的台灣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等幾個團體，7月16日號召群眾前往以色列在台辦事處抗議；28日再到AIT台北辦事處前抗議，譴責美國軍援以色列攻擊加薩。一如以往，這次行動得到的嘲諷比在媒體的曝光率還要多，有的人說「等中國來轟炸台灣再出來抗議」、「難道要讓恐怖份子來台灣」，更多的則是冷漠──「這件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台灣人的態度並不難理解。我出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印象中在求學的階段，以色列一直被塑造為台灣的盟邦友國。極有可能在2016年取得大位的民進黨魁蔡英文，2013年曾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她說以色列是「以智慧超越限制」的國家，並高度讚揚以色列：「我看到的，是一個在敵意與匱乏中求生存的國家。她有一種為了理念、權利、生存而爭鬥不懈的強烈意志，她的作為引起很多爭議與批評，也未必全屬合理，但她爭鬥得理直氣壯，而且這個爭鬥絕對不會終止。」蔡英文的文章，反映了台灣人對於以色列的普遍印象。

在這一次的攻擊中，台灣的媒體只會援引西方世界的新聞報導，立場上當然站到了以色列這一邊。報導的內容不忘替巴勒斯坦哈瑪斯加上「好戰份子」、「激進組織」，關心的是以色列陣亡幾名「精兵」，而不屑一顧加薩數以千計無辜犧牲的生命。

資訊流通看似自由暢通，但我們所接受的卻是經過剪裁、充滿偏見的訊息。我們從懂事以來，就被灌輸中國大陸等於邪惡野蠻，一如巴勒斯坦被塑造為激進好戰，至於深埋在這些負面形象背後更為醜陋的真實面卻難以被揭露，因為我們只願意聽童話故事。

以色列每年接受美國高達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因此單譴責以色列是不夠的，每當巴以衝突再起，美國便惺惺作態出面「斡旋」，並無法洗掉沾滿美國雙手的血腥味。回過頭來看我們所處的兩岸，台灣問題之所以難解，正是因為1950年美國趁著韓戰之機公然介入中國內戰，此後大規模給予台灣政治、經濟、軍事的「援助」，全面移植文化、思想與人才，將台灣收編為美國的「新殖民地」；1979年推出《台灣關係法》，強化美台之間的軍事同盟，將台灣打造為美國在東亞堅強的戰略前哨基地。

此次以色列對加薩發起攻擊，其口實是今年6月3名以色列少年被綁架殺害，讓人不禁聯想到77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也是以士兵失蹤為由發起全面侵華。以色列膽敢如此肆無忌憚、慘無人道地攻擊加薩，正是因為其背後有美國撐腰。而日本至今仍未記取戰敗教訓，右翼政權參拜靖國神社、非法「國有化」釣魚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分化兩岸、破壞東亞區域的穩定和平，其根本原因正如同日本研究權威許介鱗教授所言：「日本依然是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附庸』，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顆棋子」。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與日本都以「自衛」之名，行擴張之實。

勞動黨祕書長唐曙2009年寫下一首名為《GAZA！GAZA！》的詩作，其中有一段是：｢不准我們抵抗／不准我們逃亡／不准我們和平／不准我們投降／加薩啊！加薩！／只在我淚眼抵抗裡的家鄉！｣遠在台灣的我們為什麼應該要聲援加薩？因為巴以問題所考驗的不只是做為人的正義、道德、良心與勇氣，同時也折射出綁架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兩岸問題更是無法自外其中，警惕著台灣島上的人們：加薩的苦難萬千倍於我們，但處境卻極其相似！

（本文原載《觀察》第12期，2014年8月號）

日本軍事擴權，台灣無動於衷

面對中國大陸，「台灣主體性」、「台灣的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喊得震天價響，中國大陸被當成威脅、恐怖、暴力的來源，必須誓死抵抗。但是當真正挾武力擴張自重的霸權正在死恢復燃之際，台灣的媒體與社會卻又一片噤聲，靜默得令人毛骨悚然，原來虛假的「反霸」外衣已然褪去，骨子裡唯一根深柢固的「反中」立場無所遁形。對了，還不能說他們是「反中」，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民主、自由與人權。

7月1日香港泛民、反華派主導的大遊行，讓台灣島內親美獨派興高采烈，拉著香港人一起「反中」，甚至有青年領袖直接飛赴香港，企圖在「南方聯盟」的英雄名單中搶佔一席之地（後來他被港府拒絕入境，遣返回台反而成為他政治資歷的「光榮」紀錄）。

就在同一個時間，日本政府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指出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決議出爐前，一名男子在新宿車站南口天橋鋼架上自焚表達抗議（這則消息被日本媒體「和諧」處理），與此同時超過萬名日本民眾走上街頭，高喊著「打倒安倍內閣」、「反對法西斯主義」等等。此般場景看在爭當「國境之南」的台灣民眾眼裡，毫無感覺，而《自由時報》甚至沾沾自喜地以斗大的標題寫著：「安倍內閣恢復集體自衛權，台灣若遭攻擊，日可出兵相救」。李登輝更是喜形於色，他說：「日本解禁自衛權後，中共就會比較乖」，「日本也應成立『台灣關係法』，讓台灣有安定機會」。

《自由時報》因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得意竊喜（網路圖片）

當年日本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引發戰後日本最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即著名的「安保鬥爭」。時至今日，包括琉球（沖繩）在內的日本民眾，也持續在反對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而早在1945年即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至今卻有人不斷嚷著要美國與日本把台灣劃進安保範圍之內。

自從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之後，形同美國殖民地的日本右翼政府，不斷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布署，從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到決議恢復集體自衛權，無一不是在破壞東亞的和平穩定，挑釁生事，埋下戰爭因子。日本右翼反動政治勢力，正在召喚冷戰幽靈，企圖打造「亞洲北約」，與美國聯手對抗中國、分化兩岸。

解禁集體自衛權，遠非日本內政範疇，不只牽動著美日霸權在東亞的軍事擴張，更深刻影響著台灣的何去何從。此前，日方正處心積慮地學習美國制訂《台灣關係法》；無獨有偶，日本最近推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台灣也被包含在內，表示未來5年日本有可能出售防禦性武器給台灣。另一方面，眾所周知，美國所主導的TPP，不是單純的經濟夥伴協定，伴隨而來的是美國對外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與控管（當然美其名為「軍事合作」）。不懷好意的日本政客以「台灣經濟不能過度倚賴中國」為由，鼓吹台灣加入TPP，說穿了，無疑是拉攏台灣與日本共同打造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前哨基地。在此背景之下，無怪乎美國喜出望外，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Marie Harf）熱情地表示：「我們歡迎日本政府關於集體自衛權和相關安全事務的新政策。」

韓戰以降，由於經濟依附性所帶來的政治軍事附庸性，使得台灣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長年以來，美國靠著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訛詐，日本正在如法炮製，台灣做為美日新殖民地的角色愈趨明顯。再加上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自甘為「霸道鷹犬」的台灣被推向戰爭邊緣而不自知，還沉浸在一片「反中」的情緒動員之中。

台灣社會運動前輩林書揚在解讀戰後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與兩岸問題時，曾提出這樣的看法：「台灣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功利價值觀，現時超過歷史的傳承意識，超過民族的大義和感情。」當前主導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缺乏的就是歷史視野（或者說只有「台灣國」視野），從而對日本軍事霸權無動於衷，甚至張開雙臂熱情擁抱。既然台灣朝野對大陸同仇敵愾：「台灣的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那麼就該回首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警惕，七七抗戰、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今年又是意義重大的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

就算台灣人積極地不想做中國人，但也別忘了台灣抗日50年的傷痛，以及抗日志士的血淚。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7-04）

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

范麗青（網路圖片）

蔚藍的台灣海峽彷彿有種力量，讓大陸的人事物傳播到台灣島之後都會產生質變，從而引發不必要的軒然大波。

針對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在上海所稱「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回應：「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范麗青把前提與結論都說得非常清楚，既符合兩岸的法理定位，亦未逾越馬政府的「九二共識」底線。但這段話傳回台灣卻被濃縮扭曲成：「台灣前途須由全中國人決定」等12個字，不只挑動了台灣民眾敏感的國族神經，也開啟了藍綠政客的表態秀。

民進黨的態度不言可喻，發表聲明稱：「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總統府以書面回應稱：「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由台灣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有意挑戰大位的朱立倫也回應：「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經過「反服貿」運動洗禮，躋身為「英雄」之列的陳為廷與林飛帆當然也耐不住寂寞，一個嗆聲「干你屁事」，另一個則批評國台辦是在「自慰」。

看似歧異頗深的朝野藍綠，全部臣服於「2,300萬」這個至高無上的數字。面對大陸，藍綠難得同仇敵愾，其中國民黨最有問題，一邊喊著憲法，一邊又嚷著「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豈不精神分裂？某些人動不動就抬出「我是台灣人」，做為裁決一切的圭臬。沒有人會否定自己是台灣人，但問題在於把一切問題都化約成「台灣人」就是萬靈解藥嗎？

1981年台灣總人口為1,797萬288人，當時已經開始流行「台灣一千八百萬居民的幸福」、「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願望」等口號。陳映真在1984年3月號《夏潮論壇》發表〈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他觀察到：「不但黨外叫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願望，國民黨也叫『一千八百萬』人的自由與幸福。尤其有趣的是美國也說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和平與幸福云云。」

在這篇文章中，陳映真進一步尖銳地指出：「更極端的一些人反共反到帶著法西斯的味道，反中國反到使用帝國主義的語言。……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國民黨、美國和台灣中產階級黨外常有相疊合的共同利益，從而有著共同的語言。」陳映真揭開了美麗詞藻背後不可告人的祕密：「從來沒有人認真問這『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特別是涉及政治上的主張時，更應該將人口數字擇在台灣具體的社會生產關係裡去評估和思想[考]，才有確實的意義。……否則，不論國民黨、黨外和美國所提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云云，就是一個假話，至少也是一個空話。」

1984年迄今已經過了30年，除了人口從1,800萬增加到2,300萬，以及「黨外」被民進黨收割、取代之外，陳映真當年的質疑與批判至今仍相當有效。台灣問題不僅受到內部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外部的影響，交相作用之下就會造成內部的矛盾與差異。如果內外部因素全部都可以被排除，那麼台灣問題根本不足以成為問題，不動一兵一卒、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擺脫「中國因素」、台獨順利建國。

兩岸關係從來不只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這一點，其實台灣人心知肚明，否則為何「反服貿」運動一爆發，就有熱心網友汲汲營營向美國白宮「請願」；否則美國在1979年以國內法形式通過擺明公然介入台灣內政的《台灣關係法》，何以無人反對，甚至奉為護身符，張開雙臂熱情擁抱美國對台軍售訛詐。所以，其實連台灣人自己都不相信「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這句空言假話，只要能洗除身上的中國人民族身分，台灣前途是可以讓白宮掌控權力核心的那一個人來決定的。

就算暫時撇開法理定位不談，台灣與大陸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命運是休戚與共的，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是兩岸人民歷史命運的一體兩面，從甲午戰爭、馬關割台、抗日50年，再到台灣光復、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一系列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只是近代中國道路的註腳，更說明了台灣在地理上雖處於中國東南一隅，卻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左右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與發展。

就此來說，中國的前途更是夾雜了不可或缺的台灣因素，在整個中國的視野之下，台灣與大陸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主體。一旦無視法理，又拒絕歷史，那麼面對中國大陸之時，與其呢喃「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還不如高喊「地球的前途由地球人決定」來得更有威力。

從歡迎張志軍訪台談兩岸關係（另題：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

國航CA185航班在6月25日上午11時30分降落台灣桃園機場，做為1949年兩岸分裂之後首位踏上寶島土地的大陸對台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步出機艙的那一刻，中國兩岸足足等了65年。這一步雖無2005年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訪問北京、象徵國共融冰那般意義重大，卻也代表著兩岸之間官方接觸的檯面化、正常化、制度化與常態化，確實是值得歷史記上一筆的里程碑。

「反中」浪頭上訪台

張志軍此刻訪台，正是在台灣社會「反中」的浪頭上。「反服貿」、「李安不是中國導演」（安吉麗娜．朱莉在上海的發言）、「等你們（筆者按：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台灣藝人陳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的發言）、藍綠政客共同表態「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回應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的說法）以及「國立」風波的一連串事件，都反映了兩岸雖然交流更加密切，但台灣對大陸的反感與不信任度卻攀升到歷史新高；其中對於國民黨馬英九的不滿，也被轉移到大陸的身上。

張志軍來台前夕，因「反服貿」而被當成「神」、躋身為「英雄」之列的林飛帆與陳為廷，發起向張志軍「舉紅牌」、拒絕「張王會」的串連行動。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台灣客社」幾個台獨社團也動員群眾準備到機場抗議張志軍來訪。

「反服貿」以來瀰漫在島內的反中排外氛圍，讓許多人選擇沉默噤聲。有鑑於此，嫁來台灣的大陸配偶，以及台灣幾個愛國團體，包括：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甫成立的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24日下午決定緊急動員，隔天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主任。動員消息發佈出去之後，獲得陸配姊妹熱烈迴響，紛紛報名歡迎從娘家遠道而來的訪客張主任。

由大陸配偶組成的「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與「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號召成員到機場歡迎張志軍來訪（張方遠攝）

26日上午10時30分，包括陸配姊妹，以及許多本省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勞工、青年學生約100餘人，聚集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接機大廳，拉起三幅大型紅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娘家來的人──張志軍主任」、「兩岸一家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訪台」、「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熱烈歡迎張志軍主任」，並且不斷高喊著前一天大家共同設計的口號：「兩岸一家親，歡迎張志軍」、「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與「有來有往，愈走愈親」等。

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歡迎張志軍的群眾（張方遠攝）

相較於台獨派的抗議群眾，歡迎陣營是較早到達機場並組織好隊伍的，早就守在接機大廳的島內外媒體當然不會錯過歡迎的陣容，現場連線轉播歡迎畫面。最早發稿的應該是台灣《蘋果日報》，大約上午11時就在網站上發出幾個團體在機場歡迎張志軍的消息，但報導底下將近150則的網友留言則是罵聲與質疑聲一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各不隸屬！我不是中國人！」、「去死！」、「誰跟你一家親？喜歡對岸，游回去啊！」、「直接移民去中國不是更親？」、「我誠心疑惑支持張志軍來台的人是哪來的？」、「兩岸一家親！有人很喜歡被飛彈親」、「誰要跟你一家親啊～什麼毛病」、「我真的不懂……這麼愛中共！為何不要搬去那住啊！浪費時間在台灣不是很可惜」、「這些人長的根本不像台灣人阿」等等。

有歡迎當然也有抗議，由陳水扁時期「國史館「館長張炎憲領軍，獨派群眾趕達接機大廳，拉起橫幅「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但人數寥寥無幾。此後，早已變質為反中反共反華的「法輪功」也來到現場，拉起布條寫著「法輪大法好」，散發「六四大屠殺」、「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鼓吹大陸人民「退黨、團、隊」的文宣。（活動過後，法輪功人士見歡迎隊伍中為數不少的大陸配偶，直接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拿著各色照片文宣向陸配姊妹「宣揚」中共「暴政」。）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張方遠攝）

台獨團體的抗議布條：「歡迎中國特使張志軍來台灣國訪問」（張方遠攝）

現場齊唱《我們是一家人》

上午11時左右，現場各路群眾愈來愈多，警方以封鎖線與人牆的方式將歡迎與抗議兩陣營隔開。不久之後，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獨派政黨「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率眾到達現場，一行人浩浩蕩蕩，舉著各種標語：「張志軍滾回中國」、「反服貿救台灣」、「統戰匪軍，滾回中國」、「台灣前途台灣人決定」、「保護台灣民主」等，以麥克風高喊「驅逐張志軍」。帶隊的人主要是今年底參選市議員的年輕候選人，身上穿著競選背心，他們成功製造與警方「衝突」，把現場所有鎂光燈都吸引過去。

為了反制獨派，歡迎陣容則相應地喊出「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反對台獨暴力」、「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等口號。

11時30分當機場屏幕顯示CA185航班已經抵達，現場氣氛更是高漲。陸配姊妹不斷搖旗、鼓掌、喊口號，洋溢著思鄉而來的歡迎之情，與同在現場接機的許多愛國群眾自然熱情地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你的家鄉在海的那一邊，我的家鄉在海的這一邊，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也唱起郭蘭英原唱的《我的祖國》：「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

現場歡迎群眾愈聚愈多，不同的團體各自拉著歡迎布條，一向被視為鐵桿深綠的南部地方里長也組織前來歡迎，島內各地的宮廟管委會帶領信眾出現在歡迎隊伍之中，甚至有團體請來舞獅在機場迎接張志軍主任。就此來看，2008年之後大陸對台通過各種交流與政策，對於島內各地方基層組織還是發揮了相當的作用，比如張志軍在台訪問期間，時常可見到地方里長帶著里民出面迎接。不過，這股歡迎的熱情，是否能經過時間考驗，最終轉化為支持兩岸統一的動能，尚無法妄下論斷，還須進一步觀察。

「反服貿」學生領袖串聯抗議

除了機場之外，另外一個戰場是機場旁的諾富特酒店──張、王在台首會的地點。警方當然早在酒店外圍拉起一道封鎖線，但仍然聚集了大批法輪功信徒。而林飛帆與陳為廷所領導的「島國前進」也帶領40-50位青年圍坐在酒店之外，他們穿著寫有「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字樣的黑色T-shirt，手上舉著紅牌、「台灣前途自己決定」、「拒絕假交流之形行統戰之實」等標語。林、陳二人企圖號召群眾衝進酒店，與現場警察發生衝突。

由林、陳二人所帶領的抗議青年，是經歷從2008年反陳雲林訪台而起的「野草莓學運」，到2012年以「反媒體壟斷」為名、以「反旺中」為對象的「反中」運動，再到今年「反服貿」所鍛鍊出的青年生力軍，未來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這批青年將無役不與，影響、召喚更多因恐共反中、對前途感到憂慮茫然的青年投入，將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大的隱憂。

「張王會」在諾富特酒店進行之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與「民主斗陣」的成員於24日晚間先行入住酒店，準備近距離抗議「張王會」。但他們因違反酒店管理規定，遭酒店人員破門而入，這段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Facebook等社群網站也不斷被轉貼，成為「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聯手「獨裁」中共打壓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鐵證」。台灣某著名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即「中國研究」）看了這段視頻而發出「感嘆」：「為什麼每次中國官員來，馬政府就要把人權標準自動向中國看齊呢？」台灣網友更是罵聲一片，有的稱現在回到「戒嚴時期」，有的則稱是「暴力治國」、「中國人當道」。

「馬英九＝中國國民黨＝中共＝獨裁＝暴力」的論述邏輯在台灣社會甚為普及，特別是在青年群體，更是認為中國大陸將與馬英九合作，以暴力的方式強行統一，破壞台灣民主、踐踏台灣人權、傷害普世價值。「反服貿」運動以來，「暴力」的標籤已經根深柢固地被貼在馬英九（以及被認為是幕後黑手的中國大陸）的身上。事實上，當「反服貿」運動喊出「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口號之時，已經說明了接下來一系列的反對運動在根本上價值顛倒。既然把「革命」一詞喊得震天價響，就應該要清楚地認知到以警察、軍隊為代表的國家暴力機器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體制與民族國家的本質之一。台灣人支持美國以「反恐」為名的「國安」與「維安」制度，也支持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以及對當地居民的「破門而入」（當然無視於美國以「無人機」傷害平民），這一切都因「普世價值」的得到合理化。再換個場景，如果今天是美國高級官員訪台，任何程度與一切手段的「維安」，同樣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裡必須説是，兩岸之間的隔絕對立超過一甲子，當前任何人事物的往來不過都是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的一小步，不該被過度解讀，更不該以雙重標準對待。

馬英九的政策疏忽

在張志軍訪台之前，台灣社會並未特別關注此事，前些日子反而是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外交」風波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最近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包括眾所周知的「翠玉白菜」）到日本展出，由於日方部份文宣品與門票未在「故宮博物院」前面加上「國立」兩字，引發馬政府強烈不滿，取消馬英九夫人周美青訪日行程，也揚言以翠玉白菜「不開箱」的手段來表達抗議，最終迫使日方讓步，全面更新文宣品，台日繼續「一家親」。

馬政府罕見對日本態度強硬，想借此機會洗刷其「親中賣台」的罵名，展現他捍衛「國格」、「主權」與「尊嚴」的魄力。但馬政府此舉並未得到社會的領情，關心此事的青年把錯都歸咎到馬英九的身上，認為馬政府沒事挑事、破壞台日情誼，推論到最後，凡事都因為台灣不是「正常國家」。

馬英九忘了一件事，所謂的「國格」、「主權」與「尊嚴」對台灣社會而言，只有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才會被想起來，從而搖旗吶喊，其餘面對美國日本的時候，這些東西是被棄若敝屣的。當然，這個風波也反映出完全移植當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台灣，已經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在領導人任期屆滿之前就提早「跛鴨」、信任崩盤，陳水扁到馬英九都逃不過這個惡性循環，就算現在台灣「立法院」最大黨還是國民黨，也難以修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猜忌、對立與衝突。問題在於，台灣社會卻又死守積弊叢生的政治體制，一方面認為是在堅守「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認為這個體制是對抗「獨裁中國」的最佳武器。說穿了，台灣社會的這種矛盾，正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國看守之下所發展起來、藍綠領導人都是美國在台代理人所造成的困境。

張志軍接地氣訪台，推動兩岸發展

回過頭來看張志軍一行為何選在台灣社會「反中」情緒高漲的時間點入島？表面上，這趟行程是基於今年2月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訪問大陸後的禮貌性「回訪」。事實上，經過「反服貿」運動的動盪與震撼，做為大陸最重要對台工作機構的負責人，張志軍更有必要直接入台、面對基層、接上地氣，以實際的接觸檢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成效，實際評估「反服貿」運動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程度，實際感受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對大陸的愛恨情仇，這些都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大陸政府不得不直面的尖銳課題。另一方面，在馬政府兩岸政策停滯在「只經不政」、「只易不難」的階段，提高兩岸政治互信、建立兩岸制度性往來（小至互設辦事處，大至兩岸領導人的見面，再大至《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與落實），都是兩岸關係刻不容緩的議程。

張志軍主任在台灣四天三夜的行程，會見各階層代表，一路上也會看到各種歡迎與抗議，世情冷暖張主任必然感受極深，進一步體會到台灣人民對大陸情感的複雜性。他以雙眼、雙耳、雙手與雙腳體會真實的台灣，對兩岸關係絕對是好事一樁。

張志軍訪台，對台灣朝野藍綠各有衝擊，卻也代表著轉機。對執政的國民黨來說，通過這次機會向島內民眾展現他們敢於在大陸面前「捍衛主體性」，例如張志軍與王郁琦會面時互稱「官銜」；馬英九在不同場合說大陸對台的立場「對台灣是無法接受的」，也說「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的首長雖已正式訪問，並都稱對方官銜，但中共對台軍事部署至今沒變，『國軍』建軍備戰工作不能有絲毫懈怠」。面對中國大陸，國民黨擺足架子，仍然放不下無形之中的對立情緒。

對準備攻取2016年大位的民進黨而言，在不放棄「台獨黨綱」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也深刻體會到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已經回到大陸的手上，堅持「台獨」就是窮途末路，因此沒有大規模動員反對張志軍訪台，而27日張志軍與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見面據報導相談甚歡。（在「反服貿」運動期間，陳菊是少數敢冒大不韙而說出：「若符合程序正義，對台灣有利且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我支持服貿！」的綠營政治人物）。民進黨正處於兩岸政策（黨內稱為「中國政策」）轉型之痛，不只有國民黨的威脅，還要顧及黨內深綠台獨支持者，以及美國日本等強權的壓力，蔡英文所謂的「最後一哩路」恐怕還要走很久。

「兩岸關係」可以分為「小兩岸」與「大兩岸」，前者是台灣海峽兩側的大陸與台灣，後者則是太平洋兩端的中國與美國。局勢已經愈來愈明顯，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受制於中美之間的「大兩岸關係」。就在張志軍訪台期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接受雜誌專訪時露骨地表達：「若台灣依賴中國太深，這會讓你們變得脆弱」，她「提醒」台灣：「與中國相處時，要小心、精明一點！」 希拉里對台灣的「告白」，讓許多台灣人感到無比溫暖，認為這是來自美國友人的「善意忠告」。兩岸的問題看來複雜難解，島內高昂的「反中」情緒看來怵目驚心，但其實本質上就是中國力量與美國力量在島內的拉扯對決，美國正通過長年精心栽培的親美政界與學界菁英，力保他們在遠東的戰略前哨，而走在復興之路的中國大陸也自信積極地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其宏文〈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開篇即提及：「台灣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也是一個思想事件；不僅涉及到統一與分裂的內政問題和中國崛起與世界格局的國際問題，也涉及到中華文明能否在未來復興的人類前途問題。這其實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因此思考台灣問題首先要從思考中國面臨的現代性困境入手。」強世功教授精準地闡釋了兩岸問題之於大陸同時也之於台灣的意義。近代中國歷史可以說是兩條道路之爭，根源於過去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兩岸分斷，同樣是兩條道路的競合。現在已經到了兩條道路的決戰階段，台灣社會激烈的「反中」，其實是在保護美國自韓戰之後在台灣所布置的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外頭包裝為「普世價值」），政治力所操弄出來的「台灣主體性」、「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其實是維護美國戰略利益的一體兩面。

台灣最終走向何方，最終取決於兩條道路的競爭結果，張志軍訪台只是一個開端，這四天三夜的台灣之行，也應該放在這個層次來思考才有意義。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06-27；刊出題目為〈張志軍訪台，我在接機現場〉，小標為標輯所加，內文亦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劉進慶：「反獨促統」全球華人華僑大團結

已故著名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著有《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於2001年7月中旬在日本東京隆重召開。這次大會約有600餘人參加，100多名與會代表發言。發言非常熱烈、精彩、豐富，發言內容都非常精闢、富於啟發性，其中也包括有創新性提案和解決問題的方案等。

    

天時地利人和，大會喜獲成功

本次大會首先具有天時之機。開會不僅是在新世紀開頭之年，前3天更有北京申奧成功的捷報傳來，與會者人人揚眉吐氣，倍感自豪，一股中華升龍之勢瀰漫會場。

 其次是地利之勢。東京不但地理上靠近台灣和大陸，而且一直是愛國華僑集聚、奮鬥的海外重要基地。百年前，我們的先輩就在日本呼喚出「振興中華」之聲音。今天，日本又是「台獨」勢力特別猖獗的地區，「台獨」勾結日本右翼繼續坐大。本次「反獨促統」大會與「台獨」勢力針鋒相對，加深了大會的現實性和時代意義。

再次是人和之力。日本的僑胞僑團在這次大會實現空前的大團結。日本是愛國僑胞僑團組織最完善的地區，歷史悠久而具有傳統的僑團組織，以東京為中心分佈在全國各個地區。這次在祖國統一的民族大義之下，各個僑胞僑團不分左右，不分前後，求同存異，捐棄前嫌，化解矛盾，把通常不可能的事，過去沒有想到的事，變成事實可行，實現在日僑胞空前的大團結。

    

「反獨促統」與「和平統一」

這次大會上的兩個關鍵語是「反獨促統」和「和平統一」。經大家反覆探討其內涵和實際，進一步認識到這兩句話的核心在於「反獨」一點。因為要和平就要「反獨」，有「台獨」就沒有和平，不徹底反對「台獨」，就難覓求和平統一之路，這是最基本的硬道理。

「反獨」的內涵具有兩面性，一個是「和而統」的道路，再一個是「和而不統」的走向。前者是我們所期盼的，後者則包括「反獨而不統」在內，有意無意附和美國對華「和而不統」的戰略，是我們所反對的。

陳水扁和李登輝，這兩個台灣新舊領導人本性「台獨」，時刻挑釁大陸，傷害所有中國人的感情，進而破壞兩岸關係，置台灣民眾的生命財產於不顧，危害台海安寧，危及亞洲和世界和平，是內外公認的麻煩製造者。

比如說，陳水扁居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則「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兩岸關係之共識原則就不復存在，將解決台灣問題之途徑推到非兵戎相見不可的邊緣，對台海的和平構成極大的威脅。

李登輝借稱「治病」，強行訪日，旋即又訪美，一意孤行引狼入室，到處勾結外國霸權主義勢力插手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只怕中國和美日不敵對，唯恐台海無戰火。大會上有位洞悉李登輝身世底細的資深台胞說得妙：「李登輝曾經出賣過共產黨，又出賣過國民黨，如今他將要出賣台灣了!」此言不差。

在這兩天大會中，全球華僑華人對台灣問題抱有迫切的危機意識，普遍認為當今中華民族面臨又一次危機時刻，不能坐視不理，有必要全心全力來反對「台獨」。這一民族危機意識的共識，形成了這一次大會的主流，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掀起了歷史性愛國主義運動的第三次熱潮。

    

將統一的祖國留給下一代

祖國的統一，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是崇高無上的奮鬥目標，著實不容以地區社會制度之不同或者人們意識形態之差異為由再拖延。

特別對台灣同胞來說，海峽兩岸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代台灣同胞心理深層中的歷史願望。我要強調，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有責任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有位旅日老僑領在文章上說得好:「將統一的祖國留給下一代」。夜長夢多，中國的完全統一實在不能再延誤，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

本次大會是繼柏林、華盛頓大會之後的第三次大會。大會論文集收編了來自海內外的86篇撰稿，一共400餘頁，50多萬字。它的功能一來是提供給與會及不能與會的同胞有更多更大的發言機會和空間；二來透過文章論稿的主張，有情又有理，說話有依據；三來將把這次大會的心聲傳達全球同胞，擴大團結。這本論文集是全球華人對祖國統一大業的熱誠以及對當前台灣問題之深切危機意識的實實在在的有力表現。

本次大會的特點是突出台灣同胞的聲音。推動中國統一，就是要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台灣人民。台灣同胞在近代史上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為了這一次大會，久居大陸的資深台灣同胞張克輝先生和蔡子民先生特地前來參加，大會委員會成員中，日本僑團領導陳焜旺先生、劉俊南先生以及來自台灣的郭俊次先生和我本人也都是土生土長的台胞。在大會議程上儘量讓來自台灣的同胞發言，表達台胞的意見。其中有不少是當年政治受難的愛國志士，比如林書揚先生、陳明忠先生夫婦、王曉波先生等。在本次大會上台灣同胞的聲音非常突出，使廣大與會代表深受感動，留下深刻印象。我們衷心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在中華民族危急的關健時刻，再次發揮台灣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

近年來，台灣一小撮分裂主義領導人出於政治野心，挾洋自重，冒出「兩國論」，不承認「九二共識」，抗拒「一中原則」。相形之下，兩岸經貿交流互補互利，累年迅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亞太區域化的大潮中，節節趨向一體化。兩岸加入WTO的來到將加速經貿一體化的腳步。

當前台灣經濟滑落非常嚴重，百業蕭條，失業激增，每況愈下。其原因，有部分來自世界性經濟萎縮的影響，但是主要來自台灣本身「三通」不通、「戒急用忍」的障礙遲遲不解除，兩岸政局僵化，復談遙遙無期等政治負面因素所致。而我們更應留意的是，台灣經濟下滑，受害最深的是大多數基層民眾。本人今春返台，親眼目睹台灣勞工大眾非常困難的處境，痛心萬分。

為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歸根結底，第一，台灣要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早日實現政治談判。台灣的未來大方向一定，政局才能穩定，社會才能安定，民眾才能安心，台灣當前的諸多困境都能迎刃而解；第二，要採取「一國兩制」。一面可以保證台灣人民當家作主之政治地位，再一面得以建構兩岸經貿的政策性有序互補體制，維護台灣民眾工作機會的安定和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現在兩岸經貿沒有一定的制度規章可循，經濟分工協作關係不存在有政策性調整機制和合理秩序，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統統推到勞工大眾身上，非常不利於台灣大多數民眾。最近在台灣「一國兩制」的支持率攀升之社會經濟背景，由此可證實其一端。

我要強調，大陸經濟已有能力幫助台灣經濟結構轉型，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合則兩利，海峽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本文原載《台聲》雜誌，200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