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蠹魚的旅行日記:從琉球/沖繩問題而來的一些思考

■邱士杰

在釣魚台問題沸沸揚揚之際,一水之隔的沖繩/琉球,卻因一系列學術講演與研討會的舉辦,而成為近期台灣關心東亞民眾「連帶」問題者的焦點。在筆者所能夠參加的場次裡,有些問題激起了我的思考。

主 要是沖繩的獨立問題。在歷史上,沖繩首先是一個以琉球為名的獨立國家,後因日本的併吞「同化」以及戰後美日兩國的操縱,而屢屢無法實現獨立(最多只能做到 以「沖繩返還」日本的方式脫離美國軍事佔領)。從此次活動所邀請的沖繩學者的說法來看,「獨立」本身已經成為當地的前「琉球」人民所無力設想的方案,甚至 是地方競選時的票房毒藥;其次,雖然「獨立」是權力,但若獨立可能造成區域內不穩,則獨立也未必是選項。

如果抽象地看待「獨立」這件事,則該學者對於沖繩獨立的一番見解也許可以──如講演所確實提及的──直接套用在台灣問題之上。但若具體地看待「獨立」在沖繩與台灣的實際狀況,就會發現分離主義在這兩個地方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由 於沖繩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台灣──如作家陳映真所屢屢強調的──並沒有這樣的經歷。因此,沖繩的獨立意味著把實際存在的歷史作為通向未來的基礎。 但對台灣來說,實際存在的歷史卻是兩岸的民族統一,而不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此真正能與沖繩獨立問題相類比的,恰恰只能是兩岸的民族再統一問題(或者:超 克「冷戰/內戰」結構造成的兩岸分斷)。反過來說,能夠與沖繩的「不獨立」相類比的,則正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為兩者在此時此刻都呈現為某種「維持現狀」 論。

無疑,對於目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過往實際存在的民族統一經驗已經完全不能使民族再統一問題納入自己視線之內;過往有無「獨立」經 驗也完全不妨礙當前民眾對於分離主義的認同。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維持現狀」論是否終究只是一種保守論述的變體?若將「沖繩獨立」代換為「社會主義」或 其他進步價值,是否也要以同樣的邏輯說:如果社會主義會造成這樣那樣的不穩,就未必要追求社會主義?

雖然馬克思曾把他所奮鬥的目標歸結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並反對將之視為「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但過去曾經存在的進步價值或歷史事實卻仍可能強烈規範著現實通向未來的進程。面對沖繩獨立問題,或許這是可供參考的思路。

(作者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29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蠹魚的旅行日記:全泰壹

■邱士杰

如果我們到今日韓國首爾東部的「平和市場」走訪,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銀白色半身像,刻畫著一名消瘦而略帶青澀的成衣業工人。他的名 字叫做全泰壹(1948~1970)。1970年11月13日,年僅22歲的全泰壹在平和市場內以汽油引火自焚不治。這名在朴正熙軍事獨裁政權下自焚的青 年工人,普遍被視為名聞世界的韓國現代工運之原點。

全泰壹自焚在韓國勞動條件極端惡劣的時代。1965年,全泰壹進入以成衣製造為主的平和市場工作,勞動條件極差。當地近2萬年輕女工(14至20 歲)工作在通風不良、工時超長(14小時)、工資卻極端低下的環境。為同這種惡劣環境鬥爭,擔負裁縫輔助工作的全泰壹開始自學《勤勞基準法》,並於 1970年9月組織「三棟懇親會」,向資方要求改善勞動條件。

由於抗爭屢遭欺騙與打壓,同年11月13日午後,就在12名工人與警察在平和市場前對峙之時,全泰壹突然引火自焚。烈火中,他不斷高喊「我們不是機 器!」「遵守《勤勞基準法》!」「週日是休息日!」火滅之後,還有意識的他喃喃念著「別讓我的死成為徒勞」。在醫院病危之前,他則向母親李小仙說:「請幫 我把沒能完成的事情做下去。」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全泰壹的訴求僅僅停留在要求資方與政府遵守《勤勞基準法》而已,未必是特別「自為」的階級訴求。然而全泰壹卻以其死喚起韓國工運超越「自在」而奮起。李小仙繼承全泰壹遺志,作為「所有勞動者的母親」而頑強不屈地鬥爭,就是韓國工運崛起的縮影。

由於全泰壹的死,許多脫離工人的知識份子受此激勵而走上「潛伏」於工廠的運動道路,甚至不斷以著同樣的「死」,力求喚醒民眾。作家黃皙暎的小說《故園》曾生動刻畫了一名「潛伏」女知青在抗爭中自焚的場景:

「當時正趕上下班的時間,工人們從工廠裡湧出來,塞滿了整條道路。那個時候,妳看起來像是什麼樣子呢?大概不是像朵花,而是像妳撒下的傳單一樣吧。 像燃燒著的物體似的,伴隨著『啪嗒』的聲響,妳落到了地上。」「雖然我們都是做女兒的,但當時如果我在場,我會像母親那樣,用我的手去撫摸妳,儘管妳燒焦 的頭髮會『簌簌』地碎落、妳的手指會像燒焦的枯樹枝一樣。」

值此十月革命日(11月7日)的季節裡,挑戰全球勞動者的APEC與G20卻在日韓兩國召開。在全泰壹犧牲後40周年的今天,我們要爭取更多勞動者的生存。紀念全泰壹的意義,正在於此。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
2010-11-15

2010年11月10日 星期三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主」

從一部紀錄片談起

紀錄片《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是描述大陸武漢長青小學3年1班舉行班長直選的初體驗。競選之初,老師向同學說明直選班長與民主的意義是「我的班長,我做主;我的選票,我做主。」 在競選期間,台灣耳熟能詳的選舉花招,諸如:「輿論造勢」、「耳語詆毀」、「招待旅遊」、「選前酬庸」、「走路工事件」等,一一在這場8歲小孩的「民主」 初體驗中出現。

紀錄片《請投我一票》

紀錄片裡反應出來的選舉花招,體現了西方民主最重要的內涵──「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根據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對「民主」提出的經典定義,即政治菁英透過競爭取得權力的過程,西方民主價值便表現在「全民參與」與「選舉競爭」,是一種自由主義 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是「程序民主」。如果我們對當代「民主」的共識是民主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價值,則多數人(包括台灣民眾)對大陸「不民主」的批評, 主要還是指大陸缺少「西方民主」,反而忽略了當代民主該有的多元內涵。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主」

2006 年10月,大陸總理溫家寶提到了他心目中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和基於分權制衡的監督。」溫家寶的三個「民主」定義,與西方世界的民主認知並沒有太 大的差異。曾經發表過《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是大陸培養出第一代的本土政治學學者。他的觀點與溫家寶類似,他認為民主對於全人類都是「好東西」,因 為民主使得人類對於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嚴等價值,有更加深刻的體驗與認同。儘管如此,俞可平還是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西化」不應該是中國的 政治目標,中國應該從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中吸取某些積極的因素,使得中國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對於大陸民主化的前景,俞可平提出先由「黨內民主」做起, 漸進式政治改革的「增量民主」。

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

與俞可平有類似認識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鄭永年指出,雖然民主產生於西方,並從西方擴展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但民主不是西方的特殊 品。任何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和經濟社會條件來發展民主政治,故民主政治是「一國一模式」。鄭永年的這個主張,也就暗示大陸在吸取其他國家民主的特色 之餘,也必須有一套「中國式民主」。鄭永年主張「中國的漸進民主化」──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憲政民主」的過程。鄭永年認為中國大陸的 民主化道路,正在走向既能保證領袖人物的質量,也能符合現代民主形式的「先選拔(中國傳統),後選舉(現代民主)」。

鄭永年:民主是「一國一模式」

「選舉民主」並非「中國式民主」內涵的全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批評,把「選主」(即「選舉式民主」)視為人類社會運作放之四海皆準的唯一方式,是絕對荒 謬的懶人思考。王紹光指出,「民主」一直代表「直接民主」,但到了19世紀「選主」的出現,反而閹割了民主的直接參與,而且代表是由十分容易被操縱的選舉 方式產生。因此,王紹光鼓勵大陸關心民主的人,應該要拓展想像的空間,從理論與實踐上尋求超越「選主」且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另外途徑。王紹光期待,「中國 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它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 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盲目採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王紹光:鼓勵大陸超越「選主」

從以上的基礎出發,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進一步主張「民主一定是『國產』的好,不宜搞引進和仿造。」房寧反對閉門造車,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經驗作為借鑑。 他認為競爭選舉制雖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但也有其局限性,應該認真地研究台灣、香港與澳門的選舉政治,作為經驗參考。房寧指出現階段大陸的社會情況,不 適合採取擴大競爭性的道路,因為可能會導致社會分歧、社會矛盾、社會動蕩的加劇。房寧提出先「擴大參與」、「推進協商」與「加強監督」,提高人民的「權利 意識」,再發展「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三個領域的建設,進而推進「黨內民主」,也才能促進「人民民主」。

房寧:民主是「國產」的好

考察「中國式民主」的內涵,不應錯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的見解。從中國傳統文明的內涵出發,潘維不提「民主政治」,而是使用「民本政治」。潘維認 為中國的「民本政治」有幾個特色:現代民主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制度;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與糾錯機制。根 據這四個特色,潘維指出中國的民本政治,不只顧及「遊戲規則」(即「程序民主」),更能達到利益的均衡協調。潘維另外主張,選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 在大規模選舉實施以前,應先將法治的建立列為政治建設的最優先項目。

潘維:中國的「民本政治」可以調和利益

「中國式民主」的前景

大陸的學者並不主張完全將西方民主拒於門外,而是要全面性地回顧西方民主的歷史、發展、實踐與教訓,作為大陸發展自身民主的參考。其次,他們也強調民主必須 符合各國國情。「民主」的概念或許是「普世價值」,但實際的「民主形式」則是各地區有所差異。再者,民主必須符合國情,大陸當前的各項條件與狀況,並不適 合全然引進西方的民主,必須在避免矛盾與分歧之下,找出適合中國大陸的民主形式。

當然,主張廣泛地徵引西方民主模式的大陸 學者亦有人在。他們與主張「中國式民主」學者之間的對話與辯論,事實上就已經是「民主」的表現。對話與辯論後的產物,如果融合了「民主」的核心本質,再配 合目前大陸正在發展的「和諧社會」(重視經濟權力的平等),則「中國式民主」亦不失為可供借鏡的民主模式之一。

當中華民國失去「中國」內涵

在過去的幾年裡(尤其是李扁執政時期),因為「中華民國」所象徵的「中國」內涵,使得「中華民國」一直在台灣不受歡迎。連帶「中華民國」的符號,諸如國旗、國歌等,也被台灣人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

台灣人不喜歡唱國歌,因為國歌被認為是「黨歌」;台灣人不喜歡拿國旗,因為國旗很像「黨旗」(阿扁執政時期,有一年國慶典禮結束後,千百 支的國旗堆成一座小山,被丟在路旁);台灣人不喜歡國徽,因為國徽很類似「黨徽」;台灣人不喜歡中華民國,因為Republic of China有個China,而且很像“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讓台灣人被認為是「中國人」。

說來說去,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屬性讓台灣人想擺脫,卻擺脫不掉。

今年的雙十國慶,卻有種一反李扁二十年營造出來的氛圍的氛圍。或許是建國百年將屆,政府也有意大肆慶祝,使得今年國慶的氣氛比往年濃烈。屬於中華民國的各種元素,出現數量在今年國慶前後「異常」的增加。

在網路世界,年輕人聚集的社群網站Facebook,也有人發起在國慶日當天,將顯示圖片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圖案的活動,原預估有一萬人參加,後來竟超過了六萬人,成為當天新聞的焦點之一。

就拿這一場在網路世界發起的活動來說,可以發現「中華民國」內涵在台灣年輕世代間的轉變。參加的網友,以在海外求學、工作的台灣人,以及 台灣本地的學生為主。大部分的網友將十月十日稱之為「台灣國慶」,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慶」;而他們放上網路的國旗圖案,很多是把國旗放在台灣地圖的輪廓 裡,或是在圖片加上「我愛台灣」、“I Love Taiwan”的字樣。

就此可知,在台灣年輕世代的心中,並非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而是已經將「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因此,無論是中華民國的國歌、國旗等象徵符號,對台灣年輕世代來說,就是「台灣」的代表。並不是他們非常認同中華民國,而是它的符號可以代表台灣,用來與大陸區隔(從日前開南大學「國旗事件」便可窺知一二。)

所以,儘管大家歡渡「國慶」、高舉「國旗」,但不再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而是改呼「台灣加油」、「台灣萬歲」、「我愛台灣」。

分析其背後的脈絡與意義,可以就兩個面向來討論。第一個是政治與教育的面向。十幾年來,台灣執政當局,心繫「台獨」卻做不到,只能撐著中 華民國外衣,搞「去中國化」的小動作。事實上,「去中國化」並非因為兩岸在各方面真的差異很大,而是害怕台灣被大陸吸收,刻意淡化兩岸的相似之處。這一點 體現在教科書的變革上。

九年一貫的社會科教材,載明中華民國只有2,300萬人民,首都在台北;地圖的台灣與大陸塗上不同的顏色,還在海峽兩岸各標上「國界線」,並稱呼對岸為「中國」。

對新世代的「80後」或「90後」來說,很自然地,我們的國家就是台灣,而他的名字現在叫中華民國。他們或許已經沒有了歷史記憶的苦痛與認同的糾葛,但他們有了新的認同與共識,就是「中華民國即台灣」。

第二個是歷史的面向。對當代的台灣人來說,「中華民國」有兩個,一個是1912年的中華民國,一個是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的中華民國。前者代表著與大陸共同脈動的歷史意義,在政治的操弄下,或因台灣人的實質感受,不再認同1912年的中華民國。

後者則是代表台灣與大陸往「分」的方向前進,也是象徵台灣成為一個與大陸切割的政治體,從戒嚴時期「反共」所種下的「反中」種子,在這個時期開始萌芽,並且在政客操弄之下不斷茁壯。

台灣人作為一個「生活共同體」,被上綱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1991年之後的中華民國,恰恰就是此「命運共同體」的外殼。

就算有人說,逝去的認同不可能再找回來,但並不代表不能重新塑造一個中國的認同。無奈的是,過去的政府把中國認同愈推愈遠,恨不得把台灣 從大陸旁邊搬離,藉由種種的宣傳,讓民眾「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印象根深柢固。而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政府,也不願重新塑造中國的認同。新政府同樣訴 諸民粹式「台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的「人民自決」,而不是訴諸全中華民族的「民族自決」。

儘管政府決意要大加慶祝建國百年,卻完全沒看到任何中國的元素。很顯然的,新政府也只看到1991年之後的中華民國,而把1912年的中 華民國拋得遠遠,近代中國歷史的大事(例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也好像與中華民國無關。與其稱為慶祝建國「百年」,倒不如說是慶祝台灣脫離中國二 十年。

一個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一個是被營造出來的命運共同體,台灣年輕世代(或是大部分台灣民眾),早已沒有了中國認同。

雙十節是「台灣國慶」,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慶」,彷彿紀念十月十日與辛亥革命無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台灣國旗」,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旗」,彷彿這面旗不曾同時飄揚於兩岸土地;「萬歲」與「加油」的對象也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台灣」。

沒有「中國」內涵的中華民國,只是台灣在正式獨立建國以前能緊抓的唯一浮木,中華民國的意義只剩下用來與「大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辨明你我的工具罷了。

今年是德國統一的二十周年紀念,當年東德改採的「兩族兩國」政策,應該是兩岸中國人最大的警惕。

如果經濟上的整合,沒有帶來政治與認同上的整合;如果只敢談經濟與民間的交流,遷就於台獨而不敢重新建立中國認同;如果只願意提中華民族,而根本上放棄了「終極統一」的《中華民國憲法》原則,那麼「兩族兩國」將會在海峽兩岸重蹈覆轍。

當中華民國失去「中國」的內涵,兩岸的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將永遠是個奢望。◆

2010年11月8日 星期一

蠹魚的旅行日記:山城霧都:重慶

■邱士杰

走在山城重慶,馬上會有幾項直觀的感受。首先是鎮日難消的漫天大霧,其次是建築物與整體山勢相互交錯的景觀,最後則是電視上不停撥 放的「紅歌」(革命歌曲)與滿街的宣傳標語: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這是2010年的重慶,一個擁有3,300萬居民,卻有 80%為農村人口的重工業直轄市;同時也是一個正在以其「重慶經驗」而吸引全國目光、得到《人民日報》肯定的地方。

「重慶經驗」當然不僅僅是上述5條標語所構成的主張,但這5條卻是重慶市民直觀感受的來源。2008年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嚴厲「打黑」除 暴(迄今已連續11個月搶案為零),推動公務員高薪養廉,解決堵車問題、大量植樹綠化,並開始進行全國最大規模的城鄉戶籍改革與安置農民工的廉價公租房建 設。在筆者走訪重慶的過程中,薄熙來的改革多能得到重慶市民依據各自感性經驗而來的極大認同。

薄熙來過去經營大連的經歷曾使其長期被視為某種西化派代表;然而他在重慶的經營經驗,卻又使其一時間轉化為社會主義「紅色」領導人的代表。這種「紅色」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提倡「唱紅歌」或要求幹部下鄉「結窮親」,而是因為他的政策集中突出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根據學者崔之元的總結,其兼具公平與正義的措施大致可以歸為兩點。第一點是重慶市在民營企業高速發展的條件下,透過重慶直轄以來國有資產的的高速增 長與增值,使市政府不必大量依靠稅收而充實財政,使政府不須透過「地王」增加收入,從而不使房屋價格飆漲,而民眾就更有買房條件。第二點則是成立地票交易 所,使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可因各種土地利用指標的市場交易而統籌發展,這一方面保證耕地面積的數量與品質,另一方面加速城市化的發展,最後一方面則使農民 有可能因此獲得相當的土地增值收益。

無疑,重慶「經驗」還是一個正在發展之中的經驗。但因這個經驗所突顯的公平與正義性質,卻反映了6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曲折歷程。如果同 改革開放前相比,重慶的經驗恐怕說不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然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劇烈社會分化,卻使得今日重慶的經驗相對顯得「紅色」。當然,也恰恰是在今日的 歷史條件下,重慶才可能展開這些大膽嘗試。但無論如何,許多迄今遮蔽前方的迷霧,說不定將因霧都重慶的探索實踐,而逐漸解開。值得觀察!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08

2010年11月1日 星期一

蠹魚的旅行日記:釣魚台所折射的問題

■邱士杰

釣魚台爭議已近40年,此間,它始終如三稜鏡般檢驗著各地社會意識形態的內在分岐與轉變。在1970年代,它折射出海外中國人對兩 岸政權的認同分裂;自90年代以降,它則折射出台灣的統獨分歧(因為某些分離主義論者認為「反保釣」可以換取日美保護)。這個爭議在今年折射出更複雜的色 彩,因為連日本左翼進步運動內部的左右分化也得到折射:左翼中的左派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左翼中的右派則反對中國「侵略尖閣諸島」。

此次爭議中劇烈迸現的右派典型,是日本共產黨與「革共同革馬派」。日共是日本的老牌左翼政黨,曾因長期抵抗天皇制國家而創造出戰後的群眾基礎。但在 戰後短暫的左傾路線之後,卻又為了參與普選而不斷與主流政治妥協。「革馬派」則是戰後為了反對日共而形成的「新左翼」,但當前力量已大幅萎縮。此次事件 中,前者公開宣稱「日本的領有無論在歷史或國際法上都屬正當」、「日本政府可以堂堂正正主張其大義。」後者則竟然派遣學生前往中國大使館抗議中國意圖「領 有」「尖閣諸島」。

力主「釣魚台」──而不是「尖閣諸島」或「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不屬於日本的左派典型,則是新左翼中的「共產同統一委員會」與「革共同中核 派」(日本最大的激進左翼)。他們認為:日共的「日本固有領土」論乃是「帝國主義強盜邏輯」,完全忽略「釣魚台首先就是日本透過日清戰爭而掠奪之物的明白 事實」。為與中國工人階級實現聯合,必須「清算日本侵略歷史」並承認「釣魚台不是日本領土」。

之所以日本「左翼」之左翼要從國際主義的角度把握釣魚台問題,無疑包含了對付該國民族主義的用意,但對兩岸來說,這種把握方式也有意義。因為釣運本來就不僅僅是為了領土主權或民族主義,而是國際主義性質的「反帝.民族主義」的一次爆發。

在百多年的中國革命中,「反帝國主義」規定了「民族主義」的內容,使後者脫離了種族性排外;然而後者也同時規定了前者,使前者成為團結民族內、外的 底線。「反帝‧民族主義」的存在,使保釣不只是目的,而同時是媒介。因此當年的「釣運」才會自我超越為左翼的中國認同運動。而釣運無法在當前媒介更多進步 價值,多少正是規模不如以往的原因。如果釣運的維繫與擴大仍是當前主題,就必須使釣運蘊含著超越釣運本身的可能性。保釣者當齊心努力之!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01

Frederick W. Engdahl:劉曉波背後那些可笑的外國朋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顧秀林譯)

(作者Frederick W. Engdahl: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從事國際政治、經濟、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比較經濟學碩士。著作:《霸權背後》、《金融海嘯》、《石油戰爭》、《糧食危機》。)

請大家關注並且散發附件中的文章。這是恩道爾為中國寫的一篇博文,本人參與了翻譯,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在私人博客上貼出,真的是匪夷所思——他沒有詆毀任何人,他是在一個非常尷尬困難的時刻幫助中國。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封殺他。

所以我只能借群發信件散佈:請大家轉載轉帖,廣為散發!

恩道爾指出,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賞給劉曉波,是由達賴喇嘛提的名,發獎的背後,不是對自由和平的關注,而是正相反。任何一個人,對祖國對政府 都可以有意見,可以嚴重批評,但是顛覆國家的立國之本,無視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反對憲法,這種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犯法的,在美國也是一樣;美國對 違憲在極其細節的問題上都不允許,卻大力支持任何別國人反對自己國家的憲法。劉曉波「殖民300年」是很可笑的言論,拉美被殖民是從500年前開始的,今 後是否還能真的自主,非常難說——原來的人民已經沒有了。

我設想:當頒獎的那一天來到,瑞典皇家科學院擺開陣勢,搭起舞臺,等待一位被中國判決有罪的人物出現,拿錢,領金質獎牌,那會是怎樣的激動人心。中國拿血汗養著美國,惠及世界,美歐主流卻往中國臉上抹屎。就像轉基因的事情一樣,這也是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有份的事情。

謝謝散發

顧秀林

在一個極其微妙而敏感的時刻,挪威議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的劉曉波。此時此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正在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這對於深陷困境的美元毫無幫助,但是對中國的經濟卻會造成危害。諾貝爾和平獎成了上演鬧劇的舞臺,這裡演出的是華盛頓反對中國的戰略大戲——不斷升級、長期施壓的戰略行動。

把諾貝爾今年度和平獎發給劉曉波,顯然不是什麼巧合。準確地說,這是一項精心安排的長期 戰略中的一個行動。這個戰略不是挪威議會部分議員的戰略,而是世界霸權——美國精英集團的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經濟具有主 導性的主權國家的進程。他們現在要的事,是給中國「磨掉棱角」。

在世界媒體中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鬧劇,就是這一戰略精心策劃的一個部分——竭力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丟臉」。這是一場更深層次的博弈,華盛頓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等織成的網路相互密切配合,把「人權」當作華盛頓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來使用。

這一次的諾貝爾和平獎戰略不會比2008年3月的西藏暴亂更成功,不會比2009年7月中國新疆的騷亂更成功,也不會比2007年在中國鄰國緬甸的 動亂(「藏紅色革命」)更成功。這幾次行動,都是華盛頓精心策劃、秘密鼓動,或者通過親達賴喇嘛集團的人發起的。參與其中的那些不成氣候的集團對此都很清 楚。他們處心積慮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製造一種國際氣候,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從夥伴和「朋友」轉換成「敵人」。不過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風 險非常高的戰略,或者是陷於地緣政治困境的美國在孤注一擲。

劉曉波那些不靠譜的可笑的外國朋友

英語中也有這樣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為我沒有見過劉曉波本人,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談論劉曉波的為人。不過來認識一下劉曉波的那些滑稽可笑外國朋友,可能更重要。

在國際筆會網站[i]上 的正式履歷中,劉曉波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國筆會中心的會長,他擔任此職一直到2007年。現在他還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這個國際筆會並不是某些作家們碰 巧的集合,它是英美鼓吹人權和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網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資人掏錢給這些組織,是要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國際筆會自稱 「世界上最早的人權組織」,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地點在倫敦,出面的人物是英帝國的兩名地緣政治戰略家:G.B.蕭伯納和H.G.威爾士。筆會的資金 來源於美歐私人基金會和公司所組成網路,其中有布盧姆伯格集團、挪威外交部和「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贊助者」。它說它要創造一種叫做「世界文化」的東西,從 這裡我們立刻嗅到了英美「全球治理」的某種氣味,這是大衛·洛克菲勒的「世界新秩序」那種氣味。

國際筆會被覆蓋著一個更大的「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簡稱IFEX)的網路中,那個IFEX的地點在加拿大,有大約90個成員,都是非政府組織,其 宗旨聽起來很高尚:捍衛「表達自由權」。「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的成員中,有一個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另一個是國家民主基金 會(NED)。

自由之家是為了推動美國參加二戰而於1941年創建的,其後在冷戰期間,是美國情報局指揮的反共宣傳工具。這個非政府組織最近在華盛頓指揮的製造動 亂的行動中卻是指揮的中心,如西藏、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吉爾吉斯斯坦等,一旦這些國家地區不遵循讓美國某些精英滿意的政策,自由之家就要 行動了。自由之家的上一任主席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自由之家主席包柏漪,是2008年西藏暴亂時的西藏國際委員會中的一個頭面人物。自由之 家曾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挪威外交部緊密合作,推動了例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這樣的行動,那些項目都有華盛頓提供的經費支 持。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的結果,是親華盛頓的獨裁者和毒梟K·巴基耶夫上臺執政。[ii]

國際筆會與劉曉波的聯繫暫時到此。下面看一看,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給了他。

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時代》雜誌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主義中國呼籲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iii]

1989年春天,據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 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 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事務和實施日後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後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 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於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後,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 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希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 普(《非暴力戰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報導,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於平民的防禦:後軍事武器系統》,在 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iv]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的活動,後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v]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劉曉波在起草《零八憲章》扮演的角色、他選擇的時間,也很令人好奇。當中國在對它的經濟進行現代化時、當中國允許在筆者看來比許多西方所謂的民主國 家更多個人自由的時候,劉曉波提高了他的政治批評的調子。2008年,他相當清楚地知道,中國官方對西藏和和新疆可能發生的動亂活動極其敏感;這關係到在 奧運會期間使北京丟面子。美國國務院承認,2008年由達賴喇嘛所支持的西藏抗議和暴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內部動亂。如果認真嚴肅對待這樣 的事情,那麼這個時刻就不是更多要求放開不同政見的時機。它暗示,劉曉波的行動也許出自另一個更深的計畫,而那個計畫是他那些很不對頭的外國朋友提出來的。

諾貝爾獎提名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正式提名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很值得注意了——提名人竟然是達賴喇嘛!他自己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和國會的大筆金錢。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再關注一下提名劉曉波的其他人,那名單讀起來就像大衛·洛克菲勒那個極為秘密的三邊委員會的國際會員名單。那個三邊委員會是由超級精英、只有邀請才能入會的一個團體,由北美洲、歐洲和日本的300個強勢人物所組成。中國未被邀請參加這個嚴格挑選會員的俱樂部。

除了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的人中,還有捷克外交部長和親王卡雷爾·施瓦岑貝格、世界貿易組織前主管邁克·穆爾、俄國反對自由市場政客G·A·葉林斯基。

卡雷爾親王、莫爾和葉林斯基——他們也都是精英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從這裡得到了什麼暗示?他們有計劃地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劉曉波。

支持北約的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喬治·索羅斯贊助的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參加了劉曉波獲獎的提名。哈維爾是卡雷爾親王的親密朋 友,他注意到,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捷克《七七憲章》的翻版。該憲章曾得到美國的暗中支持,在推翻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時派上了用場。[vi] 這一切都在暗示,這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哈維爾俱樂部,其會費是由華盛頓來支付的。

有關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情況很少被公佈過。他們的網站強調,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但是如果看一看獲獎者名單,這話就不那麼可信了。那個名單包括達 賴喇嘛、昂山素季(緬甸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拉克·奧巴馬(執政僅兩週時獲獎,而在他獲得提名之前,他在阿富汗戰爭的軍事集結非常顯而易見),以及 亨利・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任美國國務卿,支持拉丁美洲獨裁者鎮壓成性的隨意殺戮平民的政權)。當然,當華爾街銀行和英美權勢集團決定借全球性變暖而 加緊行騙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就授予了聲名狼藉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全球性變暖鼓吹者戈爾。只要把事實公開,證據是確鑿無疑 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北約集團的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向不和它一心一意的那些政府施加壓力。挪威是北約的一個創始成員國,並且與美國的領導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 聯繫。

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強勢集團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刻通過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問題可以明顯地見之於中國近來成為強大、充滿活力、不斷增長的世界經濟體而同時美國跌入其200多年歷史中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一事實。

美國官方戰略政策仍然是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裡所詳盡闡述的內容,有時又被稱為「布希主義」,稱「冷戰後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 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的領土上出現」。這種方案的制定一直是1992年以來五角大樓明確奉行的金科玉律。[vii]

為什麼中國被盯上了?這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作為在經濟和政治上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因素,與外國進行聯盟,用以支持在蘇丹或伊朗這些華盛頓控制較少的地 方的這種發展勢頭。在這點上,中國作為一個積極穩定國家的存在,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戰略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威脅華盛頓在全球發起的戰爭。真正 的威脅是,當中國、俄國、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國家走向一個更加多樣化的多極世界的時候,美國和那些遵從其戰略的國家失去全球性霸權 地位。根據布希主義和美國戰略地緣政治學,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那種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最近逐 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與其說是與伊朗及其核野心有關,還不如說是與伊朗是中國的一個戰略經濟夥伴這一事實有關。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離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姿態很遠。此事最好從它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是一個被美國引導的、非政府組織孵育的、反對中國主權的、 非正規戰爭宣言的一部分。英國200多年的均勢地緣政治學中,有一條這樣的公理,即霸權帝國必須時刻尋找兩個潛在敵人之中較弱小的一個,然後與之聯合,攻 破強者。美國從2001年以來對印度的政策、2008年以來對中國的政策,恰恰如此,即尋求與弱小但更有用的印度結盟,結為軍事和戰略聯盟,對抗中國在亞 洲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戰略利益。

北約在阿富汗(遠離北約的北大西洋地區)的正式存在,應該發出的是這樣的信號,即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為了促進民主或表達自由,而是一個不斷式微的霸權 孤注一擲地試用它武庫裡的一切武器,來扭轉現實。劉曉波只是他們這一努力的一個順手的工具而已,是無數工具之一,就像達賴喇嘛或華盛頓支持的世界維吾爾代 表大會的熱比婭·卡德爾一樣。值此美國的可信度與它的經濟穩定同時急劇惡化之際,他們這樣幹大概是無濟於事的。

註釋:

[i] 國際筆會美國中心網站:《中國:劉曉波》(PEN America Center Website, China: Liu Xiaobohttp://www.pen.org/viewmedia.php/prmMID/3029/prmID/172); accessed in

[ii] 菲力浦·希斯金:《在美國的幫助下,普京後院有了沸騰的民主》,《華爾街日報》2005年2月25日(Philip Shishkin, In Putin』s Backyard, Democracy Stirs — With US Hel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5, 2005);

[iii]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10: Liu Xiaobo,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0/press.html; )《時代》雜誌的引文,見以下網址(For the Time quote, see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24405,00.html#ixzz12gorrikW

[iv] 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維斯巴登,2009年版,第43、117頁(F. William Engdahl,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iesbaden, edition. engdahl, 2009, pp. 43, 117)。有關夏普和蘭德公司辦法更多情況,另見喬納森·莫厄特:《新的」驅除陰霾」在行動?》,網上雜誌,2005年3月19日(As well, for more on the methods of Sharp 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Jonathan Mowat, The new Gladio in action?, Online Journal, March 19, 2005 , accessed in 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

[v] 合眾國際社:《據報導領中國經費的僱員受審》,1989年8月9日(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China Fund employee reportedly interrogated, August 9, 1989);

[vi] 瓦茨拉夫·哈維爾等:《和平和自由的中國捍衛者》,2010年1月18日(Vaclav Havel et al,A Chinese Champion of Peace and Freedom, January 18, 2010, accessed in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avel38/English);

[vii] 派翠克·E·泰勒:《美國戰略計畫呼籲阻礙對手的發展:一個單一超級大國的世界》,《紐約時報》,1992年3月8日(Patrick E. Tyler, U.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A One-Superpower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中譯版:烏有之鄉《批判與再造》。)

Stephen Lendman:諾貝爾政治(Nobel Politics)

美國有線網路(CNN)副總裁蘭德曼(Stephen Lendman)在其部落格撰文批評挪威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將2010諾貝爾和平獎授與劉曉波,節譯如下:
諾貝爾和平獎,幾乎都看政治而非貢獻給獎。看看過去的獲獎人,如季辛吉、以色列戰爭罪犯(拉賓、比金)、達賴喇嘛(過去,現在可能還是美 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資產)、以利威賽爾(Elie Wiesel ,一個激進伊斯蘭恐懼症派)、安南(一個帝國的可靠傀儡)和高爾(另一戰爭罪犯,極端新自由主義派,非地球之友),一篇評高爾的文章可從以下的網址聯結: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2007/10/nobel-hypocrisy.html

興高采烈的西方媒體歡呼今年得主,繫獄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紐約時報》作者雅可伯斯(Andrew Jacobs)與安斯菲爾德(Jonathan Ansfield)譽為:「一位熱情的文學評論家、政論者及民主運動人士,總是因其活動繫獄。」

諾貝爾委員會「肯定他在中國基本人權奮鬥中長期所持的非暴力(立場)」。

長年支持美國冒險作風的《新共和》雜誌曾歡呼歐巴馬的獲獎,但對劉曉波的得獎沒怎麼表態,只有作者德瑞弗斯(Robert Dreyfuss)稱他「中國異議份子,人權憲章的作者」。他接著說:

「讓大家都注意到中國對待政治異議份子,嚴格限制言論、集會與網路通訊自由,的確不壞。」不過,這一獎項「不可能讓中國當局改變想法,要 有任何可能,只是可能讓他們鎮壓更壓厲。」尤其經過9月23日歐巴馬在聯合國大會上說一套做一套的講演,一面說什麼和平,強調什麼保護人權,另一面卻發動 戰爭,在國內外比小布希還起勁的自我辯解。

《華爾街日報》兩篇社論盛讚「給中國的諾貝爾」與「諾貝爾眼中更美好的中國」,用此獎痛毆中國,說什麼中國違反人權,恐怕是中國不該成經濟強權,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罷。這才是核心,人權考量不過一個藉口。

《金融時報》社論稱此獎「值得慶祝的諾貝爾和平獎」,說諾貝爾委員會「回歸這一獎項的最佳傳統」,又提過去的得獎人金恩與緬甸的翁山蘇 姬,但略掉上面提及的名字與無數其他不夠格的獲獎者。不是一字不提美國、英國與以色列支持而遭大眾媒體刻意忽略的西方帝國戰爭,就是一筆帶過。

美國在全球的傳聲筒「美國之音」為劉曉波的獲獎雀躍,說什麼諾貝爾委員會「清清楚楚向中國嗆聲,在中國邁向經濟強國之際,要求中國尊重政治權利。」完全不提美國支持的是富豪與特權,不是平民及其所鄙視的平民人權。

「半島電視台」的伊姆蘭汗則如實報導,稱劉曉波的獲獎「有爭議」、「可能引起爭議」,引述季辛吉、以色列與歐巴馬等過去的得獎人,說頒獎那些人是升高戰爭而非促進和平。

10月11日俄《真理報》網站貼有Peter Baofu教授「諾貝爾和平獎,西方強權的工具」文章,報導主流媒體不予報導的內容。

他說頒獎劉曉波不會促進中國的和平與繁榮,理由有七:

(一)儘管仍有許多地方待改進,但中國實際上「在過去幾十年的努力的確促進了國內的言論自由」,相形之下美國的言論自由縮減了。紐西蘭坎 特伯利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布萊迪(Anne-Marie Brady)說:「(中國)一般人享有的自由遠超過1949年後的時期。社會上有種強烈的情緒,『別把船幌得太厲害,別碰敏感地帶。』」不過與早前相較, 很多言論已為當局所容忍。中國因「努力未獲肯定」而惱火,可以理解。

(二)中國「過去數十年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大有貢獻」,譬如它「使數億人脫貧」,相形之下,美國的窮人卻激增。在中國,窮人比率從30年前的64%減到2004年的16%,「這一巨大的人權成就」未為世人所認識。

此外,中國的巨幅成長「成了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因為它極依賴原物料和其他物資的進口。它與美國等地的貿易是順差,與其他國家是逆差。它在海外大舉投資興建「公路、鐵路、運動中心、醫院、橋樑、學校」與其他項目。雖剝削勞工,許多國家與消費者卻因中國貨售價低獲利。

(三)劉曉波並非「眾人口中的中國和平與自由的天真捍衛者」,像1988年香港《開放》雜誌的訪談,他說「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 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此話引起騷動,但他從未收回。根據捷克「77憲章」起草的「零八憲章」,它也只是個工具,「零 八憲章」呼籲結束一黨專政,尊重人權與自由。「零八憲章」的條文有: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

實際上,劉曉波與其他起草者維護中國統治者的利益,贊成有限度的自由,以防止可能出現的社會動亂。憲章警告抗議與罷工「會越演越激進,越來越可能演變成激烈的暴力衝突。」

(四)由於經濟力量成長與獨立自主,西方痛擊中國,支持中國反對勢力,以及武力威脅,想盡一切辦法要北京更親更臣服西方。雖徒勞又有反效果,卻一直在這麼玩。

多年的較勁並沒能使北京貶值其通貨,它也不該貶值。現在剛好相反,儘管西方拚命要其貨幣升值,北京卻以年率20%增加貨幣供應防止通貨升值。

中國知道1985《廣場協議》對日本的影響。1989年後,強勢日元拖垮證券與不動產市場,造成日本20年的停滯膨脹,這是中國一心要避免的。

(五)沒有對所有社會一體適用,「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體制。劉曉波在哥倫比亞、奧斯陸與夏威夷大學學習西方價值。然而中國有幾千年歷 史,當代社會是這幾千年來的產物。因此,冀望北京為西方傳統而放棄自身傳統,那是傲慢、無禮與無知的,西方傳統鄙視一些一再為世人所肯定的規範。

2009年中國演員成龍曾說:「我不知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如果太過自由,你就會喜歡目前香港的情況。它非常亂,台灣也亂。我漸漸明白我們中國人需被管制,要是沒有,我們可為所欲為。」

(六)西方社會,尤其美國,對「促進中國人民的人權沒有真正的興趣」,對本國人民的人權亦然。實際上,在全球他們剝削其他社會,在國內他們剝削本國社會,在種種方法都行不通時就發動戰爭。

總體而言,「西方對非西方的觀念與價值沒有一點尊重,時序進入現代,西方一再告訴並指導他人(如何)作為」,如何平和的,顛覆的或狂暴的作為。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憂心中國與其匹敵,害怕一己的優越地位為其更好的模式取代,就像1997-98給盯上的亞洲四虎經濟體一樣,透過外資剝削他們,在這過程當中削弱他們,終而成美國的衛星經濟體。中國有不少這樣的外資,但由他們而非旁人管控。

(七)此獎旨在將西方,主要是美國與「中國間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一直維持下去」。結果為「中國民族主義」加油添料,加深內部那種中國未受到尊重的意識,儘管中國也犯錯。

鑑於西方殖民、主宰中國的歷史,中國當然可義正嚴詞的要求更對等、更穩定的關係,不會容忍更不對等的關係。西方痛批其政策沒什麼作用,授獎劉曉波也不會有什麼作用,北京以痛批西方回應。

結語

諾貝爾委員會為西方的工具盡人皆知,它的和平與其他獎項推銷不為全球所分享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贊成敵對,贊成剝削人類,贊成帝國主宰,贊成美國搞的削弱其他與其自身社會的種種作法,這也不該為全球所分享。

依照諾貝爾(Alfred Nobel)的遺囑,此獎授與的人或組織是:

「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

換句話說,它反對戰爭,它增進和平。鼓吹人權雖有助於達成這樣的目標,但也得依全球人權宣言的條目,其中主要有:

尊重每個人的權利,一視同仁;

反對歧視、奴隸、刑求與各種惡行;

尊重法制,尊重生存權與公平對待;

主張表達、遷徙的自由,人身安全的保障,國籍的選擇,自由進出自己國家的權利,以及其他種種人權條款,而非專針對戰爭去主張和平。

此外,授獎一個政治囚犯,諾貝爾和平獎忽略所有其他在西方隨處可見而遭西方刻意壓制的更重大問題。

狹義來看,美國有更多政治犯,其中或有不少人比劉曉波更該得獎;廣義來看,美國有成千上萬為人所不知,未被提及而遭違法懲處的人。

其他許多國家,包括中國也有這樣的問題。拿以色列來說,不管何時,它總關押一萬兩千多人,其中有婦女有小孩,任由他們遭刑求、侵犯與羞辱,這些都為諾貝爾委員會所漠視,諾貝爾委員會也不會把此獎視為譴責流氓行為,暴露無法無天,以及支持各地社會正義的有力手段。

他們卻選擇拿劉曉波來痛擊中國。另方面則肯定惡名昭著的戰爭罪犯歐巴馬、高爾,以及無數藐視和平,藐視自由社會及人權規範的人,從其所選獲獎人可看出諾貝爾委員會也不接受這些規範。(福蜀濤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