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两岸的快速交流，居住于海峡东岸的台湾学生，越来越有机会通过任何管道结交大陆朋友。在台湾当局开放大陆交换学生来台就学之后，无论公私立大学，总能出现两岸学生一起上课的情景，这是两岸自一九四九年分隔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
以我们在台湾与大陆同学交往，或是到大陆参访，又或是在互联网上与大陆朋友对谈种种经验来看，台湾的“民主”似乎成为大陆朋友好奇的对象。有的人觉得台湾民 主总是在打架、谩骂与叫嚣，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台湾民主的宝贵之处。整体观之，“民主”可算是大陆同学想要来台湾交流的理由之一，许多同学认为台湾的民主 是相当完美且成熟的。我们甚至遇过一些大陆朋友，将台湾视为中国人民主宪政的灯塔与堡垒。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众自主意识随之增长，面对西方民主“先进”国家的钦羡，也渐渐转化为追赶的动力。而一海之隔的台湾，一向自诩为民主先锋，当然也成为部分大陆民众，亟求西式民主的寄托之地。
显然，台湾的“民主”已经成为两岸交流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一名在台湾生长，并以政治学为研究领域的学生，我想提出一些受人忽略，却恰恰是台湾民主的重要本质，与诸位大陆朋友分享、讨论。
台湾学术界的民主研究
二次战后的美国，为求霸权地位的扩张与稳定，学术研究成为美国面对冷战对峙与第三世界国家等问题的工具。而当代社会科学许多理论因此孕育，尤其以政治学底下 的“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为要。对各地政治的比较研究，并不是贡献于学术知识，而是提供美国国家机器动员并扩张的依据素材。约莫同时出现的“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也是美国欲以自己面貌加诸于全世界的理论建构，其中，“民主”就是评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现代”的重要指标。
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必须倚靠美国的支持以维持统治地位，知识生产与美国形成共生体系。在内部政治保守停滞的六○与七○年代，台湾高等教育弥漫著“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气氛，这个氛围正好如实反映出台湾学术界与美国之间的重要联系。
台湾社会科学界的师资，主要是以美国为留学对象。当他们学成返台后，移植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与典范。因此，台湾的政治学研究，“民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课题，任何的子领域，都与民主沾上关系。“民主”成为观察其他地区的最高指标，台湾学界关心其他地区的发展是否民主，面对发展困境时，“民主”（或“更多 的民主”）就成了万灵解药。例如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最引以为傲的跨地区研究案是“东亚民主研究计画”（Program for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其中又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为核心，聚焦于包含中国大陆在内亚洲各地区的民主发展，以及民众的民主价值。
若当代社会科学追求的是理性与价值中立，并客观的研究一切对象。那末，露骨地说，台湾社会科学界的“民主”研究已经脱离原有的轨道，“民主”反而像是升华为“信仰”或“宗教”，“民主”成为最高且唯一的价值。而如此民主之地位，如此民主之价值，与美国学界的宣传并无二致。
台湾民主的生命史
今日台湾民众总爱说“民主是我们的骄傲”、“民主是我们的光荣”，但台湾的民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段颠踬的动态发展过程。欲认识台湾民主的实质，也必须考察其生命史。
一九二○年代日本殖民之下的台湾，受世界与中国大陆左翼革命思潮的影响，一些台湾知识分子追求自治，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进一步追求革命与解放。“民主”作为西 方“现代性”的元素之一，若说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完全理解并追求当代的“民主”，并不符何历史实情。但是，我们可以说，“反抗”是殖民地台湾知识分子追 求解放、复归祖国的重要表现形式。
知识分子追求解放、复归祖国的“反抗”，在台湾光复之后，至一九四九年之间达到第二次的 高潮。无奈，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国民党更加有恃无恐地镇压“对白色祖国失望，而寄希望于红色祖国”的台湾青年，展开了 五○年代肃杀的白色恐怖时期。据统计，约有三千馀名追求民主与统一的台湾热血青年，仆倒在国民党的枪下。
之后，由于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格局限制，再加上台湾内部的戒严体制与白色恐怖，台湾进入了政治停滞、社会苦闷的风声鹤唳时期。七○年代以降，由于美日联手演出钓 鱼岛争议，再加上台湾当局国际处境风雨飘摇，知识分子与学生逐渐打破政治上的困境，并正视台湾社会的矛盾，而有八○年代的“党外狂飙”时期。
在此“党外狂飙”时期，运动参与者仍以中国人认同为多数。尔后随著海外台独宣传传回台湾，“党外”开始有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争。蒋经国在一九八七年宣布解除戒严，台湾的民主运动迫使党国做出让步。
蒋经国于一九八八年逝世后，台湾民主的发展与李登辉有密切关系。李登辉是第一位本省籍的继任者，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为求其权力与地位的稳固，便以 “民主”为名，将台湾政治社会的矛盾，引入国民党斗争之中。因此，李登辉初期的“民主”政策，是为遂行个人政治与权力目的，其“民主先生”之称，值得加以检讨。
在李登辉政治地位巩固之后，“民主”依旧是其操弄对立的工具。事实上，李登辉自己曾坦言，台湾的“民主化”只是“本 土化”的手段。面对美日在东亚的战略布局，以及其执政考量，必须强化台湾民众将大陆视为敌人的印象，因此利用“民主”在台湾民众心中筑起一道墙，一面宣扬 “台湾民主、大陆独裁”，一面与日本作家对谈，提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一九九三年李登辉开始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一九九四年发生“千岛湖事件”， 李登辉批评大陆是“土匪”，这一年，也是台湾民众“中国人”与“台湾人”认同发生黄金交叉的关键年份；一九九六年，李登辉成功推动“总统”直选，为其“民 主”事业再添美名，并推动鼓吹“台湾魂”的中学“认识台湾”教科书；一九九九年，由现在民进党主席、时任“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主导的“两国论”正式出台。 回顾二十世纪九○年代李登辉执政时期，可说是藉“民主”为手段，以达到深化两岸分断的目标。
避面焦虑与民主影响两岸关系
综上而论，台湾“民主”一方面是配合美国的利益考量，一方面则是做为两岸持续分断的工具。因此，当代台湾的“民主”只是手段、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目标。
如果我们仍认为“民主”是当代社会的共识之一，我们应该继续思考，台湾体现出来的民主，究竟是“普世价值”，还是“西式价值”？我们不能否认，美国、英国、 法国与日本的“民主”形式是不一样的，因此民主应当是“一国一模式”。完全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式民主及其配套（诸如代议式投票、法治、自由市场经济…… 等），也确实为台湾社会带来尖锐的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仍以自己的“民主”为傲，而民主原则所容忍的多元差异也不应被忽略。台湾社会的“多数暴力”，对移工、移民、外籍配偶的歧视，只允许“拒统”与“台独”的政治气氛，都是牺牲并湮没在“民主”表象之下的社会问题。
台湾的“民主”与“歧视”是相对应的问题。事实上这与台湾人深刻的焦虑有关。回顾日据以降的台湾历史，台湾与大陆同时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压迫；光复以 后，又受到无形的新殖民主义所宰制。台湾人的认同被割裂、分断，没办法认清自己。而无形的新殖民主义宰制之下，台湾必须受到所谓先进国家的认可才能自我肯 定，不断拚命的追赶所谓的“先进”，当个先进国家所称许的模范生。为了减少焦虑，除了不断获得“先进”的肯定之外，还要把周遭地区（大陆、东南亚等）视为 落后、退步、不民主。透过否定邻人，来肯定自己，突显自己的现代、进步、民主。台湾人的焦虑，必须透过西方的肯定，以及否定中国，才能获得抚慰与自满。
总而言之，台湾人民应该努力突破如此的焦虑，而大陆人民也能深刻理解台湾的民主本质，才不会受任何外力的介入，影响了两岸关系正常且健康的发展。
（本文刊登於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环球事务论坛社刊《击水谈》第六期“台湾特刊”，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