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感謝莊景宇小姐拍攝）

文／李純青（1908-1990；台灣台北人，原《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還活著，他已經年逾花甲。

    那是抗戰後期，在山城重慶。

    晚霧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網。空襲的緊張季節過去，我真想登上浮圖關，脚踏繁星點點，長長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正是在這悶熱稍斂季節，一些台灣人總要聚會聚會。宋斐如來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說話，前額顯出幾線淺淺的皺紋，它告訴你，這是經過風霜的人物。這位台灣人，曾在泰山當過馮玉祥的老師。李萬居來了，眉宇之間充滿豪邁之氣，走起路來，有似風雲陣起。這是一位窮苦出身曾在法國留學的無所畏懼的台灣人。謝南光也來了，矮胖的身材，叼著烟斗，有一對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閃光。他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抗戰初期曾被國民黨當局懷疑爲日本間諜，在廣州被捕下獄。是李萬居以全家生命擔保，把他營救出來的。

    我們四個人，在李子壩臨江小樓，叫了幾盤菜，二兩花生，煮酒縱談天下事。

    這次話題集中在一點：有一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地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但是台灣人無盡藏的愛國心，往往受到無盡的懷疑。「無天可籲，無主可依」——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這位台灣青年的命運也不例外。

    據說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想找個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說他的那條腿短了一些，說台灣人的眼睛應該滾圓，而這個人卻有點像丹鳳眼。說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當時太平洋海戰方酣，美軍反攻已到菲律賓，雷伊泰一戰勝利，聽說下一步準備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這位台灣青年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實際上，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

    我們十分擔憂這位台灣青年容易受騙，降落台灣會被日本人殺掉，因此决定設法和他見面，告以真實情况。

    晚霧迷江，萬家燈火。我見到了這位台灣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從他嘴裡知道，他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堪縈回祖國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過朝鮮半島，奔在鴨綠江邊呼喚：

    「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然從，他匆匆把偽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弔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西徂，好幾回險遭殺害。嚴冬泅渡，仲夏爬山，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攸力棲滋還鄉記。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這樣一個取火者，這樣一個愛國青年，為什麽要對他懷疑，並忍心蓄謀把他置於死地？

    我要誠懇地把所知所想告訴他。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

    在我問這個問題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為抗日而來，為什麽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簡單答覆斷然拒絕了我的意見。他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高興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對這顆赤子之心，我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說話。臨別我問：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霧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萬居、黃朝琴、游彌堅等幾十位台灣人，搭乘美國飛機和接收台灣前進指揮所第一批官員一同，於傍晚到達松山機場。作為新聞記者，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上帝給予我一個極為殘酷的安排，就在到達台北那天凌晨，我父親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陰路淒淒，深不可測，十幾小時的距離，沒有人能夠追回他。我跑進家門，只見父親遺體陳臥床上，一襲白巾蒙面。

    很多台灣人回家，見不到父母親人，離開故園時流著線線眼淚，勝利還鄉時又是流著線線眼淚。

    吳思漢呢？

    由於美軍沒有在台灣登陸，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他幸運地活了下來。

    台灣光復後，吳思漢去台北當記者，不久忽然來到上海，不知什麽時候又遄返台灣。他往返於台灣海峽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來看我，我與他成了忘年之交。

    幾年後，記得是一九五○年歲暮，我閱讀台灣報紙，忽然有幾行短短消息躍入眼簾：共匪吳思漢於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場執行槍決。

    我不能相信這條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這條消息。吳思漢之死強烈震動了我的靈魂。誰去收屍呢？我恍惚聽見一群烏鴉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幾十年來，我經常夢見吳思漢出現在面前，他還是那麽年輕，那麼充滿自信。

    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人多數已經凋謝，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時被裝進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殺害；李萬居辦報為台灣人說話，窮困潦倒致死……這些台灣人，未死於抗日疆場，而死於國民黨的疑忌。

    吳思漢的抗日行狀，鮮為人知曉，只要我的筆尚在，必須為他勾沉。但願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環青青的松柏，樹一塊巍巍的石碑。

    

（原載《人民政協報》，後轉載《台聲》雜誌1985年第5期）

台灣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台灣建設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除了少數學者與團體加以紀念之外，社會上普遍靜默。換個角度說，台灣社會是以另類的方式來「紀念」馬關傷痛，諸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殖民越久越進步」、台中市長林佳龍以200萬元重豎台中神社鳥居，又如台灣各地不分藍綠執政縣市都投入資源重修日據時期房舍。

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據史料記載，乙未一役台灣犧牲14,000名志士，而日軍僅戰死164人，是台灣50年抗日史血淚的一頁。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另外按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台灣歷史上真正的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劉進慶教授曾以這樣的的比喻，來形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如今台灣朝野只紀念（美化）殖民者的掠奪，卻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荒謬的史觀令人費解。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卻建省130周年，這些反而都是台灣的光榮歷史。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本文原載《觀察》21期，2015年5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為原題原文）

我的抗戰，他的終戰

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圖為2013年高雄市政府舉辦的「815終戰紀念儀式」。（網路圖片）

歷史是有重量的。這個看似「主體性」高漲的時代，歷史常被舉得高高的，但裡面卻是空洞、虛無的。近來許多人對歷史誇誇其談，例如網上就流傳一些帖子，有的說袁世凱是愛國的，有的則說中國歷史根本沒有元朝和清朝兩個朝代──這些文章的內容多半胡亂嫁接史料，再輔以似是而非的推論，不值一哂，認真就輸了。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島內這股詭異的歷史翻案風吹到了抗戰勝利之上。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台灣官方已經夠不當一回事了，現在又有一股力量在鼓吹顛倒是非的「台灣戰敗論」。其中最不遺餘力的就是《自由時報》，還有所謂的「公民論壇」煞有其事舉辦沙龍來討論台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

形形色色的「台灣戰敗論」邏輯很簡單，作者不論是高中生、研究生或是大學者，他們主張日據時期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戰爭末期台灣還遭到美國聯手盟國中國的空襲，因此台灣是戰敗、受害的一方，不該紀念抗戰勝利。當代某些台灣人自豪於戰敗、自甘於當日本人，往前回溯包括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取消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更早還有一批「本土派」台史學者把抗日烈士定義為「土匪」。

「台灣戰敗論」對於不解歷史事實的人相當有吸引力，因為它「政治正確」。但這個論調卻倒果為因，故意把兇手當恩人，分不清加害與被害。首先，若沒有日本對外侵略、殖民與擴張，怎會引來反抗與報復？錯，當然得算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頭上。其次，正因如此，二戰的同盟國對日據台灣的轟炸，打擊的是日本統治者，而不是台灣人民。

日據下的台灣人民飽受壓迫，從作家賴和的《南國哀歌》可見一斑：「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兇惡的他們忍相虐待，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原住民的處境更是悲慘，如同洪棄生詩作《聞日軍搜山感賦》所描繪：「乾坤長肅殺，海上戰爭多。蕃隊日鳴砲，山民夜枕戈。炎崑糅玉石，覆卵掃巢窠。世界今如此，蒼生且奈何！」日據台人以反抗來掙脫日人鐵蹄，甚至有5萬台胞前仆後繼內渡祖國參加抗戰。當下日本右翼政權正極力扭曲侵略歷史，台灣人非但無感，卻反過頭來指責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如何對得起這片土地上的先賢先烈？

日據時代，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蔑稱台灣人為「清國奴」，實行民族差別待遇，台灣人連日本國民都不是，充其量只是殖民地的二、三等人。就算處於皇民化運動之下，1942年只有1.2％的台灣人改為日本姓氏；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皇民化家庭也不過才佔3.5％，多數家庭冒著風險偷教子女漢文漢詩。所以蔣渭水理直氣壯地正告日本檢察官：「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林獻堂也說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做的一切，「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台灣光復到今年屆滿70年，台島上空的皇民幽靈不減反增，日人口中的「清國奴」如今懷念起那50年充當「國境之南」的年代，要「尋找台灣的美好年代」，還要「重拾城市光榮感」。

日本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曾如此評斷日據台人：「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歷任日本總督若還在世，看了當今島上誓當日人的激情表態，他們肯定跌破眼鏡，頻頻搖頭後悔自己高估了「清國奴」。

「台灣戰敗論」的層出不窮，一方面體現了台灣文史教育的嚴重問題，歷史正義是非不分，與侵略殖民者站上同道，踐踏台灣先民，侮辱台灣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另一方面更說明了，長年以來台灣的統治階級，以及附屬於其下的教育系統，以盲目的「台灣主體性」做為外衣，掩藏其讓台灣永世為奴的政治企圖。

日據台人視日本殖民統治為「恥政」、「死政」，挺直腰桿拒當「清國奴」；而現在台灣卻有一幫人認賊作父，搶當「三腳仔」。孔子曾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啊，一時忘記，孔子對「三腳仔」而言是外國人，看不懂其中的含義。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6期，2015-04-29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