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受難‧接續‧戰鬥」──一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

博主按：
10月29日即將在當年國民黨槍斃「寄希望於紅色祖國」的台灣青年的馬場町舉行「2011年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每一年的秋天，過去受國民黨政權迫害的受難倖存者、受難者家屬，以及為了向過往前輩表達哀悼與尊敬的愛國台灣同胞都會齊聚，合聲高唱《安息歌》：「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

這段實際在台灣土地發生，屬於中國歷史的苦難卻也光明而堅定不移的歷史，由於至今仍然飄盪在台灣島上空的冷戰、內戰、反共、反中的幽靈，被自詡為「民主燈塔」「自由寶島」的台灣住民所遺忘。為什麼我們要向「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哀悼、致敬？為什麼我們要齊聚在馬場町？為什麼我們要高唱《安息歌》？為什麼我們要高喊「民族統一走向富強承先啟後，愛鄉愛國改造社會死而後已」？為什麼我們要踏著受難前輩為我們所鋪的雖然充滿荊棘、卻又充滿前輩流的血所照亮的路繼續向前走，繼續為了民族的未來、民族的統一而堅定的貢獻一己之力？

這些問題，或是確實是某些人的疑惑，也或許根本沒人在意，但這卻是台灣社會打破上空幽靈而健康、穩健進步所不能不面對的「台灣的真實」。在此、在周六即將舉行辛亥百年秋祭之際，我轉載了邱士杰學長在今年年初的長文〈「受難‧接續‧戰鬥」：一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這是一篇寫給大陸同胞認識「台灣的真實」的文章，但是，這篇不管我何時想起、何時再閱讀，都會激動不已並自我砥礪的文章，反而更應該獻給健忘、失去左眼的台灣民眾。

「請硬朗地戰鬥去罷！」

「受難‧接續‧戰鬥」──一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

文◎邱士杰（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我們是一條悠長而固執的行列──
飢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我們是強健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勇敢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固執的，
然而受傷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沒有一點傷痕的，
不在我們底行列裡。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前面是平坦的路底邊沿，
白天底邊沿，
晴明底邊沿，
能夠忘記麼，
你是第一個向它走去的人！
（摘自聶紺弩〈獻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了〉）

一、「受難」

也許是受到從小所受的教育或者週遭的語言環境的影響，我往往將「受難」這個雙音節漢語詞彙直接聯繫於死亡。雖說對於在這個廣袤社會之中的芸芸眾生而言，每個人都有各自「遭難」的境遇，各自也必然對於這種境遇有其個人的理解，但對我而言，把「受難」理解為遭難以至於死，不知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總是理所當然的。不曉得其他人是否與我一樣：對於習以為常的用語，如果不加反思，也許不會發現自己與這些用語之間隱隱存在的陌生感。

「受難」一語就是這樣。直到我在高中時期認識了一群1920、1950、1970年代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獨裁專制而入獄的左翼老政治犯，以及在1970-90年代新生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我才知道，「受難」原來有別的意思：它意味著歷劫而猶生。

「受難人」是這些活下來的左翼老政治犯面向社會時的一個自稱；更嚴格的說，這個詞彙的周延說法應該是「政治受難人」，用日韓的漢字表現方式則是作為「確信犯」 的左翼「良心囚」。雖然「受難人」這個詞彙在多數時候也可以指涉犧牲者，但在台灣，更多時候乃是指涉經受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之後還能倖存出獄的人們。不過，對於這些「受難人」而言，他們彼此之間更常互稱「老同學」。對他們來說，諸如綠島（舊稱「火燒島」，是台灣東南靠菲律賓海面上的一個小島）之類的監獄，都是他們的學校。許多受難人在這個「學校」裡透過「同學」們的互助而首次習得了寫字、數學、各種知識；當然，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因為入獄而成為「受難人」的這些人，以及「受難人」因為互助學習而成為「老同學」的歷程，反映了二十世紀台灣地區歷史最重要的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就是：由於 1945年台灣光復至1949年兩岸分斷的五年間所曾實現的兩岸統一，使台灣省人民首次全面捲入並參與了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因此經受了比國內其他地方還要慘烈而長久的鎮壓。在這場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而勝利的偉大革命裡，各階層、各階級的台灣青年並沒有缺席。由於他們對於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極度失望，便把正在崛起的紅色祖國作為台灣社會變革的寄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雖然投入這場運動的青年不見得在認識上都有相同的水平，但這種水平的參差不齊，恰恰反映了運動展開的全面性。而當國民黨開始意識到人民解放軍可能渡海進攻時，肅清島內的赤色勢力便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首要工作。1949年發生在台大與師大的「四六事件」就是島內鎮壓以中共台灣省工委為主體之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開端，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由於特務機關意圖殺一儆百，因此，從四六事件到1950年代中期之間的白色恐怖行動並不僅限於中共地下黨，許多沒有組織關係的同情者乃至無辜百姓都牽累入獄乃至刑死。這種連累無辜的現象，正從反面說明了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在光復後五年間的發展規模。作家陳映真這樣寫道：

在那些年的台灣，成千上萬的青年把一生只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另有成百上千的人，或求死不得，含垢忍辱，在嚴厲的自我懲罰中煎熬半生，堅決不肯寬恕自己。……那是一個崇高、驕傲、壯烈、純粹，和英雄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猶疑、失敗、悔恨、怯懦，和變節的時代。」（《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許多無辜或者來不及受完整教育的受難人，就在無比肅殺的監禁環境裡展開他們的學習，從而也才有許多原本對社會主義沒有認識的人，在獄中成為了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由於台灣在八○年代末期解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這些先後出獄的受難人及其家屬才逐漸敢於進行社會活動。而每年在台北六張犁公墓舉行的「春祭」以及在「馬場町」的「秋祭」，就是最知名的活動。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具有明確地下黨身份的被捕者幾乎必遭槍斃，「馬場町」則是經常執行槍決的地點。刑後曝屍示眾，若沒人認領，屍體就送到山邊的六張犁，隨便打上個石板為墓碑，草草埋葬（這些墓群直到九○年代初期才被發現，震驚社會）。至於刑場上的血漬，則以沙土草草掩蓋，久而久之，「馬場町」竟形成了一個以鮮血與沙土堆積而成的、面積廣大的平緩土丘（這個土丘在九○年代末期得到了台北市政府的修復保護）。

在死亡者與憑弔死者的倖存者之間，是死與生的聯繫。對於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犧牲與憑弔並不算甚麼，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對二十世紀在台灣生根發芽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犧牲與憑弔卻是最大的特色。當革命在中國大地上一步一步取得勝利之時，台灣的革命者分享著這份勝利並助長著這份勝利；但當這份勝利無法立刻越過海峽之時，台灣的革命者就必須面對比中國其他地區還要更深刻的挫折。因此，「受難」，其實並不只是每個「受難人」銘刻在自己身上的印記，也是整個中國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台灣省遺下的深刻印記。

二、「接續」

雖然五○年代白色恐怖讓運動身上的「受難」印記如此深重，但台灣的運動並不僅僅存在於光復後五年之間。實際上，從二○年代開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就已經在台灣萌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運動同樣經受了白色恐怖的鎮壓。

台灣的運動可從日據時代的一九二○年代說起：[1]

第一階段是是二○年代前半期。以日本社會主義組織「可思母俱樂部」形成的國際連帶人脈為契機，分別出現了台灣史上最早的兩個社會主義團體。 1923-1924年間，北京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的「新台灣社」與「新台灣安社」，組織者為台灣人范本梁與老台灣人許地山，發行不定期刊物《新台灣》。1924年上半，來自台灣、大陸各省、日本、韓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在上海組成了「平社」，發行了台灣史上首份定期社會主義刊物《平平旬 刊》。主要的領導人為台灣人許乃昌。而組織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多數在後來成為中共黨員。同年底，許乃昌在中共中央機關志《新青年季刊》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一文，綜合他自己以及《平平旬刊》同人的觀點，對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革命前景提出總體說明，而瞿秋白也對這篇論文提出了回應。這是兩岸社會主義者的最早對話，而這場對話也體現出兩岸革命運動從一開始便密切地關聯在一起。

第二階段則是二○年代後半期。在島內，以許乃昌為代表的左派同右派在1926-1927年間的《台灣民報》上，爆發了以革命與改良為爭論焦點的「中國改造論爭」。由於這場論爭提供的輿論準備，準備甚久的台灣島內社會主義運動家連溫卿遂於1927年初率領社會主義者奪取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這是一九二○年代島內最重要、存在時間也最長的運動團體。此後台灣文化協會成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中國革命在殖民地台灣的影響不但與日俱增，大批的台灣青年也返回祖國大陸參與革命。因此，魯迅曾為當時前往大陸參與革命的台灣青年寫下這樣的話：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一位台灣的同志（張我軍），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中國做工作。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在中共與日共的指導下成立於上海，提出「一九二八年綱領」。台共於同年進入島內，奪取了群眾動員能量最大的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權， 並於1929年從連溫卿手中奪取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1930年，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開始介入台共的改組，而台共則在1931年改組成功之後提出「一九三一年綱領」。然而但日本殖民者從1931年展開的鎮壓卻使包括台共在內的所有社會運動團體瓦解，許多社會主義者或者下獄、或者刑死，或者流亡大陸參加革命。此後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之間，島內運動全滅。

第三階段是四○年代後半期。台灣光復後，從大陸入島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為契機，將光復前後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大量集結在自己身邊。此時形成了島內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一次接續，使得二○年代的運動者與新時期的運動者結合起來。與此同時，又形成台灣史上前所未見群眾動員規模與運動型態（進入武裝鬥爭，發展游擊根據地）。1948年，「省工委」在香港會議上提出了台灣革命分析；1948-1949年間，《台灣新生報》「橋」副刊則爆發了兩岸作家所共同參與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爭；1949年，蘇新（台籍中共黨員，曾是日據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員與日共黨員）在香港提出進一步的台灣問題分析。但當 1949年「四六事件」揭開「五○年代白色恐怖」序幕之後，島內運動全面覆滅。由於此後長期的島內戒嚴與白色恐怖，成千成萬的中共黨員、社會主義者、同情份子，以及無辜民眾受害下獄、甚至被迫害致死。

談到這裡，我想回過頭來談談與「五○年代白色恐怖」有關的 一些事情。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幾年間，我曾與許多關心「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朋友們在「秋祭」參與文藝演出。大約都是詩朗誦、合唱表演。重頭戲則是〈安息歌〉演唱。〈安息歌〉是內戰期間「反內戰反飢餓」鬥爭時的學運歌曲，據說為郭沫若作詞。後來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這首歌成為獄中難友為即將前往刑場赴死之同志所歌唱的臨行送別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最近幾年，台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取得了在馬場町等刑場上犧牲烈士們的死前遺像，於是遺像的展示便成為近幾年的新活動。其實這些相片據說還包括烈士死後的相貌。而之所以會有這些相片，是為了使當權者（如蔣介石）確認當事人確實「伏法」而留下的。這些留存照片異常驚人，因為許多烈士死前的表情是那樣地無法描述。有那麼一次，在照片的展示中（透過電腦投影片），林書揚先生（台灣坐牢最久的左翼政治犯，長達三十四年又七個月，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勞動黨榮譽主席）突然把略為失神的我給叫住。原來照片展示到了曾經參與二○年代台灣共產黨的林日高。二○年代的老「台共」如果不是在建國前後紛紛走避大陸，就是因為島內的白色恐怖而下獄或犧牲。林日高的犧牲是五○年代中期，算很晚了。照片中的林日高、距離死亡也許不到幾分鐘的林日高，竟仍淺淺地笑著。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島內長期進行的白色恐怖與屠殺。運動直到六○、七○年代才又重新萌芽。六○年代，旅日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學者劉進慶開始建構起全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的台灣論述。七○年代初期，北美華僑與留學生爆發大規模保衛釣魚台運動，並迅速轉化為認同新中國的中國統一運動。此間，除了《群報》、《燎原》、 《東風》、《統一》這些贊成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刊物之外，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雜誌。這是因為日後的發展系譜也較長，影響較大。該刊的主要人物除了包括一部份分離主義的左翼份子之外，多數是高度認同新中國和毛澤東思想的華僑留學生，比方許登源、陳惠松，和陳妙惠等人。《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的機關刊物。其中，許登源、陳妙惠，與林盛中等人曾在1972年回到祖國大陸，提出了一份題為〈台灣工農子弟給政府有關台灣解放單位的 批評與建議〉（1972.12）的建議書，獲得喬冠華副總理的接見。在當時文革的語境下，他們表達了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強烈決心：

在台灣解放的問題上，經過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代表權，中美公報與中日聯合聲明後，在國際上確立了台灣是中國領土這個不可抹殺的事實。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成果。可是台灣一千五百萬同胞還在美日蔣勾結體系下，被壓在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下，過著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政府一再聲明「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一個全國上下為了把革命進行到底的願望和決心。

七○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夏潮》等刊物創刊，鄉土文學論戰、民歌運動、《人間》報告文學與紀實攝影浪潮，接連發生，從而在島內逐漸形成一條主張中國統一的社會主義新派別，並在八○年代成為台灣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陳明忠（坐牢廿二年）、蘇新的女兒蘇慶黎、陳映真（坐牢七年），以及1984年出獄的林書揚，是此一通稱「夏潮系」的代表性人物。這個系統將二○、四○，以及七○年代以來的島內社會主義者／政治犯結合起來。八○年代後期的大規模工運浪潮與這個系統密切相關。在這個階段上，主張中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台灣發生了第二次接續，其豐碩的成果持續至今。

三、「戰鬥」

第二次的運動接續之所以可能，除了台灣島內大規模的反蔣、反國民黨運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八○年代以來爆發的工人運動風潮。在這個風潮中，北台灣的客家籍新興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主力，並在1989年新竹的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中達到運動高潮。

由於台灣客家人普遍對於祖國懷抱著高度認同，因此很容易成為運動接續的主力。不過，這並不是說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愛國主義運動以客家人為主體。實際上，運動的主體既有大量的閩南籍本省人，也有客家籍的本省人。相較之下，1949前後來台灣的外省族群反而數量不多。許多人有種誤解，以為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都是外省人。實際上，這是錯誤的，事實剛好恰恰相反。正因為台灣從1895年之後所經歷的長期殖民統治與白色恐怖，才使得久居台灣的本省人更容易產生愛國的祖國認同。也才使得一批又一批的台灣人願意不斷渡海回到祖國大陸投身革命，並在自己的家鄉台灣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抗。

小說家陳映真曾這樣描寫著這些為了祖國統一與社會主義而革命的參與者之畢生追求：

整整二○年代的前一代，和四○年代後半以迄五○年代初的您們一代，雖然有世代之別，但是您們都同樣地把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 事業；您們都抱著對於自由、光明和幸福的應許與憧憬，打碎了自己。（陳映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受害者春季追悼大會」祭文〉，一九九五年）

此外，他也透過小說《山路》而描繪了地下黨人因為白色恐怖而分隔在獄中獄外的兩樣情境。陳映真以小說中的女性獄外倖存者「蔡千惠」的角度，將這種情境刻畫出來：

原以為這一生再也無法活著見您回來，我說服自己：到國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命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為了那勇於為勤勞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

幾十年來，為了您和國坤大哥的緣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層，秘藏著一個您們時常夢想過的夢。白日失神時，光只是想著您們夢中的旗幟，在鎮上的天空裡飄揚，就禁不住使我熱淚滿眶，分不清是悲哀還是高興……

暌別了漫長的三十年，回去的故里，諒必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罷。對於曾經為了「人應有的活法而鬥爭」的您，出獄，恐怕也是另一場艱難崎嶇的開端罷。只是，面對廣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鬥爭，怕是要比往時更為艱苦罷？我這樣地為您憂愁著。

請硬朗地戰鬥去罷。

為了反對蔣介石與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島內外風起雲湧的鬥爭，終於在1976年的島內得到一次空前的集結與展現，這就是《夏潮》雜誌的創刊。從《夏潮》雜誌的發行，讓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首次出現了公開的宣傳管道。《夏潮》不但使運動力量的匯集創造出歷史性的條件，更使運動能夠更好地介入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以及淡江民歌運動。以《夏潮》雜誌為起點，台灣人民開始得以重新認識被國民黨所湮沒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省的中國人民，首次得以正視自己前輩們的光榮鬥爭史！此外，在《夏潮》雜誌之後，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更開始不斷發行面向台灣大眾的各種刊物。他們是社會主義《鼓聲》的敲打者、是為台灣人民報曉的《春風》、是捍衛《生活與環境》的苦力群、是為《大地生活》而辛勤耕耘者的代言人，也是《夏潮論壇》的筆陣。他們們戰鬥在廣大台灣勞苦大眾的《前 方》，更率先超克《海峽》藩籬，在《五月評論》的號召下戰鬥著！

以《夏潮》為前驅的各種刊物，讓運動的跨世代接續成為可能。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首先在解嚴之後成立了「夏潮聯合會」的前身「夏潮聯誼會」。為了團結不同世代的政治受難人並發展我們的社會觸角，運動並先後在八○年代成立了政治受難人團結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以及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國統一聯盟」，最重要的是，運動克服了「工黨」的失敗而於1989年成立了高舉社會主義與國家統一兩面大旗的勤勞大眾政黨：勞動黨。2000年以後，更出現了關注文化藝術的「辜金良基金會」以及關注兩岸青年交流的「中華基金會」。2009年成立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呼應了兩岸關係新形勢的需要，向廣大的台灣人民發出號召：在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軸線上，要求清除國共內戰的歷史構造、終止兩岸不正常的敵對狀態、簽署民族和解的和平協議，為了爭取台灣人民真正的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由於兩岸關係自八○年代末期以來的發展起伏不定，便導致了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不斷在曲折中前進。雖然解嚴以來的二十多年，是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遭受最大打壓的時代，但運動從來沒有從工人運動的階級戰線上退縮，也從不因為分離主義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而變色。運動總是頑強地進行拚搏，在台獨分裂主義勢力不斷擴張的逆勢之中，堅守自己的陣地。雖然普遍的台灣人始終因為媒體誤導而無法認識到這個力量與台灣歷史的緊密結合，但這個力量的參與者仍然無怨無悔地為了祖國的完全統一而戰鬥著。

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高舉著社會主義以及國家統一兩面大旗， 在無數的困難與挫折中頑強前進，特別是在社會運動的領域上。2009年，勞動黨在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席位，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界第一個獲得選民選票認同的組織。運動正以蓬勃發展的趨勢前進著。島內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偉大意義正如台灣的玉山。玉山既是台灣島上的最高峰，也是我國青藏高原以東最高的山峰。島內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不只是台灣社會運動史與政治史的最高峰，也是一百六十年來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的一座高峰！

（【視頻】勞動黨議員參選人高偉凱在2009年「秋祭」上的誓言）

（【視頻】勞動黨議員高偉凱當選的那晚）

但是，作為運動「接續」之重要基礎的四○至五○年代一輩的運動參與者，卻也正在今日成為台灣分離主義所意圖拉攏的對象。分離主義運動為了遂行其「轉型正義」 理論，為了達成他們「獨立建國」的迷夢，亟欲爭取乃至迷惑台灣史上與中國革命最為密切的這一代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捲入運動之中的參與者，以解消這代革命者獻身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是第一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這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是第一個朝向祖國統一的壯麗事業、向著兩岸共同的「晴明底邊沿」而走去的台灣人。面向未來，以祖國統一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的步伐是堅定的。但更需要大陸同胞的理解與支持。這也許可以說是本文向大陸同胞所提出的最大心願與期待吧！

[1] 以下簡史以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的梳理為基礎。

（原載上海復旦大學環球事務論壇，《擊水談》，第六期〔台灣特刊〕，2011年，頁121-128）

【活動】2011年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

2011年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

民族統一走向富強承先啟後
愛鄉愛國改造社會死而後已

時間：10月29日（星期六）下午1:30
地點：馬場町紀念公園（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青年路口）
注意：原馬場町紀念公園大門正在整修，禁止通行，請從華中橋（勿過橋）底萬大路與環河南路交叉口「華中河濱公園新店三號水門」左轉進入會場

博主按：讓我們一起唱響《安息歌》，向為了追求「民族統一走向富強承先啟後，愛鄉愛國改造社會死而後已」而受難的前輩致敬！

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碑文（2011年10月25日立）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積極推行對外擴張政策，企圖併吞中國，進而稱霸世界。自清末開始，日本不斷侵略中國，並在甲午戰爭打敗清廷，攫取台灣。民國二十 年日本又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此後，在華北、華中等地發動事變，國民政府為避免衝突擴大，採取妥協政策。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在北平附近 宛平縣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台方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領導下發表宣言：「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絕不求戰。…..地無 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此一宣言確定了對日抗戰之立場，並凝聚全民共識。

八年抗戰期間，台方堅決抵抗日軍侵略，在美、英、蘇等同盟國協同下，終於獲得勝利。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代表 同盟國中國戰區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翌年八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佈命令，明訂十月二十五日為「台灣光復節」。

抗戰期間，中日雙方共有二十多次大型會戰、一千餘次重要戰役。台方犧牲的陸軍有三百二十多萬人；海軍艦艇損失殆盡；空軍損失飛機二千四百餘架，有數千位飛行 員殉國。抗戰期間，台灣人民不但積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亦曾赴大陸參與抗戰，組織台灣義勇隊，打山「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口號，為抗戰勝利貢獻力量。整 體估計，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到日本投降，中國有二千萬人以上死傷，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難以估計。

戰後，中華民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之一，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抗戰表現出中華民族堅苦卓絕、抵禦外侮的偉大精神。謹以此碑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同胞，永誌懷念。

「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碑文委員會謹立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五日

《立報》社論：可恥的歐巴馬主義及其附庸

2011年10月20日，美國總統歐巴 馬在白宮玫瑰園召開記者會，祝賀利比亞人民獲得「解放」，並驕傲地說：「美國沒有出動一兵一卒的地面部隊，就實現了我們的目標（擊斃格達費），北約任務將 很快結束，這顯示美國領導全世界的威力並未減弱。」稍有良知與常識者，聽聞此論，無不悲憤，然而台灣媒體卻歡欣鼓舞，彷彿正義終得伸張，不停播放格達費被 捕、被殺的血腥畫面，以及利比亞人民慶祝解放到來的場景。

歐巴馬任內連續終結3位美國反恐戰爭的主要敵人，包括利比亞的格達費、蓋達組織的領袖賓拉登，以及葉門蓋達領袖奧拉基，並且採用保持「安全距離」的 新型態戰爭：以無人駕駛的轟炸機空襲為主，將別人的家園炸得稀爛而不出動地面部隊。3場戰爭中，美軍僅在擊斃賓拉登的行動中派出25人，損失一駕直昇機， 其餘皆是無人戰機的瘋狂轟炸，美國媒體稱這種新型態的戰爭模式為「歐巴馬主義」。相較於耗費4兆美元、6千多名美軍戰死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歐巴馬 主義的新戰爭緩和了美國國內的反戰聲浪，不過可想而知，對於被侵略國家的平民傷害更大──不僅家園被炸彈摧毀，遭炸死與炸殘的平民不計其數，且看日本援助 利比亞的最大宗物資為「義肢」，便可知情況之慘烈。而且維基解密再也不可能公佈美軍開槍射殺平民的畫面，因為美軍已化為無人駕駛的轟炸機，平民在尚未看到 入侵者之前，便已被炸死或炸殘。

真是可恥又可怕的「歐巴馬主義」戰爭，以轟炸取代地面部隊勢必更加傷及無辜，但是只因為保全美軍、減少戰爭花費，這樣的惡行竟可成為政績，些微拉抬 了歐巴馬在總統選舉中的民調。如此冷血的政客，這般流氓的國家，台灣卻甘為附庸：「雙英」仍若無其事地繼續無聊又無意義的選舉行程和話題；媒體也一面倒站 在美國的立場，定調利比亞「茉莉花革命」終於結束了獨裁統治、邁向民主之路。不過顯而易見，這場戰爭假借「茉莉花革命」之名，反抗軍卻是手持精銳武器的部 隊，而非因貧窮造反的年輕人；反抗軍疑似暴力毆打、虐殺格達費，並拖著其屍首遊街示眾，這是何等殘暴、不文明的手段，聯合國已要求調查格達費的死因，但台 灣鮮少質疑的聲音，彷彿巴不得能以美國的立場看世界，在利比亞人民的血泊中，慶祝歐巴馬主義新戰爭的勝利。哀哉台灣，怎教人不悲憤。

（《台灣立報》，2011年10月24日社論）

一個小說家之死

10月18日，希拉蕊訪問利比亞，她在首都的黎波里向學生發表演講：「美國希望格達費很快被活捉或被殺掉」。

10月20日，台灣大雨小雨輪流下，新聞說「利比亞解放，格達費命喪家鄉」。「解放」是對誰有意義呢？

我拿起來之前在大陸舊書店買的《卡扎菲小說選》，作者卡扎菲就是台灣向西方鸚鵡學舌而來的「強人」格達費。這本小說選在2001年由李榮建翻譯，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只印了5,000冊，大概是他的文學作品唯一的中譯本。台大總圖沒有這本書。小說選封底有一段話：

這些小說所具有的深刻的分析、對人類心理的探索、對藝術技巧的駕馭，以及在寫作中那種真誠而熱烈的激情，都使它們成為這樣一種作品：它們能讓讀者感到精神上 的享受，為他照亮人生的方方面面；促使他在心靈裡有一種要克服現實中種種消極現象的真誠願望，而嚮往去擁抱生活中最絢麗、最美好的一切。

這正是文藝賦予我們最偉大的使命。

小說家成為政治家，國家內部的問題，就該由自己的人民來解決。列強向反叛軍提供了龐大的軍火武器，希拉蕊宣布要巨額援助新政府；她前腳一走，格達費便被擊斃。一個小說家之死，獲勝的只是帝國主義。我想起了施大哥的〈聯軍之罪〉：

施善繼「毒蘋果札記」：二零一一‧三‧二十‧聯軍之罪（節錄）

二.

今天零點剛過，聯軍動手蠻幹，這次針對利比亞（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的襲擊，又是另一齣血腥的「斬首」，帝國主義劊子手戴手套作案避免留下痕跡，凡擋它財路的一律不顧舉世眾目睽睽殲滅，以儆效尤。

沙柯奇把出兵代號命名「奧德賽黎明」，顯然盜用了荷馬盲晴隱晦的光影，我真確聽見遙遠荷馬對這件事的嘆息。重脂粉味的沙柯奇，我敢斷言不是用功的學生，他難 道未曾讀過抵抗法西斯的前輩，艾呂雅、阿拉貢、絮佩維埃爾等人的詩篇，或者只 讀一遍忘得乾乾淨淨。也從沒有好好聽過法蘭西自己的古典音樂，那首一九三○年拉威爾為在一戰中失去右臂的鋼琴家創作的「D大調左手鋼琴協奏曲」，展示了人 世的愁苦深淵，並以「斷腸的至痛」令聽樂者震驚動容，他亦未聞，這個遜咖只知道把戴高樂航母開往地中海。因此有理由相信，既史身為總統之尊，他不知卡扎菲 寫過小說──《卡扎菲小說選》（2001年7月初版/長江文藝出版社），他只暗暗接受卡扎菲二兒子的賄賂。

二○○三年四月十二日，台北反戰聯盟遊行前夕，我寫了《顛倒過來》，準備在遊行隊伍途經英國駐台代表處門前稍事停留朗誦。後來因遊行隊伍在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誓師出發時，被反動勢力技術性套牢。

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位置把它顛倒過來，

侯賽因變成布希變成布萊爾，

誰要斬誰？誰要斷誰的頭？

讓布萊爾的手勾住布希的肘。

一萬兩千次空襲紙上談兵，

他倆拿捏如何不偏不倚，

分六千次給華盛頓特區，

配六千次到倫敦唐寧街口。

精靈轟炸定點兩千磅，

像春天挑在迷人的季節怒放，

一千磅撒在白金漢宮前院，

一千磅鋪在皚皚白宮的周邊。

兩萬一千三百枚戰斧，

畫出雄姿然而淒美的拋物，

掉進密西西比河；落在洛磯山脈；

掉進泰晤士河；落在英倫三島。

布希用肘鎖緊布萊爾的手，

侯賽因變成布萊爾變成布希，

誰要斬誰？誰要斷誰的頭？

顛倒過來，位置把它顛倒過來。

（原載《兩岸犇報》第25期）

林怡君：「大陸」？還是「內地」？

文◎林怡君

今年初，馬英九要求政府的公文書，應該回歸憲法，稱呼對岸為「中國大陸」、「大陸」或者「大陸地區」，而不能單獨稱「中國」。但後來，馬英九又補充說明：要求的對象是公務員與公文書，並沒有要求政府以外的人做類似的做法。

的確，多少年來，將海峽對岸這一片土地稱呼為「大陸」的習慣，正在改變中。有分離意識的，主張使用「中國」，並且意涵為別國之意；而演藝人員，這幾年來，卻朗朗上口「內地」的稱呼。

幾年前，民進黨執政時代，自由時報突然刊登一則新聞，說台灣演藝人員對「中國」的稱呼，由原本的「大陸」逐漸改爲「內地」，當時的陸委會高層對此現象表達嚴重關切，認爲此舉「混淆了國家認同」，呼籲演藝人員爲了求生存到對岸發展，也應該對兩岸政治稍有涉獵才可。

到底應該稱「大陸」、「內地」、「國內」、「外省」、還是「中國」？難道應該隨著執政黨的改變而改變？該怎麼稱呼，這既是個政治問題，也是個歷史問題。

光復時熱議稱呼問題

明清時，大量漢人從福建、廣東移居到台灣，這些移民和後代，稱祖居地叫「唐山」。這個「唐山」可不是現在位於河北的唐山市，而是當時閩粵移民對大陸的統稱。 描述先民如何艱辛渡海來台的叙事歌謠「唐山過台灣」，至今還流傳在民間底層，但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對話，早不用「唐山」這詞了。不過，一些海外華僑仍用「唐山」這個稱呼。

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將台灣、澎湖割給日本，台澎淪爲殖民地。那時，台灣社會說「內地」，指的是日本本 土，而像台灣、朝鮮半島這些殖民地，則被稱爲「外地」，這是日本的法律用語；對大陸的稱呼，用的是「祖國」或「大陸」，當然也有親日派跟隨日本人用蔑視的稱呼──「支那」。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回歸中國。當時台灣社會對於到底該如何稱大陸，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報章雜誌多有論戰，連當時的台灣省參議會也討論此事，要請輿論公决 ──稱「祖國」或「國內」，似乎並不合適，因爲台灣已脫離殖民回歸祖國，是在祖國之內了；稱「內地」的話，總讓當時的台灣社會聯想起日本殖民；所以當時有 人主張應該稱「大陸」或「外省」，或是不用統稱，而是具體的一個地點，比如四川、廣東。

中國逐漸變成別國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後，在往後幾十年的時間裡，基本都用「大陸」這個名稱，已沒有光復初期「內地」、「大陸」混用的情況。此外，那時，台灣是以中國的正統自居，所以使用中國這詞，指的是自己，並沒有別國的意涵，比如在所有中小學的校園裡，都能看到「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標語。

直到1990年代，李登輝執政後期，同時伴隨著大陸的國力越來越强，「以中國正統自居」的論調已越來越站不住腳，再加上台灣當局的政治操作，中國漸漸變成了 「別國」。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最早是綠色媒體一律將大陸改稱「中國」，然後再逐漸蔓延到大多數媒體，繼而影響到民間社會。

語言中的政治態度

事實上，也不只有台灣，像海南島、平潭島也都用「大陸」這個稱呼。另一方面，大陸官方對台發言的正式用語，也是自稱「大陸」、或者「祖國大陸」，並非「內地」，台胞證上面寫的也是「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台灣演藝圈喜歡用「內地」這個詞，可能是受到香港演藝圈的影響。港澳在回歸前，也多用「大陸」這個稱呼，少數人用「內地」或「中國」。回歸後，媒體和官方文件一律使用「內地」，這自然影響到港澳民間的用語。

而在大陸使用「內地」這個詞，事實上指涉的對象並不一定。對港澳台說，自然指的就是大陸這一大塊地方；但如果是北京或者沿海一帶的人，對著本地人說，則指的是西藏、新疆等內陸地區；若是西藏人說他要去「內地」，則指的是要去北京的意思。

用詞和稱呼，當然潜藏著人們的意識。如今，台灣演藝明星和娛樂傳媒，普遍的使用「內地」這詞，已經沒有日據時代稱日本為「內地」的被殖民意涵；稱「中國」， 除了政治主張外，也似乎變成一種似是而非的流行。民進黨時代的陸委會，對於「內地」的稱呼，憂心的是演藝明星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和港澳一起稱內地所散發出 的「與大陸一體」的意涵；而馬英九時代，稱「大陸」而不稱「中國」，更多的是法匠心態，客觀上造成的效果，更多是把大陸變成作為他者的中國的小名，並非回 歸到歷史的脈絡。

（原載《兩岸犇報》，第31期，2011年10月號）

曾健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評龍應台的1949

博主按：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出版之後，雖然有李敖等人的批評，但一直沒有全面、系統地針對龍所鼓吹的「冷戰史觀」進行批判。10月10日《華爾街日報》刊出龍應台的訪問，龍同樣在鼓吹「進步文明的台灣」對抗「落後不文明的大陸」。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曾健民醫師，發來他著力甚深的反駁文章《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評龍應台的1949》，正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全面地批判龍應台鼓吹的「冷戰．內戰．失敗者史觀」。這篇文章從上周五開始，於《台灣立報》「新國際」版連載。全文如下，約1萬1千餘字，敬請參考。同時經曾醫師同意，敬請廣發轉寄。謝謝！

作者：曾健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60年來，台灣社會的快速變化，不管是經濟生活或是政治轉型，從未脫離內戰冷戰的大框架。在思想領域，不管是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也都是在這個大脈絡下的旜遞；這些思想，由於從未有過對台灣內戰冷戰結構的徹底反省和批判，都很難超越反共的自由主義和反中國意識的基調。它特別具體表現在如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所指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包括黨派、媒體、文化、校園等。

台灣內戰冷戰體制的歷史起源，在1949年。對1949年歷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從知識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認同上超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起點。然而，至今連一本最起碼的有關1949的基本歷史知識性著作都未出現，可見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仍然在台灣的精神思想領域佔有統治性地位。

果然，在這1949歷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長出了以「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為基本價值觀點，對1949年進行敘事的異化之果──龍應台的《1949大江大海》。

此書一出大為熱銷，連中國大陸也出現一些粉絲。

這種現象印證了，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不但是台灣現實生活的結構，普遍地無所不在；而且在政治經濟的再生產結構中，作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思想不斷地再生產。雖然它是脫離真實社會歷史的虛假意識，顛倒意識，但作為維持現實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龍書表現出來的，虛假的1949，正是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證。

一、現代話語的「反共劇」

在中國時報專訪中，記者問及如何克服口述歷史常有的「選擇性記憶」問題時，龍低調回答稱：這本書「是非常個人的寫作」、「不是學術著作」、「並非全貌呈現當時情況」。這回答與她大部分時間的高調、虛誇口氣大為不同。然而，這本書真的只是「非常個人的寫作」嗎？恐怕也並非如此。

龍書以高度企劃後選擇的許多個人內戰經驗為素材，再以意識流時空倒錯穿插的印象式寫作方式，帶著濃厚價值判斷的敘事，加上把事物簡單化漫畫化的煽情話語，併貼出蔣軍潰敗，軍民逃難流離的悲情場面。雖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後卻貫穿著一句簡單又強烈的潛台詞──中共解放戰爭的殘暴。

它把國府軍民個人在內戰中遭逢的悲劇性命運，用相當任意性的文藝創作筆法，選擇性敘事，拼湊成一幅戰場受難圖。這裡面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歷史反省，還抽離了中國現代史的脈絡，除了戰場看不見一點當時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社會矛盾。看不見內戰爆發的原因，也看不到到底是什麼政權是那些人，使這些軍民在大江大海中流離受難？完全沒有交代。戰場上除了這些受難的國府軍民和殘暴的解放軍之外，沒有1949的歷史；1949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同胞的命運好像從來就不存在。其實，這些同胞從來就不是她關心的對象，在她的意識形態世界裡從來就不存在，若有，也是異類的「匪」的存在。

就像她自己承認的，這本書不是歷史著作，也不算是「報導文學」。全書再現的1949形像，充其量只是一部為了控訴中共解放戰爭殘暴的「反共文學」現代版。它不禁使人想起50年代流行的，在夜間的大操場上舞台燈照耀下上演的「反共劇」，令人不寒而慄；也像極了眷村叔伯向圍攏的孩子講的萬惡共匪的故事。只不過它使用了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話語，再加上誇張的文藝筆調，符合了今日台灣主流意識的胃口；符合今日去歷史化的歷史論述潮流，更符合藍綠的政治正確；更諷刺的，還投合了中國大陸「唯美」自由派對中國現代史的翻案風。

二、沒歷史沒社會的「文明價值」

在同專訪中，龍高調地說：以身為失敗者第二代為榮。

如果，失敗者徹底反省了內戰失敗的歷史，超越國共恩怨，結束內戰的分裂，追求民族的和平團結，那麼，這樣的失敗者是民族的榮耀，第二代人當然引以為榮。

然而，這個失敗者，不但沒有反省歷史，還依賴美軍、美援，充當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衛兵，在台灣搞人類有史以來最長的反共軍事戒嚴，對島內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網，在海峽築造民族分裂對峙的堡壘。一個有良識良知的人會對這樣的「失敗者」引以為「榮」嗎？其實，龍的價值思維根本不是在這個層次，因此她引以為榮的「說詞」也並不在這個層次。

他的「說詞」是：「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六十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他們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

在這個說詞背後的思維，我們看不到六十年來台灣在反共高壓、資本宰制、失去民族主體的黯淡歷史。

這六十年來，台灣不是依賴著第七艦隊、美援、美國市場、商品和意識型態的發展嗎？難道黃春明筆下陽明山上和中山北路的高級美軍是假的嗎？〈莎喲娜拉‧再見〉中的日本人是假的嗎？80年代以前的「美華協防條約」，還有，直到今天還自願受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保護的現實，都不存在嗎？在校園、媒體和文化界，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基本教義舖天蓋地，再加上民粹「台灣意識」，這就是龍的「溫柔人文價值」嗎？

沒有白色恐怖，沒有農村破產，沒有加工出口的勞工血汗，沒有染黑的二仁溪淡水河，沒有股市房市的掠奪；沒有城鄉差距，沒有高達六十倍的貧富差距，沒有這些那些台灣人民的血汗；還有，沒有今日辛苦的台商和將近半數的台灣產品向大陸的輸出，沒有這樣那樣的大陸人民的血汗，會有龍今天「個人幸福的文明價值」嗎？

這種價值，充其量只是失去歷史脫離社會的少數菁英的價值。

明明有半甲子以上的反共軍事戒嚴體制，卻說沒有國家主義、軍事主義。還有，作為反共戒嚴體制重要一環的內戰冷戰意識形態，今天，還以現代化和普世價值文明為話語，依舊維持著反共反中國意識的霸權支配；它以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區分善惡，以統獨藍綠分裂社會，藉此築高兩岸壁壘，掩蔽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對於台灣這樣的意識價值現狀，恐怕只有不知歷史為何物，脫離社會現實的少數菁英，才會認為「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

至於，「失敗者」﹙逃台軍民﹚是不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這種說法穿鑿附會，根本不值得理會。

龍的文明價值，沒有歷史也沒有社會，雖然無臭也無味，但潛散著一股濃厚的意識形態。

龍的潛台詞就是說：幸好徹底軍事失敗，使得台灣發展出一套文明價值，而這套文明價值遠比大陸的更高度。換句說法是：幸好兩岸徹底分裂，台灣才得以發展出一套比大陸更文明的價值。這是她的中心思考。在民族國家認同光譜上接近「獨台」。

這一套文明價值，說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價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其背後的信條是反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在亞非拉的快速擴張，向第三世界發動了美式「現代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戰線。這種冷戰意識形態，是直線式的社會發展觀，宣稱「落後」國家只有通過加速傳統社會向進步的現代化轉變這一條路，才是文明的發展；而美國高居於普通的歷史進程的最頂端，是最高度的現代性國家。

龍的文明價值就是這套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亞流。；2006年紅衫軍起來的時候，她害怕紅衫軍的變革行動會偏離「文明價值」，膽怯地說：「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會是民主』」。

五年前，趙剛在〈和解的壁壘〉中批評「龍女士」說：

「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宜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因而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道德心裡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

過去，國民黨曾以「自由中國」自居，污名化中國大陸名為「極權中國」；以「自由地區」自稱，污衊中國大陸是「匪區」；自稱為「漢」，而大陸是「賊」，「漢賊不兩立」。後來，國民黨政權轉型後，宣稱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近，變成了「民主人權統一中國」。那麼，今天龍是站在這個延長線上，以西化高等華人的姿態，用「現代文明價值」去鄙視中國大陸「反現代文明」。

三、建構「解放軍殘暴」的印象敘事策略

對於東北長春圍城的敘事，就是龍書中的一個典型例子。

首先，它突兀地把二戰希特勒德軍對蘇聯列寧格勒三年圍城的血腥場面擺在前面，娓娓訴說圍城的「慘絕人倫」。這是精心安排的寫作策略，並不是真要譴責德軍圍城的「反人類罪行」，而是要以此先給讀者一個閱讀的聯想、暗示，造成解放軍對長春圍城和德軍圍城一樣殘暴的印象。

東北過去曾是日俄帝國為爭奪利權互相征戰之地，但主要是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之下。在龍的筆下，日本對「滿州」掠奪式的殖民統治消失了，只見到「新京」（長春）「成為日本精心經營的花園城市」，它歌頌道：

「都市規劃以歐洲大都市為範本……公園處處蔥綠……百貨公司……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躂躂的聲音……很早就有抽水馬桶……。」

另一方面，1945年8月9日大舉向滿州日本關東軍進攻，擊潰日本殖民者的蘇聯紅軍，卻被龍書印象敘事成「燒殺擄掠」的野獸。文中刻意只引用親獨學者許雪姬採訪的一個日據期曾在偽滿工作的台灣人，許長卿的口述歷史片段──一幅蘇聯紅軍在瀋陽車站公然姦殺母女的場面，這就成了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全部歷史形象。接著，她又不忘加一筆，突兀地加入前蘇聯反共投美作家索忍尼幸的一段詩句，突出蘇聯紅軍對德國平民的強姦暴行，再度強化紅軍獸行的印象。

在這幾頁中，其歌頌日本殖民的現代化，以及仇視蘇聯紅軍的兩極態度躍然紙上。

為了渲染解放戰爭的殘暴，它大大利用了長春圍城戰中餓死人的問題，把一兩位老人的回憶以文藝加工，大肆誇大餓殍的人數和悽慘畫面，以顯示解放軍的慘酷無人性。

不知從哪裡來的數字，它竟然說圍城前長春有80萬到120萬人，圍城後只剩17萬人。然後推論說：「餓死的人數從10萬到65萬，取其中就是30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後來，文中又任意誇大到60萬。

它的企圖，就是取30萬之數把長春圍城等同於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

它還憤憤不平地說，長春圍城「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竟然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的學術報告，有紀念館、獻花致敬紀念鐘聲。也不像列寧格勒被寫成小說被拍成電影。

換句話說：希望把長春圍城炒作成國際規格的解放軍暴行博物館。

這就是為什麼它一開題就要先描寫列寧格勒圍城慘狀的原因。

它把這三場戰爭扯在一起，就是想利用今日讀者對戰爭歷史的無知，造成讀者對解放戰爭的痛恨心。其實，每一場戰爭都有它不同的性質，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最終也都有正義和不正義的歷史定評。列寧格勒圍城是法西斯戰爭對反法西斯戰爭，其是非善惡至今沒有人敢推翻；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戰爭，本來歷史是非對錯十分清楚，但是由於戰後的冷戰內戰體制使日本開始翻案。像龍就是把南京大屠殺輕輕放下，說南京大屠殺30萬人是「被引用的數字」，意思就是說30萬人還未定論，這種話讓日本右翼石原等聽到，必定竊喜萬分。長春圍城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內戰，是革命戰爭是內戰就沒有不流血的，沒有不死人的。就像林肯發動的南北戰爭，就是為了社會解放的超大型內戰，戰死者60萬人以上，不是流血成河嗎？有「失敗者」的南軍向這歷史翻案嗎？

其實，龍在這裡想強調的就是：你看！解放軍就和希特勒德軍、日本侵略軍、蘇聯紅軍一樣，殘暴而無人性。這就是龍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

這不就是吃了國民黨制式反共愛國教育的「狼奶」，喝了美國好萊鎢電影的「可口可樂」長大的一代，腦子裡殘存的僵化，幼稚迂腐的偏見嗎？

四、長春圍城真相

當時的長春國府守軍，長春最高司令關鄭洞國﹙東北剿匪總部中將副司令，兼第一兵團的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及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等都留下了親歷記。從這些長春守城最高指揮官的回憶錄來看，我們可以瞭解到下面的事實。

真正遭解放軍圍困糧食無法進城的期間，大約是從1948年5月機場被解放軍佔領後，一直到10月放下武器的5個月。當時蔣介石給鄭洞國的命令是「固守待援，相機出擊」，鄭則計畫憑藉長春堅固的地下堡壘工事進行頑抗。但是能不能守，能守多久，關鍵在糧食。因此守軍早已先搶購了糧食，並進行了市民戶口清查餘糧登記。按當時統計，依市內人口和存糧數最多只能吃到七月底。後來守軍又動用戰時糧管法，強制市民把糧食賣給政府做軍糧，最後只有發行大額鈔票﹙面額最高達一億五千萬﹚向民間搜刮糧食。當時的長春市長回憶道：

「國民黨在長春的軍政人員、特務、警察近十萬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外，就是這樣用一堆廢紙搜掠了卡哨內外約六十萬人民的糧食和財物。」

「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八萬具」。

「從四月到十月半年間，長春特務就通過『特密處』這個機構，逮捕屠殺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青年學生、無辜人民共約二百餘人。處死的手段，有一小部份是用日本刀砍死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

最高司令官鄭洞國也坦承：缺糧餓死民眾的原因，還有守軍參與糧食投機倒把、民眾屯積居奇、國民黨空軍胡亂空投食物許多落到解放軍陣地。

況且，長春圍城餓死的，全都是長春居民，而十萬的守城軍政人員並未到餓死的狀態。一位守軍在六月發出的家書，信中還嫌部隊伙食豬肉「只是皮和骨頭」「難以下嚥」，還說，高深米一斤七萬元、豬肉九萬元、金子一錢三百三十萬元。可見得，守軍搜刮民間糧食，囤積以自保，是圍城會餓死人重要的原因。

另外，三月間，國民黨軍在東北只剩下三個孤立的大據點──長春、瀋陽和錦州；而「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和蔣介石又都力主堅守這三大據點頑抗到底。這錯誤的固守戰略導致了長春圍城餓死人的悲劇。守軍司令鄭洞國在其回憶文中曾說：

「我曾主張放棄長春，我認為長春距離主力太遠，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與其將來被殲滅，不如主動提早放棄。將國民黨軍主力集中於瀋陽錦州之間……而蔣介石卻認為放棄長春對國際影響太大，固守長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敵人兵力，減輕敵人對瀋陽、錦州的壓力。」

長春守軍有第60軍和新編第7軍兩軍。第60軍於10月17日宣佈「起義」，10月19日第7軍也選擇了「放下武器」的道路。原來堅持「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司令官鄭洞國，也於翌日投降，結束了圍城悲劇。對於長春守軍最後選擇了「反蔣起義」和「放下武器」這兩種方式，結束長春圍城悲劇的史實，龍書又發揮了高明的文學修辭矇蔽史實。

龍書說第60軍是「繳械」，第7軍成為「俘虜」。

但是，國民黨守軍明明是「反蔣起義」，它卻說是「繳械」；明明是「放下武器」，它卻以「成為俘虜」稱之。該書欲以文字矇蔽解放軍圍城戰略的正當性，也欲藉以淡化國軍投共的事實。

其實，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9月間就與其屬下的兩個師長密談「反蔣起義」；因為「九月，長春城內一片混亂，軍隊賴著微少的空降糧食活命，士兵面黃肌瘦，士氣低落，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吃完了」。曾澤生在17日「起義」的前一晚，還寫了一封勸鄭洞國一起「起義」的信，信大意是：

「長春被圍……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史無前例……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的罪惡……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沼……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

第7軍是選擇了「放下武器」，並不是「成為俘虜」，是國共雙方談好了條件後才「放下武器」的。這個條件雙方談好的放下武器的條件是：放下武器後，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對志願參加解放軍的人按原級錄用、不願參加者遣送返鄉、不加侮辱。

長春圍城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用兵境界；如果不圍而戰，那麼國共雙方的死傷人數絕不少於10萬人，長春居民在戰火中的死傷更是難以計數。圍城造成人民餓殍載道，固然是悲劇；若不圍而戰，那才是更大的悲劇。

五、爭取政治解決，避免戰爭

龍應台字典中的「戰爭」是永遠與「和平」對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戰與和的辨證關係，不知道「和」「戰」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蒋氏反共愛國教育也永遠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謀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戰爭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爭取「和平解放」，永遠把政治解決放在第一位，避免戰爭的流血。長春圍城就是一例。

再如，在華中的戰事中，長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1949年8月4日，在解放軍對長沙的錐形攻勢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就率部易幟，使湖南省會長沙「和平解放」。陳、程兩人發布「告湖南民眾書。」，宣佈：「根據中共提示的國內和平條款，在長沙成立和平協議……使湖南獲得和平的解放，藉以減輕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爛。」

對於長沙的「和平解放」，龍書又發揮了文學語言的曖昧，避重就輕地寫道：「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

1949年的國共內戰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和平解放」事例；國共雙方盡全力用政治解決避免戰爭，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戰爭流血的悲劇。平津戰役，最後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當時解放軍一面重兵包圍北平四周，一面尋求與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談判，1月21日傅接受了和平改編結束了戰爭，避免了文化古都 陷 於毀滅性的戰火。1949年3、4月間，國共長江對峙，同時，代總統李宗仁也與北平進行了和平談判，可惜蔣介石、李宗仁各懷鬼胎，再加上蔣頑固始終反對和談，使談判破裂；解放軍一夜渡江，戊守南京的湯恩伯部隊倉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幟。

六、「偉大領袖」在台灣開的槍

掌握著國民黨黨軍政最高的實權，在內戰中揮舞著無上權杖指揮每一場戰爭廝殺的蔣介石，是真正決定著龍書中人物顛沛流離命運的人；是真正要替歷史負責，要對每一個生靈悲劇道歉的人。然而，在龍的大江大海中他卻隱身不見，即使偶而出現，也以一個「偉大領袖」的形象出場。

譬如，在寫到孟良崮戰役的慘烈，張靈甫為國捐軀的英勇時，最高統帥蔣介石就突然出現了，但是以一個「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高尚偉人的形象出現的。

在山東流亡學生案中，龍書發揮了特有的文藝筆調，描寫了流亡學生生離死別的戰火流離圖，然而，對於一路帶領學生逃亡來到澎湖，卻遭到國府軍特誣陷以匪諜槍決的校長等張敏之案件，則以「防諜第一」替蔣軍脫罪。為了替這個慘無人道案件罪首的蔣軍說話，它不惜合理化「防諜第一」，捏造說：徐州戰場55萬國軍被殲滅，「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滲透作戰決策。因此，她說「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接著，龍特別用文學語言為蔣的白色恐怖辯解說：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這句話，等於替所有的殘暴者脫下了罪惡的枷鎖。

也替蔣政權在台灣反共高壓統治塗上了胭脂。

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是蔣政權在台灣布下白色恐怖統治的序幕，在馬場町開的第一槍；自此，白色恐怖的槍聲開始響徹台北上空。1949年12月10日，蔣政權先槍決了光明報案的4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殺了流亡學生的校長師生共七人；次月，同在馬場町上，槍斃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國民黨軍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實上，戰後不久，台灣就已竉罩在蔣的內戰體制中，1947年開始實施「戡亂總動員體制」後，在台灣的報頭報尾已開始出現許多戡亂建國標語，如：

「剿滅匪首朱德毛澤東，肅清禍國殃民的共匪。」

1949年4月爆發的台大師大學生整肅案──「四六事件」，5月20日的軍事戒嚴、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灣高壓統治三分之一世紀以上的反共戒嚴體制，早在1949年就已鋪天蓋地籠罩台灣。

這是龍的意識形態看不到的，或者是不願意看的。

這是為什麼龍的1949，突兀地併接上1945年前後的台灣，卻不見1949的內戰台灣。

七、是國府「反動特質」的崩潰

龍的1949當然不會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蔣國府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世界觀整個體制的失敗；戰場上的失敗只是體制失敗的結果。

蔣國府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崩潰並不始於1949，也並非始於抗戰勝利後，而是從戰前就已開始。1949只是大崩潰的末日。抗日戰爭中，美國駐華大使館有一位年青的外交官約翰‧S‧謝思偉，會說一口流利漢語，是地道的中國通，曾深入中國鄉村做廣泛的社會考察。他曾於1944年6月20日，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報告──〈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簡潔描述了蔣國府的敗象。他這樣寫道：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網紀廢弛。受通貨膨帳之害最重的知識份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徵兵，徵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不滿……。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知識份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抗戰勝利後，中國曾有短暫的和平。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同日，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三方共同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談」；於1月31日結束，通過了五項政治協議﹙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反映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以「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主富強新中國的強烈願望。不料，這個代表中國人民民主願望的「政治協商決議」，竟被國民黨的頑固派撕毀。依持軍事絕對的優勢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蔣下令國府軍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在各地發動總剿匪。自此，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在這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不斷強力鎮壓「反內戰、要和平」的學生運動，且暗殺、逮捕民主人士，取締民主刊物、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自絕於中間派的民主運動，連溫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敵人。
當國民黨政府得意於「剿匪」勝利之時，社會經濟卻急速瀕臨崩潰。入不敷出的軍事財政，只有靠大量發行紙幣和大抽稅來因應；這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糧價飛漲，造成人民生活困頓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從1946年底開始便不斷爆發了工人運動和群眾運動，甚至搶米風潮。國民黨統治區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

這危機的壓迫下，喚醒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奮起投入反蔣愛國民主運動。相對於內戰戰場上的第一戰線，國民黨統治區卻形成了社會經濟的反蔣第二條戰線。

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復亮，於19473年3月6日﹙也正是台灣發生228事件時﹚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其中指陣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特點，他指出：

「國民黨統治集團因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的反政協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占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大權。

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下，企圖拉攏既無群眾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達賢」，偽裝民主……。

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

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從」、「唯美是賴」，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的政治路線。」

施復亮在國民黨政權最強大最驕橫的時刻，準確地指陳了其反動的特質。這種反動特質注定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快速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不到二年之內，號稱500萬擁有美式精良裝備的「國軍」，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殲滅，只剩下幾十萬嫡系部隊狼狽逃台。

其實，逃台後的蔣政權，雖然失去了它在大陸的真實階級基礎﹙在大陸實際統治的土地、人民、財富的社會階級關係﹚，但仍殘留其統治階級意識，和殘存的黨政軍特。施復亮指陳的五點反動特質，也原封不動地搬到台灣，君臨台灣社會之上，繼續用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在台灣的統治，長達37年。

施復亮在戰後初期對國民黨政權批判的話語，與台灣70年代的民主運動反國民黨語言是多麼地相似！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運動」﹙台獨運動﹚所取代後，逐漸失去了這樣的批判視野；同時，也使這種反動特質失去了被徹底批評和自我反省的機會，反而披著美式現代化意識形態和「台灣意識」的外衣，繼續反現代中國，繼續築高兩岸的壁壘。龍書就是其中的最好實例。

八、國府的「戰爭和失敗」

就讓我們看看蔣政權背後老闆──美國，如何看當時的蔣政權吧！

當時，從骨子裡反共，對「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府敗相的描寫充滿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等字眼；認為國府「隨著軍事和財政的急速惡化……政府人員更加灰心喪志、毫無鬥志，並最後變得一蹶不振、或無所顧忌地營私自肥。」報告指出：國府高官對政、經、軍形勢日趨惡化的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會失去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眾……」。

相反， 反共的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中則充滿了了正面形象。

「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很少或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供給他們物資援助。」

1947年7月22日，被美國總統任命來華調查的魏德邁來到了中國。一個月間遍訪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進行視察並接觸各階層人士。他於離華前二天，在國府的「國務會議上」進行了演講，演講中重重痛斥了國府：貪污腐化無能、充滿失敗主義、失去信心、精神資源破產；且秘密警察橫行，濫捕濫殺，失去了人心而助長了共產黨的勢力。他還強調：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必須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

龍筆下出場的一個個戰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應該可以從這報告中看到，真正肇造個人悲劇的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在戰火背後的、自己追隨不渝的國府政權。這個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註定最後被戰爭摧毀。在兵敗如山倒的政權崩潰劇中，作為政權一部分的個人不管以怎樣的方式都難逃悲劇的命運。

把個人的悲劇只歸咎於戰爭的殘暴，而不追究背後造成殘暴戰爭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以及因腐敗帶來戰爭的政權，那麼，也只能永遠活在戰爭的敵我仇恨的幻想中。

九、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

龍書也提到了濟南戰役。就像書中描寫的任何戰場一樣，把無法求證永無對證的個人回憶，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藝手法加工，編織成一幅解放軍慘無人道的畫面。至於戰役的真相如何，則不是它所關心的。

濟南戰役中最關鍵的部分，應該是守軍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兩萬人「起義」，但是龍書一字不提。後來吳化文部隊加入了解放軍，而在解放軍渡江﹙長江﹚作戰時，是吳化文部隊第一個開進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當時美國駐青島領事，曾對於解放軍一星期就把濟南拿下甚為震驚，事後評論道：

「該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為心理的非軍事的……國軍及大部分山東人民對於政府之繼續內戰，使生靈塗炭，經濟枯竭，均大不以為然。於是叛變降敵者有之，不戰而退者有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提及：

「國府在軍事上真正垮台，是從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九月濟南失陷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做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濟南戰役後蔣國府的一切變化，就如一幕「希臘悲劇」：

「一九四八年最後三個月的經歷，有如一幕希臘悲劇。在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的悲慘情況下，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劇劇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寫好了，只是因為「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潰劇上演得更快，也使劇中人落入更徹底的悲慘命運，結果使悲劇更為悲劇。

1949年7月31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道：

「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部隊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十、自囚於內戰的咒語中

龍應台自以為榮的「失敗者」，並不是敗在戰場，而是失敗在「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自己瓦解」的事實。

這個歷史的事實，不是龍書以渲染戰場橫屍遍野、誇大解放軍的殘暴、強調個人戰火流離的悲劇，來抹黑中共的解放戰爭，來逃避歷史的責任，所能掩蔽的。

龍高調質疑中國大陸「還停留軍事的單一角度看歷史」，然而，這個高調也正市對龍書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視失敗原因，不對歷史反省，而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2011年9月1日脫稿；連載於《台灣立報》，「新國際」版，2011年10月）

消失中的「中國」：慶祝辛亥百年的遺憾

2011年，無論是「辛亥百年」，還是「建國百年」，事實上是「中國百年」。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經帝國主義的蹂躪；1895年馬關割台，兩岸更是同時遭受殖民主義鐵蹄的踐踏。百餘年的中國歷史，是兩岸中國人民自救、尋求民族共同的獨立與尊嚴的歷史，1911年辛亥革命是這段歷史的里程碑。這一百年，是兩岸中國人的一百年，慶祝中國百年，豈能忘卻共同的苦難與輝煌？

兩岸的百年中國

站在台灣的角度，《中華民國憲法》至今還是「一中憲法」。站在歷史的角度，1919年五四運動有台灣人參加，並有板橋人張我軍將新文化運動傳到台灣；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後，除了有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之外，校友也有蘆洲人李友邦將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貪婪地撲向中國，1937年盧溝橋事件之後，兩岸人民共同抗日的鏈結更為緊密，約有五萬台灣同胞，秉持「要就台灣，先救祖國」的決心，投入祖國抗日戰場，兩岸人民一齊唱響「義勇軍進行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更是兩岸人民共同迎接的黎明；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同樣有台灣同胞的參與。

這些歷史記憶，都是百年中國的足跡。但2011年台灣的「建國百年」，只剩下林覺民的浪漫愛情，歷史書寫也被簡化成「革命─抗戰─北伐─保台」的冷戰史觀。「建國百年」的中國內涵被抽取，棄如弁髦，取而代之的是「台灣一百年」，傻傻分不清楚。

建國百年？台灣百年？

馬英九執政後，在郵票上Republic of China加上Taiwan，此舉與阿扁在護照上變的把戲有何兩樣？2007年底，馬英九政府宣布2011年要慶祝一整年，並成立以「讓世界看見台灣」為主軸的建國百年基金會，但是該基金會的網址是“TaiwanROC100”，彷彿China見不得人，一定要加上Taiwan來壯膽。

2011年初，總統府盛大舉行了元旦升旗典禮；台北市政府配合建國百年慶祝，發起「又見國旗飄揚時！歡慶建國百年，家戶齊掛國旗」活動；馬英九9月15日在臉書發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就是中華民國光榮的表徵。一百年前國父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是先賢先烈用鮮血犧牲，實現得來不易的民主政體夢想，我們應該發揚國旗精神、以國旗為榮。」無獨有偶，今年5月國民黨籍的宜蘭縣議員林岳賢，建議民進黨執政下的宜蘭縣「各機關、家家戶戶都掛國旗」，一方面慶祝建國百年，另一方面「避免被陸客誤認台灣是中國統治的一省」，「趁機宣揚國威，讓陸客看看台灣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馬英九的「國旗精神」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林岳賢所詮釋的「國旗精神」，卻是大部分民眾的「台灣共識」，也就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中華民國」是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拒絕「五星旗」的符號。

2011年充斥著「台灣之光」與「台灣加油」。打開建國百年基金會網站，一整年的活動幾乎都是以「台灣百年」為主題，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硬生生被腰斬。文建會舉辦的「中華民國，再創奇蹟──民主論壇」，內容與中國無關，配合了馬英九提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今年8月24-25日，內政部砸重金舉辦「民主共和一百年」國際研討會，網址同樣使用“Taiwan100”，除了請來所謂「民主化大師」盛讚台灣的「民主成就」、鞭打大陸不民主之外，避談中國一百年來的民主發展，只提「台灣經驗」。

2011年也是總統大選年，雙英競逐中華民國總統，民進黨蔡英文提出不知所云的「台灣共識」；國民黨馬英九則採兩手策略，一面在臉書說「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一面又由青年軍「發明」同樣不知所云的“ROCer”，為了避談China，把“ROC”解釋為同音的“ROCK”搖滾精神，把中華民國護照稱為「飛輪牌」護照，怎麼跟金美齡說的「看到『車輪牌國旗』，越看越討厭」口徑一致了呢？而國民黨發言人在8月29日發布新聞稿，稱民進黨「誣指」國民黨「從中國走向世界」，看來國民黨急著要擺脫「中國」的帽子，已經精神錯亂、胡言亂語了。

百年中國的遺憾

「台灣百年」是個怪異的論述，「一百」對今年的台灣事實上沒有具體的意義，台灣既沒有建國一百年，也沒有民主共和一百年。「一百」要放在中國歷史脈絡、站在兩岸人民的立場才具有意義、值得慶祝。

從李扁的「去中國化」，到馬英九的「不中國化」，中國正在消失，而今年一連串沒有靈魂內涵的慶祝活動，正在強化台灣的國族想像。即將到來的「建國百年」國慶日，顯得格外諷刺，也是中國百年大大的遺憾！

斯蒂格利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博主按：台灣《批判與再造》雜誌，將原《民聲網》譯文錯誤與遺漏之處均修正補齊了，敬請參考此更完整流暢的譯文：按此閱讀。（2011年10月7日補記）

（原文標題：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對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人一直看著別國民眾抗議特權與貧富不均，並為之鼓與呼，然而在美國國內，1%的人群拿走了每年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這種極端的不平 等最終會令富人也覺得後悔，因為他們雖然享有最好的住房、最優質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命運卻取決於另外99%的人生活得如何。

作者：Joseph E. Stiglitz

對已經發生的事視而不見，那是沒有用的。現在，身居美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佔全國總收入將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擁有的財富而論，這1% 人口所控制比例達40%。而在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2%和33%。對此有人表示，是獨創性和幹勁給這些人帶來了財富，並主張說二十多年來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漲船高。


這種觀點是具有誤導性的。過去10年來，上層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而對於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來說，收入的下降尤其明顯──光是在過去25年裡，就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所有的經濟增長，還有其他好處，都流向了金字塔頂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國落後於小布希曾經嘲笑過的「老舊」、「僵化」的歐洲國家，這方面可與美國比肩的是存在寡頭政治的俄羅斯，還有伊朗。拉丁美洲許多過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稱的國家──如巴西──最近幾年都急速發展，成功地改善了窮人的困境，縮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國卻讓不平等狀況加劇。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試圖證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當的。19世紀中期，美國深為這種情況困擾時（雖然與現在相比，那時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們就提出了「邊際生產力理論」，將高收入者與更高的生產力、對社會有更大貢獻聯繫在一起。富人一直深愛這種理論。

然而，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這種理論站得住腳。過去三年來，造成經濟危機的那些公司高管對社會及自己公司的貢獻主要是負面的，然而他們至今仍領取著大筆「績效 獎金」。有時連他們所屬的公司也覺得「績效獎金」之名令人尷尬，改稱「留才紅利」，雖然它們唯一留住的是這些人糟糕的業績。與這些把全球經濟拖到毀滅邊緣 的人相比，那些給社會真正做出貢獻的人──包括遺傳研究先鋒和信息時代領航者──所獲取的報酬簡直是微不足道。

對於這種狀況，一些人聳聳肩，一笑了之。這個人賺了，那個人虧了，那又怎麼樣呢？他們說，現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這種觀點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一個大部分市民年復一年境況越來越糟糕的經濟體──亦即美國這樣的經濟體──長期來說也不可能表現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實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現，那就是機遇的減少。無論何時，只要機遇的平等在減少，這就意味著我們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價值的資產──人；其次，很多導致收入不平等的不當做法──比如鼓勵壟斷、偏向特殊利益集體的稅收政策──都會降低經濟效益。而新的不平等還導致新的錯誤，使經濟效益進一步降低。僅舉一例：許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受豐厚收入吸引進入金融行業，而不是進入更符合他們興趣、更有利於發揮他們的才華、更能塑造健康經濟的領域工作；第三點，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代經濟要求「集體行動」──它需要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政府資助的研究引領了互聯 網時代的到來，促進了公共健康等領域的飛速發展，美國和世界各國都從中受益匪淺。但長期以來，美國便飽受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各級教育投資不足之苦（看看 我們的高速公路、橋樑、鐵路和機場吧），接下來這些領域的預算還要被大幅削減。

這些現象的發生絲毫不足為奇──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極為不平衡時，這一切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一個社會在財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於公共需要的財富數量就會越少。富人無須依靠政府建的公園，政府辦的教育、醫療和個人安保機構，他們可以用錢買到這一切。在此過程中，他們離普通人越來越遠，對於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隨之淡化。他們也不喜歡大政府──因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調整這種不平衡，拿走他們部分財富，以投資於公共需求。他們可能會對美國現有政府頗有怨言，但事實上他們還是挺喜歡它的：囿於條條框框無法實現再分配，各部門意見分歧，除了減稅，什麼事也做不成。

經濟學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釋美國出現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現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節省勞力的技術令很多藍領、中產勞動者失去工作機會，全球化浪潮則創造了一個世界性的勞動力市場，迫使昂貴的美國非熟練工與廉價的海外非熟練工競爭。社會變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說工會的衰退，過去美國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會，現在只有大約12%。

但是，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收入不平等，一個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頂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變成這樣。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稅收政策。

富人們很大一部分財富來自資本收益，而降低資本收益稅率讓最富有的美國人幾乎可以坐享其成。壟斷和類壟斷經營一直是大亨們的收入來源之一，從20世紀初的 洛克菲勒到20世紀末的比爾．蓋茲，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規執行不力（特別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金字塔頂端人群來說是天賜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還 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金融系統的操縱，輔以監管規則的變化（均由金融業出資推動，這是他們最好的投資之一）。政府以近乎為零的利率，將錢借給金融機構，當他們 失敗時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資金，條款極為優厚。對於該行業的不透明和利益衝突，監管者則視而不見。

細看美國上層1%人群所控制的財富規模，簡直可以說擴大收入差距乃現代美國一大成就──當初我們在這方面遠遠落後，可是現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來，未來數年中，我們還將繼續鞏固這種「優勢」，因為財富會帶來權力，而權力則將帶來更多財富。在不久前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使用自有資金影響選舉結果的限制，為企業出錢收買政府大開方便之門。在今日之美國，富豪與政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以及大部分眾議員，以金字塔頂成員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頂的財富支持留任，在任時會賣力為這一人群服務，以便卸任後得到相應犒賞。行政部門貿易與經濟政策方面的重要決策者亦基本來自這一人群。他們通過立法，禁止最大藥品採購方──政府──在採購藥品時議價，相當於給製藥公司奉上價值萬億美元的大禮。除非為富人大幅減稅，否則對窮人有利的稅法就無法出台，對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鏡。鑑於塔尖人群所擁有的能量，政府這樣運作，我們一點也不該感到驚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著社會。大量事實證明，不少普通大眾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費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帶動後富的「滴入式經濟」也許只是一種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滲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極大地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願兵那點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錢人的兒女，他們的愛國主義僅止於此。國家參戰時，他們亦不會受到高稅額的「勒索」：因為國家全用借來的錢支付這些費用。外交政策的定義本是平衡國家 利益和國家資源。但掌權的1%人群因為從不付出任何代價，所謂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時和實際差得很遠。於是美國經常冒不必要的風險，企業和合同商則跟著逐 利。同樣，經濟全球化規則也是為富人而設計的：它們鼓勵國家之間的商業競爭，這會導致對企業降稅，減少健康和環保方面的投入，破壞過去被視為核心價值的勞 工權利。

假如這些規則鼓勵國家之間的勞動力競爭，結果將會怎樣？各國政府會爭著保障經濟環境穩定，降低對普通工薪階層的徵稅，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潔的環境，這些都是勞動者關心的，塔尖的1%人群才不在乎這些。

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以為自己不需要關心這些。塔尖1%人群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最大後果就是侵蝕了人們對美國公民身份感的認同，讓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美國向來以社會高度公平為傲，宣揚人人都有機會，但統計學數據卻證明了另外一個事實：美國窮人，甚至是中產階級，擠進上流社會的機會遠比許多歐洲國家要小。現實的牌局對他們不利。最近中東動盪，正是因為人們不滿於體制不公，認為沒有出頭的希望，食品價格上漲和年輕人失業率高企只是導火線。眼下美國年輕人失業率達到將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達到40%），六分之一的美國人想得到一份全職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國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證據表明，好處全部留在上層，並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疏離感──上次大選中，二十多歲人群的參選率約在21%，與失業率相當。

最近數週，在中東一些國家，數百萬人湧上街頭，抗議糟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一些政權被推翻。該地區其他統治家族也正緊張地躲在空調房裡，觀望形勢──下一個會是自己嗎？他們的擔心是對的。這些社會有一些共同點：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絕大部分的財富，而且財富是權力的決定性力量， 種種腐敗已成痼疾，滲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極力阻撓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實施。

看著別國街頭的亂象，我們該捫心自問：什麼時候會輪到美國？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國正變得跟這些遙遠的、動盪的國家一樣。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闡述過他眼中美國社會的主要優勢，他稱之為「適度的利己」。重點在於「適度」二字。

每個人都有狹義上的利己思想，「適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認為關注別人的利益──換句話說，關注公共福利──是實現個人最終利益的先決條件。托克維爾並不 認為這種想法有多麼高貴。事實恰恰相反，他認為這是一種美國實用主義的標誌。精明的美國人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關心別人不僅對靈魂有益，對生意也有好處。

塔尖1%的人群住著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醫療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錢是買不來的：那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取決於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縱觀歷史，無數1%的人群最終都明白了這一點，但往往為時已晚。

〔原文刊載於《名利場》（Vanity Fair）2011年5月；感謝大陸不知名網友的翻譯，譯文出處〕

博主按：可同時參考〈99％的憤怒〉一文，《台灣立報》，2011年10月5日。

香港回歸十五年的紛擾與糾葛：評香港青年對李克強訪港的示威抗議

中國大陸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於8月16-18日赴香港訪問，宣布了中央政府遍及經濟、民生、社會等六大方面共三十六項的「挺港」措施，一般輿論認為李克強為香港帶來一分「大禮」。

李克強訪港期間，由於嚴謹的維安工作，首先引來香港記者的不滿。18日李克強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場外有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抗議。26日 晚間，超過千名的港大學生、校友與市民，在香港大學舉行「抗議港大818殺害自由集會」，主要訴求是抗議香港大學「向中共獻媚而犧牲言論自由」，迫使港大 校長徐立之出面道歉。

觀察這次香港青年的反應，與近年來台灣青年的思想動態，有相當微妙的神似之處。港大學生的集會，讓 人直接聯想到2008年陳雲林先生訪 台，台灣民眾在晶華酒店外的抗爭，以及其後發生的「野草莓學運」。事實上，台港兩地從歷史殖民經驗，到其後的政治發展與民族認同，都有類似的軌跡。香港自 1997年回歸祖國至今已經十五年，而台灣在馬英九執政之後的兩岸和平和解局面業已三年有餘，觀察香港政治發展與民族認同，對兩岸關係的未來前景，具有相 當的參考價值。

從港大學生集會談起

8月18日李克強參 加港大百年校慶，場外有學生李成康等人發起示威集會，他們身穿「平反六四」的Ｔ恤，高舉「閉門慶典，奉迎權貴」、「哭港大為中國（共） 而立」、「毋忘六四，平反六四」等口號標語，「要求」校方「停止媚共」、「不要向中央獻媚」。他們當天也擬了一封請願信，主要有四點訴求：一是反對李克強 出席港大慶典；二是譴責校方的安排有辱校格；三是捍衛香港大學的精神；四是向李克強表達香港人爭取平反六四的決心。後來李成康等人進入校園，被警方推入大 樓梯間，警方舉動被抗議學生與煽色聳動的《蘋果日報》渲染為「非法禁錮」。

為聲援李成康等學生，數千名香港市民、港大學 生與校友，26日在香港大學發起「抗議港大818殺害自由集會」，參與者身穿黑衫，批評警方 與港大校方「扼殺言論自由」，會中部分學生高喊「平反六四」。特別的是，大陸學生也加入了這場集會，一位就讀新聞系碩士一年級的貴州女學生楊菁表示，她 「看到港大如此開放討論的場面十分感動，因為在大陸根本都沒有自由和示威，來到香港有種解放的感覺，她終於可以上facebook、google等網 站。」她表示在集會中的發言，是希望能夠代表大陸學生大聲講出「平反六四」。另一位參加集會的大陸男學生，身穿「薪火相傳、平反六四」Ｔ恤，認為警方與港 大侵犯人身自由，「跟大陸有甚麼分別？」大陸學生「支持六四」的發言，獲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據台灣媒體報導，參加這場集 會的大陸學生表示，她（他）們在大陸求學時期，就對「六四」相當好奇，同學之間會互相轉寄「六四」的短片，對 愈是被禁止的事務愈是好奇。她（他）們表示不後悔在集會中的發言，也做好「回不去」的最壞打算，至少「可以到台灣修個博士學位」。（《聯合 報》，2011-08-29）

「親中」？「媚共」？

港英政府統治期間，不只是左翼力量被強硬鎮壓，「愛國」力量同樣不為港英政府所容許。甫於今年過世的前全國人大代表蔡渭衡指出，「愛國」在香港被扭曲，甚 至帶有負面的意味，凡是敢於表達「愛國」的人士，都會被貼上「親中」、「媚共」與「賣港」的標籤，而且在回歸之後愈演愈烈（參見：蔡渭衡，《有壓迫就有反 抗》，收錄於：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2009，香港：利訊出版社）。這一點，與台灣的情況不是相當雷同嗎？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儘管做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但香港的主權已經正式復歸中國，香港的土地是中國的領土，香港人不再是殖民統治下的次 等公民，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是，香港人抵抗中國人的身分，在歷次的民調中，香港人認同遠高於中國人認同，例如在「臉書」（Facebook）上，有 許多香港民眾發起「香港獨立運動」，主張獨立之後成立「英屬香港」，並以英國國旗做為未來「英屬香港」國旗的藍本。

可見，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就算沒有把香港人改造為英國人，至少也成功地改造為「不是中國人」。一位自1951年便住在香港的英國女士 杜葉錫恩（Elsie Tu），長期參與香港社會運動，也曾參與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她便認為英國殖民政府是有意識、有計劃地消滅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參見：杜葉錫恩，《我眼中 殖民時代的香港》，2005，台北：人間出版社）。簡言之，今日香港普遍拒中、抗中的民族認同，與殖民經驗及殖民政府的統治有絕對、直接的關係。

從台灣的經驗來看，總統參加大學的校慶活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總統的到訪，一樣在校園裡會有維安的措施。平心而論，學生發起示威集會 並非不可，但是國家副總理參加中國國土之內大學的校慶，卻被香港學生青年上綱為「媚中」、「媚共」、「賣港」的「大逆」之舉，並引發大規模的示威集會。但 問題是，港大校方同時邀請了前港英總督衛奕信前來觀禮，怎麼就沒遭遇任何的反彈聲浪呢？

事實上，香港回歸之後對祖國的認 同情感，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一位香港青年團體的幹部對筆者表示，據他們的調查，多數香港的學校極少舉行 升旗典禮，也未教導學生唱國歌，國慶日也沒有慶祝儀式。此外，特區政府一直有意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但長期以來遭受香港學界與青年學生的抵制，他們認 為「國民教育」等於「洗腦（mind control）教育」，並且與「六四」掛勾，主張「避談六四」就抵制「國民教育」，甚至有一批中學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 在網路串連反對「國民教育」。

因此，若是我們無法從香港的殖民經驗進行考察，並且理解就算已經回歸祖國十五年了，香港人的認同與自我定位，仍是親英力量與愛國力量之間的拉扯，也就無法解釋此番李克強訪港所造成的風波，更無法認識當前香港青年民眾對中國的複雜情感。

「六四情結」與「六四恐怖」

這次香港學生對李克強的「嗆聲」，除了有「媚中」、「媚共」的指責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焦點就是「六四」。「六四」一直是香港民主派緊抓的議題，一方面以「六四」做為政治運動的籌碼，另一方面則以「六四」做為拒中與反共的理由，形成港人心中特殊的「六四情結」。

此次李克強訪港，當然再度給予民主派「平反六四」的表演機會。雖然這些抗議學生號稱是要「維護大學精神」，但從他們的Ｔ恤字樣、請願書，到口號標語、演說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對學生而言，向李克強「嗆聲」「平反六四」才是重點。

長期以來，在親歐美的民主派知識菁英操作下，「六四」儼然成為一塊不可撼動的「神主牌」。對他們而言，「六四」象徵的是中共政權的「血腥 屠殺」。如此的「六四」圖像，與西方媒體一向的宣傳是一致的，完全忽視「六四」的複雜面貌。例如今年六月維基解密指出六四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血腥屠 殺」，又如著名政治學者熊玠的「六四」親歷證言（參見：熊玠，《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含冤」回憶》，《海峽評論》223期，2009年7 月），都不被港媒與西方媒體所重視，甚至是刻意忽略。在香港，「六四」意味著「血腥屠殺」，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有人對此質疑，或是想深究「六 四」的真相，當然又要被戴上「媚中」與「媚共」高帽子，厥為一股「六四恐怖」。這股「六四恐怖」的風氣，對自詡為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社會而言，不正是格外 諷刺嗎？

也正是因為香港親西方民主派將「六四」打造為一塊「血腥屠殺」的「神主牌」，因此，「六四」在香港也成為追求西方價值「自由」與「民主」的有力武器。

「六四」、「自由」與「民主」在香港是頻繁出現的話語，而且塑造了一種假象：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是「自由」與「民主」的，而回歸中國之後就沒有「自由」與「民主」。

這裡的問題，再度涉及了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經驗。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是完全沒有「自由」與「民主」的，反而是貪腐與黑道的天堂，這 一點從杜葉錫恩的回憶錄可以得到印證。港人的高度自治，反而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體現於「一國兩制」的實踐，以及《基本法》的保障。英國統治香港的 150年間，從來沒有實行過民主，但在香港確定於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開始蹦出許多「民主派」。而為了給中國製造麻煩，末任港督彭定康推動直選，彭定 康在離任前的這抹「回眸一笑」，給港人留下英國統治才是民主的印象，也導致了回歸之後為數眾多的「忽然民主派」（關於「忽然民主派」的研究，參見：強世 功，《中國香港》，200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這些「忽然民主派」在港英時期從來沒要求過民主，反而在回歸之後搖身一變「民主鬥士」，英國人杜葉 錫恩揭穿了這些「忽然民主派」的真面目：他們是「親西方反中的急先鋒」。

由此可知，香港親西方民主派所打造的「六四情 結」與「六四恐怖」，與西方價值的所謂「自由」「民主」密切相關，更與「拒中」「反共」的情 緒操作有所聯繫。簡言之，有心人士透過「六四」的宣傳，將西方自由與民主的價值深植人心，用之為武器，目的還是在於顛覆香港自治的正當性，並製造動亂。此次香港大陸兩地學生，在李克強訪港期間所掀起的「平反六四」浪潮，亦應做如是觀。

從香港看台灣：經驗與教訓

8月在香港發生的風波，對於台灣內部，以及未來與大陸交往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香港，1967年發生「反英抗暴事件」，被港英政府扭曲為「六七暴動」，鎮壓、汙名化左派與愛國人士，影響至今，「愛 國」也變為「親中」與「媚共」；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日本殖民政府同樣鎮壓左派與「祖國派」，而1950年代國民黨更是大規模肅清追求統一的進步愛國青 年，影響至今，不能「愛（中）國」，只能「愛台灣」。

其次，「六四」做為西方力量在香港對中國掣肘的工具，形成「六四情 結」與「六四恐怖」，「六四」成為中國「血腥屠殺」的象徵、成為西方 「自由民主」的代名詞；1947年的「二二八」同樣做為台獨勢力結合西方勢力在台灣對中國掣肘的工具。台灣的「二二八情結」與香港「六四情結」相較起來， 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是西方價值的傳聲筒，另一方面更是「拒中」與「反共」的催化劑。通過有心人士與政治人物的操弄，在台灣與香港民眾心中築起一道「自 由民主心牆」，彷彿翻過這堵牆，便進入了慘絕人寰的悲慘世界。不推倒這堵牆，兩岸三地中國人將永遠被分化。

綜上而言，今 天香港與台灣的問題，可以簡單看做西方力量與中國力量的拉距，在台灣，還要加上日本力量與中國力量的較勁。短期來看，西方力 量對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影響仍相當巨大，包括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陸青年，無條件地信仰西方觀念與價值。就這次港大學生集會來看，某些大陸青年到了香港追求他們 所信仰的西方觀念與價值，並把台灣視為「民主燈塔」與「自由寶島」。而在美日力量略高一籌的台灣，早已成為分離主義（台獨、藏獨、疆獨、法輪功、民運人 士，現在還加上港獨）的集散地，這對於走在兩岸和平與和解道路上的台灣，是一件好事嗎？

換個角度看，雖然這場示威集會最終沒有持續發酵，但一葉知秋，當多數中國人正在追求民族獨立、團結與尊嚴的同時，台灣從回歸十五年後的香港身上學習到什麼？而台灣在未來又該扮演什麼角色？正在歡欣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台灣民眾，是否該深思這個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