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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元叔教授（顏學誠先生提供） |
誰知到得園外，已經人車喧騰，勉強擠進園內，只見石徑已被踩得亂石崢嶸，黃土翻身，草坪剃了光頭，地皮被千萬皮鞋磨得晶亮，小樹東倒西歪，大樹被美人斜倚著、手攀著、腳踏著，男士則伏在假石上為她攝影留念。人造山澗流出來的水，濃度可比極稀的稀飯；幾位身強體健的退伍戰士，手持長竿漁網，不是撈魚，而是撈取池內的廢紙、空瓶和吸管。隨丟隨撈，隨撈又隨丟。
應該很多人會以為這一段是在形容大陸遊客的吧？很遺憾，並不是。這段文字摘在台灣著名散文家、已故的前台大外文系主任顏元叔教授的文章〈假日庭院〉，記敘了台北士林雙溪公園開放之初，他與家人前往參觀的場景。很難想像吧，這些對小樹、草坪、假石、溪流「上下其手」，又對環境非常不友善的行為，不是陸客所為，而出自於道地台灣人之手。
過去台灣小學有「生活與倫理」這一科，老師通過這個教材不斷對小朋友耳提命面：「不得當街便溺，隨地吐痰，亂丟果皮紙屑」、「不得搖折花木，踐踏草地」、「乘坐公車，不得爭先恐後」……等等。這些現在被當成基本生活常識的「規矩」，過去必須經由學校教育內化於下一代，說明了吐痰、折花木、搭公車爭先恐後……這些被我們視為「不文明」的行為，曾經在台灣島上相當普遍，從而政府以教育的形式「規訓」民眾什麼才是「文明」。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社會還處於「台灣錢淹腳目」財富快速累積的階段，台灣民眾開始有能力出國旅遊，世界各地幾乎都能看到台灣旅行團的足跡。新聞經常報導台灣旅客在飯店房間抽菸、在走廊大聲喧嘩而影響到其他住客，因此屢有台灣旅行團被日本或歐洲的飯店列為「拒絕往來戶」。我記得當時這些報導還被學校老師當成教材，要我們當個「文明人」、「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今天這些「不文明」的行為卻被台灣人拿來當成嘲諷大陸人的笑柄，台灣人總把「阿陸仔」三個字掛在嘴邊，以突顯自己比對岸同胞來得更「文明」。問題在於，「阿陸仔」這個詞是極富敵意的歧視用語，就像現在還是有不少人用「番仔」一詞來稱呼原住民，或者以「番」、「青番」來形容難以溝通之人。這些強調自我優越與貶抑他人的詞在台灣大行道，台灣還能自詡為「文明」嗎？
「文明」不過是資本主義體系壟斷世界之後的產物，人們只有在維持基本生活之外有所剩餘之後，才會追求生活舒適或是文明素質。當人們連溫飽都成問題的時候，誰還會夸談所謂的「文明素質」？應該理解的是，中國大陸雖然經濟快速增長，但整體資源與建設仍無法滿足龐大的人口需求，而中國大陸已經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台灣自己在「文明」的道路上這樣走過來，我們有什麼資格來嘲笑、指責大陸的「不文明」呢？
更何況，「文明」與否、「素質」高低這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如同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書中，如此描述他這麼一位來自英國的人對中國的感受：
我們所有的人都往往會以熟悉的事物來衡量不熟悉的，這或許是一項鐵則：我們都是道地的相對論者。當我們看到我們所習慣的行為目的和模式，視之與我們的目的和模式相同。當我們察知到現代化和進步的跡象，我們看成是這個社會或文化正朝向我們的方向發展的證據，只是仍落後在我們後面。
19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正是拿著「文明」這把劍向外擴張，打著「白種人的負擔」大旗，將「文明」傳遞給「野蠻人」，「文明」不過就是「征服」的遮羞布。就像日本學習了西方的「文明」之後，也學習西方將鐵蹄踏入中國，提升「野蠻」中國的「文明」程度。「文明」這檔事，伴隨著「現代性」把世界區分成三六九等，跟著西方走的就是文明，其餘的就是野蠻，日本人看不起殖民地下的台灣人，台灣人看不起戰亂下的大陸人。
我並不是要說台灣比大陸更「文明」，也不是要說大陸有朝一日會像台灣一樣「文明」，我想說的是，兩岸之間的「文明」之爭完全沒有意義。據說現在大陸某些城市的地鐵也開始推廣台灣人發明的手扶梯「右立左行」，其實學者早已指出「右立左行」會對手扶梯造成傷害，所以台北捷運公司早已取消了這項規定，但搭捷運的民眾仍自發「文明」的「右立左行」。「文明」代表什麼？我想至少並不等於高人一等。
台灣社會現在習以為常把不如意的地方就往大陸身上推，房價高怪大陸，我也聽過有人說台灣離婚率世界第一是因為大陸配偶過多所導致的，這些不明就理的怪罪，是集體焦慮的廉價解藥，但也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的障礙。別再把難聽的「阿陸仔」掛在嘴邊，損人不利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