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柱的對手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上個月底，一位上世紀70年代即回到祖國大陸定居工作的台籍師長返台，我們見面時他語重心長地問道：「洪秀柱提出的『一中同表』，大陸或許不會擔心，但台灣社會能接受嗎？」

這位師長的問題恰恰反映了洪秀柱當前的困境。很快，7月9日，洪秀柱的發言人宣佈：「今天起不再提『一中同表』。」她原來提出的政策底線不斷往後退，其參選之路最大的壓力不是來自於北京，也不是華盛頓，反而是只會「拿香跟拜」的國民黨內部。

洪秀柱投入選戰之初，她很清楚蔡英文最大的弱點在於兩岸政策，就算蔡英文訪美「輸誠」，甚至登上《時代》雜誌亞洲版的封面，但蔡的兩岸政策仍然很「wonky」──搖搖擺擺、不清不楚。而2008年以進步兩岸政策贏得大位的馬英九，原先拋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承諾，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胎死腹中，七年多以來的施政在兩岸議題上不斷失分，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降至歷史冰點，一盤勝券在握的棋下到後來走入死局，人民對政府離心離德。

洪秀柱要想勝選，一方面要痛擊蔡英文的要害，提出令人信服、清楚踏實的兩岸政策；另一方面則要超越馬英九原有的格局，提出更為進步、願景更大的兩岸路線。洪秀柱既非官二代、富二代，亦非技術官僚、留美知識買辦出身，而是紮根基層的民意代表，在去年底「九合一選舉」後國民黨一片死氣沉沉之際，洪秀柱成功地以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兩岸論述在黨內「奇襲」成功。洪秀柱曾說，美方及大陸都不瞭解她，而這番自白或許就是她在黨內最大的優勢。

洪秀柱「一中同表」的說法，來自於長年主張「一中三憲」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張亞中的主張距離實質統一還很遙遠，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個「統派」，但台灣社會仍將張亞中歸類為統派。在台灣「統派」早已被污名化，一旦被貼上「統派」的標籤，無疑是被潑了一桶髒水，難以翻身。國民黨的全名雖為「中國國民黨」，但「中國」兩字早已虛無化，黨內固然還有民族主義較為強烈的成員，終歸是少數，而且他們的反共情結極深，只願當「中華民國」的「中國人」。黨內多數人的認同與「獨台」、「台獨」無異，2000年國民黨敗選後沒多久，就有「本土派」提案要將「中國國民黨」更名為「台灣國民黨」、刪除黨綱內的「統一」字眼、研議「新憲法」等等，不足為奇。

因此，當洪秀柱與「統派」沾上邊，國民黨當然要奮力自清。6月洪秀柱通過民調之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便積極安排黨的智庫參與洪秀柱的政策擬定，其目的就是要將張亞中等學者排除在外。其後，傳出國民黨的中南部立委要集體「倒洪」，也有黨籍民意代表要脫黨出走的聲浪，儘管這些反彈說明了國民黨內聚集了一幫投機政客，但洪秀柱立場鮮明的兩岸政策確實成為後馬時代黨內分崩離析的共同箭靶。現任黨主席朱立倫曾向北京喊話「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也曾被《維基解密》揭露他是黨內向美國交心的「抓耙子」，是國民黨內保守、投機的最大代表，從而他必須出面拉住「失控」的洪秀柱，以黨綱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名，企圖奪回主導權，迫使洪秀柱收回「一中同表」之說。

朱立倫對洪秀柱的「牽制」，不只是在兩岸政策方面，還有對美國的態度。在蔡英文結束訪美、洪秀柱通過民調後沒多久，朱立倫彷彿美國在台傳聲筒，在6月20日就迫不及待代替洪秀柱宣佈將在8、9月訪美，洪秀柱先是強硬回應「有關兩岸與訪美議題發言，日後以她本人或發言人為準」，但是到7月12日又改口稱「如果有時間何嘗不想」。儘管洪秀柱的特質有別於傳統國民黨候選人，但她畢竟是代表國民黨出征，競選期間必然要接受國民黨的資源，因此黨內的壓力對她將與日俱增。未來洪秀柱最大的考驗在於，是否能夠抵擋黨內保守勢力的衝擊，以及她如何做出妥協。

台灣的政黨屬於競爭型政黨，換句話說，取得執政權應是台灣政黨的最高目標。正因如此，某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必須扮演「共主」的角色，以強大的氣勢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應，而黨內則團結一致以贏得最後的勝利。過去幾次大選，藍綠兩黨的候選人多半同時兼任黨主席，目的就是整合黨內分歧，強勢對外。此次選舉，國民黨的情況相當奇妙，黨內山頭林力，卻沒有大佬勇於征戰，當洪秀柱以國民黨「救主」姿態脫穎而出之後，這些大老表面上牽起洪秀柱的手高呼勝利，暗地裡卻誰也不服她。而洪秀柱不僅沒有兼任黨主席，還要處處受到大老的掣肘、指指點點，淪為名副其實的「弱勢候選人」。

國民黨高層的怯戰，透露了他們認為2016年大選不可能會贏的普遍心態，從而以看戲的立場冷眼對待洪秀柱的選戰，自己則在枱面下準備分權、奪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民黨高層的老態腐朽有其歷史背景。有別於民進黨從「地方包圍中央」的執政之路，因此縣市首長、立法委員等民代在黨內有極高的地位；而國民黨自內戰失利、敗逃台灣之後，意識形態早已全然潰滅，在地方上高度倚賴地方派系、農會、漁會等組織系統，在中央則維持王公貴族的封建體制，不分年紀以「某某公」互稱，而能在黨內出頭的年輕人永遠是官二代，像洪秀柱這樣靠長期經營基層、不靠地方派系的民意代表，自然在黨內的地位與輩分都不高，更何況由她代表國民黨出征，那些位高權重的大佬們心臟受得了嗎？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為《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這本書寫的序文〈要警惕共產黨的國民黨化〉提到，國民黨包括了兩個特質：一是「國民黨在平民百姓中沒有根」，二是「國民黨要扮上帝，給人民『送慈善』」。就算國民黨日後在台幾經「改革」，但這些被潘教授指出的舊時期國民黨的體質問題，仍然完好如初地保留在國民黨內。除此之外，相對於有明確「台獨」目標的綠營與獨派，國民黨沒有思想、沒有立場、沒有路線，不只不願意解決國家認同的紛爭，反而雙手一攤自己跳進去認同的大染缸，往兩岸分治永久化、甚至是分離主義靠攏。國民黨看不到這些種種問題，徒具老大心態，與現實社會脫節，使得國民黨在新世紀伊始便一路潰敗，中南部原來支持藍營的票倉一夕轉綠，進一步累積為當下洪秀柱所面臨的困境。

話說回來，北京必須要正確看待洪秀柱，她與馬英九一樣都不是「統派」，頂多算是「反獨」陣營之中的一員可用之將。國民黨自己也必須認清，在「九合一」大敗之後，2016年大選將是國民黨的危機與轉機，國民黨會因應時局而調整體質、放寬路線、拉高視野，還是會故步自封的自我沉淪，答案即將呼之慾出。至於洪秀柱，她最大的敵人不是民進黨蔡英文，而是老態龍鍾的國民黨。7月19日國民黨全代會將要通過總統提名人選，洪秀柱的挑戰才剛要開始。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7-14）

談談洗腦

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網路圖片）

近來全台各地高中校園遍地烽火，高中生以Facebook做為串連平台，紛紛「挺身而出」反對課綱微調，深具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之勢。其中一場說明會，參與學生在現場拉起「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還讓教育部長吃了好大一驚。由於運動的推波助瀾，「反洗腦」一詞喊得震天價響，或可登上今年網路熱搜詞的榜首。港台聯盟不分今日明日，力保腦袋的「一方淨土」，防止「赤禍」入侵。

牙不伶齒不俐的我，當年也曾熱衷辯論，還曾忝為演辯社社長。記得某堂社課，學長姊教我們辯論就是把裁判當成一張白紙，正反雙方利用各種理據與口才技巧來說服裁判的過程。說白了，辯論過程即洗腦的一種。人打從呱呱墜地之時，同樣也是白紙一張，成長過程中來自父母、家庭、學校與社會不斷的學習與認知，此形塑的過程當然也是洗腦。不可否認，國家掌握了洗腦的最高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對人民進行規訓與馴化，而且還是個大黑箱，台北人搭手扶梯不自覺地習慣站右側，就是洗腦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其中的翹楚，因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看似自由發展的大眾傳播，其實被少數黑手所把持，人民活在楚門的世界裡而不自知，甚至還樂在其中。

當前港台青年義憤填膺地指責「中國」（及其代理人）利用教科書對他們洗腦，恰恰反映了他們要保護自己原先已被西方價值觀所洗腦之後的成果。或許可以這樣說，洗腦是一種藝術，誰洗得比較細緻、比較無聲無息、比較無孔不入，誰就能掌控世界的話語權。目前誰在這場洗腦與話語權的競逐比賽中遙遙領先，《維基解密》與斯諾登的「稜鏡門」已經將答案揭曉了。

教科書是國家貫徹意志與意識形態必然的工具，國定假日亦是如此，只能黑箱、無法白箱。因此教科書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某些「公民團體」所主張的「柔性課綱」與「多元史觀」就是包裝台獨的幌子。事實上，課綱或是教科書已經是最透明、最低階的洗腦手段，文學與娛樂的洗腦力可謂是沛然莫之能禦。

冷戰期間，美國CIA成立「文化自由大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以資助作家及其作品的方式，達到反共與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之效果。美國以其力量與資源在全世界推廣利於反共的作家，將他們的作品改編並捧為文學經典，排擠、邊緣化政治不正確的作家，且在各地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與文化買辦，以政治力重塑了戰後的文學版圖。為人知曉的小說家歐威爾、詩人艾略特、思想家漢娜．鄂蘭等人，都是CIA重點資助的對象；而《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齊瓦哥醫生》等作品則是美國傾力推銷的書籍。美國對外的文化洗腦在西方學界已有受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例如Andrew Rubin的《帝國權威的檔案》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等等。美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擴張，還有另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好萊塢。法國學者Regis Dubois在分析了好萊塢經典電影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推廣一種生活方式之外，好萊塢電影還刻意地強加給觀眾一種思維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隱含在好萊塢電影的形式與結構之中」。

洗腦做為霸權國家對外戰略的文化宣傳手段，當然有其全面的布局。冷戰在形式上雖已落幕，但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所說的：「美國從未放棄冷戰，後冷戰仍是冷戰的繼續」，美國要推動延續冷戰的「重返亞洲」戰略，除了有軍事同盟國家的配合之外，冷戰期間便已啟動的文化洗腦，其重要性如今更顯得舉足輕重。對港台的反共、反華陣營而言，他們自我定位為美國在東亞戰略布局的側翼，當前首要任務就是召喚冷戰幽靈，靠著西方帝國主義軟硬炮彈來拒絕、抵抗中國，因此維護西方價值觀與話語權就至關重要。陳水扁時代所推出的《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報告書》只是「去中國化」策略的冰山一角，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都體現了此策略的斧鑿痕跡。國民黨馬英九不放棄親美，找不到自身的中心思想與價值，只懂得在課綱與教科書的字句上動手腳，最終遭到巨大的反撲是必然的結局。

自太陽花以降到這波反課綱微調，許多人只看到其中的世代衝突，而世代之間的合作關係卻往往被忽略。在反共與反華的最高價值面前，不同的世代透過合作來捍衛原有的價值體系，拒絕被「洗腦」。隨著反對課綱微調而來的，則是要求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修憲訴求，背後的驅使動力是政治而非歷史，否則當日本右翼安倍政權在扭曲歷史之時，他們緣何不吭一聲？若只在課綱或教科書議題上與之周旋，完全踩中他們精心設下的陷阱。配合美國戰略的島內政治布局已然啟動，就此意義而言的「反洗腦」絕非進步，反而是大大的退步。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0期，2015-06-24出刊）

親愛的，我把台北市翻轉成台北州了！

由於台北松菸的經營事件，讓「文創」的概念內涵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無論經營者與居間協調者是誰，最終都落到財團的手上，「文創」不只沾滿了濃濃的銅臭味，更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挾著既自詡為「左翼」又「反黑箱」的太陽花人氣而上台的柯文哲，已經讓人看破手腳。

以「文創」之名所包裝的空間，不只有松菸。近年來，全台各地掀起老房子再生／活化的浪潮，將閒置、傾圮的建物空間重新修復，再招徠「文創團隊」進駐，數量不斷增加，稱得上一點一滴在改變原有的城市地景。讀者諸君平素信步於街頭巷弄之中，若多加留意，其實不難發現當前在積極修復的老房子，以日據時代的建築物為大宗。

以我經常出沒的台北市區域為例，機車一過中正橋在福州街可以先見到「台灣師範教育館」（劉真校長故居），內有咖啡業者經營。往前行到杭州南路上，可見到日據時代中高階官員的宿舍，修復後現有料理與藝術團隊進駐，以「樂埔町」之名經營。沿著杭州南路往濟南路方向，則有龍應台任文化部長時大力規劃的「齊東詩舍」，包括詩舍周圍分布於齊東街的「幸町職務官舍群」，始建於日據時期，都是台灣總督府不同官階職員的宿舍；「齊東詩舍」修復之後做為藝文空間使用，當然，內部也配備了一間咖啡廳。

台北市杭州南路「樂埔町」（張方遠攝）

台北市濟南路「齊東詩舍」（張方遠攝）

台北市福州街「台灣師範教育館」（張方遠攝）

若有餘力往西行，和平東路大安區行政中心旁，有一幢正在修復的日式建築，預計由文創團隊打造為「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豔陽高照想到台北植物園享受綠蔭，在園內會發現一幢嶄新的日式房舍「南門町三二三」，據園方說法修建的原因是「缺乏日式庭園展示」（但園內其他地區的植物怎不見如此待遇？）；園內還有另一幢建於1892年、碩果僅存的清朝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但明顯斑駁、疏於維護，與「南門町三二三」形成強烈對比。離開植物園前往繁華的西門町，中華路上可見到由日據時期西本願寺輪番所改建而成的「八拾捌茶輪番所」，主要販售日式茶點。

修復中的台北市和平東路「台北留聲知音廣播殿堂」（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南門町三二三」（張方遠攝）

台北植物園內的清代衙署建築「欽差行台」（二級古蹟），明顯斑駁、疏於維護（張方遠攝）

台灣人赴日旅遊一向趨之若鶩，其實機票錢大可節省下來，因為光是台北市就可填補台人心中對日的憧憬與仰慕。若還不滿足，那麼上台北市文化局網站，查查「老房子文化運動」，便可發現這個宣稱「文化路徑的都市再生」的計畫，正悄然把台北市翻轉成為日據時代的台北州。除此之外，文化局還加送美軍懷舊之旅──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樣一來不消步出「天龍國」，就可飽覽台灣舊殖民宗主國（日）與新殖民宗主國（美）的風采。兩個願望一次滿足，無比貼心。

僅用台北的建築「復州」行動，恐怕難以形容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復建日式房舍的規模，儘管日本人已經離開台灣70年，但「國境之南」的認同想像不減反增。日前台中市長林佳龍稱要「重拾城市光榮」，因此要重新豎立起台中公園的日本鳥居，此後又替「台中文學館」剪綵開幕，而該館建築則修復自日據時代的警察宿舍。更早對外開放的虎尾「雲林故事館」，其實是日據時代虎尾郡守的官舍。嘉義在地的李宗隆教授，2013年即投書媒體指出國民黨執政的嘉義市府整修一片日式木屋，做為新興觀光景點。再往南到台南，建於日據時期的「林百貨」於2013年修復風光開幕，遊客絡繹不絕（近來也有民間團體發起運動搶救位於台北衡陽路與博愛路口的「菊元百貨」，打算再現日據兩大百貨南北輝映的「榮景」）；台南做為漢文化的重要傳承地區，其他中式古蹟反而門可羅雀。台灣最南端的屏東，近日更是由「李登輝之友會」的成員日本人佐藤健一，出資一千萬日圓修復牡丹鄉高士村的日本神社，他理直氣壯地對記者表示：「台灣的存在，在日本史上是不可缺欠的」。（日本人不只捐助修復神社，也在全島各地大量贈送、種植櫻花樹。）台灣東部也不落人後，花蓮縣鳳林鎮公所日前修復了建於1915年日據時代的林田神社，當地民眾甚至發起自發打掃神社的行動，說是「不要讓（日本）神明笑我們」；台東縣警局鐵花路日式宿舍，經縣府爭取補助修復之後，出租給一間手打烏龍麵店。

這波全台總動員再造「國境之南」的浪潮，幾乎以「重現榮耀」為號召。但是問題在於修復的日式房舍，大多是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官舍，神社裡供奉的是日本神。在台灣，福澤諭吉被捧為日本「文明開化」的導師，但他所主張的：「對於不服從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漢的台灣人），得趕盡殺絕之」，最終經由50年殖民的形式「落實」在台灣人民的精神與肉體上。我們不禁要問：這就是眼下台灣人汲汲營營所追索的「文明」？而這份「榮耀」到底屬於少數的日本殖民統治者？還是屬於被迫以番薯籤裹腹、廣大被剝削的台灣人民？

更值得細究的是，日式房舍的修復工程，多半由官方出面招租，媒合民間的「文創團體」，從而形成實際經營內容與建築物無關的詭異現象。進駐的經營者為擴大其經濟效益，再替建築物塑造一番新故事，充滿著「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城市的面貌會經過自然的有機新陳代謝，並非所有陳舊的事物都有保存的價值，因為建築物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也是人民精神寄託的對象，而空洞的歷史敘事到頭來只是加深了台灣人民的自我殖民。這波復建日式房舍之風，不僅無法使得人民獲得精神解放，無法貼近這塊土地真正的歷史，反而讓腳離地更遠，生活在一個被扭曲、重新建構出的想像世界裡，自縛縛人。

公共建築與空間的運用，其背後隱藏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來說，此計畫釋出的標的大部分是公部門的不動產，反映了光復初期國民黨毫無清理直接接受日產，並且接續使用至今。曾經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在失去民心之後敗逃台灣，拉攏美日勢力鞏固其風雨飄搖的政權正當性（別忘了「白團」），使得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共同凝結出統治台灣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藍綠都是此意識形態的繼承者。矗立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總統府，因入選為「世界最美十三座總統府」而被台灣人引以為傲，但它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

總統府（總督府）不就是殖民統治與威權統治結晶而出的最大象徵嗎？（張方遠攝）

由殖民而起的歷史傷痕，不但未被妥善清理與撫平，在台灣卻通過官方（藍綠）、民間與外在的力量共同延續傷痕，以城市地景、教科書史觀論述等「潤物無聲」的方式改寫歷史。這個幻想而出的「想像共同體」還不斷指責別人在「洗腦」，如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所說的：「說人洗腦者，正是洗腦人」，真正站在台灣人民主體的歷史就在不斷追尋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年代」過程中被洗掉了。參與對日抗戰、投身台灣光復，日據底下台灣人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與力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房舍正一幢幢的復現，而台灣至今連一座抗日紀念館都沒有！歷史正從暗處發出訕笑聲……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8期，2015年5月27日出刊；另載《觀察者網》，2015-06-04）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感謝莊景宇小姐拍攝）

文／李純青（1908-1990；台灣台北人，原《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還活著，他已經年逾花甲。

    那是抗戰後期，在山城重慶。

    晚霧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網。空襲的緊張季節過去，我真想登上浮圖關，脚踏繁星點點，長長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正是在這悶熱稍斂季節，一些台灣人總要聚會聚會。宋斐如來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說話，前額顯出幾線淺淺的皺紋，它告訴你，這是經過風霜的人物。這位台灣人，曾在泰山當過馮玉祥的老師。李萬居來了，眉宇之間充滿豪邁之氣，走起路來，有似風雲陣起。這是一位窮苦出身曾在法國留學的無所畏懼的台灣人。謝南光也來了，矮胖的身材，叼著烟斗，有一對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閃光。他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抗戰初期曾被國民黨當局懷疑爲日本間諜，在廣州被捕下獄。是李萬居以全家生命擔保，把他營救出來的。

    我們四個人，在李子壩臨江小樓，叫了幾盤菜，二兩花生，煮酒縱談天下事。

    這次話題集中在一點：有一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地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但是台灣人無盡藏的愛國心，往往受到無盡的懷疑。「無天可籲，無主可依」——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這位台灣青年的命運也不例外。

    據說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想找個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說他的那條腿短了一些，說台灣人的眼睛應該滾圓，而這個人卻有點像丹鳳眼。說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當時太平洋海戰方酣，美軍反攻已到菲律賓，雷伊泰一戰勝利，聽說下一步準備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這位台灣青年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實際上，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

    我們十分擔憂這位台灣青年容易受騙，降落台灣會被日本人殺掉，因此决定設法和他見面，告以真實情况。

    晚霧迷江，萬家燈火。我見到了這位台灣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從他嘴裡知道，他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堪縈回祖國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過朝鮮半島，奔在鴨綠江邊呼喚：

    「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然從，他匆匆把偽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弔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西徂，好幾回險遭殺害。嚴冬泅渡，仲夏爬山，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攸力棲滋還鄉記。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這樣一個取火者，這樣一個愛國青年，為什麽要對他懷疑，並忍心蓄謀把他置於死地？

    我要誠懇地把所知所想告訴他。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

    在我問這個問題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為抗日而來，為什麽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簡單答覆斷然拒絕了我的意見。他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高興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對這顆赤子之心，我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說話。臨別我問：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霧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萬居、黃朝琴、游彌堅等幾十位台灣人，搭乘美國飛機和接收台灣前進指揮所第一批官員一同，於傍晚到達松山機場。作為新聞記者，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上帝給予我一個極為殘酷的安排，就在到達台北那天凌晨，我父親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陰路淒淒，深不可測，十幾小時的距離，沒有人能夠追回他。我跑進家門，只見父親遺體陳臥床上，一襲白巾蒙面。

    很多台灣人回家，見不到父母親人，離開故園時流著線線眼淚，勝利還鄉時又是流著線線眼淚。

    吳思漢呢？

    由於美軍沒有在台灣登陸，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他幸運地活了下來。

    台灣光復後，吳思漢去台北當記者，不久忽然來到上海，不知什麽時候又遄返台灣。他往返於台灣海峽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來看我，我與他成了忘年之交。

    幾年後，記得是一九五○年歲暮，我閱讀台灣報紙，忽然有幾行短短消息躍入眼簾：共匪吳思漢於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場執行槍決。

    我不能相信這條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這條消息。吳思漢之死強烈震動了我的靈魂。誰去收屍呢？我恍惚聽見一群烏鴉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幾十年來，我經常夢見吳思漢出現在面前，他還是那麽年輕，那麼充滿自信。

    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人多數已經凋謝，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時被裝進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殺害；李萬居辦報為台灣人說話，窮困潦倒致死……這些台灣人，未死於抗日疆場，而死於國民黨的疑忌。

    吳思漢的抗日行狀，鮮為人知曉，只要我的筆尚在，必須為他勾沉。但願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環青青的松柏，樹一塊巍巍的石碑。

    

（原載《人民政協報》，後轉載《台聲》雜誌1985年第5期）

台灣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1885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台灣建設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除了少數學者與團體加以紀念之外，社會上普遍靜默。換個角度說，台灣社會是以另類的方式來「紀念」馬關傷痛，諸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殖民越久越進步」、台中市長林佳龍以200萬元重豎台中神社鳥居，又如台灣各地不分藍綠執政縣市都投入資源重修日據時期房舍。

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據史料記載，乙未一役台灣犧牲14,000名志士，而日軍僅戰死164人，是台灣50年抗日史血淚的一頁。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另外按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加速殖民母國對外侵略，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台灣歷史上真正的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劉進慶教授曾以這樣的的比喻，來形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用現代化的瓶，裝殖民地的酒，瓶的外觀是現代化、資本主義化，酒的品質是殖民地化，剝削經濟。」如今台灣朝野只紀念（美化）殖民者的掠奪，卻完全忽略早期漢人移民以及清朝官員在台的建樹，荒謬的史觀令人費解。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卻建省130周年，這些反而都是台灣的光榮歷史。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本文原載《觀察》21期，2015年5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為原題原文）

我的抗戰，他的終戰

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圖為2013年高雄市政府舉辦的「815終戰紀念儀式」。（網路圖片）

歷史是有重量的。這個看似「主體性」高漲的時代，歷史常被舉得高高的，但裡面卻是空洞、虛無的。近來許多人對歷史誇誇其談，例如網上就流傳一些帖子，有的說袁世凱是愛國的，有的則說中國歷史根本沒有元朝和清朝兩個朝代──這些文章的內容多半胡亂嫁接史料，再輔以似是而非的推論，不值一哂，認真就輸了。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島內這股詭異的歷史翻案風吹到了抗戰勝利之上。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台灣官方已經夠不當一回事了，現在又有一股力量在鼓吹顛倒是非的「台灣戰敗論」。其中最不遺餘力的就是《自由時報》，還有所謂的「公民論壇」煞有其事舉辦沙龍來討論台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

形形色色的「台灣戰敗論」邏輯很簡單，作者不論是高中生、研究生或是大學者，他們主張日據時期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戰爭末期台灣還遭到美國聯手盟國中國的空襲，因此台灣是戰敗、受害的一方，不該紀念抗戰勝利。當代某些台灣人自豪於戰敗、自甘於當日本人，往前回溯包括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取消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更早還有一批「本土派」台史學者把抗日烈士定義為「土匪」。

「台灣戰敗論」對於不解歷史事實的人相當有吸引力，因為它「政治正確」。但這個論調卻倒果為因，故意把兇手當恩人，分不清加害與被害。首先，若沒有日本對外侵略、殖民與擴張，怎會引來反抗與報復？錯，當然得算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頭上。其次，正因如此，二戰的同盟國對日據台灣的轟炸，打擊的是日本統治者，而不是台灣人民。

日據下的台灣人民飽受壓迫，從作家賴和的《南國哀歌》可見一斑：「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兇惡的他們忍相虐待，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原住民的處境更是悲慘，如同洪棄生詩作《聞日軍搜山感賦》所描繪：「乾坤長肅殺，海上戰爭多。蕃隊日鳴砲，山民夜枕戈。炎崑糅玉石，覆卵掃巢窠。世界今如此，蒼生且奈何！」日據台人以反抗來掙脫日人鐵蹄，甚至有5萬台胞前仆後繼內渡祖國參加抗戰。當下日本右翼政權正極力扭曲侵略歷史，台灣人非但無感，卻反過頭來指責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如何對得起這片土地上的先賢先烈？

日據時代，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蔑稱台灣人為「清國奴」，實行民族差別待遇，台灣人連日本國民都不是，充其量只是殖民地的二、三等人。就算處於皇民化運動之下，1942年只有1.2％的台灣人改為日本姓氏；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皇民化家庭也不過才佔3.5％，多數家庭冒著風險偷教子女漢文漢詩。所以蔣渭水理直氣壯地正告日本檢察官：「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林獻堂也說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做的一切，「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台灣光復到今年屆滿70年，台島上空的皇民幽靈不減反增，日人口中的「清國奴」如今懷念起那50年充當「國境之南」的年代，要「尋找台灣的美好年代」，還要「重拾城市光榮感」。

日本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曾如此評斷日據台人：「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歷任日本總督若還在世，看了當今島上誓當日人的激情表態，他們肯定跌破眼鏡，頻頻搖頭後悔自己高估了「清國奴」。

「台灣戰敗論」的層出不窮，一方面體現了台灣文史教育的嚴重問題，歷史正義是非不分，與侵略殖民者站上同道，踐踏台灣先民，侮辱台灣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另一方面更說明了，長年以來台灣的統治階級，以及附屬於其下的教育系統，以盲目的「台灣主體性」做為外衣，掩藏其讓台灣永世為奴的政治企圖。

日據台人視日本殖民統治為「恥政」、「死政」，挺直腰桿拒當「清國奴」；而現在台灣卻有一幫人認賊作父，搶當「三腳仔」。孔子曾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啊，一時忘記，孔子對「三腳仔」而言是外國人，看不懂其中的含義。抗戰與光復是台灣人的光榮，要與日本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的人，慢走不送！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6期，2015-04-29出刊）

我在台灣看「抗日神劇」（原題：別拿惡搞來紀念抗日）

最近，大陸廣電總局要對「抗日神劇」開鍘，宣示對抗戰劇嚴格把關、寧缺毋濫，過度娛樂化不得發證。上個月底，我在台灣一份標榜「台灣優先，兩岸第一」、強調「認識中國大陸，掌握世界未來」的報紙《旺報》（《旺報》與《中國時報》都屬於台灣的「旺旺集團」），看到一篇台灣大學學生蕭昱遠先生的大作〈抗日神劇何時休？〉，這個標題立馬吸引了我的眼球。

文章說：「近年大陸『抗日劇』有越來越誇張的態勢，不忍卒睹」，「網上流傳的抗日劇橋段，有些對白荒誕不經，令人發噱，如『我爺爺9歲時被日本人殘忍地殺害了！』、『八年抗戰開始了』等，這些可笑的對白，放在抗日劇中，實在過於離譜」。接著，作者替大陸抗日神劇定調：「由於大陸民族主義氾濫，彷彿只要能同仇敵愾，即無需考慮內容的正確與否」，並在文章結論向大陸喊話：「如此一來，『抗日』的莊嚴意義，將有在民間逐漸淪為笑談之虞，而失去對『抗日』受難同胞的追思與紀念。吾人對此理應正視，別讓胡鬧的劇目毀了歷史真實意涵」。

讀完這篇文章，我想起曾在網上看過類似帖子，當時就覺得有些奇怪，那些宣稱從「抗日神劇」截取出來的電視畫面，感覺對白字幕是被人修改加工上去的。在網上一查，果然已經有人做出考證，騰訊歷史就刊出諶旭彬先生的文章〈抗日神劇「雷人台詞」的真假〉。按照諶先生的查證，被人配上「我爺爺9歲時被日本人殘忍地殺害了」字幕的截圖，出自2010年的電視劇《抗日奇俠》，劇中女主角的身世設定是「父母和姐姐慘遭日軍殺害」，那麼對白怎麼會出現「爺爺」呢？而被人配上「八年抗戰開始了」字幕的截圖，則出自2012年的電視劇《中國騎兵》，但比對之後發現該劇並沒有出現這句「神對白」，有可能是2011年劇組所發佈的高清劇照讓人動了手腳。

眾所周知，「抗日」是大陸電視劇萬年主旋律之一，數量一多質量自然參差不齊，更何況許多雷人的抗日神劇，還出自於港台導演之手，成為大陸觀眾與網友惡搞嘲諷的對象。如同台灣八點檔本土劇，一拍動輒上千集，其中也不乏荒誕不經的劇情，像「老奶奶聞了明星花露水就變身為少女」成為一時熱議的話題。而台灣長期以來拍不出像樣的古裝劇，也非什麼新鮮事，不管劇情設定在什麼朝代，人物穿著都是一樣。台灣再拿大陸的抗日神劇（或是被惡搞的內容）來說嘴，實在沒什麼必要。

近年來，大陸電視劇拍攝質量有目共睹，大陸電視劇與綜藝節目對台灣的「逆襲」，也是近來不斷被討論的現象。早在《後宮甄嬛傳》與《武媚娘傳奇》在台熱播之前，《三國演義》、《康熙王朝》等古裝劇便已風靡寶島。大陸觀眾對自己出產的電視劇，有這樣那樣的非議，當然很正常，就像台灣觀眾永遠不滿意台灣拍出來的電視劇。但在愛國主義傳統被踐踏、抗日歷史被遺忘、還要追索日本殖民「美好年代」的台灣，觀看大陸的電視劇格外意義深遠。例如以國共地下鬥爭為背景的《北平無戰事》，以及改編自莫言原著小說的《紅高粱》，都是內戰、抗戰主旋律下拍出的佳作，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其中《紅高粱》片頭即稱「本劇謹獻給抗戰勝利70週年」，結合了文學改編與抗日民族主義，讓觀眾感受到「家」與「國」是如何融為一體來面對外敵入侵。

我無意替抗日神劇背書，更非否認抗日神劇的存在，但有人拿純屬惡搞的圖片來指責大陸，也太說不過去。一直以來，由於台灣社會的反共情結使然，始終以「獵奇」的心態看待崛起中的大陸，愈不正常的事被當成愈正常，不須查證就可以大做文章。有人拿大陸網友惡搞的「抗日神劇」圖片，義正辭嚴地批評大陸侮辱了抗日的莊嚴意義；還有一位在大陸某所大學任教的台灣學者，一本正經地對「抗日神劇」做文化研究式分析，看似嚴謹的評論，其實目的不外乎推導出調侃、戲謔般的結論：「『中國』的對日情感或許是如此：日本侵略一事自然在歷史帳上大記一筆，但，此事又可化為電視劇的印鈔機。」

除了惡搞的抗日神劇被拿來「教訓」一番之外，關於大陸的各種謠言在台灣不曾斷絕，台灣記者坐在電腦前面抄抄微博的「鄉野奇談」就可以放大為「新聞」，台灣看待大陸的心態還停留在「傳說時代」。早先台灣流傳過一則罔顧事實的帖子，大加嘲笑大陸把《螞蟻雄兵》譯為《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螞蟻革命史》（實際譯名與台灣相同）、《海底總動員》譯為《海底都是魚》（實際譯名與台灣相同）、《捍衛戰士》（Top Gun）譯為《好大一把槍》（實際譯為《壯志凌雲》）；還有新聞報導指證歷歷，稱大陸民眾把對日本的氣出在一條秋田犬身上，活活把它打死。這些建立在刻意扭曲事實、誤導閱聽大眾的素材，非但無助兩岸交流，更是增加彼此成見的助力。

台灣其實是不斷在把自己邊緣化，因為不敢對日本政府「保釣」，就乾脆提了一個左右討好、詞藻美麗的「東海和平倡議」；因為失卻了民族氣節與共同史觀，就乾脆大罵對岸扭曲歷史。台灣對大陸的誤解與對立心態，遮蔽了原有的歷史紐帶與現實連結，反倒以旁觀者的立場來看待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彷彿這些重大歷史紀念日與己無關，只在意誰才是「正統」。「抗日」是兩岸人民共有的歷史記憶，說明了兩岸的一致性遠高於差異性，繼續區分你我就是在否定自己。好吧，既然要談真正的史實與歷史正義，那麼請先呼籲台灣政府將台灣光復節恢復為法定假日吧。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27）

蔡英文，下一個馬英九？

蔡英文，下一個馬英九？（網路圖片）

台灣又到了下一個轉折點，蔡英文時代──或者用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石佳音老師的講法：「民進黨的黃金十年」──即將到來。

4月15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蔡英文為該黨2016年「總統」候選人，這是蔡英文第二度代表民進黨出征。她上一次宣佈「參選」的那一天，日本發生了3‧11大地震；這一次參選，台灣社會才剛經過阿帕奇貴婦團風波，現在議論的焦點都在柯文哲與柯建銘的「三億門」上。以當前島內的政局氛圍來看，明年1月的「大選」蔡英文幾乎篤定「當選」，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機率甚高，因此15日民進黨的提名記者會不過就是個形式，即民進黨打算走完「最後一里路」的一個程序。

歷史總是以極其熟悉的形式重複上演。15日民進黨提名記者會上，蔡英文的意氣風發，以及她身後一字排開的民進黨縣市首長，這個場景與2008年的馬英九如此相似。2008年大選前夕，國民黨縣市首長合拍了一支「我們準備好了」競選CF，再加上馬英九個人的人氣旋風，開啟了接下來的八年馬英九時代。不能否認的是，馬英九能夠成功登上大位，背後大「功臣」當屬陳水扁的貪污腐敗。如今，蔡英文到手在即的勝利，也得「歸功」於馬英九的執政低迷──台灣民主的惡性循環，是台灣做為美國「新殖民地」的必然宿命。

2008年以來的八年時間，蔡英文本人並沒有什麼顯著的突破與建樹，但時勢卻不斷往她身上靠攏的主因，還是在於馬英九親手替蔡英文的「最後一里路」掃除了途中的幾重障礙。握盡優勢的蔡英文，這一里路上剩下來若干的坑坑洞洞，還是得由她自己來填補。

在接下來的競選路上，伴隨在蔡英文身邊的，不只是即將掌權的喜悅，還有與日俱增的壓力與質疑，容不得她含混以對。蔡英文首先要表態的，就是台灣的「宗主國」美國。美國長期以來用兩面手法對待台灣，一方面向北京言明「反對台獨」，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兩岸分裂的局面，才符合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蔡英文的「總統」之路必須先通過美國這一關，問題在於，蔡英文雖是帶領民進黨走出谷底的新興之星，卻也是難以撼動的「台獨」信徒。李登輝卸任前拋出來的「兩國論」，幕後操刀手就是蔡英文；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取巧地將「九二共識」扭曲為「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當年台灣的黨外不分統獨，最高目標就是打倒國民黨威權統治，但黨外的成果最後被民進黨完全收割，成立初期便不斷將統派人士排斥出黨，其本質是逐漸走向大福佬沙文主義的政黨。歷經2000年的執政、2008年的挫敗，「台獨」成為民進黨愈來愈難以承受的包袱。近期以來民進黨內部召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也出現「凍獨」聲浪，目的在於將「台獨」造成的衝擊降到最低。面對華盛頓、北京與民進黨內的內外壓力，「鐵桿台獨」蔡英文勢必為其兩岸論述尋找解套的方案。投機性格的柯文哲已用「一五新觀點」替蔡英文做了示範，蔡英文在日前表態其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是「維持現狀」。但是兩岸局勢瞬息萬變，任何的「維持現狀」說法不過都是在替「台獨」或「獨台」擦脂抹粉，「空心蔡」依然空心，蔡英文想讓大家買單她的「維持現狀說」，看來還得再花更多的心思。

蔡英文執政之路的另一個大危機，就在她的身後。15日民進黨召開的提名記者會，站在蔡英文身後的民進黨諸應該就是她未來的輔選團隊，包括民進黨前秘書長吳乃仁與邱義仁，以及阿扁時期位居高位的林全、蘇嘉全，還有陳水扁的重要文膽林錦昌等人。這些「扁家軍」成員因為阿扁下台而各自飛，如今藉著輔選蔡英文而重新歸隊，說明沉潛八年的民進黨依舊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去年3‧18太陽花學運「出關」之後，部分的力量將訴求上綱到要求釋放陳水扁，甚至提出阿扁無罪、阿扁是坐馬英九政治冤獄的主張，致使馬政府退讓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放扁出籠。陳水扁本人雖已褪色，但以扁為中心所放射出來的各色政治社會力量，最終也都會集中到蔡英文的身上。蔡英文若要執政，她必須交代清楚她本人、她的團隊、她的黨與陳水扁之間的關係，以及她的上台有沒有可能使得先前八年的陳水扁夢魘再度復辟？

明年初馬英九下台，但蔡英文也不能高興過早。馬英九這八年（特別是執政末期）的負債，全部都將轉移到蔡英文身上，由她繼續承擔。首先是台灣的「憲政」問題，台灣在解嚴以後藍綠始終將「憲法」視為玩物，為一黨一己之私任意「修憲」，從無「憲政」可言。如今憲政爭議再起，但蔡英文在此問題上態度搖擺，過去在野期間主張「內閣制」，現在即將攀登大位卻又反對「內閣制」，顯然過高的權力慾望讓她根本無意化解長期以來的藍綠政爭，更無意嚴明權責。其次，近來台灣內部高度關注的廢核、桃園航空城、苗栗大埔徵收等議題，以及撕裂社會的服貿、貨貿、亞投行等兩岸問題，未來都將成為蔡英文的嚴峻考驗。這些曾經是蔡英文「助力」的議題，很有可能成為她競選之路的「阻力」，她同時還得面對過去扮演民進黨側翼角色的「第三勢力」的挑戰與牽制。

大陸某些對台學者視民進黨為左翼政黨，這個結論令人費解。民進黨的崛起，倚靠的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支持，以及將在地的「台灣意識」民粹操弄為脫離中國的「台灣人意識」與「台獨意識」，毫無進步性可言，本質上與偏安一隅的國民黨愈趨一致。與馬英九同樣是親西方的政治精英，蔡英文不可能打破藍綠格局的限制。因此，馬英九號稱要讓台灣「脫胎換骨」，終究只能淪為一句口號；而蔡英文15日記者會上信誓旦旦地說要「點亮台灣」，恐怕也只能點亮她自己而已。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17）

誰決定台灣加入亞投行？美國戰機捎來答案

圖片轉自東森新聞雲 http://ppt.cc/WqVM

這幾天台灣社會普遍在問兩個問題，一個是馬政府為何要在截止前的最後一刻才向亞投行遞交意向書，另一個則是兩架美軍F18戰鬥機為何突然「迫降」台南機場？這兩個看似獨立無關的問題，答案卻呼之慾出，而且環環相扣。

台灣趕在3月31日將參加亞投行的意向書通過陸委會請國台辦轉交，社會上的質疑聲浪立刻被炒作起來。反對者主要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其實是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另一個翻版。這一派的論調形左實右，並不值得特別反駁，事實上他們真正擔心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結構霸權被破壞、被顛覆。而且盧荻教授對於類似的疑慮也曾經有深刻的答覆，他指出中國的資本輸出並非立基在剝削外國人民的勞動，反而是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同時其目的是為了完成生存所需的發展戰略目標，因此並不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參見觀察者網2月4日文章：盧荻，〈希臘左翼能和中國站一條道嗎？〉）

另一派的反對聲音，把矛頭指向了中國大陸。他們認為馬英九出賣台灣，在大陸壓力之下加入亞投行，而且通過國台辦轉交參與意向書，根本是「矮化主權」、「矮化國格」之舉，從而有黑島青等獨派青年團體在3月31日晚間夜襲「總統府」。這一派的說法完全是弄錯問題、給錯解答，實實在在暴露了他們「逢中必反」、親美、掩護民進黨蔡英文的政治目的。

到底是誰決定台灣要加入亞投行？4月1日愚人節那天，兩架美軍F18戰鬥機替這個問題捎來了答案。兩架美軍戰機神秘降落台灣，陰謀論四起，有網友猜測是美國決定賣F18的引擎給台灣，這兩架戰機就是飛來交貨的。無論何種說法，總之美國國防部所說的機械故障原因，其實沒什麼人真的相信。

這兩架從天而降的美國軍機，讓台獨派的精神為之振奮，認為美國終於來保護台灣，向北京宣示台灣是美國的人，北京別想染指。而社會上則莫名地充斥著若隱若現的歡欣鼓舞，迎接美軍蒞台，彷彿失寵已久的臣妾終於盼來美國皇上的臨幸。先不說台灣媒體多半以正面的口吻報導此事，台灣「國防部」也表示對兩架美國F18軍機降落台灣感到「意外」──言下之意反映了社會集體的心態，也就是美國送來「意外的驚喜」，光榮之情溢於言表。

弔詭的是，自去年3•18太陽花學運以來，再到近日的M503新航線以及加入亞投行所引發的種種爭議，台灣社會總是以「黑箱」與「國安」兩大理由來加以抗拒。例如大陸新劃設的M503航線，就被認為是傷害台灣「國家安全」，讓大陸軍機得以更加靠近台灣。台聯黨「立法委員」周倪安就公開說M503是「中國帝國主義意圖併吞台灣的司馬昭之心」，「是一種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她甚至要求台灣「國防部」對於「中共軍機來意不明應來一架打一架」。

而愚人節當天的F18突降事件，恰恰說明了破壞台灣「國家安全」、入侵台灣「領空」的不是大陸，而是美國。美國軍機義正詞嚴、堂而皇之的進入台灣「領空」，並且大剌剌的降落在台灣機場，如此嚴重傷害台灣「主權」的大事非但無人抗議，反而張開雙臂熱情歡迎！試想，今天若是大陸軍機因機械故障迫降台灣，民進黨、激進的獨派青年團體，甚至是整個台灣社會將會做何反應？不會群情激昂地衝進「總統府」或是佔領機場嗎？

而對於台灣有意參加亞投行一事氣憤難耐的蔡英文，她說此事應「與人民充分溝通，尋求社會共識，並接受國會完整的監督，絕不能黑箱決策」，「絕不能忽略民主決策程序，更不能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如今美軍戰鬥機突降台灣，宛如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駛入台灣海峽，這般「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的情節，民進黨蔡英文所堅持的「反黑箱」與「國安」怎麼又縮手噤聲了呢？

兩架美軍F18戰機降落台灣，連美國媒體都不相信是「機械故障」。《華盛頓時報》在4月2日刊出分析報導，指出美軍機降落台灣顯然是五角大廈要向北京當局傳遞政治訊息，是在對中國大陸釋出表達美國決心的重要信號，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費學禮（Rick Fisher）就直白地表態：「有人希望北京不會看不懂象徵意義」。美國的帝國主義心態、扈從其下的台灣新殖民地性質表露無遺，而台灣卻還自傲於這種被美國「準統治」、「準殖民」的狀態，反倒指責起中國大陸對台灣存有「司馬昭之心」。

回過頭來看，與其說這兩架美軍F18的政治意圖是來「臨幸」台灣，不如說它們是來「打臉」的，打了那些口口聲聲指責大陸的人。在背後主導台灣向大陸遞交亞投行意向書的，不是「中國因素」，而是「美國因素」。對台灣的當政者來說，凡事未經美國首肯，他們是不可能貿然行事的。亞投行爭議爆發之後，台灣「財政部長」張盛和4月1日在一個網絡節目表示，遲至3月31日才交意向書最大的原因是「美國不反對」，他說：「這就是我們『國家』的處境及政治現實，必須考慮美國的態度」。馬英九為何在最後一刻才遞交意向書，答案已經昭然若揭了，這段時間就是在與美國熱線溝通，等美國點頭同意。台灣長年以來自甘作為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戰略棋子，就算加入亞投行，也不是為了「兩岸一家親」，而是代表美國利益在亞投行裡的關鍵一票，避談這個地緣政治現實的人，不是太天真，就是城府過深。

F18在4月3日下午拍拍屁股走人了，或許有些人心中為此感到無比失落，但也該想想，真正讓台灣「主權矮化」、「侮辱國格」的其實不是在台灣海峽的另一岸，而是在太平洋的那一端。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4-06）

穹頂之下的人與政治

（網路圖片）

大陸媒體人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聚焦中國大陸的霧霾空汙，成為一時的話題，台灣也不例外。其實台灣觀眾對《穹頂之下》的內容應不陌生，早在2006年就有美國副總統高爾參與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還有2010年陳文茜製作的《正負2度C》，這三部片無論在主題、手法與宣傳上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保護家園是人類最素樸的關懷，但當我們轉身去看這三部片背後所透露出的脈絡時，不只是有「環保」的單一論述，還包括了大陸學者呂新雨所指出的：「以名人效用代替體制化新聞所提供的信用保證，這後面資本操控的隱患值得警惕」。

我無意去論爭柴靜其人其片，但我們必須理解環境議題不能只有「加害」與「受害」的二分法，抽離人、資本、政治與歷史之後，環境就成為真空的存在。以台灣的經驗為例，環保運動可以上溯自80年代的黨外時期，當時以左翼力量主導的環保運動正是看到問題背後的核心在於跨國資本的壟斷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地區的公害輸出，因此將抗爭的對象上升到設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及至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台灣，政府不斷「去管制化」，「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被長年盤據政經高位的親西方官僚菁英引進島內，致使思考與行動不斷的個人化、零碎化。環保運動抗爭的對象與底線只能隨之退縮，單一的個人被環保道德所綁架、囿限，而真正在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資本家反而全身而退。

台灣運動的經驗恰可說明，環境問題不可能脫離內外政治的影響，缺乏政治思考的環保運動只能淪為宗教式的自我催眠。對內而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兩難其實是一個圈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要壓制開發中地區向上爬而設的路障。要破除這個迷思，長年被台灣學界忽略的波蘭尼（Karl Polanyi），他的理論就顯得格外有價值。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想像出來的烏托邦，要確保市場合理的運作必須仰賴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國家的干預其實是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條件。波蘭尼也認為當一個國家往自由市場急速轉型勢必會造成災難與破壞，同時就會激起社會以自我保護為目的的反向運動，並且體現在國家的立法手段，保護人與自然環境不受到傷害。波蘭尼給我們的啟示在於，發展與環保並非相斥的，關鍵在於一個不受資本左右的國家對社會進行保護。

卡爾．波蘭尼（網路圖片）

走不出新自由主義框架的台灣，信仰「小政府」（太陽花之後「無政府」傾向更是甚囂塵上），對於波蘭尼的理論肯定不屑一顧，此時或應理性虛心地看看大陸近年來的對策。大陸2011年出台「十二五」規劃，特別增加了氣候變化指標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並以綠色發展為主題，大幅降低碳排放、控制能源消耗總量，提高森林覆蓋率；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今年1月便實施被譽為史上最嚴格的《環保法》，宣示以最嚴格的法律應對最嚴峻的形勢。不可否認大陸的環境問題還很嚴重，但大陸的環保投資佔GDP比例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台灣對於大陸霧霾空汙或有非議，但大陸以國家公權力在落實綠色轉型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外而言，「碳政治」已是大國爭奪領導權的場域。人類的穹頂只有一個，穹頂遭受破壞絕非一時一地使然。回顧歷史，自1800年至2010年北方國家（美國、歐盟、日本等）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都超過全世界總量的一半，但當前矛頭卻指向發展中的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這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指責。大陸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就曾明白揭露，目前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減排就是陷阱，他們定了一個大蛋糕，並且自己先切走其中最大的一塊，剩下的一小塊再分配給佔世界人口多數的其他國家。

中科院院士丁仲禮（網路圖片）

丁院士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提醒，他說環境問題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環保最終取決於文化與文明的包容性，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所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面對自然環境，沒有人應該享有特權，與西方帝國主義並肩而行的口水謾罵，失卻歷史與政治的視野，完全無助於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4期，2015年4月1日出刊）

太陽花一週年：後太陽花時代，台灣的挫敗與轉機

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至今已滿一年，再加上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這一年島內變動之快，讓人的思考感到偌大壓力。無法否認3‧18對台灣影響甚大，有人認為「太陽花」為台灣的未來帶來陽光，也有人認為「太陽花」的陰影壓得台灣喘不過氣來，不管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這都是這場運動輻射出來的能量。

3‧18週年之際，各路人馬急於總結，也想為「太陽花」樹立不亞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歷史評價。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3‧18學運是台灣近幾年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覺醒運動，要用歷史眼光來看待這場學運」，「一百年後回去看2014年，影響最大的是學運，而不是11月29號投票。」

不如我們就按柯文哲的「指示」，以歷史的眼光來檢視「太陽花」到底為台灣留下了什麼？島內自2008年以來經歷了「野草莓」、「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幾場規模不等的「公民運動」，經過幾波動員洗禮，運動的發展在「太陽花」時終於臻於成熟。一波接著一波的衝撞，特別是「太陽花」標榜著「反體制」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信仰，最終展現出來的動能卻集中在「反中」與「反國民黨」，未曾撼動戰後真正制約台灣的結構──親美反共及由此派生出的「藍綠」格局──甚至加深、鞏固了它。

太陽花前前後後所掀起的波瀾，或許會為島內政局增添動盪，但未曾改變過台灣社會的集體想像，當然也無法轉變台灣舵手（無論藍綠）駛離大陸的航向。

近一年來，被太陽花群眾烙上「親中賣台」的馬英九政府似乎也在焦慮自己與大陸靠得太近，因此先是透過檢調單位起訴義務服務台灣考生赴大陸求學的「夏潮聯合會」，接著又在今年將台大等6所進行兩岸學術交流的大學停權半年。在政治上，馬政府駐美代表處今年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突襲，反而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換來「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之嫌；接著又為M503新航路與大陸針鋒相對；兩會期間，習近平以「地動山搖」形容九二共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台灣新任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卻回應「聽了會不舒服」。

在歷史意識形態上，台灣聞不到絲毫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70週年的味道，台灣「國防部」反而先跳出來開記者會指責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馬政府對於高中歷史、公民等課綱的「微調」，在今年2月更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教育部」敗訴。

經歷這場嘈雜喧囂的運動之後，社會內部的撕裂與激辯帶來的不是更多元的態度，對於中國大陸的視角反而更加禁錮、僵化，對於在台灣的陸配、陸生與陸客的歧視及排斥不減反增。與此相較，太陽花背後所象徵的地緣政治意義，經過一年以來的沉澱，其面目則愈加清晰。去年太陽花退場沒多久，我在觀察者網寫了一篇文章〈美國還能繼續滋養台灣的太陽花麼？〉，結論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植在台灣泥土裡的這株太陽花，或許將永遠面向美國綻開著。」現在看來亦是如此。

積極鼓吹台灣民族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的獨派中生代學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在太陽花週年之際接受《自由時報》訪問，他直白且露骨地說：「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美日安保條約正待重新討論、日本要提升軍備時，基於『民主』高正當性的太陽花學運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現，正面呼應美國，學運某種程度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吳叡人這番「正面呼應美國」的清楚表態，正好說明了無論中國大陸給台灣帶來多少經濟利益與區域穩定，青年世代所在意的「反黑箱」、「程序民主」終將淪為配角，因為符合台灣「國族」建構工程唯一的「政治正確」，就是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佈署，換取美國的庇蔭，這才是他們心中真正在意的「實質正義」。

2016年「台灣大選」距今剩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後太陽花時代所反應出來台灣社會內部的動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將捲入大選的紛擾之中。台灣移植西式代議民主制度之後，週期性的大選幾乎左右了台灣島的走向，程度不一的變遷最終都會被大選的巨大能量給吸納進去，這也是台灣背後的美國勢力所樂見的循環。「親美」加「藍綠」的格局仍是台灣島上空最大的幽靈，這是太陽花不願觸碰、更無從解決的結構性困局。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角逐大位的人選是現任主席蔡英文，她即將帶著包括兩岸政策在內的所有政見前往美國，說好聽點是「訪問」，其實就是摸頭稱臣──爭取美國的認同與欽點。而風中殘燭的國民黨，目前唯一浮上檯面的「救主」是朱立倫，但2011年《維基解密》的資料早已曝光朱是美國在國民黨內的「暗樁」。3‧18太陽花、同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以及明年初的大選，將共同形成台灣內部政治變動的脈絡，但無論藍綠何人勝出，其實都還是美國在台的代理人，將持續與北京角力、拉鋸與博奕。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上世紀70、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最終被民進黨的成立而收編；1990年那場改變台灣政治發展的「野百合」，其結局是與李登輝裡應外合，為初掌政權的李登輝掃除體制內部的政治障礙。如今看似又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的3‧18，卻也無法超越這樣的循環。

3‧18運動的激進派參與者（及其背後的「野百合」世代學者），在運動結束後先是成立「公民組合」，後來因為組織方式與發展路線的歧異，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分別宣佈投入明年初與「大選」一同舉行的「立委選舉」。這兩個政黨與民進黨之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一方面攜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進黨在過去的艱困選區突圍（例如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都分別宣佈在深藍選區台北市大安區提名候選人，其後時代力量對外表示將在5月底前與民進黨整合各區域人選，最近時代力量的大安區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選擇退選禮讓給社會民主黨的提名人范雲）。

因此這些後太陽花成立的小黨，號稱要「打破藍綠壟斷」，其實還是扮演著民進黨側翼的角色，助民進黨開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這幾個小黨同時具有牽制民進黨的功能，防止民進黨在2016登上大位之後與北京發展過從甚密的關係，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需求。

去年3‧18運動後沒多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就曾撰文評斷這是一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反服貿」運動以經濟爭議的面貌橫空出世，實則是一場政治的操兵動員。民進黨之所以反服貿，並不是因為「服貿」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災難，只是因為它不願經濟利益被國民黨所壟斷。

「九合一選舉」嘗到勝利果實後，民進黨便露出馬腳。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去年底即表示：「綠準備執政，服貨貿都可談。」被激進派所綁架的3‧18，服貿爭議本身也在運動中退位，替換上場的則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中青世代與舊世代分道揚鑣，企圖引領一條新的反中戰線，並且與香港反對勢力隔海呼應，共同在中國東南沿海製造動盪。

3‧18之後的一年，台灣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僅沒有被衝破，反而更加穩固，思想與意識形態也更為緊縮。3‧18曾經為島內許多NGO以及厭惡藍綠兩黨惡鬥的台灣人民閃現夾縫中的曙光，但是台灣根深蒂固的結構本質立刻將希望吞噬了。

話說回來，台灣內部困局的解決出路還是在兩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紛擾就全盤否定經濟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蓋了一座橋，但橋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滿，解決的方式不是把路鋪平鋪順，竟是將整座橋拆掉。台灣的問題也在於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已經到達瓶頸，也該到了兩岸進行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談判的時機。台灣如果持續以各種理由抗拒政治，無疑就是讓兩岸關係陷入泥淖。在兩岸關係之中拒絕經濟主義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只靠經濟主義已經動能不足，而政治與倫理恰好是深化兩岸關係必要的切入口。重新為載浮載沉的兩岸關係找到新動能，才有可能破解島內原有結構對社會、對人民的束縛。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5-03-25）

造飛機，飛到天上去：中國大飛機的逐夢之路

C919飛機模型（1：100）。

到過上海好幾次，而2012年春節過後的那次上海行，對我這個民航迷來說格外難忘，因為行程特別安排參觀了上海大飛機製造廠。進入製造廠之前，會先經過一個寫有「讓中國的大飛機飛翔藍天」的石碑，中國人自主研製大飛機的壯志豪情，讓人激動不已。進入廠內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商用飛機公司（簡稱「中國商飛」）主力機型──ARJ21與C919的實體展示機，機身後方懸掛了巨幅五星紅旗，象徵著中國大飛機的研製承擔了所有中國人民飛上雲霄的夢想。接著廠方人員帶領我們參觀展示機艙內部以及製造間，空間規劃相當舒適，技術與品質也達到一定的水準。由於廠內禁止拍攝，上海飛機製造廠所帶來的震撼，只能以記憶的形式保留在腦海之中。

那天在廠內還觀看了ARJ21與C919的介紹影片，廠方本來說要致贈參訪團員一人一架C919飛機模型，後來卻因為某些緣故沒有發送。由於這個陰錯陽差造成的遺憾，C919模型成為我這兩年多來不斷尋覓的「夢幻逸品」。在幾位熱心師友的協助下，今年年初我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一架1:100的C919模型，成為收藏「機隊」的成員。

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台灣許多兒童讀物都喜歡以「萊特兄弟」做為故事主題，因此多數台灣人總是跟著萊特兄弟的步伐，把人類乘著「大鐵鳥」飛上青天的逐夢過程視為西方人的專利。事實上，中國人對於「飛天」的嚮往更是其來有自，例如耳熟能詳的嫦娥奔月神話、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飛天」藝術意象。早在春秋時代中國已經發明了「紙鳶」（風箏），後世又傳到歐洲；而在明朝，相傳中國人萬戶為了實現飛天夢卻犧牲了生命，1970年代國際天文聯合會把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山」，以紀念這位人類飛天第一人。1965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作品《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其中一段「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雖是描寫革命的艱辛，卻也道盡中國人飛天下海的科研求索，直到2012年中國人自主研發的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成功下潛超過7千米；同年「神舟9號」載人飛船飛向月球，成功與「天宮一號」實現交會對接。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說：「誰控制了宇宙，誰就控制了地球；誰控制了空間，誰就控制了戰爭的主動權。」美國與蘇聯在上個世紀展開太空爭霸，如今太空早已成為世界重要大國競逐的領域，而中國則公開宣示太空探索計劃承載著和平任務。

將眼光從太空拉回地球的民航領域。全世界的藍天幾乎被美國波音公司與法國空中巴士所壟斷，而這兩間公司的飛機訂單，往往又是美、法兩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外交、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談判的重要籌碼。因此，民航飛機不只是簡單的商業交易，同時也是生產國工業製造、科技能力的展現，更是國力的延伸。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理解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一場座談會上所追憶起的中國「大飛機」之夢：「實現大飛機自主研發製造需要很長的過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腳踏實地地做下去」，同時他也公開宣示：「我們有很大的裝備製造業，但也有短板，就是到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大飛機，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按中國大陸的分類，「大飛機」是指起飛總重超過100噸的運輸類飛機，在民航客機方面包括150座以上的幹線飛機與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大飛機」研製計劃並非近年首倡，1960年代周恩來總理搭乘向外國租賃的客機出訪歐洲，卻被外國媒體暗諷「中國是一隻沒有翅膀的鷹」。1970年8月，大陸政府下達文件研製大飛機，「運10」正式立項。按當時的規劃，「運10」起飛重量為110噸，載客量150-180人，最大航程大於8千公里，可從北京直飛歐洲與非洲。「運10」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完全自主設計的大飛機，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1980年成功首飛。1984年卻因為缺少3千萬人民幣的購油經費，「運10」被迫面臨停飛的命運。

1980年9月26日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架現代化噴氣式大客機「運10」首次試飛成功。

「運10」項目雖然無疾而終，但是中國人自主研發大飛機的腳步卻未曾停歇。2007年3月，大飛機研製項目再次啟動，大陸國務院批准大型飛機立項，同意組建大型客機股份公司，文件指出：「研製大型飛機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全國人民多年的願望。……自主研製大型飛機，發展有市場競爭力的航空產業，對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動科學技術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現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義。」

2008年大陸將內部相關的航空設計與製造機構整合為「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並設立子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COMAC）致力民航大飛機的研發。中國商飛所研發的主力機型是ARJ21與C919，前者屬於最大載客量90人的支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3,704公里；後者屬於最大載客量168人的幹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5,555公里。而兩種機型都屬於單走道的「窄體客機」。

中國大飛機的成功，有賴於大量的人才與科技創新。中國商飛在北京與上海設立研發中心、總裝製造中心、客戶服務中心等基地，並從海外大量引進人才，其中10餘人入選直接由中央部署的國家「千人計劃」。與此同時，為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中國商飛也確定了超臨界機翼設計、機頭與駕駛艙設計、艙門設計、電傳操縱與主動控制技術應用研究、模擬座艙及操作程序開發驗證、噴丸成型及自動鑽鉚和構型管理技術等百餘項關鍵技術攻關項目；並且推動航空節能減碳，例如C919就比目前運營中的同級客機降低12-15％的每座每公里燃油消耗量，汙染排放物減少50％。

ARJ21與C919獲世界矚目

ARJ21-700做為大陸首架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支線飛機，首架交付機2014年6月已經在上海試飛成功，同年底取得大陸國內適航證，至今獲得國內外訂單278架。ARJ21今年初已經在成都試飛，預計不久後就將交付成都航空，執行飛往北京、上海的航線。

翱翔藍天的ARJ21。

C919的研製項目於2008年5月正式啟動，2014年逐步完成頭部、機身部段、副翼等大部件下線交付，中國商飛特別選定9月19日上午9時19分在上海總裝製造中心進行結構總裝。今年2月，C919的後機身部段也通過適航檢查。C919的發動機目前採用CFM國際公司（美國通用動力與法國斯奈克瑪公司合作創立）的LEAP-1C發動機，而大飛機的「中國心」──國產發動機──研製工作也已經全面展開。至今年1月底，C919訂單總數已達450架；再經過氣密性、結構測試和內部設備安裝之後，有望在今年底進行首飛。

C919雖然尚未正式投入商業運營，但因其低耗油量與低成本等優勢，已經備受國際矚目，也被去年底台灣《世界民航》出版的《全球民航客機現役機種總覽》所收錄，書中盛讚C919是「第一款無甚爭議、完全由中國自行設計的民航噴射客機」。中國的人才與技術將為航空業做出貢獻，中國商飛與波音、空巴在藍天上形成ABC（Airbus、Boeing、COMAC）三強鼎立的態勢指日可待。

（本文原載《觀察》第19期，2015年3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共尋歷史記憶是兩岸當務之急

兩岸歷史命運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光復70周年。這兩個70周年並非偶然，恰恰說明了在中國近代史的視野下，兩岸歷史命運的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的擴張與殖民，兩岸都是重災區，任何一個人都脫離不了歷史帶給兩岸人民的考驗，因此大陸人民不只抵禦著日本人的砲火，同時更致力於台灣光復；而台灣人民不只反抗著日本殖民鐵蹄，同時更曲線救國、參與抗戰。按理說，兩岸人民對於這段歷史應該感同身受。

正值重要歷史紀念日之際，兩岸卻因為「張靈甫」而又掀起誰是抗日「正統」的爭議波瀾，讓人誤以為時間還停留在「漢賊不兩立」的年代。張靈甫到底是不是抗日名將，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相較於當年日本給中國帶來國破家亡的傷害，中國大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曾為保家衛國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兩岸之間的對抗，並非來自人民的仇恨，而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難題，也唯有歷史才能解開這道難題。一旦兩岸之間共同的歷史記憶被尋回，以歷史進行對話，那麼再大的誤解與對抗不過都是滄海一粟。

歷史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要面對現實。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值得大加紀念，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中國人民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一路上在荊棘中從匍伏前行到昂然闊步；另一方面則是當前日本右翼不願記取歷史教訓，再度蠢蠢欲動，挑釁生事。大陸將在今年舉行閱兵，盛大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要耀武揚威，而是要藉此向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喊話，呼籲他們正視歷史事實與正義。大陸即將舉行的大閱兵也非突發奇想，包括去年底舉行的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在內，一系列的舉措都能說明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反省歷史以安定內部、並維護區域穩定的決心。

與此對比，駐防台澎金馬的「國軍」是「中華民國國軍」的簡稱，這支軍隊經歷了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而如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卻淡化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台灣的國防部除了推出猛男美女桌曆之外，不是把大陸當成唯一假想敵，就是在跟大陸爭誰是抗戰的「正統」，發言人甚至親上火線高聲批評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抗戰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是某黨某軍的專利，台灣政府至今避談兩岸歷史連結，以畏首畏尾的態度面對重大歷史紀念日，在美日強權擴張與歷史大是大非之前選擇噤聲不語，在同民族的大陸面前卻又趾高氣揚。台灣官方如此「爭正統」的心態反而親痛仇快，與侵略者殖民者站上同道，淪為令人不齒的「皇協軍」。

伴隨著歷史淡化而來的結果，就是對歷史是非的顛倒，在台灣集中表現在不假思索、毫無批判地謳歌日本殖民統治，因此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與高漲只是表象，其本質則是脫離民族母體的高度「附庸性」。馬英九讚揚八田與一、柯文哲說「華人地區接受殖民愈久愈進步」，或是一位台大法律系的學生投書《旺報》指稱：「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灣的恩人」，其實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所言「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是同樣的脈絡，都是抽離歷史之後的價值判斷產物。藍綠獨與反共反華人士，在缺乏文化根基、失去歷史視野的情況下，只能接受西方價值體系「文明─落後」的二元劃分，「文明」讓他們感到幸福與優越，「落後」則讓他們感到自卑與輕蔑。「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並不符合跟隨西方腳步「現代化」的自我想像，當然被這個社會掃進歷史灰燼之中。

近日一位歷史學者在新書發表會上歸納出她的研究心得：「中國歷史的迷思是始終覺得自己被欺負，等富強時要欺負回來；台灣歷史則是始終悲情，覺得自己被不斷拋棄。」她的總結或許代表了台灣社會的主流認知，但卻是「反歷史」的，無助於兩岸人民和解。兩岸之間現在最需要的，其實是攜手挖掘出共有的歷史記憶，站在共同的文化與歷史基礎上化解歧見，消弭心中對立與衝突的種子。而今年適逢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正是絕佳的時機。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2期，2015年3月4日出刊）

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

《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右）、作曲者聶耳（左）。（網路圖片）

2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載〈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作者何明國先生提及：「這首歌雄壯而豪邁，而且節奏鮮明，很有氣吞山河的革命氣概，抗戰期間傳唱大江南北」，肯定了《義勇軍進行曲》對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鼓舞。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當時也傳唱到台灣，是一代台灣青年重要的歷史記憶。

日據之下的台灣青年體會到「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此前後約有5萬青年「曲線」內渡回大陸延安、重慶，參加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運動。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島內興起「學國語」熱潮，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當時台灣青年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對當時台灣青年來說，《義勇軍進行曲》不只簡單易學，更重要的是這首歌貼切反映了台灣人對於甫脫離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直接感受。

抗戰末期在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其公子蕭開平先生2009年曾撰〈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蹟〉，文章提及：「（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同時也體現在當時人民所自發的運動。根據作家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與訪談，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指出：「（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1940 年代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浪潮傳到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為抗議發生在日本的「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1947年1月，台灣學生組織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回憶，《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迴盪在隊伍之中。

兩岸之間現在需要更多的歷史連結，而非對立。《義勇軍進行曲》見證了兩岸之間共同抗日、追求進步價值的歷史記憶，也象徵了在近代中國歷史視野之下兩岸的分合。《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與禁斷，是刻意被湮沒的另一半台灣史；與台灣問題一樣，也是歷史與霸權外力介入之後的結果。日前兩岸對於抗戰史的認知又起波瀾，而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不只是大陸國歌，它所蘊藏兩岸歷史脈絡，恰可做為兩岸透過歷史進行對話的橋樑。

（本文原載《旺報》，2015年2月10日；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