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的不只是台大利他獎

10月27日《中國時報》載石之瑜教授大文〈頒獎林飛帆 利他反害他〉，石教授從台大利他獎的頒發與林飛帆出席領獎，論證「黑箱是假議題」，甚至直指林飛帆個人的誠信問題。  

三一八太陽花運動雖已結束，但影響仍在蔓延，各式紀錄、紀念、頌揚太陽花的書籍與紀錄片，正在市面上暢銷，而島內學術單位也以各項名目助太陽花「轉守為攻、出關播種」一臂之力。  

反黑箱與監督條例是太陽花的兩大訴求，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運動及其領導群，事實上既不反箱，當然更不受監督。從三一八佔領立法院那一刻開始，包括領導、路線、組織、決策等各方面，都足以說明這場運動本身就是最大的黑箱。待在立法院內的領導核心，與院外被他們號召出來的群眾無疑是兩個世界，帶著滿腔熱血走上街頭的青年們，其一言一行與一舉一動只能被院內寡頭壟斷。參與的群眾沒有對領導核心「公民不服從」的機會與權利，更侈言任何的監督；再加上社會的集體氛圍，相關的議題無法激辯交鋒，最終動員出來的是表面上的熱血與正義感。  

當太陽花領導人對著台下群眾講出：「你認為我想當中國人嗎？我們都不想！」之時，便宣告這是一場高度排他的鳥籠運動。太陽花為認同與支持者的思想設定了框框，只要逾越，就該受到批判與霸凌──十足的白色恐怖邏輯。當這場運動及其領導人在實踐上都否定了他們的信仰，在道德上便無「利他」可言。  

接續太陽花而來的九二八香港佔中，是港台兩地聯合反中的「南方聯盟」的進一步實踐。佔中行動舉著「公民提名」的「真普選」大旗，只有認同佔中的港人才有資格被認為是「公民」，而其他支持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或是超過百萬連署反佔中的港人，不只無法被稱為「公民」，甚至連做為人的基本意義與尊嚴，都有遭受質疑與踐踏的危機。  

因此，港台南方聯盟近半年來分進合擊的街頭行動，都屢屢暴露出自身的虛偽。「反黑箱」的並不反黑箱，主張「公民普選」的在否定與推翻別人的公民身分，他們都不是在衝撞現行體制，反而是鞏固現存矛盾的擁躉者，這是最大的諷刺。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0-31；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面對災難，不能只是「天佑台灣」

甲午年開年至今，一連串悲傷的消息讓人感到窒息──馬航MH370班機失蹤、韓國歲月號渡輪沉沒、馬航MH17班機遭擊落、復興航空澎湖墜機、高雄氣爆、新店氣爆。有人企圖為這些孤立事件尋找其中的關聯性，給出的答案是：甲午年天災人禍多。

中國傳統的歲次似乎成為了替罪羊。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人的角色隱沒退位，秦漢之際的讖緯之學與天人相應學說再度盛行於當代，所以每當災難發生，政府、媒體與社會人人只能聲嘶力竭地吶喊：天佑台灣。「天佑台灣」的大行其道，其實完全暴露當代西方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的治理困境，正因為人無作為，從而只能呼天搶地祈求「天靈靈，地靈靈」。如同2005年卡崔娜颶風嚴重破壞了紐奧良地區，因為美國政府失能、救災不力，美國人民也只能寄希望於「天佑美國」。

今年5月曾到韓國首爾參加研討會，幾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韓國民眾組織街頭遊行，要韓國總統朴槿惠為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下台。如此訴求在台灣似乎經常耳聞，例如高雄氣爆之後，8月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召開中常會，會議定調「馬政府必須為此次氣爆意外負起全盤責任，不該再推卸給地方承擔」。

韓國左派勞動者會認為，歲月號沉船最大元兇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圖為首爾民眾在首爾市政府前排隊哀悼歲月號死難同胞。

韓台兩地災難之後都有要求領導人下台的聲浪，但在性質上卻差別極大，台灣政客把藍綠鬥爭擺到救災之前，而韓國民間的反省力卻值得我們加以反思。在首爾期間，我們拜訪了韓國左派勞動者會，團體代表告訴我們歲月號沉船悲劇最大的元兇其實是韓國政府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政策：其一，韓國政府將渡輪船齡限制從20年放寬到30年；其二，死難船員多數是打工者，薪資非常低；其三，政府安全管理與檢查不力，災難發生後僅允許與船公司簽約發包的單位進入現場救災；其四，政府放任船公司經營者非法掏空資本。

在此視野之下，災難背後的人為輪廓便顯得更為清晰可見。將目光拉回台灣，澎湖復興空難發生之後，究責的焦點多數集中到颱風及其造成的影響，而更為關鍵的因素卻被視而不見。這次復興航空墜毀的機型是法國與義大利合資製造的ATR72，此機型自1989年投入商業運行之後，在國際間事故頻傳，例如2013年同機型在寮國永珍起飛後即墜入湄公河，機上44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全數罹難。中國大陸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曾運營5架ATR72-210型客機，但早在2011年即已全部淘汰退役。

民用航空飛機由於成本極高，航空公司對於旗下所購入的飛機都會要求發揮其最大運行效益，每次飛行之後只有短暫的加油檢修時間，隨即又再投入下一次的飛行，因此飛機的安全管理極為嚴格。此次復興墜毀的機型，安全紀錄並不佳，但台灣政府卻仍舊放任航空公司使用該機型，未加以檢討，與資本家形成共犯結構，難保災難再次發生。台灣社會對於空難的責任追究，往往集中在氣候不佳、飛機駕駛、機場管制、中央─地方首長、軍方之間的無限循環，而資本家帶著一抹微笑巧妙的從此究責循環中全身而退。

高雄氣爆問題的癥結亦在如此。花媽陳菊鞠躬道歉、鄭重宣示管線不再回填，又或是經濟部長下台走人，都只是曇花一現的政治花邊。何以我們不曾追問高雄做為一個石化重鎮，難道沒人知道深埋在底下的管線層疊交縱，如果知道，又何以放任地下世界盤根錯節的無限蔓延？

話說回來，存在於偶然孤立事件之間的必然性，並非來自於天命，而是現實的結構與條件加以決定的。從重大災難所反映出來根源於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失序與失能，無法用天有異象一語帶過，因此出自於素樸情感的「天佑台灣」絕非解藥。必須深知，新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橫掃全球至今，早已與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結為命運共同體，其弊病癥結在於資產階級綁架統治階級，而統治階級服務於資產階級，互相擦脂抹粉，兩個階級合流共生的結果就是不斷的政策鬆綁與去管制化，人民原有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削弱，而治理權力則不斷被少數人所把持、壟斷。

尤其台灣的掌權菁英，無一不是在西方世界喝過洋墨水的學術買辦，在他們的眼中，除了市場至上這帖萬靈丹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與其「天佑台灣」，不如先幫這個權力結構卸卸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