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一隅小島；就歷史發展的洪流而言，自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伊始，台灣無疑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台灣問題影響著中國道路，而中國的發展同時影響著台灣的走向。
甲午戰爭揭開了日帝鐵蹄侵華、殖民台灣的序幕。戰後，毛澤東曾對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說：「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他也曾說過：「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甲午戰爭讓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深深體會到「落後就要挨打」，從而團結一致英勇抗戰。甲午戰敗的慘痛教訓，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另一方面卻也奠定了日後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復興的基礎，「落後」與「復興」是一體兩面、辯證動態地發展著。
甲午戰爭以降的120年歷史，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在歷史命運上的緊密相連、共同脈動。台灣人民50年血淚抗日，與大陸人民共同迎來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不只讓甫脫離日帝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感同身受，更是本省青年熱衷學習國語的難得材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本省青年對「白色祖國」之望，繼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到1949年台灣人親歷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公然介入中國內戰，致使兩岸分裂至今，也開啟台灣島內對認同新中國的左翼青年的白色恐怖政治撲殺。由此來看，難解的「台灣問題」濫觴於120年前的甲午戰爭，至今成為中華民族自救運動最後一道且必須克服的關卡。
換個角度從世界體系的視野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包括甲午戰敗、馬關割台在內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痛經驗，正是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掠奪。根據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教授的研究，在日帝殖民台灣之前，晚清劉銘傳治理台灣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此時的日本則處心積慮「脫亞入歐」，其發展模式被日本著名殖民地史學者矢內原忠雄稱之為早熟、後進的資本主義，從而一步步轉變為給亞洲帶來巨大災難的軍國主義。日帝在台灣的建設完全是從屬於日本的軍需產業，劉進慶對此評價為「日本帝國主義外延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現代化之路，首要任務即抵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枷鎖，追求最終的人民解放與民族獨立。中國後來所走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樣有台灣人民參與，象徵著中國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脈絡的發展道路。
經過了120年，世界格局劇變，中日兩國的實力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轉折，但兩甲子以前的甲午戰爭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鑑，台灣問題在根本上就是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競合。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必然要解決的歷史難題。
甲午兩甲子重思台灣問題，台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中心，台灣人民無法自外，我們同樣是中國道路的主人，如何在兩岸和平發展機遇期發揮主動權，這是歷史留給台灣的考驗。
（本文原載《觀察》第13期，2014年9月號；見刊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