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弱冠 任重道遠

自從我進入台大就學以來，每個月月初都不會忘記到圖書館翻閱《海峽評論》。《海峽評論》不光只有兩 岸前景的探討，也有台灣歷史的材料，更有國際局勢的分析。如果說《海峽評論》是一份「時事」刊物，倒不如說是一份思想性、多方位的刊物，對我一個受社會科 學訓練的學生來說，《海峽評論》無疑是我補充精神養份的最佳來源。

回顧《海峽評論》的歷史，其創刊於1991年1月，至本期（229期，2010年1月）為止，恰走進二十年的歲月，也是中國人傳統所 稱的「弱冠之年」。按研究指出，1993年李登輝開始推動進入聯合國的政策，一步步展開其「台灣國族」的建構工程，同一年，兩岸的認同也開始出現「黃金交 叉」，對「中國人」的認同不斷下降，而對「台灣人」的認同則不斷攀升，兩岸開始朝「分」的道路前進。〔註〕在「台獨思想」與「台灣國族」論述大行其道之 時，1991年創刊的《海峽評論》更顯得具有時代意義，逆著風舉起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大纛，堅持以良心說話，戳破一切為達台獨目標的讕言，捍衛在台灣為民 族和平統一的火苗。

1995年，一場「台灣本土化論戰」戰火點燃。《中外文學》1995年2月號「台灣文學的動向」專題，刊有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 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陳芳明《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台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與黃琪椿《日治時期社會主義思潮下之鄉土文學論爭與台灣話文 運動》。其中陳昭瑛的文章對台獨異化進行尖銳的批判，卻引來一系列有關「本土化運動」的論戰。但《中外文學》卻只願刊登贊同陳芳明觀點的回應文章，為讓論 戰觀點趨於平衡，也為打破台獨派對「本土化運動」的謊言，《海峽評論》加入戰局，先是在同年3月號轉載了陳昭瑛的原文，繼而刊出王曉波（3月號）、陳映真 （4月號）、林書揚（7月號）的評論與回應，也在6月號刊出陳昭瑛回應廖朝陽、張國慶的文章。《海峽評論》讓論戰不至於全被台獨派佔盡優勢，也維護了符合 歷史圖像的「台灣人」與「本土化」的意義。如果當時沒有《海峽評論》的平台，只會有「台灣本土化『論』」，而沒有「台灣本土化『論戰』」。

1997年，在「兩國論」出台前兩年，李登輝的台灣國族建構工程進入到「亡國先亡史」的階段，開始實行貫徹其意志的「認識台灣」教科 書，將「日據」改為「日治」、「我國」改為「中國」、「中國人」改為「漢人」，甚至避談「光復」，且大談不知為何物的「台灣魂」（社會篇）。筆者在 1999年就讀國中，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使用者，當我們正抱著「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的態度，殊不知我們學習的卻是一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但在 1997年，《海峽評論》已經揭竿而起，開始對為滿足執政者政治目的而昧其良心完成的「認識台灣」開啟了艱辛的鬥爭。回頭看看1997年5月號《海峽評 論》的社論《救救孩子，救救下一代！》，文章中說：「我們決不是反對『教改』，更不是反對將台灣史加入歷史教科書中，而是反對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反對皇 民化運動復辟和台灣殖民地主義的復辟。」台灣的皇民化階級篡改台灣歷史教科書直至今方興未艾，而《海峽評論》對「皇民化」與「分離主義」史觀的戰爭至今也 尚未停火。《海峽評論》為堅持台灣人愛國主義的傳統，更為下一代接受貼近真實的台灣歷史，長期抗戰，不達目的絕不干休。《海峽評論》一肩挑起了責任，「任 重道遠」，令人尊敬。

台灣民主化的路途走來崎嶇，戒嚴時期在國民黨思想的控制下，爭脫這副枷鎖是很困難的。民主化之後，一直到民進黨執政，台獨與民進黨卻 將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大功攬在身上，將歷史的主導權與詮釋權搶去，但他們的主導與詮釋卻不符合具體的歷史脈絡。「黨外」一詞絕不代表台獨勢力，也不代表民進 黨的前身，「黨外」也有一股站在台灣歷史出發而希冀民族統一的潮流。1963年，胡秋原先生創辦《中華雜誌》，在一批愛國文人志士的努力下，毅然高喊中華 民族主義，並在70年代肅殺的氣氛下，積極鼓吹兩岸和平統一，一直持續到1990年才吹了熄燈號。70年代也是中華愛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先有海內外中 國人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後有鄉土文學論戰，在這種思潮底下，《夏潮》雜誌在1976年創刊，由蘇新的女公子蘇慶黎擔任總編輯，但在1979年就被迫停 刊。雖然《中華雜誌》與《夏潮》都無奈停刊，但它們所代表的精神（當然也是「黨外」的另一種精神）卻沒有中斷，1991年1月《海峽評論》正式創刊，其編 委會的成員，大多是以前《中華雜誌》與《夏潮》的成員，自1991年1月「為海峽兩岸搭橋樑，為中國前途覓希望」的《海峽評論》創刊號，到2010年1月 「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的《海峽評論》229期，二十年間從探尋到建構，一方面繼續了《中華雜誌》與《夏潮》未完的工 作，一方面持續拓展理論與鬥爭，這才是真正的「黨外」精神。

此外，1970年爆發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由於政府的軟弱，美、日強權的私相授受，致使運動並未成功，釣魚台至今仍被日本霸佔，當 時參與保釣的學生邱立本（現為《亞洲週刊》總編輯）甚至說現在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1945年台灣脫離殖民地控制，復歸祖國懷抱，但非但無法守住釣 魚台，反而使台灣再陷入「新殖民地」（陳映真語）的窘境。面對這樣的狀況，這批老保釣無法坐視不管，延續了年輕時的熱情，不斷為「保衛釣魚台」奉獻心力， 而《海峽評論》便是海內外中國人竭聲呼喊「保衛釣魚台」的最大基地。《海峽評論》的編委不乏當年的諸多「老保釣」，也不斷注入「新保釣」，例如鄭海麟教授 的多篇關於釣魚台歸屬的研究，又如祖國大陸姜宇晨同學為「保釣」所做的呼籲。2010年是《海峽評論》創刊二十歲，更是保釣運動屆滿四十週年的日子，意義 非凡──釣魚台一天未收回，《海峽評論》一天不休息。

「認識台灣」教科書（社會篇）說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這樣的說法早已成為台灣輿論的主流，獲得大部份人的認同。但我們不禁要問， 「多元社會」的台灣，為何只容得下台獨的觀點，卻無法接受統一的說法？對我一個八○後的年輕人來說，《海峽評論》的存在是相當有價值的，就如同它的宗旨： 「為海峽兩岸搭橋樑，為中國前途覓希望」與「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台灣需要有不同的聲音。

2009年12月8月，行政院長吳敦義一席「搞台獨是白癡」的言論，又挑起台灣人的敏感神經，在政治上掀起一陣腥風血雨。吳敦義為了 澄清他的「台獨是白癡」說，9日卻言：「如果要談統一，沒有人贊成。」從吳敦義的談話，我們不難發現今日台灣的虛偽，即選舉時「藍綠」綁上「統獨」根本是 假議題，藍既不統又像獨，綠既不獨又反統。這個社會也因此需要《海峽評論》的存在，告訴這些政客：在台灣，愛國且希望兩岸和平統一，大有人在！

祖國人民對日八年血淚抗戰，台灣人民五十年堅苦抗日，而《海峽評論》二十年對「三腳仔」、「新殖民」與「分離主義」鬥爭，更對這三種 勢力背後的魔爪發出正義吼聲。二十年是一個里程碑，更是一個開始，弱冠之年的《海峽評論》，當扛起更重的責任，為明確的目標而努力，一方面發揮知識份子的 良心，一方面昂揚台灣人愛國主義傳統，更重要的是匯集與建構和平統一的理論，鋪陳出兩岸民族和平統一的坦途。

《海峽評論》創刊號的「創刊旨趣」指出其宗旨為：

一、政治民主，社會平等。

二、兩岸整合，祖國統一。

三、復興中華，世界和平。

二十年了，「政治民主」已經完成，但其他目標尚未成功，《海峽評論》仍須努力。

〔註〕張亞中，《我的兩岸統合七大夢想》，2009年4月20日，「《中國評論》新 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3/0/6 /10093063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30636。

（原文寫於2009年12月14日，刊於《海峽評論》第229期，2010年1月，http://www.haixiainfo.com.tw/FF/229-7785.html）

半世紀的茁壯‧十二年的養成

第一次寫丘念台的文章，是回顧我在竹林求學的十二年過程，認識不深，感到慚愧。一直有個念頭，好好地再認真研究丘念台、書寫丘念台，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到。

（2009年12月18日補記）

‬我永遠記得父親讓我就讀竹林小學的理由，他說竹林是一個非常重視禮貌的學校。一年級開學第一天，父親帶我到教室門口，當我正沉浸於老師認真教學之時，我發現父親已經離開窗邊，很放心地將我交給學校。

‭ ‬自竹林小學畢業已經十年了，但在竹林小學充實的日子我卻不曾忘記。我的一、二年級導師是石海燕老師，我記得她非常注重學生的字體，太大太小均不宜；石老師在每次考試後，都會自掏腰包購買國語日報出版的書籍，贈送給成績優良或大有進步的同學，現在我還依稀能感受當時獲贈書籍時的喜悅。三、四年級的導師是姜文鳳老師，她很注重學生平時的表現，有一次我的成績退步許多，老師便打電話給家長關心我的狀況，沒有讓我繼續往後退；老師也是個很開明的人，當時我正熱衷於飛碟與外星人，還在班上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組成一個小團體，老師非但沒有禁止我們，竟為我們召開了一場小型的演講會，和全班同學一起討論來自外太空的神祕現象。五、六年級的導師是黎肇祥老師，黎老師不是一個相當嚴厲的人，但他設計了很多活動以帶起我們的學習欲望，我在五年級以前成績並不是很突出，但在黎老師的教導下，成績突飛猛進、名列前茅，最後以縣長獎的成績畢業；他會在週記上回應我們所寫的內容，在對話之間給我我影響很深；我也記得老師有時候會在下課演奏曲笛，班上的氣氛頓時變得很有氣質。

‭ ‬求學期間我曾數次參加作文與書法比賽，皆有不錯的成績，這些成績都可歸功於竹林小學的基礎養成。當年我參加了作文班與書法班，利用中午的時間訓練才藝，呂校長是書法老師，她會用毛筆沾水在黑板上示範柳公權的筆法；張校長是作文老師，我還記得第一堂課是用一連串的猜謎所展開。

‭ ‬直升竹林中學以後，對我往後的人生理想也起了很大的影響。竹林中學的品格教育一直是我津津樂道之處，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品行，而且都從小地方著眼，例如嚴格要求學生一定要把制服紮進褲子裡，這點讓竹林的學生個個看起來很有精神，不會顯得邋遢。

我在竹林中學也遇到很多令我敬重的師長，在我成長之路上不斷從旁提攜與指導。國中導師是王培錦老師，她雖然非常的嚴厲，但處處為學生著想，不輕言將學生記警告，不願學生留下不好的記錄；老師也科科精通，常在段考前為我們複習每一科，總能讓我們班的成績排在全年級的前面；老師在我即將升上國三之時，叮嚀我一定要參加班聯會主席的選舉，她相信班聯會主席可以為我帶來更多的歷練，雖然後來有種種因素我並沒有參選，但老師對我的支持與期盼，我仍然銘記在心。國中階段另一位對我影響極深的人，便是國文科的王仲杰老師，他帶給我很多賞析文學的觀念至今仍很受用，例如不要拘泥單字虛詞，而應重視文章通篇的理解；他的許多教學方法可能頗受爭議，但對我的作文技巧卻有很深的助益，例如他將暑假作業的閱讀心得改為抄寫王鼎鈞先生的《開放的人生》，他也允許我在國文課上閱讀聖修伯里的《小王子》。

‭ ‬在國二下學期，當大家正猶豫要直升高中部或外考，我受到許多師長與學長的鼓勵，決心直升本校高中部，至今從高中部畢業四年，我仍然沒有後悔直升的決定。竹林的環境很單純，不像公立學校在人才的競爭相當激烈，因此讓我得到許多代表學校出外比賽的機會，雙和區作文比賽第一名、賴和全國人文獎第二名……等，除了為校爭光，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力與競爭力的提升。在竹林中學，我也獲得機會參加國科會舉辦的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選拔，很多老師提供協助，最後也獲得錄取，這個營隊是我決定要往政治學等學術發展的重要轉捩點。高中的導師是管惠美與張炳富兩位老師，他們都很注重我們的生活教育與學科成績；國文科張富美老師、歷史科周雪玉老師，與地理科連偵欽老師，經常鼓勵我參與校外比賽，並犧牲假日來指導，這幾位學識涵養深厚的老師也是我一直感念的對象。

‭ ‬最後，我要感謝的人是創辦人丘棣華女士。從小學到高中，每次創辦人總親自頒發獎學金，創辦人會幫我翻好被風吹亂的領子，也會叮嚀我要幫忙做家事，創辦人就像祖母一樣地和藹可親。也感謝創辦人與學校提供如此優沃的獎學金，家裡的經濟狀況在我升國中前後發生問題，多虧有學校的獎學金，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

‭ ‬在竹林求學的期間，很少人會注意竹林的創校歷史，我也不例外。但到大學以後，雙主修歷史學系，對臺灣史發生很大的興趣，閱讀許多材料後，深深體會創辦人家族對國家的貢獻極大。創辦人祖父丘逢甲先生，領導臺灣人民抗日，未成功而內渡後更在廣東一帶辦學、作育英才。創辦人父親丘念台先生，更是展現極大的愛國主義傳統，日據時期丘念台先生領導臺胞在廣東打游擊戰抗日，作家藍博洲先生的《幌馬車之歌》也描述了丘念台先生在廣東對臺灣人的保護與照顧，令人佩服不已。光復以後，丘念台先生擔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穿梭於統治者、半山與臺灣人之間，解決了許多可能引爆的政治衝突，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為百姓仗義執言，也贏得臺灣人對他的敬重。後來丘念台先生擔任監察委員，也開始興學，他的人格更是我最尊敬之處，根據丘秀芷女士的回憶，丘念台先生在創辦逢甲學院（逢甲大學前身）後便宣布脫離與該校的關係；政府播遷來臺後，丘念台先生的妻子原為自己謀得北一女校長的職位，但念台先生為了避嫌，也勸退了自己的妻子；竹林中學草創時期，缺錢購地，時丘念台先生擔任彰銀名譽董事長，他卻斷然拒絕貸款給自己的女兒。這些事蹟現在聽來或許有點不近人情，但丘念台先生所代表的高潔人格與精神，卻也是今天臺灣社會所欠缺的。創辦人是丘念台先生唯一的女兒，繼承了丘念台先生的人格精神，胼手胝足興學辦校，為國家培育棟樑，提出「忠孝勤樸」的校訓，希望竹林人都能夠愛國愛人。回顧竹林的創校歷史，創辦人並未有辜負先祖的志業，也為國家做出重大的貢獻。

‭ ‬當年幫福利社的邱伯伯在傳達室屋頂架起竹小四十週年與竹中三十週年校慶的看板，記憶猶新，如今離開竹林小學十年了，離開竹林中學也將屆滿四年。對於竹林十二年的培育之恩，我一時一刻未曾忘記。希望現在還在學校的竹林人，認識竹林創辦的艱辛，體會創辦人與學校欲傳承給我們的精神，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也能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原文刊於《竹林人》，2008年4月30日，頁261-264）

臺北二○○四

臺北城，一百二十歲了。

今年臺北市政府正熱烈慶祝臺北建城一百二十年。自劉銘傳決定將臺灣省省會置於臺北的那一天算起，整整過了一個世紀又二十年。

而，臺北城一百二十年間的美麗與哀愁似乎全濃縮進今年來。

來臺北十餘年了，似乎很熟悉這裡的生活步調及環境，有時又似乎感到有些陌生，因為臺北天天在變，臺北天天有驚奇。

之前到臺北市稅捐處對面一棟不起眼的建築物參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克特先生的演講，許多文人也齊聚一堂，例如：龍應台、余光中、楊牧……等，大部分的聽眾沉醉於新詩創作的殿堂裡，而我卻反常地將眼光注意在這棟建築物上。據悉，三年前這棟建築物是荒廢、無人看管的大樓，文化局接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臺北文學愛好者流連忘返的駐足地，亦成為表演工作者演出的空間。了解這段故事，我的心是悸動的，「臺北」這兩個字頓時在我腦海裡活了起來，這是個多麼有生命力的都市！

今年總統選舉過後，許多質疑結果的民眾紛紛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表達抗議，也有一群熱血的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前絕食靜坐。或許這些活動有著「政治」的外衣，但在我眼裡，數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及十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似乎又醒了過來。或許有衝突、或許有淚水，但也有理想、有衝勁。臺北的街頭像當年的北京街頭給了年輕人施展抱負的「無限」空間，年輕人覺醒了，的確，臺北也因為有熱血的刺激而隨之「覺醒」了！

自今年七月份起，數個颱風猛烈侵襲著臺北，首善之都也淪為水鄉澤國，受災的民眾苦不堪言。臺北在不斷的進步中而環境的惡化卻接踵而來，或許我們該緩緩生活的步伐，用心地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土地聊聊，了解他哪裡生病了？哪裡受委屈了？

撇開政治的畫分，「大臺北」這個都會區是我的第二個故鄉，卻比我的原鄉──雲林更親切。甫滿十八歲，考得機車駕照，我騎著機車穿梭在臺北的橋樑與道路上，自己在前進著，旁人也在前進著，臺北呢？也在前進嗎？

林強的歌曲「向前行」中描繪了年輕人在臺北打拚的情景。到今天為止，臺北人在臺北努力著，不是臺北人也在臺北揮汗著。有人稱臺北是「出外人的故鄉」，也有人說臺北沒有特產就是臺北的特產。的確，這塊「大拼盤」對我們而言究竟是什麼意義，只是賺錢的地方？只是求學的所在？還是我們願意落地生根的終點？

歷經清治、日據再到中華民國，臺北作為臺灣的「首都」並非空穴來風。這裡有著先人打拚的縮影，也有著不同國家的風格。在講究「本土化」的今天，臺北正試著走出自己的味道。在眾人的努力之下，有些成果已逐漸呈現出，我更期待的是，未來的臺灣可以繼續燦爛。

今年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里程碑，我昂著首邁進了大學的新階段。環境改變了、態度改變了、心境也改變了，唯一不變的是，我仍留在臺北。很多人企盼著負笈到他鄉求學，我卻慶幸我還在臺北。或許我失去了磨練獨立的機會，可是我毫不畏懼，因為這個地方是資訊流通最快的，也是文化交流最頻繁的，彷彿臺北也對我說：「不要害怕，有我陪著你成長！」

複雜、汙染、誘惑，有人說臺北也是墮落的淵藪，我並不否認，但世界又何處不是淵藪？臺北的味道是甜是苦，端看你如何看待他、利用他以及了解他。或許有人厭惡臺北的繁華，我也喜歡鄉村的安寧。其實處處是天堂，處處是地獄。臺北是天堂？還是地獄？

秋天已經遠離，冬天要接管臺北了。

寒風正瑟瑟地襲來。

下午五點臺北的街燈要亮了，可是，我卻感覺一百二十年前劉銘傳點下的那盞燈不曾熄過。

此時的騰雲號猶在二二八公園裡思憶著它在臺北馳騁的英姿，此時的我用筆記下臺北的轉動，準備繼續我那未完的臺北的夢。

（原文刊於《竹林文薈》第39期第3版，2005年1月）

「死不悔改的統一派」──向陳映真致敬！

1959 年陳映真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以來，今年正是陳映真創作五十週年。為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其他單位，自九月底開始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向陳映真致敬」。此外，在陳光興教授的奔走下，歷經若干年籌備，「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終於在11月21-22日於新竹交大隆重舉行。

自2006年陳映真在北京中風迄今，臺灣的文學界、思想界、社運界似乎少了點陳映真的聲音。透過「向陳映真致敬」活動，人們漸漸找回陳映真的小說，以及其小說中對人的關懷，但是思想層次的陳映真，好像還是被忘了。

九 月廿六、廿七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的陳映真國際研討會，會中發表人關心的主題大多還是陳映真的文學，但現場卻瀰漫著一股奇怪的氣氛。在自由討論的時間，陳映 真的左翼與統一的關懷，成為了一些聽眾攻擊的焦點。會議結束以後，詩人李敏勇在《自由時報》上發表〈向陳映真致意〉文章，雖名為「致意」，但通篇論點是要 指出，「在研究陳映真、閱讀陳映真，仍然應該對陳映真『國家、民族』大旗的實相與虛相，有所檢證」、「進步的陳映真，還是進步的嗎？」十月二日，一名彰化 師範大學臺灣文學所的研究生，也在《自由時報》發文〈失真的陳映真〉，將前述觀點更為露骨的表白，「如果陳映真果如他過去勇於揭發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下 遭受迫害臺灣菁英份子，時至今日的陳映真是不是也能勇於揭發中國迫害西藏、新疆的鎮壓行為？」、「如果陳映真漠視了中國的霸權、侵略人權的行為，那陳映真 自始至終的「發聲」是為了誰？又為了什麼？」

當 陳映真統一的立場再度被尖銳批判之時，這些批判者何曾回頭細究陳映真作為一個「統派」的思想與歷程。如果不從陳映真的思想出發，而直接對陳映真的「統派」 立場進行攻擊，這是極不厚道的。陳映真決不是一個盲目的「統派」。陳映真透過對近現代歷史的重新梳理，企圖找尋臺灣社會的性質，從《人間》雜誌，到其舉辦 「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再到人間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系列叢書（以「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一套七冊為代表），都能明白陳映真的統派立場，是出於對自我的認 識、對鄉土的愛與關懷，更能體會到陳映真對近代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蹂躪兩岸發展的不捨與指控。

今 年八月，筆者在北京有機會認識了老保釣、現任臺灣同學會會長的林盛中先生，對談之中，林先生特別提到陳映真在保釣運動史料蒐集上功不可沒。如果沒有陳映真 先生的居中牽線、來回奔波、出錢出力，代表中華民族「愛國反帝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重要文獻，難以重見天日。釣魚台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操弄的悲劇，無論保釣 運動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它代表著是海內外中國人的「愛國反帝民族主義」。在保釣運動結束的卅年後，陳映真一肩扛起蒐羅史料的重責大任，探究背後的動機，套 一句林獻堂在光復初期領導「臺灣光復致敬團」回到南京時的名言：「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陳映真認為保釣運動開啟了七〇年代思想的熱潮，突破冷戰與「新 殖民」下思想的限制，影響了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接續了臺灣左翼的傳承。在人間出版社營運困難之際，陳映真還是決定出版《春雷聲聲》與《春雷之後》四大 冊，可見其背後思想的脈絡。

十 一月在交大舉行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可以說較全面地回顧與探討了陳映真的思想，更觸及了陳映真的社會實踐與他對第三世界的關懷。在這一場會 議中，一些年輕朋友說「我們太小，我們不懂」，甚至嚴厲地批判陳映真與他的時代沒有為下一代找到定位。筆者同為八〇後的一代，對這樣的說法感到羞怒，在諸 前輩追尋我們的「過去」與他們的「定位」的荊棘路上，如果我們選擇成為不負責任的一代，永遠無法從過去找到我們的定位與未來，而我們的下一代又將如何去找 他們的自己、過去，與未來呢？我們是否又將被下一代嘲為「自私頹廢」的一代？陳映真也是為了追尋自己、過去，與未來，開啟了臺灣社會性質研究的大工程，我 想這應是陳映真給八〇後最大的啟示。

李 歐梵教授說陳映真是臺灣文壇少有的「知識型」和「理念型」的作家；曾健民醫師在交大會議上說，陳映真的政治、文學與藝術不應分開來談。只看文學的陳映真， 不看思想的陳映真，是不周到的；只看站在堅定統一立場的陳映真，不看對歷史深入了解、對鄉土熱愛的陳映真，更是不公道的。從陳映真文學中散發對「人」的 愛，一直到陳映真對國家、鄉土的愛，我要向「死不悔改的統一派」陳映真致敬！

（原文寫於2009年10月15日，12月4日增修定稿。刊於《統訊》2009年12月號，頁8-9。《統訊》版本略有刪節，此處以原題與原文發表。）

陳映真（譯）：新版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

新版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陳映真譯）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指一個人覺得凡人（在人世間）皆應對於民族國家盡其至高之忠誠的一種心態。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的運動。在歷史上，人類總是和他們的鄉土、他們父母的傳統，以及既有的疆域內各種威權，有著密切的關聯；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紀之後，民族主義才開始成為一種塑造人的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之公認的情操；成為造成現代歷史之重大的、單一的決定因素，縱使不是最重大的因素。由於它強勢性的活力和貫通一切的力量，常常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古已有之的。有時候，民族主義甚至被誤為是政治行為中的一種永恆的要素。實際上，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才能算是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強大的表現。在民族主義向拉丁美洲各國浸透之後，十九世紀初，向中歐擴散。在將近十九世紀中期時，它又從中歐向東南歐發展。在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亞洲和非洲古老的土地上開花。因此，十九世紀被稱為歐洲民族主義的世紀。而在二十世紀，我們在全亞洲和非洲，看見了強大的民族運動之興起與奮鬥。

在世界政治的意義上，民族主義意味著國家或民族的合一──或者至少是以民族的地理學原則來決定國家範圍。在民族主義的世紀，而且只有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主張每一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那個民族自己的國家，且國家應該包容形成那個國家之族籍的每一個成員，便成為一普遍承認的原則。前此，國家，或者在一個政府管轄下的領土，並不以民族為範圍。在那個時代，人並不是對民族國家效忠，而是向其他的、不同的政府性組織，諸如城邦、封建領地和封建侯王、王朝國家、宗教性群體或宗派等效忠的。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期裡，民族國家是不存在的。並且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民族國家甚至並非人類的一個理想。在基督教紀元開頭的十五個世紀裡，理想是普世的世界國家，而不是對任何個別的政治體的忠誠。羅馬帝國為這理想建立了偉大的範例，並且將它延續到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還將它保存在「基督共和國」（res publica christiana）的觀念中，更在十七世紀的許多著作裡，以統一的世界文化和世界政策的這一世俗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之前，政治上的忠誠，並不以民族性為轉移。因之，也沒有人主張民族對於文明的決定性。在中世紀，人們認為文明是因宗教而決定的。當時，對於基督教以及回教世界中的諸民族而言，只有一種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只有一個文化上的語言──即拉丁語（或希臘語），或者阿拉伯語（或波斯語）。後來，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古典主義時代，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成為普世的典範，而在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中，皆為正當。再後來，法國的文明，被全歐洲奉為各族中一切具有教養之人的正當文明。只有到十八世紀的末葉，人們才頭一次認識到民族對文明有決定性的關係。就在那個時候，這樣的原則才被提出：即一個人只能以他自己的母語來教育，而不是以其他時代的、他種文明中的語言──不論那語言是古典的語言，抑或具有高度文明的其他民族的文學創作。

從十八世紀末以後，教育和公眾生活的民族化和國家、政治忠誠的民族化同時並進。詩人和學者首先著重了文化的民族主義。他們從事各民族母語的改造，將母語提升為文學的語言，並且深入地在自己民族的歷史中蒐求材料。如此，這些民族詩人和學者，便為民族的國家性的政治主張預備了基礎。這種政治主張，是被他們燃起了民族精神的人所繼之提出的。

十八世紀以前，在若干時期中存在著若干群體的民族情感，尤其是在各國艱苦和衝突的時代。民族主義感情提升到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位，是由於若干複雜的發展所促成的：由一個破除了古老的封建性忠誠的專制君王所創造的中央集權大國；生活和教育之脫離基督教寺院影響而世俗化，助長了各種方言的發展，並且削弱了教會和宗教宗派的束縛；商業的發展，要求更大的領土，以便有足夠的空間讓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動力精神和他們的資本主義事業之發展，得有充份的餘地。這個廣大的十八世紀的、統一的領土國家，加上它的政治、經濟上的中央集權化，逐漸浸染了一種新的精神──一種與較早時期的宗教運動中的狂激情緒相類似的新的激情。在人民主權論和人權論的影響下，人民代替了君王而成為國家的中心。君王不再等於國家；國家已經成為民眾的國家，即民族的國家，父祖之國。國家乃與民族合一，一若文明與民族之文明合一者然。

這一發展，和支配了前此的兩千年間的各種政治思想相反。在這以前，人們都著重一般性和普遍性，並且以統一性為理想的目標。民族主義強調特殊性、鄉土性、殊異性和民族的個性。而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這些傾向也越是響亮。這些較不受注意的特點，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明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西方文明的普遍標準──即對於世界人的尊重、對（同一而相同之）理性和常識之信仰、基督教和斯多噶學派的傳統之殘留等──皆依然極為強大，使民族主義還不能充份發展，也不能撼動整個社會。因此，有人認為原初的民族主義，尤其在西歐和北美洲，是與各種世界主義思想和泛愛人類的觀念相容共存的。

歐洲人的民族主義

第一次現代民族主義充份的發露，是發生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革命。英國成為科學精神、商業、政治思想和活動的領導國家。滿懷著對於新的歷史時代的強烈信心，英國人覺得他們肩負著歷史性任務，他們覺得自己正站立在偉大的轉捩點，一種新的改革和新的自由即將發端。在英國革命中，有一種樂觀的人文主義，和加爾文主義的倫理同時發展；舊約的影響，藉著將英國民族同於古代的以色列民族，而將形式賦予新的民族主義。

在米爾頓（John Milton）許多著作中，指這個由新的民族所傳揚的福音，並不只要傳給英國人，也要傳給一切的人類。米爾頓著名的預言中，自由的理念從英國傳佈出去。而英國將「在萬世中被尊為培育自由，將自由傳佈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最豐沃的土地。」他說：

「眾人聚集在我的周圍，我想像……我看見地上的各國找回了他們失去已久的自由；我看見這個島國上的人民……正將文明和自由的福祉在各市各邦各國中傳播出去。」

英國當時的民族主義，比起稍後的、由於脫離基督教寺院而世俗化運動獲致更大成就時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接近它的宗教的母體。但是，不論如何，十八世紀的民族主義，也分享了當初英國民族主義之對於自由的熱情、人道主義的特性、對於個人和個人權利的重視，以及對於同居於一地且背負同一歷史文化之人類的範圍，尤其是民族分界之重視。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和英國商業中產階級的興起相合應的。英國民族主義，在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中取得完善的表現，並且正就是以洛克的政治哲學的形式，影響了下一世紀的美國和法國的民族主義。

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民族主義的典型產物。北美的殖民者中，有一部份受到清教徒革命和洛克學說的影響，另有一部份受到同時代一些法國哲學家為英國式的自由觀念所做的新的理性主義詮釋。美國殖民者，成了為自由和各種個人權利而戰鬥的民族。他們以當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表現在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派恩（Thomas Paine）的政治思想中者，做為他們戰鬥的理論基礎。它是一種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民族主義，視美國為向著全人類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幸福進軍的先鋒隊。十八世紀的各種思潮，在美國獨立宣言和獨立美國之誕生，獲得了最先的政治實現。這些深刻的影響，延續到法國大革命。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提倡人民主權論，人民的共同協力以形成民族意志，以及倡言平民大眾為文明之真實的寶庫之時，已經為法國民族主義的成長，準備了土壤。

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超過了盧梭的思想。法國大革命勝利地表現了對於共通的人性和自由的進展的信心。那著名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類及公民權利之宣言」，被認為適用於各民族而不僅限於法國人民。個人自由、人類平等，各民族的友愛，成為一切自由的、民主的民族主義的共同基石。在這些新精神的影響下，新的禮儀產生了，它部份地取代了古老的宗教節日、儀式和祭典的地位；節慶和旗幟；音樂和詩歌；國定節日和愛國的高頭講章等。民族主義以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滲透到生活的一切表現中。正像美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樣，法國的興起在戰爭的技術中產生了新的現象：武裝的民族。在美國和法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是充滿了新的狂熱之情的國民軍隊，證明優於受過高度訓練，但缺乏民族主義激勵的職業軍隊。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注重在建設國家過程中個人的自由抉擇。他們認為，國家是由它的成員所做之自我抉擇的行動所建立的。公民投票便成為表達民族意志的工具。在美國和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意味著謹守普遍寰宇的、進步的觀念，仰望自由和平等之共同的未來，而不是回顧以專制和不平為標記的過去。

拿破崙的軍隊，將民族主義的精神傳佈到歐洲，甚至近東；同時越過大西洋，民族主義也激動了拉丁美洲的人民。但是拿破崙征服的鎖鍊，使歐洲人的民族主義反抗法國。在德國，反對法國的鬥爭，是由一群作家和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這些人反對一切美國和法國革命所賴以成立的各種原則，以及民族主義的各種自由和人道主義觀點。

德國民族主義開始強調本能以對抗理性；強調歷史傳統的力量以對抗為進步和更為公正的秩序之目標所做的理性的努力；強調各民族間歷史的差異性而不著重各民族共同的希望。法國的革命、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被德國人看成一種短暫的越軌，越軌之後，社會秩序的永久基礎就會重佔優勢。

十九世紀中的發展，證明這種德國式的民族主義詮釋是錯誤的。自由的民族主義益為興盛；它滲透到越來越多的人民：即不斷興起的中產階級和新的無產階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和所謂「各民族的春天」，似乎實現了像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一類的民族主義者的希望。馬志尼畢生致力於以民主的手段，實現意大利的統一以及一切自由國家間的友好。雖然他的壯志不酬，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十二年間，在拿破崙三世和德國的協助下，意大利、羅馬尼亞得到獨立。同時，在一八六〇年代，即使在俄國和西班牙，自由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自由的民族主義之勝利的趨向，被俾斯麥挫敗於德國。俾斯麥在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基礎上統一了德國，挫敗了德國的自由主義。德國不顧居民的意願強併阿爾薩斯──洛琳兩省之事，是和人的自由意願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思想相矛盾的。阿爾薩斯──洛琳的人民，是依照客觀的要素、依照種族，而不是依照居民的意願，或對於他們所選擇的民族之忠誠，而定為德國人的。

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民族主義分解了哈布斯堡和各奧托曼蘇丹的超民族國家。這兩個超民族國家都建立在「前．民族主義」的忠誠上的。在俄國，民族主義的深入產生了兩個相對立的思潮。一部份俄國民族主義者想建造一個西化的俄國，並與歐洲其他自由的、進步的國家相結合。另外的一些俄國民族主義者則強調特殊的俄國特性，強調俄國主義，主張基於貴族的、東方正教的過去，所決定的俄國的獨立性和殊異性。這種斯拉夫派和德國浪漫主義思想相似，並深受其影響，將俄國視為被自由主義和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各種傳承所崩解的西方之未來的教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是民族主義在中歐和東歐的勝利。在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了新的民族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而這些國家後來卻因內部的民族摩擦、鄰國間領土的爭論而深受其害。

俄國民族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而爾雪維克取代了沙皇帝國，列寧取得勝利之後，一部份受到壓抑。然而布爾雪維克也主張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這運動也將成為俄國人的各種國家政策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訴諸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激勵俄國人民對抗外國侵略者。戰後，斯大林又發覺民族主義是蘇聯在東歐擴張時最堅強的阻力之一。所謂「民族共產主義」成為蘇聯集團的分裂性的力量。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領袖鐵托被莫斯科斥為民族主義者和叛徒。在一九五六年秋間的波蘭和匈牙利反抗運動中，民族主義是一個強大的因素，其後，民族主義的影響也可見於羅馬尼亞和捷克。

亞洲人和非洲人的民族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才出現於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造就了凱末爾（Kemal Atatuk）、埃及的沙德．巴夏查．庫（Sa'd Pasha Zaghl）、阿拉伯半島的伊班．沙烏德（Ibn Sa'ud）、印度的甘地（Mahatma Gandhi）和中國的孫逸仙一類的領袖。凱末爾在一九二三年成功地將中世紀的回教君王制改造成恢復活力、現代化的現世共和國。阿拉伯統一的要求在亞洲和非洲因英國帝國主義而受挫，其在非洲者則因法國帝國主義而失敗。然而英國卻顯示了一種與這新的民族主義力量相適應的天賦，協力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埃及（於一九二二年，迨一九三六始完全獨立）和伊拉克（一九三二年），並且在印度表現了同樣的精神。一八八五年印度國民會議成立，以推展英國式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卻在一九一八年之後越來越趨於激進。受到德國影響的日本則利用現代的工業技術去為一個更為權威的民族主義服務。

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的進展，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歷史反映出來。為國際聯盟約章做了準備的凡爾賽條約，減少了戰敗的一方同盟國中的帝國──主要的是德國和土耳其。國際聯盟把德國的殖民地分配給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南非的委任統治地。將德國的太平洋上的屬地分配給日本、澳洲和紐西蘭。依照這些屬地達成獨立的願望，分成幾等。在國際聯盟原有的會員國中，只有五個是亞洲國家（中國、印度、日本、泰國，和伊朗）以及兩個非洲國家（利比里亞和南非聯邦）。其後在國際聯盟解體於一九四六年之前，國聯只增加了三個亞洲國家（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及兩個非洲國（埃及和伊索比亞）。在國聯控制下的委任托管地中，只有伊拉克、黎巴嫩和敘利亞在國聯存在的期間取得獨立。

一九四五年五十一個聯合國原始會員國中，有八個是亞洲（即中國、印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沙地阿拉伯、敘利亞和土耳其），有四個是非洲國家（與國聯時代之非洲會員國同）。但是在聯合國成立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中，即增加了六十六個新的會員國，其中五十五個是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國聯時代會員總數從來不滿二分之一的亞、非國家，現在卻代表了聯合國將近半數的國家。在新的亞、非國家中，亞洲的四國和非洲的七國，部分或全部是從過去的委任統治地創造出來的。

第二次大戰之後，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和馬來西亞，以及非洲的迦納從英國和平地獲取了獨立，正如菲律賓和平地自英國獲得獨立。其他則須在苦烈的殖民地戰爭中為其獨立而艱苦戰鬥，如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和法屬北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在這新的亞非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列申招募它的支持者。首先，共產主義和這些民族主義者協力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各國而鬥爭，而在獲得獨立之後，則以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相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換取其對共產主義之支持。二次大戰間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民族主義，隨中國共產黨獲取政權而消失。但不久之後，中國共產主義，像稍早的歐洲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地開始離開超民族的共產主義。到了六〇年代末期，在蘇共和中共之間的相互詆控，顯現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而享有與列寧同樣榮譽的地位。而隨著中國共產主義之逐漸轉向內部，它對於亞、非各民族的影響已顯著地消失。

新興亞、非民族的野心，恆相牴觸。聯合國複雜的政治，顯示出這新的民族主義的諸多難題。與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因而建立的印尼，與聯合國出面仲裁西伊里安（即西新幾內亞）的時間一直續到六十年代末年。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爭端中，聯合國的軍隊在埃及和以色列軍隊中出面居間調停。從以色列建國以來持續不絕的中東難題，以及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所帶來的阿拉伯內部各國間的爭端，困擾著聯合國。其他的聯合國參與的紛爭，遇有印度和巴基斯坦間對於雅穆和克什米爾的爭議；韓國分裂和其後的韓戰；聯合國在剛果長達四年之久的干預；希臘和土耳其間為新獨立的賽普路斯所做的鬥爭；印尼和菲律賓之反對將沙拉瓦克巴（北婆羅洲）併入新成立的馬來西亞等等。

許多同為獨立而感到驕傲的新興國家，都面臨許多的問題。由於對獨立沒有做好準備，剛果人民共和國獨立的頭四年，沒有一個像樣的穩定政府。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有典型的因極為複雜的部族和語言所帶來的問題；不知其數的人口中有不如其數的部族（至少有一百五十個部族分屬三大支派），使用著不知其數之多的語言，其中至少有一百種語言和方言群。在印度獨立法案生效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二十多年間宗教的差異，使全部信奉回教的雅穆和克什米爾到底應該歸於回教的巴基斯坦，抑或印度教的印度的問題，懸而不決。嚴重的經濟競爭也帶來許多問題。對以色列而言是提供活命之源的約旦河，使以色列常常和缺水的阿拉伯鄰國發生爭端。

二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民族主義精神似乎隨著國際性軍事、經濟和政冶組織──如《北大西洋公約》、「歐洲煤、鋼集團」、「歐洲原子能集團」、「共同市場」等──而逐漸消逝。但是法國總統戴高樂所尋求的各種政策、德國分裂的問題，都顯示民族主義的號召依然極為有力。

關於民族起源，應看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現代民族主義之各種解釋，可看Louis L. Snyd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等。


先理解然後評論（《中華雜誌》編者）

一切人物、思想、制度皆可評論，但評論必先理解評論討論的對象。

有人不喜歡民族主義，便把民族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聯在一起，認為「可悲」。他們說民族主義是「動之以情」之力，必須節之以理，必須以自由平等幸福相調和，民主法治為導引。他們不知民族主義可以分為自由的或權威的，但義和團、法西斯主義是另一回事。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是與共產主義相反。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不是情，如說是情，自由平等幸福難道不是情？天下何事何物又能不節之以理？吃飯服維他命固然要節之以理，講理的科學，如講成「科學主義」也不行。自由民主能不節之以理嗎？自由可到無政府，民主也可到極權民主。法治要看什麼人立的法，幸福要看什麼人的幸福。這些東西如何能作民族主義之導引？他更不明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沒有清楚明白的概念，就不能談學問。不了解一種概念，就不可以隨便評論。過去因有人亂批評民族主義，我們曾譯了一兩篇外國百科全書之解釋。現見一九七四年《大英百科全書》〈民族主義〉條簡明扼要，故為譯出，供贊成或反對者之參考。

這不是說，此文句句是經典，但他代表今天西方學界對民族主義之標準知識。他有一大疏忽，沒有說明亞非民族主義乃對抗歐洲帝國主義而起，但他承認有帝國主義，不像我國西化派否認帝國主義之存在。又有一句話「六十年代之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也許可以誤解毛澤東也是民族主義者，如今日此處怕民族主義的人所誤解的。但原文只是說毛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必誤解。

還要聲明的，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但不斷說民族主義不夠，必須補之以學問，否則是空的，這恐怕比「節之以理」圓滿得多。我們還要說，我們不僅贊成自由民主和法治，而且要將此義擴張於地球上之每一人；因此，我們不佩服西洋人之自由、平等和民主。他們果真是自由、民主的，哪有帝國主義？沒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乃因我們缺乏這個東西，要以此治崇洋媚外之病而已。沒有帝國主義與崇洋媚外主義之後，沒有人纏夾民族主義是義和團與法西斯主義之後，我們也許要講國際主義乃至世界主義哩！

而在目前，凡要批評民族主義的人，都必須看完這篇譯文，或先知其所說要點，然後說話，才可望「節之以理」，而不至無理取鬧。

《中華雜誌》，一九七八年五月


轉引自：王曉波，《民族主義與民主運動：一個統派知識分子的探索》，2004，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43-357。

（2009年12月2日，張鈞凱校訂。）

龍瑛宗：〈青天白日旗〉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對華侵略，殖民地臺灣也進入了戰爭總動員期。是年，日本殖民政府全面廢除臺人原用之白話文，改說「國語」（日語），報紙也全面禁止漢文版。在這樣的背景下，龍瑛宗以日文表現了光復初期的感動與激動，寫下了他在光復後的第一篇小說〈青天白日旗〉。龍瑛宗最出名的小說莫過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但由於〈青天白日旗〉是他在光復後的第一篇小說，因此也廣泛地被討論。但網路上卻鮮見這篇小說的全文，或少數載有詩人葉笛譯的版本，此處所載的版本是龍瑛宗自己譯的版本，更具有意義，是我轉謄自曾健民編，《1945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文集》（2005，臺北：印刻），頁60-64。

這篇短篇小說，充分地展現了光復初期，臺灣人內心的轉折。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臺灣人雖知道了日本無條件投降，但因日人還掌有臺灣，且未來歸向不明，故尚不敢大肆慶祝。但在日本鐵蹄佔據五十年下，臺灣人衷心企盼回歸祖國，因此得知自己快要成為中國人時，內心的雀躍難以掩飾，臺灣人不願做「日本人」，更不願做「支那人」，而要做一個有自信的「中國人」，如同小說中木順仔天真地說：「呀！咱們是中國人。」隨著局勢逐漸明朗（大約在1945年9月以後），臺灣人開始大張旗鼓地慶祝回歸祖國，熱烈慶祝自己回做中國人。「光復」是「去殖民化」與「祖國化」，如同林茂生所感受般，「光復」使臺灣人重新發現「我是自然人」，重新發現「社會」、發現「國家」。〈青天白日旗〉短短的篇幅中，確能讓讀者回到當時的時空脈絡，體會當時的臺灣人如何期待、發現、慶祝、迎接「臺灣光復」、「復歸祖國」；而文末阿炳對木順仔說：「木順仔，你要記住做日本人的時候，假如有什麼傑出的才華，還是得不到一官半職。現在時勢變遷了，端看你的用功如何，便可以做官了，你要專心唸書才對。」從今天來看，卻也點出了歷史的諷刺，這應是龍瑛宗當初寫小說時所始料未及的吧。

2009年11月17日記

青天白日旗

龍瑛宗 著/譯
《新風》「創刊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今天是龍眼大量上市，阿炳家四周的龍眼樹結得滿枝層層累積的果實，而且也鼓起圓圓的，尤其是今年的售價也不錯。於一日，阿炳挑著龍眼筐，上鎮去銷售了。好久沒有轟炸了，農民們趁著好時光，賣力氣地幹起田園的工作。

「阿爸，沒有轟炸了。帶我上鎮去吧。」

六歲的木順仔，央求著阿炳。

「曉得了。咱們好久沒到鎮上去了。」

父子倆，踩著夏日繁茂的雜草，一步一步地走，終於望見了鎮口。但是，出乎意外地小鎮的表情，竟也改變著。向來沒有精神的街頭巷尾，眨眼間朝氣勃勃地振作起來了。人潮也出奇的多，而臉龐總是笑嘻嘻。

售柴的、售菜的、售龍眼的、售荔枝的。這裡一夥兒，那裡一夥兒，而臉上泛起了生龍活虎的神情，而是從來沒有看過的表情。

乍看之下，牆壁上電線桿子上貼滿了海報。

「臺灣光復」

「感謝祖國」

「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

唸著唸著，難以動搖的實感，把阿炳的身軀裡漲滿起來，陡的一陣惡寒似地心情動盪著。

臺灣光復！首先聽到時，阿炳好像不敢太相信。這是太幸福了，雖然，心內一直盼望著這一天的來臨，但是，始未料想到這麼快了。還是做一場夢嘛，他想。

中華民國！在阿炳來說，好像陌生的遙遠的祖國。爺爺奶奶跟爸娘經常掛在嘴上說的祖國，而祖先們於往昔，便居住在那裡大地上，然後，渡過驚濤駭浪來到了臺灣。

戰爭時期，由於缺乏食糧（，）日本政府強徵稻米，因此警察拷打老百姓時，阿炳便想起了沒有祖國的悲哀。村子裡的土霸王──日本警察簡直是可怕的傢伙，他揮揚著藤條子把老百姓，毫無考慮地亂打亂踢。有的肋骨打斷了，有的噴血了，有的被打得躺下嚎啕大哭，逐一泛現以記憶裡了。

阿炳在想，拚命地在工作，然而，為什麼這樣地非毆打不可呢？什麼星辰之下出世的臺灣老百姓，沒有祖國的淒涼，竟從心田裡湧上起來了。

誰也在絕望的層底下徬徨著，如果，戰爭繼續打下去，臺灣的老百姓由於缺糧而削瘦哭死，陷於滅亡邊緣。一天又一天，生活以長吁短歎度過日子裡。

突如其來的是日本降伏的謠言。

「喂！你有沒有聽到日本要降伏，是不是？」

阿炳看看四下無人，偷偷地問了一聲鄰舍道：

「禁聲！聲音還大一點，是了，日本真的降伏了。如果，講了一聲降伏，被日本警察大人聽到的話，那還了得。一定咱們被打得很慘。我告訴你，應該講媾和才是。」

勿論，降伏或是媾和，總是戰爭結束了。阿炳的感情有點茫然自失，稍後，由衷心歡喜的感情便湧上來了。

「如果，沒有戰爭了。咱們可以安心地幹田園的工作。不會徵糧的事，逼人煩惱透了。」

以盤腿坐著安堵感之上，稍後，擔心害怕地又說：

「臺灣究竟會演成怎麼樣呢？那高鼻子碧眼的米國（美國）兵會來這裡麼？」

「這，這個問題麼？恐怕不會吧。臺灣一定歸還中國的領土。」

「是麼？」

阿炳雖然半信半疑，但是鬆了一口氣，覺得新春元旦與節日一齊重逢之感。

果然，臺灣是歸還給中國的領土了。阿炳邊售龍眼，邊看牆壁上貼滿的海報；

「臺灣光復」

唸了又唸，陡的覺得身心輕鬆，又好像卸了鞍子的野馬，馳驅於青色天空，而自由自在地在逍遙。不知不覺地龍眼也售完了。

「龍眼售完了。咱們回家去。」

阿炳獨自個喃喃著，挑起空筐子踩著歸途。

那個時候，孩子的木順仔，似乎吃了一驚地嚷著：

「阿爸，你看看。」

用手以指示街頭的一角。

時序九月，沐浴著閃閃白耀的陽光，穿著白色襯衣的一個男人，手拿著看不慣的旗子迎面而來。男子的旁邊很多的孩子們，跟接著在一塊前來。

白色陽光之下，旗子以清紅色翻過來。定神一看，於左邊隅角青天裡象徵著白日而光芒四射。

阿炳於霎時間又想起了。

「呀！木順仔。那是青天白日旗啦，咱們的新國旗呢。」

「阿爸，好漂亮！買一隻吧，好不好？」

「好，好。到那邊去，給你買國旗去。」

阿炳牽著木順仔的手掌，向著大夥兒那邊跑過去。

木順仔抓住了小型青天白日旗，眼看著木順仔的童顏，呈顯凱旋小將軍的神氣。阿炳也莞爾笑出來。

「很高興麼？」

「是呀！阿爸，趕快給阿娘看看。」

木順仔用力地牽著阿爸的手，奔往夏日繁茂的鄉下路。木順仔以精神飽滿的步伐，揮著揮著新穎的旗子向前往，冷不防地迎面來了一個日本人警察。

霎時間，阿炳想想躲避他。由於拿著青天白日旗子，被土霸王看見了，也許橫遭一頓毒打。臺灣的老百姓，對於日本土霸王的害怕，是司空見慣了。由於芝麻小事，他們經常挨揍得滿身紅腫。

「且住......。」

阿炳又想回來，現在，是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民麼？害怕什麼呢？阿炳牽著木順仔和旗子，拋棄了彆扭心理，毫不介意地挺胸昂首，搖搖擺擺走過去。警察呆著看他一眼，倒也讓他們走過去。

木順仔陡陡阿爸問了一聲說：

「阿爸，咱們從今也後不做日本人，而做支那人麼？」

「兒子呀！不要叫支那人，應該叫中國人，知道麼？咱門是中國人。」

「中國人？從來沒有聽過呢。」

「嗯！是吧。大家輕蔑咱們，一直叫著支那人、支那人。原來，咱們有了不起的名稱啦。」

「呀！咱們是中國人。」

「木順仔，你要記住做日本人的時候，假如有什麼傑出的才華，還是得不到一官半職。現在時勢變遷了，端看你的用功如何，便可以做官了，你要專心唸書才對。」

「阿爸，知道了。」

木順仔揮舞著旗子，並把嗓子放高叫著：「萬歲！萬歲！」


──本篇原以日文寫成，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新風》創刊號

臧克家：〈表現──有感於台灣二二八事變〉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顆熱淚把它洗乾
祖國，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觸到的母體
不再是只許壓在深心裡的
一點溫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呀
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血紅
來表現！

原載於：《文匯報》1947年3月8日

轉引自：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編，《文學二二八》（2004，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封底。

陳宜中：大真相與小真相

2007/02/25 -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5版]

【陳宜中（作者為中研院人文社會中心副研究員、族群平等聯盟成員、台社成員）】

　　報載吳乃德教授準備籌設「民間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進行更細部的調查研究，以作為台灣民主與人權教育的一環。所謂「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項工作誠值得高度肯定──只要它能避免淪為民進黨炒作族群仇恨的幫兇。

　　在七一五親綠學者的推波助瀾之下，「轉型正義」儼然已經成為台灣政壇的最新流行名詞。但談之者眾知之者少，能說明何謂「轉型正義」並予其適切定位者，實在少得可憐。

　　究其實質，轉型正義從來就不是什麼高深的概念。我們不難理解，許多現下的政治與道德爭議，都與過去發生的不正義有關。正因為歷史上的不正義，往往是今日許多怨懟、衝突與仇恨的來源。所以，為了社會的進步與和解，為了公義的伸張，我們理應有效地面對、處理這些歷史包袱。畢竟，一個無法從歷史中汲取共同的、進步的教訓，而老是糾纏於過去恩怨的社會人群，是不太可能走出更美好未來的。

　　我們知道，威權時代所發生的種種不正義，往往既是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同時也對新興民主構成了某種詛咒。因此，如何「超克」威權時代的歷史遺留，幾乎是所有新興民主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但，這說來容易，卻做來不易。轉型正義若處理不好，非但趨近不了「超克威權，深化民主」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目標，反而害了、斷了新興民主的生機。說要抓鬼的人，最先被鬼抓去，這類情況並不陌生。

　　因此，我們必須提出兩個關於「大真相」的問題，還有一個關於「大和解」的問題。

　　其一，二二八的「大真相」是什麼？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根本就不是族群殺戮，而是在日本殖民戰爭、大東亞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的戰爭脈絡下，發生於台灣人民身上的歷史悲劇。日本對台灣的戰爭剝削、國府接收政權的貪污腐敗與官逼民反、以及國共內戰的急轉直下，其實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與歷史大真相。二二八，哪裡是族群殺戮？

　　其二，白色恐怖的大真相是什麼？不就是「反共政權」對赤色份子及其同路人，對所謂的「中共同路人」（無論罪證是否確鑿），所遂行的大規模虐殺與政治迫害，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寒蟬效應嗎？要追查白色恐怖的大真相，我們沒有理由不歡迎，但這涉及美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五十年代的美國，是麥卡錫主義肆虐的白色恐怖時代，而老蔣政權不過是「美帝在東亞」的傀儡之一。但要釐清這個大真相，卻又直接牴觸了民進黨的冷戰心態，及其甘為美日附庸的不自主政策。

　　其三，或許正因為親綠朋友不願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大真相」上，給個更明確說法，所以，才會強調「小真相」重於「大和解」。小真相是什麼？就是去追查威權時代第一線劊子手的虛無與濫權。但追查小真相，和更小的真相，在當下台灣能帶來和解嗎？當然不。要大和解，就得說清楚大真相。不敢說清楚「大真相」的人，當然也就不敢談「大和解」。

　　惡搞族群鬥爭，正是台灣民主的最大危機，正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大課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最大歷史教訓是：為了台灣人民共同的民主未來，請別再挑起戰爭，請別讓歷史悲劇重演，請別再冤冤相報。

　　「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構想來自南非，但南非，是在英美強權保障白人土地與經濟特權的條件下，才得以民主轉型的。台灣的民主條件以及治安，皆遠優於南非。南非所無法獲致的「大真相」與「大和解」，在台灣都還是有可能的，事在人為。

「沒有改變，何來進步？」藍博洲《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讀後反省

2004年的我，對於藍博洲的參選，多少有點印象，但那一年，我關心的還是府前的抗爭，思考的模式還是沒有跳出藍綠為人民所囿限的框架。

我對藍博洲的認識，或許和許多人一樣，都是來自《幌馬車 之歌》這一本書。我想，這本書的確開啟了我去認識「我所不知道的臺灣史」的動機。接著，藍博洲對於二二八與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調查與書寫，是我熱切追尋的。這一段「我所不知道的臺灣史」，難道不是臺灣史嗎？為什麼就這樣被湮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一向喜歡流連在唐山書店臺灣史專區前面的我，一本在主流 臺灣史出版物中特別顯眼的書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藍博洲的新書《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這一本書同時滿足了我對臺灣史與政治真面目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切合了我對選舉文化的不滿與不齒。

雖然這本書的主軸是藍博洲在2004年代表「臺灣民主學 校」於苗栗縣參選立委的日記，但作家朱天心的「序」卻也令我沉醉其中。朱天心的「序」不只是一篇「序」，可說是這本書的另一個靈魂部分，在敘事中，朱天心娓娓道來2004年前後的時間，一批學術界、文化界、社運界的「良心」，如何團結起來，希望「重建被背叛的民主」。

或許當時的藍博洲，把他對臺灣史的認識並推廣當成是選舉 的「手段」，但這個「手段」卻讓我們對選舉有了另外一個想像，就是選舉是一種「學習」。選民在候選人身上補上一堂缺漏的臺灣史，而候選人在選民的反應中學習對話。

臺灣的過去極其複雜，絕不是一本中學歷史教科書，或一本 圖解臺灣史可以道盡的。就算一本標榜「詳細」的臺灣史書籍，它也不一定是「全面」的；就算它標榜是「全面」的，卻也不一定是「客觀」的。更何況在這個左眼消失的環境，在這個高度仇中偏見的時代，臺灣史的矛盾無所不在。

沒想到，一場立法委員選舉，這樣的矛盾竟然深刻的體現。 立法委員的選舉，藍綠高度動員，為了要讓敵方陣營「不過半」，選民只能像戰爭中的「非友即敵」模式來約束自己，無奈，選民自以為這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卻不知這些政客在暗隅裡竊笑。勝利，屬於政客，不屬於人民。

也唯有像藍博洲這樣的堅持與勇氣，才能使對話與學習在這 場「假戰爭」中存活。但無恥的政客，除了製造一場又一場的「假戰爭」外，另外也在顛覆臺灣的過去，扭轉並改造臺灣的歷史。

選戰日記寫到2004年11月26日，候選人藍博洲接到 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藍先生：我讀過你的《沉屍‧流亡‧二二八》等書，想想 你這幾年愈走愈偏，研究了半天二二八，難道你不能領悟二二八的發生就是因臺灣人已不是中國人（這是林獻堂先生錯認之後的悔恨），臺灣文化已不同於中國文化？

「看你競選，找來的助選員，儘是一些統派，而以民主形象 包裝著，讓人感慨，做了那麼多年的二二八文史工作，除了稿費、版稅，你學到了多少？

「你當然不是為當選而競選的，而是為宣揚『理念』而競選 的，但民意有多少？別自取其辱了！」

隔沒幾天，11月29日，候選人的妻子阿靈，對一位五金 行老闆困惑的表情難以忘懷，那一張臉正在思考著：「怎麼一個研究二二八暨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調查寫作的人，會反對李登輝和陳水扁，反對軍購和臺獨呢？」

臺灣歷史的記憶與矛盾，在一場地方選舉中，竟然露骨的表 明了。近年來的一股暗流，即臺灣的歷史是為了臺灣的獨立而存在。就像臺灣人睜不開左眼一樣，臺灣歷史也只剩下那模糊不清的半邊。難道，連「我們的」歷史都還要分統獨嗎？

我想，有一股外來的、由上而下的力量，按著臺灣人的左眼 ，也順勢撕掉史書的半冊。這一股力量不因如此而滿足，它也畫了兩個圈圈，讓人民把選舉當戰爭。

對政治早熟的我，到選舉季節當然異常興奮。但選舉一旦落 幕，我也隨之落寞。我的落寞不是因為沒有旗可搖，或沒有話可喊，而是來自於對這些民意代表的觀察。他們為自己總比為他者多，為自己人也比為其他人多；「服務處」真正的功能是操弄與操盤，不是用來「服務」的；陳情的選民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張張的票，至於真正要「搶救」的選民，通常只會得到搪塞。這就是我們驕傲的民主，這就是我們習慣的政治。

除了藍博洲在參選期間震懾於苗栗人對地方政治的冷漠與被 動外，我自己對苗栗也有粗淺的接觸。大學的時候，我參加一個營隊，認識了一位苗栗在地的大學生，因為對政治的熱情，我們很快成為好友，但時間久了。我發現他在苗栗當地的政治「實踐」，靠得是父母、人脈、金脈、後門，靠得絕不是「理想」。一個對政治懷有憧憬的年輕人，思考的竟然不是如何「改變」，反而想的是如何快速的往上爬，實在令人扼腕。

藍博洲的選舉，以及這一本「記事」，帶給我最大的反省就 是，如果沒有「改變」，何來的「進步」呢？就算是一點點的「改變」，也能有一點點的「進步」。是啊，我們都痛恨於口水、黑金、賄選、派系、政爭，我們都曾經深深地冀求改變的希望。2004年的苗栗，藍博洲曾經點起了希望，但很快的被吹熄了。政治人物是選民投票產生的，選民如果不能有所覺悟，政客只會軟土深掘、變本加厲，選民被綁架了。但我們得捫心自問，當希望接近我們的時候，我們又有多少膽量去接受這個希望呢？

（原文寫於2009年10月15日，發表於《兩岸犇報》2009年11月第八期，11版「對話空間」）

2009年11月號《犇報》，按此下載PDF全文

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1959年9月，陳映真在《筆匯》發表他首篇小說〈麵攤〉，爾後的50年間，雖曾因故短暫停筆，但大部分時間仍創作不懈，且成就非凡，《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華盛頓大樓》、《忠孝公園》等，皆已成台灣小說經典，獲得評論界高度推崇。

　　陳映真曾參與《文學季刊》系列刊物的編務，創辦「人間」雜誌及人間出版社，帶動當代文學與文化思潮。

　　他是台灣文學重要的旗手、小說家、雜誌創辦人、關注弱勢者的報導文學家，也是台灣近代重要的社會運動者之一，在海峽兩岸與華文文學世界裡亦佔有一席之地，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以及對社會文化的關懷，深深影響這一代的知識分子。

　　2006年10月，陳映真因病在北京入院，至今仍在休養中，文壇人士頗為關切，擬以文藝茶會、研討會等系列活動方式遙寄祈願，並藉此探討其文學及相關議題呈現其文學成就與對台灣文學的貢獻。

　　今年，是陳映真首篇創作發表至今50週年，將舉辦「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由來自台灣、大陸、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者，如山田敬三、朱雙一、李瑞騰、呂正惠、金河林、松永正義、林載爵、施淑、陳建忠、楊翠、廖咸浩、黎 湘萍、趙遐秋、曾萍萍等共同發表論文，並有兩場「陳映真與知識分子的人道關懷」、「擁抱一切良善與罪惡——陳映真的文學世界」座談會，藉此呈現其文學成就 與對台灣文學的貢獻。

時間：2009年9月26、27日

地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活動網站

人間凝視：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座談會

人間凝視：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座談會

將理念付諸於文字和行動的小說家 陳 映真，絕對是今年台灣文壇最受注目的名字之一。從他發表第一篇作品開始，至今已有五十年。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他是一位小說家、文字創作者；但在半世紀後回 顧陳映真，他所影響的不僅僅只有文學，他也影響了台灣當代的政治和社會。除了小說家之外，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也是一位社會革命者。 2009 台北文化護照將由趨勢教育基金會陳怡蓁發起，與南村落共同主辦，《文訊》雜誌協辦，邀請曾擔任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攝影師李文吉、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 楊渡、知名作家楊照等人舉辦座談，從文學創作、雜誌創辦者、城市知識份子、白色恐怖入獄者、凝視人間的弱勢關懷者……等各種不同樣貌介紹陳映真。 也藉著這場座談，將「陳映真‧人間風景文藝茶會」中所展出《人間》雜誌的攝影圖片，開放讓所有民眾參觀，回憶《人間》的報導，也理解陳映真當年創辦雜誌的理念。 綜觀台灣當代文學，絕對不能不提到陳映真，歡迎大家前來認識這位擁有多樣面貌的台灣文學旗手。 人間凝視：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座談會 時間：2009/9/25（五）19:00-21:00 地點：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延平南路98號） 座談人：李文吉（人間報導學社秘書長）、楊渡（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楊照（知名作家） 主持人：韓良露 ( 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 ) 參加方式：免費參加，請以電話、傳真預先報名，共200名，額滿為止。 洽詢電話：南村落(02)8369-2963 傳真電話：南村落(02)8369-5076 活動網址： 2009台北文化護照culturepassport.culture.gov.tw 南村落www.southvillage.com.tw 按此報名

集氣鬥陣行!0916中午12點10分請響應快閃吶喊：陳映真加油！

陳映真是誰？

也許你不認識陳映真，但是你可能聽說過《人間》雜誌。
這份雜誌是台灣最早開始關心環保、原住民、弱勢或邊緣族群的刊物!
透過當時最棒的攝影照片與動人的文字，突顯了許多許多應該被關注的社會議題
陳映真是這份刊物的創辦人！

2006年，陳映真二度中風，於北京朝陽醫院積極復健中

為了鼓舞他對抗病魔，並繼續其悲天憫人的文學創作，我們特別發起『陳映真加油!集氣快閃吶喊真愛活動』!
歡迎關心陳映真的朋友，關心台灣文化、文學的朋友們，歡迎愛台灣的你/妳，在2009年9月16日（三）中午12:10，於敦化南路2段198號1樓廣場集合
與我們一同大聲呼喊：「陳老師，加油！」

這個石破天驚的經典的畫面，將於9/24.25陳映真創作50周年系列活動中公開放送，讓我們用最真誠的聲量召喚更多更多真愛力量。
這份熱騰騰的愛也會漂洋過海，傳遞到陳映真與陳映真的親屬們，讓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集氣鬥陣行】
天時：2009/9/16(三) 中午12:10
地利：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198號1樓廣場 (國泰金融大樓，奧迪汽車外廣場)
人和：現場活動人員將會解說吶喊與集氣加油動作，請各位熱血朋友振臂疾呼：「陳老師，加油！」(全部過程約5-10分鐘，結束後請大夥以生平最快的吃奶力氣現場快閃!)

http://trendfoundation.pixnet.net/blog/post/24317587

野火樂集2009年「唱自己的歌」演唱會

野火樂集演出「唱自己的歌」演唱會

時間：98年9月4日 星期五 晚間七時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Haiyan」是原住民一個美麗的虛詞，它存在著一種美好，一個驚嘆，一個屬於靈魂不需
要多解釋的嚮往。它是任意的時空與視聽，幅員是遼闊的胸襟與歌聲。

源自於台灣原住民最富饒的音色與山齊高，源自於原住民最渾厚的聲線比山谷還要深遠，
在傳統與現代音樂的融合之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音樂人，將西洋音樂元素融入自己的歌
曲之中，更將台灣的『世界音樂』分享給在這個經緯度上生活的每一個人，因此，他們從
台灣的四面八方而來，唱著自己的歌，分享他們在生命中所感受到的力量。

「土地」是人們得以生存的最大力量，而歌謠與土地是密不可分的，當野火樂集之年輕音
樂人一再唱著來自母地與部落的歌，不管身在何地，都知道家的方向。我們要藉著「歌」
連成想念的線，牽引著每個人回到自我歸屬的「土地」，唱「自己的歌」，唱出對台灣這
塊土地的「熱情」與「愛」。



媽媽小姐的愛情敘語---- 小美 + 琳鳳

部落，是一個原住民生活的重心，當男人外出工作之後，女性就留在家中灑掃、照顧小孩…
一邊工作，她們也一邊唱歌來忘憂。小美與琳鳳兩位阿美族的姑娘，將唱出家鄉
院子那群談笑風生的媽媽小姐們，對愛情的期待......



通往太平洋的夢想之歌---- 陳世川

達魯馬克部落附近，一條筆直的路通往太平洋的路。路的兩旁長滿牧草，三三兩兩的牛群，
吃著草慵懶地躺在樹蔭下，世川說：「小時候騎著單車走這條路，就可以直直到達海邊。」

太平洋就在不遠處，就這樣直直的走就可以到達。世川也正直直的走著，向著那夢想邁進！



聽見，一段時光---- 陳永龍

聽永龍唱歌，似乎聽見一段時光，一幅畫面，或是一段故事，
音符婉轉中，有他淡淡的哀傷，
詩般的文字，也有著他村莊邊上那大大的山脈…





樂手：陳宏豪+hyhy+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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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

野火樂集網站　http://www.ignitefire.com/

野火樂集部落格　http://blog.yam.com/wildfire/

參加「七O年代保釣文獻解讀論壇」觀察與想法

　　筆者今（2009）年五月二、三日參加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舉辦的「一九七O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以下簡稱「清大保釣論壇」）。這 是近年來老保釣們最大型的一次聚首，筆者有幸參加此次論壇，心情相當澎湃激動。作為一個長期觀察釣運的學生，參加這場清大保釣論壇，有些想法想與諸前輩分 享與請教，又拜讀《海峽評論》前（222）期刊出邱立本、姜宇晨與胡祖庶三位先生的大作，更有些心得不吐不快。

　　五月二日晚間主辦單位播放了張釗維先生製作的紀錄片「狂飆的年代─向右走，向左走」，當片中畫面帶到劉源俊、林孝信分鏡輪流合唱「釣魚台戰歌」時，在場的老保釣們也跟著大聲合唱，讓在場的年輕學子似乎感染了當年釣運的熱情與激昂，這是兩天議程中令人動容的時刻。

　　一、整理編印保釣史料的重要性

　　「釣魚台戰歌」曲調並非相當激昂，但歌詞與意境相當有力，感染力極強。它除了是七O年代保釣運動的共同記憶外，一九九六保釣運動再起之時，釣 魚台戰歌又重新感動了年輕一代，由鐘鎮濤、巫啟賢等數位藝人再次錄唱本歌，並發行CD。保釣歌曲並不僅此一首，但唯這首歌能串起數代保釣愛國志士的心，無 奈的是，這首歌的作者標示為「威大學生」，應該有更多的史料來找出原作者，並根據老保釣的回憶建構這首歌傳唱的原動力，重新賦予這首歌的地位與新生命。此 乃保釣運動史料重要性溫柔與感性的面向。

　　筆者曾向一位當下「著名」「主流」的台灣史學者請益，他認為今日保釣運動的史料與老保釣的各種回憶文章，其目的都是在「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 權」，事實上這位學者是拐著彎批評保釣並不具重要性。除了保釣運動的實際參與者及研究保釣的人士外，很多人至今仍將保釣運動視為「政府支持下的愛國運 動」，其中不乏許多知識分子與學者，陳水扁甚至誣指「當年的保釣運動根本就是國民黨策劃的」，「保護釣魚台運動是政府發動，是教官帶著學生去的」，這番昧 著歷史良心的談話，使王曉波教授於《海峽評論》第205期為文〈請勿「白賊」保釣史〉發出正義的反駁。

　　暫時放下當年海外保釣的統獨或左右之爭，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與精神，經過時間的淬煉已經證明，保釣運動團結了全世界的中國人，對於外國勢力的入 侵絕不讓步。筆者作為一位七年級（八O後）的大學生，在面對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時，不免感到有其斷裂點，即歷史認識的無法連續。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追求 正義的民主、政治、社會運動，一直延續至光復初期，但經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大掃蕩後，六O年代可說是「噤聲」的十年，而七O年代中後期有鄉土文學論戰、中 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八O是黨外衝撞體制的高潮，而後又有野百合學運，台灣民主發展史似乎在六O年代至七O年代前期形成一片空白。在自我學習的過程中，筆 者發現海內外的保釣運動填補了這一塊空白，尤其當時台大的保釣運動，更引發往後台大校園內部一連串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甚至率先喊出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因 此保釣運動在台灣人民反抗史與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都應該要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近年來流行為歷史翻案，但保釣運動的重要性至今尚未被重視，亦尚未被「正名」。八O年代黨外運動起飛時，本土意識隨之高漲，由於保釣運動具有 「統運」與「團結中國人」的色彩，因此刻意被忽略，造成歷史上的空白。試問，保釣運動在當下年輕人記憶中的空白，難道不是這些所謂的「主流」台灣史學者爭 取他們所謂的「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導致的結果嗎？保釣的前輩費心留下的這些回憶與史料，確有它們的地位與重要性，由他們來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亦當之無愧。

　　兩岸清華大學努力積極的蒐集與保存保釣史料，再加上老保釣的無私奉獻，終能避免這些珍貴資料最後流落舊書攤或資源回收場。對於保釣運動、兩岸 關係、統獨左右、台灣民主發展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相當高的價值。而由兩岸清大共同承擔此項任務，更有其重要意義，即保釣運動不分你我，我們都是中國人。

　　二、年輕一代應重新認識保釣運動

　　清大保釣論壇兩天的議程中，以筆者的粗估，三十歲以下的參與者，大概僅佔一至一成半左右，不過人數少並非重點，至少這些年輕學子願花時間認識過去。不過問題在於，在本土化教育大行其道之下，年輕人對於台灣過去的認識卻仍相當貧乏。

　　五月二日的議程，筆者身旁坐了兩位陌生的男同學，當主辦單位介紹葉芸芸女士時，其中一位轉過頭問他同學「葉芸芸」是誰，當他同學輕聲答覆「是 葉榮鐘的女兒」後，這位發問者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下了「葉『云云』」。筆者並非偷窺旁人的筆記本，只是他寫字時的大動作，實在難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在議 事手冊的幾乎每位講者的名字旁，都寫了大大的兩個字「統派」。加上五月三日議程的觀察，筆者發現許多年輕聆聽者一旦聽到講者喊出「我們中國」或「中國人要 團結」之類的呼聲，便會投以悄悄的不屑聲，而當聽到講者批評國民黨與馬英九時，這些人又回以熱烈掌聲。

　　猶記邵玉銘教授演講，當他提到「台獨已經成為歷史灰燼」時，旁邊的同學輕蔑地說「台獨的種子才剛發芽呢！」休息時間，筆者聽到一群學生正在討 論「為何講者都在談統一？」「我今天原來是想來聽台獨的。」筆者以為這些學生，對保釣運動的發展沒有理解，可說是「來錯場子」，難道具有統一色彩的保釣運 動，現在無法見容於年輕大學生的耳裡嗎？

　　在講演結束的「問與答」時間，一位年輕女子舉手發言，她的開場白是「我們太小了，對於這兩天演講我們不太懂，也不知誰對誰錯，我們不能判斷........」筆者以為她的說法太不負責，對我們來說，放眼未來雖然重要，但若沒有回顧過去，何以放眼未來。

　　2002年9月，李登輝首次發表「釣魚台屬於日本」之謬論。去（2008）年發生日本船艦撞擊我國漁船事件，許多親日學者亦發表「釣魚台屬於 日本」之讕言。台大PTT與PTT2電子留言板的熱門看板，關於釣魚台的討論，竟集中火力力戰中共介入，還有許多人花費時間精力找尋資料來證明「釣魚台屬 於日本」。

　　若不能重新認識保釣運動，年輕一代的腦海裡可能忘記了「中國人」這個詞，或者將之視為「外國人」。若不能重新認識釣魚台問題，「釣魚台屬於日本」謊言也可能成真。

　　三、「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

　　清大保釣論壇五月三日的議程，邱立本先生發表了「僑生是台灣保釣的先鋒」。他上台第一句話即說「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這實在是一個沉痛但 又不得不面對的真相。自1970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私相授受交與日本，而海外保釣運動開始萌芽之後，政府除了發表幾次「嚴正聲明」外，民間一直才是保釣的 主力。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結束後，筆者與老保釣胡卜凱前輩聯繫，希望有機會在隔天這個特別意義的日子（五四運動九十週年），隨同中華保釣協會一 同出海保釣。遺憾的是，不久接到胡卜凱前輩的電話，確定無法出海。根據中華保釣協會在五月七日發出的聲明稿，「『國安會』蘇起秘書長及楊永明『諮詢委員』 曾多次勸阻，『海巡署』 、『漁業署』等管轄單位以及瑞芳漁會等更出面恐嚇本會所雇全家福號漁船之船長游明川先生。他們甚至以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為威脅， 以致游先生為維護全家生計，不得不取消與本會會員出海的計劃。」「『國安會蘇秘書長』及『楊諮詢委員』於四月下旬，先後分別約見本會理事長劉源俊、常務理 事林孝信、胡卜凱、執行長黃錫麟等人，以維護台、日關係，區域安全等為由，力勸本會取消此次活動。」（註1）

　　在瞭解無法出海的緣由後，確實讓人氣結。「中研院」院士、老保釣、1971年安娜堡國是大會主席項武忠教授，在清大保釣論壇上，直言馬英九 「太糟糕了」。五月五日，項武忠教授也參加了中華保釣協會在「總統府」前的抗議。而在台灣無法出海保釣之時，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計劃於五月二日搭乘「釣魚 台二號」前往釣魚台海域宣誓「主權」，卻也糟到香港政府禁止出海。無怪乎項武忠教授要批評兩岸政府。

　　邱立本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起草發起「2009保釣共識」，《海峽評論》前（222）期邱立本先生再度呼籲我們必須監督兩岸當局，由兩岸政府出面捍衛釣魚台的領土與領海，畢竟維護領土「主權」完整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勸阻」此次中華保釣協會出海的「國安會」楊永明諮詢委員（時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曾在2003年9月27日由東吳大學主辦的「第二屆釣魚 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國際法圓桌討論會）上表示，他主張以韓國解決獨島問題的模式來解決釣魚台問題，方式有三：實際佔領、軍隊佔領、「海巡署」 於釣 魚台駐警。（註2）時任台北市長與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的馬英九「總統」， 在這場研討會中發表了「釣魚台問題簡析」專題演講，其間他以參加保釣運動（並 曾被列入黑名單）為榮，且感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註3）如今馬英九與楊永明均已位高權重，已不再是「孤臣」，竟仍「無力可回天」，保 釣之路仍面對著險惡的政治風浪，難以前進。

　　四、保釣！繼續保釣！

　　清大保釣論壇第二天議程，談論到保釣精神如何實踐於社會，諸如楊貴平與滋根基金會、李黎與樹華教育基金會、林孝信與社區大學、王惠珀與醫藥管 理等。許多青年在最後的「綜合座談」，呼籲將保釣精神轉入「公共衛生」與「社區營造」等社會力。當年台灣保釣運動，在政治力的壓制下，轉而從事社會運動， 例如關心礦災、烏腳病等問題，形成台大學生關心社會議題的傳統（如八O年代台大「自由之愛」學生組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保釣精神在社會力上的 發展，應該可以加深加廣，但決不能忘記「保釣」的初衷──「保衛釣魚台」。

　　旅德老保釣胡祖庶先生，在參加完清大保釣論壇後，將心得寫成〈保釣的解讀〉，刊於《海峽評論》前（222）期。文中觀察細微，見解精闢。清大 保釣論壇中，有位女士發言，主張保護釣魚台的自然資源，筆者對於其結論印象深刻：「不要再保釣了！」胡祖庶前輩在〈保釣的解讀〉一文中贊同這位女士的觀 點，筆者不能認同。我們不能忘記當初保釣運動爆發的導火線，乃1968年聯合國在釣魚台海域發現油田，而日本覬覦此資源，故於1970年8月12日片面主 張釣魚台「主權」，於是引發愛國青年學子之不滿。若以保護資源為由，放棄保衛釣魚台，試問待日本竊去釣魚台後，難道不會破壞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嗎？難道我 國人不懂保護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之理嗎？況且釣魚台固為我國疆域，殊有不爭之理？

　　五、保釣運動研究，台大責無旁貸

　　近年關於保釣運動之研究，以東吳大學最為積極。老保釣劉源俊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校長之時，於1997年舉辦「第一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 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法律地位論文集》；又於2003年舉辦「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論文 集》。

　　在保釣運動史料的收藏方面，則必須歸功於兩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不辭辛勞保存珍貴記錄，並開始口述歷史之訪談。而大陸的台灣同學會，基於搶救 保釣運動史料的急迫性，於保釣運動卅週年編輯《春雷聲聲》文獻選輯；又於保釣運動卅五週年編輯《春雷之後》文獻選輯三大冊，二書均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 許多老保釣亦著手寫作保釣運動的回憶，例如胡卜凱先生於2002年曾作〈保衛釣魚台〉回憶文章，（註4）王曉波教授出版《尚未完成的歷史》（台北海峽學術 出版社），鄭鴻生先生亦出版《青春之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間研究保釣運動更方興未艾，令人矚目的便是大陸主修石油地質的學生薑宇晨獨力寫作卅萬餘 字的〈春雷怒吼釣魚島──1970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

　　當年海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多為台灣大學的畢業生。1971年4月12日，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貼出了第一張保釣海報，開響了台大保釣運動的第 一槍；隔日，台大大學論壇社在今哲學系館（時為農經系館）掛上大幅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隨後台灣各 大學響應了保釣運動。而台大校園內的保釣運動之後轉換為學生民主抗爭，並爆發1974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台灣大學可說是台灣保釣運動重要的基地，也是由 保釣運動開啟的社會政治運動的重要發源地。雖然哲學系事件已經正式列入台大校史，但台灣大學對於保釣運動的研究與史料收藏卻是漫不經心，未曾舉辦大型的研 討會，亦未積極收藏保存相關史料，令人搖頭。明（2010）年就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筆者呼籲台灣大學重視自己與保釣運動之間的重要關聯，並積極籌備相關 的研討會、展覽、紀念等活動，努力爭取「歷史的主導與詮釋權」。

　　六、結語

　　《春雷聲聲》的主編龔忠武先生，在清大保釣論壇上表示，目前已開始進行《春雷聲聲》的修訂，將要出版《春雷聲聲新編》，令人相當期待。而《春 雷之後》僅收錄一九七八年之前的文獻，希望記錄保釣運動餘波（1978～今）的《春雷迴響》能早日整理完成，並出版公諸於世。清華大學長期、持續地蒐集保 釣運動史料，更是令人為之振奮，對保釣運動的研究者來說，定是一大福音。

　　筆者必須強調對於過去的歷史，我們不應說我們太小、我們不懂、我們不能判斷，對年輕人而言，如何放眼未來，前提是要「回顧過去」。保釣運動有 政治面與社會面，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只要繼續其社會面，更不要畏懼其政治面。老保釣是典範，但不應只是典範。我們要繼續的也不只是保釣的精神，更要繼續保 釣的行動力，這樣才是完整新一代的保釣。釣魚台不必爭論屬於兩岸的哪一邊，因為釣魚台是中國人民的。

　　附：〈二○○九保釣共識〉

　　我們不能做懷舊的巨人、當下與未來的侏儒。保釣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

　　我們強烈要求，在保釣三十九年後，兩岸政府當局必須立刻行動起來，確保釣魚台水域不被日本軍事控制，確保中國人有權利登上釣魚島。保釣不能只靠老百姓，而是要靠兩岸的公權力。

　　（註1）http://city.udn.com/2976/3421984?tpno=0&cate_no=77044。

　　（註2）黃兆強主編，《釣魚台列嶼之歷史發展與法律地位》（2004，台北：東吳大學），〈附錄二：圓桌討論會一　國際法圓桌討論會〉「楊永明發言記錄」，頁466-470。

　　（註3）黃兆強，前揭書，〈釣魚台問題簡析─ 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學術研討會馬英九專題演講〉，頁3-15。

　　（註4）http://city.udn.com/2976/2836545?tpno=1&cate_no=77044。


（原文定稿於2009年6月8日，發表於2009年7月5日「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ppt.cc/PpYJ）

王曉波：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 王曉波老師一向很少提到他的家庭與過去往事，我之前只知道他的母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2009年1月19日王曉波老師的退休演講上，黃俊傑老師提到了這一篇文章，我趕緊想辦法找出來閱讀。透過台大圖書館的資料庫，找到了全文的掃瞄影像檔，可能因年代久遠，沒有html檔案，我照著影像檔一字一句重新謄打。若有錯誤，或與原文不符之處，當由我個人負責。本文雖是曉波老師舊作，但我花很長的時間製成文字檔，欲轉錄者，請務必留言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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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

文◎王曉波

「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

一九五三年，記得那晚全家在等爸爸從台北回來過元宵節，久久等不到，我們小孩只好先睡了。第二天醒來，只見家中凌亂，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媽媽不見了，剛滿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見了，只剩下還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經外婆解釋，才知道，昨天深夜來了一批憲兵，抄遍全家後，把媽帶走，為了餵乳，媽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憲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沒有回家過元宵節。

媽媽被捕後，起先關押在台中的憲兵營部，那是前不久我父親在那當營長的地方。也許是由於父親出身憲兵官階中校的緣故罷，媽關押在台中時，還准許婆帶我去面會。在媽解送台北之前，告訴婆，只當她車禍死掉，要婆帶大我們，當時小妹在吃奶，我還記得媽對婆說：「如果帶不了那麼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罷。」媽說著就哭了出來，並摸著我的頭說：「那要好好聽婆的話，幫婆帶好妹妹。」當時我似懂非懂的含著淚點了頭。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到媽，再見到媽的時候就只剩下一罈骨灰了。

媽遇難時二十九歲，我才只有九歲多，大妹七歲，二妹六歲，小妹未滿週歲。爸爸也因「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我們至今沒有見過媽的判決書，只有戶口名簿上的一欄記事──「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死亡。」

料理母親後事的是當時尚在憲兵服役的表兄謝永全，是他把小妹從台北抱回來的，我們才知道母親遇難了。記得當時，婆哭天搶地的叫著：「女死了，兒不在（在大陸），叫我怎麼辦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以後我就是沒娘的孩子了」，兩個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著婆。

那時婆望著我們兄妹，想到母親的遇難和往後的日子，就悲從中來的哭泣，我最長，只有我安慰婆，「只要我們長大，一定會好好的孝順婆」。婆聽了更難過，又望著我們哭：「我的仔啊！你們什麼時候才長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但又怕再觸動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條離家不遠的小河邊，獨自一個人莫名的大哭一場才回家。

我們在台灣本來就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媽出事後，更沒有什麼親戚朋友敢跟我們往來。母死父繫獄，一個外省老太婆帶著四個外孫，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外婆不要說台灣話不會說，連普通話也不會講。我們是家破人亡的陷入生活的絕境。

我和大妹只好在台中育幼院掛了個院外學童的名義，每個月每人可以領到二十元的救濟金。婆要我們到市場去撿一些菜葉子回來，好一點的曬成乾鹽葉，差的就餵幾隻雞鴨，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婆養的雞鴨，那是逢年過節賣來換取一點現錢的。

雖然一些當年跟父親稱兄道弟的人不敢和我們往來，但是，人間還是有溫暖的，還是有些人和我們往來，例如，表兄謝永全，一些父親當年的傳令兵、司機，和幾位憲兵，幾位大舅裝甲兵裡的同學。他門偶爾經過台中，總是從微薄的薪餉中，十塊、二十塊的接濟我們。

逢年過節，別人好不熱鬧，我們只有瑟縮在家裡，但也經常有鄰居送來拜拜完了的雞鴨、肉粽，那是我至今猶記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鄰居，一位是長期患肺結核而賣女兒的洋鐵匠，另一位是經營冰店失敗也賣女兒的黃老闆。父親是軍人，有配給的眷糧、食鹽，母親生前常把一些我們吃不完的糧食和鹽分給他們。後來，我進台大回台中省親，有次遇見洋鐵匠太太，還拉著我的手訴說著母親，「你媽媽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愛卡打拚，嘸好讓你媽媽失望。」

媽媽去世後，我成熟了不少，看到了人世的涼薄，也感到了人間的溫暖。有幾件刻骨銘心的事，至今仍不能忘懷。

爸爸媽媽相繼扣押後，全家慌亂成一團，居然還有爸爸的憲兵同袍來找婆，說是要替爸媽活動，向婆索取活動費。父親在軍中一向清廉自持，家中並無積蓄，婆在六神無主中，只有把她老人家帶來台灣的一些陪嫁首飾變賣支應，沒有，還兇婆婆，最後當盡賣光，那位「善心」的叔叔也就一去不回了。全家陷入絕境，這一來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到市場搶菜葉，家中沒有糧食，有次婆要我到收成完了的番薯田裡去撿剩下的一些番薯頭，被主人發現，一腳踢翻在番薯田裡，灰頭土臉的爬起來，舉首望蒼天，即使媽有罪，我們又何辜？我只要像一條野狗般的活著，但我不如一條野狗！

母親死後，從小揹負著「匪諜兒子」的罪名，而常常因此和同學打架，雖然每次都是瘦小的我被打得頭破血流，但是，老師追究起來，被處罰的都是我。

我因為是育幼院的院童，在學校一切費用都免繳，小學五年級，我選擇了「投考班」，「投考班」的補習費也免了。但由於幼稚的「虛榮心」，我從來不敢跟同學透露我是「免費生」。有次中午，老師宣佈要大家回去拿補習費，我為了怕一個人留在教室而「曝光」，就陪著隔壁同學回去拿補習費，回到教室時遲到了，那位同學交上二十元補習費就回到座位，老師則要我伸出手來，用竹掃把的竹支抽我，一面抽一面說：「你這個匪諜的兒子從來不交補習費，還跟別人回去拿補習費！」當時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廣眾前被剝光了衣服般的被羞辱，我咬緊了牙根忍住了眼淚，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師才要我回座，我實在忍不住的向他說：「老師，您好狠，我記得。」結果又換來一頓毒打，抽得兩隻手鮮血淋漓，但我一直沒吭一聲，也沒掉一滴眼淚。

有次大妹高燒已神智不清，婆帶我把大妹抱到台中醫院求醫，醫生說要住院，但交不起三百元保證金。從南昌鄉下來的婆只會拉著我跪下向醫生叩頭，請醫生救大妹一命，為了救大妹的命，我拚命的在水泥地上叩頭，只見醫生起身出去，碰然的把門關上。我們只好悵然的把高燒中的大妹又抱回來。後來，是好心的里長幫我們證明辦了貧戶就診，才挽回大妹。

念中學，離家比較遠，同學間有時問起母親，我都說是病死的，但「匪諜兒子」的陰影還是擺脫不了，有次跟教官抗辯，教官無以為辭就在同學面前脫口而說：「你是匪諜的兒子，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我被警總約談，被關在警總地下室偵訊，偵訊員也劈頭就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從小，我們家就是列管戶，常常在半夜睡眠中，被查戶口的手電筒照醒。後來，在台北教書，戶口轉來台北，警察還是每半個月要來查一次戶口，直至前幾年解嚴為止。

爸爸出獄後，失業了一陣子，後來在台中地方法院當一名執達員，類似抄寫員，以微薄的薪水維持著一家六口的生活。

大妹初中畢業後，被爸「哄」去念嘉義師範，畢業後在新竹一家天主教小學教了幾年書，辭職回台中後就找不到教職了，後來才找到台中啟聰學校。大妹從小能詩能文，才華橫溢，但由於從小營養不良病痛纏身，及諸事鬱鬱，而於一九七一年，自殺身亡，遺有一子，而使我深深自咎，對不起媽，沒能好好照顧妹妹。

二妹在高中畢業後，考取私立大學，爸要負擔我念台大，二妹只好輟學，在鐵路局當過觀光號小姐。二妹在火車上受到欺負，經常到台北來看我，兄妹二人只有抱頭痛哭，我也只好頻頻的安慰二妹，「都是哥哥不好，為了哥哥念台大，害妳在車上受欺負。」二妹後與一位美國教授結婚，移居美國，生育後，因長期病痛而於一九八七年去世，遺有一子。

外婆於一九八五年回南昌定居，逝世於今年三月。二妹的死訊，我們一直不敢讓外婆知道，而讓外婆臨終還在叨念，為什麼二妹好久都沒有信來。

小妹五專畢業後，也是與美國人結婚，移居美國後，小妹還給我來信說：「從小我們就揹著『你媽是匪諜』的罪名，來到美國後，不再怕有人指責我，『你媽是匪諜』了。」小妹婚後育有一子，並繼續念書，直到今年才拿到學位。

我們從來沒見到過母親的判決書，也不知道母親是怎樣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畢業後，那年料理母親後事的表兄來家過年，而拉著我到戶外去，跟我說：「你已經學成畢業了，應該知道你媽是怎麼死的。」他才把將近二十年前，他在憲兵部隊裡四處打聽母親逝世的經過告訴了我。

媽被捕後，曾自殺二次，一次是吞金項鍊，一次是吞下一盒大頭針，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已無法知道，媽是處在何種境遇，而必須以自殺來保衛自己。臨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絕了；她說，她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個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絕了；她說，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她是無罪的。最後，她是坐著受刑的，臨刑前還是一直高呼口號，口號聲是被槍聲打斷的。

表兄告訴我，他這番話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也要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為了怕婆婆和爸爸聽了難受，我也從來沒有說過，直到一九八○年，我到美國第一次給大陸的大舅通信，才不能不告訴大舅母親逝世的經過。

也許是由於幼年生活的經驗，使我對社會底層生活的民眾充滿了「我群感」和溫馨的同情，並曾矢言：「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經過「自覺運動」、「保釣運動」，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更我理解到，我們家庭的悲劇僅是整個民族悲劇的一部分。

我的外曾祖父章子昆曾支持北伐，是陳布雷的好友；外祖父章壯修在北伐軍未進南昌城時，已是國民黨地下黨員，後在「七三一事件」遭土共綁架，把人贖回來後，但因酷刑而病死。父親因受到鄉前輩何應欽的感召，從軍閥周西成統治下的貴州，與同學結伴步行經纂江到南京投身國民革命軍，參加抗戰，在「南京保衛戰」中倖存下來。大舅在抗戰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勝利後考取清華，但因曾任「國民黨軍官」，在大陸勞改十八年。祖父在「土改」時，活活被打死在鬥爭台上；祖母遭掃地出門，而餓死於一九六○年。

所以，八○年我在美國給大舅的信上就說到：「舅舅，您可聽見我們的呼聲！您可聽見婆的聲聲喚兒聲？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我們只恨中國為什麼不強大，自己為什麼不爭氣。我們只應抹乾眼淚為中國的明天而奮鬥，希望我們的悲劇不要在我們的子孫身上再重演。」

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從小，我不敢跟別人說母親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裡抱怨過媽，害我們從小揹負「匪諜兒子」的罪名，受盡羞辱和迫害。今天，我必須大聲的告訴大家，我的母親叫「章麗曼」，我就是章麗曼的兒子，我以母親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榮！


（原文刊於《中國時報》，1991年6月3日，第27版「人間副刊」）

（2009年1月19日博主重新謄打。）

孫水波：睜開左眼，重新看待中國

做為一個長期在補習班教授國中社會科（含歷史、地理與公民）的七年級生，這幾年來發現自己與學生們的「代溝」愈來愈深。這個代溝並不是存在於生活或文化之中，而正是存在於認同與史觀。在我講授中國歷史發展的圖像時，經常不由自主地說出：「我們中國......」，但學生們義正詞嚴地「指正」我：「中國不是我們！」近日在講授中國的島嶼，當我介紹完第三大島崇明島與第二大島海南島之後，學生們的好奇心大發，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究竟誰是「第一大島」，而當我公佈答案是台灣島之後，又遭到學生「糾正」：「台灣不是中國！」

在面臨這樣的情形時，做為一個教師，實在不宜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統獨之爭或認同辯論。事後仔細想想這幾年來課堂上發生的這些細節，一股灰心與挫折之感湧上心頭。我的灰心與挫折是來自於台灣人這幾年變化之快速。猶記得在九○年代初期，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中國」做為台灣人的認同還沒出現太大的挑戰。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的研究，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但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出現了剪刀形的黃金交叉，而1993年正是李登輝開始推動加入聯合國之年。

自1993年至今的十六年間，台灣島上住民的組成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認同的走向卻悄悄地出現轉變，而這樣的改變事實上影響了台灣人對兩岸與世界的看法。我並不想探討造成變動的原因，而教科書的文字運用則是此改變的明顯例證。與其說教育是最客觀中立的場域，不如說教科書是政治力量最直接展現與灌輸。教科書把「我國」一律改為「中國」，「日據」改為「日治」，「光復」改為「終戰」。究竟是認同改變了教科書，還是教科書改變了認同，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事實上，我感到的代溝並不只出現在與八年級、九年級生之間，這個矛盾也出現在七年級之內。美國著名的台灣研究學者Shelley Rigger在2006年出版的《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一書中，指出台灣本土意識最強烈的是兩大族群：六十五歲以上，以及二十五歲以下。後者的群體指的就是七年級生及其後，而這個群體逐漸成為台灣的主體，其所代表的意義應受重視。撇開學術研究的調查數字，當下大學生的強烈台灣意識早在近期幾個事件中表露無遺，諸如毒奶、陳雲林訪台、郭冠英事件，網路世界對這些事情的討論，在理性對話之外，情緒性的煙硝味無所不在，「中國」顯然成為了「他者」（甚至是「敵國」）。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台灣的反應有一股力量是被忽視的。台灣幾個主要電視台接連舉行募款晚會，塑造出「同胞愛」的最大表現，但年輕族群內部可不是如此。幾個重要的網路平台，早就為了台灣人究竟應不應該對大陸伸出援手吵得不可開交。只要與「中國」沾上邊，就算是一個「實然」的人道救援，也被上綱到「應然」的層次上。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盛行舉辦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大部分前往大陸訪問與旅遊學生的心態是「到外國參觀」，而不是「遊故國」。兩岸學生在不斷交流之下，當中的歧異究竟能否藉著認識而改變，我並不是很樂觀。連平常朝夕相處、相互扶持的親友，只要碰到認同問題也會反目成仇，更何況只是短短的幾天訪問而已。大陸八○後的一代被稱為「火炬一代」，年輕人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愛國表現，引起西方的震驚，《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甚至認為八○一代比之前幾代更為愛國。在台灣，先前提到的幾個事件中，年輕人看來也相當「愛國」，但我想悲觀的說，他們愛的國不再是中國。台灣認同的紊亂，再加上幾個世代強烈的主體意識，讓台灣前進的力量無法再整合，腳步的停滯是台灣嚴重的問題。而主體意識強烈的七年級生（及其後），雖然不斷地想與世界接軌，卻遮起了左邊的眼睛，不願意看到中國，只願意拚命地睜大右眼，遠眺太平洋的另一端。

把話說回來，點出當下台灣內部的矛盾不是本文的重點，我想要說的則是台灣把中國愈推愈遠的困境。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不想認識中國，也不願認識中國。從政府到人民，一面把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物質層次，一面又不斷加強颱灣的主體性。兩岸的關係就如同槓桿原理，台灣離支點愈遠，愈難以舉起另一端。換言之，台灣如果把中國愈推愈遠，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就愈小。台灣也不該把中國推遠，不該自立於中國之外，以新加坡為例，雖同為華人世界，但又愛宣稱與中國的不同，反而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就像電影「小孩不笨」裡演的一樣，新加坡的學生竟然要求中文老師用英文來解釋中文成語。如同張亞中教授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應當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的態度，試著把左邊的眼睛也睜開，這樣看到的世界豈不更寬廣？

（2009年6月號第三期《兩岸犇報》第九版）

2009年6月號《犇報》，按此下載PDF全文

李雙澤：「少年中國」

2007年的春節，台北已經下了好幾天的雨，我的家人索性決定要南下高雄，旅遊兼探望久違的陽光。到達高雄的第一個晚上，我們住在金典酒店六十幾層的某間房間裡，老爸鼾聲大作，身旁的弟弟也早已熟睡。我怎樣也睡不著，打開電視，轉到最喜歡的公共電視台，有一群人正在台上高歌，領唱人記得是胡德夫，大家興致非常高昂，似乎老朋友再度聚首。電視的聲音並不大，但此時的旋律卻很令我震憾，震憾的不是因為曲調高亢（它並不高亢），震憾的是這首簡單的歌，為什麼這麼令我感動？是因為旋律的簡單嗎？還是因為它的歌詞「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大地......」呢？

字幕上打著這首歌是「少年中國」，這個節目是「唱自己的歌30年演唱會」。什麼是「唱自己的歌」？為什麼我從來沒聽過「少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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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的曲子很簡單，很容易跟著一起哼。但它的歌詞更好記，我一向很少去深究歌詞寫些什麼，但這一首歌，字字句句都吸引著我。頭個感覺，它用「古老的中國」，道出了過去中國的苦難；接下來的感覺，它用「少年的中國」，訴出中國最底層人民的辛酸。

關心家園的心人人都有，愛國歌曲比比皆是。但這一首歌，卻最貼近中國的空氣、中國的泥土，還有......中國的人民。簡單的一首歌，在我腦海裡浮現的畫面卻如此生動，連年的天災與人禍，中國正在受苦，可憐的更是住在中國的人們，他們向誰求援？政府嗎？不可能！外國嗎？更不可能！他們只有向自己求援、向自己的土地哭訴......站起來吧，噙著淚，拭著汗，只能繼續往前走......

真的，我懂了。

古老的中國真的沒有學校。因為她的學校是大地的山川。

少年的中國真的沒有老師。因為她的老師是大地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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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雙澤是誰？

楊祖珺有是誰？

為什麼網路上找不到「少年中國」？

圖：李雙澤

圖：楊祖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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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快被好奇心吞沒的時候，小草的部落格轉載了一則消息，楊祖珺老師的錄音選輯要發行了。
選輯裡收錄了1981年版的「少年中國」。

我實在迫不及待的拿到 CD。

我也開始去解開自己的疑惑......

李雙澤，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民歌演唱會」上，手拿著可口可樂說：「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也都是英文歌」，「我們自己的歌呢？」緊接著李雙澤就用他Bob Dylan式的歌聲唱起了閩南語歌謠「農村曲」、「補破網」、甚至唱出了「國父紀念歌」。

沒多久，李雙澤走了，在淡水為了救一個溺水的美國人。送葬對伍中，李元貞拍打著棺木哭喊著：「雙澤，你去死吧！」蔣勳紅了雙眼。楊祖珺領著大家唱「少年中國」與「美麗島」。李雙澤只留下了幾首簡單歌。是啊，為什麼我們不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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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0日，中午我和郁維從新社古堡準備回台中市區。那一天下午，我在東海和平咖啡館第一次見到了楊祖珺老師。老師拿起吉他，領著趙剛老師的小朋友，唱了「我知道」，再來的一首，就是「少年中國」，老師激動的哭了，能不哭嗎？我第一次聽到「少年中國」激動的想哭啊。「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老師拿起了筆，在我買的選輯上簽下了「楊祖珺敬上」，說：「王曉波、藍博洲他們做的台灣史，是真正台灣人民的歷史。」是啊，我怎能否認呢？當年祖珺老師在為黨外吶喊時，楊逵老先生靜靜地站在她身邊。

前不久，在清大保釣論壇上遇到祖珺老師，她還是很活潑、笑聲依舊爽朗。

我謝謝祖珺老師，在後來的書信往來中，她以當事人的身份澄清了我的許多問題。她鼓勵我、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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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沒多久，野火樂集竟然也出版了李雙澤的選輯。保留了原始的李雙澤，也加入了新的李雙澤。我記得那天在誠品，看到「敬！李雙澤 唱自己的歌」，我有多麼的興奮。

謝謝野火，他們義不容辭地送了我一盒限量的李雙澤的錄音帶，至今我還捨不得打開。謝謝野火，出土了許多李雙澤的自己的歌。

祖珺老師為黨外與社會吶喊多了，歌聲也多了點高昂。李雙澤呢？還是很簡單，簡單的「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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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珺老師說，當年她為黨外站台唱歌的時候，群眾總一起和她唱著「少年中國」、「美麗島」與「國際歌」，但是到了野百合的時候，只剩下了「美麗島」與「國際歌」。難過啊。「少年中國」被國民黨說是共產黨的工農文學，國民黨又說中國怎麼會沒有學校和老師呢，這首歌給國民黨糟踏了、禁了；後來又怎樣了，「少年中國」被台灣人忘了，人民依舊苦難，依舊愁鄉。

圖：《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年3月號封面故事「李雙澤─橫流忍問安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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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住的歌聲─楊祖珺錄音選輯，1977-2003」收錄了1981年「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新生的歌謠，B5）這個版本的「少年中國」。歌詞是這樣的，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遊子的鄉愁　
你對我說
古老的中國沒有鄉愁　
鄉愁是給沒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國也不要鄉愁　
鄉愁是給不回家的人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遊子的哀歌　
你對我說
古老的中國沒有哀歌　
哀歌是給沒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國也不要哀歌　
哀歌是給不回家的人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遊子的哀歌　
你對我說
少年的中國沒有學校　
她的學校是大地的山川
少年的中國也沒有老師　
她的老師是大地的人民

這個版本特別的是，陳映真寫了一段口白，唸的人則是後來當過民進黨新竹市長的蔡仁堅。從此可知，當年的黨外運動，絕不分左右統獨，無怪乎陳菊和蘇慶黎是好友，無怪乎王拓曾經是夏潮的主幹；而後來民進黨成立後，實施「清黨」，把黨內的統派趕盡殺絕，則是另一場悲劇。陳映真那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我們所熱愛與敬仰的朋友，在一夕之間竟成了罪犯。朋友，還記得他們硬朗地走進法庭的模樣嗎？還記得他們掏心剖腹所吐露出的每一句話嗎？還記得他們充滿憂傷、寬恕和愛心的眼淚嗎？但是，我們都咬緊了牙，和他們一起承受審判的結果；我們也強忍著眼中的淚水、默默地等待著他們的歸來。

「敬！李雙澤 唱自己的歌」收錄了兩個版本的「少年中國」，一個是1977年李雙澤的自彈自唱，一個是2008年Lisa的改唱。特別的是，這首「少年中國」的詞是李雙澤改編自蔣勳的一首詩，野火也把這首詩改編成「高原上的風」，由Lisa主唱，蔣勳吟誦。

現在在網路上還是找不太到蔣勳的原詩，我花了一番工夫，終於還是給我見了面。這首詩是「寫給故鄉」，原載於《夏潮》1977年8月第三卷第二期，我重新謄打如後：

寫給故鄉 蔣勳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上，青年軍老兵ZJ和我談他抗戰期間在中國四處串走的經驗；談到清晨，我不能再睡了，就把他敘述的零散地記在這裡。



一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你用你的足跡，
我用我愁鄉的哀歌。

你跟我說，
你走過的峰巒、大江，
你走過的無盡頭的東北原野；
那陡崖峻嶺，
那峽谷中急竄的奔流；
那昆明的秀麗，
那貴州的貧瘠；
火車穿行在秦嶺的山線，
高原上的風，
翻飛起衣襟，
吹散了歌聲，
只是那歌，
或不同於我這愁鄉的哀歌吧？！


二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那裡赤足的婦女，
那裡七十歲的老農民，
和十二歲的孩子，
在田裡搶收八月金黃透香的稻穀；
那裡颯爽的青年，
用他們大山的骨骼，
用他們大地的胸膛，
用他們大江的血液，
護衛著他們古老而又年青的祖國；
去聯結五千里長城、
五千里黃河、
五千里長江的每處兄弟，

你聽那苗族的蘆笛，
在多山嶂的山裡悠揚地吹起，
你看到他們多色彩的頭飾，
在荒古的村落裡閃亮著光輝；
你學會了他們的歌，
你跟著他們「杭」「嗨」勞動時的節拍舞蹈；

古老的祖國啊！
曾經衰頹過，
曾經被打傷，
曾經垂死，
曾經奄奄一息的，
重新找到了她年青的容顏。


三

有一天，
你走過那陌生的小村，
工作中的農人放下了手中的鋤犁，
抱著孩子的婦人從屋裡走出，
老人們握住你的手，
孩子們牽著你的衣襟，
他們說：
「前方來的嗎？
前方來的嗎？」
那如母親的、
撫愛的手掌，
那如父親的、
期許的聲音，
那如兄弟的、
親摯的問好，
那如姐妹的、
敬愛的眼光；

少年的中國啊！
你沒有學校，
你的學校是祖國的大地山川，
你沒有老師，
你的老師是這母親的撫愛，
是這父親的期許，
是這兄弟妹子的親摯與敬愛，
是這世代生活著、
頑強地生活著、
用他們的犁鋤改變了中國大地的人們，
是這陌生的小村裡，
陌生而使你落淚的老人、
婦人、
兄弟和妹子。


四

兄弟，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
去看望祖國的大地，
你不再用你的足跡，
我還是我愁鄉的哀歌。

你懂得了你的「憂鬱」算得了什麼呢？
你在小酒館中荒度的無數夜晚，
你在街上偶然的一次鬥毆，
你的所謂「無政府主義」，
你的「頹廢」，
甚至，你的知識份子的「自由」吧！
都算得了什麼呢？

再說一次吧！
那新墾殖的草原上，
開三小時不回頭的耘田機；
再說一次吧！
那炸開頭顱的少年，
怎樣用他的身體去橫擋民眾的私鬥......

啊！兄弟！
巴黎這夜何其冷清，
真想喝一碗酒，
醉去這多淚的鄉愁。



（若這是詩，我就把它送給剛認識，然而願意稱他為「兄弟」的ZJ。也把它送給每一個關愛著中國、關愛著那片土地上世代人民艱辛與哀樂的朋友。我也把它送給關愛著中國，然而和我一樣懷著愁鄉的哀愁，在許多異地的夜裡不能入寐的朋友。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一日清晨。）

蔣勳把這首詩「送給每一個關愛著中國、關愛著那片土地上世代人民艱辛與哀樂的朋友」，我應該符合這個資格吧？我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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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珺老師演唱「少年中國」與「美麗島」


2008年野火樂集製作的「少年中國」

南京七十年

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殺」應該是在國中的歷史課本，當時對於這件事並沒有太多的感覺。後來某次看到了劉若英與秦漢主演的《南京1937》這部電影，我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起南京大屠殺，我想要知道電影裡演得究竟是故事還是事實，可以說是《南京1937》勾起了我對南京大屠殺的關心。

圖：《南京1937》電影海報

很多年了，偶在各種展覽或書籍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或圖片，總為這些殘忍的內容感到悲傷。讓我大量開始閱讀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著作與蒐集史料，是張純如女士的著作《被遺忘的大屠殺》。

圖：張純如和她的作品

張純如是美籍華人，父母親由大陸移民到美國，所以張純如從小在美國生長，中文並不是很純熟。她的父母親常告訴她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故事，雖然距離她很遙遠，卻也引起她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興趣與想法。張純如女士花了數年的時間走訪中國大陸訪問與蒐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當然，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提供了張純如相當多的資料。在寫作期間，張純如的父母給了她很大的幫助，將中文翻譯成英文，以便中文不太熟練的張純如可以吸收。

在張純如寫作完成《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以前，西方人並太知道南京大屠殺，因為很少有英文的研究著作，所以，當《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後引起了美國及西方各國強烈的注意，書籍當然也暢銷大賣。確實，南京大屠殺對於西方人來說是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

圖：《被遺忘的大屠殺》台灣天下版（右為新版）

圖：《被遺忘的大屠殺》大陸東方版（更名為「南京浩劫」）

在《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以後，張純如不斷受到日本右翼份子的恐嚇與騷擾，讓她不勝其煩。在寫作期間，由於接觸到了這麼多殘忍的史實，再加上日本右翼份子的恐嚇，使得張純如得了憂鬱症，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於美國加州的自己轎車內舉槍自盡，這麼優秀的作家卻英年早逝真得很令人惋惜。如果沒有張純如，1937至1938年在南京發生的大事將永遠隨著血液乾涸，張純如的貢獻不亞於一個專業的史家。她的死，日本人應該要負部分責任。

事實上，早期研究南京大屠殺應當是大陸的徐志耕先生，他在曾經歷南京大屠殺的老人凋零之前完成了眾多的訪問與記錄，出版有《南京大屠殺：目擊者證言》一書（臺灣在1989年由時報出版公司出了正體中文版），但因為這本書是以中文完成，所以沒有引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注意，這也反映了張純如的著作有多麼重要。《被遺忘的大屠殺》在1997年由天下文化出版正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則在1998年由北京的東方出版社出版，書名則譯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今年是南京大屠殺發生70週年，東方出版社將這本書全新重譯，改正了相當多的錯誤，並由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女士作序，書名改譯為《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我當然也迫不及待地再讀了一遍新的版本。據聞，天下文化也將在臺灣發行70週年紀念版。

除了徐志耕先生與張純如女士的著作外，我還閱讀了蔣公穀的《陷京三月記》、國民黨黨史會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約翰‧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東史郎日記》與《荻島靜夫日記》。在閱讀這些著作時，心情雖然平靜，但卻有一點灰暗。

圖：蔣公穀的《陷京三月記》

圖：《東史郎日記》及作者

圖：《荻島靜夫日記》大陸人民文學版

七十年了。南京的苦痛有幾人記得？

1937年8月，日軍由上海進攻南京。12月10日，進入南京城。12月13日，開始展開瘋狂大屠殺（用「瘋狂」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日軍在城內展開殺人比賽，把市民當成磨刀與練刀的靶子，強姦婦女、小孩，磬竹難書。日軍在南京城內的作為令人髮指，集中市民後加以掃射、將市民丟入江中或活埋、要求和尚強姦婦女，因和尚不從而將之閹割、強暴小女孩與小男孩、將孕婦強暴後剖肚再刺取出小孩……這時我敲擊鍵盤的手正在顫抖，不願再回想了。

南京還是有光明的，幾個外國人不願撤出南京，協商成立南京安全區，範圍大致是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區。這些外國人收容難民、到市區中阻止日軍對婦女的惡行、偷拍下日軍暴行並對外公開，他們也向日本大使館陳情，更向國際求援，如果沒有他們，南京的苦難會更大。這些外國人是魏特琳、拉貝……等十餘人，南京人稱他們是「南京的菩薩」！約翰‧拉貝返國後，被希特勒要求不得公佈南京慘事，拉貝晚景淒涼，南京人民得知後，主動募款，由當時的南京市長送到德國給拉貝，幫助拉貝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可見這些外國人在南京人心中的地位與重要性。

1938年日軍往其他地方移動，安全區也在5月解散，但對於南京的救援持續在進行。在這兩三個月的時間（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根據戰後遠東軍事法庭作出的判決資料，南京共死亡了26萬人，再加上失蹤者大約是30萬人，30萬人的屍體可以填滿2,500節火車車廂，據南京市民的回憶，當時的揚子江已染成紅色，也被屍體填滿。1945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兩地共死亡15萬人，而南京，卻被日本人屠殺了30萬人。近日臺灣內部有些人反對30萬的死亡數字，認為是中國捏造的，殊不知這是戰後遠東軍事法庭的調查資料。

1937年日軍在南京大屠殺。1937年8月，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宣佈進入戰時體制，草木皆兵，所有資源被日本人榨乾並送往戰場，所有成年男子被迫入伍。臺灣人被迫上到戰場殘殺自己的同胞，到南洋殘殺素不謀面的亞洲人。南京，受著身體的苦痛；臺灣，受著心靈上的痛苦！兩岸的同胞，同時受著日本人的荼毒，這些史實是不容否認的。

1915年餘清芳事件後，雖然臺灣人抗日轉入非武裝行動，日本人的高壓統治並未打倒臺灣人不願受異族統治的決心。許多臺灣人深信要使臺灣脫離日本統治，必先使祖國（中國）抗日成功，便祕密偷渡回內地參加抗日組織，包含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還有在廣東山區帶領臺灣人打游擊戰的丘念台（丘逢甲之子，私立竹林中小學創辦人丘棣華女士之父；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監察委員；著有回憶錄《嶺海微飆》）。兩岸同胞共同抵抗日本，臺灣人，你記得嗎？

想到這裡，心情有些悸動。

今年10月3日看到《聯合報》載李崗導演將不惜血本無歸將Bill Guttentag與Dan Sturman拍攝的《被遺忘的一九三七》（Nanking）引進臺灣，我便決定要前往戲院觀賞，也讚賞李崗的膽識、勇氣與正義感。今天是11月30日，電影終於上映了，電影院整廳爆滿，而且多數是高中生與大學生，沒想到這部電影會引起這麼多人的注意。這部電影是記錄片，以第三者的角度陳述了1937年在南京所發生的事，電影結束，燈光亮起，掌聲響起，許多人是眼眶泛著淚光的，包含我。今天導演也來到電影院與大家對談，觀眾發言相當踴躍，導演也提到他們曾訪問了六個參加南京事件的日本士兵，導演表示這些士兵對於南京大屠殺並沒有悔悟之意。結束後我請導演在海報上籤名。這部電影喚醒了大家的記憶，但是為什麼是外國人拍攝？中國人，你在哪裡？

圖：《被遺忘的一九三七》電影海報（中文片名由李敖提字）

臺灣這幾年來將中國妖魔化，凡中國必反，南京大屠殺早已塵封在史書裡，不見光明，臺灣人抗日的史蹟竟也不被重視，史觀的顛倒令人痛心。南京大屠殺對於外國人是一場「被遺忘的大屠殺」，在臺灣，又何嘗不也是「被遺忘的大屠殺」？

最可惡還有日本人的態度，日本人至今仍深信南京大屠殺是被捏造的、是一場謊言，這些進行屠殺的劊子手也還被供奉在靖國神社裡，當成英雄。日本人不願承認對外侵略與對外殖民的罪行，這對受難者與被殖民者是多大的傷害？

如果你還是想著明天，躊躇不前，那就想想過去吧！對於過去，你知道多少？

走吧，到電影院看看《被遺忘的一九三七》或翻翻張純如的書。

也請你為南京的苦難流下不捨的眼淚吧！

（原文寫於2007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