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個長期在補習班教授國中社會科（含歷史、地理與公民）的七年級生，這幾年來發現自己與學生們的「代溝」愈來愈深。這個代溝並不是存在於生活或文化之中，而正是存在於認同與史觀。在我講授中國歷史發展的圖像時，經常不由自主地說出：「我們中國......」，但學生們義正詞嚴地「指正」我：「中國不是我們！」近日在講授中國的島嶼，當我介紹完第三大島崇明島與第二大島海南島之後，學生們的好奇心大發，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究竟誰是「第一大島」，而當我公佈答案是台灣島之後，又遭到學生「糾正」：「台灣不是中國！」
在面臨這樣的情形時，做為一個教師，實在不宜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統獨之爭或認同辯論。事後仔細想想這幾年來課堂上發生的這些細節，一股灰心與挫折之感湧上心頭。我的灰心與挫折是來自於台灣人這幾年變化之快速。猶記得在九○年代初期，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中國」做為台灣人的認同還沒出現太大的挑戰。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的研究，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但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出現了剪刀形的黃金交叉，而1993年正是李登輝開始推動加入聯合國之年。
自1993年至今的十六年間，台灣島上住民的組成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認同的走向卻悄悄地出現轉變，而這樣的改變事實上影響了台灣人對兩岸與世界的看法。我並不想探討造成變動的原因，而教科書的文字運用則是此改變的明顯例證。與其說教育是最客觀中立的場域，不如說教科書是政治力量最直接展現與灌輸。教科書把「我國」一律改為「中國」，「日據」改為「日治」，「光復」改為「終戰」。究竟是認同改變了教科書，還是教科書改變了認同，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事實上，我感到的代溝並不只出現在與八年級、九年級生之間，這個矛盾也出現在七年級之內。美國著名的台灣研究學者Shelley Rigger在2006年出版的《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一書中，指出台灣本土意識最強烈的是兩大族群：六十五歲以上，以及二十五歲以下。後者的群體指的就是七年級生及其後，而這個群體逐漸成為台灣的主體，其所代表的意義應受重視。撇開學術研究的調查數字，當下大學生的強烈台灣意識早在近期幾個事件中表露無遺，諸如毒奶、陳雲林訪台、郭冠英事件，網路世界對這些事情的討論，在理性對話之外，情緒性的煙硝味無所不在，「中國」顯然成為了「他者」（甚至是「敵國」）。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台灣的反應有一股力量是被忽視的。台灣幾個主要電視台接連舉行募款晚會，塑造出「同胞愛」的最大表現，但年輕族群內部可不是如此。幾個重要的網路平台，早就為了台灣人究竟應不應該對大陸伸出援手吵得不可開交。只要與「中國」沾上邊，就算是一個「實然」的人道救援，也被上綱到「應然」的層次上。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盛行舉辦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大部分前往大陸訪問與旅遊學生的心態是「到外國參觀」，而不是「遊故國」。兩岸學生在不斷交流之下，當中的歧異究竟能否藉著認識而改變，我並不是很樂觀。連平常朝夕相處、相互扶持的親友，只要碰到認同問題也會反目成仇，更何況只是短短的幾天訪問而已。大陸八○後的一代被稱為「火炬一代」，年輕人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愛國表現，引起西方的震驚，《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甚至認為八○一代比之前幾代更為愛國。在台灣，先前提到的幾個事件中，年輕人看來也相當「愛國」，但我想悲觀的說，他們愛的國不再是中國。台灣認同的紊亂，再加上幾個世代強烈的主體意識，讓台灣前進的力量無法再整合，腳步的停滯是台灣嚴重的問題。而主體意識強烈的七年級生（及其後），雖然不斷地想與世界接軌，卻遮起了左邊的眼睛，不願意看到中國，只願意拚命地睜大右眼，遠眺太平洋的另一端。
把話說回來，點出當下台灣內部的矛盾不是本文的重點，我想要說的則是台灣把中國愈推愈遠的困境。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不想認識中國，也不願認識中國。從政府到人民，一面把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物質層次，一面又不斷加強颱灣的主體性。兩岸的關係就如同槓桿原理，台灣離支點愈遠，愈難以舉起另一端。換言之，台灣如果把中國愈推愈遠，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就愈小。台灣也不該把中國推遠，不該自立於中國之外，以新加坡為例，雖同為華人世界，但又愛宣稱與中國的不同，反而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就像電影「小孩不笨」裡演的一樣，新加坡的學生竟然要求中文老師用英文來解釋中文成語。如同張亞中教授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應當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的態度，試著把左邊的眼睛也睜開，這樣看到的世界豈不更寬廣？
（2009年6月號第三期《兩岸犇報》第九版）
2009年6月號《犇報》，按此下載PDF全文
在面臨這樣的情形時，做為一個教師，實在不宜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統獨之爭或認同辯論。事後仔細想想這幾年來課堂上發生的這些細節，一股灰心與挫折之感湧上心頭。我的灰心與挫折是來自於台灣人這幾年變化之快速。猶記得在九○年代初期，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中國」做為台灣人的認同還沒出現太大的挑戰。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的研究，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但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出現了剪刀形的黃金交叉，而1993年正是李登輝開始推動加入聯合國之年。
自1993年至今的十六年間，台灣島上住民的組成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認同的走向卻悄悄地出現轉變，而這樣的改變事實上影響了台灣人對兩岸與世界的看法。我並不想探討造成變動的原因，而教科書的文字運用則是此改變的明顯例證。與其說教育是最客觀中立的場域，不如說教科書是政治力量最直接展現與灌輸。教科書把「我國」一律改為「中國」，「日據」改為「日治」，「光復」改為「終戰」。究竟是認同改變了教科書，還是教科書改變了認同，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事實上，我感到的代溝並不只出現在與八年級、九年級生之間，這個矛盾也出現在七年級之內。美國著名的台灣研究學者Shelley Rigger在2006年出版的《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一書中，指出台灣本土意識最強烈的是兩大族群：六十五歲以上，以及二十五歲以下。後者的群體指的就是七年級生及其後，而這個群體逐漸成為台灣的主體，其所代表的意義應受重視。撇開學術研究的調查數字，當下大學生的強烈台灣意識早在近期幾個事件中表露無遺，諸如毒奶、陳雲林訪台、郭冠英事件，網路世界對這些事情的討論，在理性對話之外，情緒性的煙硝味無所不在，「中國」顯然成為了「他者」（甚至是「敵國」）。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台灣的反應有一股力量是被忽視的。台灣幾個主要電視台接連舉行募款晚會，塑造出「同胞愛」的最大表現，但年輕族群內部可不是如此。幾個重要的網路平台，早就為了台灣人究竟應不應該對大陸伸出援手吵得不可開交。只要與「中國」沾上邊，就算是一個「實然」的人道救援，也被上綱到「應然」的層次上。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盛行舉辦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大部分前往大陸訪問與旅遊學生的心態是「到外國參觀」，而不是「遊故國」。兩岸學生在不斷交流之下，當中的歧異究竟能否藉著認識而改變，我並不是很樂觀。連平常朝夕相處、相互扶持的親友，只要碰到認同問題也會反目成仇，更何況只是短短的幾天訪問而已。大陸八○後的一代被稱為「火炬一代」，年輕人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愛國表現，引起西方的震驚，《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甚至認為八○一代比之前幾代更為愛國。在台灣，先前提到的幾個事件中，年輕人看來也相當「愛國」，但我想悲觀的說，他們愛的國不再是中國。台灣認同的紊亂，再加上幾個世代強烈的主體意識，讓台灣前進的力量無法再整合，腳步的停滯是台灣嚴重的問題。而主體意識強烈的七年級生（及其後），雖然不斷地想與世界接軌，卻遮起了左邊的眼睛，不願意看到中國，只願意拚命地睜大右眼，遠眺太平洋的另一端。
把話說回來，點出當下台灣內部的矛盾不是本文的重點，我想要說的則是台灣把中國愈推愈遠的困境。新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不想認識中國，也不願認識中國。從政府到人民，一面把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物質層次，一面又不斷加強颱灣的主體性。兩岸的關係就如同槓桿原理，台灣離支點愈遠，愈難以舉起另一端。換言之，台灣如果把中國愈推愈遠，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就愈小。台灣也不該把中國推遠，不該自立於中國之外，以新加坡為例，雖同為華人世界，但又愛宣稱與中國的不同，反而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就像電影「小孩不笨」裡演的一樣，新加坡的學生竟然要求中文老師用英文來解釋中文成語。如同張亞中教授所說的，「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應當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的態度，試著把左邊的眼睛也睜開，這樣看到的世界豈不更寬廣？
（2009年6月號第三期《兩岸犇報》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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