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中的台灣啟示

9月28日香港佔中行動爆發前幾個小時，我恰好在香港機場等候轉機回台北。那天香港機場與平素並無二致，待機旅客熙熙壤壤，本來打算趁機在機場書店找幾本香港新出版的學術書，沒想到店內的陳列空間幾乎都讓位給反共、反華的「暢銷書」。香港機場在全球排名一向名列前茅，機場書店的選書勢必以市場為導向，但這類書籍恰也可反映出香港社會對大陸的看法與意識形態。事實上，從港英時期至今，反共反華或是非議中國高層政治人物八卦小道消息的出版品，一直是香港書市的主流。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佔中所動員出的巨大能量，絕非偶然。經過此前反基本法23條立法、反李克強訪港、反國民教育等一連串運動的淬鍊，香港社會新興的反對力量在領導人、組織、動員、宣傳上都臻於成熟，佔中象徵著這是一支未來能夠持續衝鋒陷陣的鐵血隊伍。無法忽略的是，與台灣類似，香港回歸至今尚未對殖民遺緒進行系統性、有效的清理與批判，同時社會內部思想方向長期受反共文人的主導，香港在回歸前後一直是西方反華勢力對抗中國的重鎮。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如同台灣太陽花，在港台內外都受到普遍的關注，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反共傳統，全新感受」。早在今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即已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9月22日香港學聯發表罷課宣言，指出他們「抗命」是要「反殖」、「務使港人擺脫中共殖民者」。

佔中看起來是一場面目嶄新的行動，但其核心兜售的仍然是老路數。圖為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網路圖片）

港人要的是否定中國對港的主權，而台人要的是否定兩岸同屬一中，無怪乎台灣某學者迫不及待發表長文，歡欣鼓舞地宣告「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港人把香港回歸看做是中國殖民，台人也把台灣光復看做「再殖民」，由於對社會性質的混淆不清、甚至是刻意誤導，無怪乎藍綠政客與美國同一口徑，齊聲支持香港佔中。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台灣與香港在歷史上共同見證了近代中國的苦難，而台灣今天對香港佔中的無條件支持，是因為真的相信並支持「真普選」？或者只是把對於自身社會與兩岸關係的矛盾、焦慮投射到香港身上，虛情假意地聲援香港這個反共與反中的「盟友」？

港人宣稱佔中是要追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自詡為亞洲民主模範生的台灣，又該如何看待所謂的「國際標準」與「真普選」？

台灣長年受美國主導「普世價值」話語的洗禮，無差別地對待選舉、民主與自由等概念，甚至是直接劃上等號。只要有社會問題浮上枱面，便有人跳出來開一帖「需要更多民主」的藥單，這種看似進步的說法，其實只是在替現狀擦脂抹粉。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熊玠指出，不同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有「例行篩選功能」，例如初選（primary）或領導階層的協商（caucus）等機制。沒有人會反對台灣實行的是「真普選」，但台灣的選舉制度難道沒有篩選機制嗎？政黨的初選、提名、嚴格的財產限制，以及原先《國安法》規定的「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這些當然都是篩選，而且可說是保護鞏固資產階級充當統治階級的法律形式，甚至是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排他與清洗。

台獨與獨台攜手震天價響地高喊：「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決定」，但台灣的民主制度卻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的專利。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今年4月28日在香港《南華早報》發表〈美國指導下的台灣鳥籠民主〉，從民進黨對公投法的曖昧態度以及台灣的核能政策，說出了台灣人一直不願面對的真相──台灣民主是被美國扶植、主導、綁架。不能否認的是，台灣朝野上下不分藍綠都是美國的代理人，而這就是台灣急於向香港炫耀、輸出的「真普選」？

1997年香港回歸，做為「中國的香港」來實踐「一國兩制」，便無法偏廢「一國」與「兩制」。「人民是最終的政治意義的主權的歸屬」，中國人民的概念當然涵蓋了香港人民，那麼全國人大提出的普選方案所設下的政治底線──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又如何說是一種「假普選」？

一國兩制當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與缺陷，港台人民該奮起追求的是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而非空洞地喊著西方話語的「公民」，更非充當西方顏色革命的打手。香港正在走台灣的老路，台灣在一旁加油打氣，不過只是在掩飾自己的袖手旁觀罷了。

占中終須回到一國兩制

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

10月28日是香港占中的「滿月」，隔日剛滿18歲的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投書美國《紐約時報》，稱「北京與梁振英政府，正試圖偷取香港青年人的未來」，並稱要「奪回屬於他們的民主」。再隔天，馬英九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再度表態支持香港占中，並稱港台學運在目標與政府處理態度上皆有不同。

面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問題，黃之鋒與馬英九都選擇同一美國媒體發言，透露出「挾洋自重」的味道，似以行動佐證鄧小平當年的話：「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中華民國政府定有《港澳關係條例》，對港事務非由外交部管轄，而由行政院陸委會專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港台兩地學運性質的判斷令人費解。台灣太陽花學運，實則是「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在本質上是「反中」的排他主義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原來是以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旗號，但事實上「真普選」並非反對派的核心目標，「奪權」與「反中」是這場運動的潛台詞。

從現象與本質上來看，香港占中行動都屬於「顏色革命」脈絡的一環。儘管港府發動幾波驅離行動，但占中行動仍以各種的形式重回街頭。此次占中的爆發，基本上揭露了「一國兩制」的設計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實踐上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換個角度來說，卻也是對於「一國兩制」運作效力與耐力的檢驗。

占中行動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口號，只看重香港的「這一制」，忽略中國大陸的「那一制」，從而追求完全否定、推翻「一國」。但北京方面對於香港的「顏色革命」看來處變不驚，尚未放出重話，也無直接出手的跡象，表明大陸中央欲藉此機會展現落實「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目前來看，雖然無法輕言占中將在何時、以何方式落幕，但可以肯定的是，占中的這把火，頂多只能燒到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下台的機率也微乎其微。

10月4日香港學聯發表聲明，否認占中是一場顏色革命：「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希望確立香港市民平等權利，在港實行真普選、真民主」。這篇聲明說明了，占中行動雖未結束，但領導團體已經開始降溫、轉變風向，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一國兩制」。與此同時，美國原先高度支持占中的態度也開始改變，10月22日美國國務院召開記者會否認介入占中，並指稱「支持港府與學生雙方進行對話」。

占中行動的上演，是外部力量與香港內部「忽然民主派」等有心人士裡應外合之後的一場動盪，落幕與解決最終必然取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基本核心是「一國」，香港的前途必須由包括香港人民在內所有的中國人民來決定，因此西方的「顏色革命」遇上中國的「一國兩制」，儘管在政治上能夠激起一時的漣漪，但沒有成功的可能。

不能否認的是，「一國兩制」的完善之路還很漫長，首先需要香港社會徹底的「去殖民化」，清理英國殖民留下的負面遺產與意識形態。同時香港人民必須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主動權，積極爭取、提升、擴展屬於香港人民真正的民主與權利，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可行出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4-11-05；見報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本文為精簡版；全文將以〈當西方「顏色革命」遇上中國「一國兩制」〉為題，刊於2014年12月號《海峽評論》。）

羅加鈴：別老拿正義說事──對香港反「普選」的一點反思

文／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生）

幾年前，聽過一門課，授課教授與學生們以「正義」為題，有段發人省思的對話：

教授：「什麼是正義？」

學生們：「顧及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多數人的權益為重、少數服從多數……。」

教授：「依據大家所言，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假設你是醫生，急診室剛接收了幾個在車禍中嚴重受創的病人亟需器官移植，分別為心、肝、腎臟和眼角膜…否則將殘疾一生或性命不保。當醫院急著替這些病人聯繫器官取得事宜時，你正替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作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他的器官若全數捐出，會因此喪命，卻可能拯救正在急診室等待器官移植的一群病人。此時，你會秉持『正義』，秘密的將此人迷暈，迫使其在被動狀態下捐贈器官嗎？」

學生們一陣譁然……

上述案例或許極端，卻可以提供我們反思所謂「多數正義」的悖論。事實上，我們生活的世界，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經常被冠以正義或民主之名，以這種多數決的方式來論定。但是，多數人的意見，真的就代表正義之聲嗎？那些被掩蓋的少數者的聲音，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伸張？難道沒有其它辦法能取代當前的提案嗎？除了公民表決，是否有其它取得共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誰才能夠代表真正的「多數利益」？

是誰躲在正義的背後

近幾年就學於香港，越是浸入香港文化，越是發現香港和台灣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一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二是「反中國大陸的情緒」。一般來說，西方已開發國家由於發展的早，某些地方確可作為後進國家借鑒，但一味地把西方的發展模式當作準則，進而盲目照搬其政治制度作為民主化的依循，並不適宜。

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強調私有產權，極端重視個人主義，從而派生出保障個人權益的種種制度，選舉權便是其一。人人自主，人人有權選擇心之所趨，看似合乎情理，但在以私有制為前提及立足點不平等的條件下，掌握社會資源的少數人往往可以操縱輿論，偽裝成多數利益的代表，而弱勢的勞苦大眾卻成為制度的屈從者或犧牲者。因此，在西方普選制度下的多數決，非但無法體現正義和民主，反而經常成為合理化統治菁英壓迫弱勢者的工具。以美國為例，2008年投入美國總統選舉的其中兩位候選人Ralph Nader（無黨籍）和Ron Paul（共和黨）雖非左翼人士，但因為前者批判高盛集團的作為禍國殃民（反資本），後者反對出兵伊拉克（反戰）而受到資本家所掌控的傳媒的封鎖，許多美國公民根本不知道他們參選，當然也無勝出的可能。

有鑒於此，大陸中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釋出有別於西方普選的提名法，卻被習慣西式口味的部分香港人稱之為「假」普選。問題是，他們口中代表「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非但不是普遍施行於所有的西方國家（美國的選舉人制度是間接選舉、歐洲的多數黨內閣從來也沒有一人一票的直選過總理），也已被許多國家證實無法體現正義。更何況在當前「占中」「反占中」的這場政治角力中，擁護大陸中央所提出的普選方案的聲音已不只出現過一次，不但連署簽名者超過100萬，8月17日參與遊行者也超過10萬。但是，這些聲音卻可以被占中人士與親西方媒體視而不見。

香港已回歸多年，對於大陸中央釋出的辦法若覺不妥，核心的反對者為何是串連西方勢力（尤英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抗爭？又為何積極引入已被批判多時的西方普選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這一切，為何又是發生在美國將全球戰略佈局轉移至亞洲以牽制中國發展的今天？值得人們深思。

引狼入室將斷送和平契機

自中國經濟崛起以來，西方世界就不斷釋出「中國威脅論」的訊息，好似中華民族一旦富裕，必然運用經濟優勢，強化武力，向鄰國擴張。這種以偽造性言論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法，源於二戰以來的反共意識，目的是對反抗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進行圍剿，以鞏固西方統治菁英的權力。

過去，擁有戰後經濟優勢的西方各國，可以運用凱因斯主義（高福利、高就業和高消費政策）來美化和掩蓋資本主義的罪惡；利用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史觀來欺騙後進國家，倘若追隨其資本主義道路便可擁有等同的生活水平。同時，再大量製造和散播關於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負面訊息，最具代表性的是「貧困」和「反民主」。但卻絕口不提社會主義國家的貧困是來自戰後的百廢待舉，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亦迴避解釋戰後西方國家的武力威嚇，迫使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主權獨立必須維持備戰狀態，從而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採行人人縮衣節食的分配制度，以將更多剩餘投入軍重工業的發展。例如，中國大陸在缺乏外援下，既要強化軍備，又要穩定民生，只能依賴僅有的農業資源，從農民身上轉移剩餘；同時為了讓有限資源達到最佳分配狀態，被迫實行戶籍和糧票制度，以避免都市人口增多帶來的公共支出增長，分散了國家建設基金。此舉卻被污名化為沒有遷徙自由和反民主的表現。

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受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影響，西方世界的經濟水平每況愈下，凱因斯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萬靈丹假象早被識破，但反共意識的宣傳從未間斷。兩岸四地由於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基礎，政治制度與文化形式必然有所差異，看待彼此帶有某些刻板印象，雖不足取，但可理解。這種現象，不僅中國有，世界各地都有；不僅一國之內有，國際之間也有。這種因為政經發展等複雜因素所造成的誤解，歷史上難以細數，但不應把當前的民生困境片面的看成是中國崛起後所衍生的問題，更不該將其上綱為反民族的情緒。

舉例來說，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認為，高失業率、高房價和通貨膨漲等問題是拜大陸所賜，因此不時出現「排陸」的聲音，更有甚者提議「反中」或「獨立」。事實上，資本流動，關乎利潤多寡，無關民族親疏。台灣、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當前的經濟問題，多半受全球政經局勢牽制，當美國憑藉軍事霸權毫無節制的發行美鈔，大量國際熱錢在全球生產過剩的現實下，湧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炒作，因此不論大陸資本是否投入，不僅台港，全球各國的都會地區都有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不可否認，大陸現階段的發展，仍有諸多缺失（例如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腐敗貪污），所以許多台灣和香港民眾對大陸政體及和平統一存疑。坦白說，不論是客觀環境的問題，還是人們主觀思維的疑慮，既是從歷史中來，就只有在歷史中才能消解，這須要時間，要求一蹴可幾並不實際。若想以串聯西方勢力來解決問題，只是引狼入室，不僅會把問題複雜化，還會斷送得來不易的和平契機。過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鞏固自身利益，不斷打擊反資本主義的各種因子，並利用意識形態差異來製造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例如東西德、南北越和兩岸四地），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現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維護固有的國際霸權，維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再以類似手法強化中國內部民族，以及周邊國家之間的仇恨情緒，讓大量社會資源被運用在平息抗爭和擴充軍備，我們是否還要相信西方國家的介入，真的是為了正義？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83期，2014年10月29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