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弱冠 任重道遠

自從我進入台大就學以來，每個月月初都不會忘記到圖書館翻閱《海峽評論》。《海峽評論》不光只有兩 岸前景的探討，也有台灣歷史的材料，更有國際局勢的分析。如果說《海峽評論》是一份「時事」刊物，倒不如說是一份思想性、多方位的刊物，對我一個受社會科 學訓練的學生來說，《海峽評論》無疑是我補充精神養份的最佳來源。

回顧《海峽評論》的歷史，其創刊於1991年1月，至本期（229期，2010年1月）為止，恰走進二十年的歲月，也是中國人傳統所 稱的「弱冠之年」。按研究指出，1993年李登輝開始推動進入聯合國的政策，一步步展開其「台灣國族」的建構工程，同一年，兩岸的認同也開始出現「黃金交 叉」，對「中國人」的認同不斷下降，而對「台灣人」的認同則不斷攀升，兩岸開始朝「分」的道路前進。〔註〕在「台獨思想」與「台灣國族」論述大行其道之 時，1991年創刊的《海峽評論》更顯得具有時代意義，逆著風舉起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大纛，堅持以良心說話，戳破一切為達台獨目標的讕言，捍衛在台灣為民 族和平統一的火苗。

1995年，一場「台灣本土化論戰」戰火點燃。《中外文學》1995年2月號「台灣文學的動向」專題，刊有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 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陳芳明《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台灣新文學運動史導論》，與黃琪椿《日治時期社會主義思潮下之鄉土文學論爭與台灣話文 運動》。其中陳昭瑛的文章對台獨異化進行尖銳的批判，卻引來一系列有關「本土化運動」的論戰。但《中外文學》卻只願刊登贊同陳芳明觀點的回應文章，為讓論 戰觀點趨於平衡，也為打破台獨派對「本土化運動」的謊言，《海峽評論》加入戰局，先是在同年3月號轉載了陳昭瑛的原文，繼而刊出王曉波（3月號）、陳映真 （4月號）、林書揚（7月號）的評論與回應，也在6月號刊出陳昭瑛回應廖朝陽、張國慶的文章。《海峽評論》讓論戰不至於全被台獨派佔盡優勢，也維護了符合 歷史圖像的「台灣人」與「本土化」的意義。如果當時沒有《海峽評論》的平台，只會有「台灣本土化『論』」，而沒有「台灣本土化『論戰』」。

1997年，在「兩國論」出台前兩年，李登輝的台灣國族建構工程進入到「亡國先亡史」的階段，開始實行貫徹其意志的「認識台灣」教科 書，將「日據」改為「日治」、「我國」改為「中國」、「中國人」改為「漢人」，甚至避談「光復」，且大談不知為何物的「台灣魂」（社會篇）。筆者在 1999年就讀國中，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使用者，當我們正抱著「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的態度，殊不知我們學習的卻是一部「被顛倒的台灣歷史」。但在 1997年，《海峽評論》已經揭竿而起，開始對為滿足執政者政治目的而昧其良心完成的「認識台灣」開啟了艱辛的鬥爭。回頭看看1997年5月號《海峽評 論》的社論《救救孩子，救救下一代！》，文章中說：「我們決不是反對『教改』，更不是反對將台灣史加入歷史教科書中，而是反對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反對皇 民化運動復辟和台灣殖民地主義的復辟。」台灣的皇民化階級篡改台灣歷史教科書直至今方興未艾，而《海峽評論》對「皇民化」與「分離主義」史觀的戰爭至今也 尚未停火。《海峽評論》為堅持台灣人愛國主義的傳統，更為下一代接受貼近真實的台灣歷史，長期抗戰，不達目的絕不干休。《海峽評論》一肩挑起了責任，「任 重道遠」，令人尊敬。

台灣民主化的路途走來崎嶇，戒嚴時期在國民黨思想的控制下，爭脫這副枷鎖是很困難的。民主化之後，一直到民進黨執政，台獨與民進黨卻 將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大功攬在身上，將歷史的主導權與詮釋權搶去，但他們的主導與詮釋卻不符合具體的歷史脈絡。「黨外」一詞絕不代表台獨勢力，也不代表民進 黨的前身，「黨外」也有一股站在台灣歷史出發而希冀民族統一的潮流。1963年，胡秋原先生創辦《中華雜誌》，在一批愛國文人志士的努力下，毅然高喊中華 民族主義，並在70年代肅殺的氣氛下，積極鼓吹兩岸和平統一，一直持續到1990年才吹了熄燈號。70年代也是中華愛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先有海內外中 國人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後有鄉土文學論戰，在這種思潮底下，《夏潮》雜誌在1976年創刊，由蘇新的女公子蘇慶黎擔任總編輯，但在1979年就被迫停 刊。雖然《中華雜誌》與《夏潮》都無奈停刊，但它們所代表的精神（當然也是「黨外」的另一種精神）卻沒有中斷，1991年1月《海峽評論》正式創刊，其編 委會的成員，大多是以前《中華雜誌》與《夏潮》的成員，自1991年1月「為海峽兩岸搭橋樑，為中國前途覓希望」的《海峽評論》創刊號，到2010年1月 「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的《海峽評論》229期，二十年間從探尋到建構，一方面繼續了《中華雜誌》與《夏潮》未完的工 作，一方面持續拓展理論與鬥爭，這才是真正的「黨外」精神。

此外，1970年爆發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由於政府的軟弱，美、日強權的私相授受，致使運動並未成功，釣魚台至今仍被日本霸佔，當 時參與保釣的學生邱立本（現為《亞洲週刊》總編輯）甚至說現在釣魚台已經「實質淪陷」了。1945年台灣脫離殖民地控制，復歸祖國懷抱，但非但無法守住釣 魚台，反而使台灣再陷入「新殖民地」（陳映真語）的窘境。面對這樣的狀況，這批老保釣無法坐視不管，延續了年輕時的熱情，不斷為「保衛釣魚台」奉獻心力， 而《海峽評論》便是海內外中國人竭聲呼喊「保衛釣魚台」的最大基地。《海峽評論》的編委不乏當年的諸多「老保釣」，也不斷注入「新保釣」，例如鄭海麟教授 的多篇關於釣魚台歸屬的研究，又如祖國大陸姜宇晨同學為「保釣」所做的呼籲。2010年是《海峽評論》創刊二十歲，更是保釣運動屆滿四十週年的日子，意義 非凡──釣魚台一天未收回，《海峽評論》一天不休息。

「認識台灣」教科書（社會篇）說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這樣的說法早已成為台灣輿論的主流，獲得大部份人的認同。但我們不禁要問， 「多元社會」的台灣，為何只容得下台獨的觀點，卻無法接受統一的說法？對我一個八○後的年輕人來說，《海峽評論》的存在是相當有價值的，就如同它的宗旨： 「為海峽兩岸搭橋樑，為中國前途覓希望」與「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台灣需要有不同的聲音。

2009年12月8月，行政院長吳敦義一席「搞台獨是白癡」的言論，又挑起台灣人的敏感神經，在政治上掀起一陣腥風血雨。吳敦義為了 澄清他的「台獨是白癡」說，9日卻言：「如果要談統一，沒有人贊成。」從吳敦義的談話，我們不難發現今日台灣的虛偽，即選舉時「藍綠」綁上「統獨」根本是 假議題，藍既不統又像獨，綠既不獨又反統。這個社會也因此需要《海峽評論》的存在，告訴這些政客：在台灣，愛國且希望兩岸和平統一，大有人在！

祖國人民對日八年血淚抗戰，台灣人民五十年堅苦抗日，而《海峽評論》二十年對「三腳仔」、「新殖民」與「分離主義」鬥爭，更對這三種 勢力背後的魔爪發出正義吼聲。二十年是一個里程碑，更是一個開始，弱冠之年的《海峽評論》，當扛起更重的責任，為明確的目標而努力，一方面發揮知識份子的 良心，一方面昂揚台灣人愛國主義傳統，更重要的是匯集與建構和平統一的理論，鋪陳出兩岸民族和平統一的坦途。

《海峽評論》創刊號的「創刊旨趣」指出其宗旨為：

一、政治民主，社會平等。

二、兩岸整合，祖國統一。

三、復興中華，世界和平。

二十年了，「政治民主」已經完成，但其他目標尚未成功，《海峽評論》仍須努力。

〔註〕張亞中，《我的兩岸統合七大夢想》，2009年4月20日，「《中國評論》新 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3/0/6 /10093063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930636。

（原文寫於2009年12月14日，刊於《海峽評論》第229期，2010年1月，http://www.haixiainfo.com.tw/FF/229-7785.html）

半世紀的茁壯‧十二年的養成

第一次寫丘念台的文章，是回顧我在竹林求學的十二年過程，認識不深，感到慚愧。一直有個念頭，好好地再認真研究丘念台、書寫丘念台，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到。

（2009年12月18日補記）

‬我永遠記得父親讓我就讀竹林小學的理由，他說竹林是一個非常重視禮貌的學校。一年級開學第一天，父親帶我到教室門口，當我正沉浸於老師認真教學之時，我發現父親已經離開窗邊，很放心地將我交給學校。

‭ ‬自竹林小學畢業已經十年了，但在竹林小學充實的日子我卻不曾忘記。我的一、二年級導師是石海燕老師，我記得她非常注重學生的字體，太大太小均不宜；石老師在每次考試後，都會自掏腰包購買國語日報出版的書籍，贈送給成績優良或大有進步的同學，現在我還依稀能感受當時獲贈書籍時的喜悅。三、四年級的導師是姜文鳳老師，她很注重學生平時的表現，有一次我的成績退步許多，老師便打電話給家長關心我的狀況，沒有讓我繼續往後退；老師也是個很開明的人，當時我正熱衷於飛碟與外星人，還在班上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組成一個小團體，老師非但沒有禁止我們，竟為我們召開了一場小型的演講會，和全班同學一起討論來自外太空的神祕現象。五、六年級的導師是黎肇祥老師，黎老師不是一個相當嚴厲的人，但他設計了很多活動以帶起我們的學習欲望，我在五年級以前成績並不是很突出，但在黎老師的教導下，成績突飛猛進、名列前茅，最後以縣長獎的成績畢業；他會在週記上回應我們所寫的內容，在對話之間給我我影響很深；我也記得老師有時候會在下課演奏曲笛，班上的氣氛頓時變得很有氣質。

‭ ‬求學期間我曾數次參加作文與書法比賽，皆有不錯的成績，這些成績都可歸功於竹林小學的基礎養成。當年我參加了作文班與書法班，利用中午的時間訓練才藝，呂校長是書法老師，她會用毛筆沾水在黑板上示範柳公權的筆法；張校長是作文老師，我還記得第一堂課是用一連串的猜謎所展開。

‭ ‬直升竹林中學以後，對我往後的人生理想也起了很大的影響。竹林中學的品格教育一直是我津津樂道之處，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品行，而且都從小地方著眼，例如嚴格要求學生一定要把制服紮進褲子裡，這點讓竹林的學生個個看起來很有精神，不會顯得邋遢。

我在竹林中學也遇到很多令我敬重的師長，在我成長之路上不斷從旁提攜與指導。國中導師是王培錦老師，她雖然非常的嚴厲，但處處為學生著想，不輕言將學生記警告，不願學生留下不好的記錄；老師也科科精通，常在段考前為我們複習每一科，總能讓我們班的成績排在全年級的前面；老師在我即將升上國三之時，叮嚀我一定要參加班聯會主席的選舉，她相信班聯會主席可以為我帶來更多的歷練，雖然後來有種種因素我並沒有參選，但老師對我的支持與期盼，我仍然銘記在心。國中階段另一位對我影響極深的人，便是國文科的王仲杰老師，他帶給我很多賞析文學的觀念至今仍很受用，例如不要拘泥單字虛詞，而應重視文章通篇的理解；他的許多教學方法可能頗受爭議，但對我的作文技巧卻有很深的助益，例如他將暑假作業的閱讀心得改為抄寫王鼎鈞先生的《開放的人生》，他也允許我在國文課上閱讀聖修伯里的《小王子》。

‭ ‬在國二下學期，當大家正猶豫要直升高中部或外考，我受到許多師長與學長的鼓勵，決心直升本校高中部，至今從高中部畢業四年，我仍然沒有後悔直升的決定。竹林的環境很單純，不像公立學校在人才的競爭相當激烈，因此讓我得到許多代表學校出外比賽的機會，雙和區作文比賽第一名、賴和全國人文獎第二名……等，除了為校爭光，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力與競爭力的提升。在竹林中學，我也獲得機會參加國科會舉辦的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選拔，很多老師提供協助，最後也獲得錄取，這個營隊是我決定要往政治學等學術發展的重要轉捩點。高中的導師是管惠美與張炳富兩位老師，他們都很注重我們的生活教育與學科成績；國文科張富美老師、歷史科周雪玉老師，與地理科連偵欽老師，經常鼓勵我參與校外比賽，並犧牲假日來指導，這幾位學識涵養深厚的老師也是我一直感念的對象。

‭ ‬最後，我要感謝的人是創辦人丘棣華女士。從小學到高中，每次創辦人總親自頒發獎學金，創辦人會幫我翻好被風吹亂的領子，也會叮嚀我要幫忙做家事，創辦人就像祖母一樣地和藹可親。也感謝創辦人與學校提供如此優沃的獎學金，家裡的經濟狀況在我升國中前後發生問題，多虧有學校的獎學金，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

‭ ‬在竹林求學的期間，很少人會注意竹林的創校歷史，我也不例外。但到大學以後，雙主修歷史學系，對臺灣史發生很大的興趣，閱讀許多材料後，深深體會創辦人家族對國家的貢獻極大。創辦人祖父丘逢甲先生，領導臺灣人民抗日，未成功而內渡後更在廣東一帶辦學、作育英才。創辦人父親丘念台先生，更是展現極大的愛國主義傳統，日據時期丘念台先生領導臺胞在廣東打游擊戰抗日，作家藍博洲先生的《幌馬車之歌》也描述了丘念台先生在廣東對臺灣人的保護與照顧，令人佩服不已。光復以後，丘念台先生擔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穿梭於統治者、半山與臺灣人之間，解決了許多可能引爆的政治衝突，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為百姓仗義執言，也贏得臺灣人對他的敬重。後來丘念台先生擔任監察委員，也開始興學，他的人格更是我最尊敬之處，根據丘秀芷女士的回憶，丘念台先生在創辦逢甲學院（逢甲大學前身）後便宣布脫離與該校的關係；政府播遷來臺後，丘念台先生的妻子原為自己謀得北一女校長的職位，但念台先生為了避嫌，也勸退了自己的妻子；竹林中學草創時期，缺錢購地，時丘念台先生擔任彰銀名譽董事長，他卻斷然拒絕貸款給自己的女兒。這些事蹟現在聽來或許有點不近人情，但丘念台先生所代表的高潔人格與精神，卻也是今天臺灣社會所欠缺的。創辦人是丘念台先生唯一的女兒，繼承了丘念台先生的人格精神，胼手胝足興學辦校，為國家培育棟樑，提出「忠孝勤樸」的校訓，希望竹林人都能夠愛國愛人。回顧竹林的創校歷史，創辦人並未有辜負先祖的志業，也為國家做出重大的貢獻。

‭ ‬當年幫福利社的邱伯伯在傳達室屋頂架起竹小四十週年與竹中三十週年校慶的看板，記憶猶新，如今離開竹林小學十年了，離開竹林中學也將屆滿四年。對於竹林十二年的培育之恩，我一時一刻未曾忘記。希望現在還在學校的竹林人，認識竹林創辦的艱辛，體會創辦人與學校欲傳承給我們的精神，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也能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原文刊於《竹林人》，2008年4月30日，頁261-264）

臺北二○○四

臺北城，一百二十歲了。

今年臺北市政府正熱烈慶祝臺北建城一百二十年。自劉銘傳決定將臺灣省省會置於臺北的那一天算起，整整過了一個世紀又二十年。

而，臺北城一百二十年間的美麗與哀愁似乎全濃縮進今年來。

來臺北十餘年了，似乎很熟悉這裡的生活步調及環境，有時又似乎感到有些陌生，因為臺北天天在變，臺北天天有驚奇。

之前到臺北市稅捐處對面一棟不起眼的建築物參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克特先生的演講，許多文人也齊聚一堂，例如：龍應台、余光中、楊牧……等，大部分的聽眾沉醉於新詩創作的殿堂裡，而我卻反常地將眼光注意在這棟建築物上。據悉，三年前這棟建築物是荒廢、無人看管的大樓，文化局接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臺北文學愛好者流連忘返的駐足地，亦成為表演工作者演出的空間。了解這段故事，我的心是悸動的，「臺北」這兩個字頓時在我腦海裡活了起來，這是個多麼有生命力的都市！

今年總統選舉過後，許多質疑結果的民眾紛紛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表達抗議，也有一群熱血的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前絕食靜坐。或許這些活動有著「政治」的外衣，但在我眼裡，數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及十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似乎又醒了過來。或許有衝突、或許有淚水，但也有理想、有衝勁。臺北的街頭像當年的北京街頭給了年輕人施展抱負的「無限」空間，年輕人覺醒了，的確，臺北也因為有熱血的刺激而隨之「覺醒」了！

自今年七月份起，數個颱風猛烈侵襲著臺北，首善之都也淪為水鄉澤國，受災的民眾苦不堪言。臺北在不斷的進步中而環境的惡化卻接踵而來，或許我們該緩緩生活的步伐，用心地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土地聊聊，了解他哪裡生病了？哪裡受委屈了？

撇開政治的畫分，「大臺北」這個都會區是我的第二個故鄉，卻比我的原鄉──雲林更親切。甫滿十八歲，考得機車駕照，我騎著機車穿梭在臺北的橋樑與道路上，自己在前進著，旁人也在前進著，臺北呢？也在前進嗎？

林強的歌曲「向前行」中描繪了年輕人在臺北打拚的情景。到今天為止，臺北人在臺北努力著，不是臺北人也在臺北揮汗著。有人稱臺北是「出外人的故鄉」，也有人說臺北沒有特產就是臺北的特產。的確，這塊「大拼盤」對我們而言究竟是什麼意義，只是賺錢的地方？只是求學的所在？還是我們願意落地生根的終點？

歷經清治、日據再到中華民國，臺北作為臺灣的「首都」並非空穴來風。這裡有著先人打拚的縮影，也有著不同國家的風格。在講究「本土化」的今天，臺北正試著走出自己的味道。在眾人的努力之下，有些成果已逐漸呈現出，我更期待的是，未來的臺灣可以繼續燦爛。

今年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里程碑，我昂著首邁進了大學的新階段。環境改變了、態度改變了、心境也改變了，唯一不變的是，我仍留在臺北。很多人企盼著負笈到他鄉求學，我卻慶幸我還在臺北。或許我失去了磨練獨立的機會，可是我毫不畏懼，因為這個地方是資訊流通最快的，也是文化交流最頻繁的，彷彿臺北也對我說：「不要害怕，有我陪著你成長！」

複雜、汙染、誘惑，有人說臺北也是墮落的淵藪，我並不否認，但世界又何處不是淵藪？臺北的味道是甜是苦，端看你如何看待他、利用他以及了解他。或許有人厭惡臺北的繁華，我也喜歡鄉村的安寧。其實處處是天堂，處處是地獄。臺北是天堂？還是地獄？

秋天已經遠離，冬天要接管臺北了。

寒風正瑟瑟地襲來。

下午五點臺北的街燈要亮了，可是，我卻感覺一百二十年前劉銘傳點下的那盞燈不曾熄過。

此時的騰雲號猶在二二八公園裡思憶著它在臺北馳騁的英姿，此時的我用筆記下臺北的轉動，準備繼續我那未完的臺北的夢。

（原文刊於《竹林文薈》第39期第3版，2005年1月）

「死不悔改的統一派」──向陳映真致敬！

1959 年陳映真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以來，今年正是陳映真創作五十週年。為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其他單位，自九月底開始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向陳映真致敬」。此外，在陳光興教授的奔走下，歷經若干年籌備，「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終於在11月21-22日於新竹交大隆重舉行。

自2006年陳映真在北京中風迄今，臺灣的文學界、思想界、社運界似乎少了點陳映真的聲音。透過「向陳映真致敬」活動，人們漸漸找回陳映真的小說，以及其小說中對人的關懷，但是思想層次的陳映真，好像還是被忘了。

九 月廿六、廿七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的陳映真國際研討會，會中發表人關心的主題大多還是陳映真的文學，但現場卻瀰漫著一股奇怪的氣氛。在自由討論的時間，陳映 真的左翼與統一的關懷，成為了一些聽眾攻擊的焦點。會議結束以後，詩人李敏勇在《自由時報》上發表〈向陳映真致意〉文章，雖名為「致意」，但通篇論點是要 指出，「在研究陳映真、閱讀陳映真，仍然應該對陳映真『國家、民族』大旗的實相與虛相，有所檢證」、「進步的陳映真，還是進步的嗎？」十月二日，一名彰化 師範大學臺灣文學所的研究生，也在《自由時報》發文〈失真的陳映真〉，將前述觀點更為露骨的表白，「如果陳映真果如他過去勇於揭發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下 遭受迫害臺灣菁英份子，時至今日的陳映真是不是也能勇於揭發中國迫害西藏、新疆的鎮壓行為？」、「如果陳映真漠視了中國的霸權、侵略人權的行為，那陳映真 自始至終的「發聲」是為了誰？又為了什麼？」

當 陳映真統一的立場再度被尖銳批判之時，這些批判者何曾回頭細究陳映真作為一個「統派」的思想與歷程。如果不從陳映真的思想出發，而直接對陳映真的「統派」 立場進行攻擊，這是極不厚道的。陳映真決不是一個盲目的「統派」。陳映真透過對近現代歷史的重新梳理，企圖找尋臺灣社會的性質，從《人間》雜誌，到其舉辦 「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再到人間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系列叢書（以「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一套七冊為代表），都能明白陳映真的統派立場，是出於對自我的認 識、對鄉土的愛與關懷，更能體會到陳映真對近代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蹂躪兩岸發展的不捨與指控。

今 年八月，筆者在北京有機會認識了老保釣、現任臺灣同學會會長的林盛中先生，對談之中，林先生特別提到陳映真在保釣運動史料蒐集上功不可沒。如果沒有陳映真 先生的居中牽線、來回奔波、出錢出力，代表中華民族「愛國反帝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重要文獻，難以重見天日。釣魚台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操弄的悲劇，無論保釣 運動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它代表著是海內外中國人的「愛國反帝民族主義」。在保釣運動結束的卅年後，陳映真一肩扛起蒐羅史料的重責大任，探究背後的動機，套 一句林獻堂在光復初期領導「臺灣光復致敬團」回到南京時的名言：「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陳映真認為保釣運動開啟了七〇年代思想的熱潮，突破冷戰與「新 殖民」下思想的限制，影響了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接續了臺灣左翼的傳承。在人間出版社營運困難之際，陳映真還是決定出版《春雷聲聲》與《春雷之後》四大 冊，可見其背後思想的脈絡。

十 一月在交大舉行的「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可以說較全面地回顧與探討了陳映真的思想，更觸及了陳映真的社會實踐與他對第三世界的關懷。在這一場會 議中，一些年輕朋友說「我們太小，我們不懂」，甚至嚴厲地批判陳映真與他的時代沒有為下一代找到定位。筆者同為八〇後的一代，對這樣的說法感到羞怒，在諸 前輩追尋我們的「過去」與他們的「定位」的荊棘路上，如果我們選擇成為不負責任的一代，永遠無法從過去找到我們的定位與未來，而我們的下一代又將如何去找 他們的自己、過去，與未來呢？我們是否又將被下一代嘲為「自私頹廢」的一代？陳映真也是為了追尋自己、過去，與未來，開啟了臺灣社會性質研究的大工程，我 想這應是陳映真給八〇後最大的啟示。

李 歐梵教授說陳映真是臺灣文壇少有的「知識型」和「理念型」的作家；曾健民醫師在交大會議上說，陳映真的政治、文學與藝術不應分開來談。只看文學的陳映真， 不看思想的陳映真，是不周到的；只看站在堅定統一立場的陳映真，不看對歷史深入了解、對鄉土熱愛的陳映真，更是不公道的。從陳映真文學中散發對「人」的 愛，一直到陳映真對國家、鄉土的愛，我要向「死不悔改的統一派」陳映真致敬！

（原文寫於2009年10月15日，12月4日增修定稿。刊於《統訊》2009年12月號，頁8-9。《統訊》版本略有刪節，此處以原題與原文發表。）

陳映真（譯）：新版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

新版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陳映真譯）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指一個人覺得凡人（在人世間）皆應對於民族國家盡其至高之忠誠的一種心態。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的運動。在歷史上，人類總是和他們的鄉土、他們父母的傳統，以及既有的疆域內各種威權，有著密切的關聯；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紀之後，民族主義才開始成為一種塑造人的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之公認的情操；成為造成現代歷史之重大的、單一的決定因素，縱使不是最重大的因素。由於它強勢性的活力和貫通一切的力量，常常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古已有之的。有時候，民族主義甚至被誤為是政治行為中的一種永恆的要素。實際上，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才能算是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強大的表現。在民族主義向拉丁美洲各國浸透之後，十九世紀初，向中歐擴散。在將近十九世紀中期時，它又從中歐向東南歐發展。在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亞洲和非洲古老的土地上開花。因此，十九世紀被稱為歐洲民族主義的世紀。而在二十世紀，我們在全亞洲和非洲，看見了強大的民族運動之興起與奮鬥。

在世界政治的意義上，民族主義意味著國家或民族的合一──或者至少是以民族的地理學原則來決定國家範圍。在民族主義的世紀，而且只有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主張每一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那個民族自己的國家，且國家應該包容形成那個國家之族籍的每一個成員，便成為一普遍承認的原則。前此，國家，或者在一個政府管轄下的領土，並不以民族為範圍。在那個時代，人並不是對民族國家效忠，而是向其他的、不同的政府性組織，諸如城邦、封建領地和封建侯王、王朝國家、宗教性群體或宗派等效忠的。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期裡，民族國家是不存在的。並且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民族國家甚至並非人類的一個理想。在基督教紀元開頭的十五個世紀裡，理想是普世的世界國家，而不是對任何個別的政治體的忠誠。羅馬帝國為這理想建立了偉大的範例，並且將它延續到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還將它保存在「基督共和國」（res publica christiana）的觀念中，更在十七世紀的許多著作裡，以統一的世界文化和世界政策的這一世俗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之前，政治上的忠誠，並不以民族性為轉移。因之，也沒有人主張民族對於文明的決定性。在中世紀，人們認為文明是因宗教而決定的。當時，對於基督教以及回教世界中的諸民族而言，只有一種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只有一個文化上的語言──即拉丁語（或希臘語），或者阿拉伯語（或波斯語）。後來，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古典主義時代，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成為普世的典範，而在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中，皆為正當。再後來，法國的文明，被全歐洲奉為各族中一切具有教養之人的正當文明。只有到十八世紀的末葉，人們才頭一次認識到民族對文明有決定性的關係。就在那個時候，這樣的原則才被提出：即一個人只能以他自己的母語來教育，而不是以其他時代的、他種文明中的語言──不論那語言是古典的語言，抑或具有高度文明的其他民族的文學創作。

從十八世紀末以後，教育和公眾生活的民族化和國家、政治忠誠的民族化同時並進。詩人和學者首先著重了文化的民族主義。他們從事各民族母語的改造，將母語提升為文學的語言，並且深入地在自己民族的歷史中蒐求材料。如此，這些民族詩人和學者，便為民族的國家性的政治主張預備了基礎。這種政治主張，是被他們燃起了民族精神的人所繼之提出的。

十八世紀以前，在若干時期中存在著若干群體的民族情感，尤其是在各國艱苦和衝突的時代。民族主義感情提升到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位，是由於若干複雜的發展所促成的：由一個破除了古老的封建性忠誠的專制君王所創造的中央集權大國；生活和教育之脫離基督教寺院影響而世俗化，助長了各種方言的發展，並且削弱了教會和宗教宗派的束縛；商業的發展，要求更大的領土，以便有足夠的空間讓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動力精神和他們的資本主義事業之發展，得有充份的餘地。這個廣大的十八世紀的、統一的領土國家，加上它的政治、經濟上的中央集權化，逐漸浸染了一種新的精神──一種與較早時期的宗教運動中的狂激情緒相類似的新的激情。在人民主權論和人權論的影響下，人民代替了君王而成為國家的中心。君王不再等於國家；國家已經成為民眾的國家，即民族的國家，父祖之國。國家乃與民族合一，一若文明與民族之文明合一者然。

這一發展，和支配了前此的兩千年間的各種政治思想相反。在這以前，人們都著重一般性和普遍性，並且以統一性為理想的目標。民族主義強調特殊性、鄉土性、殊異性和民族的個性。而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這些傾向也越是響亮。這些較不受注意的特點，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明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西方文明的普遍標準──即對於世界人的尊重、對（同一而相同之）理性和常識之信仰、基督教和斯多噶學派的傳統之殘留等──皆依然極為強大，使民族主義還不能充份發展，也不能撼動整個社會。因此，有人認為原初的民族主義，尤其在西歐和北美洲，是與各種世界主義思想和泛愛人類的觀念相容共存的。

歐洲人的民族主義

第一次現代民族主義充份的發露，是發生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革命。英國成為科學精神、商業、政治思想和活動的領導國家。滿懷著對於新的歷史時代的強烈信心，英國人覺得他們肩負著歷史性任務，他們覺得自己正站立在偉大的轉捩點，一種新的改革和新的自由即將發端。在英國革命中，有一種樂觀的人文主義，和加爾文主義的倫理同時發展；舊約的影響，藉著將英國民族同於古代的以色列民族，而將形式賦予新的民族主義。

在米爾頓（John Milton）許多著作中，指這個由新的民族所傳揚的福音，並不只要傳給英國人，也要傳給一切的人類。米爾頓著名的預言中，自由的理念從英國傳佈出去。而英國將「在萬世中被尊為培育自由，將自由傳佈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最豐沃的土地。」他說：

「眾人聚集在我的周圍，我想像……我看見地上的各國找回了他們失去已久的自由；我看見這個島國上的人民……正將文明和自由的福祉在各市各邦各國中傳播出去。」

英國當時的民族主義，比起稍後的、由於脫離基督教寺院而世俗化運動獲致更大成就時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接近它的宗教的母體。但是，不論如何，十八世紀的民族主義，也分享了當初英國民族主義之對於自由的熱情、人道主義的特性、對於個人和個人權利的重視，以及對於同居於一地且背負同一歷史文化之人類的範圍，尤其是民族分界之重視。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和英國商業中產階級的興起相合應的。英國民族主義，在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中取得完善的表現，並且正就是以洛克的政治哲學的形式，影響了下一世紀的美國和法國的民族主義。

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民族主義的典型產物。北美的殖民者中，有一部份受到清教徒革命和洛克學說的影響，另有一部份受到同時代一些法國哲學家為英國式的自由觀念所做的新的理性主義詮釋。美國殖民者，成了為自由和各種個人權利而戰鬥的民族。他們以當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表現在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派恩（Thomas Paine）的政治思想中者，做為他們戰鬥的理論基礎。它是一種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民族主義，視美國為向著全人類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幸福進軍的先鋒隊。十八世紀的各種思潮，在美國獨立宣言和獨立美國之誕生，獲得了最先的政治實現。這些深刻的影響，延續到法國大革命。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提倡人民主權論，人民的共同協力以形成民族意志，以及倡言平民大眾為文明之真實的寶庫之時，已經為法國民族主義的成長，準備了土壤。

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超過了盧梭的思想。法國大革命勝利地表現了對於共通的人性和自由的進展的信心。那著名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類及公民權利之宣言」，被認為適用於各民族而不僅限於法國人民。個人自由、人類平等，各民族的友愛，成為一切自由的、民主的民族主義的共同基石。在這些新精神的影響下，新的禮儀產生了，它部份地取代了古老的宗教節日、儀式和祭典的地位；節慶和旗幟；音樂和詩歌；國定節日和愛國的高頭講章等。民族主義以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滲透到生活的一切表現中。正像美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樣，法國的興起在戰爭的技術中產生了新的現象：武裝的民族。在美國和法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是充滿了新的狂熱之情的國民軍隊，證明優於受過高度訓練，但缺乏民族主義激勵的職業軍隊。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注重在建設國家過程中個人的自由抉擇。他們認為，國家是由它的成員所做之自我抉擇的行動所建立的。公民投票便成為表達民族意志的工具。在美國和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意味著謹守普遍寰宇的、進步的觀念，仰望自由和平等之共同的未來，而不是回顧以專制和不平為標記的過去。

拿破崙的軍隊，將民族主義的精神傳佈到歐洲，甚至近東；同時越過大西洋，民族主義也激動了拉丁美洲的人民。但是拿破崙征服的鎖鍊，使歐洲人的民族主義反抗法國。在德國，反對法國的鬥爭，是由一群作家和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這些人反對一切美國和法國革命所賴以成立的各種原則，以及民族主義的各種自由和人道主義觀點。

德國民族主義開始強調本能以對抗理性；強調歷史傳統的力量以對抗為進步和更為公正的秩序之目標所做的理性的努力；強調各民族間歷史的差異性而不著重各民族共同的希望。法國的革命、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被德國人看成一種短暫的越軌，越軌之後，社會秩序的永久基礎就會重佔優勢。

十九世紀中的發展，證明這種德國式的民族主義詮釋是錯誤的。自由的民族主義益為興盛；它滲透到越來越多的人民：即不斷興起的中產階級和新的無產階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和所謂「各民族的春天」，似乎實現了像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一類的民族主義者的希望。馬志尼畢生致力於以民主的手段，實現意大利的統一以及一切自由國家間的友好。雖然他的壯志不酬，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十二年間，在拿破崙三世和德國的協助下，意大利、羅馬尼亞得到獨立。同時，在一八六〇年代，即使在俄國和西班牙，自由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自由的民族主義之勝利的趨向，被俾斯麥挫敗於德國。俾斯麥在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基礎上統一了德國，挫敗了德國的自由主義。德國不顧居民的意願強併阿爾薩斯──洛琳兩省之事，是和人的自由意願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思想相矛盾的。阿爾薩斯──洛琳的人民，是依照客觀的要素、依照種族，而不是依照居民的意願，或對於他們所選擇的民族之忠誠，而定為德國人的。

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民族主義分解了哈布斯堡和各奧托曼蘇丹的超民族國家。這兩個超民族國家都建立在「前．民族主義」的忠誠上的。在俄國，民族主義的深入產生了兩個相對立的思潮。一部份俄國民族主義者想建造一個西化的俄國，並與歐洲其他自由的、進步的國家相結合。另外的一些俄國民族主義者則強調特殊的俄國特性，強調俄國主義，主張基於貴族的、東方正教的過去，所決定的俄國的獨立性和殊異性。這種斯拉夫派和德國浪漫主義思想相似，並深受其影響，將俄國視為被自由主義和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各種傳承所崩解的西方之未來的教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是民族主義在中歐和東歐的勝利。在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了新的民族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而這些國家後來卻因內部的民族摩擦、鄰國間領土的爭論而深受其害。

俄國民族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而爾雪維克取代了沙皇帝國，列寧取得勝利之後，一部份受到壓抑。然而布爾雪維克也主張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這運動也將成為俄國人的各種國家政策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訴諸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激勵俄國人民對抗外國侵略者。戰後，斯大林又發覺民族主義是蘇聯在東歐擴張時最堅強的阻力之一。所謂「民族共產主義」成為蘇聯集團的分裂性的力量。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領袖鐵托被莫斯科斥為民族主義者和叛徒。在一九五六年秋間的波蘭和匈牙利反抗運動中，民族主義是一個強大的因素，其後，民族主義的影響也可見於羅馬尼亞和捷克。

亞洲人和非洲人的民族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才出現於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造就了凱末爾（Kemal Atatuk）、埃及的沙德．巴夏查．庫（Sa'd Pasha Zaghl）、阿拉伯半島的伊班．沙烏德（Ibn Sa'ud）、印度的甘地（Mahatma Gandhi）和中國的孫逸仙一類的領袖。凱末爾在一九二三年成功地將中世紀的回教君王制改造成恢復活力、現代化的現世共和國。阿拉伯統一的要求在亞洲和非洲因英國帝國主義而受挫，其在非洲者則因法國帝國主義而失敗。然而英國卻顯示了一種與這新的民族主義力量相適應的天賦，協力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埃及（於一九二二年，迨一九三六始完全獨立）和伊拉克（一九三二年），並且在印度表現了同樣的精神。一八八五年印度國民會議成立，以推展英國式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卻在一九一八年之後越來越趨於激進。受到德國影響的日本則利用現代的工業技術去為一個更為權威的民族主義服務。

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的進展，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歷史反映出來。為國際聯盟約章做了準備的凡爾賽條約，減少了戰敗的一方同盟國中的帝國──主要的是德國和土耳其。國際聯盟把德國的殖民地分配給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南非的委任統治地。將德國的太平洋上的屬地分配給日本、澳洲和紐西蘭。依照這些屬地達成獨立的願望，分成幾等。在國際聯盟原有的會員國中，只有五個是亞洲國家（中國、印度、日本、泰國，和伊朗）以及兩個非洲國家（利比里亞和南非聯邦）。其後在國際聯盟解體於一九四六年之前，國聯只增加了三個亞洲國家（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及兩個非洲國（埃及和伊索比亞）。在國聯控制下的委任托管地中，只有伊拉克、黎巴嫩和敘利亞在國聯存在的期間取得獨立。

一九四五年五十一個聯合國原始會員國中，有八個是亞洲（即中國、印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沙地阿拉伯、敘利亞和土耳其），有四個是非洲國家（與國聯時代之非洲會員國同）。但是在聯合國成立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中，即增加了六十六個新的會員國，其中五十五個是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國聯時代會員總數從來不滿二分之一的亞、非國家，現在卻代表了聯合國將近半數的國家。在新的亞、非國家中，亞洲的四國和非洲的七國，部分或全部是從過去的委任統治地創造出來的。

第二次大戰之後，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和馬來西亞，以及非洲的迦納從英國和平地獲取了獨立，正如菲律賓和平地自英國獲得獨立。其他則須在苦烈的殖民地戰爭中為其獨立而艱苦戰鬥，如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和法屬北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在這新的亞非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列申招募它的支持者。首先，共產主義和這些民族主義者協力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各國而鬥爭，而在獲得獨立之後，則以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相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換取其對共產主義之支持。二次大戰間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民族主義，隨中國共產黨獲取政權而消失。但不久之後，中國共產主義，像稍早的歐洲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地開始離開超民族的共產主義。到了六〇年代末期，在蘇共和中共之間的相互詆控，顯現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而享有與列寧同樣榮譽的地位。而隨著中國共產主義之逐漸轉向內部，它對於亞、非各民族的影響已顯著地消失。

新興亞、非民族的野心，恆相牴觸。聯合國複雜的政治，顯示出這新的民族主義的諸多難題。與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因而建立的印尼，與聯合國出面仲裁西伊里安（即西新幾內亞）的時間一直續到六十年代末年。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爭端中，聯合國的軍隊在埃及和以色列軍隊中出面居間調停。從以色列建國以來持續不絕的中東難題，以及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所帶來的阿拉伯內部各國間的爭端，困擾著聯合國。其他的聯合國參與的紛爭，遇有印度和巴基斯坦間對於雅穆和克什米爾的爭議；韓國分裂和其後的韓戰；聯合國在剛果長達四年之久的干預；希臘和土耳其間為新獨立的賽普路斯所做的鬥爭；印尼和菲律賓之反對將沙拉瓦克巴（北婆羅洲）併入新成立的馬來西亞等等。

許多同為獨立而感到驕傲的新興國家，都面臨許多的問題。由於對獨立沒有做好準備，剛果人民共和國獨立的頭四年，沒有一個像樣的穩定政府。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有典型的因極為複雜的部族和語言所帶來的問題；不知其數的人口中有不如其數的部族（至少有一百五十個部族分屬三大支派），使用著不知其數之多的語言，其中至少有一百種語言和方言群。在印度獨立法案生效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二十多年間宗教的差異，使全部信奉回教的雅穆和克什米爾到底應該歸於回教的巴基斯坦，抑或印度教的印度的問題，懸而不決。嚴重的經濟競爭也帶來許多問題。對以色列而言是提供活命之源的約旦河，使以色列常常和缺水的阿拉伯鄰國發生爭端。

二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民族主義精神似乎隨著國際性軍事、經濟和政冶組織──如《北大西洋公約》、「歐洲煤、鋼集團」、「歐洲原子能集團」、「共同市場」等──而逐漸消逝。但是法國總統戴高樂所尋求的各種政策、德國分裂的問題，都顯示民族主義的號召依然極為有力。

關於民族起源，應看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現代民族主義之各種解釋，可看Louis L. Snyd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等。


先理解然後評論（《中華雜誌》編者）

一切人物、思想、制度皆可評論，但評論必先理解評論討論的對象。

有人不喜歡民族主義，便把民族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聯在一起，認為「可悲」。他們說民族主義是「動之以情」之力，必須節之以理，必須以自由平等幸福相調和，民主法治為導引。他們不知民族主義可以分為自由的或權威的，但義和團、法西斯主義是另一回事。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是與共產主義相反。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不是情，如說是情，自由平等幸福難道不是情？天下何事何物又能不節之以理？吃飯服維他命固然要節之以理，講理的科學，如講成「科學主義」也不行。自由民主能不節之以理嗎？自由可到無政府，民主也可到極權民主。法治要看什麼人立的法，幸福要看什麼人的幸福。這些東西如何能作民族主義之導引？他更不明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沒有清楚明白的概念，就不能談學問。不了解一種概念，就不可以隨便評論。過去因有人亂批評民族主義，我們曾譯了一兩篇外國百科全書之解釋。現見一九七四年《大英百科全書》〈民族主義〉條簡明扼要，故為譯出，供贊成或反對者之參考。

這不是說，此文句句是經典，但他代表今天西方學界對民族主義之標準知識。他有一大疏忽，沒有說明亞非民族主義乃對抗歐洲帝國主義而起，但他承認有帝國主義，不像我國西化派否認帝國主義之存在。又有一句話「六十年代之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也許可以誤解毛澤東也是民族主義者，如今日此處怕民族主義的人所誤解的。但原文只是說毛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必誤解。

還要聲明的，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但不斷說民族主義不夠，必須補之以學問，否則是空的，這恐怕比「節之以理」圓滿得多。我們還要說，我們不僅贊成自由民主和法治，而且要將此義擴張於地球上之每一人；因此，我們不佩服西洋人之自由、平等和民主。他們果真是自由、民主的，哪有帝國主義？沒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乃因我們缺乏這個東西，要以此治崇洋媚外之病而已。沒有帝國主義與崇洋媚外主義之後，沒有人纏夾民族主義是義和團與法西斯主義之後，我們也許要講國際主義乃至世界主義哩！

而在目前，凡要批評民族主義的人，都必須看完這篇譯文，或先知其所說要點，然後說話，才可望「節之以理」，而不至無理取鬧。

《中華雜誌》，一九七八年五月


轉引自：王曉波，《民族主義與民主運動：一個統派知識分子的探索》，2004，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43-357。

（2009年12月2日，張鈞凱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