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陳映真譯）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指一個人覺得凡人（在人世間）皆應對於民族國家盡其至高之忠誠的一種心態。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的運動。在歷史上，人類總是和他們的鄉土、他們父母的傳統，以及既有的疆域內各種威權，有著密切的關聯；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紀之後，民族主義才開始成為一種塑造人的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之公認的情操；成為造成現代歷史之重大的、單一的決定因素，縱使不是最重大的因素。由於它強勢性的活力和貫通一切的力量，常常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古已有之的。有時候，民族主義甚至被誤為是政治行為中的一種永恆的要素。實際上，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才能算是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強大的表現。在民族主義向拉丁美洲各國浸透之後，十九世紀初，向中歐擴散。在將近十九世紀中期時，它又從中歐向東南歐發展。在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亞洲和非洲古老的土地上開花。因此，十九世紀被稱為歐洲民族主義的世紀。而在二十世紀，我們在全亞洲和非洲，看見了強大的民族運動之興起與奮鬥。
在世界政治的意義上，民族主義意味著國家或民族的合一──或者至少是以民族的地理學原則來決定國家範圍。在民族主義的世紀，而且只有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主張每一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那個民族自己的國家，且國家應該包容形成那個國家之族籍的每一個成員，便成為一普遍承認的原則。前此，國家，或者在一個政府管轄下的領土，並不以民族為範圍。在那個時代，人並不是對民族國家效忠，而是向其他的、不同的政府性組織，諸如城邦、封建領地和封建侯王、王朝國家、宗教性群體或宗派等效忠的。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期裡，民族國家是不存在的。並且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民族國家甚至並非人類的一個理想。在基督教紀元開頭的十五個世紀裡，理想是普世的世界國家，而不是對任何個別的政治體的忠誠。羅馬帝國為這理想建立了偉大的範例，並且將它延續到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還將它保存在「基督共和國」（res publica christiana）的觀念中，更在十七世紀的許多著作裡，以統一的世界文化和世界政策的這一世俗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之前，政治上的忠誠，並不以民族性為轉移。因之，也沒有人主張民族對於文明的決定性。在中世紀，人們認為文明是因宗教而決定的。當時，對於基督教以及回教世界中的諸民族而言，只有一種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只有一個文化上的語言──即拉丁語（或希臘語），或者阿拉伯語（或波斯語）。後來，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古典主義時代，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成為普世的典範，而在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中，皆為正當。再後來，法國的文明，被全歐洲奉為各族中一切具有教養之人的正當文明。只有到十八世紀的末葉，人們才頭一次認識到民族對文明有決定性的關係。就在那個時候，這樣的原則才被提出：即一個人只能以他自己的母語來教育，而不是以其他時代的、他種文明中的語言──不論那語言是古典的語言，抑或具有高度文明的其他民族的文學創作。
從十八世紀末以後，教育和公眾生活的民族化和國家、政治忠誠的民族化同時並進。詩人和學者首先著重了文化的民族主義。他們從事各民族母語的改造，將母語提升為文學的語言，並且深入地在自己民族的歷史中蒐求材料。如此，這些民族詩人和學者，便為民族的國家性的政治主張預備了基礎。這種政治主張，是被他們燃起了民族精神的人所繼之提出的。
十八世紀以前，在若干時期中存在著若干群體的民族情感，尤其是在各國艱苦和衝突的時代。民族主義感情提升到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位，是由於若干複雜的發展所促成的：由一個破除了古老的封建性忠誠的專制君王所創造的中央集權大國；生活和教育之脫離基督教寺院影響而世俗化，助長了各種方言的發展，並且削弱了教會和宗教宗派的束縛；商業的發展，要求更大的領土，以便有足夠的空間讓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動力精神和他們的資本主義事業之發展，得有充份的餘地。這個廣大的十八世紀的、統一的領土國家，加上它的政治、經濟上的中央集權化，逐漸浸染了一種新的精神──一種與較早時期的宗教運動中的狂激情緒相類似的新的激情。在人民主權論和人權論的影響下，人民代替了君王而成為國家的中心。君王不再等於國家；國家已經成為民眾的國家，即民族的國家，父祖之國。國家乃與民族合一，一若文明與民族之文明合一者然。
這一發展，和支配了前此的兩千年間的各種政治思想相反。在這以前，人們都著重一般性和普遍性，並且以統一性為理想的目標。民族主義強調特殊性、鄉土性、殊異性和民族的個性。而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這些傾向也越是響亮。這些較不受注意的特點，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明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西方文明的普遍標準──即對於世界人的尊重、對（同一而相同之）理性和常識之信仰、基督教和斯多噶學派的傳統之殘留等──皆依然極為強大，使民族主義還不能充份發展，也不能撼動整個社會。因此，有人認為原初的民族主義，尤其在西歐和北美洲，是與各種世界主義思想和泛愛人類的觀念相容共存的。
歐洲人的民族主義
第一次現代民族主義充份的發露，是發生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革命。英國成為科學精神、商業、政治思想和活動的領導國家。滿懷著對於新的歷史時代的強烈信心，英國人覺得他們肩負著歷史性任務，他們覺得自己正站立在偉大的轉捩點，一種新的改革和新的自由即將發端。在英國革命中，有一種樂觀的人文主義，和加爾文主義的倫理同時發展；舊約的影響，藉著將英國民族同於古代的以色列民族，而將形式賦予新的民族主義。
在米爾頓（John Milton）許多著作中，指這個由新的民族所傳揚的福音，並不只要傳給英國人，也要傳給一切的人類。米爾頓著名的預言中，自由的理念從英國傳佈出去。而英國將「在萬世中被尊為培育自由，將自由傳佈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最豐沃的土地。」他說：
「眾人聚集在我的周圍，我想像……我看見地上的各國找回了他們失去已久的自由；我看見這個島國上的人民……正將文明和自由的福祉在各市各邦各國中傳播出去。」
英國當時的民族主義，比起稍後的、由於脫離基督教寺院而世俗化運動獲致更大成就時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接近它的宗教的母體。但是，不論如何，十八世紀的民族主義，也分享了當初英國民族主義之對於自由的熱情、人道主義的特性、對於個人和個人權利的重視，以及對於同居於一地且背負同一歷史文化之人類的範圍，尤其是民族分界之重視。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和英國商業中產階級的興起相合應的。英國民族主義，在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中取得完善的表現，並且正就是以洛克的政治哲學的形式，影響了下一世紀的美國和法國的民族主義。
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民族主義的典型產物。北美的殖民者中，有一部份受到清教徒革命和洛克學說的影響，另有一部份受到同時代一些法國哲學家為英國式的自由觀念所做的新的理性主義詮釋。美國殖民者，成了為自由和各種個人權利而戰鬥的民族。他們以當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表現在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派恩（Thomas Paine）的政治思想中者，做為他們戰鬥的理論基礎。它是一種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民族主義，視美國為向著全人類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幸福進軍的先鋒隊。十八世紀的各種思潮，在美國獨立宣言和獨立美國之誕生，獲得了最先的政治實現。這些深刻的影響，延續到法國大革命。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提倡人民主權論，人民的共同協力以形成民族意志，以及倡言平民大眾為文明之真實的寶庫之時，已經為法國民族主義的成長，準備了土壤。
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超過了盧梭的思想。法國大革命勝利地表現了對於共通的人性和自由的進展的信心。那著名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類及公民權利之宣言」，被認為適用於各民族而不僅限於法國人民。個人自由、人類平等，各民族的友愛，成為一切自由的、民主的民族主義的共同基石。在這些新精神的影響下，新的禮儀產生了，它部份地取代了古老的宗教節日、儀式和祭典的地位；節慶和旗幟；音樂和詩歌；國定節日和愛國的高頭講章等。民族主義以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滲透到生活的一切表現中。正像美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樣，法國的興起在戰爭的技術中產生了新的現象：武裝的民族。在美國和法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是充滿了新的狂熱之情的國民軍隊，證明優於受過高度訓練，但缺乏民族主義激勵的職業軍隊。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注重在建設國家過程中個人的自由抉擇。他們認為，國家是由它的成員所做之自我抉擇的行動所建立的。公民投票便成為表達民族意志的工具。在美國和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意味著謹守普遍寰宇的、進步的觀念，仰望自由和平等之共同的未來，而不是回顧以專制和不平為標記的過去。
拿破崙的軍隊，將民族主義的精神傳佈到歐洲，甚至近東；同時越過大西洋，民族主義也激動了拉丁美洲的人民。但是拿破崙征服的鎖鍊，使歐洲人的民族主義反抗法國。在德國，反對法國的鬥爭，是由一群作家和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這些人反對一切美國和法國革命所賴以成立的各種原則，以及民族主義的各種自由和人道主義觀點。
德國民族主義開始強調本能以對抗理性；強調歷史傳統的力量以對抗為進步和更為公正的秩序之目標所做的理性的努力；強調各民族間歷史的差異性而不著重各民族共同的希望。法國的革命、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被德國人看成一種短暫的越軌，越軌之後，社會秩序的永久基礎就會重佔優勢。
十九世紀中的發展，證明這種德國式的民族主義詮釋是錯誤的。自由的民族主義益為興盛；它滲透到越來越多的人民：即不斷興起的中產階級和新的無產階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和所謂「各民族的春天」，似乎實現了像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一類的民族主義者的希望。馬志尼畢生致力於以民主的手段，實現意大利的統一以及一切自由國家間的友好。雖然他的壯志不酬，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十二年間，在拿破崙三世和德國的協助下，意大利、羅馬尼亞得到獨立。同時，在一八六〇年代，即使在俄國和西班牙，自由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自由的民族主義之勝利的趨向，被俾斯麥挫敗於德國。俾斯麥在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基礎上統一了德國，挫敗了德國的自由主義。德國不顧居民的意願強併阿爾薩斯──洛琳兩省之事，是和人的自由意願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思想相矛盾的。阿爾薩斯──洛琳的人民，是依照客觀的要素、依照種族，而不是依照居民的意願，或對於他們所選擇的民族之忠誠，而定為德國人的。
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民族主義分解了哈布斯堡和各奧托曼蘇丹的超民族國家。這兩個超民族國家都建立在「前．民族主義」的忠誠上的。在俄國，民族主義的深入產生了兩個相對立的思潮。一部份俄國民族主義者想建造一個西化的俄國，並與歐洲其他自由的、進步的國家相結合。另外的一些俄國民族主義者則強調特殊的俄國特性，強調俄國主義，主張基於貴族的、東方正教的過去，所決定的俄國的獨立性和殊異性。這種斯拉夫派和德國浪漫主義思想相似，並深受其影響，將俄國視為被自由主義和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各種傳承所崩解的西方之未來的教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是民族主義在中歐和東歐的勝利。在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了新的民族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而這些國家後來卻因內部的民族摩擦、鄰國間領土的爭論而深受其害。
俄國民族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而爾雪維克取代了沙皇帝國，列寧取得勝利之後，一部份受到壓抑。然而布爾雪維克也主張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這運動也將成為俄國人的各種國家政策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訴諸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激勵俄國人民對抗外國侵略者。戰後，斯大林又發覺民族主義是蘇聯在東歐擴張時最堅強的阻力之一。所謂「民族共產主義」成為蘇聯集團的分裂性的力量。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領袖鐵托被莫斯科斥為民族主義者和叛徒。在一九五六年秋間的波蘭和匈牙利反抗運動中，民族主義是一個強大的因素，其後，民族主義的影響也可見於羅馬尼亞和捷克。
亞洲人和非洲人的民族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才出現於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造就了凱末爾（Kemal Atatuk）、埃及的沙德．巴夏查．庫（Sa'd Pasha Zaghl）、阿拉伯半島的伊班．沙烏德（Ibn Sa'ud）、印度的甘地（Mahatma Gandhi）和中國的孫逸仙一類的領袖。凱末爾在一九二三年成功地將中世紀的回教君王制改造成恢復活力、現代化的現世共和國。阿拉伯統一的要求在亞洲和非洲因英國帝國主義而受挫，其在非洲者則因法國帝國主義而失敗。然而英國卻顯示了一種與這新的民族主義力量相適應的天賦，協力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埃及（於一九二二年，迨一九三六始完全獨立）和伊拉克（一九三二年），並且在印度表現了同樣的精神。一八八五年印度國民會議成立，以推展英國式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卻在一九一八年之後越來越趨於激進。受到德國影響的日本則利用現代的工業技術去為一個更為權威的民族主義服務。
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的進展，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歷史反映出來。為國際聯盟約章做了準備的凡爾賽條約，減少了戰敗的一方同盟國中的帝國──主要的是德國和土耳其。國際聯盟把德國的殖民地分配給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南非的委任統治地。將德國的太平洋上的屬地分配給日本、澳洲和紐西蘭。依照這些屬地達成獨立的願望，分成幾等。在國際聯盟原有的會員國中，只有五個是亞洲國家（中國、印度、日本、泰國，和伊朗）以及兩個非洲國家（利比里亞和南非聯邦）。其後在國際聯盟解體於一九四六年之前，國聯只增加了三個亞洲國家（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及兩個非洲國（埃及和伊索比亞）。在國聯控制下的委任托管地中，只有伊拉克、黎巴嫩和敘利亞在國聯存在的期間取得獨立。
一九四五年五十一個聯合國原始會員國中，有八個是亞洲（即中國、印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沙地阿拉伯、敘利亞和土耳其），有四個是非洲國家（與國聯時代之非洲會員國同）。但是在聯合國成立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中，即增加了六十六個新的會員國，其中五十五個是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國聯時代會員總數從來不滿二分之一的亞、非國家，現在卻代表了聯合國將近半數的國家。在新的亞、非國家中，亞洲的四國和非洲的七國，部分或全部是從過去的委任統治地創造出來的。
第二次大戰之後，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和馬來西亞，以及非洲的迦納從英國和平地獲取了獨立，正如菲律賓和平地自英國獲得獨立。其他則須在苦烈的殖民地戰爭中為其獨立而艱苦戰鬥，如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和法屬北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在這新的亞非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列申招募它的支持者。首先，共產主義和這些民族主義者協力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各國而鬥爭，而在獲得獨立之後，則以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相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換取其對共產主義之支持。二次大戰間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民族主義，隨中國共產黨獲取政權而消失。但不久之後，中國共產主義，像稍早的歐洲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地開始離開超民族的共產主義。到了六〇年代末期，在蘇共和中共之間的相互詆控，顯現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而享有與列寧同樣榮譽的地位。而隨著中國共產主義之逐漸轉向內部，它對於亞、非各民族的影響已顯著地消失。
新興亞、非民族的野心，恆相牴觸。聯合國複雜的政治，顯示出這新的民族主義的諸多難題。與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因而建立的印尼，與聯合國出面仲裁西伊里安（即西新幾內亞）的時間一直續到六十年代末年。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爭端中，聯合國的軍隊在埃及和以色列軍隊中出面居間調停。從以色列建國以來持續不絕的中東難題，以及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所帶來的阿拉伯內部各國間的爭端，困擾著聯合國。其他的聯合國參與的紛爭，遇有印度和巴基斯坦間對於雅穆和克什米爾的爭議；韓國分裂和其後的韓戰；聯合國在剛果長達四年之久的干預；希臘和土耳其間為新獨立的賽普路斯所做的鬥爭；印尼和菲律賓之反對將沙拉瓦克巴（北婆羅洲）併入新成立的馬來西亞等等。
許多同為獨立而感到驕傲的新興國家，都面臨許多的問題。由於對獨立沒有做好準備，剛果人民共和國獨立的頭四年，沒有一個像樣的穩定政府。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有典型的因極為複雜的部族和語言所帶來的問題；不知其數的人口中有不如其數的部族（至少有一百五十個部族分屬三大支派），使用著不知其數之多的語言，其中至少有一百種語言和方言群。在印度獨立法案生效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二十多年間宗教的差異，使全部信奉回教的雅穆和克什米爾到底應該歸於回教的巴基斯坦，抑或印度教的印度的問題，懸而不決。嚴重的經濟競爭也帶來許多問題。對以色列而言是提供活命之源的約旦河，使以色列常常和缺水的阿拉伯鄰國發生爭端。
二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民族主義精神似乎隨著國際性軍事、經濟和政冶組織──如《北大西洋公約》、「歐洲煤、鋼集團」、「歐洲原子能集團」、「共同市場」等──而逐漸消逝。但是法國總統戴高樂所尋求的各種政策、德國分裂的問題，都顯示民族主義的號召依然極為有力。
關於民族起源，應看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現代民族主義之各種解釋，可看Louis L. Snyd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等。
先理解然後評論（《中華雜誌》編者）
一切人物、思想、制度皆可評論，但評論必先理解評論討論的對象。
有人不喜歡民族主義，便把民族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聯在一起，認為「可悲」。他們說民族主義是「動之以情」之力，必須節之以理，必須以自由平等幸福相調和，民主法治為導引。他們不知民族主義可以分為自由的或權威的，但義和團、法西斯主義是另一回事。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是與共產主義相反。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不是情，如說是情，自由平等幸福難道不是情？天下何事何物又能不節之以理？吃飯服維他命固然要節之以理，講理的科學，如講成「科學主義」也不行。自由民主能不節之以理嗎？自由可到無政府，民主也可到極權民主。法治要看什麼人立的法，幸福要看什麼人的幸福。這些東西如何能作民族主義之導引？他更不明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沒有清楚明白的概念，就不能談學問。不了解一種概念，就不可以隨便評論。過去因有人亂批評民族主義，我們曾譯了一兩篇外國百科全書之解釋。現見一九七四年《大英百科全書》〈民族主義〉條簡明扼要，故為譯出，供贊成或反對者之參考。
這不是說，此文句句是經典，但他代表今天西方學界對民族主義之標準知識。他有一大疏忽，沒有說明亞非民族主義乃對抗歐洲帝國主義而起，但他承認有帝國主義，不像我國西化派否認帝國主義之存在。又有一句話「六十年代之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也許可以誤解毛澤東也是民族主義者，如今日此處怕民族主義的人所誤解的。但原文只是說毛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必誤解。
還要聲明的，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但不斷說民族主義不夠，必須補之以學問，否則是空的，這恐怕比「節之以理」圓滿得多。我們還要說，我們不僅贊成自由民主和法治，而且要將此義擴張於地球上之每一人；因此，我們不佩服西洋人之自由、平等和民主。他們果真是自由、民主的，哪有帝國主義？沒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乃因我們缺乏這個東西，要以此治崇洋媚外之病而已。沒有帝國主義與崇洋媚外主義之後，沒有人纏夾民族主義是義和團與法西斯主義之後，我們也許要講國際主義乃至世界主義哩！
而在目前，凡要批評民族主義的人，都必須看完這篇譯文，或先知其所說要點，然後說話，才可望「節之以理」，而不至無理取鬧。
《中華雜誌》，一九七八年五月
轉引自：王曉波，《民族主義與民主運動：一個統派知識分子的探索》，2004，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43-357。
（2009年12月2日，張鈞凱校訂。）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指一個人覺得凡人（在人世間）皆應對於民族國家盡其至高之忠誠的一種心態。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的運動。在歷史上，人類總是和他們的鄉土、他們父母的傳統，以及既有的疆域內各種威權，有著密切的關聯；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紀之後，民族主義才開始成為一種塑造人的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之公認的情操；成為造成現代歷史之重大的、單一的決定因素，縱使不是最重大的因素。由於它強勢性的活力和貫通一切的力量，常常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古已有之的。有時候，民族主義甚至被誤為是政治行為中的一種永恆的要素。實際上，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才能算是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強大的表現。在民族主義向拉丁美洲各國浸透之後，十九世紀初，向中歐擴散。在將近十九世紀中期時，它又從中歐向東南歐發展。在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亞洲和非洲古老的土地上開花。因此，十九世紀被稱為歐洲民族主義的世紀。而在二十世紀，我們在全亞洲和非洲，看見了強大的民族運動之興起與奮鬥。
在世界政治的意義上，民族主義意味著國家或民族的合一──或者至少是以民族的地理學原則來決定國家範圍。在民族主義的世紀，而且只有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主張每一個民族應該形成一個國家──那個民族自己的國家，且國家應該包容形成那個國家之族籍的每一個成員，便成為一普遍承認的原則。前此，國家，或者在一個政府管轄下的領土，並不以民族為範圍。在那個時代，人並不是對民族國家效忠，而是向其他的、不同的政府性組織，諸如城邦、封建領地和封建侯王、王朝國家、宗教性群體或宗派等效忠的。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期裡，民族國家是不存在的。並且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民族國家甚至並非人類的一個理想。在基督教紀元開頭的十五個世紀裡，理想是普世的世界國家，而不是對任何個別的政治體的忠誠。羅馬帝國為這理想建立了偉大的範例，並且將它延續到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還將它保存在「基督共和國」（res publica christiana）的觀念中，更在十七世紀的許多著作裡，以統一的世界文化和世界政策的這一世俗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在民族主義的世紀之前，政治上的忠誠，並不以民族性為轉移。因之，也沒有人主張民族對於文明的決定性。在中世紀，人們認為文明是因宗教而決定的。當時，對於基督教以及回教世界中的諸民族而言，只有一種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只有一個文化上的語言──即拉丁語（或希臘語），或者阿拉伯語（或波斯語）。後來，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古典主義時代，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成為普世的典範，而在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中，皆為正當。再後來，法國的文明，被全歐洲奉為各族中一切具有教養之人的正當文明。只有到十八世紀的末葉，人們才頭一次認識到民族對文明有決定性的關係。就在那個時候，這樣的原則才被提出：即一個人只能以他自己的母語來教育，而不是以其他時代的、他種文明中的語言──不論那語言是古典的語言，抑或具有高度文明的其他民族的文學創作。
從十八世紀末以後，教育和公眾生活的民族化和國家、政治忠誠的民族化同時並進。詩人和學者首先著重了文化的民族主義。他們從事各民族母語的改造，將母語提升為文學的語言，並且深入地在自己民族的歷史中蒐求材料。如此，這些民族詩人和學者，便為民族的國家性的政治主張預備了基礎。這種政治主張，是被他們燃起了民族精神的人所繼之提出的。
十八世紀以前，在若干時期中存在著若干群體的民族情感，尤其是在各國艱苦和衝突的時代。民族主義感情提升到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地位，是由於若干複雜的發展所促成的：由一個破除了古老的封建性忠誠的專制君王所創造的中央集權大國；生活和教育之脫離基督教寺院影響而世俗化，助長了各種方言的發展，並且削弱了教會和宗教宗派的束縛；商業的發展，要求更大的領土，以便有足夠的空間讓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動力精神和他們的資本主義事業之發展，得有充份的餘地。這個廣大的十八世紀的、統一的領土國家，加上它的政治、經濟上的中央集權化，逐漸浸染了一種新的精神──一種與較早時期的宗教運動中的狂激情緒相類似的新的激情。在人民主權論和人權論的影響下，人民代替了君王而成為國家的中心。君王不再等於國家；國家已經成為民眾的國家，即民族的國家，父祖之國。國家乃與民族合一，一若文明與民族之文明合一者然。
這一發展，和支配了前此的兩千年間的各種政治思想相反。在這以前，人們都著重一般性和普遍性，並且以統一性為理想的目標。民族主義強調特殊性、鄉土性、殊異性和民族的個性。而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這些傾向也越是響亮。這些較不受注意的特點，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明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西方文明的普遍標準──即對於世界人的尊重、對（同一而相同之）理性和常識之信仰、基督教和斯多噶學派的傳統之殘留等──皆依然極為強大，使民族主義還不能充份發展，也不能撼動整個社會。因此，有人認為原初的民族主義，尤其在西歐和北美洲，是與各種世界主義思想和泛愛人類的觀念相容共存的。
歐洲人的民族主義
第一次現代民族主義充份的發露，是發生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革命。英國成為科學精神、商業、政治思想和活動的領導國家。滿懷著對於新的歷史時代的強烈信心，英國人覺得他們肩負著歷史性任務，他們覺得自己正站立在偉大的轉捩點，一種新的改革和新的自由即將發端。在英國革命中，有一種樂觀的人文主義，和加爾文主義的倫理同時發展；舊約的影響，藉著將英國民族同於古代的以色列民族，而將形式賦予新的民族主義。
在米爾頓（John Milton）許多著作中，指這個由新的民族所傳揚的福音，並不只要傳給英國人，也要傳給一切的人類。米爾頓著名的預言中，自由的理念從英國傳佈出去。而英國將「在萬世中被尊為培育自由，將自由傳佈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最豐沃的土地。」他說：
「眾人聚集在我的周圍，我想像……我看見地上的各國找回了他們失去已久的自由；我看見這個島國上的人民……正將文明和自由的福祉在各市各邦各國中傳播出去。」
英國當時的民族主義，比起稍後的、由於脫離基督教寺院而世俗化運動獲致更大成就時所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接近它的宗教的母體。但是，不論如何，十八世紀的民族主義，也分享了當初英國民族主義之對於自由的熱情、人道主義的特性、對於個人和個人權利的重視，以及對於同居於一地且背負同一歷史文化之人類的範圍，尤其是民族分界之重視。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和英國商業中產階級的興起相合應的。英國民族主義，在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中取得完善的表現，並且正就是以洛克的政治哲學的形式，影響了下一世紀的美國和法國的民族主義。
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民族主義的典型產物。北美的殖民者中，有一部份受到清教徒革命和洛克學說的影響，另有一部份受到同時代一些法國哲學家為英國式的自由觀念所做的新的理性主義詮釋。美國殖民者，成了為自由和各種個人權利而戰鬥的民族。他們以當時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表現在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派恩（Thomas Paine）的政治思想中者，做為他們戰鬥的理論基礎。它是一種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民族主義，視美國為向著全人類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幸福進軍的先鋒隊。十八世紀的各種思潮，在美國獨立宣言和獨立美國之誕生，獲得了最先的政治實現。這些深刻的影響，延續到法國大革命。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提倡人民主權論，人民的共同協力以形成民族意志，以及倡言平民大眾為文明之真實的寶庫之時，已經為法國民族主義的成長，準備了土壤。
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超過了盧梭的思想。法國大革命勝利地表現了對於共通的人性和自由的進展的信心。那著名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和「人類及公民權利之宣言」，被認為適用於各民族而不僅限於法國人民。個人自由、人類平等，各民族的友愛，成為一切自由的、民主的民族主義的共同基石。在這些新精神的影響下，新的禮儀產生了，它部份地取代了古老的宗教節日、儀式和祭典的地位；節慶和旗幟；音樂和詩歌；國定節日和愛國的高頭講章等。民族主義以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滲透到生活的一切表現中。正像美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樣，法國的興起在戰爭的技術中產生了新的現象：武裝的民族。在美國和法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是充滿了新的狂熱之情的國民軍隊，證明優於受過高度訓練，但缺乏民族主義激勵的職業軍隊。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注重在建設國家過程中個人的自由抉擇。他們認為，國家是由它的成員所做之自我抉擇的行動所建立的。公民投票便成為表達民族意志的工具。在美國和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意味著謹守普遍寰宇的、進步的觀念，仰望自由和平等之共同的未來，而不是回顧以專制和不平為標記的過去。
拿破崙的軍隊，將民族主義的精神傳佈到歐洲，甚至近東；同時越過大西洋，民族主義也激動了拉丁美洲的人民。但是拿破崙征服的鎖鍊，使歐洲人的民族主義反抗法國。在德國，反對法國的鬥爭，是由一群作家和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這些人反對一切美國和法國革命所賴以成立的各種原則，以及民族主義的各種自由和人道主義觀點。
德國民族主義開始強調本能以對抗理性；強調歷史傳統的力量以對抗為進步和更為公正的秩序之目標所做的理性的努力；強調各民族間歷史的差異性而不著重各民族共同的希望。法國的革命、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被德國人看成一種短暫的越軌，越軌之後，社會秩序的永久基礎就會重佔優勢。
十九世紀中的發展，證明這種德國式的民族主義詮釋是錯誤的。自由的民族主義益為興盛；它滲透到越來越多的人民：即不斷興起的中產階級和新的無產階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浪潮，和所謂「各民族的春天」，似乎實現了像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一類的民族主義者的希望。馬志尼畢生致力於以民主的手段，實現意大利的統一以及一切自由國家間的友好。雖然他的壯志不酬，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十二年間，在拿破崙三世和德國的協助下，意大利、羅馬尼亞得到獨立。同時，在一八六〇年代，即使在俄國和西班牙，自由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自由的民族主義之勝利的趨向，被俾斯麥挫敗於德國。俾斯麥在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基礎上統一了德國，挫敗了德國的自由主義。德國不顧居民的意願強併阿爾薩斯──洛琳兩省之事，是和人的自由意願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思想相矛盾的。阿爾薩斯──洛琳的人民，是依照客觀的要素、依照種族，而不是依照居民的意願，或對於他們所選擇的民族之忠誠，而定為德國人的。
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民族主義分解了哈布斯堡和各奧托曼蘇丹的超民族國家。這兩個超民族國家都建立在「前．民族主義」的忠誠上的。在俄國，民族主義的深入產生了兩個相對立的思潮。一部份俄國民族主義者想建造一個西化的俄國，並與歐洲其他自由的、進步的國家相結合。另外的一些俄國民族主義者則強調特殊的俄國特性，強調俄國主義，主張基於貴族的、東方正教的過去，所決定的俄國的獨立性和殊異性。這種斯拉夫派和德國浪漫主義思想相似，並深受其影響，將俄國視為被自由主義和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各種傳承所崩解的西方之未來的教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是民族主義在中歐和東歐的勝利。在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了新的民族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而這些國家後來卻因內部的民族摩擦、鄰國間領土的爭論而深受其害。
俄國民族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而爾雪維克取代了沙皇帝國，列寧取得勝利之後，一部份受到壓抑。然而布爾雪維克也主張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這運動也將成為俄國人的各種國家政策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訴諸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激勵俄國人民對抗外國侵略者。戰後，斯大林又發覺民族主義是蘇聯在東歐擴張時最堅強的阻力之一。所謂「民族共產主義」成為蘇聯集團的分裂性的力量。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領袖鐵托被莫斯科斥為民族主義者和叛徒。在一九五六年秋間的波蘭和匈牙利反抗運動中，民族主義是一個強大的因素，其後，民族主義的影響也可見於羅馬尼亞和捷克。
亞洲人和非洲人的民族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才出現於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造就了凱末爾（Kemal Atatuk）、埃及的沙德．巴夏查．庫（Sa'd Pasha Zaghl）、阿拉伯半島的伊班．沙烏德（Ibn Sa'ud）、印度的甘地（Mahatma Gandhi）和中國的孫逸仙一類的領袖。凱末爾在一九二三年成功地將中世紀的回教君王制改造成恢復活力、現代化的現世共和國。阿拉伯統一的要求在亞洲和非洲因英國帝國主義而受挫，其在非洲者則因法國帝國主義而失敗。然而英國卻顯示了一種與這新的民族主義力量相適應的天賦，協力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埃及（於一九二二年，迨一九三六始完全獨立）和伊拉克（一九三二年），並且在印度表現了同樣的精神。一八八五年印度國民會議成立，以推展英國式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卻在一九一八年之後越來越趨於激進。受到德國影響的日本則利用現代的工業技術去為一個更為權威的民族主義服務。
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的進展，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歷史反映出來。為國際聯盟約章做了準備的凡爾賽條約，減少了戰敗的一方同盟國中的帝國──主要的是德國和土耳其。國際聯盟把德國的殖民地分配給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南非的委任統治地。將德國的太平洋上的屬地分配給日本、澳洲和紐西蘭。依照這些屬地達成獨立的願望，分成幾等。在國際聯盟原有的會員國中，只有五個是亞洲國家（中國、印度、日本、泰國，和伊朗）以及兩個非洲國家（利比里亞和南非聯邦）。其後在國際聯盟解體於一九四六年之前，國聯只增加了三個亞洲國家（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及兩個非洲國（埃及和伊索比亞）。在國聯控制下的委任托管地中，只有伊拉克、黎巴嫩和敘利亞在國聯存在的期間取得獨立。
一九四五年五十一個聯合國原始會員國中，有八個是亞洲（即中國、印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沙地阿拉伯、敘利亞和土耳其），有四個是非洲國家（與國聯時代之非洲會員國同）。但是在聯合國成立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中，即增加了六十六個新的會員國，其中五十五個是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國聯時代會員總數從來不滿二分之一的亞、非國家，現在卻代表了聯合國將近半數的國家。在新的亞、非國家中，亞洲的四國和非洲的七國，部分或全部是從過去的委任統治地創造出來的。
第二次大戰之後，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和馬來西亞，以及非洲的迦納從英國和平地獲取了獨立，正如菲律賓和平地自英國獲得獨立。其他則須在苦烈的殖民地戰爭中為其獨立而艱苦戰鬥，如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和法屬北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在這新的亞非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列申招募它的支持者。首先，共產主義和這些民族主義者協力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各國而鬥爭，而在獲得獨立之後，則以與西方資本主義競相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換取其對共產主義之支持。二次大戰間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民族主義，隨中國共產黨獲取政權而消失。但不久之後，中國共產主義，像稍早的歐洲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地開始離開超民族的共產主義。到了六〇年代末期，在蘇共和中共之間的相互詆控，顯現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而享有與列寧同樣榮譽的地位。而隨著中國共產主義之逐漸轉向內部，它對於亞、非各民族的影響已顯著地消失。
新興亞、非民族的野心，恆相牴觸。聯合國複雜的政治，顯示出這新的民族主義的諸多難題。與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因而建立的印尼，與聯合國出面仲裁西伊里安（即西新幾內亞）的時間一直續到六十年代末年。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爭端中，聯合國的軍隊在埃及和以色列軍隊中出面居間調停。從以色列建國以來持續不絕的中東難題，以及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所帶來的阿拉伯內部各國間的爭端，困擾著聯合國。其他的聯合國參與的紛爭，遇有印度和巴基斯坦間對於雅穆和克什米爾的爭議；韓國分裂和其後的韓戰；聯合國在剛果長達四年之久的干預；希臘和土耳其間為新獨立的賽普路斯所做的鬥爭；印尼和菲律賓之反對將沙拉瓦克巴（北婆羅洲）併入新成立的馬來西亞等等。
許多同為獨立而感到驕傲的新興國家，都面臨許多的問題。由於對獨立沒有做好準備，剛果人民共和國獨立的頭四年，沒有一個像樣的穩定政府。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有典型的因極為複雜的部族和語言所帶來的問題；不知其數的人口中有不如其數的部族（至少有一百五十個部族分屬三大支派），使用著不知其數之多的語言，其中至少有一百種語言和方言群。在印度獨立法案生效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二十多年間宗教的差異，使全部信奉回教的雅穆和克什米爾到底應該歸於回教的巴基斯坦，抑或印度教的印度的問題，懸而不決。嚴重的經濟競爭也帶來許多問題。對以色列而言是提供活命之源的約旦河，使以色列常常和缺水的阿拉伯鄰國發生爭端。
二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民族主義精神似乎隨著國際性軍事、經濟和政冶組織──如《北大西洋公約》、「歐洲煤、鋼集團」、「歐洲原子能集團」、「共同市場」等──而逐漸消逝。但是法國總統戴高樂所尋求的各種政策、德國分裂的問題，都顯示民族主義的號召依然極為有力。
關於民族起源，應看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現代民族主義之各種解釋，可看Louis L. Snyder: 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等。
先理解然後評論（《中華雜誌》編者）
一切人物、思想、制度皆可評論，但評論必先理解評論討論的對象。
有人不喜歡民族主義，便把民族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聯在一起，認為「可悲」。他們說民族主義是「動之以情」之力，必須節之以理，必須以自由平等幸福相調和，民主法治為導引。他們不知民族主義可以分為自由的或權威的，但義和團、法西斯主義是另一回事。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是與共產主義相反。他們也不知民族主義不是情，如說是情，自由平等幸福難道不是情？天下何事何物又能不節之以理？吃飯服維他命固然要節之以理，講理的科學，如講成「科學主義」也不行。自由民主能不節之以理嗎？自由可到無政府，民主也可到極權民主。法治要看什麼人立的法，幸福要看什麼人的幸福。這些東西如何能作民族主義之導引？他更不明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沒有清楚明白的概念，就不能談學問。不了解一種概念，就不可以隨便評論。過去因有人亂批評民族主義，我們曾譯了一兩篇外國百科全書之解釋。現見一九七四年《大英百科全書》〈民族主義〉條簡明扼要，故為譯出，供贊成或反對者之參考。
這不是說，此文句句是經典，但他代表今天西方學界對民族主義之標準知識。他有一大疏忽，沒有說明亞非民族主義乃對抗歐洲帝國主義而起，但他承認有帝國主義，不像我國西化派否認帝國主義之存在。又有一句話「六十年代之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使毛澤東得以起來......」，也許可以誤解毛澤東也是民族主義者，如今日此處怕民族主義的人所誤解的。但原文只是說毛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不必誤解。
還要聲明的，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但不斷說民族主義不夠，必須補之以學問，否則是空的，這恐怕比「節之以理」圓滿得多。我們還要說，我們不僅贊成自由民主和法治，而且要將此義擴張於地球上之每一人；因此，我們不佩服西洋人之自由、平等和民主。他們果真是自由、民主的，哪有帝國主義？沒有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也沒有必要了。我們主張民族主義乃因我們缺乏這個東西，要以此治崇洋媚外之病而已。沒有帝國主義與崇洋媚外主義之後，沒有人纏夾民族主義是義和團與法西斯主義之後，我們也許要講國際主義乃至世界主義哩！
而在目前，凡要批評民族主義的人，都必須看完這篇譯文，或先知其所說要點，然後說話，才可望「節之以理」，而不至無理取鬧。
《中華雜誌》，一九七八年五月
轉引自：王曉波，《民族主義與民主運動：一個統派知識分子的探索》，2004，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43-357。
（2009年12月2日，張鈞凱校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