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鋼鐵年代

■邱士杰

新曆年伊始，一齣以60年來鞍山鋼鐵工業為主題的電視劇《鋼鐵年代》，開始在大陸主要電視台播映。鞍鋼素有「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 子」之美譽，加上1960年毛澤東親自以「鞍鋼憲法」之名，高度讚賞了鞍鋼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內容的技術及管理革新，因此這齣以鞍鋼為題材的電視劇， 便格外值得檢討。

近年以工人階級為題材的創作不算少見，但在當前大陸社會極端不平等、工人階級地位空前低落的當下，這類創作卻未必都能得到群眾迴響。典型實例就是前 兩年以大慶油田及鐵人王進喜為題材，票房卻慘遭失敗的五一應景電影《鐵人》。這類失敗所反映的未必只是群眾胃口的轉變，而可能是電影不對群眾胃口。由於文 革及相關歷史經驗被視為「極左」而無法正面處理，遂使建國後工人階級的面貌不能得到完整描繪，從而削減了戲劇的共感力。

然而《鋼鐵年代》卻得到熱烈迴響。這可能是因為這部戲很好地將1950年代鞍鋼恢復生產的過程同當時的人情世故相結合，從而勾勒出一幕幕溫馨懷舊又 不失熱情紅火的歷史場景。被認為過時的政治口號非但毫不迴避，即便是中蘇分裂以及日本技術人員撤離鞍鋼，該劇也以異常「國際主義」的角度正面刻畫所有參與 鞍鋼建設的各國工人。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當年的人民共和國，這點還是做不到的。

但又由於改革開放（1979）以來的史觀強調「撥亂反正」，60年來的歷史就被切割為或正或反的碎片。因此《鋼鐵年代》中的鞍鋼史只能講到文革前；「鞍鋼憲法」這一重大創新也因其「反面」形象而悄悄解消在三年災害的劇情之中，從而缺席。

當然，以文藝作品再現鋼鐵工業的細節並不容易。艾蕪的小說《百煉成鋼》（1958）算是描寫得相當詳盡的作品。但當表現形式從文字轉變為有時間限制 的戲劇，就只能取捨，比方電影《火紅的年代》（1973）便只抓了幾條技術線索而展開（何況主線必須是廠場內發生的、文革所強調的「階級鬥爭」與「政治掛 帥」）。描寫大慶工人的《創業》（1974）也同樣如此，卻不失精彩。

始終由同一政黨領導並經歷多次自我否定的社會主義國家，應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許多價值觀因為這一現實條件而未必能連貫繼承，卻還有「火中取栗」的 可能；此間形成一種張力。在「黨－軍－國－族」仍然一體（從而不能把歷史責任簡單歸咎於任何一方）的條件下，這種張力的發展前景，值得觀察。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1-17

[犇報‧第22期] 誰的諾貝爾獎，哪門子的和平？

挪威的朋友來信，好奇的詢問我：「為何有些中國人不懂得讚揚劉曉波對和平的貢獻？」坦白說，我向來質疑僅以西方世界的標準所評定的諾貝爾和平獎，所以對劉 曉波這個老愛抱西方人大腿的得獎者，異常反感。因此我回了信，告訴他，西方意義下的和平，有反思的必要。以下是我的回覆：

親愛的G：

謝謝你對中國民主與和平的關注，希望我的回應可以讓你（甚至是更多的挪威人）了解中國人對劉曉波先生的反彈，並不在於和平價值的本身意涵，而在於和平背後的政治操控。

希望你還記得並認同，我們兩年前在荷蘭海牙對中國歷史激辯後的共識：近現代的中國，稱得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其不和平的結果往往來自於西方勢力的介 入，如同二十世紀有八國聯軍的掠奪（大英博物館藏的大量中國文物可以證實這個論點）；現代則有美國操弄下的兩岸問題（美國對台軍售可以說明其介入的真實目的）。

如果你查查貴國對諾貝爾和獎得主的評定標準，不難發現諾貝爾先生本人的遺願是希望將獎項頒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 召開盡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姑且不論歷屆得獎者對和平所作貢獻多寡，或是獲獎正當性與否，最起碼他們都還有些事跡可以拿來搪塞世人，例如以色列 前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雖曾派兵鎮壓巴勒斯坦示威者(其中不乏兒童)，造成無數死傷，卻因1993年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Oslo Accords），承諾讓巴勒斯坦人民有自治的權利而獲獎（雖然該協議最終並無履行）。

然而，我比較好奇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在沒有任何可稱頌的「和平事蹟」下得獎，雖然其支持者推說是因為他在競選中「良善」意願的承諾——當選後的16個月內將美軍撤離伊拉克——而 預支了獎項。但是，對於一個從頭到尾拒絕宣示反戰的領導者而言，無論美國最後撤軍與否，都難以令人信服其維護和平的意願。當然也就遑論，美國前聯邦儲備局 局長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其2007年出版的回憶錄《我們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 :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中誠實道出，基於政治理由，他不方便承認出兵伊拉克的真實目的是為了石油。也就是說，美國一再宣稱的維護世界和平，根本就是藉口與假象。有鑑於此，我們 便不難理解，為何俄新社（俄羅斯新聞網）政治觀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在談及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嚴厲地批評此獎項一貫被政治化到極致，主宰者的取捨及 好惡往往取決於美國、北約和西歐國家的態度。

說到西方意識的貫徹，中國的劉曉波先生可謂是積極的愛好者，1988年時值33歲的他接受香港「解放日報」（即今日的「開放雜誌」）的專訪時，就大言不慚 地宣稱「中國應該再被殖民三百年」。2006年，他再次強調，唯有如此，中國才得以完成西方現代化的過程，才能追隨西方現代化的腳步，才能實現西方式的市 場經濟、私有制和自由貿易般的「進步」，為此他還提出香港被殖民10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當作論據。殊不知，奠基於單向線性史觀的現代化理論，其中心 思想是認為歐美發展的道路普遍適用於全球社會，也就是說，只要學習西方經驗，便可以在各方面取得「現代化」的發展。M. Du Bois（1991）曾嚴厲的批判此種發展史觀是為那些庸俗的發展專家所信奉的現代化，和優越的北半球價值和建制提供理據，並把導致無法無天的破壞，或者 鄙視及抑制本土技術、知識、實踐、生活方式等等的過程加以合理化。

我還記得，基於台灣過往也遭受被殖民的歷史，你曾經問我：「對某些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的人民認同西方殖民母國所帶來的現代化發展有何看法？」當時我僅以一 個小故事回應並反問你：「如果一個小偷到你家偷東西，但是由於你家缺乏運輸設備，阻礙了小偷將東西運走的速度，因而在你家蓋了座電梯加強其轉運東西的需 求。只是，偷完東西的小偷最後因各種原因（例如來不及運走電梯，或是拆遷工程不符合經濟效益等）沒有帶走電梯，你會不會因為往後的每一天可以搭乘電梯出入 而欣喜；或是認為這是為你帶來現代化發展的恩賜，而完全忽略了權力分配結構下如階級、民族、種族的壓迫問題？」我清楚的記得你的回答是十足的否定。然而， 今日你們所擁護的劉曉波先生，卻是這種論調的肯定者，而貴國更將頒與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以玆鼓勵。對此，我倒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中國人有什麼理由去歌誦劉 曉波的言行？

長久以來，基於冷戰結構的思維，西方社會總以放大鏡檢視中國的發展，視共產主義中國為邪惡的國家，即便在一定的意義上，中國現時的發展已經採行了西方世界 所推崇的資本主義要素，共產黨的領導仍然某種程度地威脅著西方（以美國為首）的霸權，因為所謂西方的道路就是要塑造一個純粹只有西方價值與利益的世界，讓 非西方世界為其服務，受其支配，這裡當然也就不容許任何可能挑戰此種思維的異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維）存在。因此，花140萬美元（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發動一次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攻擊，污名化中國對人權的尊重，絕對值回票價。

然而，如果西方世界真的笨到以為中國人將對劉曉波的殖民主義思維深表認同，或是愚蠢地認為中國人會對劉曉波一貫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態度毫無反思，從 而支持貴國的諾貝爾委員會將獎項頒給世界和平的「反支持者」劉曉波之流（翻翻歷史歷史記載，你會發現希特勒也曾遭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雖然最終並無獲獎），那麼我倒是想知道究竟是誰不支持和平，不維護人權。

今年，歐洲大雪也許掩蓋了許多歐洲勞動者辛勤耕作的田地；掩蓋了貴國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的良知，但我衷心地企盼它不會掩蓋歐洲人民對和平的公正評價。

冬安

加鈴于香港
2010/11/30

蠹魚的旅行日記：「學徒出陣」

■邱士杰

韓國電影《走進炮火中》近日在台灣頻道上公開播映。這部以朝鮮戰爭以及學生兵為主題的電影，提供了我們一個反省20世紀東亞的「冷戰．內戰」遺留問題的視角。

這部電影以1950年6月朝鮮人民軍的大舉南進為背景。在人民軍幾乎取得勝利的條件下，71名臨時訓練而成的學生兵被留在一所女中牽制人民軍。

那些學生以慘烈的犧牲成功牽制了人民軍，並為美、韓軍隊爭取到有利戰機，因此成為電影所歌頌的題材。這部電影找了韓國的青年偶像紅星扮演學生兵，在宏大的戰爭場面中，安排這些青年偶像以一擋百地屠殺進攻的人民軍，然後瀟灑地犧牲在鏡頭之前。

由於今日的朝鮮已經完全被國際輿論妖魔化，朝鮮建國（1948年）以來的歷史遂能毫不費力地妖魔化，特別是朝鮮戰爭。雖然那場戰爭的來回進退存在許 多複雜內容，但有一點需要注意：朝鮮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在開戰之後挺進南方多數區域，並不只是因為軍隊本身有優勢，更包括地方民眾的響應──就像半島各地曾 在1945年朝鮮半島「光復」後迅速成立左翼的「朝鮮人民共和國」「建國準備委員會」一樣。

但這齣戲中的朝鮮戰爭卻僅僅被描繪成北方以軍事力量強取南方。這場戰爭所曾具有的正義性，或南方人民的自發支持情緒，就因朝鮮在1980年代以來的實踐挫折，乃至韓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民主化」，而被輕易解消。

關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的學生兵或少年兵問題，歷來已有許多討論；在老一代當事人凋零殆盡之前，這類討論也必將由於各方的需要，而在不可能達致結 論的狀況中討論下去。但若不先考慮這些問題作為實際存在的史實，而先直面這些史實「被發掘」、「被得到記憶」的原因，我們實不可能迴避這些史實背後所隱藏 的、恰恰服務於當下的意識形態。當螢幕上再現出這些穿著日帝時期風格——同時也是遺存到現在的風格——的高中生制服而走上戰場的少年時，如果我們對李明博 政權當前的軍事挑釁政策有著起碼的認識，難道還不能從中感受到那絲令人戰慄的法西斯宣傳味嗎？

曾在學生時代被迫當兵的日本左翼學者田中正俊指出，日本法西斯為了動員學生打仗，用描述武士打仗的「出陣」一語恭維這些「學徒」，遂有「學徒出陣」 的說法。朝鮮戰爭時期的南方政權動員學生打仗，寫下了慘烈的一頁；但那些自發反對南方政權的、為數可能更多的人民，他們的實踐是不是更值得書寫？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1-1-10

蠹魚的旅行日記：辛亥百年的雜感

■邱士杰

在台北101以及各地的煙花中，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在新年的首日啟動了。在目前的台灣，辛亥革命、民國、兩岸分斷，以及台灣認同的四重疊合，已經構成了極其古怪的融合體。不過這是一種值得稍加討論的融合狀態。

得到紀念的辛亥百年主要是一個以國民黨革命史為敘述主線的歷史，因此，打著五色旗並推翻清廷的北洋政府、與國民黨政權長期並存並最終推翻之的中共，以及1949年以後的大陸歷史發展，完全不在多數人的思考之內。

之所以辛亥百年在當前的狀態下以這種方式而得到敘述，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敗退至台灣、長期執政，並存續至今。這一事實使該種敘述有展開的可能。但更重 要的原因，則是因為台灣主體意識已無法簡單透過「台獨」而展開，在這種條件下，「獨台」化的「中華民國」，成為足以同時掩護「台獨」並保存台灣主體意識的 掩體。當然，這方面的問題已有很多討論，此處不須贅述。

在此情況下，政府當局推出的一系列不標明省籍的革命先烈廣告，顯然是相對具有中國取向的歷史敘述；也恰恰是這種敘述，提供了我們反思中國革命的某種 切入點。這些廣告所宣傳的先烈，幾乎犧牲在或大或小的密謀式革命中。這種革命依賴菁英、密謀、突然的暴動，而不依賴廣大中國民眾。雖然孫文1906年就提 出「國民革命」一語，但直到國共合作，孫文才真正承認「國民」是革命動力。

正因歷次反滿共和革命實非「國民」的「革命」，而群眾參與又常被認為是革命合法性的來源，因此革命中的群眾參與是歷史詮釋中需要經常被突出。娛樂電 影《十月圍城》是近期的一個好例子。該片勾勒出許多群眾因為各自的追求而捲入革命。雖然這些追求可能完全與革命無關，卻構成革命的一部分、匯成總的歷史合 力。

無論電影情節是否存於反滿共和革命，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以及隨之展開的「土地革命」都無疑是一個以革命價值為主線，並使無數群眾依據各自的 追求而投身其中的人民革命。雖然許多人僅僅為了私人追求（如平分土地）而參與，未必理解革命真義，但正因革命能包容許多人的具體追求，才得以完成，也才是 革命。

光復以來也有許多台灣熱血青年投入運動之中。有些懷抱著深刻認識，有些則非。但不能忘記革命是一個整體，偏重前者或後者的歷史詮釋都不全面，但以後者遮蔽前者最危險。對於這種遮蔽，我們必須警惕！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1-1-03

對的事，就應該繼續做──評「民國百人」與「中華發展基金」事件

「畏首畏尾」的兩岸政策

當前馬政府兩岸政策的指導原則是「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具體實踐在兩岸經貿與民間交流的快速成長。相較之下，其兩岸政策在政治議題上，就顯得「畏首畏尾」，甚至「裹足不前」。

競選期間，馬英九提出與大陸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的主張，但去年5月20日，在就職二周年記者會上馬總統指出「無法預測何時與中國大陸討論和平協議」，此話被媒體解讀為放棄與大陸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其次，馬政府原主張大幅開放陸生來台、承認大陸學歷，但在民進黨進逼下，執政黨底線不斷往後退縮，終致去年8月19日立法院通過有條件開 放、且具有高度歧視意味的「陸生三法修正案」。再者，承續李登輝時期補助來台大陸研究生的「中華發展基金」，在特定媒體刻意扭曲，再經政論名嘴在選舉場合 的三字經渲染後，陸委會立刻宣布明年取消來台大陸研究生的生活補助。最後，為慶祝民國百年，國史館推出「民國百人」票選活動，同為民國歷史人物的毛澤東與 鄧小平名列其中，卻在朝野「冷戰思維」的砲火猛攻下，國史館不得不撤下此一活動網頁，館長下台一鞠躬。

從上面列舉的事件來看，馬政府雖有雄心壯志為兩岸的政治、就學、歷史與認同等方面做些事情，但只要一面對民進黨、台獨，或是所謂「主流民 意」的輿論壓力，不論其考量為何，我們看到的都是退縮與讓步，致使許多有助兩岸交流與和平發展的政策或胎死腹中，或臨時喊停。以下嘗就「民國百人事件」與 「中華發展基金事件」簡要評論，呼籲馬政府「對的事，就應該繼續做」；也呼籲反對陣營，不要「逢中必反」。

冷戰思維的再現

在過去「內戰」與「冷戰」的「雙戰」架構下，兩岸壁壘分明。馬、恩、列、毛等人的著作，在台灣被列為禁書，任何與「共匪」有關的作家與學者的書籍，也在黑名單之內。大陸亦然，民眾無法接觸到任何「蔣幫」、「蔣匪」的資料與作品。

1987年台灣解嚴，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兩岸交流漸步入正常發展。1978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在兩岸問題上也以務 實為原則。經過數十年之後，將對岸視如讎寇，恨不得「殺朱拔毛」的心態，竟然沒隨著開放的腳步在島內部分政客心中消散，反而在2010年見機炒作。

就此次「民國百人事件」浮現的「冷戰史觀」與「冷戰思維」，著實令人不寒而慄。《台灣立報》2010年12月15日的社論《重現冷戰史 觀》：「所謂『民國百年』，即使只專注於國民黨的歷史，這些事件、人物，恐怕都無法一筆抹除。除非『民國百年』活動就是打定主意要重現蔣介石時代漢賊不兩 立的冷戰史觀，要把所有『共匪』以白色恐怖的政策全面掃除，那麼，我們的立法院的確可以高高聳立，成為反共的灘頭堡！」

「民國百人」不等於「建國百人」

面對政治口水的紛紛擾擾，林滿紅指出：「民國百人」不等於「建國百人」。林滿紅實事求是的說法無奈淹沒於政治對立中。

中華民國1911年建立至今，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陸，對於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歷史與人物，可以視而不見？《台灣立報》的社論指 出：「所謂『民國百年』，當指1911到2011年之間的中華民國，即使不談憲法中的『固有領土』，至少也應該涵括1949年之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 史。如果完全迴避國、共合作、鬥爭的史實，刻意剔除共產黨相關人物，那麼，請問民國百年史究竟還剩下多少真實？」

2010年12月17日《中國時報》的社論《正確史觀才能鞏固國家共識》也指出：「但從歷史角度，中華民國是不可能將曾經發生過的三十八 年一筆抹消，寫史者回顧這一百年，看到了孫中山、蔣介石，又豈能忽略讓中華民國差點亡國的毛澤東、或媚日建立偽政權的汪精衛？甚至復辟當皇帝的袁世凱、乃 至軍閥割據，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吳佩孚、馮玉祥等人？就像德國寫史者再痛恨都不可能忘記希特勒一樣。」

無論是《台灣立報》或是《中國時報》的社論，都明白指出問題的核心所在──歷史不能偏廢，也不能刻意忽視。任何在中華民國100年歷史之內的人物，都是中華民國國史館該載入史冊的對象，切莫重蹈過去政治凌駕歷史、指導歷史的覆轍。

國民黨自家立委也不能正確看待中華民國歷史。國民黨立委羅淑蕾在立法院質詢林滿紅時，猛烈攻擊國史館竟將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毛澤東與鄧 小平列入「民國百人」。羅淑蕾委員此言差矣。毛澤東在民國時期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而周恩來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史實俱在，國民黨黨史館也曾 展出相關史料，毛、鄧、周等人都是民國人物。而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都是民國事件。不將這些人物與事件列入史冊，是「政治正確」壓倒「歷史正 確」。

誠如《中國時報》社論所言，「讓中華民國差點亡國的毛澤東、或媚日建立偽政權的汪精衛？甚至復辟當皇帝的袁世凱、乃至軍閥割據，八方風雨 會中州的吳佩孚、馮玉祥等人」都應該是中華民國歷史的一部分，更何況另一派要消滅中華民國的台獨學者，在陳水扁執政時期都當上了國史館館長（按：指張炎 憲）。民國堂堂正正地步入一百年，需要更多的包容，而不是自欺欺人，應該以多元撐起歷史與未來。

扁政府時代　孫中山都成了外國人

平心而論，此次「民國百人事件」，只是台灣人亟欲擺脫中國人身分的「政治不正確」。毛、鄧不能列入「民國百人」，事實上與前教育部長杜正勝說「孫中山是外國人」是一貫的思維。

台灣人總說「民主是我們的驕傲」，但民主該有的多元內涵，卻始終被拋諸腦後。國史館所發起的「民國百人」活動，是一項網路票選，「民國百人」應該是由網友票選而出。但在輿論壓力與朝野立委合擊之下，結局竟然是移除票選活動網頁。顯然，「民主原則」敵不過「政治不正確」。

其次，亦如《中國時報》社論所言：「認識林滿紅的人都知道，要林滿紅說謊是難上加難，林滿紅指她聽承辦人員指票選名單中有鄧麗君等人就直 接批可了，應該不假，當年兩岸隔絕勢同水火的年代，鄧麗君的歌聲率先衝破鐵幕，且迄今歷久未歇，誰曰不宜。」在這個事件上，林滿紅的處理是 有瑕疵，她該負的是督導不周責任，稱她「說謊」是過於沉重的指責。「民國百人票選」的爭議，本應在國史館撤除網頁之後就踩住煞車，沒想到最後連國史館館長 也為此下台，甚至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還通過將林滿紅送監察院彈劾。其實，將毛、鄧列入「民國百人」是「歷史正確」，不過終究抵擋不住「政治不正確」的壓 力。

「政治不正確」阻礙了兩岸交流

另外一件「政治不正確」的例子，是「中華發展基金」 補助大陸研究生的事件。關於此事件的來龍去脈，請見張方遠先生的文章《譴責惡意的操弄、栽贓與抹黑》（《海峽評論》第236期，頁8-10），以及《是正 義，還是歧視？》（《兩岸犇報》第21期，第16版），此處不加贅述。

本文在此要指出的是，屬於獎學金性質的「中華發展基金」，提供來台研究大陸研究生生活補助，此乃政府推動兩岸學生交流、促進大陸學生對台認識的「良策」。台灣政府同樣提供外國學生諸多的補助，世界各國政府也都提供海外學生的獎助學金，目的是吸引學子來本地交流與研究。

「中華發展基金」的爭議事件始於去年7月，在11月五都選舉達到高峰。面對特定媒體與名嘴的刻意扭曲與誤導，馬政府竟然宣布自明年起取消 「中華發展基金」對大陸研究生的補助（對台灣研究生赴陸的補助則沒有取消）。不是任何被指責的政策都是錯誤的，民眾對政策的認知，很有可能是接收到錯誤的 資訊。如同孫運璿先生的名言：「政府應該說服人民，而不是被人民說服」，馬政府沒辦法堅持對的政策，犧牲了兩岸學生與學術的交流，實在得不償失。

打破「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

綜觀「民國百人事件」與「中華發展基金事件」，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民眾無法打破內戰、冷戰「雙戰」架構對意識型態的限制，無法開放、正確地看待兩岸的交流與發展。

其次，筆者在《海峽評論》第239期的文章《當中華民國失去「中國」內涵》，也指出當前台灣在政治上與心理上的弔詭與矛盾。在中華民國只 等於台灣，以及中華民國只剩下用來與大陸對抗的意義之下，兩岸的交流儘管看似熱絡，卻是潛藏種種危機，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影響已經夠脆弱的兩岸關係。而沒有 「中國」內涵的中華民國之下的台灣「主流民意」，當然使得本已「畏首畏尾」的馬政府兩岸政策更加「裹足不前」，一挨罵就退縮，無論對或錯。

將錯的事認為是理所當然，而對的事卻不敢堅持下去，這是「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值此民國百年之際，應該期許打破此「不以荒謬為荒謬的 荒謬」。對執政的國民黨而言，就是要堅持對的政策與理念；對在野的民進黨（與台獨）而言，就是要放棄「逢中必反」的封閉心態。若能打破台灣社會「不以荒謬 為荒謬的荒謬」，兩岸關係的未來才能健康正確的走下去。

辛亥百年．孫中山的兩岸意義

矗立在台北中山堂外的孫中山銅像，已有一甲子歷史（作者自攝）

對現在的台灣民眾來說，「國父紀念館」不是紀念孫中山的莊嚴殿堂，而只是一個提供市民休憩的「公園」；百元鈔票上的孫中山圖像，也不是感念孫中山領導革命的功蹟，而僅僅是「鈔票」的代名詞。去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當天，媒體隨機訪問台灣民眾，多數人早已不知道這一天有什麼重要意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台灣媒體所訪問的結果，並不值得特別驚訝。

台灣各地都有「中山路」、「逸仙路」、「中山小學」、「中山國中」，看似充滿著寶島台灣的孫中山，其實逐漸在台灣的歷史與記憶之中消逝。

當年……日據時期的孫中山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台灣，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對於孫先生的病逝，《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表達對孫先生最忱摯的哀悼。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他沉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場內外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也在內心吶喊「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

台灣現存許多老宅的廳堂，仍然掛著孫中山的照片，從日據時代到今天。孫中山在革命事業中的偉大人格，以及孫中山思想使台灣人團結在中華民族認同之下，進而能夠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至今，仍然讓老一輩的台灣人津津樂道。

戰後……七○年代的孫中山

1970年代初期的台灣，釣魚台事件引起海內外中國學生的義憤填膺。但台灣卻有一批青年學子，非但不認為釣魚台事件與帝國主義有關，反而認定大陸才是迫害台灣的壓迫者，並主張要與美日等「先進國家」合作，發展成為進步、現代、民主的「國家」。這樣的觀點，在1972-73年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中初試啼聲，成為往後台灣分離主義的思想根源。

面對台灣分離主義思潮的來勢洶洶，在這場民族主義論戰中，以王曉波、陳鼓應、鄭鴻生等人為代表的台大哲學系師生，開始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做為反擊的有利工具。以王曉波為例，他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了武器、經濟、思想上的壓迫，也造成中國的貧窮。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是要保障分配的平均，民權主義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民族主義則是能夠保衛國家與國民的利益，因此「三民主義」是抵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利器。王曉波也透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指出，民族主義的功用，對外抵抗帝國主義，對內剷除「漢奸」，民族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權利與最後武器，只要對外有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對內照顧農、工、漁、礦等基層民眾，則中國統一必會成功。

事實上，這一場發生在1970年代初的台大民族主義論戰，正是當代台灣發展的縮影。在政治發展上，由於強權勢力在台灣的「上下其手」，台灣民眾無法分清楚造成兩岸分斷的幕後黑手。在認同上，台灣民眾從「生活共同體」上綱到「命運共同體」，把大陸視為「壓迫者」，將「中國人」一分為二，使得「中國人」與「台灣人」概念最終從「同床異夢」走向了「分道揚鑣」。無論是政治發展，或是民族認同，其中矛盾分化的狀況，至今仍在台灣社會根深柢固。

1972年台大校園學生運動，王曉波演講「為三民主義作辯護」。

當代……辛亥百年的孫中山

對台灣人而言，日據50年的慘痛歷史，孫中山的人格形象，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台灣人民勇於反抗殖民，並致力於光復、回歸祖國的精神支柱。而孫中山民族主義對弱小民族的眷注與鼓舞，能夠促使台灣走出由於「雙戰」體制對戰後政治與認同發展的囿限。

此外，從台灣看大陸，我們為大陸的成長茁壯感到與有榮焉，但也為大陸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感到憂心忡忡。孫中山曾說：「我認為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在於它的人民富有，而在於它的人民幸福。」（《〈對外宣言〉，附：孫逸仙宣言》，1922年8月17日）孫中山這一句箴言，對目前大陸發展是鼓舞，當然也是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