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台灣薑母鴨溫暖人心

（網路圖片）

基隆黃色小鴨之爭，島內輿論似乎一面倒支持荷蘭人霍夫曼。且不提商業上侵權問題，其實霍夫曼更有「侵權」嫌疑，他侵犯了我們童年時期對浴缸裡那隻洗澡專用黃色小鴨的記憶，把可愛悠游的小鴨莫名放大成港邊的巨鴨──巨大就是「美」──完全的西方邏輯。

小鴨之爭回過頭來看，反映的就是台灣政府與社會的不爭氣。地方政府帶頭引進這隻巨鴨，等於是原封不動的移植西方審美思維，把濃重的商業銅臭味荒謬地轉換成格格不入的台灣「在地特色」，人人爭先恐後「賞鴨」，蔚為熱潮。甚至粗暴地排斥濃濃的台灣在地氣息，例如桃園小鴨展場就發生警方驅趕充氣版台灣紅面番鴨的「憾事」。

基隆市政府因小鴨爭議弄得灰頭土臉，主辦單位當然有其問題與缺失。但主事者為何不換個角度思考，拉高視野，走出屬於在地的一條路？建議主事者，就在黃色巨鴨旁也開發一隻充氣版台灣薑母鴨，同時也可找薑母鴨業者合作，大辦一場「薑母鴨節」，或是來場千人千鍋薑母鴨大會，發展成為基隆年年固定的特色節令活動。如此一來，還可推廣兩岸與世界交流，讓充氣薑母鴨「游進」大陸鄱陽湖、洞庭湖、西湖，「游進」香港維多利亞港，「游進」其他國家或地區著名的港口湖泊，讓台灣驅風去寒、活絡行氣的薑母鴨，溫暖北半球寒冷氣候下的人心。

近來各種「台灣之光」層出不窮、不斷更新，在台灣擺脫西方思維模式之前，不妨就讓薑母鴨當一次「台灣之光」！何樂不為？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12-25）

兩岸壁壘的轉機還是危機？張懸風波的弦外之音

兩岸之間不能只停留在同情式的理解，背後更深刻且富含歷史意義的脈絡，才是我們應該誠懇以對的問題。（網路圖片）

隨著年底北京演唱會的取消，11月初發生在英國曼徹斯特的「張懸事件」，應該算是告一段落。把這個事情稱之為「張懸事件」，其實過度放大了這次的風波，但在這個人人都能擅用網路的時代，再加上媒體的渲染，再小的雪球也能滾成威脅脆弱的兩岸關係的大雪球。

此次風波除了兩岸網友與張懸本人在網路上相互回應（當然也包含了謾罵叫囂）之外，連陸委會與國台辦都出面緩和氣氛，甚至張懸的父親焦仁和也發表聲明表達立場。這就是現今瀰漫在兩岸「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現狀，那位“no politics today”的大陸同學和張懸看似都在迴避政治，但事實上從台灣學生在台下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開始，到張懸接過旗在台上展示，這都充斥著滿滿的政治。

有人說這場風波而引起了兩岸網路論戰，其實是兩岸青年對話交流很好的契機。這話當然沒有錯，過往兩岸因冷戰與內戰而造成的政治軍事對立已然不復存在，兩岸之間的交往也該從資本邏輯的經貿交流，過渡向放下成見、重新認識彼此的路途前進。但是這個發展的難得曙光，會不會被某些由於去政治與去歷史的脈絡而再度重重掩蓋？兩岸之間積重已久的老問題，由於缺乏歷史視野的認識，仍然未被觸及，當然也就難以解決。

在這個音樂場合，張懸選擇在為數不少的大陸學生面前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表示她的確有弦外之音想傳達給在座的大陸學生。張懸說得很好：「旗幟，鳳梨酥，台灣米，高山茶和繁體字，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它們都代表著我來的地方」。但必須追問的是，這面「旗幟」象徵著什麼？

2008年兩岸交流管道開放之後，與李扁時期相比，台灣青年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與支持是明顯提高的，但對於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卻降至歷史新低。這個趨勢說明了，偏安獨台化之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成為台灣青年抗拒中國的新型態。形式上，中華民國憲法是涵蓋大陸地區的「一中」憲法，至今依然。但在本質上，中華民國則歷經了兩次轉折，第一次是韓戰爆發以後，中華民國與美國結為緊密的軍事同盟，為了承擔東亞反共前哨的職能，通過思想文化與人材教育等渠道，台灣也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與「普世價值」的傳聲筒。中華民國做為親美（日）、反共、圍堵大陸的角色與性質就此確立。第二次的轉折，則發生在90年代李登輝執政以降，就算憲法沒動，但通過法律條文的修訂、政府體制的變革、中小學教科書的改寫等手段，掏空中華民國的中國根基，割斷兩岸的淵源，將中華民國推向「準台灣國」的性質。

中華民國及其相關政治符號所表現出來形式與本質的落差，以及其本質的屢次變革，共同形塑了今天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對中華民國的認知與想像，並且在馬英九執政之後集大成。就算張懸是無意識的舉旗，但那一面代表中華民國的旗幟，確是有其特定的意義與立場。正因為如此的背景，張懸的舉動才會在台灣獲得英雄式的讚揚，也透過這次的風波，網路上又開始流傳諸如「台灣人為什麼不認同中國」的去歷史的老生常談。

另一方面，台灣媒體沒有呈現的是，相較於斥責張懸為「台獨」，更多的大陸網友其實是為張懸鼓掌、認同張懸舉旗的。不能否認大陸對中華民國有好感的青年愈來愈多，但背後所反映的卻是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整體的歷史虛無氛圍，將台灣島上的中華民國視為對大陸現狀不滿的情感依託，同時又是西方意識形態與「普世價值」的「燈塔」。正如一位陸生在報上投書所言：「它（青天白日旗）和英美國旗一樣，採取經典的紅、藍、白三色，其中蘊含著孫中山的立國理念，一種高度西化的民主理想」。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首先應該是相互尊重，其次是相互理解，從而共同謀劃出一條適合未來的道路。兩岸未來的政治安排，第一步就是要正視現狀，因而大陸政學界當前出現如何面對中華民國的討論聲浪是理所當然的。但不該被忽略的，則是兩岸青年之間逐漸浮現的新共識──認同一個親美、拒絕中國，且代表西方現代化「普世價值」的中華民國，趨於僵守中華民國的政治符號──這是兩岸在未來必然面對的複雜且隱蔽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張懸風波所學習到的是，兩岸之間不能只停留在同情式的理解，背後更深刻且富含歷史意義的脈絡，才是我們應該誠懇以對的問題。否則，看似熱絡的交流或親切的包容，其實都隱藏著加深壁壘分明的危機。

【活動訊息】紀念《開羅宣言》70周年：捍衛一中框架，破除台獨謬論

 時間：2013年12月15日（星期日）10:00-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近捷運善導寺站或台大醫院站）【地圖請按此】

主辦單位：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犇報》社

【座談議程】

主持人致詞／吳榮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

（一）《開羅宣言》的歷史見證／邵銘煌（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副教授）

（二）《開羅宣言》的國際政治意義／張麟徵（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三）從《開羅宣言》論台灣地位／陳鵬仁（中國文化大學日本所、史學所兼任教授）

（四）戰後東亞秩序的重建、破壞與展望／陳福裕（《兩岸犇報》社社長）

現場發問與綜合討論

主持人結語／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海峽評論》總編輯）

國家認同問題才是重點

 （網路圖片）

近日熱議首都究竟是南京還是台北，無論哪個答案正確，其實都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就「首都」本身而言，因制憲之前各方對於首都地點意見紛雜，北京（平）、南京、武漢、西安等地都有人建議，胡秋原先生甚至發表〈長春建都論〉一文，力主將首都置於長春，因他認為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線，建都長春可以防止日本再次侵略中國。由於意見不一，難有共識，首都地點最終並未寫入1947年實施並沿用至今的《中華民國憲法》。

李登輝執政期間，數次修憲，同樣未觸及首都位置的問題。因此，憲法雖未載明南京為首都，就算中央政府目前在台北，那麼台北同樣無法被視為首都所在地。

首都的問題，可分為歷史、法理與政治等三個層面。這次由獨派學者與媒體所渲染出來的首都問題，顯然無涉歷史與法理，而是政治問題。這部當年全國各地代表（包括台灣省代表）齊聚南京所制定的憲法，以及為了「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增修條文，對台獨來說無疑是眼中釘，恨不得完全切斷與大陸地區的聯繫，不要憲法，不要陸委會，不要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追求重新制憲，建立台灣共和國。如果台獨不惜任何代價制憲建國成功，首都要設置在台澎金馬何處，也就悉聽尊便了。

首都爭議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只是在少數極端台獨身上，更反映了經歷李扁20年台灣國族建構工程所「洗禮」出來的台灣「主流」民意。

當前「中華民國」確實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但「中國人」認同卻降至新低，說明了台灣民眾在接受「中華民國」這個國家認同之餘，卻拒絕承認它所象徵的一切「中國」意涵，甚至被拿來當做抵抗中國、與大陸區辨敵我的政治符號。台獨不成，台灣社會長年累積的反共反中思想與情緒無處宣洩，遂一股腦兒往獨台路線集中，「中華民國是台灣」的論調愈來愈獲得認同，而與大陸有關的一切政治歷史文化淵源急於被拋棄，首都不能在南京，只能在台北，這是台獨、獨台的默契。

這次首都問題就是一次精準的民意調查，許多媒體以「扯」、「瘋」來形容教育部對首都的主張，社會輿論也罵聲一片，展現了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年）對中華民國、中國與兩岸關係最真實的看法。兩岸之間看似交流頻繁，但台灣民眾對大陸、對中國的拒斥感仍深，無形的衝突也愈來愈大。

（網路圖片）

教科書是當代民族國家對內重要的思想傳達管道，當然必須合憲合法。教育部與其他位高權重的官員們，以及關心相關議題的社會各界，都應該正視憲法形式實質與台灣社會認識發生嚴重落差的問題。兩岸之間不可能永遠只停留在經貿交流，台灣社會無法接受中國人身分的現實也不可能被掩蓋起來，這是遲早要正視與面對的嚴肅議題。

過去台獨勢力掌權，獨立建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因此從義務教育的教科書發難，同時營造去中國化輿論，眼下在青、壯年間有一定成效，但卻無法為這一意識形態奠定堅實的獨立國家基礎，如今台獨建國前景益形渺茫，當年去中國化的總工程師李登輝要這些青、壯年何去何從？如今是否應該跳脫原有的路線與框架，對於教科書的撰寫與相關的配套形式提出一套更新、更進步的論述視野，從而化解破解台灣內部的認同糾結，並且得以因應兩岸關係的新局。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12-06；見報內文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司徒文沒有資格插嘴兩岸問題

2012年馬英九親頒大綬景星勳章給司徒文

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1日在「《開羅宣言》70周年紀念特展暨國際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針對《開羅宣言》所載：「福爾摩沙（台灣）等領土應歸還『中華民國』」，司徒文加以解讀：「日本1895年從甲午戰敗的中國（清朝）手上取得福爾摩沙時，『中華民國』還未成立」，他也將之擴大解釋到兩岸關係上：「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1943年就存在，美國也不會希望台灣成為它的一部分」，並稱中國大陸引用《開羅宣言》主張擁有台灣主權的說法不成立。

我們尊重司徒文個人的主觀願望，但他的說法既昧於歷史客觀事實，也與國際法理相悖。司徒文早年曾外派北京，2009年後又成為AIT台北辦事處處長，理應對於《開羅宣言》之於東亞與兩岸的意義瞭若指掌，如今卻公開發表此謬論，顯然是刻意誤導台灣民眾，挑撥兩岸關係於無形。

以西方所建立的當代國際關係體系來看，中國與西方民族國家形式有很大的差異。就算內部幾經改朝換代，但「中國」這個國家卻不曾像羅馬帝國那樣解潰或消散。美國人司徒文如果不能理解中國這個特殊性，在解讀《開羅宣言》的適用上就會產生很嚴重的誤差。

1895年馬關割台，中華民國當然還未成立，《馬關條約》是由清朝所代表的中國與日本所簽訂。二戰末期，日本敗象已露，1943年所發表的《開羅宣言》聲明「日本竊取於中國之所有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當時代表中國的政府即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47年才行憲），「中國」是國名，「中華民國」則是國號，「中國」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行使國際權利。據此來理解，戰前日本從中國竊取的領土，戰後必然歸還給中國，只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已由過去的清朝更迭為當時的中華民國，因此《開羅宣言》聲明台灣等地在戰後歸還中華民國，在本質上就是歸還給中國。《開羅宣言》復經《波茨坦公告》與《日本伏降文書》加以確認，台灣復歸中國殆為定論，毋庸置疑。

1949年兩岸由於內戰而分治，但中國的主權並未因而分裂，兩岸都實施一中憲法，沒有成為兩個國家。因為內戰的歷史事實，再加上一中憲法，而且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承認北京政府代表整個中國，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也由北京政府代表，北京政府據《開羅宣言》來主張擁有台灣的主權合法合理合情，同時也能主張對釣魚台的主權。如果北京政府不如此宣示那才奇怪，不就成了「賣台」與「棄釣」的歷史罪人嗎？

兩岸之間確實存在爭議，現狀也很複雜，但這並不妨害台灣與釣魚台等地歸屬中國的事實。兩岸之間的問題，是中國內戰造成的結果，即中國的內部事務，必須由所有中國人共同解決，美國人司徒文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司徒文不要忘了，《開羅宣言》所建構的戰後東亞秩序，正因美國的插手干涉而被破壞。兩岸長期分裂，台灣問題懸而未決，也是美國所造成的。美國操縱分離主義勢力，炮製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長年將黑手伸入台灣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又在東亞組建軍事體系，實質破壞東亞的和平與穩定。

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2009年美國即選派司徒文駐台，執行美國「以台制中」的最高戰略。為了徹底履行此任務，司徒文任內推動台灣獲選美國免簽地區，任內美國通過對台軍售金額也創新高，光是2010與2011兩年美國對台軍售就高達122億美元。曾在2012年獲馬親頒大綬景星勳章的司徒文，正是破壞東亞秩序，並為兩岸帶來戰爭陰影的劊子手。

司徒文拿《開羅宣言》扭曲台灣法理定位，介入兩岸事務，挑撥兩岸關係，竟還成為台北政府的座上賓，這對於大肆紀念《開羅宣言》的馬政府來說，不是最大的諷刺嗎？難道馬政府也認同司徒文的謬論？

司徒文既已卸任，請你把政治黑手從兩岸身上拿開！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12-03；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這是台灣人的主體性嗎？評「被美國監聽光榮論」

正當台灣為了監聽王金平風波而吵得不可開交之際，我們所處的蕞爾小島卻對於國際上更大的監聽風暴無所感，甚至雙重標準地站到了美國這一邊，鼓掌稱好：「為了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美國監聽是對的！」

長年以來瀰漫在台灣的反共與恐共氣氛，把大陸當成是隔絕於「自由世界」之外的「鐵幕」──不只資訊不流通，網路被封鎖，人人活在被政府監管的陰影下。相較於此，台灣人則津津樂道於自己所擁有的「自由」──不只思想自由，所有的訊息往來也都是自由的，不會有任何的限制與管控。

「楚門的世界」真實版

但是這個「自由寶島」，看來只是台灣人天真的一廂情願罷了，我們所擁有的自由，充其量只是一種「牆內」的自由。美國在全世界以非法手段監聽、竊取個人訊息與資料的消息早非新鮮事，直到史諾登掀開了美國政府「稜鏡」（PRISM）計劃後，世人才逐漸明白原來「楚門的世界」在真實世界上演已久。

外媒報導，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與大型網路伺服器公司合作，包括Microsoft、Yahoo、Google、Facebook、PalTalk、美國線上（AOL）、Skype、YouTube、Apple等公司，得以直接獲得使用者的對話、照片、電子郵件、文件、連線紀錄與個人資料。同時，由於2007年通過的《保護美國法》（Protect America Act），與美國政府合作進行情蒐計劃的私人企業都可獲得免遭起訴的權利。

英國《衛報》與德國《明鏡周刊》等報導，全球多達35位國際政要的電話遭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NSA外流文件顯示，德國總理梅克爾早從2002年起就遭美國監聽，時間長達11年，美國總統與相關情治機關首長均悉此事。此跨國監聽風波，在德國等歐洲西方世界造成極大震撼。

NSA的文件指出，美國在全球約80個地點設有「特殊情報蒐集部」（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其中歐洲有19個，包括巴黎、馬德里、羅馬、布拉格、日內瓦與法蘭克福等地；亞洲則有印尼、泰國、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北京、上海、成都、香港、台北等地，但美國在東亞的兩個堅強盟友日本與韓國卻不在名單內。美國在海外的監聽情蒐機制，多半設立於美國在當地的使館或代表處。美國在世界各地駐外使館的頂樓通常可見一「白盒子」，這些裝置看似建築的一部分，實際上內部隱藏了用於複雜電子監控的技術，上面覆蓋一種「甚至能被微弱無線電信號穿透的」材料，其中之一的功能就是大量接收手機通訊內容。

國家尊嚴只是空言虛語

相關消息傳到台灣後，10月28日，國安局長蔡得勝在立法院備詢，立委關切馬英九總統是否也遭美國監聽，蔡得勝為美國背書答道：「台灣是美國的友好國家，不會是美國監聽的第一目標，且只要馬總統使用國安局提供的保密手機，保證馬總統遭監聽的機率很低」。蔡得勝遂將責任推到中共身上說：「中共仍是監聽台灣最大威脅，我相信中共廣泛監聽台灣，馬總統和我們都是中共監聽的首要對象，但我們都使用保密手機」。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案要求國安局研擬禁止4G電信業者採購大陸廠商（華為）的網路設備，蔡同意配合。

國安局負責我國國家安全的戰略情報等業務，卻站在美國立場，急忙替美國塗脂抹粉：「相信馬總統不會被美國監聽」。美國做為當今世上單極超霸國家，其他國家受到欺侮只能委屈自己，不滿往肚裡吞。中華民國國安局站在美國立場，替美國澄清監聽；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只能淡淡地說：「監聽的指控十分嚴重，有必要加以調查」，並向美國交心：「美德結盟仍是我們的自由與安全的保證」。簡言之，在美國面前，諸如「國家尊嚴」之類的莊嚴宣示，不過只是空言虛語罷了。

被美國監聽「與有榮焉」

相較於國安局對美國監聽的淡定，台灣社會卻傳出某些暗自竊喜聲音。10月31日民視政論節目「挑戰新聞」，主持人評論此事：「凡事通通都要向他們（美國）報告、還要向他們繳保護費的中華民國台灣也被監聽，像話嗎？」「很奇怪的就是你聽其他國家，你聽敵對的國家，好像還比較合理一點，為什麼我們這種已經什麼大小事通通都要跟他們（美國）報告的地方也要竊聽？」相較於主持人認為監聽是被盟邦美國背叛而感到的惱怒，節目來賓王瑞德驕傲指稱：「媒體公佈歐巴馬政府設立的90個監聽站，台北也在其中，我們感到與有榮焉。為什麼？原來我們在『邪惡』的美國人心目中，還有一點點地位，沒有重量地位的話，人家連聽都不聽。」「就是因為你有一點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地位，他認為你有地位，才會竊聽。這次台北露臉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不要把這個事情看得太嚴重了。」

同樣為被美國監聽而感到無比光榮與驕傲的有《蘋果日報》。11月1日該報社論《還好有老美監聽馬當局》：「說真的，有美國監聽我們的總統和政府，讓我們放心多了。」並稱：「原因很簡單。馬當局在兩岸政策上完全不透明；尤其國共兩黨暗通款曲，祕密會談，黑箱作業，台灣人民根本無法得知他們談了什麼，談到什麼程度，擔憂哪天被賣了還替國民黨數鈔票。這時有老美監聽馬，等於老美替我們監督馬，不至於被賣掉都不知道，民眾可以放下心底的大石頭。」「老美對兩岸關係很敏感，也怕莫名其妙被台灣突然出賣。若兩岸忽然達成政治協定，台灣承認一中原則，不但打亂美國在亞洲的大戰略部署，威脅日本的安全，也擔憂台灣把美國的武器參數和東亞防衛機密全給了中國，以諂媚北京主子。所以美國要事先預防這種可能，必須監聽馬的動向。馬若有貳心，美國可以事先做出預防外交和預防性軍事行動。所以，美國監聽馬，有利於被黑布矇住雙眼的台灣人民。」文章結尾：「我們寧願老美監督馬，而不選馬政府對我們透明。」「人們對老美的監聽雖不高興，但寧願它繼續存在。」

看了民視節目與《蘋果日報》的社論，讓人不禁想起日據時代有一批台灣人，忘卻自己的民族立場，將日本殖民統治者視為再生父母，為其效犬馬之勞。這種人被多數台灣人所不齒，斥之為「三腳仔」。「三腳仔」是個具有台灣特色的蔑稱之詞，換個方式理解，其實就是「漢奸」。

2008年之後，兩岸走上難得的和解之路，終於盼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曙光。兩岸的和解與和平，沖散了過去遍布台海上空令人緊張又厭惡的戰火煙硝味，符合兩岸人民的最大利益。但這屬於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卻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美國力量勢必加大力道，深入台灣街頭巷尾，與兩岸中國人的力量一搏上下。由此來看，美國監聽台灣政府官員是必然之事，因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讓美國在亞洲嚴密的反共反華戰略布局出現了令其坐立難安的缺口。

台灣的主體性還是美國的主體性

韓戰以降，長期以來，美國以反共軍事同盟之名挾持台灣，從兩蔣到馬英九，無能無力甚至無心抵抗美國對島內無所不在的影響，上至政治軍事經濟，下至文化思想教育。60多年來，美國在台培植出一批批親美反華的知識菁英，親美（日）、反共、反中，並透過這些在朝在野「菁英」，鋪天蓋地，潤物無聲，為台灣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洗腦。這批親美的知識菁英，正是將「台灣人主體性」喊得震天價響的旗手，但他們口口聲聲的「主體性」，卻是美日庇蔭下的「主體性」，極端者有恨不得併入為美國一州的「五一俱樂部」，庇蔭都免了，直接回歸美國「主體性」。

台灣社會上下集體的反中、拒中政治總動員，隱蔽了兩岸之間的歷史脈絡，也讓屬於台灣人民的真正主體，在美國等西方霸權面前蕩然無存。兩岸之間的軍事緊張已大大降低，但台灣仍花著大把的納稅錢，向美國買來一批批既過時又無用的武器，就算我們擁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阿帕契直升機又如何，別忘了美國的附加條款：「不可以用美製裝備去打美國的盟國」，動用武器的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美國手中，台灣形同美國殖民地。由此可知，台灣人所自豪的「自由」，外在仍有著無形的束縛，而為我們打造這副枷鎖的，不是中國大陸，也不是其他人，正是許多人所熱愛的美國。當我們自以為「暢遊」網路世界之時，收發e-mail、在Facebook分享動態、撰寫部落格、使用網路電話與視訊、在網站登錄個人資料……，別忘了，「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為了反中、拒中而振臂歡迎美國的插手與干預，因美國監聽而私心竊喜、甚至與有榮焉，這種作法和心態，和當年開台北城門引日軍進城的那位「有力者」有什麼兩樣？和現在大陸上搶著要為美軍提燈引路的「帶路黨」又有什麼兩樣？原來，這就是他們口中所謂的台灣人主體性。

東亞的戰爭因子在美日，不在大陸

大陸國防部公布「東海防空識別區劃設示意圖」

針對23日大陸公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其中包含釣魚台一事，日本外務省當天即致電大陸駐日公使提出「嚴正抗議」，日方並緊急出動戰機升空應對。一向自詡為和平仲裁者角色的美國，當然急著表態，發表聲明指稱對此事「強烈關注」，並批評中國此舉「可能導致亞太區緊張升級，並影響美國及盟友的利益」。美國國防部長查克．黑格爾（Chuck Hagel）再度重申釣魚台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表示「這是美國的長期政策」。美國的聲明與相關官員的談話，明顯站到日本這一邊。

於此同時，我方也針對此事有所回應。據中央社報導，「陸委會已數度重申，中華民國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不容置疑，也呼籲大陸當局務實面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國防部則稱「對此表示遺憾」。陸委會與國防部的態度明顯是針對中國大陸，令人費解的是，基於兩岸憲法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精神，大陸當然可以表達對釣魚台的主權宣示，並將釣魚台劃入東海防空識別區內，這並不違反兩岸的法理定位，與馬政府的兩岸政策亦未相悖。

馬總統早在2008年就對媒體表示：「大陸1982年的憲法，也是把台灣列為它的領土，兩岸統治當局，分別統治傳統中國的一部分領土，雙方都主張對所有領土有法理上的管轄權」。因此，陸委會的回應與國防部的「遺憾」可說是無理之舉，除非陸委會與國防部違憲認定兩岸已成為兩個國家，否則相關發言都可能傷害兩岸關係的互信基礎。說得再白一些，也就是一股「寧與外人」的氣味，和日本與美國一鼻孔出氣，共同把矛頭對準中國大陸。

戰後沿用至今美軍劃設的「台日防空識別線」，我國領土釣魚台竟歸日本。（《蘋果日報》）

1972年美國片面將釣魚台的行政權交給日本，此前美國管理琉球期間，美軍以與那國島上空東經123度線劃設台日防空識別線，以西屬台灣，以東則屬日本，釣魚台列嶼也在其中。中華民國政府長期表達對釣魚台列嶼擁有主權，但為何從未就美國將釣魚台上空劃為日本防空識別區一事做出抗議？2010年5月日本重劃台日防空識別區，最西端沖繩縣與那國島上空的防空識別區向西擴大半徑12浬外加緩衝區2浬，我外交部雖對此事「表示遺憾」、「無法接受」，但仍未就釣魚台仍歸日本防空識別區表達抗議或提出交涉。如今，大陸在未牴觸一中原則的情況下，將本就不屬於日本領土的釣魚台劃入東海防空識別區，我政府緣何急得跳腳？國防部緣何「表示遺憾」？

24日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高分貝批評大陸是「區域霸權」。必須認清的是，當前東亞地區的戰爭因子，是來自與美國及其卵翼下的日本；造成釣島主權爭議也是美日，而不是中國大陸，蘇貞昌批錯了對象。該喊話的對象應該是美國與日本，不是大陸。

美國雖宣布重返亞洲，但事實上美國從未離開過亞洲，美國在東亞駐軍約為7萬人，絕大多數布署在日本與韓國。近來，美國大規模將駐軍移防至山口縣岩國市愛宕山地區的基地，引發當地居民與民間團體長期抗議，岩國當地也通過公投反對美軍基地，美軍此舉更被解讀為加強軍事圍堵中國。另一方面，10月下旬日本防衛省聲稱，將考慮擊落「侵犯日本領空」的中國無人機，並打算向美國採購160餘架MQ-8火力偵察兵無人機，加強監控「尖閣諸島」。近日美國海軍尼米茲號（CVN68）和華盛頓號（CVN73）兩艘核動力航母帶領2個航母戰鬥群同時現身中國南海海域，宣稱是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大陸網友繪製中日韓各自主張的防空識別區（《觀察者網》）

戰後美國與日本組成堅強的反共軍事同盟，至今仍以《美日安保條約》的形式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軍事干預的能力。在台灣，除了有部分打著「台灣主體性」，卻不斷希望台灣被納入美日安保體系的獨派之外，台灣長年被美國宰制更是不爭的事實。不少政客在無形的意識形態領域已不知不覺加入美日陣營，反對黨主席蘇貞昌批大陸為「區域霸權」卻看不到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具體說明了這個現象。要知道，大陸今天還沒有一個航母戰鬥群成軍，更別說遠渡太平洋到美國西岸耀武揚威了。

近日台灣以高價向美國採購30架阿帕契直升機，但卻與美國簽訂條約不可以用於攻打美國的盟國，表示若釣島有事，台灣軍方根本無力回應，武器使用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美國手中。台灣被美國編入圍堵中國的軍事體系，高價買來的武器只能瞄準中國大陸。

美國與日本的軍事部署已經逼到家門口了，難道中國大陸不該且不能有自衛性的回應嗎？被美國與日本綁架的台灣，已經逐漸喪失在釣島問題的能動性與發言權，無論朝野或社會都應該認清形勢，不該隨著美日起舞來指責大陸。「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在兩岸關係的和平露出曙光之際，別老是做出親痛仇快之事。

（本文另以〈誰是霸權？蘇貞昌批錯對象〉為題，刊於《中國時報》2013-11-26；內容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奪回台灣人民在兩岸關係的話語權

政治學者曾以德國統一的經驗提出「整合理論」，指出兩個分裂的國家或地區，先有了經濟整合之後，政治上的整合將會水到渠成。台灣問題的解決，近20年來基本上走的也是民間經貿先行的途徑。儘管北京認同兩岸問題「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處理方式，但馬政府似乎只願停留在「只經不政」的層次，不願觸碰敏感的政治議題。2008年之後，兩岸交流雖然大開，但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卻降至新低。天真地想將「整合理論」複製到兩岸關係上，進而促成政治整合，現在看來恐怕只是緣木求魚。

台灣方面只想在經貿領域從大陸身上獲取利益，但上至政府下至社會均不願在政治議題鬆手，以被製造出來、虛無的「主體性」抵抗並拒絕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這是台灣問題最大的困境。10月11日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首屆「兩岸和平論壇」上表示：「兩岸關係發展一些政治議提可以暫時擱置，但不可能長期迴避」，顯見北京方面開始正視當前兩岸互動的瓶頸。

事實上，當前兩岸政治互動的困境與瓶頸，與主導者息息相關。北京「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是正確且富有前景的，因為人民是創造、實踐歷史的主體。問題在於，寄希望於人民的過程中，長年又再經過台灣的政治精英做為中介，和平紅利被壟斷，台灣問題的解決最終大打折扣，甚至被抵消殆盡。其中必須注意的關鍵有三：首先，台灣的統治精英，無論藍綠，基本上都經美國培育，深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換句話說，他們都扮演了美國在台代理人的角色──執行著圍中反華的最高任務。其次，這批輪流掌權的政治精英，不只是美國在台代理人，同時也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透過他們反映而出的兩岸關係，是商業資本邏輯的，而非歷史與人民的。第三，受到冷戰╱內戰「雙戰」結構遺緒的影響，實際管轄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已偏安獨台化，無論藍綠執政，政治精英忙著如何分贓這個在台「小朝廷」的政治利益──不管是披著「中華民國」的外衣，或者是打著「一邊一國」的旗號。

上述三個關鍵要素，犬牙相錯成為兩岸關係進展的最大障礙。台灣朝野已經敏銳地察覺到，未來兩岸的政治接觸──甚至是政治協商──已是難以逆反的潮流，從而心急地為自己鋪設後路。真正有利於台灣人民的安排，反而被迫讓位。

例如曾任扁時代陸委會副主委的親綠學者童振源，近期在兩岸不同場合鼓吹《中華民國決議文》，建議民進黨調整台獨黨綱，「全面性接受中華民國體制，藉此凝聚台灣主流民意與朝野共識，以民主保衛台灣的事實主權獨立，……爭取美國的支持與大陸的容忍」。由此可知，當分離主義走向歷史末路之際，民進黨內部已有聲音主張倒向「中華民國」，將「一中」模糊化，在此間尋求空隙生存，同時不放棄親美路線，換個形式造成台灣的實質獨立。

又如日前APEC期間，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以「官銜」相稱，台灣親藍媒體歡欣鼓舞，認定這是兩岸互相「承認治權」的「大突破」，紛紛開始替中華民國揣度未來的政治安排。儘管馬英九雙十宣示兩岸不是國際關係，但在國民黨執政下，中華民國的中國根基早已被掏空，瀰漫濃厚的獨台意味，徒有兩岸交流虛名，終究只是兩岸政治整合的悖論。

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68周年，26日是今年度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27日則是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逝世一周年紀念會──這些在「民族的十月」的紀念活動，說明了兩岸民族再統一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無數的先輩烈士仆倒再奮起，將祖國統一做為台灣社會變革的重要中介。如同林書揚所言：「為台灣進步發展要通過甚麼樣的歷程才能獲得實現，取得其[具]體展開的機會呢？……唯有透過中國民族的不幸內部對抗的合理解決。……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

對台灣社會而言，反帝仍是兩岸統一的積極意義。在兩岸的政治接觸，以及未來可能的政治協商過程中，若是缺乏歷史的視野、人民的聲音，僅由藍綠政黨來主導，那麼台灣內外各種的矛盾與問題將原封不動「就地合法化」──台灣人民不該自我禁斷這條在歷史上由無數先烈披荊斬棘所踏出來的路。

台灣人思想光復了嗎？

今年10月25日，台北陰雨綿綿，街上商家瀰漫著萬聖節的歡愉氣氛，人人討論的是晚上金鐘獎的光采。自從對台灣人富有歷史意義的光復節被改為「只紀念不放假」之後，幾乎年年都在平淡中度過，今年也不例外。

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從沒有放棄過對於大陸政經動態的關心，他們清楚地體認到，台灣與大陸的歷史命運是無法切割的，台灣人想要從殖民者的桎梏掙脫，同時也必須仰賴祖國大陸革命成功。因此，為數不少的台灣青年，離開本島、轉經日本等地，艱辛地進入中國大陸，投入抗戰工作，被稱為「曲線救國」。台灣前輩作家張深切曾說：「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大公報》台籍記者李純青，將日據下台灣青年這段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的抗日經驗總結為：「每一個台灣人尋求祖國的歷程，都像一首萬行的敘事詩。」

1925年詩人聞一多發表〈七子之歌〉，如此描述日據鐵蹄下的台灣：「母親，酷熱的夏日要曬死我了……母親！我要回來，母親！」顯見大陸知識分子對於被迫割讓的台灣的深深不捨。1936年台灣作家巫永福完成〈祖國〉一詩，「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呀！」透露了殖民地台灣人民對祖國的寄望與情感。兩岸兩首詩作，說明了「光復」無涉所謂的「大中國史觀」，反而是把台灣當作中國近代史中心而思考得出的產物，當然比「終戰」、「戰後」等概念更符合、貼近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光復對台灣而言，是光榮地復歸；對中國而言，是光榮地收復。光復是屬於台灣的，也是屬於中國的。

1945年台灣光復，脫離異民族的統治與剝削，重新回到屬於自己的民族圈，去殖民便成為台灣社會的首要課題。日本殖民者在台實行民族差別待遇，只有日本人才配得上「文明」，台灣人被斥為「清國奴」，與大陸一同被視為次等、野蠻、不衛生。夾雜著皇民思想的殖民意識，在光復之後未得到應該有的清理，反而被注入反共意識，至李扁執政又再昇華為反中意識。今天台灣處處可見對於大陸的偏見與歧視，自有其歷史根源。

與回歸後的香港經驗類似，殖民遺產不加以清理，並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對社會是很大的危機，對下一代的思想養成更是傷害。台獨無法提出站得住腳的理由說服大眾，只能散布謠言耳語來混淆視聽。過去說兩岸的經濟整合，台灣將會「查甫找無工、查某找無尪」；現在則有前衛生署長涂醒哲撰文暗示台灣的傳染病都是大陸人帶來的，並將服貿比喻為來自大陸的傳染病。

一位台大教授曾說，他很驚訝地發現，現在許多學生認定全世界的壞事都是大陸做的。類似的情況並不罕見，日前狂犬病在台造成恐慌，第一時間就被認為是大陸傳來的，但專家事後澄清「絕非大陸」。再之前的H7N9疫情，許多人咎責「都是大陸害的」，但在台灣造成24人死亡的H1N1，卻從無人指責「都是美國害的」。身為流行病學專家，涂醒哲持冷冰冰的數字「恐嚇」台灣人，這種作法跟美國一位6歲兒童最近在電視上公開說：「若我們先殺光中國人，他們就沒法幹掉我們」有何兩樣？

涂醒哲拿UCLA流行病學博士、台大教授、疾病管制局局長、衛生署長等學經歷為自己的文章背書，卻掩飾不了他在散布兩岸仇恨與對立的種子，也遮蔽不了他為日本殖民統治者擦脂抹粉。貴為流行病學權威，涂醒哲應該知道，沒有一個政權會不處理流行病的，即使是殖民政府，為了殖民者的健康也會處理，處理當然有醫療進步與落後之差別，但更重要的是，殖民政府從不顧惜被殖民者的健康與生命。因此，即使不是拿統計數字騙人，但涂醒哲的心態與李登輝的皇民意識是一脈相承的。

張我軍

日據時期台灣青年張我軍在北京曾問魯迅：「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魯迅痛苦地答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一百多年來，中國當然落後，因為帝國主義強侵中國，台灣被迫割讓，挨打、挨餓、挨罵。光復之初，瘦弱的國軍登台，與先進整齊的日軍形成強烈的對比，但這不正是日本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疲於自衛的結果嗎？

兩岸之間的「近親憎惡」，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殖民台灣，再加上戰後中國內戰與東西冷戰造成的悲劇。在台灣佔據主導位置的親美、親日（皇民）、反共與反中意識，遮蓋了台灣人的歷史眼光。

光復節被遺忘了。台灣光復68年了，但台灣人的思想光復了嗎？中國人內部的仇恨與對立光復了嗎？假日是當代民族國家傳承歷史記憶、恢復歷史正義的重要形式，光復節不只應該要重新調整為放假日加以紀念，更應該嚴肅慎重地全面清理殖民意識。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10-28；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另載大陸《參考消息》，2013-10-29，題為：〈台民眾應放棄對大陸「近親憎惡」〉；「觀察者網」，2013-10-29，題為：〈台灣光復了，台灣人的思想光復了嗎？〉。）

王白淵：《光復》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發行《前鋒》雜誌創刊號（光復紀念號）

《光復》

詩／王白淵

小兒離開了母親

夜裡不斷的哭著

兒在陰暗殘暴裡

慈母為兒斷心腸

求不得　見不得

暗中相呼五十年

夜來風雨而已散

一陽來復到光明

啊！

光復    我父母之邦

（原載《台灣新報》，1945年10月11日）

【活動】永不消逝的驚雷：林書揚先生著述與實踐研討會──紀念林書揚先生逝世一週年

1911年，明治天皇獨裁高壓統治的年代。日本詩人石川啄木在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後，作詩感嘆：他已經見到了社會主義思想靈光照見的新世界，但也焦慮地追問：那奔鳴的雷聲為何遲遲未來？ 

1934年，白色恐怖烏雲壓頂的上海。魯迅於五卅慘案紀念日，作了《無題》詩。詩中名句｢於無聲處聽驚雷｣，表明了病中的魯迅儘管身處白色恐怖的無聲肅殺間，卻堅定地靜候著必到的革命奔雷。 

1984年，身經日本殖民高壓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假釋出獄。他懷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靈光和反殖民、反白色恐怖的鬥爭記憶，從囚禁他卅四年的煉獄，重回人間。面對台灣當時殺聲震天的反共秋野，他堅毅地秉持著冷澈的態度，與弱勢的勞動大眾一起發聲、抗爭，推動祖國和平統一，聯合國際進步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宰制與軍事侵略。為了邁向那個｢你好我也好｣、越見清晰的新世界，他用著述與實踐追趕著自己有限的生命，為的就是讓革命的驚雷永不消逝！

時間：2013年10月27日（日）13:00-17:00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二樓202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主辦單位：紀念林書揚先生實行委員會籌備會

【介紹影片】

【研討會流程】

開幕致詞：吳榮元先生 

台灣勞動黨主席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

第一階段 社會主義與民族再統一：林書揚先生的理論與實踐

13:00-13:20 ｢林書揚的一生及其信念｣ 

報告人：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

13:20-13:40 ｢《林書揚文集》對我的啟發｣ 

報告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邱士杰先生

13:40-14:00 「階級、歷史與現實：從「新民主論壇」試論林書揚先生的民主觀｣

報告人：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張鈞凱先生

14:00-14:15 休息15分鐘

第二階段 國際主義：林書揚先生的連帶思想與實踐

14:15-15:15 林書揚先生與東亞國家恐怖主義歷史的回顧與探討 

報告人：日本立命館大學 徐勝教授

口譯者：勞動黨副秘書長 臧汝興先生

15:15-16:15 林書揚先生與東亞反帝運動

報告人：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聯盟(AWC) 迫田英文先生

口譯者：世新大學日文系 劉孝春教授

16:15-16:25 休息10分鐘

16:25-16:55 綜合討論

16:55-17:10 結語：吳榮元先生

【臉書活動請按此】

【活動】實現民族復興夢‧伸張歷史正義：2013年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受難者秋祭紀念追思大會

上世紀中葉，無數外省與台籍青年男女，為追求民族解放，在反獨裁、反飢餓、反內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仆倒在馬場町的刑場上。

我們認知，兩岸走向和解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同時也應是促進政治平反及歷史平反運動的轉機。把握兩岸時勢發展的現實，近兩年的秋祭儀典中，我們分別提出了「走出歷史悲情‧迎向兩岸和平」與「珍惜和平‧營造兩岸共同家園」的主題，從現實出發，回應來自於民族歷史的時代呼聲。

在先烈未能親見的黎明終於臨近之際，讓我們化哀思為力量。從莊嚴的馬場町出發，為了兩岸共同家園與和平發展的願景而凝聚力量！

──2013年馬場町「秋祭」，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

■時間：2013年10月26日（六）13:00

■地點：台北市萬華區馬場町紀念公園（可直接由青年公園水門步行進入）

■主辦單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

■交通方式與停車資訊，請參考下圖：

【Facebook活動網頁請按此】

兩岸關係當然不是國際關係

馬英九總統雙十演說全文約4300餘字，其中21字：「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引起關注，政治效應擴大發酵。部分媒體以質疑的方式報導這21字，而《自由時報》則是引用網友評論，諷刺馬英九此講話「間接宣布統一」。

自1949年兩岸分治迄今，兩岸關係從來不是國際關係。兩蔣時期如此，解嚴後李扁時期更是如此，馬英九2008年執政之後，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亦未逾此。兩岸治權分裂，但兩岸都施行「一中」憲法，至今並未實質成為兩個獨立國家，這是兩岸問題與朝鮮半島問題最大差別。

依據台灣地區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目前國家處於「統一前」狀態，從而據此制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又稱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我國區分為「台灣地區」（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與「大陸地區」（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以此「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

另一方面，由於受英、葡殖民以及其後回歸大陸的原因，我國也特別制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因此，兩年前馬政府規定公文書不得稱對岸為「中國」，應稱呼為「中國大陸」或簡稱「大陸」，即合憲合法的正確決策。簡言之，大陸與港澳人民都不能比照為「外國人」，才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港澳關係條例》的訂定，就此法理來說，兩岸關係當然不是國際關係。

大陸與港澳地區既非「外國」，因此相關事務便不能交由「外交部」來處理，否則就是違憲違法。1987年為因應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遂成立「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1991年李登輝執政期間，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正式設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專責處理大陸與港澳地區相關事務。陸委會歷經李扁馬三朝，就算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均不予以比照國際關係處理。

李扁執政時期，法理上無法完成台獨建國大業，只能在思想與意識形態上改造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認知與認同。特別展現在中學歷史與公民教科書的編寫，例如將「我國」改稱「中國」，大陸地區也被稱為「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小灌輸青年「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扭曲觀念。電視平面媒體亦以「中國」稱呼大陸地區，將「中華隊」稱為「台灣隊」。

在政治、教育、媒體多方影響下，台灣民眾愈來愈慣稱大陸為中國，稱中華民國國慶為「台灣國慶」，也將前往大陸稱為「出國」。此處必須一提的是，兩岸法理定位不是國際關係，再加上「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原則，兩岸人民在兩地的往返是持「入台證」與「台胞證」，而兩地護照只是「出境」而非「出國」的證件。

兩岸的分裂，是戰後國際霸權勢力介入國共內戰後遺留的歷史問題，也是近代中華民族自救的最後一道課題。囿於李扁「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政治論述的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實際狀態或覺突兀而難以接受，但政治上的一廂情願，無法也無力改變兩岸關係並非國際關係的現實。歷史問題有待兩岸人民假以時日解決，但首先要正視兩岸並非國與國關係的現實。兩岸同屬一中，兩岸同屬炎黃子孫，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石。

內政方面，經濟上，馬政府拿不出成長與提高就業成績飽受壓力，政治上，台獨勢力企圖拿其引以為傲的兩岸和解關係做為壓垮馬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因馬總統雙十演說中有「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而見獵心喜，大作文章。

幾個公民團體，化整為零，從反服貿等訴求各路出擊，終極目的在1985公民行動聯盟10日下午的「小組沙龍」上洩了底，沙龍上民眾高喊「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有這樣「熱血」的群眾，這一聯盟儘可再度發起公民運動，佔領並拆掉陸委會，或併陸委會於外交部、廢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畢其「一邊一國」之功於一役，何需閃閃躲躲，一副與政治不沾鍋架勢？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10-12）

走出兩岸交流的「傳說時代」

9月15日前政務委員、現任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在教改總體檢論壇的一席話「震驚」了台灣社會。他說，「假如早上8時到大陸走一趟，就算不是北大、清大等名校，其他大學校園裡，也能看到大陸學生爭相進教室準備上課的積極態度；反觀台灣則多半是空蕩蕩的景象」。薛承泰評論兩岸學子求學態度的落差，「比1,000顆飛彈瞄準台灣還驚悚」。

大陸學生比台灣學生用功的「傳說」

其實類似的論調在台灣已是老生常談。筆者還在讀中學的時候，就已經聽老師說過大陸的學生有多麼用功云云。無論是在校園裡，還是在大眾媒體的報導中，三不五時總能聽到或看到類似的說法，例如清晨拂曉之際，即能看到為數不少的北大學生在未名湖畔大聲朗誦英文；又如在每日校園課程結束之後，大陸學生自組讀書會非常活躍。關於大陸學生非常用功的「傳說」，版本眾多，內容會跟著敘事者與傾聽者身分立場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都企圖傳輸這樣的圖像──兩岸學生互相競爭，台灣學生已經在這場賽事中失去優勢。

過去台灣尚未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台灣學生對於大陸學生的認知就是停留在上述這類「傳說」中，任憑島內青年任意想像。隨著馬政府大幅度開放陸生來台，台灣學生對大陸同儕的接觸，已經不再是交換學生短短的半年停留期，而是至少四年的密切交往。陸生的生活言行與學習態度，也不再只是傳說與想像，而是真實的接觸與相互理解。

頻繁的接觸，無疑會帶來更深入的認識。類似「大陸學生非常用功、競爭力超過台灣學生」的說法，在台灣社會也出現更為多元的回應。就以這次薛承泰的發言為例，有的人認為這是給台灣學生的當頭棒喝；有的人認為兩岸學子各有所長，大陸學生學習態度比較積極認真，而台灣學生比較有創意與活力；當然，也有的人這為這樣的說法是在「唱衰」台灣。總的來說，兩岸校園的互相開放，確實能收到相輔相成的效果。去年4月「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曾舉辦一場關於陸生的討論會，與會學者都以親身的經歷說明，在自己開設的課堂上，兩岸學子不只相處融洽，也能互相提升學習的成效。

台灣對大陸的認識被「傳說」牽著走

兩岸由於長時間的壁壘與對立，彼此在對方的眼中其實都被層層政治與歷史的迷霧所遮蔽。1949年因內戰失利而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利用種種管道，塑造出許多對大陸的「傳說」，諸如大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人啃樹皮為生，是沒有陽光的人間煉獄。這些「傳說」通過教科書的撰寫，以及口耳相傳，也就變成台灣人對大陸「理所當然」的認識。

解嚴之後，雖然兩岸的來往仍受重重限制，但接觸的機會確實是大大增加。早期，電視台製作《大陸尋奇》與《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節目，介紹中國大陸的風情景致；接著台灣旅遊美食節目風行，便開始介紹大陸各地的美食。一直到現在，由於兩岸資本的流動增加，台灣對大陸的視野則跟著資本家在走，電視台熱衷製播「錢進人民幣」、「錢進中國」等節目，將大陸塑造為致富天堂。與此同時，新聞台的大陸新聞，總是將一些「鄉野奇談」放大為「新聞」，不是小孩子被夾在牆縫中，就是小孩子跌捲到洗衣機的消息。

台灣人對大陸的認識，總是被種種的「傳說」牽著鼻子走，反而失去了屬於自己真正的視野。海峽另一岸廣袤的土地，被這些「傳說」重塑為一頭讓台灣人又愛又恨的「怪物」──一方面是政治獨裁、社會不自由、人權被忽視、黑心食品山寨產品橫行、環境髒亂、不愛排隊、隨地吐痰大小便、民眾素質差、講話一定要捲舌，另一方面則是快速致富、硬體建設發達、青年積極學習、奮發向上。到了選舉時節，街頭巷弄又會萌發對中國大陸各色的新傳說，諸如：大陸人要來搶台灣人的工作機會、大陸學生佔據台灣的教育名額與資源、過多的大陸配偶導致台灣離婚率居高不下……等等。

台灣與西方都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

西方人總是戴著一副有色眼鏡，來看待遠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就算號稱再如何權威的漢學家，也是帶著一份白種人的驕傲，對中國的眼光不免隔了一層紗，霧裡看花。

早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就發明了「黃禍論」，近來則有「和平演變」、「中國崩潰」與「中國威脅」等論調用以指涉他們心中的中國。在國際政治上，西方國家不得不視中國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內心裡總難以擺脫對中國的鄙夷與歧視。老實說，西方對待中國是雙重標準的。9月3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Frank Bruni在該報中文網上發表一篇文章〈充斥中國的種種虛假〉，狠狠地指責「中國人的造假已經出神入化，或者至少是到了明目張膽的程度」。但Bruni沒有提到，現在北京秀水街或是深圳羅湖商業城等眾人皆知的仿冒品集散地，最大宗的客戶就是西方遊客，也造成出當地小販幾乎人人都會多國語言的奇特現象。當然，也別忘了，當下中國大陸黑心與血汗的產業裡，並不乏外國與包含台灣在內的海外資本。

前陣子在台灣訪學的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即指出，他在台灣很明顯地感受到由於兩岸分裂所形成台灣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而這種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其實與西方對中國形成的「文明╱野蠻」論是一脈相承的。

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成見」與「傳說」，透過政治與教育的機制代代相傳。Bruni在文章提到的另一個觀點，也是當前多數台灣學生對大陸的共同觀感：「一方面是我完全預料到的，就是這裡（筆者按：指中國大陸）以令人喘不過氣的節奏建設，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另一方面則是在實幹的同時，也有如此之多的誇大、粉飾、欺騙和誤導。」這些成見或偏見，絕大多數是在出發大陸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踏上大陸的土地之後，便處心積慮地想驗證原先對大陸的設想是否屬實。既已戴上有色眼鏡，又如何平心靜氣地認識大陸呢？

「成見」與「傳說」不利於兩岸交流

事實上，現在兩岸的交流雖然看似大為開放，但仍處於尷尬期，同樣抱持著「成見」──無論是好是壞──在看待彼此，也把自身社會的價值標準與期許過度的投射到對方身上。許多大陸學生把台灣視為西方民主在東亞的燈塔，千篇一律地讚揚台灣社會的自由、熱情與友善，把台灣看成正統中華文化的歸宿，「民國」無限美好。許多台灣學生則認定，大陸終要與台灣一樣，走上西方「公民社會」與自由主義式民主的道路，因此呼籲「多給大陸一點時間」。這些對彼此的成見，以及包含「大陸學生比台灣學生更用功」的「傳說」，都不見得有益於兩岸交流，反而可能築起更高的隔閡。

薛承泰說用功的大陸學生「比1,000顆飛彈瞄準台灣還驚悚」，其實是個不恰當的比喻，仍是在加深兩岸之間敵我分明的窠臼。過去把大陸當成敵人，現在則是以商業邏輯把大陸視為競爭者。但人民與社會的交往交流豈可照搬戰爭與商業模式？比起敵對與競爭，兩岸攜手合作，路會走得更寬。

兩岸交流是時候抬頭挺胸地邁入下一個階段──走出「傳說」時代，別再只是聽別人怎麼說，而是脫下有色眼鏡、放下成見與刻板印象，揉揉眼睛、放寬心胸，親身去感受兩岸人民最真實的脈動。

（本文原載台灣《觀察》雜誌第2期，2013年10月；刊出時標題與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兩岸網路謠言的政治經濟學

香港黃色小鴨洩氣進行例行檢查，網上卻謠傳小鴨是被大陸遊客用菸頭燒破的。（網路圖片）

一隻放大版的泡澡專用黃色小鴨，在中秋節當天「游」進了高雄光榮碼頭。小鴨旋風先在香港吹起，5月14日晚間小鴨消氣靜躺在維多利亞港，網上傳出消息信誓旦旦指稱：「充氣大黃鴨在港不幸爆掉，乃大陸瀋陽某旅行團的胡某扔菸頭所致。……胡某向其投擲了30個點燃的菸頭並向周圍遊客表示『不信弄不死你』，昨晚大黃鴨倒下後經導遊指認港警已將其收監」。

這則消息引起兩岸三地網友的義憤填膺，紛紛在網上譴責大陸遊客素質低落，「他害死了小鴨」；許多大陸網友也批評「內地遊客素質有待提升」。主辦單位事後澄清，小鴨消氣只是例行檢查，並非遭遊客惡意破壞。問題在於，事實被澄清之後，原來的假消息仍在網路世界流傳，而且轉貼數量遠高於澄清的消息。造謠容易闢謠難。

其實類似的網路謠言多如牛毛。兩年前網路上不明來源指稱江澤民病逝，香港「亞洲電視」大規模報導此事，也有台灣媒體轉發消息。事後江澤民在媒體上公開露面，破除了死訊。去年9月，大陸各大城市民眾自發保釣遊行，微博上有人指稱上海松江地區有瘋狂的民眾將一隻日本秋田犬活活打死，這個消息被包含《蘋果日報》在內的台灣媒體加以轉載，許多台灣網友在臉書上痛罵大陸人「沒有人性」、「野蠻冷血」，但不久後官方發布聲明澄清此事是謠傳。又如同年11月大陸十八大期間，微博謠言再起，稱會議期間天安門前禁行公車、北京計程車不得開窗、搭乘計程車乘客必須填單簽名、北京禁賣刀具與搖控飛機等等。

大陸學者汪暉曾稱微博是「謠言機器」；此前美國《外交政策》也注意到微博謠言的「威力」，稱之為「謠言共和國」。大陸政府已經注意到了相關謠言對社會信任基礎的腐蝕，決定執法處理謠言危機。北京警方在今年8月破獲了以網路造謠牟取利益的「爾瑪互動營銷公司」，並逮捕了專職造謠的秦志暉（網名「秦火火」）與楊秀宇（網名「立二拆四」），前者散布的謠言高達3,000餘則。

他們成立集團、訓練寫手，接受其他公司的委託，製造假消息藉而炒作。操縱輿論是他們的致富捷徑，例如之前喧騰一時「別針換別墅」的故事，就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新聞」。他們也與其他網路名人合作，互相轉發消息，互相拉抬身價。一旦假消息有了名人背書，不需經過查證，其他網民甚至是大型媒體照轉、照抄就是了。

有的人藉由謠言宣洩對政治與社會的不滿，或是打擊政治意見的異己。當然也有的人是藉由謠言炒作來賺取暴利，新聞時不時傳出的「大陸最帥、最美的XX」多半也是造假炒作的產物。謠言與炒作是傳媒經濟學不可或缺的因素。美國一位年輕的網路營銷人Ryan Holiday，2012年出版了Trust Me, I’m Lying: Confessions of a Media Manipulator一書，以自己投入網路營銷的案例向讀者自剖，他通常先利用小網站刊發出一個不實消息，製造話題之後，就能成功吸引權威網站與國家級媒體上勾、加以報導，他也就能達到捧紅與炒作的效果。如同作者在書中所言：「媒體圈處於嚴重的相互依賴狀態，網路不但容易傳播謠言，更是滋生謠言的溫床」，謠言不只為媒體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帶來了對立、暴力與仇恨。

大陸官方對網路不實謠言的取締，或許會被台灣人斥為對言論自由的迫害。台灣人總是看不慣大陸對網路的監管，只能獲取片面失真的訊息，而津津樂道自己處在「牆外」的自由，認為我們能悠然徜徉在自由的網路世界，接收著最真實、最全面、最完整的消息。但事實上，所謂真實的消息，是由資本家經濟利益所「壟斷」著。

台灣媒體抄襲大陸社群網站的消息，將它們傳播來台灣做為新聞素材，不只能吸引觀眾的目光，也能大大增加網站的點擊率，進而換得更大的廣告獲益。而新聞是否屬實、謠言是否被澄清，對台灣的閱聽大眾來說並非頭等大事。因為大陸傳出種種未經證實的奇怪訊息，正好滿足、填補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想像與長年以來的刻板印象，從而撫慰了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對大陸與日俱增的焦慮和不安。就算在「牆外」，我們還是為自己築起了高高的一堵牆，用謠言在牆上挖洞，窺測海峽的另一方，合理化我們自認為的中國大陸。

林書揚：為民族的十月反思（1990年9月）

文／林書揚

1912年，漢曆辛亥年，中國民族用鮮血結束滿清專制帝國的封建統治。陽曆10月10日建立了東亞第一個共和國，舉世震撼。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四年，中國人民再度以鮮血代價掙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長年桎梏。10月1日成立了以五顆黃星為象徵的，各族勤勞人民大團結的人民共和國。

十月於是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難得一遇的光輝榮耀的月份，深深地印烙在無數同胞的心田裡。而那一份興奮、自傲和民族重生的使命感，也恆常在以中華為名的所有族群的血脈裡滾動的。

但不幸的是，前後兩回的中國十月革命，都發生在資本帝國主義的殘酷世紀中。都未能撼動世界反動總體系的支配態勢。凸顯的光輝月未能接續為綿延的幸福年。

辛亥年的雙十標幟，旋被淹沒在列強侵華的惡浪中，也因為屢遭侵蝕的社會病變，執政者一再劣質化而引起民族內鬥，終致困憊不堪的舊政權趁國際兩極對抗的大環境，茍存危立在海的這一邊，歷經四十年。

另一方面，巍巍的十一揮走了屈辱的外患記憶，回復了民族的自立主體性後，意圖改造腐朽的舊體制和混濁的社會劣質。卻因實踐與檢驗中的錯失，和內外阻力而屢經起伏浮沉，推倒了三座大山，完成了三大任務（國家自衛、基建開發、國民生存權的基本保障）後，仍不免走在艱辛坎坷的路上經之營之，也已四十年。

四十年的海峽隔絕，象徵著歷史轉折期的民族的苦悶。那是血淚譜成的年代記。不知阻斷了多少骨肉親誼，也嚴重扭曲了多數人的祖國觀念。更不知耗去了多少民族天賦的智慧，失去了多少進步發展的寶貴機運。

夠了！一切的內鬥情緒，一切近親憎惡的時代病態！

在這世紀末的，充滿著積鬱的危機，也涵孕著無限希望的時刻裡，讓我們做一番最徹底、也最虛心的反思檢討！

讓我們肅穆地反思：

民族的十月。

光輝十月的無盡啟迪！

（原文寫於1990年9月；另收錄於《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2011年，台北：人間出版社，頁67-68。）

台灣白衫軍運動興起的背後

「洪仲丘案」引發事件

今年夏天台灣的街頭，如同7、8月豔陽般沸騰，反對簽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聲援苗栗大埔強拆戶；還有連續兩場由「公民1985聯盟」發起，聲援「洪仲丘案」的「白衫軍運動」。

洪仲丘，台灣陸軍義務役下士，在7月退伍前夕，傳出送禁閉遭凌虐致死。按台灣軍隊不成文的慣例，即將退役的士官兵被稱為「老鳥」，一般都能平安度過役期最後的日子而順利退伍。洪仲丘的死亡，有違社會普遍對軍旅生涯的理解。加上事發之後，台灣最大BBS站台PTT的「軍旅板」（Militarylife），有網友不定期的深度爆料與專業分析，還有台灣新聞政論節目與名嘴的推波助瀾，點燃台灣社會對此案的同仇敵愾。

根據台灣「國防部」資料，2000年至2012年間，13年的時間共有2,088名現役軍人死亡，其中只有5人（0.2％）「作戰死亡」，332人（16％）「自殺死亡」，755人（36％）「因公死亡」，「營外意外死亡」則為750人（35.8％），佔全體死亡率第二位。

事實上，台灣士官兵在軍中「離奇」死亡早就不是新鮮事。洪仲丘案喚起了台灣退役男性對這類事件的記憶，以及他們在軍中所受到不平對待的積怨，這是多數人上街聲援洪案、向「國防部」抗議的最大動力。

洪案發生之後，網路上出現由網友自發的「公民1985聯盟」，引領輿論風向。台灣軍方設有「1985」專線，提供現役軍人申訴管道。眾所周知，這個申訴管道並不暢通，就算是匿名申訴也可能在事後遭受長官報復。洪案凸顯軍方「1985」專線的閉塞，「公民1985聯盟」藉此名稱諷刺「國防部」與「國軍」內部機制的荒謬。

由「國軍」訴求轉向「公民運動」

「公民1985聯盟」成立之初，矛頭主要對準「國防部」與「國軍」，目標是追求洪案的真相，並主張軍方進行體制改革。該聯盟首先選定7月20日上午在「國防部」前舉行「公民教召」、「還仲丘公道」，主辦單位稱參加人數超過3萬人。現場參與的群眾，主要是已經退役的義務役士官兵，表達服役期間所受不平待遇的積怨；其次則是尚未服役，或是即將服役的男性，以及他們的家人或女友，當兵的恐懼、深怕步上洪仲丘後塵，促使他們參與聲援。總的來看，參與這場活動的群眾自發性較高，抱持著各自對「國軍」的不同想像而走上街頭。主辦單位對於大型群眾活動較為生疏，現場看來較為混亂，但聲音多元、訴求也紛雜，甚至有「我們既不想被解放軍接管，也不想被美軍託管」的主張出現。

隨著洪案繼續發酵，「公民1985聯盟」決定在洪仲丘告別式的前一天（8月3日）舉行更大規模的「萬人送仲丘」活動。此間網路宣傳不斷，許多名人紛紛出面力挺。例如作家九把刀自始至終都支持該聯盟的活動，稱要「讓『鍵盤正義』變成實質的力量」。這場在凱達格蘭大道前舉行，主辦單位宣稱有25萬人參與的集會，舞台、音響、燈光等設備一應俱全，規模氣勢並不輸給政黨造勢場合。主辦單位也一改前場活動的生疏羞澀，熟練地掌控現場的氣氛，高潮迭起。

兩場活動相較，可以明顯察覺到主辦單位的訴求已有所改變。前一場聚焦在洪案本身與軍方的改革，後一場則將層次上綱到「公民」，將活動定性為「公民運動」。簡言之，「公民1985聯盟」所側重的面向，已經從原先的「1985」轉向了「公民」，前後兩場活動應該視為性質不盡相同的兩個階段。

主辦單位沒有使用「人民」或「國民」，而是不斷強調「公民」的概念，訴諸公民的力量。例如8月3日凱道集會的尾聲，主辦單位在演說中稱：「現在，我們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聰明的公民，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勇敢的公民……我們要讓我們的統治者知道，你們很顢頇、你們很無恥，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日後如果還有更多不公不義，絕對會有更多的超級英雄，跟我們一起站出來！」主辦單位屢屢提醒群眾「公民」的責任是要監督政府、對抗統治者，甚至將這場活動與其他運動綁在一起：「大埔拆屋事件，大家覺得那件事情有正義嗎？那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了？……大家看看服貿協議，有正義嗎？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

8月3日晚上在凱道前的25萬人（警方估計為11萬人），是個不容小覷的數字。3月9日的「廢核大遊行」，全台灣參與的群眾加起來大約超過10萬人。25萬人的規模僅次於2006年「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紅衫軍），那年9月15日晚上的「螢光圍城」活動，約有100萬人（警方估計為36萬人）滿布在「總統府」周遭的道路，高喊「阿扁下台」。

紅衫軍運動事後被學者評價為「自主公民進場」，是台灣「公民運動的新頁」。或許紅衫軍運動仍難以撕去藍綠統獨的政治標籤，近年已逐漸受人淡忘，今年的白衫軍運動則躍身成為社會研究者的新寵兒。或因其沒有政黨色彩、或因其動員方式、參與「公民」人數，又或因集會後沒有留下垃圾等各種理由，白衫軍被讚譽為台灣「社會運動2.0」、「台灣之春」、「台版茉莉花革命」，主辦單位則自我肯定為「公民社會的勝利」。

「鄉民」變「公民」耐人尋味

是什麼力量讓「鄉民」搖身一變成為「公民」，放下鍵盤、離開房間而走上街頭集結成25萬人的規模？某些評論者認為，馬英九政府施政成績不佳，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度已達臨界點，洪案就是引爆民怨的關鍵，人民對洪案的關注與聲援，象徵對馬政府的怒吼。但不能否認的是，就算自發程度再高的活動或運動，都必須有一群人出來領導，這點是可以在歷史之中得到驗證的。以白衫軍運動來說，「公民1985聯盟」便是扮演民意輿論引導者、動員者的角色。

「公民1985聯盟」出現之後的發展軌跡，尤其是與台灣媒體的互動，看起來與常態不太相符。首先，台灣媒體一向較為信任資深或是專業度較高的民間團體，但是「公民1985聯盟」在草創階段，便已得到媒體的信任。電視媒體挪出時段、平面媒體騰出版面，供該聯盟表達理念與訴求，媒體反而變成了該聯盟的宣傳動員機器。其次，按台灣媒體的慣例，應該會去大挖已被英雄化的聯盟成員的背景，連洪仲丘的姊姊洪慈庸都有電視台推出個人專題報導，但目前還沒有媒體將該聯盟成員的背景故事拿出來大作文章。平常特別愛掀他人隱私的台灣媒體，這次卻出奇的保護個人隱私。

關於「公民1985聯盟」的資訊，現在只能從媒體報導中的蛛絲馬跡去拼湊面貌。《中國時報》報導：「聯盟成員每個人低調到不行，但一到聲援活動上，成員們彷彿『超人變身』一樣，慷慨激昂站在舞台上，聲嘶力竭。」「聯盟原只有39名成員，大家來自各行各業，有醫生、老師、律師、平面設計師、咖啡店老闆、服飾店店員。但隨著洪案持續延燒，許多網友自主性加入，團隊不斷壯大，成員60幾人、平均年齡30歲。」「聯盟成員有人曾當過國會助理，立刻發揮過去組織動員的能力，也有人有設計專業，架設臉書網頁，經營得有聲有色。也有人把設計專才，運用在設計活動貼紙上」。《聯合晚報》報導：「他們多在晚上10點後，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開會討論，每次開會進行2到3小時，並區分為媒體組、文宣組、活動組和糾察隊，由各組組長先匯聚組員意見，在開會時提出討論。純然就是以網路方式，發起一場網路社會運動」。

聯盟成員則如此描述他們自己：「所有幹部受訪都不會公開真實姓名，不是因為害怕被秋後算帳，而是要凸顯我們身為一個公民的隱匿性，我們就是公民社會的縮影，公民才是國家的主人！」「能號召25萬人走上街頭，真的是公民力量。」「公民，就是看到這個國家受到危害時，立刻挺身出來捍衛它。做完了，就再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去，這不是很帥嗎！」「公民」成為聯盟成員的代名詞，聯盟一切的運作與細節也都巧妙地被以「公民社會」取而代之。

近代在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公民社會」被解釋為介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空間。「公民」為防止與國家、市場之間出現資訊不對稱，特別強調公開與透明性。「公民1985聯盟」成員表示要凸顯「公民隱匿性」，可還真是顛覆一般對「公民」的認知與理解。

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白衫軍運動原先是針對早已腐敗、扭曲且難以撼動的台灣「國軍」，相關變革性的訴求，稱得上是具有某個程度的進步意義。但何以運動在7月20日之後迅速地往「公民運動」轉向，就是個耐人尋味、值得深究的問題。「公民」講究的是守法、守秩序等價值，追求的只是體制內的修正，而且公民社會的說法抹去了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如同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所批評的：「公民社會是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美國為了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控制，便大力推廣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宣稱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的前提。20世紀末期的顏色革命是一例，21世紀的茉莉花革命又是一例。美國在各地各階層培植親美勢力，朝野雙方都是美國的代理人，兩股力量相互制衡，確保美國的策令得以貫徹。

這次台灣的白衫軍運動雖稱不上革命，但絕對是推動「和中」政策、又即將進入跛腳期的馬政府的警訊。白衫軍的集會型態、「公民1985聯盟」的組織運作，以及透過社群網站的動員模式，都與兩年前北非與中東地區茉莉花革命極為類似。洪案發生之後，7天內2位「國防部長」下台，愈來愈多證據說明洪案背後涉及的是台灣軍方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又發布報告稱「台灣軍隊正在空洞化」。看來視白衫軍運動為自發組織的說法還有待商榷，似乎有股超越藍綠的力量正主導著台灣的公民社會邁向「成熟」。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9月號，原題〈白衫軍運動：公民社會的勝利？〉；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歷史教科書的未竟之業

近來歷史教科書爭議再起，聚焦在「日據」與「日治」孰是孰非。馬政府雖要求公文書一律統稱「日據」，但教科書改採「日據」與「日治」並陳，此作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官方、書商與社會多數人對相關問題不痛不癢，下一代只能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9月新學年開學在即，三家新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送審，卻因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自從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聯手打造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再加上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去中國化」，歷史教科書的爭議不斷。此次三家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因「用詞不當」而無法通過審查，爭議再起，捲起千堆雪。

審查委員會禁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引起社會上頗大的反彈，包含台灣抗日志士後代、文史學者專家等各領域人士，投書媒體加以批評。面對批評的聲浪，馬政府以兩個方式企圖平息爭議：一是行政院宣布，站在「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由閣揆函令所屬機關，此後公文書必須統一使用「日據」；其二是教育部表示，「基於課綱的規範，及教科書開放民間編寫的立法意旨，在學術討論範疇中，尊重編者依歷史事實所為的詮釋，以保障憲法所定表達意見自由」，以「小辭典」的方式，「日據」與「日治」兩詞並陳於歷史教科書之中，不加以硬性規定。最新的消息是，「史記」版高一歷史課本，以「日據」取代「日治」，已經獲得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媒體稱這是「十多年來首本以『日據』稱呼日本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

並陳日據與日治，治標不治本

如同兩年前馬政府決定回歸憲法原則，規定公文書不得稱對岸為「中國」，應稱呼為「中國大陸」或簡稱「大陸」，這次馬政府函令各機關公文書必須使用「日據」一詞，應該加以肯定。但是面對教科書的爭議，教育部決定「日據」與「日治」並陳的作法，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雖然可以平息爭議，卻是將國家民族的認同掩蓋得更深，也將原已淡薄的歷史感稀釋得更為虛無。歷史教科書本是近代民族國家立場的延伸與展現，但是為了「尊重編者」與「保障意見自由」，台灣人民的立場卻被迫讓位給殖民者的史觀，中華民族的立場也被迫犧牲。

只想儘快讓爭議落幕，雙面討好，如此決策無助於解決歷史教科書的危機。最近某些獨派學者跳出來為「日治」護航，宣稱「日治」是「民間自發用詞」，也是「符合歷史客觀事實」。但事實真是如此？「日治」一詞的使用，伴隨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讚美論的出現，主張日本在國際法上「合法」統治台灣。這類大行其道的說法，根本上是在扭曲事實，重新改造台灣下一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是「台灣國族」打造工程中必要的基礎建設。

「日治」是皇民史觀的政治正確用詞

「日治」與「日據」兩個詞並非極端衝突而不能調和，「日據」指的是日本竊據台灣，而「日治」則可以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問題在於，今日主張使用「日治」者，卻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日治」指的是日本「合法統治」台灣，而真正合法統治台灣的清朝時期，卻又被他們惡意稱為「清領」（清朝佔領）。某天盜匪闖入某戶人家，不只搶奪財產，還看中人家的女兒，強迫主人簽下女兒的賣身契，結果這戶人家的後代說：賣身契上有雙方簽名，所以是合法的，感謝盜匪為他們家人帶來「好生活」！這個例子雖誇張，卻突顯出「日治」合法、肯定論的荒謬。更何況，《馬關條約》是中國不得已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才有1943年《開羅宣言》所稱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1960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反殖民地宣言》也早已否認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首次排除「日據」的使用，將「日治」寫入教材；2007年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教育部，委託台灣歷史學會發布《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再度將「日據」一詞列為「不當用詞」。依此來看，「日治」一詞並非民間自發的客觀用詞，反而是李扁「去中國化」大旗下以政治力「矯正」出來、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的「政治正確」用詞。曾經擔任歷史課綱委員、教材審定委員的獨派學者，過去躲在學院內，大用「日據」一詞累積學術成果，例如某委員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著是《日據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研究》（1989年），另位委員的成名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硏究》（初版於1992年，2008年新版則已悄悄將書名改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待他們掌握了學術資源之後，恰好時值李扁「本土化」的浪潮，復抓準時機，配合政治力的操作，將「日治」推上舞台，大張旗鼓地宣告「日據」已被打入歷史大牢。緣此，「日治」一詞豈可說是民間自發的歷史客觀用詞，反而是政治正確用詞才對。

還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嗎？

現在教育部以「日據」與「日治」並陳的方式來堵住社會批評的聲音，但「日據」與「日治」之爭不過是歷史教科書深沉積弊的冰山一角。鄭氏三代奉明永曆為正朔，但課本卻不能稱鄭氏統治時期為「明鄭」。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剝削，卻被多數版本加以美化，而避談台灣現代化實質是根源於清朝統治時期。多數版本將「兩岸」視為「兩國」，以「中國」取代「我國」，不能稱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也違反憲法原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我國大陸地區，視中國大陸為「外國」。多數版本未著墨於當前兩岸的和解與和平發展的新局勢，反而還在大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課本不能寫「武昌起義」，只能稱「武昌起事」，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嗎？

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與書寫的邏輯基本上仍沿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完全未因應時代變遷而改寫。台灣的下一代如何以史為鑑、迎接未來的挑戰？就算三家新版本得以通過上市，也無力回天。政府無人願意承擔起清理殖民遺緒的重責大任，審查委員不依課綱來審定課本，教科書書商只願意小幅修改、敷衍了事，社會多數人又對此事不痛不養。屬於人民真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正一步步被掏空、被改造，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本文原載台灣《觀察》雜誌創刊號，2013年9月；刊出時內容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