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12月25日，你在哪裡？

■邱士杰

最近的北京之旅，我住到了一個可以眺見「北京展覽館」的地方。更正確地說，我是在夜間才能看見的。當夜幕低垂，北京的燈光漸次暗去之後，我可以從遠處看見沿著建體輪廓而顯得明亮的這座建築；同時，當視線向上延伸，就能看到展覽館上一顆明亮的紅點。這是一顆紅星。

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在中蘇友好期間模仿俄國式建築（如克林姆林宮）而建成。著名的俄國餐館「莫斯科餐廳」就設在館內。後來，由於中蘇交惡，才改名北京展覽館。雖然改名，但建築上的紅星始終沒有改變，因為中國也是一個與蘇聯相同的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這顆紅星在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之後依舊不動，它卻見證了一個時代的劇烈變遷。80年代，展覽館從一個事業單位轉型成為了企業單位；當蘇聯在 1991年徹底解體，曾經是中蘇友好象徵的展覽館的那顆紅星卻依然存在。這座留存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蘇聯建築彷彿映射著20世紀國際社會主義實踐的兩種去 向：蘇東在1989年底的柏林圍牆倒塌之後迅速瓦解了，中國卻在事先經歷了同年初的學運震盪之後撐了下來，並加速展開了市場經濟「改革」。

就這樣，紅星乃至紅星之下的社會主義建築在形式保存的條件下發生了實質變化。姑且先不論北京展覽館走向商業化。以展覽館同區域的友誼賓館為例，最近 也擺出一顆紅星，但紅星下的卻是聖誕樹。在以社會主義為社會理想的國家裡，代表社會主義理想的紅星，奇妙地嫁接上基督教信仰的象徵物。即便是不信仰基督教 的人，即便現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許多青年人也不加辨別地稱之為「聖誕節」，而不採取更為中性的稱呼：「耶誕節」。

即將臨近的12月25日其實恰恰是一個蘊含許多20世紀轉折的節日。首先，那是一個曾經以行憲紀念日包裝起來的日子，但還沒等到《中華民國憲法》實 施於全國，便已全國易幟。其次，曾經叱吒世界數十年、把整個地球刷紅一半的蘇維埃聯盟，正是在葉爾欽強力取締共產黨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的形勢 下，在這個基督的節日裡，彈指之間瓦解。

這天辭去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也許並非刻意擇日，但對歡騰慶祝「聖誕」節的今日「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卻該是個重大警惕。12月25日，許多人抱著歡慶的心情迎接它；但我們也可站在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遺下的荒原上，回望這一天，總結其教訓，團結、再前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2-20

蠹魚的旅行日記：山溝裡的薛西弗斯們

■邱士杰

由88風災下的六龜農民與大我文創工作隊共同籌辦的「城鄉牽手，走出88：大我雲端市集」，於上週六（11日）的中正紀念堂 國家劇院廣場舉行。88風災後，由許多知名編導與影像工作者組成的大我文創工作隊，深入原漢共生的災區高雄縣六龜鄉，用影像記錄下六龜農民艱苦重建的點滴 歷程。過去一年中，這些以高清畫質與專業剪接技術製作的短片一支又一支在網路上流傳。透過這些影像，六龜農民提醒著台灣人民不能忘記這些受災同胞；此次的 雲端市集活動，則更以產地直銷的方式，將六龜農民直接帶上台北，與更多關心六龜的朋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雖然近期出現不少批評「文化創意」 產業的輿論，此次的活動卻呼喚我們改變「文創」的定義。我們在此次活動中可以看到文創工作者如何與群眾相結合，以群眾的需要為需要，除將受災農民及其產業 介紹給更廣大的同胞，還組織起包含高中生、陸生在內的許多青年。如果文創僅僅是少數人斂錢生財的營生，我們自當批判；但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促成民眾間的溝 通與團結，形成台灣社會運動的有機組成，我們無疑更應支持。活動中朗誦的一句話誠為有理：「災區重建，不只是災民自己的事，還是非災區的所有民眾，共同的 責任！」

「有一則《薛西弗斯的神話》，當人類面對各種威脅各種挑戰，即使要推著石頭上山，即使再怎麼艱難、再怎麼辛苦，我們，都必須把它進 行到底！」廣場上，農民們艱難地推著一顆巨石而前進。這一作為雲端市集序幕的行動劇，源自於六龜的實際生活。六龜是一狹長溪谷，農民在礫石中爭地，每當天 災泥石流覆蓋農地，農民總得再次清除泥石、重建家園。因此這個行動劇形象地刻劃出六龜農民與環境相搏的實景，他們就像是不斷將巨石推上山巔的薛西弗斯，這 是一群在台灣的山溝裡努力奮鬥的、在你我身邊的薛西弗斯們。

某種意義上，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似乎總是渴求集體記憶。但同樣在台灣， 當一切事變開始變成新聞並僅僅作為新聞而遭到下一則新聞掩蓋時，這些事件卻可能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消失。我們很難說去年造成重大災害的88風災究竟屬於 得到集體記憶或遺忘的事件。但可肯定，「被記憶」與「被遺忘」的兩難式並不屬於勤勞勇敢的六龜農民。因為這些在山溝裡與天地搏鬥的薛西弗斯們，正在超克薛 西弗斯的循環宿命，向著不一樣的未來前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2-13

蠹魚的旅行日記：日記公開以後怎樣？

■邱士杰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出版在近日成為焦點。無論是蔣家內部的日記歸屬權問題、受此問題牽連的公開出版問題，乃至出版以後可能為學界帶來 的「歷史改寫」衝擊，都頗受關注。其中，關於日記可能造成的「歷史改寫」，似乎特別受到期待；但這種特別的「期待」本身，實乃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

雖然此次關於「歷史改寫」的期待包含著對於新史實的渴求，但還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替各種不同盤算下的「褒貶」找尋基礎。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每一代的 歷史研究者都可以依據自己可得的史料來逼近這個真實。但又由於每個歷史研究者都難免受到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因此一切的「逼近」也都會有限制，而且會體現 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歷史的褒貶問題，首先是在這個層次上產生的。

然而，褒貶又終究不是歷史學家（或其群體）內部所能自我完成的事情。歷史學家總是與民眾的歷史認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褒貶」一事尤其如此。

「褒貶」經常來自於歷史學家與普通民眾在知識與常識之間的互動。就此來說，一套日記之所以可以帶給許多人「歷史改寫」的期待，除了反映出蔣介石過去 長期屬於海峽兩岸共通的負面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海峽兩岸某些群體希望透過重評蔣介石來投射／影射某種價值。一方面，某些歷史學家想要藉由新的「知 識」而傳達某些意識形態給普通民眾（比方把蔣介石定調為228元凶的當代台灣）。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對新的「常識」有所渴求（比方 對國民黨與台灣充滿幻想的當代大陸）。

雖然日記、手稿、檔案等原始資料向來是歷史學界研究歷史的優良素材，但若一心想從私人材料之中找尋「歷史改寫」的論據，而重點卻擺在「功」「過」問 題之上，那末歷史仍不可能得到「改寫」，因為這只是將前一種歷史寫法的起承轉合抄襲一遍，然後換個反面答案而已。只有把蔣介石日記這種終究屬於私人的材料 安置於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分析蔣介石的個人意志與歷史大勢間的張力，分析蔣介石受到的歷史限制，才能真正增進我們的歷史認識──當然，相信絕大多數有能力 的歷史學家都已這麼做，而且還必將這麼做下去。

更重要的是，當政治家開始出來藉此宣傳蔣介石有多麼偉大的歷史「功績」時，我們更要提防種種以學術包裝的政治宣傳，因為，這種學術不過是「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0-12-06

是正義，還是歧視？

在藉由某位政論名嘴的三字經催情之後，陸委會下設「中華發展基金」提供大陸研究生補助的事件，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且將不滿的情緒全部投向大陸學生以及馬政府的「親/傾中」。

無關正義的政治操弄

事實上，今年七月，這個事件已經在大學生群聚BBS站台PTT，其中的熱門看板「八卦板」（Gossiping）爆發開來。並透過特定報紙與節目不斷渲染與扭曲，造成了多數台灣民眾都認為政府補助所有大陸學生每月三萬元。政府補助海外學生來台學習本是正常之事，但因為現在對象是「大陸學生」，批評者又將之與台灣有幾十萬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綁在一起，使得整件事情被上綱到「正義」的層次。其實，「正義」外衣底下，是赤裸裸的「逢中必反」。

我曾經針對這件事情，在八月號的《海峽評論》寫了〈譴責惡意的操弄、栽贓與抹黑〉，重點有五：（一）中華發展基金對大陸研究生的補助是開始於李登輝時期（1995年），迄至陳水扁時期，為何沒有人提出反對？（二）中華發展基金提供大陸研究生補助的同時，也提供台灣研究生到大陸研究的補助，兩項總額均各自為四百萬元，並沒有獨厚大陸研究生。（三）中華發展基金提供大陸藝術家、作家補助的同時，也提供台灣學者到大陸講學的補助，上限是每月六萬三千元。（四）中華發展基金給大陸研究生的補助，事實上是類似獎學金的性質，並非所有大陸來台研究生均有補助，必須事先提出申請，並獲得審核通過，每個人最多只補助兩個月。最重要的一點是，（五）在扁政府執政的2004年，教育部通過實行「台灣獎學金」方案，提供外國留學生每月三萬元的生活補助，而外籍學生在台灣各校還能領有各項的補助，甚至有些學校挪出專款為外籍生蓋宿舍。如果整個事件真的是為了「正義」，何以沒有人抗議「台灣獎學金」與外籍生補助，只抗議給大陸研究生的補助？

充滿歧視的社會氣氛

儘管《補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撰寫學位論文作業要點》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已經從「中華發展基金」的網站移除。但從七月事件爆發以來，再到名嘴以xxx加油添醋，相關的條例與規定，都還能在網路上查得，根本無需與陸委會再就「傳真號碼」一事爭得臉紅脖子粗。針對以上五點，爆料者與批評者都心知肚明，只是不願說明與澄清，這樣才能讓被點燃的台灣民族主義情緒燒得更旺。

我不認為這是單純的選舉操作，也不認為此「爭議」會隨著選舉結束而落幕。因為這涉及到台灣政治人物與台灣民眾長期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不管事件真相為何，只要有人煽風點火，這個情緒就一發不可收拾。

無論是陸生補助風波，或是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又或是承認大陸學歷等爭議，說穿了，無關正義。早先，一向關心台生與陸生權益的夏潮聯合會，發起了反對「陸生三法」歧視待遇連署行動（見夏潮網站）；上個月，更是針對教育部放寬大陸學歷政策，發表「廢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待遇」的聲明（見上月《犇報》）。在這兩項「連署」與「聲明」中，點出台灣在看待陸生與台生相關事件背後的核心思維─—「歧視」。類似的歧視在號稱多元包容的台灣社會無所不在，歧視外籍移工與新移民─—因為他們看起來髒髒的；歧視大陸的民眾與學生─—因為他們看起來很沒有水準，根本不配拿台灣的補助。

諛強欺弱的精神鴉片

再深入地看，台灣對周遭地區人民的歧視，事實上是來自於台灣人深刻的焦慮。回顧日據以降的台灣歷史，台灣與大陸同時受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壓迫；光復以後，又受到無形的新殖民主義所宰制。台灣人的認同被割裂、分斷，沒辦法認清自己。而無形的新殖民主義宰制之下，台灣必須受到所謂先進國家的認可才能自我肯定，不斷拚命的追趕所謂的「先進」，當個先進國家所稱許的模範生。因此，「民主是我們的驕傲」、「民主是我們的光榮」類似的句子是台灣人朗朗上口的口號。

為了減少焦慮，除了不斷獲得「先進」的肯定之外，還要把周遭地區（大陸、東南亞等）視為落後、退步、不民主。透過否定鄰人，來肯定自己，突顯自己的現代、進步、民主。台灣人的焦慮，必須透過西方的肯定，以及否定中國，才能獲得撫慰與自滿。

這次的陸生補助事件，也應做如是觀。若是無法突破焦慮，繼續服用「別人肯定」與「否定他人」的精神鴉片，類似扭曲事實，以及名嘴將髒話誤以為是本土化，且竟然獲得部分民眾讚揚的事件，只會層出不窮罷了。

蠹魚的旅行日記：從琉球／沖繩問題而來的一些思考

■邱士杰

在釣魚台問題沸沸揚揚之際，一水之隔的沖繩／琉球，卻因一系列學術講演與研討會的舉辦，而成為近期台灣關心東亞民眾「連帶」問題者的焦點。在筆者所能夠參加的場次裡，有些問題激起了我的思考。

主 要是沖繩的獨立問題。在歷史上，沖繩首先是一個以琉球為名的獨立國家，後因日本的併吞「同化」以及戰後美日兩國的操縱，而屢屢無法實現獨立（最多只能做到 以「沖繩返還」日本的方式脫離美國軍事佔領）。從此次活動所邀請的沖繩學者的說法來看，「獨立」本身已經成為當地的前「琉球」人民所無力設想的方案，甚至 是地方競選時的票房毒藥；其次，雖然「獨立」是權力，但若獨立可能造成區域內不穩，則獨立也未必是選項。

如果抽象地看待「獨立」這件事，則該學者對於沖繩獨立的一番見解也許可以──如講演所確實提及的──直接套用在台灣問題之上。但若具體地看待「獨立」在沖繩與台灣的實際狀況，就會發現分離主義在這兩個地方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由 於沖繩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台灣──如作家陳映真所屢屢強調的──並沒有這樣的經歷。因此，沖繩的獨立意味著把實際存在的歷史作為通向未來的基礎。 但對台灣來說，實際存在的歷史卻是兩岸的民族統一，而不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此真正能與沖繩獨立問題相類比的，恰恰只能是兩岸的民族再統一問題（或者：超 克「冷戰／內戰」結構造成的兩岸分斷）。反過來說，能夠與沖繩的「不獨立」相類比的，則正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為兩者在此時此刻都呈現為某種「維持現狀」 論。

無疑，對於目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過往實際存在的民族統一經驗已經完全不能使民族再統一問題納入自己視線之內；過往有無「獨立」經 驗也完全不妨礙當前民眾對於分離主義的認同。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維持現狀」論是否終究只是一種保守論述的變體？若將「沖繩獨立」代換為「社會主義」或 其他進步價值，是否也要以同樣的邏輯說：如果社會主義會造成這樣那樣的不穩，就未必要追求社會主義？

雖然馬克思曾把他所奮鬥的目標歸結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並反對將之視為「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但過去曾經存在的進步價值或歷史事實卻仍可能強烈規範著現實通向未來的進程。面對沖繩獨立問題，或許這是可供參考的思路。

（作者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29

蠹魚的旅行日記：全泰壹

■邱士杰

如果我們到今日韓國首爾東部的「平和市場」走訪，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銀白色半身像，刻畫著一名消瘦而略帶青澀的成衣業工人。他的名 字叫做全泰壹（1948～1970）。1970年11月13日，年僅22歲的全泰壹在平和市場內以汽油引火自焚不治。這名在朴正熙軍事獨裁政權下自焚的青 年工人，普遍被視為名聞世界的韓國現代工運之原點。

全泰壹自焚在韓國勞動條件極端惡劣的時代。1965年，全泰壹進入以成衣製造為主的平和市場工作，勞動條件極差。當地近2萬年輕女工（14至20 歲）工作在通風不良、工時超長（14小時）、工資卻極端低下的環境。為同這種惡劣環境鬥爭，擔負裁縫輔助工作的全泰壹開始自學《勤勞基準法》，並於 1970年9月組織「三棟懇親會」，向資方要求改善勞動條件。

由於抗爭屢遭欺騙與打壓，同年11月13日午後，就在12名工人與警察在平和市場前對峙之時，全泰壹突然引火自焚。烈火中，他不斷高喊「我們不是機 器！」「遵守《勤勞基準法》！」「週日是休息日！」火滅之後，還有意識的他喃喃念著「別讓我的死成為徒勞」。在醫院病危之前，他則向母親李小仙說：「請幫 我把沒能完成的事情做下去。」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全泰壹的訴求僅僅停留在要求資方與政府遵守《勤勞基準法》而已，未必是特別「自為」的階級訴求。然而全泰壹卻以其死喚起韓國工運超越「自在」而奮起。李小仙繼承全泰壹遺志，作為「所有勞動者的母親」而頑強不屈地鬥爭，就是韓國工運崛起的縮影。

由於全泰壹的死，許多脫離工人的知識份子受此激勵而走上「潛伏」於工廠的運動道路，甚至不斷以著同樣的「死」，力求喚醒民眾。作家黃皙暎的小說《故園》曾生動刻畫了一名「潛伏」女知青在抗爭中自焚的場景：

「當時正趕上下班的時間，工人們從工廠裡湧出來，塞滿了整條道路。那個時候，妳看起來像是什麼樣子呢？大概不是像朵花，而是像妳撒下的傳單一樣吧。 像燃燒著的物體似的，伴隨著『啪嗒』的聲響，妳落到了地上。」「雖然我們都是做女兒的，但當時如果我在場，我會像母親那樣，用我的手去撫摸妳，儘管妳燒焦 的頭髮會『簌簌』地碎落、妳的手指會像燒焦的枯樹枝一樣。」

值此十月革命日（11月7日）的季節裡，挑戰全球勞動者的APEC與G20卻在日韓兩國召開。在全泰壹犧牲後40周年的今天，我們要爭取更多勞動者的生存。紀念全泰壹的意義，正在於此。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15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主」

從一部紀錄片談起

紀錄片《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是描述大陸武漢長青小學3年1班舉行班長直選的初體驗。競選之初，老師向同學說明直選班長與民主的意義是「我的班長，我做主；我的選票，我做主。」 在競選期間，台灣耳熟能詳的選舉花招，諸如：「輿論造勢」、「耳語詆毀」、「招待旅遊」、「選前酬庸」、「走路工事件」等，一一在這場8歲小孩的「民主」 初體驗中出現。

紀錄片《請投我一票》

紀錄片裡反應出來的選舉花招，體現了西方民主最重要的內涵──「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根據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對「民主」提出的經典定義，即政治菁英透過競爭取得權力的過程，西方民主價值便表現在「全民參與」與「選舉競爭」，是一種自由主義 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是「程序民主」。如果我們對當代「民主」的共識是民主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價值，則多數人（包括台灣民眾）對大陸「不民主」的批評， 主要還是指大陸缺少「西方民主」，反而忽略了當代民主該有的多元內涵。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主」

2006 年10月，大陸總理溫家寶提到了他心目中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和基於分權制衡的監督。」溫家寶的三個「民主」定義，與西方世界的民主認知並沒有太 大的差異。曾經發表過《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是大陸培養出第一代的本土政治學學者。他的觀點與溫家寶類似，他認為民主對於全人類都是「好東西」，因 為民主使得人類對於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嚴等價值，有更加深刻的體驗與認同。儘管如此，俞可平還是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西化」不應該是中國的 政治目標，中國應該從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中吸取某些積極的因素，使得中國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對於大陸民主化的前景，俞可平提出先由「黨內民主」做起， 漸進式政治改革的「增量民主」。

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

與俞可平有類似認識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鄭永年指出，雖然民主產生於西方，並從西方擴展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但民主不是西方的特殊 品。任何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和經濟社會條件來發展民主政治，故民主政治是「一國一模式」。鄭永年的這個主張，也就暗示大陸在吸取其他國家民主的特色 之餘，也必須有一套「中國式民主」。鄭永年主張「中國的漸進民主化」──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憲政民主」的過程。鄭永年認為中國大陸的 民主化道路，正在走向既能保證領袖人物的質量，也能符合現代民主形式的「先選拔（中國傳統），後選舉（現代民主）」。

鄭永年：民主是「一國一模式」

「選舉民主」並非「中國式民主」內涵的全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批評，把「選主」（即「選舉式民主」）視為人類社會運作放之四海皆準的唯一方式，是絕對荒 謬的懶人思考。王紹光指出，「民主」一直代表「直接民主」，但到了19世紀「選主」的出現，反而閹割了民主的直接參與，而且代表是由十分容易被操縱的選舉 方式產生。因此，王紹光鼓勵大陸關心民主的人，應該要拓展想像的空間，從理論與實踐上尋求超越「選主」且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另外途徑。王紹光期待，「中國 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它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 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盲目採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王紹光：鼓勵大陸超越「選主」

從以上的基礎出發，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進一步主張「民主一定是『國產』的好，不宜搞引進和仿造。」房寧反對閉門造車，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經驗作為借鑑。 他認為競爭選舉制雖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但也有其局限性，應該認真地研究台灣、香港與澳門的選舉政治，作為經驗參考。房寧指出現階段大陸的社會情況，不 適合採取擴大競爭性的道路，因為可能會導致社會分歧、社會矛盾、社會動蕩的加劇。房寧提出先「擴大參與」、「推進協商」與「加強監督」，提高人民的「權利 意識」，再發展「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三個領域的建設，進而推進「黨內民主」，也才能促進「人民民主」。

房寧：民主是「國產」的好

考察「中國式民主」的內涵，不應錯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的見解。從中國傳統文明的內涵出發，潘維不提「民主政治」，而是使用「民本政治」。潘維認 為中國的「民本政治」有幾個特色：現代民主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制度；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與糾錯機制。根 據這四個特色，潘維指出中國的民本政治，不只顧及「遊戲規則」（即「程序民主」），更能達到利益的均衡協調。潘維另外主張，選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 在大規模選舉實施以前，應先將法治的建立列為政治建設的最優先項目。

潘維：中國的「民本政治」可以調和利益

「中國式民主」的前景

大陸的學者並不主張完全將西方民主拒於門外，而是要全面性地回顧西方民主的歷史、發展、實踐與教訓，作為大陸發展自身民主的參考。其次，他們也強調民主必須 符合各國國情。「民主」的概念或許是「普世價值」，但實際的「民主形式」則是各地區有所差異。再者，民主必須符合國情，大陸當前的各項條件與狀況，並不適 合全然引進西方的民主，必須在避免矛盾與分歧之下，找出適合中國大陸的民主形式。

當然，主張廣泛地徵引西方民主模式的大陸 學者亦有人在。他們與主張「中國式民主」學者之間的對話與辯論，事實上就已經是「民主」的表現。對話與辯論後的產物，如果融合了「民主」的核心本質，再配 合目前大陸正在發展的「和諧社會」（重視經濟權力的平等），則「中國式民主」亦不失為可供借鏡的民主模式之一。

當中華民國失去「中國」內涵

在過去的幾年裡（尤其是李扁執政時期），因為「中華民國」所象徵的「中國」內涵，使得「中華民國」一直在台灣不受歡迎。連帶「中華民國」的符號，諸如國旗、國歌等，也被台灣人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

台灣人不喜歡唱國歌，因為國歌被認為是「黨歌」；台灣人不喜歡拿國旗，因為國旗很像「黨旗」（阿扁執政時期，有一年國慶典禮結束後，千百 支的國旗堆成一座小山，被丟在路旁）；台灣人不喜歡國徽，因為國徽很類似「黨徽」；台灣人不喜歡中華民國，因為Republic of China有個China，而且很像“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讓台灣人被認為是「中國人」。

說來說去，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屬性讓台灣人想擺脫，卻擺脫不掉。

今年的雙十國慶，卻有種一反李扁二十年營造出來的氛圍的氛圍。或許是建國百年將屆，政府也有意大肆慶祝，使得今年國慶的氣氛比往年濃烈。屬於中華民國的各種元素，出現數量在今年國慶前後「異常」的增加。

在網路世界，年輕人聚集的社群網站Facebook，也有人發起在國慶日當天，將顯示圖片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圖案的活動，原預估有一萬人參加，後來竟超過了六萬人，成為當天新聞的焦點之一。

就拿這一場在網路世界發起的活動來說，可以發現「中華民國」內涵在台灣年輕世代間的轉變。參加的網友，以在海外求學、工作的台灣人，以及 台灣本地的學生為主。大部分的網友將十月十日稱之為「台灣國慶」，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慶」；而他們放上網路的國旗圖案，很多是把國旗放在台灣地圖的輪廓 裡，或是在圖片加上「我愛台灣」、“I Love Taiwan”的字樣。

就此可知，在台灣年輕世代的心中，並非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而是已經將「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因此，無論是中華民國的國歌、國旗等象徵符號，對台灣年輕世代來說，就是「台灣」的代表。並不是他們非常認同中華民國，而是它的符號可以代表台灣，用來與大陸區隔（從日前開南大學「國旗事件」便可窺知一二。）

所以，儘管大家歡渡「國慶」、高舉「國旗」，但不再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而是改呼「台灣加油」、「台灣萬歲」、「我愛台灣」。

分析其背後的脈絡與意義，可以就兩個面向來討論。第一個是政治與教育的面向。十幾年來，台灣執政當局，心繫「台獨」卻做不到，只能撐著中 華民國外衣，搞「去中國化」的小動作。事實上，「去中國化」並非因為兩岸在各方面真的差異很大，而是害怕台灣被大陸吸收，刻意淡化兩岸的相似之處。這一點 體現在教科書的變革上。

九年一貫的社會科教材，載明中華民國只有2,300萬人民，首都在台北；地圖的台灣與大陸塗上不同的顏色，還在海峽兩岸各標上「國界線」，並稱呼對岸為「中國」。

對新世代的「80後」或「90後」來說，很自然地，我們的國家就是台灣，而他的名字現在叫中華民國。他們或許已經沒有了歷史記憶的苦痛與認同的糾葛，但他們有了新的認同與共識，就是「中華民國即台灣」。

第二個是歷史的面向。對當代的台灣人來說，「中華民國」有兩個，一個是1912年的中華民國，一個是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的中華民國。前者代表著與大陸共同脈動的歷史意義，在政治的操弄下，或因台灣人的實質感受，不再認同1912年的中華民國。

後者則是代表台灣與大陸往「分」的方向前進，也是象徵台灣成為一個與大陸切割的政治體，從戒嚴時期「反共」所種下的「反中」種子，在這個時期開始萌芽，並且在政客操弄之下不斷茁壯。

台灣人作為一個「生活共同體」，被上綱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1991年之後的中華民國，恰恰就是此「命運共同體」的外殼。

就算有人說，逝去的認同不可能再找回來，但並不代表不能重新塑造一個中國的認同。無奈的是，過去的政府把中國認同愈推愈遠，恨不得把台灣 從大陸旁邊搬離，藉由種種的宣傳，讓民眾「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印象根深柢固。而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政府，也不願重新塑造中國的認同。新政府同樣訴 諸民粹式「台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的「人民自決」，而不是訴諸全中華民族的「民族自決」。

儘管政府決意要大加慶祝建國百年，卻完全沒看到任何中國的元素。很顯然的，新政府也只看到1991年之後的中華民國，而把1912年的中 華民國拋得遠遠，近代中國歷史的大事（例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也好像與中華民國無關。與其稱為慶祝建國「百年」，倒不如說是慶祝台灣脫離中國二 十年。

一個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一個是被營造出來的命運共同體，台灣年輕世代（或是大部分台灣民眾），早已沒有了中國認同。

雙十節是「台灣國慶」，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慶」，彷彿紀念十月十日與辛亥革命無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台灣國旗」，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旗」，彷彿這面旗不曾同時飄揚於兩岸土地；「萬歲」與「加油」的對象也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台灣」。

沒有「中國」內涵的中華民國，只是台灣在正式獨立建國以前能緊抓的唯一浮木，中華民國的意義只剩下用來與「大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辨明你我的工具罷了。

今年是德國統一的二十周年紀念，當年東德改採的「兩族兩國」政策，應該是兩岸中國人最大的警惕。

如果經濟上的整合，沒有帶來政治與認同上的整合；如果只敢談經濟與民間的交流，遷就於台獨而不敢重新建立中國認同；如果只願意提中華民族，而根本上放棄了「終極統一」的《中華民國憲法》原則，那麼「兩族兩國」將會在海峽兩岸重蹈覆轍。

當中華民國失去「中國」的內涵，兩岸的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將永遠是個奢望。◆

蠹魚的旅行日記：山城霧都：重慶

■邱士杰

走在山城重慶，馬上會有幾項直觀的感受。首先是鎮日難消的漫天大霧，其次是建築物與整體山勢相互交錯的景觀，最後則是電視上不停撥 放的「紅歌」（革命歌曲）與滿街的宣傳標語：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這是2010年的重慶，一個擁有3,300萬居民，卻有 80％為農村人口的重工業直轄市；同時也是一個正在以其「重慶經驗」而吸引全國目光、得到《人民日報》肯定的地方。

「重慶經驗」當然不僅僅是上述5條標語所構成的主張，但這5條卻是重慶市民直觀感受的來源。2008年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嚴厲「打黑」除 暴（迄今已連續11個月搶案為零），推動公務員高薪養廉，解決堵車問題、大量植樹綠化，並開始進行全國最大規模的城鄉戶籍改革與安置農民工的廉價公租房建 設。在筆者走訪重慶的過程中，薄熙來的改革多能得到重慶市民依據各自感性經驗而來的極大認同。

薄熙來過去經營大連的經歷曾使其長期被視為某種西化派代表；然而他在重慶的經營經驗，卻又使其一時間轉化為社會主義「紅色」領導人的代表。這種「紅色」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提倡「唱紅歌」或要求幹部下鄉「結窮親」，而是因為他的政策集中突出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根據學者崔之元的總結，其兼具公平與正義的措施大致可以歸為兩點。第一點是重慶市在民營企業高速發展的條件下，透過重慶直轄以來國有資產的的高速增 長與增值，使市政府不必大量依靠稅收而充實財政，使政府不須透過「地王」增加收入，從而不使房屋價格飆漲，而民眾就更有買房條件。第二點則是成立地票交易 所，使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可因各種土地利用指標的市場交易而統籌發展，這一方面保證耕地面積的數量與品質，另一方面加速城市化的發展，最後一方面則使農民 有可能因此獲得相當的土地增值收益。

無疑，重慶「經驗」還是一個正在發展之中的經驗。但因這個經驗所突顯的公平與正義性質，卻反映了6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曲折歷程。如果同 改革開放前相比，重慶的經驗恐怕說不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然而改革開放之後的劇烈社會分化，卻使得今日重慶的經驗相對顯得「紅色」。當然，也恰恰是在今日的 歷史條件下，重慶才可能展開這些大膽嘗試。但無論如何，許多迄今遮蔽前方的迷霧，說不定將因霧都重慶的探索實踐，而逐漸解開。值得觀察！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08

蠹魚的旅行日記：釣魚台所折射的問題

■邱士杰

釣魚台爭議已近40年，此間，它始終如三稜鏡般檢驗著各地社會意識形態的內在分岐與轉變。在1970年代，它折射出海外中國人對兩 岸政權的認同分裂；自90年代以降，它則折射出台灣的統獨分歧（因為某些分離主義論者認為「反保釣」可以換取日美保護）。這個爭議在今年折射出更複雜的色 彩，因為連日本左翼進步運動內部的左右分化也得到折射：左翼中的左派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左翼中的右派則反對中國「侵略尖閣諸島」。

此次爭議中劇烈迸現的右派典型，是日本共產黨與「革共同革馬派」。日共是日本的老牌左翼政黨，曾因長期抵抗天皇制國家而創造出戰後的群眾基礎。但在 戰後短暫的左傾路線之後，卻又為了參與普選而不斷與主流政治妥協。「革馬派」則是戰後為了反對日共而形成的「新左翼」，但當前力量已大幅萎縮。此次事件 中，前者公開宣稱「日本的領有無論在歷史或國際法上都屬正當」、「日本政府可以堂堂正正主張其大義。」後者則竟然派遣學生前往中國大使館抗議中國意圖「領 有」「尖閣諸島」。

力主「釣魚台」──而不是「尖閣諸島」或「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不屬於日本的左派典型，則是新左翼中的「共產同統一委員會」與「革共同中核 派」（日本最大的激進左翼）。他們認為：日共的「日本固有領土」論乃是「帝國主義強盜邏輯」，完全忽略「釣魚台首先就是日本透過日清戰爭而掠奪之物的明白 事實」。為與中國工人階級實現聯合，必須「清算日本侵略歷史」並承認「釣魚台不是日本領土」。

之所以日本「左翼」之左翼要從國際主義的角度把握釣魚台問題，無疑包含了對付該國民族主義的用意，但對兩岸來說，這種把握方式也有意義。因為釣運本來就不僅僅是為了領土主權或民族主義，而是國際主義性質的「反帝．民族主義」的一次爆發。

在百多年的中國革命中，「反帝國主義」規定了「民族主義」的內容，使後者脫離了種族性排外；然而後者也同時規定了前者，使前者成為團結民族內、外的 底線。「反帝‧民族主義」的存在，使保釣不只是目的，而同時是媒介。因此當年的「釣運」才會自我超越為左翼的中國認同運動。而釣運無法在當前媒介更多進步 價值，多少正是規模不如以往的原因。如果釣運的維繫與擴大仍是當前主題，就必須使釣運蘊含著超越釣運本身的可能性。保釣者當齊心努力之！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1-01

Frederick W. Engdahl：劉曉波背後那些可笑的外國朋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顧秀林譯)

（作者Frederick W. Engdahl：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從事國際政治、經濟、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比較經濟學碩士。著作：《霸權背後》、《金融海嘯》、《石油戰爭》、《糧食危機》。）

請大家關注並且散發附件中的文章。這是恩道爾為中國寫的一篇博文，本人參與了翻譯，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在私人博客上貼出，真的是匪夷所思——他沒有詆毀任何人，他是在一個非常尷尬困難的時刻幫助中國。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封殺他。

所以我只能借群發信件散佈：請大家轉載轉帖，廣為散發！

恩道爾指出，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賞給劉曉波，是由達賴喇嘛提的名，發獎的背後，不是對自由和平的關注，而是正相反。任何一個人，對祖國對政府 都可以有意見，可以嚴重批評，但是顛覆國家的立國之本，無視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反對憲法，這種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犯法的，在美國也是一樣；美國對 違憲在極其細節的問題上都不允許，卻大力支持任何別國人反對自己國家的憲法。劉曉波「殖民300年」是很可笑的言論，拉美被殖民是從500年前開始的，今 後是否還能真的自主，非常難說——原來的人民已經沒有了。

我設想：當頒獎的那一天來到，瑞典皇家科學院擺開陣勢，搭起舞臺，等待一位被中國判決有罪的人物出現，拿錢，領金質獎牌，那會是怎樣的激動人心。中國拿血汗養著美國，惠及世界，美歐主流卻往中國臉上抹屎。就像轉基因的事情一樣，這也是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有份的事情。

謝謝散發

顧秀林

在一個極其微妙而敏感的時刻，挪威議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的劉曉波。此時此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正在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這對於深陷困境的美元毫無幫助，但是對中國的經濟卻會造成危害。諾貝爾和平獎成了上演鬧劇的舞臺，這裡演出的是華盛頓反對中國的戰略大戲——不斷升級、長期施壓的戰略行動。

把諾貝爾今年度和平獎發給劉曉波，顯然不是什麼巧合。準確地說，這是一項精心安排的長期 戰略中的一個行動。這個戰略不是挪威議會部分議員的戰略，而是世界霸權——美國精英集團的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經濟具有主 導性的主權國家的進程。他們現在要的事，是給中國「磨掉棱角」。

在世界媒體中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鬧劇，就是這一戰略精心策劃的一個部分——竭力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丟臉」。這是一場更深層次的博弈，華盛頓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等織成的網路相互密切配合，把「人權」當作華盛頓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來使用。

這一次的諾貝爾和平獎戰略不會比2008年3月的西藏暴亂更成功，不會比2009年7月中國新疆的騷亂更成功，也不會比2007年在中國鄰國緬甸的 動亂（「藏紅色革命」）更成功。這幾次行動，都是華盛頓精心策劃、秘密鼓動，或者通過親達賴喇嘛集團的人發起的。參與其中的那些不成氣候的集團對此都很清 楚。他們處心積慮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製造一種國際氣候，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從夥伴和「朋友」轉換成「敵人」。不過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風 險非常高的戰略，或者是陷於地緣政治困境的美國在孤注一擲。

劉曉波那些不靠譜的可笑的外國朋友

英語中也有這樣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為我沒有見過劉曉波本人，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談論劉曉波的為人。不過來認識一下劉曉波的那些滑稽可笑外國朋友，可能更重要。

在國際筆會網站[i]上 的正式履歷中，劉曉波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國筆會中心的會長，他擔任此職一直到2007年。現在他還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這個國際筆會並不是某些作家們碰 巧的集合，它是英美鼓吹人權和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網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資人掏錢給這些組織，是要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國際筆會自稱 「世界上最早的人權組織」，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地點在倫敦，出面的人物是英帝國的兩名地緣政治戰略家：G.B.蕭伯納和H.G.威爾士。筆會的資金 來源於美歐私人基金會和公司所組成網路，其中有布盧姆伯格集團、挪威外交部和「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贊助者」。它說它要創造一種叫做「世界文化」的東西，從 這裡我們立刻嗅到了英美「全球治理」的某種氣味，這是大衛·洛克菲勒的「世界新秩序」那種氣味。

國際筆會被覆蓋著一個更大的「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簡稱IFEX）的網路中，那個IFEX的地點在加拿大，有大約90個成員，都是非政府組織，其 宗旨聽起來很高尚：捍衛「表達自由權」。「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的成員中，有一個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另一個是國家民主基金 會（NED）。

自由之家是為了推動美國參加二戰而於1941年創建的，其後在冷戰期間，是美國情報局指揮的反共宣傳工具。這個非政府組織最近在華盛頓指揮的製造動 亂的行動中卻是指揮的中心，如西藏、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吉爾吉斯斯坦等，一旦這些國家地區不遵循讓美國某些精英滿意的政策，自由之家就要 行動了。自由之家的上一任主席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自由之家主席包柏漪，是2008年西藏暴亂時的西藏國際委員會中的一個頭面人物。自由之 家曾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挪威外交部緊密合作，推動了例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這樣的行動，那些項目都有華盛頓提供的經費支 持。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的結果，是親華盛頓的獨裁者和毒梟K·巴基耶夫上臺執政。[ii]

國際筆會與劉曉波的聯繫暫時到此。下面看一看，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給了他。

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時代》雜誌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主義中國呼籲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iii]

1989年春天，據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 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 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事務和實施日後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後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 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於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後，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 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希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 普（《非暴力戰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報導，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於平民的防禦：後軍事武器系統》，在 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iv]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的活動，後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v]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劉曉波在起草《零八憲章》扮演的角色、他選擇的時間，也很令人好奇。當中國在對它的經濟進行現代化時、當中國允許在筆者看來比許多西方所謂的民主國 家更多個人自由的時候，劉曉波提高了他的政治批評的調子。2008年，他相當清楚地知道，中國官方對西藏和和新疆可能發生的動亂活動極其敏感；這關係到在 奧運會期間使北京丟面子。美國國務院承認，2008年由達賴喇嘛所支持的西藏抗議和暴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內部動亂。如果認真嚴肅對待這樣 的事情，那麼這個時刻就不是更多要求放開不同政見的時機。它暗示，劉曉波的行動也許出自另一個更深的計畫，而那個計畫是他那些很不對頭的外國朋友提出來的。

諾貝爾獎提名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正式提名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很值得注意了——提名人竟然是達賴喇嘛！他自己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和國會的大筆金錢。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再關注一下提名劉曉波的其他人，那名單讀起來就像大衛·洛克菲勒那個極為秘密的三邊委員會的國際會員名單。那個三邊委員會是由超級精英、只有邀請才能入會的一個團體，由北美洲、歐洲和日本的300個強勢人物所組成。中國未被邀請參加這個嚴格挑選會員的俱樂部。

除了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的人中，還有捷克外交部長和親王卡雷爾·施瓦岑貝格、世界貿易組織前主管邁克·穆爾、俄國反對自由市場政客G·A·葉林斯基。

卡雷爾親王、莫爾和葉林斯基——他們也都是精英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從這裡得到了什麼暗示？他們有計劃地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劉曉波。

支持北約的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喬治·索羅斯贊助的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參加了劉曉波獲獎的提名。哈維爾是卡雷爾親王的親密朋 友，他注意到，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捷克《七七憲章》的翻版。該憲章曾得到美國的暗中支持，在推翻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時派上了用場。[vi] 這一切都在暗示，這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哈維爾俱樂部，其會費是由華盛頓來支付的。

有關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情況很少被公佈過。他們的網站強調，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但是如果看一看獲獎者名單，這話就不那麼可信了。那個名單包括達 賴喇嘛、昂山素季（緬甸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拉克·奧巴馬（執政僅兩週時獲獎，而在他獲得提名之前，他在阿富汗戰爭的軍事集結非常顯而易見），以及 亨利・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任美國國務卿，支持拉丁美洲獨裁者鎮壓成性的隨意殺戮平民的政權）。當然，當華爾街銀行和英美權勢集團決定借全球性變暖而 加緊行騙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就授予了聲名狼藉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全球性變暖鼓吹者戈爾。只要把事實公開，證據是確鑿無疑 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北約集團的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向不和它一心一意的那些政府施加壓力。挪威是北約的一個創始成員國，並且與美國的領導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 聯繫。

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強勢集團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刻通過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問題可以明顯地見之於中國近來成為強大、充滿活力、不斷增長的世界經濟體而同時美國跌入其200多年歷史中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一事實。

美國官方戰略政策仍然是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裡所詳盡闡述的內容，有時又被稱為「布希主義」，稱「冷戰後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 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的領土上出現」。這種方案的制定一直是1992年以來五角大樓明確奉行的金科玉律。[vii]

為什麼中國被盯上了？這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作為在經濟和政治上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因素，與外國進行聯盟，用以支持在蘇丹或伊朗這些華盛頓控制較少的地 方的這種發展勢頭。在這點上，中國作為一個積極穩定國家的存在，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戰略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威脅華盛頓在全球發起的戰爭。真正 的威脅是，當中國、俄國、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國家走向一個更加多樣化的多極世界的時候，美國和那些遵從其戰略的國家失去全球性霸權 地位。根據布希主義和美國戰略地緣政治學，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那種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最近逐 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與其說是與伊朗及其核野心有關，還不如說是與伊朗是中國的一個戰略經濟夥伴這一事實有關。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離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姿態很遠。此事最好從它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是一個被美國引導的、非政府組織孵育的、反對中國主權的、 非正規戰爭宣言的一部分。英國200多年的均勢地緣政治學中，有一條這樣的公理，即霸權帝國必須時刻尋找兩個潛在敵人之中較弱小的一個，然後與之聯合，攻 破強者。美國從2001年以來對印度的政策、2008年以來對中國的政策，恰恰如此，即尋求與弱小但更有用的印度結盟，結為軍事和戰略聯盟，對抗中國在亞 洲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戰略利益。

北約在阿富汗（遠離北約的北大西洋地區）的正式存在，應該發出的是這樣的信號，即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為了促進民主或表達自由，而是一個不斷式微的霸權 孤注一擲地試用它武庫裡的一切武器，來扭轉現實。劉曉波只是他們這一努力的一個順手的工具而已，是無數工具之一，就像達賴喇嘛或華盛頓支持的世界維吾爾代 表大會的熱比婭·卡德爾一樣。值此美國的可信度與它的經濟穩定同時急劇惡化之際，他們這樣幹大概是無濟於事的。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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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國際筆會美國中心網站：《中國：劉曉波》（PEN America Center Website, China: Liu Xiaobo，http://www.pen.org/viewmedia.php/prmMID/3029/prmID/172）； accessed in

[ii] 菲力浦·希斯金：《在美國的幫助下，普京後院有了沸騰的民主》，《華爾街日報》2005年2月25日（Philip Shishkin, In Putin』s Backyard, Democracy Stirs — With US Hel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5, 2005）；

[iii]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10: Liu Xiaobo,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0/press.html; ）《時代》雜誌的引文，見以下網址（For the Time quote, see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24405,00.html#ixzz12gorrikW）

[iv] 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維斯巴登，2009年版，第43、117頁（F. William Engdahl,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iesbaden, edition. engdahl, 2009, pp. 43, 117）。有關夏普和蘭德公司辦法更多情況，另見喬納森·莫厄特：《新的」驅除陰霾」在行動？》，網上雜誌，2005年3月19日（As well, for more on the methods of Sharp 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Jonathan Mowat, The new Gladio in action?, Online Journal, March 19, 2005 , accessed in 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

[v] 合眾國際社：《據報導領中國經費的僱員受審》，1989年8月9日（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China Fund employee reportedly interrogated, August 9, 1989）；

[vi] 瓦茨拉夫·哈維爾等：《和平和自由的中國捍衛者》，2010年1月18日（Vaclav Havel et al,A Chinese Champion of Peace and Freedom, January 18, 2010, accessed in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avel38/English）；

[vii] 派翠克·E·泰勒：《美國戰略計畫呼籲阻礙對手的發展：一個單一超級大國的世界》，《紐約時報》，1992年3月8日（Patrick E. Tyler, U.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A One-Superpower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中譯版：烏有之鄉、《批判與再造》。）

Stephen Lendman：諾貝爾政治(Nobel Politics)

美國有線網路(CNN)副總裁蘭德曼(Stephen Lendman)在其部落格撰文批評挪威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將2010諾貝爾和平獎授與劉曉波，節譯如下：

諾貝爾和平獎，幾乎都看政治而非貢獻給獎。看看過去的獲獎人，如季辛吉、以色列戰爭罪犯（拉賓、比金）、達賴喇嘛（過去，現在可能還是美 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資產）、以利威賽爾（Elie Wiesel ，一個激進伊斯蘭恐懼症派）、安南（一個帝國的可靠傀儡）和高爾（另一戰爭罪犯，極端新自由主義派，非地球之友），一篇評高爾的文章可從以下的網址聯結：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2007/10/nobel-hypocrisy.html

興高采烈的西方媒體歡呼今年得主，繫獄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紐約時報》作者雅可伯斯（Andrew Jacobs）與安斯菲爾德（Jonathan Ansfield）譽為：「一位熱情的文學評論家、政論者及民主運動人士，總是因其活動繫獄。」

諾貝爾委員會「肯定他在中國基本人權奮鬥中長期所持的非暴力（立場）」。

長年支持美國冒險作風的《新共和》雜誌曾歡呼歐巴馬的獲獎，但對劉曉波的得獎沒怎麼表態，只有作者德瑞弗斯(Robert Dreyfuss)稱他「中國異議份子，人權憲章的作者」。他接著說：

「讓大家都注意到中國對待政治異議份子，嚴格限制言論、集會與網路通訊自由，的確不壞。」不過，這一獎項「不可能讓中國當局改變想法，要 有任何可能，只是可能讓他們鎮壓更壓厲。」尤其經過9月23日歐巴馬在聯合國大會上說一套做一套的講演，一面說什麼和平，強調什麼保護人權，另一面卻發動 戰爭，在國內外比小布希還起勁的自我辯解。

《華爾街日報》兩篇社論盛讚「給中國的諾貝爾」與「諾貝爾眼中更美好的中國」，用此獎痛毆中國，說什麼中國違反人權，恐怕是中國不該成經濟強權，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罷。這才是核心，人權考量不過一個藉口。

《金融時報》社論稱此獎「值得慶祝的諾貝爾和平獎」，說諾貝爾委員會「回歸這一獎項的最佳傳統」，又提過去的得獎人金恩與緬甸的翁山蘇 姬，但略掉上面提及的名字與無數其他不夠格的獲獎者。不是一字不提美國、英國與以色列支持而遭大眾媒體刻意忽略的西方帝國戰爭，就是一筆帶過。

美國在全球的傳聲筒「美國之音」為劉曉波的獲獎雀躍，說什麼諾貝爾委員會「清清楚楚向中國嗆聲，在中國邁向經濟強國之際，要求中國尊重政治權利。」完全不提美國支持的是富豪與特權，不是平民及其所鄙視的平民人權。

「半島電視台」的伊姆蘭汗則如實報導，稱劉曉波的獲獎「有爭議」、「可能引起爭議」，引述季辛吉、以色列與歐巴馬等過去的得獎人，說頒獎那些人是升高戰爭而非促進和平。

10月11日俄《真理報》網站貼有Peter Baofu教授「諾貝爾和平獎，西方強權的工具」文章，報導主流媒體不予報導的內容。

他說頒獎劉曉波不會促進中國的和平與繁榮，理由有七：

（一）儘管仍有許多地方待改進，但中國實際上「在過去幾十年的努力的確促進了國內的言論自由」，相形之下美國的言論自由縮減了。紐西蘭坎 特伯利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布萊迪(Anne-Marie Brady)說：「（中國）一般人享有的自由遠超過1949年後的時期。社會上有種強烈的情緒，『別把船幌得太厲害，別碰敏感地帶。』」不過與早前相較， 很多言論已為當局所容忍。中國因「努力未獲肯定」而惱火，可以理解。

（二）中國「過去數十年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大有貢獻」，譬如它「使數億人脫貧」，相形之下，美國的窮人卻激增。在中國，窮人比率從30年前的64%減到2004年的16%，「這一巨大的人權成就」未為世人所認識。

此外，中國的巨幅成長「成了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因為它極依賴原物料和其他物資的進口。它與美國等地的貿易是順差，與其他國家是逆差。它在海外大舉投資興建「公路、鐵路、運動中心、醫院、橋樑、學校」與其他項目。雖剝削勞工，許多國家與消費者卻因中國貨售價低獲利。

（三）劉曉波並非「眾人口中的中國和平與自由的天真捍衛者」，像1988年香港《開放》雜誌的訪談，他說「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 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此話引起騷動，但他從未收回。根據捷克「77憲章」起草的「零八憲章」，它也只是個工具，「零 八憲章」呼籲結束一黨專政，尊重人權與自由。「零八憲章」的條文有：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

實際上，劉曉波與其他起草者維護中國統治者的利益，贊成有限度的自由，以防止可能出現的社會動亂。憲章警告抗議與罷工「會越演越激進，越來越可能演變成激烈的暴力衝突。」

（四）由於經濟力量成長與獨立自主，西方痛擊中國，支持中國反對勢力，以及武力威脅，想盡一切辦法要北京更親更臣服西方。雖徒勞又有反效果，卻一直在這麼玩。

多年的較勁並沒能使北京貶值其通貨，它也不該貶值。現在剛好相反，儘管西方拚命要其貨幣升值，北京卻以年率20%增加貨幣供應防止通貨升值。

中國知道1985《廣場協議》對日本的影響。1989年後，強勢日元拖垮證券與不動產市場，造成日本20年的停滯膨脹，這是中國一心要避免的。

（五）沒有對所有社會一體適用，「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體制。劉曉波在哥倫比亞、奧斯陸與夏威夷大學學習西方價值。然而中國有幾千年歷 史，當代社會是這幾千年來的產物。因此，冀望北京為西方傳統而放棄自身傳統，那是傲慢、無禮與無知的，西方傳統鄙視一些一再為世人所肯定的規範。

2009年中國演員成龍曾說：「我不知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如果太過自由，你就會喜歡目前香港的情況。它非常亂，台灣也亂。我漸漸明白我們中國人需被管制，要是沒有，我們可為所欲為。」

（六）西方社會，尤其美國，對「促進中國人民的人權沒有真正的興趣」，對本國人民的人權亦然。實際上，在全球他們剝削其他社會，在國內他們剝削本國社會，在種種方法都行不通時就發動戰爭。

總體而言，「西方對非西方的觀念與價值沒有一點尊重，時序進入現代，西方一再告訴並指導他人（如何）作為」，如何平和的，顛覆的或狂暴的作為。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憂心中國與其匹敵，害怕一己的優越地位為其更好的模式取代，就像1997-98給盯上的亞洲四虎經濟體一樣，透過外資剝削他們，在這過程當中削弱他們，終而成美國的衛星經濟體。中國有不少這樣的外資，但由他們而非旁人管控。

（七）此獎旨在將西方，主要是美國與「中國間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一直維持下去」。結果為「中國民族主義」加油添料，加深內部那種中國未受到尊重的意識，儘管中國也犯錯。

鑑於西方殖民、主宰中國的歷史，中國當然可義正嚴詞的要求更對等、更穩定的關係，不會容忍更不對等的關係。西方痛批其政策沒什麼作用，授獎劉曉波也不會有什麼作用，北京以痛批西方回應。

結語

諾貝爾委員會為西方的工具盡人皆知，它的和平與其他獎項推銷不為全球所分享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贊成敵對，贊成剝削人類，贊成帝國主宰，贊成美國搞的削弱其他與其自身社會的種種作法，這也不該為全球所分享。

依照諾貝爾(Alfred Nobel)的遺囑，此獎授與的人或組織是：

「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

換句話說，它反對戰爭，它增進和平。鼓吹人權雖有助於達成這樣的目標，但也得依全球人權宣言的條目，其中主要有：

尊重每個人的權利，一視同仁；

反對歧視、奴隸、刑求與各種惡行；

尊重法制，尊重生存權與公平對待；

主張表達、遷徙的自由，人身安全的保障，國籍的選擇，自由進出自己國家的權利，以及其他種種人權條款，而非專針對戰爭去主張和平。

此外，授獎一個政治囚犯，諾貝爾和平獎忽略所有其他在西方隨處可見而遭西方刻意壓制的更重大問題。

狹義來看，美國有更多政治犯，其中或有不少人比劉曉波更該得獎；廣義來看，美國有成千上萬為人所不知，未被提及而遭違法懲處的人。

其他許多國家，包括中國也有這樣的問題。拿以色列來說，不管何時，它總關押一萬兩千多人，其中有婦女有小孩，任由他們遭刑求、侵犯與羞辱，這些都為諾貝爾委員會所漠視，諾貝爾委員會也不會把此獎視為譴責流氓行為，暴露無法無天，以及支持各地社會正義的有力手段。

他們卻選擇拿劉曉波來痛擊中國。另方面則肯定惡名昭著的戰爭罪犯歐巴馬、高爾，以及無數藐視和平，藐視自由社會及人權規範的人，從其所選獲獎人可看出諾貝爾委員會也不接受這些規範。（福蜀濤譯）

（原文見：Stephen Lendman's Blog；中譯見：《海峽評論》239期-2010年11月號）

蠹魚的旅行日記：霜降．秋祭

■邱士杰

朋友，你到過馬場町嗎？

馬場町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的刑場。由於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4．6事件」 後展開大規模的島內白色恐怖，大批本省外省籍青年或者刑死，或者入獄，或者因為親友繫於「小牢」而被迫在親美反共的社會中坐「大牢」。對於刑死者來說，新 店溪畔的馬場町是他們結束熱血青春的第一站。他們在法西斯的槍下仆倒馬場町，然後在六張犁亂葬崗中消損自己的屍骨。劊子手會用沙土掩蓋馬場町上的血跡，日 積則成土堆；亂葬崗上則只有造墓工用石板草草留下的小墓碑，月累則湮沒於荒草。隨著時序進入1990年代，馬場町與六張犁分別成為倖存的政治受難人憑弔先 烈的地方。本來一年各在六張犁與馬場町舉行春、秋兩祭，但因人事凋零，不得不改為一年一祭。而馬場町的秋祭，就成為倖存者、遺族，及其同志寄託哀思的莊嚴 儀式。

也許是台灣百年來的特殊歷史經驗所致，「悲情」，成為了某種理解或感知台灣近百年歷史的基本前提。而得到此種理解的歷史，則支撐起各 種台灣前途的設想。一種是反共親美的分離主義；這無疑是台灣多年來無處不在的設想。另一種歷史所支撐的設想則在馬場町，每年在此參與秋祭的人們也有他們的 設想。

現在的人們也許很難想像，白色恐怖受難人大多主張兩岸和解與民族團結，甚至懷抱著社會主義理想。他們將白色恐怖下的悲情，轉化為他們求生並設想兩岸共同未來的動力。雖然他們的設想不斷遭到台灣社會的刪刈與踐踏，卻從未中絕。

而近年來，許多人為了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試圖把歷史「和解」作為解開族群矛盾或政治矛盾的一把鑰匙。這是一把透過白色恐怖官方公開檔案以及受難人口述歷史的擴大而打造成的鑰匙。以本省籍左翼統派為主體的政治受難人，則是這把鑰匙想要解開的一大關卡。

遺憾的是，這把鑰匙的操作者們，只是想要解消多數白色恐怖受難人的政治設想，而且只是想把受難人自主獻身的鬥爭史，解消成迎合社會大眾親美反共心態的「冤假錯案」。

今 年起，馬場町「秋祭」擴大為室內文藝演出。當下雖是蕭瑟的霜降時節，今年的秋祭卻一掃悲情。會場上朗誦的如下詩句，也許正是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畢生信 念的深刻讚頌──「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我與您同在／我雖死而猶生。」（《獻給黨》，聶魯達詩，陳映真譯）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0-26

聶魯達：獻給黨（陳映真/譯）

您給了我兄弟骨肉的情份，

去愛我所不認識的人。

您把眾生的力量團結在一起。

像送給我一個新生的嬰兒，

您重新將祖國賜給了我。

您讓我擁有一個孤單的個人所不能體會的自由。

彷彿點燃篝火那樣，

您教會我把心中的愛與溫暖燒旺。

您授與我凡樹木所必要的正直。

您教導我認識到人的共性和差異。

是您讓我明白：

個人的痛苦如何在全人民的勝利中消失。

您教會了我在咱窮苦兄弟的硬板床上酣睡。

您把我打造在現實的根基之上，

如同在堅實的磐石上。

您讓我知道要仇恨敵人、抵擋獨夫。

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

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

您使我堅不可摧，

因為我與您同在，

我雖死而猶生。

蠹魚的旅行日記：抵抗與學問

■邱士杰

2005年10月23日，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病逝於東京。轉眼，即將在本周滿5周年。

對於關心台灣戰後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的人們來說，劉進慶是不可迴避的學者，因為他所撰寫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是第一本從政治經濟學分析1950、 60年代國民黨政權與台灣經濟的著作。但更不可迴避的是，劉進慶及他的著作代表了台灣知識分子將「抵抗」與「學問」相結合的一種突出典型。

由於劉進慶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白色恐怖之間，親歷過同代台灣人民的悲慘境遇。因此，劉進慶赴日留學後，試圖結合《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講座派」經典著作）的再生產理論以及產生於中國革命的「社會性質」論，以從理論與經驗研究上揭發蔣介石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

他的研究指出：當時的台灣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新殖民地」，本省、外省、各種資本彼此融合而共同形成支配性的「官商資本」（因此他認為資產階級之間 沒有本省外省的矛盾），而廣大台灣被壓迫人民則遭受國民黨政權的「半封建」剝削。「細細回味此一研究，特別會想起陷於被殖民、支配、壓迫、掠奪苦難中的現 代台灣，以及在此不幸政治經濟過程中遭受痛苦的同胞。在此我謹以此書獻給仍遭掠奪的台灣同胞。」

由於海外社會主義刊物《台灣人民》的譯介（1974～1975年第9～10期），劉進慶的研究首次翻譯成中文。此外，「我的最早讀者是台灣的政治受難者」──這點可以體現劉進慶研究的「抵抗」性格。而劉進慶本人也對他的研究能夠得到政治受難人的歡迎而感到高興。

可是劉進慶也因他的「抵抗」性格而付出慘痛代價。他在日本長年遭到官憲監視，甚至使其教學工作與家庭受到影響。即便如此，劉進慶仍然積極地投入社會運動。在他的晚年，他把許多心力投注於中國經濟研究以及兩岸和平發展運動：「這可以說是作為我這一代台灣人的歷史性課題。」

10月是充滿紀念日的時節，而今年更有許多紀念性研討活動──如蔣渭水、錢穆、霧社事件、乃至2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在10月舉行。雖然我們可以 輕鬆透過這些活動而追懷這些活動所指涉的對象，卻絕不能忘懷淹沒在主流歷史詮釋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值得繼承的價值。在劉進慶逝世5周年的今天，我們 不能忘懷他結合「抵抗」與「學問」而走完的一生，因為這正是台灣人民曾經走過的一條英雄道路！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0-18

廢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待遇──夏潮聯合會對於「教育部放寬大陸學歷政策」的聲明

自從8月19日，立法院通過「陸生三法」，本會遂即聯合台生權益促進會(籌備處)、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犇報社、台生會等組織，針對該法案中涉及違反平等受教權及歧視性待遇等相關規定發起連署抗議活動，得到社會各界熱烈迴響。

近日欣聞教育部長吳清基先生於立法院答詢時，宣示放寬大陸學歷認證的基本原則，包括：大陸學歷認證追溯至1992年「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通過實施為止；台灣赴大陸求學的役男將可比照國外求學辦理緩徵等。本會對於台灣教育當局體察民意、從善如流的放寬措施表示肯定，但對於教育部為德不卒，未能全面開放包含醫事類別在內的大陸學歷採認，表示遺憾。

「平等的受教權」為憲法明文規範的基本權益，不得以任何政治理由或行政手段加以剝奪。教育部在修正「不溯及既往」的規定上，表現了對民意及法律的尊重。但「陸生三法」仍充斥著諸多不公平待遇，包括對大陸學生的身分歧視、僅開放採認41所大陸高校、將大陸醫事學歷排除在認證之外等相關規定；對此，教育部仍然三緘其口，不改其違憲侵權的根本缺失，且僅將大陸學歷追溯日期上溯到1992年，表面看來是順應民意，究其根本卻是為鞏固行政權威而不惜違法濫權的不智之舉。

有鑑於此，雖然連署活動在學歷追溯部分已經取得初步成果，但在全面採認以及廢除歧視性待遇部分，尚未獲得台灣教育當局的適當回應，因此，我們再度聲明：

一、要求立法院立即修正「陸生三法」中對大陸學生的身分歧視規定。

二、全面採認大陸學歷並不得將大陸醫事學歷排除在外。

三、學歷採認必須溯及既往，其方式不得附帶任何歧視性條款。

為了實現上述主張，我們除了持續推動「反對『陸生三法』歧視待遇連署行動」之外，並將聯合所有關心陸生、台生權益的朋友、個人與團體，進一步對台灣教育當局及立法院朝野黨團施加壓力，以排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待遇。

夏潮聯合會

光復初期台灣人的「義勇軍進行曲」記憶

齊邦媛教授在《巨流河》裡提到，「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戰期間，大陸的全民抗日歌曲。現在很多的台灣人，可能和齊教授一樣，不知道「義勇軍進行曲」曾 經在台灣傳唱。一般人大概知道，光復初期的台灣有一股「學國語」、「唱國歌」熱潮。在這股熱潮底下，目前大陸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卻是當時台灣人人爭 相學唱的歌曲。

事實上，在「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並在大陸廣為傳唱後，這首熱血澎湃的抗戰歌曲，已經漸漸在日本殖民統治下 的台灣知識分子中傳唱。蕭開平的父親是抗戰末期在祖國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他回憶其父母的故事：「（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 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按：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 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作家藍博洲的調查 訪問，也能印證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傳唱。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說：「（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 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義 勇軍進行曲」流傳之廣，可以在光復初期台灣的三次學生運動中體現。當時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的氛圍也傳來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 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除人人手持青天白日滿地 紅國旗外，並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日本發生「澀谷事件」，因為一些糾紛，日警開槍射死台灣人，隨後國際法庭卻做出有利於日本人的判決。為抗議「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北京女學生沈崇在平安夜遭美軍強姦，遂在中國大陸引爆各地大規模的反美運動。台灣亦不例外，1947年1月，在學生的組織 之下，舉行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是光復初期三大學運中規模最大的一場。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也回憶，迴盪在隊伍之中的歌曲就是「義勇軍進 行曲」；且吳克泰說當時的台灣學生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國語歌曲，證明「義勇軍進行曲」廣為流傳。

2009年11月 19日我訪問了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許介鱗老師。光復的時候，許老師10歲，至今他仍記得在光復之初所學會的「義勇軍進行曲」。許老師唱給我聽：「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許老師說，「義勇軍進行曲」是很普遍的傳唱，因為台灣剛脫離日本統治，大家抗日意識還很強；當然，更重要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歌 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相當貼近當時台人的心境。

當時台灣人傳唱「義勇軍進行曲」，都知道這是首來自大陸的抗戰歌曲。一方面基於對大陸人民抗戰同情，一方面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記憶猶新，再加上簡單易學，以及激奮人心的歌詞，成為廣為流傳的國語歌曲。

1948 年底，台灣省政府公布了一批「禁歌」名單。翌年，在三大會戰慘敗的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1950年1月馬場町響起了第一聲槍響，霧峰林家的後代，一生從事 抗日運動的林正亨倒在馬場町的血泊之中。同年6月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戰後台灣的「反共內戰體制」於焉形成，兩岸隔絕至今。

隨著兩岸的隔絕，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教育演變成為「反中」的概念。而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消逝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

謹以此文紀念台灣光復65周年。

為光復台灣而研究──評介《台灣研究季刊》

《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封面

前言

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以官方 的力量，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終戰」是日本官方不願承擔侵略亞洲國家的責任，以及不願接受「戰敗」結果而使用的詞彙。在李 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為推行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開始更改中小學社會科與歷史科的教材內容。1990年代中期，國中使用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便 是此教育政策的濫觴。

自《認識台灣》教科書，到九年一貫社會科教材，再到高中九五、九八歷史課綱，吾人可以發現，台灣史談完日據時期（課本是使用「日治」一 詞），並沒有專章討論「台灣光復」，而是以「戰後」概括1945年以後的台灣政治變遷。「光復」僅成為漫長「戰後」政治發展的一小部分。以現行九年一貫社 會科教材為例，翰林版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歷史科課本，「光復」只出現在「戰後政治變遷」一章中的一個標題，並不見於內文。而「戰後政治變遷」事實上是從行政 長官「大權在握」與「二二八事件」開始談起，並接著從戒嚴體制談到白色恐怖。

從《認識台灣》教科書算起，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迄今已將近二十年。當年在中學使用此教材的學生，現在也已成為中學的教師，影響不 可謂之不大。我們必須慎重檢視這樣教材塑造台灣年輕一代對台灣史認知的影響。無論光復初期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失望或不滿，但是台灣人為脫離日本殖 民統治、復歸祖國所作出的貢獻，以及日本宣布戰敗，台灣人滿心歡喜地迎接「光復」，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避談「光復」，是今人未設身處地來解釋1945年前後的歷史。避談「光復」，使得今人將1945年的歷史稱為「終戰」、「戰後」，或是「國民黨來了」。避談「光復」，更是無視於1945年台灣歷史發展「祖國（中國）化」與「去殖民化」的本質。

從以上的背景與角度出發，重新認識「光復」的意義，並且重新認識「光復」前後的歷史（包括台灣本土，以及在大陸戰場的歷史），都顯得格外 重要與刻不容緩。因為對「光復」前後歷史與意義的重新認識，有助於解決當下台灣人認同分歧背後的歷史糾葛。套句流行話，就是為「光復」「正名」。

以台灣史研究的熱門而言，尤其是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兩相對照，光復史的研究並不是熱衷的對象。許多光復前後的史料也還隱埋在歷史的迷霧之中，無論是政治、文學或民間的史料。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研究季刊》的簡單評介，為讀者提供重新認識「光復」的素材。

一、日據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根據黃玉齋主編的《台灣年鑑》第28章《抗日運動》的 分析，日據下台灣的抗日運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1895年至1915年，屬於前現代的武裝抗日，前後共發生一百多次的浴血抗戰；第二期是1915年至 1937年，屬於現代的反抗運動，透過文化啟蒙、工權、農組、政黨等形式進行；第三期是1937至1945年，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國，台灣在戰 爭總動員之下，很難有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運動，因此台灣人將抗日焦點轉向具有全亞洲抗日大支柱象徵的中國大陸抗日戰線上，與祖國並肩作戰。「台灣光復運 動」當屬於第三階段，台灣內部是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而大陸則是全面對日抗戰。

1930年代，許多台灣青年體認「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而自台灣潛渡回祖國，或由日本轉赴回祖國，目的地包括重慶與延 安。而由台灣人組成的抗日團體，則散布在大陸各地區。因此，第三期的抗日運動，其範圍已經涵蓋了大陸地區，在反殖民的目標之外，又加上了「光復台灣」為努 力標的。總體而言，如同謝南光在1938年《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成立宣言》中所言：「台灣現在已經不能離開祖國的反日反帝運動而尋求解放。」

據對台灣光復史投入甚深的曾健民先生之研究，第三期台灣光復運動在大陸上較活躍的革命團體，大致有四（詳請參閱曾健民，《日據末期（中國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一文）：

（一）台灣義勇隊：在李友邦的奔走下，台灣義勇隊於1939年2月22日在浙江金華正式成立，同時籌組了「台灣少年團」，隸屬於國民政府 軍委會政治部管轄。主要工作有：1.對敵工作；2.醫療工作；3.生產保國工作；4.巡迴宣慰工作。為加強思想與宣傳工作，台灣義勇隊於1940年4月至 1942年12月25日止，出刊了十期的《台灣先鋒》。

（二）台灣革命同盟會：1940年3月，在台灣人劉啟光的推動下，李友邦與謝南光所領導的團體於重慶成立了「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在此 基礎上，再加上1941年2月蔣介石指示「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台灣的各革命團體遂組成「台灣革命同盟會」。主要工作有：1.復台宣 傳；2.推動台灣「建省建軍運動」；3.堅決維護台灣戰後地位與主權，以台灣人民的角度，駁斥美國的「台灣國際共管論」。先後出版了《台灣問題小叢書》、 《新台灣書報》、《台灣民聲報》（共十期）等刊物，證明了台灣人在祖國大陸從事台灣研究的努力。

（三）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如前所述，蔣介石在1941年下達「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方針。在此指導方針下，國民黨在同 年於香港開始籌組台灣黨部籌備處，由台灣人翁俊明擔任主任，劉啟光任祕書，並在台灣北、中、南設立三處聯絡站。1941年香港被日軍佔領，籌備處於 1942年遷往廣東曲江，後遷江西泰和，並開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廣收台、閩、粵籍之學員。1943年3月15日，「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 正式於福建漳州成立，仍派翁俊明為主委，林忠為書記長，設有香港、廈門、上海三處聯絡站，任丘念台、陳邦基、郭天乙、謝東閔、陳棟、陳萬定、廖啟祥、李萬 居等人為執行委員，並以「中正醫院」為掩護展開工作。台灣黨部的主要工作如下：1.在敵軍中發展組織；2.在台灣各地從事祕密活動；3.先從沿海一帶台人 著手，徐圖深入島內，以島內工作為主；4.本以注意吸收台灣島內黨員，準備策應收復為工作重心；5.派大批工作人員潛赴大陸淪陷區作宣傳策反工作，並聯絡 島內工作同志竊取情報，鼓勵台胞在敵方軍政機關「乘機反正」。

而台灣黨部對於台灣現況的研究亦不遺餘力，曾編印十輯「台灣問題參考資料」，內容舉凡：台灣革命史料、台灣六十年來抗日血債錄、台灣名稱考、台灣收復後之問題、台灣農業問題、台灣郡縣官制設置之沿革……等。此外，更於1945年1月15日創刊《台灣研究季刊》。

（四）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下的中央設計局成立「東北調查委員會」與「台灣調查委員會」，並派 陳儀主掌「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日本投降後台灣的接收與復員工作。該會有十一名委員，李友邦、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等台籍人士占了五名，而台 人宋斐如、李萬居、林忠、連震東等也擔任專門委員。「台調會」主要有六大工作：1.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2.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台灣警 察講習班」以培養人才；3.蒐集資料；4.編輯台灣概況叢書，內容包括行政、教育、交通……等；5.對日據下台灣法規擇要翻譯，共有43冊，150餘萬字，供「台幹班」學員參考；6.成立「行政區劃」、「土地問題」、「公營事業」等三個專題研究會。

這些團體的成員，不只有台灣籍人士，也包括許多大陸人士。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的抗日運動，也從事台灣內部的反殖民運動；另一方面則投入台 灣各項歷史與現況的研究，將研究成果與大陸民眾分享，替政府做好「光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因此，言中國政府倉促而無準備的接收台灣，是不公允的說法。

二、初識《台灣研究季刊》

1944年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遷到福建省臨時省會永 安，由王泉笙任主任委員。1945年，台灣黨部因福州克復，隨福建省政府遷至福州。1944年戰局逐漸明朗，台灣黨部對光復台灣的工作愈發投入，積極訓練 復台幹部，調查台灣島內實況，希冀使大陸同胞了解台灣現況，也能使台灣民眾認識大陸。在此背景下，直屬台灣黨部於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 刊》創刊號，由時任台灣黨部書記長兼代主委的蕭宜增（任期是1944年4月至1945年10月）擔任發行人，謝東閔與方志林負責主編。同年6月17日發行 第二期（主題為「紀念六一七」）。後因8月日本投降、10月台灣光復，《台灣研究季刊》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僅發行兩期便停刊。

共發行兩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內容非常豐富，舉凡：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台灣教育、財政、歷史、人物、原住民、金融、政治、水利…… 均有涉及。但目前在台灣已難以尋得，幸北京的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利用館藏微捲資料，重刊此兩期《台灣研究季刊》，並收入2006年出版的《民國 珍稀短刊斷刊．福建卷》。《台灣研究季刊》因而重見天日，提供台灣光復史研究一項重要而珍貴的史料。目前台灣只有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及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 圖書館收藏《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套書。

三、《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

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刊》創刊 號，刊載了由當時台灣黨部代主委蕭宜增所寫的《發刊詞》。作為台灣黨部的機關刊物，《台灣研究季刊》勢必與台灣黨部的工作重心密切配合。蕭宜增在《發刊 詞》特別提到台灣黨部是「我國對台灣工作的活動中心，和對台灣革命的指揮機構」。1944年開羅會議決定戰後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大方針後，台灣黨部必須 聯合台灣的革命分子和團體，「為光復台灣而努力」。蕭宜增也非常清楚，1937年全面對日抗戰後，國民黨「已經把台灣革命納於本黨的國民革命之內，並且已 經把台灣問題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同時能使台胞和內地同胞同負解決台灣問題和收復台灣的重大使命。」以上所引的段落，最重要的一句話當屬「已經把台灣問題 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顯示當時中央在全面抗日之際，仍積極重視台灣問題，由台灣黨部來承擔聯絡、研究等發展工作。

作為對台直接工作的機構，台灣黨部也重新檢視了日本殖民台灣後的歷史發展，以及大陸對台灣態度與政策的轉折。《發刊詞》把五十年來台灣革 命分為三個階段：（一）反抗割讓爭取民主獨立時期（即台灣民主國的建立與解體）；（二）祕密反日力謀歸宗時期（指1937年以前的武裝抗日活動）；（三） 匯合國民革命完成台革（按：指台灣革命）時期（指1937年以後，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台灣革命亦為中國革命之一環）。

緊接著，《發刊詞》回顧了大陸對台的態度與政策，同樣分為三個時期：（一）輕忽台灣視為化外時期（指清代視台灣為番屬）；（二）注力國內 革命對於台灣無力兼顧時期（指民國前2年同盟會在台活動，民國3年同盟會台灣分會解散，至全面抗戰以前）；（三）收復台灣鞏固國防時期（指抗戰之後，國民 政府在1942年11月3日公開表示收復台灣，且蔣介石宣示「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割 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政策具體確立）。

基於以上的分期與回顧，台灣黨部將台灣黨務視為「戰地黨務」，且認識到台灣戰地黨務的「特殊性」：（一）台灣還是由日帝統治，黨務發展特 別困難而繁重；（二）內地同胞對台灣向來比較隔閡，而島內同胞對大陸認識亦較為不深入；（三）戰前與戰後移往內地的台灣同胞，人數已經相當多，力量也較 大，必須加以組織。有鑑於此，在島內的活動與組訓工作，是採取祕密方式；而對於內地的活動與宣傳研究工作，則採取公開方式。《台灣研究季刊》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破除內地同胞對台灣的隔閡，屬於台灣特殊戰地黨務的公開方式之一。

台灣黨部的工作性質已經相當明白，即「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之一環，台灣革命成為中國革命之一部分」。在此性質下，有關台灣問題與台灣革命的思考與研究，顯得特別重要，尤其是收復台灣之後的建設規劃。《發刊詞》指出了《台灣研究季刊》所關心的問題：

關於島內實情的探究，對台革力量的充實，如何具備收復台灣的條件？如何協同盟軍的進攻？克復時如何接管？戰後如何建設？這種種重要問題都 是亟待我們詳細的探討和研究，加以精密的設計，而作切實的充分的準備。所有各種準備工作，固然應由當局負起完成的責任，對其機密部份不應公開披露；但台灣 收復，人人有責，台灣問題，眾所關心，更有公開研究，集思廣益，交換意見和共同貢獻的必要。本刊的創立，就是適應這實際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作為公開的園 地。希望在這新闢的園地，獲得美滿的收穫。

《發刊詞》的這段結語，已經清楚地說明《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為光復台灣而努力，也為光復後的建設而集思廣益。

四、《台灣研究季刊》的內容

創刊號的《編後語》指出《台灣研究季刊》的編輯方針： 「為著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注意，進而共同作誠懇熱烈的探討，加強國人對台灣的認識，以利戰後台灣的接管工作，這是本刊編輯的初意。」由於台灣黨部設於福 建，因此《台灣研究季刊》特別重視如此地緣關係：「尤其是福建與台灣，僅一衣帶水之隔，其密切的關係，有如兄弟手足，閩台人士在探討研究的上面，應當率先 倡導不甘落後的吧！」在此編輯方針與自我要求之下，《台灣研究季刊》除特約「熟悉台灣人士」長期撰稿外，並歡迎各界投稿，徵稿的內容有：1.特載；2.報 導；3.論著；4.文藝。

創刊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98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兩頁廣告（集友銀行與福建省銀行）、兩頁《發刊詞》，一頁《編後語》（含稿約）。除《發刊詞》外，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連震東，《日寇佔領前的台灣》（頁59）。

洪石柱，《馬關條約締結時台胞抗日運動的檢討》（頁76）。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頁77）。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許汝鐵，《論台灣教育問題》（頁18）。

方志林，《台灣財政的透視》（頁47）。

王清彬（譯），《日寇統治下的台灣》（原文為英文）（頁65）。

朱懋順，《台灣之森林》（頁71）。

（三）台灣與國際局勢研究

李友邦，《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頁4）。

陳瑞鵬，《台灣對世界大戰與和平的因果關係》（頁74）。

（四）台灣人物研究

丘念台，《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頁90）。

本刊資料室，《台灣革命先賢丘逢甲》（頁91）。

（五）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書房》（原文為日文）（頁88）。

卓柏輝，《台灣稻江歲時諺》（頁89）。

（六）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李雄，《要加速光復台灣的工作》（頁3）。

梁龍光，《台灣建設之前瞻》（頁6）。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上）》（頁10）。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之教育問題》（頁14）。

汪受田，《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頁16）。

（七）其他雜文

周百勳，《〈台灣海國記〉評介及補充（書介）》（頁86）。

百芬，《還我先人故土》（頁87）。

以上文章是筆者初步的分類，但已經可以看出《台灣研究季刊》收錄文章的範圍廣泛、主題豐富，研究用力甚深。值得一提的是，許汝鐵《台灣教 育問題》，詳列了台灣地理環境與物產的資料，並且完整繪製出台灣總督府的組織編列，也利用表格呈現日據時期台灣學制的變化，還有台灣各師範學校的學級數、 職員數與學生數，對台灣各州廳的教育費與行政費亦有詳細比較。方志林的《台灣財政的透視》，詳列了日據時期各年度、各項目的歲入與歲出。朱懋順的《台灣之 森林》，介紹了台灣的地形、地勢、氣候、森林植物帶與森林主副產物。卓柏輝的《台灣稻江歲時諺》，仔細注釋了至今仍耳熟能詳的歲時俗諺，例如「春天後母 面」、「未食五月粽，破裘不肯放」、「六月十九，無風水亦哮」……等。丘念台的《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則指出霧峰林家在中國革命上的付出與貢獻（這段歷 史至今仍遭埋沒，提到霧峰林家，台灣人只記得林獻堂一人，歷史記憶有所片面與斷裂）。此外，創刊號《台灣研究季刊》轉載了許多文藝作品，例如《台灣革命先 烈羅福星絕命詞》、丘逢甲《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又如孫科、陳儀、吳鐵城「還我河山」的墨蹟。最重要的是，刊後附錄了自樺山資紀至安藤利吉歷任的日本台 灣總督，以及台灣州廳的面積與人口，提供內地同胞最基礎、詳盡的台灣資料。

第二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100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含稿約）、一頁廣告（福建省銀行）、一頁《編後語》。本期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鄭氏時代之台灣》（頁59）。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李友邦，《台灣少數番族問題》（頁7）。

方志林，《台灣金融概況》（頁29）。

翁春喜，《台灣之水利事業》（頁32）。

連震東，《日寇統治下台灣現狀及收復後治理方案》（頁41）。

李梓修，《日寇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頁49）。

翁國樑，《台灣之茶業》（頁58）。

振伍，《近年來台灣問題演變紀事》（頁76）。

（三）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宗族械鬥與艋舺》（原文為日文）（頁85）。

莊千里（譯），《竹山採訪錄》（原文為日文）（頁88）。

朱劍芒，《台灣詩詞續話》（頁91）。

（四）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蕭宜增，《台灣革命與台灣黨務》（頁1）。

丘念台，《台灣何以須速復省制》（頁10）。

光華，《收復台灣工作上的幾點原則》（頁12）。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下）》（頁14）。

洪石柱，《對於台灣政治建設的建議》（頁22）。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的資本問題》（頁29）。

許汝鐵，《檢定台灣師資之商榷》（頁54）。

（五）台灣綜合研究

薩兆寅，《台灣研究論文索引》（頁93）。

（六）其他雜文

蕭宜增，《琉球王韓元勳進士簡誌》（頁75）。

李友邦的《台灣少數番族問題》，率先將台灣原住民的問題提出討論，並且指出歷來統治者的處理方式，據此建議光復後如何面對此問題。翁春喜 的《台灣之水利事業》，研究用力之深，列出台灣各地的水道，以及日本人投入台灣水利與陂圳工程的面積與費用，還有台灣各主要河川及支流的長度。第92頁轉 載了「百飛」譯自日文的「台灣童歌」，蒐集了日據下台灣人傳唱的閩南語童謠。最值得一提的，是薩士武先生從當時各中文期刊，蒐集了百餘則台灣研究論文的索 引，分為：1.台灣總論；2.台灣圖書題記；3.台灣僑民；4.台灣外交關係；5.台灣財政賦稅；6.台灣法律；7.台灣自治；8.台灣保甲；9.台灣軍 備；10.台灣教育；11.台灣貿易；12.台灣番族；13.台灣歌謠；14.台灣地質；15.台灣昆蟲；16.台灣工作；17.台灣礦業；18.台灣農 業；19.台灣農作物；20.台灣林業；21.台灣水產；22.台灣歷史；23.台灣地理；24.台灣傳記。此24類共百餘則的論文索引，提供讀者最全面 認識台灣的學術資料，也證明大陸的學術單位與期刊，早就投入台灣研究的工作，才有這些豐富的論文資料。

1898年，後藤新平接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依照其「生物學」的原則與邏輯，開始大規模進行台灣的調查，留下許多數據與資料。近來台灣 史學者，多半讚揚後藤新平在日據時期推行的調查工作，忽略了後藤的工作是為日本殖民統治之需要；更忽略了後藤的「生物學統治方法」，借用生物學的「好細 菌」與「壞細菌」分野，將台灣人分為「好的土人」與「壞的土人」，他在台灣的工作，就是要剷除「壞的土人」。

從以上對《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與第二期，共40篇文章的分類與簡介，我們可以了解，《台灣研究季刊》所從事的調研工作，涵蓋了台灣的歷 史、人物、風俗、文化、地理、生物、水利、教育、財政、金融、原住民……等面向，一方面提供內地民眾認識台灣，一方面也提供光復後建設的基礎資料與建議。 事實上，《台灣研究季刊》只是抗戰時期大陸研究台灣的冰山一角，當時許多團體與單位，早已投入台灣的調研工作，這些史料目前少有學者蒐羅與鑽研。若進行有 系統的蒐集與整理，相信這些資料與史料，並不會亞於日本人在台灣的調研結果。

結語：「為光復台灣而研究」

暫時撇開光復之後台灣民眾與政府在政治上的衝突，近年來一直有個氛圍，就是以日據時代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光復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進行比較。比較 的結果，就是盛讚日本殖民統治的「用心」，以及為台灣帶來的「近代化」。如此的邏輯，套用到所謂「本土化」的教育政策，呈現於中小學社會科、歷史科教材之 上，就是避談「光復」，日據時代談完，便直接大篇幅地談「二二八事件」、「戒嚴」與「白色恐怖」。台灣民眾的用語，也以「終戰」、「戰後」與「國民黨來 了」取代「光復」。「光復」前後的歷史與意義，隨著政治上刻意的掩蓋，也就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

筆者有機會接觸到1945年由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發行的《台灣研究季刊》，便希望將此史料介紹出來，本文便是初次而倉促的評介。《台 灣研究季刊》兩期共40篇的文章，內容只能以「精彩」來形容。當然，以今天發達的台灣研究而言，這40篇文章的內容當然比較落伍。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 體會文章作者的用心良苦。這40篇文章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研究，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銜接與努力。

「光復」絕不是所謂的「大中國史觀」，反而是把台灣當作中國近代史中心而思考得出的產物，當然比「終戰」、「戰後」或「國民黨來了」等概 念更符合、貼近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光復」不只有台灣人民五十年的堅苦抗日，也有大陸人民十五年（自「九一八事件」起算）的浴血抗戰。「光復」不是併吞， 對台灣而言，是「光榮地復歸」；對中國而言，是「光榮地收復」。因此，「光復」是屬於台灣的，也是屬於中國的，從《台灣研究季刊》就可以窺知一二。

謹以此文為「光復」「正名」，紀念台灣光復65周年！

《台灣研究季刊》第二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