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真正和平走自己的路！

徐勝，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邱士杰攝影）

今年8月15日，是抗日戰爭勝利68周年紀念日。

就在這一天，美國著名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在日本廣島向民眾發表演說，先是譴責日本政府從未就向外侵略有所反省，接著大力批評了日本扈從於美國之下，對亞洲和平穩定的破壞。

一位美國人，在日本發出了對戰爭與日美關係最沉痛的反思，也是正義凜然的當頭棒喝。無獨有偶，一位在日朝鮮人，也在台灣向民眾傳達了直指問題核心的批判與反省。

目前正在台灣訪學的日本立命館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不只是人權法專家，也是國際知名的「政治良心犯」。1971年徐勝就讀漢城大學期間，南韓陸軍保安司令部公布「浸透學園間諜事件」，檢察官指控徐勝及其弟徐俊植是北韓間諜。徐勝初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獄期間，徐氏兄弟始終拒絕認罪輸誠，而在獄中飽受嚴刑對待，徐勝甚至曾經引火自焚未遂。1990年徐勝出獄，隨即投入東亞人權與民族統一運動，至今奔走不休。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與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邀請下，8月19日晚間徐勝教授在台大進行了一場意味深長的演講。在這場名為「分斷體制與人權」的演說中，徐勝教授雖以朝鮮半島的分斷現況為主題，但他分析的範圍則涵括日本、台灣等地區在內的東亞局勢。

徐勝演講「分斷體制與人權」，左為翻譯臧汝興（邱士杰攝影）

徐勝教授演說開宗明義指出，「親日」已經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的問題，現在的親日勢力已經形成了由日本所主導、對整個東亞的支配體制，等同於戰後的反共體制，造成民族內部對立。徐勝教授認為，親日與親美是一體兩面，以南韓為例，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執政長達約30年的時代，在內部形成反共親美獨裁支配體制，以反共、反北朝鮮為名，在國內實行獨裁統治、壓制人權。

徐勝教授指出，東亞地區以朝鮮半島與兩岸為代表的分斷體制，美國是其中最大的得利者。美國造成這些地區分而治之的現況，挑動對立與危機，使之高度依賴美國；美國又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現，以販售武器等手段從中獲利。

徐勝教授強調，美國在亞洲有兩張牌，一張是朝鮮牌，一張是兩岸牌，「我們都是被美國所玩弄的」，「若是沒有強大的力量對抗美國，只能被美國玩弄，因此不只要克服分斷的問題，也要克服美國分而治之的兩手策略」。

徐勝教授的演說也兼及兩岸問題。他說在台灣訪問期間，很驚訝地發現有些台灣民眾連竟兩岸和平都反對，反對的理由是大陸野蠻、不文明，兩岸的分斷體制已經形成台灣對大陸的敵視與歧視。

徐勝尖銳地反駁類似的說法，他指出西方所講的普世價值，向來就是雙重標準，「文明」與「野蠻」的二分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以文明的高度，否定受侵略者的人格與尊嚴，將之視為野蠻的奴隸，只能受文明人所支配。

徐勝教授以美國對待伊斯蘭世界為例，「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

今年是朝鮮半島簽定停戰協議60周年，徐勝教授認為這只是雙方戰爭狀態的暫停，並非真正的和平體制。面對朝鮮半島戰爭可能隨時發生，徐勝教授認為當前兩岸的和平狀態，是朝鮮半島的借鏡，「韓國很多人都不了解兩岸之間的狀況，如果了解，一定會非常羨慕台灣，只要能做到兩岸的十分之一，應該都會非常高興」。

比起高深晦澀的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理論，徐勝教授透過其人生經歷與實踐過程而得出的觀察與批判，則是真正且真摯的苦口良藥。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東亞穩定的關鍵要素，我們與其他地區共同面對的困境，則是美日軍事同盟的擴張、干預與宰制。我們應該珍視這得來不易的和平，也該虛心聽聽這位國際友人的諍言：「我們要為真正的和平尋找自己的道路！」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08-27；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超越歷史感的「公民運動」？

高中歷史教科書審查委員會禁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引起諸多批評。馬政府以兩個方式平息爭議：一是行政院宣布，站在「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公文書必須統一使用「日據」；二是教育部表示，「在學術討論範疇中，尊重編者依歷史事實所為的詮釋，以保障憲法所定表達意見自由」，以「小辭典」的方式，「日據」與「日治」兩詞並陳於歷史教科書之中，不加以硬性規定。最新的消息是，「史記」版高一歷史課本，以「日據」取代「日治」，已經獲得審查通過。

面對教科書爭議，教育部決定將「日據」與「日治」並陳的作法，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媚俗投機之舉。雖可平息爭議，卻將國家民族的認同掩蓋得更深，也將原已淡薄的歷史感稀釋得更為虛無，無助於解決歷史教科書的危機。

「日治」與「日據」兩詞並非完全衝突而不能調和，「日據」指的是日本竊據台灣，而「日治」則可以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問題在於，今日主張使用「日治」者，卻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對他們來說，「日治」指的是日本依國際法「合法統治」台灣，而真正合法統治台灣的清朝時期，卻又被他們惡意稱為「清領」（清朝佔領）。《馬關條約》是中國被迫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才有1943年《開羅宣言》所稱台灣是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1960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反殖民地宣言》也早已否認了殖民統治的正當性。

1997年李登輝強行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首次排除「日據」的使用，將「日治」寫入教材；2007年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教育部，發布《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將「日據」一詞列為「不當用詞」。依此來看，「日治」一詞是李扁「去中國化」以政治力「再皇民化」、是站在殖民者立場的「政治正確」用詞。

曾經擔任歷史課綱委員或教科書審定委員的某些學者，過去躲在學院內，使用「日據」一詞累積學術成果。例如某位委員的成名作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1992年），2008年新版卻將書名改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他們掌握了學術資源之後，時值李扁「本土（皇民？）化」的浪潮，復抓準時機，配合政治力的操作，將「日治」推上舞台，大張旗鼓地宣告「日據」被打入歷史大牢。

「日據」與「日治」之爭不過是歷史教科書沉痾的冰山一角。鄭氏三代奉明永曆為正朔，但課本卻不能稱鄭氏統治時期為「明鄭」。日本殖民統治的經濟剝削，卻被多數版本加以美化，而避談台灣現代化實質是根源於清朝統治時期。多數版本違反憲法原則，將「兩岸」視為「兩國」，視中國為外國，以「中國」取代「我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指稱我國大陸地區。多數版本未著墨於當前兩岸的和平發展新局勢，還在大談「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課本不能寫「武昌起義」，只能稱「武昌起事」，這還是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嗎？

檢視現行的歷史課本，論述的邏輯基本上因襲李扁兩朝的去中國化、皇民史觀。就算三家新版本得以通過上市，也無力回天。政府無人願意承擔起清理殖民遺緒的重責大任，審查委員未依課綱來審定課本，教科書商只願意小幅修改、敷衍了事，對相關問題不痛不養。屬於人民真正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正一步步被掏空、被改造，迷失在早已摸不清方向的歷史航路上。

近日「公民運動」又是抗議這抗議那，可從「日治」「日據」的殖民與去殖民議題出現後來看，我們的「公民」遠遠落後南韓與其他東亞受日本殖民統治過的國家公民，因為在那些國家，日本殖民遺跡與意識，早已清理殆盡，不是問題了。而在我們這個社會，對這些所謂「成熟」的「公民運動」團體，這樣的議題似根本不存在，或許我們的「公民運動團體」太「成熟」了，早已跨越國界，屬「世界公民運動」團體了。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3-08-20；內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馬英九兩岸政策的策士與智庫

從兩蔣到李扁，兩岸壁壘對峙將近一甲子。2008年之後馬英九的兩岸和解政策，可說是台海60年未有之變局。

高學歷一直是馬英九政府的特色，例如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現任主委王郁琦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博士，兩位副主委張顯耀是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林祖嘉是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由此可見馬英九對學者專家相當倚重。本文以下將著重分析介紹對馬政府兩岸政策產生影響的相關學者與智庫。

馬英九兩岸政策概述

馬英九就任之後，與陳水扁時期最大的差異，就是以「九二共識」為處理兩岸事務的最高原則。基於「九二共識」，馬英九自上任之初便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新「三不」政策，強調兩岸之間「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同時，基於台灣的《中華民憲法》與增修條文，馬政府將台灣與大陸定位為「一個國家，兩的地區」，一個國家是指「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是指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一種特殊的關係。馬英九將兩岸關係重新拉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是兩岸之間重啟對話交流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

馬英九兩岸政策另一個層面，就是主張兩岸協商「先經濟後政治」，由易到難循序漸進。馬英九任期剩下兩年多的時間，現在看來，其兩岸政策卻停留在「只經濟不政治」。台灣特殊的戰略位置，使得美國等霸權國家不斷干預兩岸事務，再加上國民黨退敗台灣後，必須尋求美日等國的支持與援助，從而台灣政府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降，形同美國與日本的附庸。在此歷史背景下，馬英九雖有意與中國大陸和解並開展交流，卻又受到美日等外來勢力的掣肘，遂形成馬英九對外政策「親美、友日、和中」三大主軸。

「九二共識」發明人：蘇起

蘇起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被媒體評為馬英九兩岸政策的「首席智囊」。馬英九就任之初，拔擢蘇起擔任國安會祕書長，足見馬英九對蘇起的倚重。

蘇起在2000年4月28日以「九二共識」一詞來概括1992年汪辜會談「一中各表」的原則，可說是「九二共識」的發明人（關於「九二共識」的詳細緣起，可參考蘇起2003年的著作《危險邊緣》）。馬英九2008年當選時召開國際記者會，即以「九二共識」回應一個中國的問題。「九二共識」迄今仍為馬政府兩岸政策的最高原則，說明了蘇起在馬英九兩岸政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蘇起擔任國安會祕書長期間（2008-2010年），同時樹立了「親美、友日、和中」台灣對外政策主軸。蘇起雖已離開政府要職，但他所立下的「九二共識」與「親美、友日、和中」等原則，仍被馬政府所重視，沿用至今。

2010年2月蘇起請辭國安會祕書長，但他在兩岸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此消退。2011年8月蘇起出任「台北論壇」董事長，同年12月被馬政府延攬為海基會董事。台北論壇是一個民間智庫，向政府兩岸政策提供建言。蘇起認為，未來兩岸無法再只談經濟、避談政治，兩者是不能切割的，建議台灣內部要做好政治準備。台北論壇在2012年3月20日公布一份由朱雲漢、林文程、童振源、楊開煌4位學者執筆的《2012政策建言書‧兩岸篇》，倡議馬政府應該推動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利用這個委員會凝聚朝野共識，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台北論壇更在2012年底於台北舉辦大型研討會，探討如何強化認同與互信以深化、鞏固現有的兩岸和平發展成果，包含當時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以及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廈門大學教授劉國深等大陸重要對台學者均與會。台北論壇活動力強，有能力號召兩岸權威學者共商政策議題，或許是未來馬政府與大陸開啟政治接觸的契機，值得密切關注。

台灣駐美代表：金溥聰

馬英九另一位重要的左右手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學博士金溥聰。在馬英九的從政生涯中，金溥聰一直扮演其政策推手的角色。當蘇起黯然請辭國安會祕書長之後，金溥聰便接手馬政府的對外政策。

2011年大選期間，金溥聰擔任馬英九競選辦公室執行長，在一次率團訪美的過程中，金溥聰表示兩岸之間應該和平共榮，不排除未來兩岸任何形式的接觸。馬英九第一個任期內，著重兩岸關係的突破；2012年開始的第二個任期，明顯把重心轉移到對美關係。2012年1月14日勝選之夜，馬英九即宣布要在10年內加入美國主導、排除中國在外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台灣與美國於今年也重啟「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談判。金溥聰在2012年5月接任中國國民黨國際事務中心首席顧問，並在10月接任台灣駐美代表。馬英九將自己最重要的親信派駐美國，可窺見馬政府要調整對外關係的順序，「親美」優於「和中」。

「亞太和平基金會」掌門人：趙春山

馬英九另一位兩岸政策的策士，是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趙春山是政治大學法學博士，專攻中國大陸研究，曾任教於台灣大陸研究重鎮之一──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目前擔任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雖未擔任政府職務，但他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與看法，是馬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

2009年10月在一場研討會上，趙春山表示據他了解「政府高層目前的想法」，在兩岸啟動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談判前，台灣必須完成的「三項準備」，即「ECFA、MOU完成簽署」，「國內達成共識」，和「國際社會接受」。此話一出，輿論認為兩岸政治對話有譜，而趙春山的談話也被認為是馬兩岸政策的「風向球」。但社會風氣並不支持兩岸政治談話，趙春山後來只能自圓其說。

ECFA簽訂之後，趙春山認為兩岸將面臨經濟以外的問題，儘管政治對話的條件尚未成熟，兩岸應該擴大政治互信，為雙方步入政治協商、高難度的軍事互信機制奠定基礎。趙春山認為必須要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兩岸交流基本前提，以爭取台灣內部的團結；「九二共識」則是兩岸的互信基礎，兩岸關係要朝著「規範化」和「機制化」的方向邁進。趙春山也主張，必須從雙邊或多邊的思維處理兩岸關係問題。馬政府今年積極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這就是趙春山所說兩岸關係的「規範化」與「機制化」。

趙春山所任職的亞太和平基金會，在馬英九2008年就任之後成立，前身是中華歐亞基金會。儘管亞太和平基金會標榜是一個非營利、超黨派的民間研究機構，但仍不脫半官方或官方外圍組織的色彩。該基金會是專為馬英九研究和提供兩岸關係事務建言的智庫，副董事長是台灣大學副校長趙永茂，董事會成員包括「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國安會」諮詢委員邱坤玄、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高輝、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魏艾等人。上述成員都是台灣島內政界、學界兩岸研究的一時之選，透過對於大陸政治經濟發展最新動態的研究，即時反饋給馬政府做為調整兩岸政策的參考。

馬英九的台灣史老師：王曉波

相較於前述在政府任職的學者，或是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庫，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主持的《海峽評論》則是民間刊物。《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是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健將，當時就讀於台大法律系的馬英九參加了這場運動，因而與王曉波成為摯友。王曉波除了中國哲學的學術專長之外，也致力於兩岸關係與台灣史的研究，王曉波被認為是馬英九的台灣史老師。

以「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為宗旨的《海峽評論》，創刊於1991年，社長是台灣行政學權威吳瓊恩，編輯成員不乏島內各領域優秀的學者，諸如台北大學教授毛鑄倫、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張麟徵、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楊開煌、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前所長陳毓鈞、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所長湯紹成、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孫揚明、前「立法委員」邱毅等人。

《海峽評論》20餘年來社論都由總編輯王曉波執筆。據了解，馬英九都會抽空閱讀每期《海峽評論》的社論。王曉波非常重視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兩岸問題，他認為台灣問題的產生，根源於戰後美國「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的遠東戰略，從而將兩岸問題卡進了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的雙重結構中。兩岸的法理定位，王曉波主張兩岸之間是由內戰歷史造成的政府不完全繼承狀態，雖然「兩區」、「兩制」的治權各自獨立，但各自所宣稱的和法理主權卻相互重疊。因此，王曉波將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政策解讀為「主權不獨、治權不統」，符合一國兩區的兩岸現狀，也就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其實只是「就地合法化」。

王曉波深知美國霸權對台灣問題介入甚深，也理解美國對馬政府兩岸政策的限制，但他仍呼籲馬英九把握兩岸難得的歷史機遇。王曉波建議馬英九，在剩下的任期內設法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否則只能徒留「缺憾還諸天地」。

智庫機構近年盛行台灣

源於西方Think Tank的「智庫」機構，近年來才在台灣盛行。民進黨不少政治人物設有智庫，例如蔡英文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小英教育基金會，蘇貞昌的超越基金會，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影子政府。持台獨立場的親民進黨智庫有台灣智庫、新台灣國策智庫等等。李登輝卸任之後，也成立了李登輝學校、台灣綜合研究院等智庫。國民黨雖有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與國家發展研究院兩個智庫，但前者連戰色彩濃厚，後者則缺少活動力。馬英九本人雖有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但運作方向則以公益活動為主。對於兼任黨主席的馬英九來說，未來若想在兩岸關係有更突破的政績，並維持國民黨永續執政的機會，他更應該思索如何與學界有機結合，加強政策論述能力，建立堅實的理論生產團隊。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雖然以九二共識為原則，但只強調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模糊且避免政治的接觸。如此兩岸互動模式，是許多學者為馬英九建構的，雖然為台海對立的局勢帶來和平曙光，但馬政府的兩岸政策終歸屬於防守型，面對台獨與民進黨的抨擊火力，只能不斷退縮。如同王曉波教授所說，未來只能期待馬政府兩岸政策有量的改變，質變的可能性並不高。馬政府的兩岸政策還必須通過美國這一關。美國雖反對台獨，卻也不同意台灣與大陸有進一步的交往。馬英九與其策士們，不該在美日關係與兩岸關係上再採取模糊作法。他們處在歷史轉折期，是挑戰更是機遇，只有做對抉擇、選對邊站，帶領台灣人民共同參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馬英九才有可能留下正面的歷史評價。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內容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文。）

新形勢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分歧與共識

台灣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運動」，在上個世紀80年代達到顛峰，聲音聽似吵嚷、路線看似分歧，但黨外人士都有共同的奮鬥目標，也就是終結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

統獨爭議並非主要問題

統獨爭議並未在黨外運動之中成為主要問題。例如台灣第一位黨外民選縣長余登發，被稱為「台灣民主先驅」，至今備受民進黨人士尊崇，其後代成為民進黨要角（長孫余政憲還曾擔任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內政部長」）。但余登發晚年致力於中國統一運動，擔任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1988年），還曾經公開發表《主張民進黨統一中國宣言》：「本人堅決主張以民進黨民主、自由、天下為公、犧牲奉獻的精神統一中國」。

將近30年前，民進黨誕生在尚未解除黨禁的戒嚴時期。做為收割黨外運動成果而成立的政黨，民進黨草創之初並非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隨著黨內「福佬沙文主義」愈來愈濃厚，一些非台獨或反台獨的黨員紛紛離開民進黨。民進黨在政治光譜上不斷趨向台獨，民進黨內的「余家班」也從未提起余登發的中國統一立場。「兩岸」對民進黨來說，早已不是自家人的關係，而是「兩國」關係。

如何處理「兩國」關係，民進黨內部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討論，當屬1998年為期三天的「中國政策大辯論」。其中一條路線是以許信良為代表、美麗島系提出的「大膽西進」，另一條路線則是新潮流系所提出的「強本漸進」。兩條路線的激辯與折衷，最終促成民進黨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台，成為2000年民進黨掌權之後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隨著陳水扁執政兩岸路線的逐漸極端化，「一邊一國」遂成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的主流，並影響至今。

兩岸政策再調整是黨內共識

2008年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之後，兩岸關係的局勢出現重大轉變，而且有不可逆的趨勢。為了尋求2016年大選的勝利，新形勢壓使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或曰「中國政策」）不得不有所調整。淪為在野之後，民進黨內部中青年世代要求中國政策再辯論的呼聲也時有耳聞。

這幾年來，民進黨籍政治人物訪問大陸並非少數，2008年雲林縣長蘇治芬到北京推廣農產品、2009年高雄市長陳菊赴陸宣傳高雄世運、2012年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到大陸祭祖的「破冰之旅」、2013年初「立法委員」許添財登陸進行「金融經濟」研究。上述幾趟不同的登陸，雖都是個案，也未成為民進黨內中國政策再調整或大辯論的契機。

但頻繁的登陸，確實為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兩岸思維帶來些許的變化。例如許添財返台後表示對大陸的印象是「百聞不如一見」；蘇治芬則對自己的登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期許：「民進黨為取得台灣民眾信任，應務實與中國大陸保持穩定互動，建立互信，台灣在東亞地理位置具有樞紐優勢，與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可相輔相成」。綠營政治人物對大陸與兩岸互動模式的重新評價，當然會成為黨內領導層的壓力。

總的來說，兩岸政策應該也必須有所調整，已經是目前民進黨內的共識。但是政策調整的幅度、兩岸的定位、互動的模式，以及如何進行調整卻又不失原有立場、如何向深綠台獨支持者交代等等複雜的環節，都是當前民進黨亟欲尋找答案的問題。近來，對於為兩岸政策尋覓新出路有迫切需要的民進黨來說，可說是處於百家爭鳴的階段。

民進黨兩岸路線百家爭鳴

今年6月，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訪問美國，期間他對自己領導的黨中央的兩岸路線有所表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國號是中華民國，這是台海現狀，任何改變此一現狀的行動，必須由台灣人民透過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堅決反對一中架構」。同時他也不忘發言鞏固台灣扈從於美國之下的既有體制：「台灣應該爭取被美國納為再平衡政策的一員」，主張簽訂台美「自由貿易協議」及參與由美國主導、排除中國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他甚至稱：「不要問美國能幫助台灣什麼，而是台灣要自我努力去贏得美國的幫助」。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都是綠營傳統思維的老生常談，顯見他所代表的路線是主張與大陸硬碰硬的拉美（日）制中派。

蘇貞昌為塑造黨內兩岸路線大鳴大放的形象，於7月4日召開首場「華山會議」（中國事務委員會對中政策擴大會議）。除前主席蔡英文未參與之外，黨內包括謝長廷與游錫堃等巨頭均有參加，並邀請已退黨的前「立委」沈富雄與會。「華山會議」成效不如預期，原有40位黨籍現任「立委」報名參加，最終只有7位到場，中青世代與蔡系成員幾乎都未出席，而且發言零星，沒有出現辯論的火花，看不出民進黨兩岸政策轉型的積極態度與決心。

會後沈富雄即稱，這場會議「裡面氣氛好到嚇人！」前「立委」郭正亮也表示：「看到現場實況，只能說真的太扯了！」民進黨中評委黃俊哲則直言：「或許大家都知道華山會議是開假的，自我安慰罷了，所以不如不面對」。華山會議是蘇貞昌主導的場合，由首場會議的舉辦情形來看，黨內人士對於黨中央兩岸政策調整的方向與決心尚處觀望，信心也不足。但華山會議預計舉辦9場，未來規劃的子題包括「如何處理九二共識」、「促進中國民主化」、「如何處理中國因素在台灣」與「兩岸的公民社會如何交流」等等，這些議題都象徵著未來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基本方向，出席與發言的狀況，以及會後的效應，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追蹤，觀察華山會議是否只是蘇貞昌的個人舞台。

除華山會議之外，近期民進黨其他重要人士也都有各自的兩岸表現。例如蔡英文7月12日舉辦「人民幣在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角色」討論會，邀請大陸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以「人民幣國際化的緣起與發展」為題發表演說、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傑以「中國大陸對外金融政策展望」進行報告，台灣方面則有相關領域的學者胡勝正、鄭貞茂等人與會。此外，目前綠營執政縣市首長之中表現最為亮眼的台南市長賴清德，也在18日率團訪問香港，以城市交流為名，為民進黨兩岸路線探尋新的可能。

黨內兩岸互動動作最大、聚焦最多、爭議最高的，當屬謝長廷6月29日於香港舉辦的「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這場研討會由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基金會」主辦、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協辦，台灣方面有9位學者、官員與民進黨「立法委員」與會，大陸方面則有包括孫亞夫、余克禮在內共26名涉台官員與學者參加。

謝長廷的這場研討會，除了直接與北京對台智庫對話之外，會後也在深圳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公開會面。謝長廷在會上持續推銷他的「憲法各表」主張，還提出兩岸「共源同文」、「兩岸命運共同的感覺」等亮點，甚至公開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可算是近年來民進黨人士對大陸路線最大尺度的說法。

民進黨政治人物在第三地香港，與北京對台學者與官員直接對話，頗有1992年辜振甫代表台北、汪道涵代表北京在香港會談的味道，或許是未來民進黨與大陸進一步接觸可資借鏡的管道與方式。關於這場研討會的評價褒貶不一，大陸學者余克禮肯定會議「突破創新」，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謝長廷的兩岸觀「仍受對岸與民進黨內的質疑」，而親綠學者童振源則盛讚謝長廷路線將要「崛起」：「謝長廷路線有機會成為紅綠藍三方都可能接受的兩岸共識」。民進黨內的批判聲浪未曾停歇，游錫堃對謝的「共源同文」說法極為反彈，獨派大老姚嘉文則是強烈抨擊謝長廷背叛民進黨、呼籲「清黨」。

謝長廷此番與大陸新模式的接觸，是否能算是民進黨兩岸路線的大突破，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目前民進黨內部兩岸政策主張至少可分為三條路線：蘇貞昌的傳統保守派、蔡英文的經濟接觸派（有論者認為是穩健漸進派），以及謝長廷的積極交流派。謝長廷的路線不過是其中之一，必將經過更進一步的競逐與檢視，才能論斷誰是主流、誰能贏得黨內多數人的認可──當然，不要忘了還須經過美國這一關。

有可能走向「偏安獨台」

此處必須一提，無論未來是蘇、蔡、謝哪一條路線的勝利，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都會從光譜的極端台獨這一端，往中間靠攏一些。2008年兩岸交流大開之後，台獨的根基受到嚴重動搖，但台灣社會對與大陸來往仍多顧慮，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交相作用，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度上升，而「中國人」認同卻不斷跌降。此狀況說明台灣的輿論逐漸集中到「中華民國等同台灣」，掏空「中華民國」的中國內涵，藉此將「中華民國」做為拒絕中國的擋箭牌。從最近的島內局勢即可見一斑，國民黨提「中華民國」以迴避兩岸政治對話，而民進黨也開始較為頻繁的使用「中華民國」稱呼台灣，做為與大陸交流的最低停損點。

在兩岸新形勢之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再調整是必然的，內部各種的兩岸交流方案勢必會不斷出台。但幻想民進黨會拋棄「兩岸兩國」的基本立場、接受「一中」或任何形式的統一，都是過度天真樂觀；比較有可能的路徑，是從台獨往披著「中華民國」外衣的偏安獨台游移。不過，如同許多大陸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兩岸關係已進入深水區，即從量變到質變的緩慢過渡。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民進黨應該體認到，兩岸關係已經難以再逆轉，尤其是ECFA的簽署，以及未來兩岸互設辦事處之後，兩岸關係將會愈來愈緊密，民進黨想擺脫大陸也只會愈趨困難。

（本文原載香港《紫荊》雜誌，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見刊時標題改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百家爭鳴」〉，內容亦略有更動，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科舉與拓墾

張士箱：泉州鑑湖台灣張氏家族開台祖

歷史上幾波大陸漢人移民，奠定當下台灣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社會面貌。閩南語俗諺「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充分展現了大陸漢族東渡台灣的盛況，他們對未來所抱持的光明希望，同時參雜了對險惡「黑水溝」的擔憂，以及對新環境的幾分惶恐。經過幾代人的繁衍與融合，說明了與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是閩南文化得以開枝散葉的肥沃土壤。

來台的漢人移民聚族而居，仰賴對台灣經濟資源掌握，以及與統治者的政治人脈，至日據時期逐漸形成著名的五大家族，包括了北部的基隆顏家、板橋林家，中部的霧峰林家、鹿港辜家，以及南部的高雄陳家。其中影響深遠、象徵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的就是霧峰林家。霧峰林家除了中學教科書必寫的林獻堂之外，還有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林祖密將軍，以及參與對日抗戰、加入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最後卻仆倒在馬場町國民黨槍下的林祖密五子林正亨，更是兩岸歷史共同脈動的典型。馬英九總統曾親題「三代民族英雄，百年英雄世家」匾額，生動地描繪了台灣漢人家族在近代中華民族歷史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泉州晉江張士箱

大陸漢人在台灣的移民與開拓，並不僅於眾人皆知的五大家族。早於五大家族開台祖東渡來台的時間，康熙41年（1702年）原籍福建晉江的張士箱，即帶領方高、方升、方遠與方大等四子遷台，最早在現今雲林一帶從事拓墾，接著北往彰化、台北新莊等地發展。其中雲林與南新莊平原是張士箱家族主要的拓墾區，張方高以「廣福」為號、方遠以「得福」為號，方大則以「廣惠」為號，是台灣早期閩南傳統士族移民台灣的典型，對台灣西部與北部的開發貢獻良多。至今家族後裔遍及兩岸與世界各地，影響深遠，是近代大陸閩南與台灣發展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家族。

尹章義教授的研究指出，清初大陸漢人大量移民台灣，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康熙年間大陸內憂外患剛平定，相較之下台灣生活富庶繁榮，發展的機會與管道也較為多元；二是台灣初設府、縣，讀書考生人少，科舉錄取的機會較大，吸引閩粵一帶讀書人渡海來台尋求入仕的機會。

張士箱，號省齋，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鑑湖鄉魁岱人。當地人稱張氏族人為「湖中張家」，「鑑湖」遂成為張家堂號。科舉制度是傳統中國社會階級流動的關鍵媒介，古諺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宋真宗《勸學詩》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顯見讀書中舉是我國傳統讀書人生命中極其重要的目標。張士箱的先祖除了在故鄉購置田產之外，也戮力於參加科舉考試，可說是耕讀傳家。

「冒籍」與移民台灣入鳳山縣學

中國人另一個傳統特色是安土重遷，但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態，促使士人遠離家鄉，尋求進入仕途的其他管道。張士箱曾於康熙41年（1702年）進永春學，但因「冒籍」被揭發而遭除名，遂刺激士箱攜子赴台。張士箱來台後，先在康熙42年入鳳山縣學，後入台灣府學成為府學生員，康熙48年增補生，康熙52年補廩生，終在雍正10年（1732年）成為歲貢生。張士箱渡台的抉擇，改變了鑑湖張氏的遭遇與命運。

張家功名冠絕全台

乾隆年間前後十年，張士箱家族一共有六人考中舉人，依序為：源仁、源德、植發、源俊、植華與源義。尹章義教授稱張氏族人六人中舉，「科名之盛、冠甲全台」。除舉人之外，張士箱家族共有四人成為貢生：士箱、方升、源勳與植梅。有進學但援例捐納出貢有七人：方高、方大、源志、植權、銘獻、方茂、植因。生員與廩生計有十三人，分別為植材、植槐、源信、源澄、植樹、源忠、鴻逵、坤哖、方輝、源恭、源昌、源敬與源懃。無入學而援例捐納貢生的有五人：植栭、方遠、植嘉、曰肅與棻椂。具有捐監生與國學生名號的有十三人：源禮、炳博、景星、銘玉、肇昌、植蓮、植楠、紹基、鴻藻、源价、植藻、近光與顯祖。此外，還有幾位族人以「業儒」終身：源惇、植商、植竹、植棣、植冕、植岩、植科、植挺、植拔、源偉、浚仕、浚儒、浚偉、俊仁等。

中國社會相當重視科舉功名，康熙年間渡海來台之後，張士箱家族在科舉事業上取得長足的進展，致使張氏家族躍升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受人景仰，同時也提升張家在晉江原鄉的社會地位。

〔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

拓墾：鹿場悉為良田

張士箱家族在科舉功名方面取得成績之後，搭上台灣拓墾的浪潮，投入拓墾事業，開溝渠、興水利、植良田，舉凡《台灣府志》、《雲林縣采訪冊》與連橫《台灣通史》等史書均記載了張家在此方面的事蹟與貢獻。

張家投入開墾事業起於康雍年間，首要的據點為濁水溪以南的雲林平原（當時原住民語稱為「布嶼禀」），以崙背為中心，東往莿桐、西螺、二崙，西至麥寮，南向埔姜崙、元長、土庫與虎尾等區域。雍正末年之後，張家在這塊區域開鑿大有圳、八佾圳、鹿場圳與清濁圳等灌溉用渠，是張家拓墾事業的輝煌時期。基於上述的原因，雲林一帶成為張士箱後代重要的聚居處，例如士箱長子方高房後代分布於二崙與崙背一帶；三子方遠房後代分布於褒忠、馬公厝、虎尾與土庫一帶；四子方大房後代分布於莿桐、西螺與彰化一帶。士箱其他幾名侄兒及其後代，則分布於元長、龍岩與牛挑灣（今嘉義縣境內）等區域。

乾隆年間，張士箱家族的拓墾事業開始往北發展。士箱四子方大與吳洛、馬詔文等人組成「張吳文墾號」，拓墾北部淡水廳海山庄地區，使得張家拓墾活動範圍遍及台灣西部南北。乾隆25年，張方大與吳洛分立，方大另立「張必榮」號，開墾南新莊平原。其後，士箱長子方高房後代也北上拓殖，成立「張廣福墾號」，經營今新莊、土城與樹林一帶。張必榮與張廣福對新莊一帶最大的貢獻，即開鑿福安陂、永安陂、海山大圳與七十二分陂等灌溉陂圳。

參與平定林爽文、戴潮春亂事

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耕讀事業逐漸取得成績，也成為社會領導階層，乾隆年間卻遭遇林爽文事變。為保衛耕讀成果，張氏族人號召聚義，參與平定林爽文之役。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委託台灣師大地理系所研究編纂的《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記載，乾隆51年（1786年）發生林爽文事變，庠生張源懃率領同族鄉勇自衛抵抗，隔年隨同大學士福康安剿討，於乾隆53年（1788年）解諸羅之圍，張氏族人居住之埔姜崙獲皇帝賜「褒忠」二字為地名，光復初期曾隸台南縣虎尾區土庫鎮，即今雲林縣褒忠鄉。方高、方遠、方大與侄系的方榮、方美各房族人均參與林爽文之役平定，而獲賜名「褒忠」的埔姜崙一帶主要是方遠房子孫的聚居地，至今亦然。張氏族人在咸豐年間，也曾參與平定戴潮春事變。張家人保家衛土的義舉，深受族親與當地民眾所肯定。

家族由盛而衰

清朝時期可說是張士箱家族在台的全盛階段，隨著對生產資料的掌握，以及在社會上下流動的科舉制度上取得功名，東渡台灣的張家人開啟了有別於大陸原鄉的歷程。光緒32年（1906年）清朝政府廢止科舉，對於仰賴科舉進入仕途的中國傳統士人無疑是一打擊，對於追求功名而遷台的張家人來說更是如此。方遠房後代張浚儒曾在族譜刻上「惜哉」二字，足見科舉制度的廢除，宛如也破壞了張氏族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原有活動與地位，重創了奠基於舊有價值體系與社會規範的大家族。

西元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行殘酷的鎮壓統治，大規模掠奪台灣資源、剝削台灣人民。日人據台，徵收所有權原屬張氏族人的土地，張氏族人並喪失大租權與水租權，在鬱悶無助的情況下，族人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坐吃山空，致使家道中落。1945年台灣光復，重新復歸祖國的懷抱。其後政府推行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對原來掌握土地水利設施等生產資源的張家人來說又是一波重挫，部分族親轉入農田水利會工作，不再具有地主身分。

陳列於泉州「中國閩台緣博物館」鑑湖張氏舊譜（黃郁維攝）

鑑湖張氏兩岸血脈連結

縱觀張士箱家族東渡來台之後的歷史，並非與原鄉族親完全切斷聯繫，仍保有非常密切的往來。宋代理學興起之後，家族制度出現，伴隨祖先祭祀制度，家族成為族親集聚與聯絡的重要媒介，張士箱家族亦不例外。透過土地墾殖與科舉功名而發達的張士箱族人，以捐款購地、修建大小宗祠、修纂族譜等方式回饋原鄉族親。尹章義教授據此稱，「科考和出仕，使得張家與晉江、閩南、福建、整個中國擁抱在一起」。

士箱家族先祖強調與原鄉故親的往來。日據時期，方遠房後代張浚仕與張浚儒兄弟避居大陸，抄錄《張氏家乘》返台，對於兩岸鑑湖張氏家族譜系的追溯連結，有極大的貢獻。1980年代初，方大房後代、已故的張福祿宗長，事業有成，出資奔走，追尋定居台灣已超過250年的鑑湖張氏家族史。先是在樹林「方大居」原址創建「張方大紀念堂」，又蒐羅文件史料，禮聘尹章義教授完成研究《張士箱家族移民史》，修纂《台灣鑑湖張氏族譜》，於1985年正式出版，是乾隆30年（1765年）張源德、源仁與源義共同續修《鑑湖張氏家乘》後一大盛事。1992年福祿公帶領台灣17位族親回泉州晉江湖中謁祖；1997年福祿公號召海內外族親集資，重修原鄉「延魯張公家廟」（原名「鑑湖張氏祠堂」）與「碩庵公小宗祠」。

在福祿宗長費心盡力的尋根之後，台灣張氏族人年年返回湖中謁祖。張方大紀念堂落成之後，張士箱公後代於每年重陽節齊聚紀念堂舉行秋祭祭祖；2012年更廣邀大陸宗親來台共襄盛舉，唯有血脈相連，才能促成兩岸親人的再聚首。2005年族親提議續修族譜，在編審委員會的努力之下，終於在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出版《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福祿公於2008年仙逝，未及看到新族譜問世），且因應兩岸的開通與和平交流，將堂號「鑑湖」改置於「台灣」之前。

開台祖士箱公晚年曾鐫刻三圖章，分別為：「志在祖宗」、「未了工夫」與「兒孫勉旃」，期勉後代子孫慎終追遠、飲水思源。1765年《鑑湖張氏家乘》、1985年《台灣鑑湖張氏族譜》，以及2011年《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串起兩岸鑑湖張氏宗親一脈相承。2012年9月筆者到訪位於泉州、由大陸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親題館名的「中國閩台緣博物館」，親見鑑湖張氏舊譜，懷想先祖開闢兩岸家鄉的篳路藍縷，以及兩岸親人緊密共享的血緣歷史，無限感動。

由於生產關係的改變，家族的功能不再是生產的核心。但是共同的祖先、歷史與記憶傳承，使得家族仍發揮聯絡彼此、互相扶持的重要職能，這也是我國獨有的社會關係。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綿延不絕，與大陸族親的密切往來，更是其中的典範。張士箱家族的發展史，印證了日據時期台灣作家鍾理和作品中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參考文獻】

〔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1993年，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清初閩南士族移民台灣之一個案研究（1702-1983）》，2001年，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台灣鑑湖張氏族譜》，1985年，台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

《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編審委員會，《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2011年，台北：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鑑湖台灣士箱公宗親會。

王連茂、葉恩典，《泉州、台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彙編》，1999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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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基，《台灣歷史研究》，2008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李志鴻、陳芹芳，《從「唐山祖」到「開台祖」：台灣移民與家族社會》，2002年，北京：九州出版社。

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2002年，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本文原載《祖國文摘》第18期，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內文見刊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史諾登這面鏡子

史諾登其人其事，是否稱得上英雄壯舉，或許見仁見智，但史諾登確實是一面鏡子（網路圖片）

7月4日，美國國慶，每年此刻世界各地總有人自發地、歡欣鼓舞地慶祝這個「世界民主發祥地」的生日。這一天，位於美國費城的「自由鐘」──象徵自由與公正──被敲響，為世人周知、位於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象徵自由照耀全世界──也重新開放參觀。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當然免不了奏響美國國歌──「你看星條旗將永遠高高飄揚，在這自由國家，勇士的家鄉……」。

自由鐘、自由女神、星條旗、美國國歌，這些意象形塑了美國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自由、民主、人權。美國的誕生，被人形容為「民主的奇跡」，美國的價值也被包裝成「普世價值」。伴隨著對外武力的擴張與經濟的宰制，「普世價值」被宣傳為能夠改變人心的仙丹良藥，流傳在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美國夢」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人民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追尋的美夢，早期是為了淘金，後來是為了獲取學位，冀望美國學歷能加持未來的人生一帆風順。當然，還有人千辛萬苦踏上北美大陸，是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為了人權，為了普世價值。無論是宣傳或是想像，美國等於美麗之國，也等於自由樂土，類似的金玉良言在世界各個角落被無數次地覆誦著，別忘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在台灣已經是超過半個世紀的不滅神話。

相較於美國的形象，中國大陸一向被視為另一個極端。許多人到大陸之前，必定先急切地找尋「翻牆」的方法，為了呼吸「牆外」網路世界的自由空氣，甚至大量倚靠來路不明、危險性高、由法輪功相關組織開發的翻牆軟件。一般人所極其珍視、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表象，就在今年6月美國中情局前雇員史諾登揭露「稜鏡計畫」之後，逐漸面臨崩解的挑戰。其實美國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控管網路、取得任何人的隱私資料，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而美國幾家大型網路公司，諸如Google、Facebook、Yahoo等配合美國政府監控用戶隱私也時有耳聞。但多數人對這些消息不為所動，深信代表民主與自由典範的美國不可能做這些勾當。直到親歷者史諾登在海外公開具體的證據之後，人們才開始體認到原來我們都生活在高牆之內──一堵翻不過去的牆。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史諾登揭開神祕的「稜鏡計畫」，也就是撕開糊成老虎的紙張。原形畢露的假老虎，豈可忍受原先的威嚴盡掃落地，隨即展開對史諾登的政治追殺。違法在先的美國政府，卻高調宣稱要嚴懲史諾登，並向各國施壓，要求引渡史諾登。美國媒體則對史諾登「溫情喊話」：「在聯邦監獄比生活在拉丁美洲更幸福」。911事件之後，美國以「反恐」為名，侵犯他國的主權與人民尊嚴，出台一系列對內外加強控管與干預的政策，早已引發全球正義之聲的反抗。台灣始終選擇扮演好紙老虎身旁的忠臣，史諾登事發之後，台灣政府也第一時間宣布，若史諾登選擇來台，將依法拒絕入境或驅逐出境。

就在今年美國國慶的前兩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搭乘專機從俄羅斯返國，飛行途中突遭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等國關閉領空，理由是史諾登可能藏在飛機上。後來專機被迫降落在奧地利，奧地利警方甚至登機檢查搜索，導致玻國總統在歐洲滯留13個小時。其後，玻國駐聯合國代表洛倫蒂明確表示：「我們確信，命令來自於白宮！」

莫拉萊斯總統在歐洲遭受的不平待遇，無疑是一場由美國幕後主使的綁架，不只是對玻國總統的羞辱，更是對國家主權的嚴重踐踏。甫於今年3月逝世的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曾經如此評論美國這個國家：「美國帝國的霸權主張置人類的生存於危險的境地，我們持續提醒你們注意這個危險，也呼籲美國與世界的人民制止這個像懸在我們頭上的劍一樣的威脅」；他振臂疾呼，要大家團結「奮起對抗帝國」。早先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即撰文聲援史諾登，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而玻國總統專機受阻被搜則是另一個奮起的契機，拉美國家紛紛起身譴責，高喊「人民將繼續為自己的自由而鬥爭」！

史諾登其人其事，是否稱得上英雄壯舉，或許見仁見智，但史諾登確實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映照出了美國這個「民主自由」最大的輸出國，如何一面宣稱崇尚民主、恪守法治、尊重人權，另一面又以傲慢睥睨的態度，不斷侵犯個人自由、踐踏人權、目無法紀，「普世價值」不過就是一塊遮羞布。美國夢，夢醒時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