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魚的旅行日記：12月25日，你在哪裡？

■邱士杰

最近的北京之旅，我住到了一個可以眺見「北京展覽館」的地方。更正確地說，我是在夜間才能看見的。當夜幕低垂，北京的燈光漸次暗去之後，我可以從遠處看見沿著建體輪廓而顯得明亮的這座建築；同時，當視線向上延伸，就能看到展覽館上一顆明亮的紅點。這是一顆紅星。

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在中蘇友好期間模仿俄國式建築（如克林姆林宮）而建成。著名的俄國餐館「莫斯科餐廳」就設在館內。後來，由於中蘇交惡，才改名北京展覽館。雖然改名，但建築上的紅星始終沒有改變，因為中國也是一個與蘇聯相同的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這顆紅星在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之後依舊不動，它卻見證了一個時代的劇烈變遷。80年代，展覽館從一個事業單位轉型成為了企業單位；當蘇聯在 1991年徹底解體，曾經是中蘇友好象徵的展覽館的那顆紅星卻依然存在。這座留存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蘇聯建築彷彿映射著20世紀國際社會主義實踐的兩種去 向：蘇東在1989年底的柏林圍牆倒塌之後迅速瓦解了，中國卻在事先經歷了同年初的學運震盪之後撐了下來，並加速展開了市場經濟「改革」。

就這樣，紅星乃至紅星之下的社會主義建築在形式保存的條件下發生了實質變化。姑且先不論北京展覽館走向商業化。以展覽館同區域的友誼賓館為例，最近 也擺出一顆紅星，但紅星下的卻是聖誕樹。在以社會主義為社會理想的國家裡，代表社會主義理想的紅星，奇妙地嫁接上基督教信仰的象徵物。即便是不信仰基督教 的人，即便現代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許多青年人也不加辨別地稱之為「聖誕節」，而不採取更為中性的稱呼：「耶誕節」。

即將臨近的12月25日其實恰恰是一個蘊含許多20世紀轉折的節日。首先，那是一個曾經以行憲紀念日包裝起來的日子，但還沒等到《中華民國憲法》實 施於全國，便已全國易幟。其次，曾經叱吒世界數十年、把整個地球刷紅一半的蘇維埃聯盟，正是在葉爾欽強力取締共產黨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的形勢 下，在這個基督的節日裡，彈指之間瓦解。

這天辭去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也許並非刻意擇日，但對歡騰慶祝「聖誕」節的今日「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卻該是個重大警惕。12月25日，許多人抱著歡慶的心情迎接它；但我們也可站在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遺下的荒原上，回望這一天，總結其教訓，團結、再前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2-20

蠹魚的旅行日記：山溝裡的薛西弗斯們

■邱士杰

由88風災下的六龜農民與大我文創工作隊共同籌辦的「城鄉牽手，走出88：大我雲端市集」，於上週六（11日）的中正紀念堂 國家劇院廣場舉行。88風災後，由許多知名編導與影像工作者組成的大我文創工作隊，深入原漢共生的災區高雄縣六龜鄉，用影像記錄下六龜農民艱苦重建的點滴 歷程。過去一年中，這些以高清畫質與專業剪接技術製作的短片一支又一支在網路上流傳。透過這些影像，六龜農民提醒著台灣人民不能忘記這些受災同胞；此次的 雲端市集活動，則更以產地直銷的方式，將六龜農民直接帶上台北，與更多關心六龜的朋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雖然近期出現不少批評「文化創意」 產業的輿論，此次的活動卻呼喚我們改變「文創」的定義。我們在此次活動中可以看到文創工作者如何與群眾相結合，以群眾的需要為需要，除將受災農民及其產業 介紹給更廣大的同胞，還組織起包含高中生、陸生在內的許多青年。如果文創僅僅是少數人斂錢生財的營生，我們自當批判；但若文化創意產業可以促成民眾間的溝 通與團結，形成台灣社會運動的有機組成，我們無疑更應支持。活動中朗誦的一句話誠為有理：「災區重建，不只是災民自己的事，還是非災區的所有民眾，共同的 責任！」

「有一則《薛西弗斯的神話》，當人類面對各種威脅各種挑戰，即使要推著石頭上山，即使再怎麼艱難、再怎麼辛苦，我們，都必須把它進 行到底！」廣場上，農民們艱難地推著一顆巨石而前進。這一作為雲端市集序幕的行動劇，源自於六龜的實際生活。六龜是一狹長溪谷，農民在礫石中爭地，每當天 災泥石流覆蓋農地，農民總得再次清除泥石、重建家園。因此這個行動劇形象地刻劃出六龜農民與環境相搏的實景，他們就像是不斷將巨石推上山巔的薛西弗斯，這 是一群在台灣的山溝裡努力奮鬥的、在你我身邊的薛西弗斯們。

某種意義上，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似乎總是渴求集體記憶。但同樣在台灣， 當一切事變開始變成新聞並僅僅作為新聞而遭到下一則新聞掩蓋時，這些事件卻可能在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消失。我們很難說去年造成重大災害的88風災究竟屬於 得到集體記憶或遺忘的事件。但可肯定，「被記憶」與「被遺忘」的兩難式並不屬於勤勞勇敢的六龜農民。因為這些在山溝裡與天地搏鬥的薛西弗斯們，正在超克薛 西弗斯的循環宿命，向著不一樣的未來前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台灣立報》2010-12-13

蠹魚的旅行日記：日記公開以後怎樣？

■邱士杰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出版在近日成為焦點。無論是蔣家內部的日記歸屬權問題、受此問題牽連的公開出版問題，乃至出版以後可能為學界帶來 的「歷史改寫」衝擊，都頗受關注。其中，關於日記可能造成的「歷史改寫」，似乎特別受到期待；但這種特別的「期待」本身，實乃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

雖然此次關於「歷史改寫」的期待包含著對於新史實的渴求，但還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替各種不同盤算下的「褒貶」找尋基礎。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每一代的 歷史研究者都可以依據自己可得的史料來逼近這個真實。但又由於每個歷史研究者都難免受到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因此一切的「逼近」也都會有限制，而且會體現 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歷史的褒貶問題，首先是在這個層次上產生的。

然而，褒貶又終究不是歷史學家（或其群體）內部所能自我完成的事情。歷史學家總是與民眾的歷史認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褒貶」一事尤其如此。

「褒貶」經常來自於歷史學家與普通民眾在知識與常識之間的互動。就此來說，一套日記之所以可以帶給許多人「歷史改寫」的期待，除了反映出蔣介石過去 長期屬於海峽兩岸共通的負面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海峽兩岸某些群體希望透過重評蔣介石來投射／影射某種價值。一方面，某些歷史學家想要藉由新的「知 識」而傳達某些意識形態給普通民眾（比方把蔣介石定調為228元凶的當代台灣）。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對新的「常識」有所渴求（比方 對國民黨與台灣充滿幻想的當代大陸）。

雖然日記、手稿、檔案等原始資料向來是歷史學界研究歷史的優良素材，但若一心想從私人材料之中找尋「歷史改寫」的論據，而重點卻擺在「功」「過」問 題之上，那末歷史仍不可能得到「改寫」，因為這只是將前一種歷史寫法的起承轉合抄襲一遍，然後換個反面答案而已。只有把蔣介石日記這種終究屬於私人的材料 安置於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分析蔣介石的個人意志與歷史大勢間的張力，分析蔣介石受到的歷史限制，才能真正增進我們的歷史認識──當然，相信絕大多數有能力 的歷史學家都已這麼做，而且還必將這麼做下去。

更重要的是，當政治家開始出來藉此宣傳蔣介石有多麼偉大的歷史「功績」時，我們更要提防種種以學術包裝的政治宣傳，因為，這種學術不過是「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0-12-06

是正義，還是歧視？

在藉由某位政論名嘴的三字經催情之後，陸委會下設「中華發展基金」提供大陸研究生補助的事件，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且將不滿的情緒全部投向大陸學生以及馬政府的「親/傾中」。

無關正義的政治操弄

事實上，今年七月，這個事件已經在大學生群聚BBS站台PTT，其中的熱門看板「八卦板」（Gossiping）爆發開來。並透過特定報紙與節目不斷渲染與扭曲，造成了多數台灣民眾都認為政府補助所有大陸學生每月三萬元。政府補助海外學生來台學習本是正常之事，但因為現在對象是「大陸學生」，批評者又將之與台灣有幾十萬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綁在一起，使得整件事情被上綱到「正義」的層次。其實，「正義」外衣底下，是赤裸裸的「逢中必反」。

我曾經針對這件事情，在八月號的《海峽評論》寫了〈譴責惡意的操弄、栽贓與抹黑〉，重點有五：（一）中華發展基金對大陸研究生的補助是開始於李登輝時期（1995年），迄至陳水扁時期，為何沒有人提出反對？（二）中華發展基金提供大陸研究生補助的同時，也提供台灣研究生到大陸研究的補助，兩項總額均各自為四百萬元，並沒有獨厚大陸研究生。（三）中華發展基金提供大陸藝術家、作家補助的同時，也提供台灣學者到大陸講學的補助，上限是每月六萬三千元。（四）中華發展基金給大陸研究生的補助，事實上是類似獎學金的性質，並非所有大陸來台研究生均有補助，必須事先提出申請，並獲得審核通過，每個人最多只補助兩個月。最重要的一點是，（五）在扁政府執政的2004年，教育部通過實行「台灣獎學金」方案，提供外國留學生每月三萬元的生活補助，而外籍學生在台灣各校還能領有各項的補助，甚至有些學校挪出專款為外籍生蓋宿舍。如果整個事件真的是為了「正義」，何以沒有人抗議「台灣獎學金」與外籍生補助，只抗議給大陸研究生的補助？

充滿歧視的社會氣氛

儘管《補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撰寫學位論文作業要點》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已經從「中華發展基金」的網站移除。但從七月事件爆發以來，再到名嘴以xxx加油添醋，相關的條例與規定，都還能在網路上查得，根本無需與陸委會再就「傳真號碼」一事爭得臉紅脖子粗。針對以上五點，爆料者與批評者都心知肚明，只是不願說明與澄清，這樣才能讓被點燃的台灣民族主義情緒燒得更旺。

我不認為這是單純的選舉操作，也不認為此「爭議」會隨著選舉結束而落幕。因為這涉及到台灣政治人物與台灣民眾長期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不管事件真相為何，只要有人煽風點火，這個情緒就一發不可收拾。

無論是陸生補助風波，或是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又或是承認大陸學歷等爭議，說穿了，無關正義。早先，一向關心台生與陸生權益的夏潮聯合會，發起了反對「陸生三法」歧視待遇連署行動（見夏潮網站）；上個月，更是針對教育部放寬大陸學歷政策，發表「廢除一切形式的歧視性待遇」的聲明（見上月《犇報》）。在這兩項「連署」與「聲明」中，點出台灣在看待陸生與台生相關事件背後的核心思維─—「歧視」。類似的歧視在號稱多元包容的台灣社會無所不在，歧視外籍移工與新移民─—因為他們看起來髒髒的；歧視大陸的民眾與學生─—因為他們看起來很沒有水準，根本不配拿台灣的補助。

諛強欺弱的精神鴉片

再深入地看，台灣對周遭地區人民的歧視，事實上是來自於台灣人深刻的焦慮。回顧日據以降的台灣歷史，台灣與大陸同時受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壓迫；光復以後，又受到無形的新殖民主義所宰制。台灣人的認同被割裂、分斷，沒辦法認清自己。而無形的新殖民主義宰制之下，台灣必須受到所謂先進國家的認可才能自我肯定，不斷拚命的追趕所謂的「先進」，當個先進國家所稱許的模範生。因此，「民主是我們的驕傲」、「民主是我們的光榮」類似的句子是台灣人朗朗上口的口號。

為了減少焦慮，除了不斷獲得「先進」的肯定之外，還要把周遭地區（大陸、東南亞等）視為落後、退步、不民主。透過否定鄰人，來肯定自己，突顯自己的現代、進步、民主。台灣人的焦慮，必須透過西方的肯定，以及否定中國，才能獲得撫慰與自滿。

這次的陸生補助事件，也應做如是觀。若是無法突破焦慮，繼續服用「別人肯定」與「否定他人」的精神鴉片，類似扭曲事實，以及名嘴將髒話誤以為是本土化，且竟然獲得部分民眾讚揚的事件，只會層出不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