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出版在近日成為焦點。無論是蔣家內部的日記歸屬權問題、受此問題牽連的公開出版問題，乃至出版以後可能為學界帶來 的「歷史改寫」衝擊，都頗受關注。其中，關於日記可能造成的「歷史改寫」，似乎特別受到期待；但這種特別的「期待」本身，實乃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
雖然此次關於「歷史改寫」的期待包含著對於新史實的渴求，但還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替各種不同盤算下的「褒貶」找尋基礎。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每一代的 歷史研究者都可以依據自己可得的史料來逼近這個真實。但又由於每個歷史研究者都難免受到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因此一切的「逼近」也都會有限制，而且會體現 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歷史的褒貶問題，首先是在這個層次上產生的。
然而，褒貶又終究不是歷史學家（或其群體）內部所能自我完成的事情。歷史學家總是與民眾的歷史認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褒貶」一事尤其如此。
「褒貶」經常來自於歷史學家與普通民眾在知識與常識之間的互動。就此來說，一套日記之所以可以帶給許多人「歷史改寫」的期待，除了反映出蔣介石過去 長期屬於海峽兩岸共通的負面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海峽兩岸某些群體希望透過重評蔣介石來投射／影射某種價值。一方面，某些歷史學家想要藉由新的「知 識」而傳達某些意識形態給普通民眾（比方把蔣介石定調為228元凶的當代台灣）。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對新的「常識」有所渴求（比方 對國民黨與台灣充滿幻想的當代大陸）。
雖然日記、手稿、檔案等原始資料向來是歷史學界研究歷史的優良素材，但若一心想從私人材料之中找尋「歷史改寫」的論據，而重點卻擺在「功」「過」問 題之上，那末歷史仍不可能得到「改寫」，因為這只是將前一種歷史寫法的起承轉合抄襲一遍，然後換個反面答案而已。只有把蔣介石日記這種終究屬於私人的材料 安置於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分析蔣介石的個人意志與歷史大勢間的張力，分析蔣介石受到的歷史限制，才能真正增進我們的歷史認識──當然，相信絕大多數有能力 的歷史學家都已這麼做，而且還必將這麼做下去。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0-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