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
發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嘯－核外洩」的三合一天災加人禍，直到現在都還是眾所矚目的問題。在這一連串似乎還沒走到盡頭而且未必真有 盡頭的災難中的日本人民，直到災難發生後的17日才爆發首次遊行，並因輻射值飆升而在近日爆發大規模抗議。日本人民不知抵抗的「國民性」，因為這場災難而 得到了各界的再「發現」與再「檢討」；然而這場災難中的大規模逃亡與「撤僑」，卻很少讓人覺得有甚麼不對。
的確，面對這種特大規模的三合一天災與人禍，各國政府當然得先關注自國在日本的僑民的安危，否則對自國人民無法交代。每一個在那個當下面臨災難的 人，能逃當然儘量逃。但如此擺在眼前的畫面，卻是一大群平日在發達國家日本掙錢打拚的外國人與日本人，因為一場災難而自顧保命，鳥獸散。日本人民逃自己 的，外國人也逃自己的。沒有人覺得不對。日本似乎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外國人值得在大災期間留下來與日本人民一同努力重建的家園。人情冷暖，怎會 如此？這只是一時的現象？日本人民為何還能如此接受？
人類之間的互助，並不是本質的種性。但災難總是呼喚著人們超越種種藩籬與界線，把彼此的互助的手聯繫在一起。從2008的四川汶川地震至2009的 台灣88風災，成千成萬在災區以外的人們，捐錢、獻血，甚至不顧個人安危而志願投身災難尚未平息或者得到控制的災區。而台灣對大陸的援助，乃至後來大陸對 台灣的援助，特別是兩岸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互助，都說明了許多藩籬與界線可以跨越。同時也說明了兩岸之間所獨有的、特別容易形成的「連帶感」。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這次的日本災難還包含了核災害，這種災難不是一瞬間的事。對於環境而言，可能是數十年乃至百年的殘留與破壞；對於人體而言，則 可能是一代乃至多代人的損害或畸形。面對這種宛若傳染病的災害，想逃的心理可以理解。只是，對於逃不走或不願逃的人們來說，在此試煉般的當下，或許才會發 現：國家與自己的距離原來這樣遠，而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感，原來如此經不起考驗。
（作者為台大史研博士生）
《台灣立報》201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