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出版之後，這本書已經迅速成為民族主義研究的「名著」。中文譯本在1999年出版之後，台灣研究所的民族主義課程以這本書為教材，高中的人文資優班也把這本書列為指定讀本。知識界從上到下在討論民族主義時，都將這本書奉為圭臬，也將Anderson視為民族主義的大師。
Anderson本人曾數次來台訪問，今年時報公司出版了新版《想像的共同體》，配合新書宣傳，Anderson在5月來台演講數場。尤其是5月10日在台大的演講，許多聽眾無法擠進講廳而引發抱怨，最後主辦單位以道歉並公布演講全文收場。
「想像共同體」的想像
Anderson因為自身在東南亞國家的親身體驗，以及他的語言天分與博學多聞，其使用文化詮釋、人類學、歷史學、社會科學等的比較研究，使他的理論在民族主義研究界成為主流。愛爾蘭裔的Anderson在英國求學時，曾出手相救被英國學生所欺負的印度學生，自己卻也慘遭英國學生的暴行。因為這個經驗，使Anderson不同於一般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民族主義的負面態度，而對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流露同情之感。《想像的共同體》中文譯者吳叡人因此稱Anderson是「入戲的觀眾」。
台灣的獨立論者或分離主義支持者，無論其主張民族建構或是國家建構，Anderson的理論一直是他們的根據。世界各地不同的政治主張者，以《想像的共同體》作為理論根據，Anderson本人相當明白，他說「《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再是我的書了。」Anderson或因此感到憤怒、不悅、不解，但他卻也明白地介入、干預了「台灣民族」的形成。Anderson在台灣幾次的演講，或在書中的說法（見新版中文譯本的附錄），事實上也在鼓吹兩岸的分斷，將中國民族主義形塑為對台灣的霸權與壓制。
打造新民族的誘惑
Anderson為什麼要參與並鼓勵「台灣民族」的想像？因為書中的案例都是過去，只有台灣分離主義者所打造的「台灣民族」正在成形。這種「身歷其境」對Anderson有無比的誘惑，Anderson想透過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來印證其理論的「普世性」。
Anderson也害怕台灣民族主義無法啟動，乾脆從入戲的觀眾搖身一變成為導演。2000年在台灣的演講，Anderson用了爭議性的例子來「證明」中國人（按：指大陸學生）已經不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其次，Anderson把台灣歸類為他理論中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他鼓勵台灣民眾不要擔心台灣民族主義會夭折，因為在他的經驗中，移民社會一旦啟動對母國的抗拒，將不可能走上回頭路。在某個意義上，Anderson「陪同」台灣人來抗拒中國民族主義。
西方人的東方主義
Anderson對自己的理論有無比的信心，認為他從美洲、歐洲的經驗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對亞洲國家民族主義形成的解釋一體適用。看來標榜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迷思的Anderson，還是不自覺地走上同樣的道路。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就能打破Anderson自認的理論適用性。歐陸的歷史是民族的不斷分殊（配合主權國家的興起而形成民族國家），但中國的歷史是民族的不斷融合。Anderson理論中民族對血統的想像也不能套用於中國，因為中國歷史強調文化與教化，血統的想像從來不是中國關心的對象。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割據與壓榨，但Anderson對此視而不見，只同情與鼓勵台灣民族主義，其背後當然存有目的與偏見。Anderson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對台灣的霸權宰制，因此主張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拒。但Anderson不見台灣對大陸的焦慮是內部政客的挑動，並非中國民族主義有實質的威脅。再者，Anderson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強調擴張的不正常發展（見今年5月演講）。但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1919年五四運動，再到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民族主義是中國人尋求內部團結的工具，絕非對外征服的武器。
「福爾摩沙」的醜陋
Anderson自己也坦言不熟悉台灣歷史，他卻把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反抗解釋為追求自我統治與民族運動。明白日據台灣史的人都知道，台灣人所追求的「自治」應是「自我治理」，而非「自我統治」。而日據時期的民族運動，套用葉榮鐘的話是「對祖國眷念的心情」（因此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應解讀為「台灣的民族運動史」，而非「台灣民族的運動史」）。光復之後林獻堂在黃帝陵前以民族主義來說明台灣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當然是中華民族主義，而不是台灣民族主義。
Anderson要台灣人打擊帝國，他影射的當然是中國大陸。但實際對台灣宰制的「帝國」是美國與日本，不是中國大陸。Anderson說「福爾摩沙」是美好的名字，但他不知道，葡萄牙人的這一聲感嘆，卻也是台灣捲入帝國主義爭霸的開始。
導演Anderson要把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與形成導成一齣「本土劇」，但我們不希望最後變成了「鬧劇」或「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