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佳音（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今年大學指考歷史科單選第六題引用日本文部省審查歷史教科書的意見，認為「『侵略』是含有負面道德暗示的字眼，用於下一代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來描寫自己國家的行動，是不妥的，應該改用『軍事前進』之類的文字」，然後問考生：「對於日本官方這種做法，我們應如何理解較為恰當？」該題正確答案是「(A)對於發動戰爭一事，日本政府並未能確切深入檢討與反省」。但是，7月4日電視新聞採訪某位女老師的意見則稱：此題有爭議，因日本會認為「(C)歷史教科書的文字，應該屬於事實敘述，避免道德評價」才對。另據同日《聯合報》報導，全教會亦批評此題「偏重民族主義意識」。這類批評，令人訝異。
首先，避開「道德評價」、純屬「事實敘述」的「客觀」歷史敘事是不可能的。美國歷史學家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曾說：所謂「客觀的歷史」（objective history），不過是「沒有目的或對象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an object）。歷史學是人文學科之一，基於人文關懷，本來就不能避免價值判斷，豈能僅因「有爭議」便放棄判斷是非？否則，若推而廣之，難道台灣社會上所有「有爭議」的議題都只能各是其是、黨同伐異，而最終淪為「以強權為公理」？我們要以此種價值相對主義（實為價值虛無主義）來教育學生嗎？
再者，國際法學界為了制止以武力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的惡行，向來重視「侵略」一詞的定義。聯合國大會更於1974年12月14日以3314（XXIX）號決議正式通過「侵略定義」，其中明確規定：「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第一條前段），而且「不得以任何性質的理由，…為侵略行為作辯護」、「侵略戰爭是破壞國際和平的罪行。侵略行為引以國際責任」（第五條第一、二項）。日本當年以「軍事前進」而侵犯中國（和其他周邊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當然構成國際法上的「侵略」。將日本惡行稱為「侵略」，正是適用國際法公認的定義之「客觀」結論。反之，日本迴避使用「侵略」一詞，才是不肯「客觀」面對國際法上之侵略定義，試圖規避侵略責任的無恥作為。因此，用「侵略」一詞形容二十世紀的中日戰爭，不論在史實上還是在國際法的定義上都是完全正確的。那麼，做為日本對外侵略的受害者，為什麼我們出題目測試我們自己的學生對於日本對外侵略史的認識，卻要考慮到日本人會提出異議？這是飽受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斯德哥爾摩情結」作祟嗎？這樣假裝客觀而不問是非的老師會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至於全教會，其全名是「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並不是「日本國全國教師會」，那麼大學指考從「中華民國」立場出發命題有什麼不對？偏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有何不對？難道全教會認為日本基於其「日本民族主義意識」而修改其教科書反而是對的？面對日本不斷掩飾、變造其侵略歷史，全教會不加撻伐，反而認為我們的大學指考命題不該觸及這些有關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什麼心態？我不相信全國所有教師都如此反對「偏重民族主義意識」，但這種人恐怕已經佔相當多數。而這些刻意規避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實際上往往是要偷渡另一種「民族主義意識」）的老師又會教出些什麼樣的學生？
近年來台灣許多政治人物公然以說謊硬拗為天下倡，學者、名嘴們更以「多元並存」包裝其「價值相對主義」，許多為人師者順流而下，也不再注重是非對錯的教育，假裝「客觀」、迴避大是大非議題。結果，整個社會幾乎所有公共議題都淪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憲法、法律徒供政客玩弄，歷史大案真相任人揉捏，政治弊案再大、再污穢也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不再有人介意真假、對錯、是非、善惡。
顧炎武認為：「易姓改號，謂之亡國」，而「仁義充塞，而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換言之，「亡天下」就是「道德淪喪、是非倒錯」，其害遠甚於「亡國」。我在我所任教的班級中談到「政治是公共事務，必須講求公是公非，因此政治系的教育就不能不講道德」，竟然有大一的學生當場公然回應：「我就是沒有道德」，事後還在其部落格中宣稱他「不知何謂真正的正義、什麼是真正的道德，每當有人在我面前高談這些時我都會感到噁心」。這樣的學生，就是現在的中小學教育（加上社會風氣污染）的產物。面對這樣的相對主義「信徒」，我做為老師，從內心深處感到沈痛和無力。
這次大學指考歷史試題的爭議，不僅是學術或教育問題，我們也應想一想顧炎武「亡天下」的警告。
（《統訊》2010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