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飛機，飛到天上去：中國大飛機的逐夢之路

C919飛機模型（1：100）。

到過上海好幾次，而2012年春節過後的那次上海行，對我這個民航迷來說格外難忘，因為行程特別安排參觀了上海大飛機製造廠。進入製造廠之前，會先經過一個寫有「讓中國的大飛機飛翔藍天」的石碑，中國人自主研製大飛機的壯志豪情，讓人激動不已。進入廠內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國商用飛機公司（簡稱「中國商飛」）主力機型──ARJ21與C919的實體展示機，機身後方懸掛了巨幅五星紅旗，象徵著中國大飛機的研製承擔了所有中國人民飛上雲霄的夢想。接著廠方人員帶領我們參觀展示機艙內部以及製造間，空間規劃相當舒適，技術與品質也達到一定的水準。由於廠內禁止拍攝，上海飛機製造廠所帶來的震撼，只能以記憶的形式保留在腦海之中。

那天在廠內還觀看了ARJ21與C919的介紹影片，廠方本來說要致贈參訪團員一人一架C919飛機模型，後來卻因為某些緣故沒有發送。由於這個陰錯陽差造成的遺憾，C919模型成為我這兩年多來不斷尋覓的「夢幻逸品」。在幾位熱心師友的協助下，今年年初我終於如願以償獲得了一架1:100的C919模型，成為收藏「機隊」的成員。

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台灣許多兒童讀物都喜歡以「萊特兄弟」做為故事主題，因此多數台灣人總是跟著萊特兄弟的步伐，把人類乘著「大鐵鳥」飛上青天的逐夢過程視為西方人的專利。事實上，中國人對於「飛天」的嚮往更是其來有自，例如耳熟能詳的嫦娥奔月神話、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飛天」藝術意象。早在春秋時代中國已經發明了「紙鳶」（風箏），後世又傳到歐洲；而在明朝，相傳中國人萬戶為了實現飛天夢卻犧牲了生命，1970年代國際天文聯合會把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山」，以紀念這位人類飛天第一人。1965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作品《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其中一段「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雖是描寫革命的艱辛，卻也道盡中國人飛天下海的科研求索，直到2012年中國人自主研發的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成功下潛超過7千米；同年「神舟9號」載人飛船飛向月球，成功與「天宮一號」實現交會對接。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說：「誰控制了宇宙，誰就控制了地球；誰控制了空間，誰就控制了戰爭的主動權。」美國與蘇聯在上個世紀展開太空爭霸，如今太空早已成為世界重要大國競逐的領域，而中國則公開宣示太空探索計劃承載著和平任務。

將眼光從太空拉回地球的民航領域。全世界的藍天幾乎被美國波音公司與法國空中巴士所壟斷，而這兩間公司的飛機訂單，往往又是美、法兩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外交、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談判的重要籌碼。因此，民航飛機不只是簡單的商業交易，同時也是生產國工業製造、科技能力的展現，更是國力的延伸。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理解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一場座談會上所追憶起的中國「大飛機」之夢：「實現大飛機自主研發製造需要很長的過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腳踏實地地做下去」，同時他也公開宣示：「我們有很大的裝備製造業，但也有短板，就是到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大飛機，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飛機

按中國大陸的分類，「大飛機」是指起飛總重超過100噸的運輸類飛機，在民航客機方面包括150座以上的幹線飛機與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大飛機」研製計劃並非近年首倡，1960年代周恩來總理搭乘向外國租賃的客機出訪歐洲，卻被外國媒體暗諷「中國是一隻沒有翅膀的鷹」。1970年8月，大陸政府下達文件研製大飛機，「運10」正式立項。按當時的規劃，「運10」起飛重量為110噸，載客量150-180人，最大航程大於8千公里，可從北京直飛歐洲與非洲。「運10」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完全自主設計的大飛機，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1980年成功首飛。1984年卻因為缺少3千萬人民幣的購油經費，「運10」被迫面臨停飛的命運。

1980年9月26日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架現代化噴氣式大客機「運10」首次試飛成功。

「運10」項目雖然無疾而終，但是中國人自主研發大飛機的腳步卻未曾停歇。2007年3月，大飛機研製項目再次啟動，大陸國務院批准大型飛機立項，同意組建大型客機股份公司，文件指出：「研製大型飛機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全國人民多年的願望。……自主研製大型飛機，發展有市場競爭力的航空產業，對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動科學技術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現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義。」

2008年大陸將內部相關的航空設計與製造機構整合為「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並設立子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COMAC）致力民航大飛機的研發。中國商飛所研發的主力機型是ARJ21與C919，前者屬於最大載客量90人的支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3,704公里；後者屬於最大載客量168人的幹線飛機，最高航程可達5,555公里。而兩種機型都屬於單走道的「窄體客機」。

中國大飛機的成功，有賴於大量的人才與科技創新。中國商飛在北京與上海設立研發中心、總裝製造中心、客戶服務中心等基地，並從海外大量引進人才，其中10餘人入選直接由中央部署的國家「千人計劃」。與此同時，為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中國商飛也確定了超臨界機翼設計、機頭與駕駛艙設計、艙門設計、電傳操縱與主動控制技術應用研究、模擬座艙及操作程序開發驗證、噴丸成型及自動鑽鉚和構型管理技術等百餘項關鍵技術攻關項目；並且推動航空節能減碳，例如C919就比目前運營中的同級客機降低12-15％的每座每公里燃油消耗量，汙染排放物減少50％。

ARJ21與C919獲世界矚目

ARJ21-700做為大陸首架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支線飛機，首架交付機2014年6月已經在上海試飛成功，同年底取得大陸國內適航證，至今獲得國內外訂單278架。ARJ21今年初已經在成都試飛，預計不久後就將交付成都航空，執行飛往北京、上海的航線。

翱翔藍天的ARJ21。

C919的研製項目於2008年5月正式啟動，2014年逐步完成頭部、機身部段、副翼等大部件下線交付，中國商飛特別選定9月19日上午9時19分在上海總裝製造中心進行結構總裝。今年2月，C919的後機身部段也通過適航檢查。C919的發動機目前採用CFM國際公司（美國通用動力與法國斯奈克瑪公司合作創立）的LEAP-1C發動機，而大飛機的「中國心」──國產發動機──研製工作也已經全面展開。至今年1月底，C919訂單總數已達450架；再經過氣密性、結構測試和內部設備安裝之後，有望在今年底進行首飛。

C919雖然尚未正式投入商業運營，但因其低耗油量與低成本等優勢，已經備受國際矚目，也被去年底台灣《世界民航》出版的《全球民航客機現役機種總覽》所收錄，書中盛讚C919是「第一款無甚爭議、完全由中國自行設計的民航噴射客機」。中國的人才與技術將為航空業做出貢獻，中國商飛與波音、空巴在藍天上形成ABC（Airbus、Boeing、COMAC）三強鼎立的態勢指日可待。

（本文原載《觀察》第19期，2015年3月號；刊出時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共尋歷史記憶是兩岸當務之急

兩岸歷史命運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光復70周年。這兩個70周年並非偶然，恰恰說明了在中國近代史的視野下，兩岸歷史命運的緊密相連：有抗戰勝利，才有台灣光復；有台灣光復，才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的擴張與殖民，兩岸都是重災區，任何一個人都脫離不了歷史帶給兩岸人民的考驗，因此大陸人民不只抵禦著日本人的砲火，同時更致力於台灣光復；而台灣人民不只反抗著日本殖民鐵蹄，同時更曲線救國、參與抗戰。按理說，兩岸人民對於這段歷史應該感同身受。

正值重要歷史紀念日之際，兩岸卻因為「張靈甫」而又掀起誰是抗日「正統」的爭議波瀾，讓人誤以為時間還停留在「漢賊不兩立」的年代。張靈甫到底是不是抗日名將，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相較於當年日本給中國帶來國破家亡的傷害，中國大地上一切的人事物都曾為保家衛國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兩岸之間的對抗，並非來自人民的仇恨，而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難題，也唯有歷史才能解開這道難題。一旦兩岸之間共同的歷史記憶被尋回，以歷史進行對話，那麼再大的誤解與對抗不過都是滄海一粟。

歷史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要面對現實。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值得大加紀念，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中國人民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一路上在荊棘中從匍伏前行到昂然闊步；另一方面則是當前日本右翼不願記取歷史教訓，再度蠢蠢欲動，挑釁生事。大陸將在今年舉行閱兵，盛大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要耀武揚威，而是要藉此向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喊話，呼籲他們正視歷史事實與正義。大陸即將舉行的大閱兵也非突發奇想，包括去年底舉行的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在內，一系列的舉措都能說明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反省歷史以安定內部、並維護區域穩定的決心。

與此對比，駐防台澎金馬的「國軍」是「中華民國國軍」的簡稱，這支軍隊經歷了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而如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卻淡化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台灣的國防部除了推出猛男美女桌曆之外，不是把大陸當成唯一假想敵，就是在跟大陸爭誰是抗戰的「正統」，發言人甚至親上火線高聲批評大陸「抗拒事實、反歷史」。抗戰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是某黨某軍的專利，台灣政府至今避談兩岸歷史連結，以畏首畏尾的態度面對重大歷史紀念日，在美日強權擴張與歷史大是大非之前選擇噤聲不語，在同民族的大陸面前卻又趾高氣揚。台灣官方如此「爭正統」的心態反而親痛仇快，與侵略者殖民者站上同道，淪為令人不齒的「皇協軍」。

伴隨著歷史淡化而來的結果，就是對歷史是非的顛倒，在台灣集中表現在不假思索、毫無批判地謳歌日本殖民統治，因此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與高漲只是表象，其本質則是脫離民族母體的高度「附庸性」。馬英九讚揚八田與一、柯文哲說「華人地區接受殖民愈久愈進步」，或是一位台大法律系的學生投書《旺報》指稱：「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灣的恩人」，其實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所言「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是同樣的脈絡，都是抽離歷史之後的價值判斷產物。藍綠獨與反共反華人士，在缺乏文化根基、失去歷史視野的情況下，只能接受西方價值體系「文明─落後」的二元劃分，「文明」讓他們感到幸福與優越，「落後」則讓他們感到自卑與輕蔑。「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並不符合跟隨西方腳步「現代化」的自我想像，當然被這個社會掃進歷史灰燼之中。

近日一位歷史學者在新書發表會上歸納出她的研究心得：「中國歷史的迷思是始終覺得自己被欺負，等富強時要欺負回來；台灣歷史則是始終悲情，覺得自己被不斷拋棄。」她的總結或許代表了台灣社會的主流認知，但卻是「反歷史」的，無助於兩岸人民和解。兩岸之間現在最需要的，其實是攜手挖掘出共有的歷史記憶，站在共同的文化與歷史基礎上化解歧見，消弭心中對立與衝突的種子。而今年適逢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正是絕佳的時機。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92期，2015年3月4日出刊）

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

《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右）、作曲者聶耳（左）。（網路圖片）

2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載〈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作者何明國先生提及：「這首歌雄壯而豪邁，而且節奏鮮明，很有氣吞山河的革命氣概，抗戰期間傳唱大江南北」，肯定了《義勇軍進行曲》對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鼓舞。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當時也傳唱到台灣，是一代台灣青年重要的歷史記憶。

日據之下的台灣青年體會到「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此前後約有5萬青年「曲線」內渡回大陸延安、重慶，參加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運動。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島內興起「學國語」熱潮，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當時台灣青年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對當時台灣青年來說，《義勇軍進行曲》不只簡單易學，更重要的是這首歌貼切反映了台灣人對於甫脫離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直接感受。

抗戰末期在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其公子蕭開平先生2009年曾撰〈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蹟〉，文章提及：「（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同時也體現在當時人民所自發的運動。根據作家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與訪談，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指出：「（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1940 年代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浪潮傳到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為抗議發生在日本的「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1947年1月，台灣學生組織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回憶，《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迴盪在隊伍之中。

兩岸之間現在需要更多的歷史連結，而非對立。《義勇軍進行曲》見證了兩岸之間共同抗日、追求進步價值的歷史記憶，也象徵了在近代中國歷史視野之下兩岸的分合。《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與禁斷，是刻意被湮沒的另一半台灣史；與台灣問題一樣，也是歷史與霸權外力介入之後的結果。日前兩岸對於抗戰史的認知又起波瀾，而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不只是大陸國歌，它所蘊藏兩岸歷史脈絡，恰可做為兩岸透過歷史進行對話的橋樑。

（本文原載《旺報》，2015年2月10日；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震盪療法不是解藥而是毒藥

馬式震盪療法靠勢美國，又頻拿中國大陸來開刀，是鴕鳥心態的不智之舉。（網路圖片）

馬政府在台灣的民調低迷與執政困境，很多人歸咎到國民黨的本質與馬英九的性格，相關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是眼光很容易迷失在島內的藍綠糾纏，反而忽略了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式民主在全球都遭遇了嚴重的治理失能危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去年3月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提問「民主怎麼了？」（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前英國首相布萊爾去年底也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論「民主死了嗎？」（Is Democracy Dead?）；連從上個世紀90年代標舉著「民主」與「市場」而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近年來開始逐漸修正原來的理論，比如他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改口強調強政府、法制和民主問責的重要性。

在面對民主失靈的困境時，每個國家與領導人都會衡量自身的條件做出回應。以美國為例，歐巴馬政府將國內矛盾轉移到伊斯蘭世界，其後又將重心轉移到東亞地區，而有「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去年底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慘敗，歐巴馬徹底跛腳，不久後宣布與古巴建交，顯有以外交破冰沖銷其內政崩盤的味道。台灣也有前車之鑑，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之初，宣稱走「新中間路線」，甚至找來國民黨籍唐飛組閣；但執政成績每況愈下，只得從中間走向危險邊緣，一邊一國、烽火外交、台灣入聯……一系列的「震盪療法」，不只震得兩岸關係幾近失控，也震得美國冷汗直冒。

當前面對柯文哲持著外科手術刀的「柯政猛如虎」，馬英九的「溫良恭儉讓」顯然踢到大大的鐵板。馬英九執政至今內政無所起色，完全覆蓋了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基於「一中原則」建立起兩岸政治互信，從而得以推動的外交休兵、活路外交等政策所帶來的成效。台灣社會在找不到矛盾出路之時，只能將兩岸關係視為出氣的沙包。曾經「英九中興」的國民黨，其實本質從未改變過，近八年來與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經濟交流，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而非開展進步的大局，更稱不上是「脫胎換骨」；因此，當內政步入困局，國民黨馬政府開出的猛藥，看來是要拿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開刀，雖不如阿扁般玩火，卻有可能趨於保守，逐步走回兩岸對立的老路。

馬式「震盪療法」的第一招，就是元旦在美國雙橡園升旗，駐美官員一字排開，暗示台美默契，「象徵兩國友好關係」，駐美代表沈呂巡說：「我們不但回來了，還以尊嚴、尊敬與榮譽的方式回來」，「馬英九總統深感欣慰」。事後美國雖出面「打臉」稱事先不知情，但外交強調事先協調的藝術，因此雙橡園升旗並非扁朝「迷航外交」再現，更有可能的是美國對兩岸腳踏兩條船「雙軌政策」的體現，一方面幫台北激怒大陸來安定台灣內部，另一方面又在事後否認以安撫北京。

第二招是大陸公布M503新航路，台灣民航局隨即高分貝抗議：「我方無法接受！」民航局稱大陸新航路有「飛安」風險，但潛台詞其實與民進黨蔡英文是一致的：「此事衝擊到台灣的國防安全與主權」。問題在於，台灣藍綠抓著「海峽中線」的議題不斷緊咬，但「海峽中線」是冷戰時期美國與蔣政權逕自宣稱的劃分，北京從未公開承認過。如今台灣仍緊抱這個早該被檢討、揚棄的概念，不過是在為美國介入兩岸事務開路，等著美國主持公道教訓北京，並給台灣溫暖的拍拍，無怪乎美國不久後即出面「關切」，要中國大陸與各方協商。

台灣執政者不惜以破壞兩岸信任基礎的「震盪療法」來挽救民意，帶領台灣重回習以為常的「台美同盟」社會集體想像；而新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面對大陸也是擺出「台灣未來應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強硬態度，了無新意當然不可能開拓新局。台灣朝野無論藍綠當家，就算願意與大陸交流，卻始終以舊思維緊抱美國大腿，一路貨色也；社會上一面對問題，就急著向美國白宮「請願」，對大陸嗆聲我們背後有美國撐腰。但歷史證明，「震盪療法」非但無法解決問題，更是自毀長城的毒藥。面對民主治理危機所造成的種種矛盾，靠勢美國，又頻拿中國大陸來開刀，當然是鴕鳥心態的不智之舉。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90期，2014年2月4日出刊）

兩岸關係「克難前行」的障礙

台灣大量的人力、金錢、科技等資源至今還用於與大陸的軍事對抗。圖為「雄三」飛彈。(網路圖片)

新年伊始，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發表文章，期盼2015年兩岸關係「保持勢頭，克難前行」。張志軍主任概括出的八字真言，說明大陸對台政策的大原則仍然維持「和平發展」不變，而大陸確實也體認到兩岸關係單純透過經貿交流的發展渠道，已經面臨了不得不加以攻克的瓶頸。當大陸對台和平發展大方向不變，那麼影響兩岸關係的變數就存在於島內，也就是說突破兩岸關係發展瓶頸的主動權掌握在台灣，端視台灣人民對未來出路的抉擇。

回顧2014年，從三月太陽花，到十月聲援香港佔中，再到年底否認「九二共識」且將中國視為外國的柯文哲與民進黨大勝，兩岸關係似乎遭遇了新的困境。事實上，2014年兩岸發生的種種波折，並非橫空出世，問題關鍵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台灣的社會性質──高度親美的「新殖民地」。此本質性的結構因素完全制約了台灣社會對於兩岸關係發展可能性的想像，台灣可以為了經濟利益跟大陸走得更近，但包括和平協議在內的其他政治接觸一律免談。因此兩岸之間唯經濟主義的交流模式，只會讓台灣把大陸推得愈來愈遠，兩岸關係也會從深水區走向死胡同。

台灣「新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從「國軍」身上就可以窺見一二。目前駐防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在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其性質就從維護國家統一轉變為槍口對內、剷除異己，為國民黨蔣介石所服務。1949年因內戰失利而敗逃到台灣的「國軍」，由於需要美國的扶植與援助，在性質上又轉變成美國遠東防線、對抗中國的軍事力量一環，與其說是保衛台海安全，不如說是捍衛美國國家利益。至今，這支「中華民國國軍」唯一的假想敵就是從未侵犯過台灣的大陸人民解放軍。

「國軍」所保衛的「國家疆界」，與「新殖民地」台灣社會的國家想像及身份認同是一致的。2013年因洪仲丘案而掀起的白衫軍浪潮，進一步將「國軍」往「想像的共同體」推得更為靠近，讓誕生於大陸、依《憲法》維護國家統一的「國軍」，與虛構想像出來的「台灣國族」融為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簡言之，新殖民地社會的本質，規制了台灣社會對於國家界線、意識形態立場、心理身份認同界限的範圍。

就算兩岸在軍事上早已不再大動干戈，但台灣社會對大陸的認知從「內在的匪」悄然轉變為「外在的敵人」，對立的壁壘難以撼動。主張兩岸和平發展的馬英九政府，主政期間中學的公民社會與國防教育（即以前的軍訓）等科目，仍然將大陸是敵人的舊思維灌輸給下一代，「一邊一國」的論述不勝枚舉。日前國防部稱「雄三」超音速反艦飛彈與「弓三」防空飛彈已經部署完成，並稱這些武器「是中國航空母艦的『殺手』」，「可在台灣海峽直接摧毀中國來犯的軍艦」，「對我防衛作戰有相當大的遏阻戰力」，顯見台灣大量的人力、金錢、科技等資源至今還用於與大陸的軍事對抗。

就在九合一選舉結束後沒多久，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式簽署第1683號《軍艦移轉法》，同意出售台灣4艘派里級巡防艦。台灣國防部隨即發表聲明，稱「對美國政府及國會表示誠摯感謝」，認為美國此舉「彰顯美行政部門與國會履行《台灣關係法》之具體行動，更表達對中華民國安全的堅定支持，充分展現華美關係堅實穩固、互信友好」；而一向與馬政府立場相左的《自由時報》，也在報導中高度讚揚美國「效率之高顯示美方對台灣安全與防衛能力的高度重視」。

問題在於，美方所出售的4艘派里級巡防艦，均已服役將近30年，必須進廠大修，但美方並不同意由台灣自行維修，要由美國的軍火商來「代勞」。美國的無理要求，充份體現了1979年所制定《台灣關係法》的兩面虛假性，一方面將台灣編入美國的軍事體系，圍堵中國，並且企圖使兩岸分裂永久化；另一方面又透過軍售破舊武器來訛詐台灣，台灣只能以「防衛」之名，被迫無止境地餵養美國龐大的軍工複合利益集團。

即將就任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對媒體強調，「（兩岸）和平互利情況下，紅利絕不能有少部分或特權情況存在」。不能忽略的是，壟斷兩岸和平紅利的不只是執政當局及其豢養的利益集團，還包括美國這隻巨大的吸血獸。兩岸關係若要「克難前行」，和平紅利要能公平分享給台灣人民，第一步就是要掙脫冷戰與內戰結構至今仍束縛在台灣身上的新殖民地桎梏。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88期，2015年元月7日出刊）

兩岸關係在曲折的道路中前進

甫落幕的台灣九合一大選，雖是地方層級的選舉，但對兩岸關係有一定的影響與啟示，可以視為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之後、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的一次檢驗。

路並非筆直的，而是曲折向前的，兩岸關係更是如此。兩岸壁壘對立超過半個世紀，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陳水扁執政，可說是對兩岸關係造成了爆炸性的破壞。但也因為有這八年的大破期，從而才開啟了2008年兩岸關係的新局，也就是目前所處的和平發展機遇期。

大陸對台學者經常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了「深水區」，一方面說明兩岸關係確實比過往更為鞏固也更為深化，另一方面則代表兩岸關係的階段性發展遭遇了瓶頸。當前兩岸關係的瓶頸，體現於去（2014）年三月太陽花運動，更體現於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滅頂式的慘敗。

造成兩岸關係瓶頸的原因，歸根究柢，還是在於台灣社會本質性的政經矛盾──政治上親美，經濟上傾中。台灣並未體認到此矛盾對社會發展根本性的傷害，而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更是在加深此矛盾，無論馬英九宣稱要「撥亂反正」或是「脫胎換骨」，但其兩岸政策始終停留在「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甚至是「只經不政」。

而馬英九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擴大了台獨與獨台的生存機會，模糊了兩者的界線，製造更多台灣可以自外於大陸的想像空間。最終的結果就是不斷加深政經矛盾的鴻溝，並且在政治上不斷遠離中國大陸，再加上全球化之下社會階級矛盾緊張關係的交相作用，國民黨狂打的「經濟牌」毫無效果，台灣選民對國民黨所主導的兩岸關係進行大規模的反撲。

可以預見的是，兩岸關係將進入停滯期，但中國大陸早已表態，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不會改變，因此主動權將回到台灣手上，端視台灣人民如何抉擇。如果2016年民進黨贏得大位，兩岸關係的停滯期有可能更長，但換個角度來說同時預示著這將是再下一波兩岸關係進步的前奏，畢竟黎明前總是黑暗的。

國民黨與馬英九的大敗，並不等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此戛然而止。兩岸關係或將停滯，但彼此的緊密關係已經難已逆轉。要想突破兩岸關係的瓶頸，關鍵在於台灣人民是否能自覺地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打破政黨與利益集團的壟斷，成為推動兩岸關係下一個新階段的新動力。當務之急就是台灣社會必須揚棄長年以來難以撼動的兩岸對立舊思維，化解內部存在的政經矛盾，才能將兩岸關係曲折的道路推向坦途。

（本文原載《觀察》第17期，2015年元月號）

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份子

為了保障美國在世界的權力壟斷地位，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到處替反對者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從而以包括武力攻擊、迫害人權、侵犯隱私、網路監控在內的等各種方式「反恐」，政治運作的邏輯以「反恐」為最高依歸。「反恐」為美國披上了美麗的正義道德外衣，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在內外無限擴權、甚至是濫權的遮羞布。

美國挾著超強武力，在世界各地製造各種「之春」、各式「顏色革命」，包括以色列轟炸加薩的武器也是美國在背後所支援的，其目的在於扶植親美政權，鎮壓異己，將與美國立場相左的勢力均斥為「恐怖份子」。200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上光榮的歐巴馬，在其任內以「反恐」為名，動用無人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葉門等地區進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民眾的死亡。

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輸出」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但加以細究，「普世價值」僅限於「輸出」，對內並不適用。近年來，美國內部對人權的迫害，同時伴隨著白人對黑人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壓迫，而美國卻還自居「世界警察」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指指點點。去（2014）年8月，美國18歲黑人青年布朗在弗格森街上被一名白人警察連擊數槍身亡，由於連續發生白人警察槍殺黑人事件，弗格森案隨即引發美國各地的民眾示威抗議，11月26日美國密蘇里州甚至派出2,200名國民警衛隊協助警方進行鎮壓，連美國媒體都認為弗格森案所引發的示威抗議可能演變為「美國之春」。《紐約時報》12月13日報導，當天有超過25,000位名眾在紐約曼哈頓街頭遊行，抗議警方濫用暴力，是近來紐約爆發的最大規模抗議示威。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12月19日公布一份《中央情報局（CIA）酷刑情況調查報告》，全文厚達6,200頁，光是摘要就有480頁。據《華盛頓郵報》披露的報告細節，「九．一一事件」後，時任總統小布希發動「反恐戰爭」，為獲取情報，中情局對被抓獲的恐怖和極端組織嫌疑人施加酷刑，包括禁止睡覺、囚禁在狹小空間和人身羞辱等，其中還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水刑」──用布矇住受刑人的臉並反覆澆水，令其難以呼吸，感覺即將窒息而死。小布希就此接受美國CNN訪問時，竟以「愛國」之名為美國的酷刑辯稱：「無論這份報告怎麼說，那些在中情局工作的人員都是愛國者，詆毀他們的貢獻是大錯特錯」。

另一方面，美國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受刑人人權也是臭名昭彰，為世人垢病。烏拉圭政府12月7日以人道理由接受來自關塔那摩灣監獄的6名釋囚，其中包括4名敘利亞人、1名突尼西亞人、1名巴勒斯坦人，他們當初都是被美國以涉嫌與基地組織有關連的罪名被捕。問題在於他們被關押的12年來從未經過審理與判決，無怪乎烏拉圭總統穆希卡稱這6名釋囚遭到美國政府「殘暴的綁架」。

曾在美國繫獄10年的張安樂先生，對於美國獄中的狀況有親身經歷：「我知道州監獄裡很多暴力，加州幾個監獄每天都戒嚴，有一次解嚴，解嚴第一天黑白見面就死人。」張安樂先生的回憶，也揭明了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黑人與政治意識形態迥異的政治犯：「不止黑人，只要是政治犯幾乎都受他（按：毛澤東）的影響，監獄裡還有馬克思小組等各種組織。黑豹黨就是靠毛澤東語錄成立的，據說之前白人警察經常在路上把黑人一槍打死。後來有兩個黑人讀了大學，發現加州公民有持槍的權利，但他們沒有錢買槍，就去中國城買了毛澤東語錄，然後過橋去賣，賺錢買槍成立了黑豹黨。看見白人警察進這個區他們就跟著警察走，警察開槍打他們的人他們就反擊。」「我認為他們是政治犯，但美國不承認，美國說他們販毒啊搶劫啊什麼的。美國人厲害，他會設計你，美國的精神都花在設計上。監獄裡的政治犯有的是被設計的，有的是和美國政府發生槍戰。」「那批政治犯絕對信仰毛澤東，這些政治犯變成黑人裡面的領袖，因為一般的人犯罪搶銀行什麼的是為了自己，他們是為了整個黑人群體的利益和美國政府作對，所以他們格外受尊敬，自然成為領袖。」（《澎湃新聞》，2014-07-22）

在冷戰與內戰「雙戰結構」之下，背後又有美國撐腰，戒嚴時期國民黨在台灣肆無忌憚地大行「白色恐怖」，大批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年被捕、遭到刑殺，其中絕大多數的案子都是未經審判，有的受難者甚至沒有拿到判決書。2000年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在白色恐怖歷史現場演說，他指出：「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陳映真所謂戰後冷戰世界集體的屠殺、摧毀與虐待，正是由美國所領導的西方陣營，以「反共」（國民黨在島內則是「反共─國安」體制）之名對於人民的共同迫害。

冷戰雖遠矣，但美國所制霸的世界秩序仍在箝制我們的意識形態，反共、國安至今仍為台灣人所朗朗上口，如今反恐也處處存於我們的生活細節。台灣的太陽花與香港佔中期間，都有好事者發起向美國白宮請願的活動，冀望美國伸出「正義的援手」。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布《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卻從來不曾注視過自己內部的人權狀況。

過去是反共，現在是反恐，美國總是在合理化自己對於內外的擴張與侵犯行為。如同巴西學者路易斯．阿爾貝托．莫尼斯．班代拉（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的名著《美帝國的形成》所指出的：「他們（按：美國人）不明白美帝國毀滅的衝擊始於自己家中，也將會在那裡終結」，事實上恐怖份子是美國自己「製造」出來的，甚至可以說美國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美國正在粉碎自己所塑造出來的正義與道德假象，直到完全崩壞為止。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289期，2015年元月號）